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要留真实在人间：序曾伯炎《中江文革武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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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前两天有东北农大毕业生将自己模仿文革批斗的照片，贴到网上来，引起不少的议论。老实说，这不仅是学生愚昧，更是成人社会的耻辱。一个视生命与尊严如草芥的社会，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信息不自由流通，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反省，甚至不准做深入研究的社会，发生学生以模仿文革斗争照片为乐的毕业照，就一点也不让人惊讶。如果这个社会不向良性方向运转，那些模仿的年轻人未必有一天不亲尝自己嘻哈打笑的苦果，不谓言之不预也。
对文革的史料，我一直比较关注。写过不多几篇关于文革的文章，从质量与态度来看，自认为还是颇可一看的。我曾为文革研究专家何蜀先生的《为毛主席而战——重庆文革武斗纪实》写过一篇书评《毛泽东的炮灰》，大家可以搜来看。今天将一个中江小城武斗的书（尚未出版，此书后面尚附民国时期的中江）推荐给大家，下面是我为曾伯炎先生所写书所做的序，感谢老一代将真实的历史传递给后人所做的艰苦努力。2014年6月29日于成都
在我们这个信息流通不自由，你所需要的信息被摒蔽，并定向给你灌输符合官方要求消息的国度，寻求历史和现实的真相，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因此我一直倡导有能力的老年人一定要努力将自己所经历的人事记录下来。个人的经历，当然并非历史的全部和必然的真实。但参与回忆的老年人一多，就给后来者提供了切入历史真实的机会。因为后来的研究者，会根据众多的回忆，加上其它史料，来做出更为客观的研究。再者，我一直认为老年人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与爱。我想没有任何一位经历过反右、文革苦难的父母愿意自己的子女，再经历自己这般的要命磨难。我认为要杜绝这些悲剧的发生，就必须说出自己见到的真实。让自己的子女不再重蹈覆辙，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对子女的爱，也是茅于轼先生所说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我很高兴四川不少的前辈先生们，都曾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并着力出版，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们所历苦难之一脔。如陆清福、曾伯炎、严家伟、张先痴、彭慕陶、黄承勋、王建军、杨泽泉等人，都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使得他们的苦难生活，为更多的人所知晓，而不致消失于天壤间。这里面尤其可说的是王建军、张先痴、曾伯炎先生三位。王建军主编了《五八劫》正续编，可算对“五八社教”运动中于在川中学生的迫害做了绝大的复原工作。张先痴则在写了《格拉古轶事》回忆其二十三年的劳改经历后，再贾余勇写了《格拉古实录》记叙了他不少难友的一生，也算是对这个苦难群体的一个共同纪念。而曾伯炎在写下《幸存者手记》回忆其劳改经历后，接着与其弟曾仲恢为他故乡留下了一部难得的实录和回忆《中江武斗访谈录：附民国中江记忆》。
文革十年是发生于全国的灾难，穷乡僻壤也未能幸免。由于文革实物存世稀少，当地文化人较少，亲历者不愿意或者无能力写下来，故小地方能留下来的文革史料，就我目力所能及不多。关于四川省小地方的文革史料，在我读到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的《中江武斗访谈录》前，只读到过何希明主编的《盐亭文革史料集》（是书2003年由中共盐亭县委党史研究至内部编印，546页，仅印500本），别为上编《沉重的回忆》和下编《沉痛的教训》，附录有“全县各公社革委会成立时间及首任主任”和“盐亭县文革非正常死亡名单”。此死亡名单只列了23人，可能不全，但作为官方组织编写的史料集，也算难得了。不过像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这样的民间人士，撰写小地方的文革史料特别是武斗实录者，可谓稀如星凤。
中江固然是小城，若我说它是黄继光的故乡，众多被红色故事薰染浸泡长大的国人便知晓了。但若说它是《资本论》第一个译者陈豹隐的故乡，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这二人在当今中国社会层面的一显一隐，不只是中江一地文化选择的隐喻，其实也是中国整体文化选择的隐喻，亦暗示了《中江武斗访谈录》及其附录部分《民国中江记忆》的强烈对比。但显与隐的故事，却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复杂，黄继光广为人知，文革武斗略知一二的人也不少，但对其间骇人听闻的残暴细节，所知的人却不多，许多人更无从知晓官方为何不让你完全了解文革的真相。换言之，知道黄继光的人成千上万，但知道文革造反派组织“继光兵团”的就百不存一了，这就意味中江的黄继光显而中江的文革隐。与此同时，当代中江的真相固然许多中江人也并不知晓，但与民国中江被刻意的隐藏比起来，应该算是比较显然地存在于那里的。正因揭露中江文革之残暴和表彰民国中江之良俗公序，使得对桑梓念兹在兹的曾伯炎、曾仲恢二先生不顾老迈之身，笔之于书，以期留下一点可能的真相。
小城自然无法得风气之先，其文革的爆发与点燃，比大城市要晚几个月，如访谈录里蒋海福先生说“中江文化革命的浪潮，是1966年11月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掀起的”，你从“117革命造反兵团”和“1126东方红公社”，就看得出造反派组织的成立时间，与成都的826相比都相隔了几个月。从这些地方可以观察文革在中国爆发向小城乃至乡间的传播史，由中央到地方，大约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这既符合小地方人们的观望策略，也符合上情下达的传播速度。与现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相比，实有天壤之别。小地方的文革武斗往往与省市乃至京城造反派，深有瓜葛，哪怕是武斗也存在极权垂直下的差序格局。中江文革既有北京轻工学院中江籍学生回来煽动串联，亦有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产业革命造反军等组织的参与，才使得中江如此小的地方文革武斗爆发得相当血腥。其血腥程度，有自己亲妈阻止其参加武斗，妈妈被其杀害的孔繁路，更有东方红派司令姚光前的狂言为证：“杀人算什么，杀一个是杀，杀七十、八十乃至七百八百，也是杀，逼急了，有原子弹，老子也敢甩！”可以这样说，重庆、泸州（彼时含宜宾）、中江三地的武斗，可以分别作为四川大、中、小城市文革武斗暴力血腥的活标本。
在访谈和分析中江小城为何在文革武斗中表现得如此凶猛后，作者便将其笔独深入民国时期的中江，以便对二者的社会形态、制度建构、民俗风情、生活格局等方面的变迁，做一个鲜活细致的对比。作者分衙门、教育、市场、信奉、娱乐、商会、慈善、茶馆、税赋、治安、租佃、艺文、党派、祠堂、学田、医疗、民变、士绅、教会、司法、人物（刘洙源、李炳英、陈豹隐等七人）等41个名目来写，使得中江小县城微型生活的各个方面，得以细细地凸显实出。一个地方得自己所养育的人如此厚待细写，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实在是一件幸事。曾伯炎先生退休后并不像许多人那样只是莳花弄草、含怡弄孙，还更加勤奋地阅读和写作，把他坎壈的一生着力地写出来，使其人生活得更有深度和广度。“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生”，曾伯炎先生贯彻着人活一天就要不停地做出自己努力的良好愿望，希望他能利用自己晚年的余暇，再给我们后辈贡献更多不为人知的史料，让更多的人鉴往以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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