《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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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口述往事》，28万字，已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附序言

《李锐口述往事》序一

   
    朱正
   
    李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那时李锐是报社的社长，他来给我们学员讲过课。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及门弟子了。新干班结业，我到报社工作了。只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不会有很多和他接近的机会。不过他的风度和才气留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当年我叫他李社长，后来他和我都不在报社了，我就叫他老社长了。
   
    1950年他调离报社，先是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到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主管水力发电的建设。从此几乎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再见到他了。在这三十年里，他有十一年是被流放于北大荒和安徽大别山，八年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有二十二年是当右派分子，劳教五年，劳改三年，反正都是九死一生。并不是只他和我两个人遭到了灾祸，是我们这个民族遭到了灾祸。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是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时候。1979年，一次他路过长沙，和一些原来报社劫后余生的旧部见面，他给我们谈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对这些事的思考。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的一些话我仍旧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啊，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年，我们是被农民专政了。”谈到毛泽东，他说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的评语（前者说革命，后者说治国）。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去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就到了北京。闲空时间，我常常去看望老社长。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到了节假日，就常常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改善生活”。后来我借调的任务完成，回到长沙，以后有什么事到北京去，好几回都是借住在他家，交往也就深了。和他平常的交谈中，使我受益不少。我的一些肆无忌惮的谈吐，他也能听得下去。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他和我的看法是相同或者相近吧。
   
    我以编辑为业。老社长很看重这一点。他的大著《庐山会议实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他主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辑工作，也要我去参加过一回讨论，我问：要我去干什么？他说：你编辑的知识和经验有用。这样我就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了几天，看了一部分书稿，提了几点建议。
   
    反右派斗争是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题目。后来下决心把它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拿了一部分书稿向老社长请教。他看了。对于一些他以为不恰当的说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书稿写成之后，几年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最后是他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的。出书之后，民营的席殊书屋评当年好书，把这本书评为非文学类的十本好书之一。老社长去参加了他们宣布评定结果的会，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同老社长越接近，也就越了解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就越敬佩。一年他寿诞，我跟几个朋友给他送了一副寿联，我们是这样写的：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这就是我对老社长的看法。我以为这副寿联是只能送给他的。够得上古人提出的这两项标准的人，是并没有很多的。
   
    像他这样一位人物，生平经历如此丰富，起伏如此之大，波澜如此之多，又曾经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可说是传记文学极好的典型。他这几十年的遭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这一段，而他的立身行事又足为后世楷模。这是能够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记的。最早是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女士写了一本，香港版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内地版的书名是《李锐其人》，她在写作过程中跑了许多地方，找了好些人，调查访问，收集材料，我也是她询问过的一人。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得到一些好评。
   
    也有好几位朋友知道我和老社长有多年的接近，相知较深，希望我为老社长写一部传记。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想法。我想，这就和我写作鲁迅的传记、浦熙修的传记不同，不是仅仅凭借文献资料，而是对传主有直接的了解，自然也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只是手边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打发不完，这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也就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丁东先生和南央师妹合作费时数年的《李锐口述往事》完成了，我很觉得高兴。这真是一本极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它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当年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我以为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传主在自述往事的时候，常常谈到他的思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怎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思考。这些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下面摘录两段做例。传主在谈到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话：
   
    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呢？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的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第293页）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老社长说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第340页）
   
    就从这两个小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的精彩了。太史公说：他的《史记》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书，我看这一本《李锐口述往事》，不仅仅是在述往事，也是在思来者。他在请比他年轻的读者和他一同来思考这许多问题。南央师妹嘱我作序，就给了我通读全稿的机会。我读了。当然乐于写此短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我相信别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感谢她和丁东先生所做的这一件工作。
   
《李锐口述往事》序二

   
    丁东
   
    这本书的动议始于二00二年。年初某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做李锐先生的口述历史。她知道，我在此前和李普先生合编过李锐米寿文集《大哉李锐》，为李锐先生其他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某些推动作用，同时，我正参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
   
    从口述史学的角度讲，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是廿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历史转折期高层博弈的亲历者。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重要政治家，都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选择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将为中国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李老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大约有十次左右。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
   
    后来，崔卫平可能是工作较忙，也可能是觉得李老口述的进程比她预想要漫长得多，于是和王绥琛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二00二年夏天，李老夫妇到位于北京怀柔的宽沟招待所避暑，我和他一同前往，每天谈半天，谈了半个多月，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段时间录制的。
   
    同时，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来，我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丛刊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一是因为李锐先生太忙，登门访问的客人川流不息。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没有时间修改了。二是因为关于延安整风的内容敏感，出版社也觉得公开发表有困难。于是，陆续发表的计划搁置下来。
   
    口述采访进行到李老一九八二年调中组部选拔第三梯队就戛然而止。当时有一家出版机构想出版李老的日记，希望他先为日记定稿。我就不便让李老分神继续口述。所以，李老的晚年生活就没有继续采访。好在别的朋友有采访计划，约我一起参加，请他专题回顾了和一些政坛要人的交往。
   
    直到二00九年，由于李锐长女李南央的努力，这项口述历史工程才重新启动。当时李南央已经完成李锐数本日记的整理出版，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二00二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只有少数段落由于中断时间太久，找不到了。我向李南央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近便得多。但我也同时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老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我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老生于一九一七年，这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来访不断。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又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香港《争鸣》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有力的推动，终于让李老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知李南央整理文稿要付出多少心血。依我的经验，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更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
   
    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李老终于在头脑清楚、思维活跃的时候，使这项文化工程得以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和他从容地探讨切磋，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书本上难以得到的。
   
    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他的父辈是中国追求民主宪政的先驱，他在晚年又成为中国执政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代表性人物。我想，浓缩了他心路历程的这本《李锐口述往事》，会得到读者的喜爱。执着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人，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国内外朋友，也会得到珍贵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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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犹若一只大雁，从母亲卵育的蛋里破壳而出，先是缩缩在巢里从父母的喙中衔叼食物，然后用嫩嫩的小爪晃晃地开始行走；再然后怯怯地展动着尚不丰满的羽翼跟在父母的后面摇上天空，跟着、呼扇着，翅膀便硬了；飞呀、飞呀，从冬到夏、北南迁徙，不知不觉中有些飞不动了，找个地方歇息下来，有那么个早晨没能醒来，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的一生与大雁又有些不同：人有思想、有欲望、有想活得比上一辈更好些的憧憬，总是不断地努力着，追寻着高一些的物质的、精神的境界。更有一些人存着一种自觉的意识，将他们的研究和实验浓缩为科学理论，将他们的生活和经历提炼成人文理念，用文字记述下来，传给后人。因之，人类虽然如大雁般生生息息，却并不循环往返，老是从破壳而出的那同一个“零点”开始，人的生命的起点是前辈们为他们奠起的那个高度。同时，人死去后，也不似一只和一群群再也醒不过来、融入泥土的大雁。逝去的人和他们生存其间的历史、时空、事物有着绵延不断的生命。

自然科学知识的演进也许更依赖於如牛顿、爱因斯坦、比尔？盖茨，乔？布斯那样的奇才、天才；而社会人文知识的传承却是每一个人、哪怕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人都可以跻身的领域。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会与别人雷同，没有一段历史是以前的重复，这大概就是古人告语我们“……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的道理吧。如滴水成流，流珠成溪，溪汇江河，江河入海，浩浩渺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难得没有功利之心的。

我当过十一年的工人，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充其量只能算个半拉。活到现在，只“成就”了个机械工程师。有位在安徽的先生，多次让我讲讲我的故事，说要写我是怎么“自学成材”的，怎么从一个工人成了一名工程师。我告诉他：“没什么好写的，我不过端了个饭碗，和别的工程师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真心话。但是我的人生也确有些不平常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父亲是李锐、母亲是范元甄，他们或者年青时有过名，或者直到现在都还算是有些名的人。出自这样的家庭，当了廿年的“狗崽子”，经历自然就有些特殊。再有呢，就是在不惑之年──四十岁时走出国门，经过欧洲到美国落脚，也就是在中国活过了颇有些色彩的时日后，才到了另外一种文化和制度中求生存，这就有了可拉开横向距离思考的客观条件和更多元一些的阅历.

文人者，“破万卷书，行万里路”。谢泳先生说，读书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文学基础只有初中水平，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可读，缺了基本的训练，只能以“行万里路”，代“破万卷书”。四十岁后，踏足了外蒙古、罗马尼亚、前苏联、俄罗斯、瑞士、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印度、日本……，从瑞士、德国一路迁到美国的德克萨斯州，而后在加利佛尼亚州定居，开始拉拉杂杂地写了些文章。现在回头来读这些出自不同年份的文章，看出了自己思想的变化，自以为想得似乎越宽了些、越深了些，於是生出了想把自己的想法留给这个世界的奢望，便将这些年来所写的文章汇总成这个集子。

这本书被国内的几家出版社先后要去，转悠了六年之久，几乎被删得体无完肤，仍不获那个从不公开露面的机构的通过，最后只好还是落脚在一国两制的香港。我知道读者群还是在大陆，当然期盼着这本书能流入大陆，那里的读者读的时候起一些共鸣、一些思考，然后将它存放於书架。这样读者的后人或许会在以后的某一天不经意中发现了它，拿下来翻翻，瞭解到共产党内有过李锐这么个人，知道些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那么我这机械工程师的一生，除了端过个“饭碗”之外，似乎还多做了点什么.

http://www.chinesepen.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