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文化大革命把男孩首次性生活年龄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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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示：八十年代初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朝气，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国人们，迫不及待地敞开心扉去迎接扑面而来的新事物、新思潮。然而八十年代初，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年代，本期节目讲述流行歌手张行和迟志强在这个年代中遭遇的故事。

凤凰卫视4月20日凤凰大视野节目：《苦恋》，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1980年代初，在中国的大城市，人们忽然听到了一种从未听过、来自港台的歌曲，而马路边、公园里，也偶尔能看到时髦小青年弹吉他唱歌，或围着双卡录音机野餐的景象。上海群艺无线电厂的青年工人张行，就是这时髦人群中的一员。

张行：在路边，或者在里弄街也不太宽，就坐在那一圈人围着，自己在那唱着。很多人都围着在那看。不管你唱的好坏，他有热闹就看，那时候人的心态，只要有热闹就看，一看热闹今天一天过得很幸福。粉丝啊，歌迷那都是现代的，那时候没有。

解说：虽然路边歌手张行没有粉丝，但对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迟志强来说，却渐渐感受到了被影迷们崇拜、追捧的火辣热度。

迟志强:长春电影制片厂诺大一个单位是不是。都要到收发室取信件，演员剧团的信最多，演员剧团我的信最多，每天去拿信以后，我的信都很多，全是观众来信。

包括一些女孩给你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哪能回呢，是不是，不可能回，她不会大胆地说我真的爱你呀，能给我回一个字都是我最大的心愿，那个时候就朴实就是这样。

陈晓楠：正像《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中所唱到的，1980年代初，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是阳光灿烂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朝气，新事物新思潮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人们，迫不及待地敞开心扉去迎接它们；然而，八十年代初又是一个矛盾的年代，在极左思维中浸淫了几十年的中国人，猛然面对这股强劲的西风，很多人依然本能地竖起衣领。而那些为改革开放欢欣鼓舞的人们，在忽然而至的人性的自由选择面前，也多少显得有些慌不择路、跌跌撞撞。

潘绥铭：文化大革命把男孩子首次性生活的年龄推迟了

解说：改革开放后，正处于恋爱和结婚年纪的年轻人，正是出生于五十年代，在文革中度过青春期的一代人，他们的身上，还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潘绥铭：文化大革命不但把男孩子首次性生活的年龄推迟了，从解放初大约是18岁左右，到了文革变成24岁。把男孩子第一次手淫的年龄都给推迟了。刚解放的时候大约16岁，然后上升到文化大革命平均19.5岁男孩子啊，才开始手淫，所以性不是生物的，是社会的，是文化的。大多数人被这文化笼罩住了。被这文化塑造成那样了。

迟志强：我小的时候男女孩不讲话，一进入中学或者是小学6年级以后，就有三八线了。那个时代也会产生这样情感的流露，这种流露呢它是只是多看她两眼，偷看两眼，胆大一点的，写个小纸条，哆哆嗦嗦的得想好几天。

解说：文革末期，生就一副阳光帅气面孔的迟志强，被选入长春电影制片厂。

迟志强：就是排《希望》的时候，我们那个女演员对我是太关心了，我脱下来衣服放那儿以后就是我找不到了。等我一看，那不是我的衣服嘛，咔嗤咔嗤咔嗤，累得满头大汗在那儿洗呢，

参加《艳阳天》的拍摄，拍摄开始大概半个多月，换了两个演员，就因为他们两个人有点恋情，仅仅一点点的恋情被发现了，双双被开除，开除了。

啊，怎么思想能这么肮脏，不要脸，是不是。这资产阶级思想已经侵蚀到你的灵魂里边去了，你的立场站到哪儿去了。当时觉得对啊，可不能犯错误。吓得我以后都不敢接触。那时候谈恋爱要经过党支部的批准，跟党支部汇报，正儿八经地，但是公共场所牵手、拥抱、甚至接吻，这个你连想都甭想。我说这是76年的事情，1976年。

文革后期开始 中国产生了“地下诗歌”

解说：就在迟志强斩断他懵懂的初恋情丝的时候，那时的很多中国青年手中，却在偷偷传递着几本写在纸上的小说。从文革后期开始，中国就产生了"地下诗歌"，以及最早作为性启蒙的文学形式--手抄本。

潘绥铭：就是笔记本纸，一开始听说了，看谁有，谁有了以后借来赶紧抄，飞快的抄，两天三天把它给抄完了。然后再传给别人，别人再抄。抄几十遍以后就基本看不懂了，错别字连篇，最后名字也没了。我拿到这么一摞。哪个《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根本分不清了。

解说：文革结束，大批知青返城，他们留在城里的弟妹们，此时也都已长大成人，原本冷清的城市街道和公园，渐渐被年轻人占据。上海青工张行，这时也跟一个中学同学谈起了恋爱。

张行：那时候无非南京路走到外滩，外滩趴着，看看黄埔江的船。有一搭无一搭说好几个小时都不觉得累。然后再走回来，那个时候属于叫趟马路。

上海的住房就可能一家祖孙三代在十几平方米的一个房间里面。然后用帘子隔，所有人恋爱的场所就是户外，小树林底下，两个人搂在一起，就算是超标准了已经。

那时候带红袖箍的，躲在小树林谈恋爱，趴在那偷听，偷听只要在里面动手动脚了，马上拿手电筒照着他。啪，终于逮住了流氓阿飞。

1978年改革开放 人们开始接触到被批为堕落象征的文艺作品

解说：1978年，封闭多年的中国，终于对世界开放，人们首先接触到的，就是来自于港台和西方的、过去被批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象征的文艺作品。而中国本土文艺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小街》《小花》《庐山恋》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电影问世，习惯了八部样板戏的国人，又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潘：尤其女追男跑那个让我们笑死了，那个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看了笑得腰都疼。

太西方化了，太浪漫了，你一辈子也没见过，到现在我也没见过。不在于那个动作假，是那阵儿人还没有那种情怀，所以现在电影史老说《庐山恋》，它确实起到启蒙作用了，中国人一看，还可以这样啊。

解说：此时，青年演员迟志强也渐渐走红了起来，尤其是1979年他主演的电影《小字辈》，让他一下子拥有了大批影迷。八十年代初，迟志强到南京出演电影《月到中秋》，由于要到机场迎接二十几位演员朋友，热情的迟志强想到了借车，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某军区司令的女儿。

迟志强：所以我借了这么若干个车来送我朋友，你想我面子多大。另外我还得感激一下人家，感谢人家呢，人家不用你感谢，说迟志强还要感谢你呢，没有你我们能见到这么多明星吗？而且还跟他们留了影，哎呀，我高兴死了，大姐请你，比我大，大姐请你。

解说：结识了这位"大姐"，迟志强有些莫名的兴奋，不仅是因为这位大姐神通广大，更因为，她把迟志强带进了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无比新奇而又刺激的社交圈子。

迟志强：比如说这么一个房间环境，那就不能让外边人看见了，必须把窗帘拉上，是不是。一台卡式录音机，双卡的就更高级了，不大，三洋啊，什么索尼的那种这么大，把桌子什么推一推，摆一圈椅子大家坐那儿。

没有饮料，就是高级一点的就是茶水，因为太新鲜了，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呀，就是反复地这么跳，因为是一男一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不是吗？实话实说是这样。

男女的这种距离很近，不像这种交际舞，这个手举得这么高，这个手在这儿，蹦恰恰蹦恰恰，那么跳，她这个舞蹈就是搂得紧了一点。年轻人都愿意玩啊，是不是，而且也新鲜呢，是不是。从来有生以来我第一次。那时候也都坐那块，唯一就我一个演员，都是一些朋友或者是一些干部子弟。

80年代初 年轻的迟志强沉迷于贴面舞会的兴奋中

解说：从1979年到1983年，中国大城市里，一些社会地位处于高层的青年男女，渐渐流行起一种社交方式，坊间的习惯说法为"贴面舞会"或者是"黑灯舞会"，迟志强在南京接触到的，正是这种让他心惊肉跳、却又欲罢不能的"全新事物"。

一旦接触了，随着紧张，慢慢地大家都在跳，谁也不看谁，就蒙头跳自己的，这样慢慢地呢也就熟悉了，熟悉了呢也就不哆嗦了，不哆嗦了就开始就交流，个别的呢语言跟你更亲密一点，甚至说约我到她们家去吃饭，那更深一步将来熟悉了之后，可能有了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那时候我也是血气方刚，没有结婚。控制不住自己，真的控制不住自己，那种对异性的追求、向往、那种新鲜，那种感情，不由自主地迸发。我说得这个脸皮有点厚，那实事求是就是这样。

解说：年轻的迟志强，很快沉迷于这种贴面舞会带来的兴奋中，他以为自己只是偷尝了禁果，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这禁果前面，竟然是万丈深渊。

80年代初对美女最好的打击就是称她为第三者

解说：1981年，曾莉莉虽然还只有21岁，但已经是重庆某专科学校的年轻教师了，容貌姣好的她虽然有众多的追求者，但曾莉莉都不为所动。

曾莉莉：那时候他们给我取的是冷面校花。因为我整天一副思考状，还学哲学还写诗。内心很丰富，而且很充实，而且也自视很高。

我那个时候还迷恋马克思主义哲学，很有意思。然后这个老师也是教哲学的，有人业余学习哲学，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然后他跟我来讨论哲学，我又在学习，那肯定了，讨论了很起劲了。这种讨论都是在办公室进行的。他的夫人呢，也是在我们学校工作，在食堂工作。这个老师要比我大十几岁，而且他还有孩子。

解说：由于有着共同的爱好，再加之这位哲学系的老师也姓曾，曾莉莉对他有着一份很亲切的感觉，然而两个人这种热烈的学术讨论进行了几个星期后，就出现了令曾莉莉想不到的一幕。

曾莉莉：她说我有点事情要跟你谈，我说好啊谈吧。我就奇怪她为什么这么正式，她开门见山就跟我讲，她说她跟丈夫关系恶化，最近关系恶化。她说你跟他有没有什么？我说没有。她就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不然你去问他嘛，没有。我对他没有丝毫念头，我也看不出来他对我有其他的念头。

下班根本就跟他们没有丝毫接触，都是在上班时候接触他来找我。结果就那一下，她就找过我一次，我眼前的世界全黑了。

解说：在曾姓男老师的妻子的质问过后不久，曾莉莉就发现，周围人们看自己的目光，变得有些怪异。

曾莉莉：我没有去求证，我连求证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自己自视很高，洁白无暇那个感觉被彻底的玷污了，

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如果说一个人作风不好，这意味着这个人简直是，文革中间最恨的是阶级敌人，文革过了以后，最恨就是作风不好的人。一瞬间我就到了那个状态去了。

解说：曾莉莉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被打成右派的经历，给她的童年留下惨痛的记忆，所以她自小立志做一个积极向上、被主流社会认可的"好女子"，然而此刻，一顶在80年代初新出炉的、能给女人带来最致命的道德打击的帽子--第三者，却落在了自己头上。

曾莉莉：我当时还延用以前对付事情的反应就是闷着。以前我闷惯了嘛。对付反坏右的子女就只能闷着嘛，父母什么也不讲，就一直什么都不讲。然后再外面用眼睛观察，去求证，哎呀坏女人坏女人，自我打击自我打击自我消沉。

我这件事情过了以后，有一个办公室的女孩子，也被人诬为第三者。而且我另外一个朋友，在她另外一个单位，也被诬为第三者。我觉得很奇怪啊，现在想起来。一个就是面目姣好的女人，一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女人，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妒忌，潜在的妒忌，对她最好的打击就是第三者。

解说：此事过后不久，曾姓男老师无法承受舆论压力，辞职离开了学校，而曾莉莉也就此沉默委顿下来，她唯一所想的，也是尽早能逃离重庆这座城市。

因为三角恋 歌星张行被媒体称为流氓歌星

解说：差不多与此同时，在长江另一头的上海，因演唱流行歌曲而变得小有名气的张行，却正在初恋女友和新女友之间摇摆，陷入了三角恋的泥潭。

张行：我觉得在过程当中，自己也是特别优柔寡断，对第一个初恋特别在意一些。

反反复复闹的单位也知道了以后就处理。一个是严重警告记过，我厂里面就是说你可以自动离职也行了。不能上班，两个人在厂门口等你，等着你下班。

然后一个在外面，一个在厂门口就这么等着，这样每次下班一下班了以后，就是头痛一出去以后两个人拽着就不放。

记者：让你给一个立场？

张行：反正给一个立场不给立场都说了，就是说算了谁都不谈。最后回了山东老家，两个女朋友都分开了。

解说：此后，张行的歌唱事业日渐红火，成为80年代中国内地第一批流行歌星之一。1983年，他返回上海开演唱会，初恋女友看到演出海报，竟然找上门来，将他堵在后台。

张行：她出去拽着我不让我上台，我说你要什么条件你要解决什么样问题呢？说要青春赔偿费，上海中唱的经理说可以，张行在我这还有稿费，你说要多少钱？她要一千块钱。好，你写好了一千块钱。

从此以后不再牵扯，写完这个条，这条在中唱呢，写完这个条就放手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大概不到一个月，《解放日报》那是上海宣传部的，大概整个有一整版，看一个流氓歌星的真面目。

全国舆论出来了以后，这种人这么恶劣的人，怎么还能让他在舞台上出现呢对吧。因为你那个时候正好也是严打的时候，你这个事情，说你有事，算你有事了。

1983年"严打" 海淀区法院书记搞家庭舞会被枪毙

陈晓楠：1983年，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事件--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简称"严打"。文革后的中国，失业率高，经济基础千疮百孔，再加之刚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年轻人们，由于自身的惨痛经历，很多人在精神上陷于深深的迷茫，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治安状况，的确令人担忧，严打运动的产生，有其相应的历史背景。但在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1983年，严打也出现了扩大化、以及法律和道德界限不够清晰的问题，在当时很多人们的思维当中，似乎还存在着用强制手段惩戒那些"道德败坏"的人的惯性。

潘绥铭：刚刚从文革过来，还延续了文革那个。文革你男女青年天黑坐一块儿都要抓你，你现在一下子几年你走到这种地步，他会认为这个罪非常重，所以那时候枪毙你是很正常的，而且大家都拥护。

我听说说海淀区法院有一个书记也是搞了一个家庭舞会，然后呢就被人家给举报了，举报以后他就写检讨啊，写完了检讨我递给上级说我这个是不是还得多写几次才行啊，最后被枪毙了。他那时候以为得多检讨几次才能过关，但是被枪毙了。这叫聚众淫乱罪，最高刑是死刑，符合1976年的刑法，合法的。

因流氓罪入狱的演员迟志强演唱的《铁窗泪》曾风靡一时

解说：由于正值严打期间，报纸上的一句"流氓歌星"成为张行道德败坏的证据，他被判刑入狱三年。而就在此前不久，比他更加当红的演员迟志强，也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一刻。在一次"贴面舞会"当中，公安人员突然出现。

迟志强：抓了这些人就是因为是邻居举报，说他们是流氓窝，全是流氓搞流氓活动，裴多菲俱乐部，一天天地，叫靡靡之声啊，这样。

公安机关也没有想判刑，也就是由于当时不正确的舆论，报纸上说这个不要脸的演员，银幕上的新星，生活当中败类、罪犯，纠集一群人对妇女进行蹂躏、强奸、轮奸等等。

它把这种朋友之间的行为，变成我是个兽性的，强暴的，狰狞面目的这么一个形象展现在白纸黑字上面。我们国家的老百姓朴实呀，他相信呢，就是报纸上登得都是真的。是不是。

解说：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迟志强被判犯流氓罪，入狱四年。同时，他被电影厂开除，他那个相恋了一段时间的、做空姐的女友，也离他而去。

迟志强：我也是爱着她，但这个诱惑呢应该说我没有顶住，甚至说我放任，放任。但是不至于是犯罪了，但是既然是定为犯罪当时，我没有任何怨言。

我愧对江东父老，愧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对我的这种培养，当时我就这样想的。而且愧对自己的家庭，愧对自己的女朋友。

所以这四年判下来之后，整个对我的前途非常渺茫，一判你想多丢人，太丢人呢。

这两个字在我这儿很敏感，我听得这个我觉得非常恶心，而且落在我的头上，这个流氓，多难听的两个字，我迟志强真是这一生最耻辱，最耻辱，最让我羞于启齿，甚至有的时候难以去面对一些咱们的媒体的时候，非常非常沉重的。

解说：《铁窗泪》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曾经风靡一时，它之所以备受关注，并不在于曲调的优美，而在于演唱者的传奇经历。有趣味的是，迟志强入狱前是一个演员，出狱后，却变成了一个歌星。

由于表现良好，迟志强被提前释放，虽然出狱后开始了歌唱生涯，但迟志强的内心还是消沉了一段时间，直到1986年夏天，他遇到了一个姑娘。

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里领票，正好我们领的票是挨着的，在一起，在一起他就介绍了，叫池戴英一家子，她也姓池。只不过是池塘的池，我说是吗？我说你好你好，她说杭州姑娘，出去买一些葵花籽，买那个冰棍，我坐那儿没动，他们过来给我，我说呦呦，谢谢，印象特别深，

大概一段时间，一个月左右，池戴英从杭州给我写了一封信，

见到你，和你银幕形象，又吻合又不吻合，你的银幕是一个非常朝气，非常帅气，我们非常喜欢的那么一个年轻小伙子，你本人呢又感觉有点深沉，可能是你那段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觉得那种包袱和压力。她说我小池，你的一个妹妹，我真诚地希望你振作起来，我能知道你内心有多痛苦，如果经历过磨难的人再去更会珍惜自己的生活，珍惜自己的未来，你大可不必去背上这种沉重包袱，去面对你的朋友，你的生活，你的事业。

这个信不像别的观众来信，我仔细地看了以后很感动，我不给别人回信，这封信我回了。我说谢谢，非常谢谢小妹妹。有时间你再来长春提前告诉我，就这样。你一封，我一封。

解说：就这样，迟志强沉寂的心被善良的池戴英打动，他又一次感受到了纯洁情感的美好。

迟志强：我给她打电话得偷偷地把我们办公室偷偷偷偷地用那个刀，这点是犯错误了，因为那个门，拿刀一划就开了。占咱们这个单位的便宜，没有电话呀，单位电话能打长途啊，能打到杭州去，那心里怦怦，中午人都休息，我把门弄开，找你们那个池戴英要快一点，收发室的，我说求你了，她们也是这个收发室的电话，哎呀怎么样，真的很想你，有时间过来。打那么个电话手都攥出汗了，耳朵都贴疼了，贴得一放赶快再出去，五分钟，十分钟。

解说：1988年，迟志强和池戴英结婚，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可爱的儿子。而远在重庆的曾莉莉，在背负了几年第三者的恶名后，生活也出现了转机。

曾莉莉：一批大学毕业生分到我们学校，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第一任先生他就追我。当时我对他最大的感受是感激。我觉得我是坏女人，他居然来追我。

就是在有一天，在送我回家，那边有树林啊，下班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我来说是人生的第一次。

记者：你没跟男孩手碰过手？

曾莉莉：没有，从来没有。

曾莉莉：还有一个笑话，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产生恐惧。因为当时跟我先生谈恋爱，已经肢体接触。我已经知道男同志的性反应是什么样子。但是要结婚的时候，我就担忧。这个会不会伤害我的身体啊，我觉得会不会，男同志的性器官，把我这个背给戳破，然后结婚的当天，我是卡住他的腰，我深怕意外事情发生。太可笑了。

解说：1984年，曾莉莉结婚，他和第一任丈夫的婚姻维系了11年，并没生育子女。离婚后，1996年，曾莉莉有机会实现多年前的夙愿，她逃离重庆，来到海滨城市厦门，在这里，她终于呼吸到了令自己感到解脱的空气。两年后，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两个人平静地生活至今。

曾莉莉：我现在来理解，我以前很恨他那个夫人，我很恨，我说我没有，干嘛这样说我，我很恨。现在我作为一个成熟的人，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她。因为我作为一个女人，后来我也产生过吃醋的心态啊。如果有女孩子，跟我丈夫走得很近，我也会吃醋啊，就理解了她，我连这个以前都不懂。

解说：1986年，就在迟志强重新开始生活之际，张行也走出了监狱的大门。出狱后张行继续他的演唱事业，并在1988年凭借专辑《太阳雨》重新赢得歌迷，并且以歌坛常青树的姿态，一直活跃至今。但在情感生活上，张行始终比较沉寂，如今的他，依然还没有结婚。

记者：现在对理想中的太太有什么样的标准？

张行：心地善良、热爱生活，然后能够尊重我就行了。没有别的要求。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奔着钱来的。有的人跟你恋爱，一说恋爱一分手的话，就是要青春赔偿费什么的。这哪辈子的话，我觉得非常不理解。

记者：您觉得那几年很低落生活，对你以后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行：我觉得首先情感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小心翼翼吧。而且不太容易把自己的触角给露出来。还有一个对自己政治生命上，应该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很多的重要的场面，包括一些比如说像这次60年开国大典，像我们这样的，就很难能够进入到这个上面去，

我也不能说这个事情，以前是因为严打或者是因为什么，我不应该这么说，我说每一个历史时期，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为这历史付出，如果说没有像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可能历史很空洞。

曾莉莉：我发现，我来到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怎么见证呢？见证了两极。

以前我们都是男女授受不亲，极度封闭。那到现在，服装暴露，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巨幅的广告，那个巨幅的广告是一个女孩子，因为足够大，视觉冲击力足够大。把自己的内裤往下一拉，我说我们这代人在做什么？

极度的保守，到极度的开放。还有在就是说我个人付出的因为80年代初期人的价值观，对一个人的评价主要是道德观。

曾莉莉：反正我总觉得我所受的痛苦都很沉重，但是这些痛苦，都变成笑料。可能你处于中间，还能够感受和理解。可能更年轻人觉得。

记者：不能理解？

曾莉莉：对，很搞笑。

解说：婚后的生活，迟志强一直过得很平静、也很低调，近些年，随着社会舆论环境的宽松，他开始接受一些媒体的访问，谈及当年的经历。如今儿子都已长大，迟志强也越来越能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往了。

迟志强：去年我才知道我儿子早就知道，这些家长都说你们单位迟旭楠他爸爸都是我们崇拜的偶像。他们老师还要让托他找我来签名。他回来他从来没有说过，所以我感谢现在的人们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它能给予人的理解，当时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甚至连这些小孩他都知道。你看现在那我跟我女朋友那要是回到那个年代还得枪毙了呢，小孩能说出这样的话。这对我的一个巨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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