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素宏、张薇：画“文革”众生毛泽东、江青等，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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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文革”众生毛泽东、江青等，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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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素宏 张薇 编辑|张薇


画家徐唯辛的工作室里，大色块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黑、白、灰，这让他身上那件原本不怎么跳脱的绿咖相间格子衬衫，成了最扎眼的颜色。

黑白灰是他画作的全部用色，且被大面积使用。当他站在那张靠墙戳着的高2.5米、宽2米的中国当代史上一位著名人物的画像前时，他1.76米的个头都变得不起眼了。

画像上是“四人帮”之一姚文元，嘴角低垂，眼神有点呆板。依据的是1981年姚文元受审时照片。它是徐唯辛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以下简称“众生相”）系列作品之一，创作方法是，收集“文革”期间的照片，油画绘出当事人的放大肖像。

徐唯辛对这幅姚文元画像不太满意，因为采用的照片并非摄于“文革”期间。 2009年，他的朋友找到了姚文元在1973年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照片，“年轻了许多，看起来儒雅憨厚”。于是，他画了第二遍。

江青甚至画了三遍。第一遍用的是1977年受审照片,第二遍用的是江青摘苹果时的照片。徐唯辛一直惦记着“最像江青”的那张，在潘家园他淘到一张“文革”时江青穿军装、戴军帽的照片，“这才是江青的样子，她还是漂亮的”。摊主开价一万，徐唯辛软磨硬泡，最后付了200块翻拍。

重画的还有毛泽东、林彪、张志新等，理由都是，要呈现人物在“文革”10年间的真实风貌，不偏不倚。林豆豆看过林彪的肖像后说“很像他的父亲”。不偏不倚是为了避免简单的控诉和褒贬。画像底端还用白色写着几行人物生平，“观众在这些熟悉和陌生的肖像之间走动，在读肖像的简历文本的时候，脑子可能会思考问题”，徐唯辛说。

这个系列他已画了10年，110张，“不赶展览也没出版计划，就淡定慢慢画，当修行了。”2013年，他画了邓拓、毛远新等4张。接受《人物》记者采访前一天晚上，他刚抄完“文革”时任清华大学书记的刘冰的简历。

某种程度上，他得感谢2000年42岁的自己的焦头烂额。那年徐唯辛从广州到了北京，不惑之年仍“不知道画什么”，只是认为“当代艺术要关心现实问题”。他画天安门、长安街的鸟瞰图，有作品获奖，但“在表达技巧和艺术形式上都不行”，他觉得自己没希望了，进“798”看同行作品时都臊眉耷眼的。

模模糊糊跑去画矿工。2004年采风时，“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的灵感”降临了。当时徐唯辛正在山西高阳煤矿和矿工喝酒，喝得迷迷糊糊、漫天瞎聊，突然脑子里一个画面浮现，无数“文革”人物，大大的黑白的，特别清晰。跟他同去的朋友陈勉说当时徐唯辛“脸上有异样的表情”。第二天他回了北京，同时开画华国锋、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这平息了他那种势必要找到最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创作方式的焦虑。他想通过绘画，“把人物编排在一起，在现今一同出现，这种集体性的记忆是照片无法实现的”。

他喜欢早起作画，用的最大号画刷有一尺宽。别人买颜料论盒，他一次就买十几箱，一幅5平方米的画要耗去最大管的白色颜料10到15支，黑色的5到6支。画框因为太大，要找专门的师傅定制。他不仅画名人，还设博客征集普通人“文革”期间的照片，邀请“文革”亲历者或其后人到访工作室抄写简历。这个系列远远超出了绘画的范畴。

2007年，民营美术馆今日美术馆馆长到访徐唯辛的工作室，一进门，看到这些画，笃定说“可以展”。63幅肖像一起呈现，雇佣了十几位工人，用了两辆加长大型厢式货车。一切准备就绪，展览前一天，他收到了短信“可能撤展”，紧张得一夜没睡着。

开幕展上，邀请的嘉宾只稀稀落落来了几位。出乎意料的是，第一天观众至少有2000。来的人里有坐着轮椅的聂远梓（“文革”时北京大学造反派领袖），也有遇罗克、张志新的家属，看到“文革”中的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后人同时出现，徐唯辛放弃了传统的开幕讲话，干脆给人们介绍来者都是谁。

展览一共持续了大概20天。这是“众生相”唯一一次大型民间展出。退休教师徐小棣，陪着她的邻居、“众生相”原型之一王晶垚也去了。王晶垚的妻子叫卞仲耘，是“文革”中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肖像按姓氏拼音排序，卞仲耘和王晶垚的合影摆在画展开篇最醒目位置。徐小棣觉得这样的摆放方式“平等”。她还看到，遇罗克和张志新肖像下摆着朴素的小花。

事后，徐唯辛才知道，肖像下的花是周家人献的。2006年，徐唯辛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写信的人叫周晶晶，她的大伯周西蒙在“文革”中因议论领袖婚姻问题被抓。28岁的周西蒙选择了卧轨自杀，留下一岁半的女儿和“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家人不敢去收尸。徐唯辛画好周西蒙后，周家兄弟带上画像到昌平铁路边上供奉，告慰哥哥的灵魂有了安顿之处。

画“文革”众生，对徐唯辛来说何尝不是一种疗愈。他的1966年是这样过的，“小学三年级，创作和在教室张贴侮辱班主任刘斌老师的漫画”。1976年，“在农场和乌鲁木齐市街头绘巨幅宣传画《你办事我放心》”。

种种亲历，让他看重对普通人的呈现，“虽然责任常被推卸到少数人身上，但普通人却是这个运动的主体”。这种意识让他的作品区别于中国当代艺术“文革”题材的其他表现形式。1980年代的纪实作品，模仿苏联风格直白无创新；1990年代的“政治波普”有美化“文革”的嫌疑；2000年后，有艺术家给裸体女人戴上红卫兵袖章，“文革”又被当作符号来消费。这些他都瞧不上。

开始画“众生相”时，徐唯辛的画卖得正好，“非典”后一幅《圣地拉萨》拍到了五十几万。而“众生相”这么大，又是黑白色调，公家不会收，更鲜有私人将它们摆在家里。

不过，最近一家私人博物馆向他表达了收藏意向，“好歹我的画有地方放了”。

▎本文首发于4月号《人物》杂志“职人”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