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陀：全球第一个逃港蒙难者纪念碑落成

阿陀

越山越水越界 越海英魂永垂
——全球第一个逃港蒙难者纪念碑落成有感
......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
——北岛《回答》节录


（一）
黄东汉先生从香港给我发来这篇新作《立碑记》和照片，读罢，为逃港蒙难者纪念碑千呼万唤始出来，感到欣然；同时也为时局之萧杀，觅址之不易，感到默然；更对牵头的东汉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排除万难玉成此事的壮举肃然起敬。
2012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被安排在东汉先生之后发言（题目是“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自此和东汉结识。浓眉大眼身材高大的东汉兄，在我的想象中年轻时一定是个壮汉帅哥，但此刻他似乎有点木木的，纳于言，缓于行，给我的感觉是垂垂老矣。以后才明白人不可貌相，老黄忠宝刀不老，他实实在在做了许多超人之事，不说他四处奔波联络当年的知青，做下一篇又一篇口述历史记录，光看他这次牵头组织筹措立碑并一举成功，结束了红朝以来数万蹈海游魂竟无一碑可息的历史，我就对东汉兄非常感佩！
我不光是感佩东汉兄缓于行却勉于行，毅于行，还感佩他纳于言而敏于思，敢于言。读《立碑记》，东汉在给当年偷渡知青的评价和历史定位问题上，坚决否定“叛国投敌”的污蔑，不屑“非法探亲”的恩赦，坦然宣告当年知青冒死偷渡的动机只有一个，就是“投奔自由”！这是非常清醒的认识。政治立场可以有是非对错，争取人的自由生存权利天经地义。偷渡知青都是那个时代的边缘人，他们不愿趟文革浑水，也不愿削足适履苟延求生。他们都不是政治中人，他们仅只追求做一个“自由人”而已！无数最勇敢追求自由的中华儿女葬身鱼腹已属我们民族的大悲哀，罪在悲剧的制造者，冤魂何错之有？
读读《立碑记》吧，煌煌神州，竟难找方寸之地可以立碑，最后总算得义人相助，在鸟不生蛋的天涯海角觅的一址，还要担心香港的爱国贼闻风而至；碑文不按一般规矩写明立碑时间，是怕香港傀儡政府有干涉借口；落款故意文理不通地自称“越港者”，是煞费苦心此地无银的表白，希望不要激怒北大人……
——今夕何年？

（二）
于是想到我的一个老朋友，他把我父母视为当年提携恩人，功成名就后，曾自动自费为我父亲铸造了一个等人半身铜像，几十年来和我家来往密切，关系都非常好。
去年回国，在某个校庆场合，和这位某雕塑院院长不期而遇，其时我正和香港知青联谊会的朋友探讨为偷渡蒙难者建碑的各种设计方案，遇到熟人专家，大喜过望正好请教。不料我三言两语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谈完此事，此君竟然今天天气123，顾左右而言他，就当面前的我根本不存在……
原来当今遍及神州的那些伪劣假冒历史的城市雕塑垃圾，就是这样一些“大师”制造出来的。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碑——立良心碑、耻辱碑这样的大事，根本不在雕塑艺术家考虑之列（他们考虑的只是怎么给自己树碑立传），竟由芸芸众生里一介凡夫俗子一肩挑起…….
这朋友不要也罢，只是
——夫复何言！


（三）
2012年12月6日，在香港“知青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论文《惊心动魄的南中国海知青偷渡潮》http://blog.sina.com.cn/s/blog_8e5a5b1601016cd8.html，下面是论文的结尾（今略有改动）：
……给这段历史定位，把千千万万知青付出青春和生命代价的抗争看做仅止于个人幸福意义上的可以理解的追求，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一批当年叛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选择走个人发展的“资本主义邪路”的青少年，正是最勇敢的历史先行者。
本文开头所言，当年分配到番禺南沙的培英中学老三届知青，因为边防“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了珠江三角洲汹涌澎拜的偷渡大潮的潮头。无独有偶，二十年后，震惊世界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也是在同一地区卷起，南沙成了广东五大开放城市的交汇点，（注5）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巧合，两者之间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偷渡，是人民对一种社会制度的义无返顾的否定和扬弃，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出自本能认同和追求。
开放，是执政党对自身制度的检讨和部分否定，是对西方社会制度的部分认同和学习吸收。
七十年代前期的老三届人知青偷渡潮只是前后持续三十多年的百万广东人民大偷渡历史中的一个片段。（注6）正是人民前赴后继用生命抗争，才最终迫使执政党内的有识之士作出让步，顺应时代潮流，打开国门，使文革浩劫中被折腾得奄奄一息，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国家重新焕发生机。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社会底层的“卑贱者”，他们的行为哪怕再勇敢，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他们和刘文学、向秀丽、焦裕禄、雷锋、郭凤莲、欧阳海、金训华、李双双、江水英……这些和知青同时代被宣传树立起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典型有天壤之别。
逃港知青从来不是英雄，他们只是一些平平凡凡的老百姓，他们哪怕观念再超前，也远远达不到林昭、遇罗克、杨曦光、顾准……等思想者的深度和高度，何况他们的动机也只是追求个人幸福。

但他们前赴后继“扑网”“蹈海”，不惜生命追求个人自由的坚强意志，正是我们这个长期被主义奴化，渐行委顿的民族最缺少的精神资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当他们不愿屈从苟生，力图把握自己命运之时，他们已经成为历史的先行者。他们冲开重重深锁的国门只是想改变自己，结果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由这缝隙而起，汹涌澎拜，势不可挡，中国因此而改变。
据说当年蛇口开发区最早开始破土动工时，在沙滩上曾挖出不少骷颅。一座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新城，就是这样耸立在无数偷渡者的森森白骨之上。
今天，南海之滨除了“开荒牛”和“珠海渔女”的城徽，是不是还应该为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那些葬身南海波涛的殉难者，例如梁城根和他的三位知青同伴，安置另一座塑像？
——他们也是历史的缔造者，谁也没有权利将他们遗忘！

（2014年6月2日二 稿毕，是日端午节。遥望神州一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