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 沈阳北郊：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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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966年，作者父母的“时髦”结婚照

我的童年

－－作者：李凡


图①是我父亲和母亲在他们结婚快两年的时候补拍的结婚照。

1966年“文革”开始后，刚刚出生的我还在襁褓中。在农村插队的父母把我寄养在沈阳北郊的姥姥家里。我父母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拍这张照片的时候，社会上已成了“红海洋”，照片中的“红宝书”和“红袖标”是当时最“革命”的标志，也是照相馆里必备的时髦“道具”。

父母下乡的村子在沈阳与铁岭交界处一个叫新台子的地方。离姥姥家只有几十里路。结婚后，他们租了一间老乡的土坯房。父亲干农活的时候总是走在最前面，闲暇时给老乡帮忙，写些家信、对联什么的。母亲常被人请去做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偶尔也向房东大婶学些给小孩做鞋的花样。

有一次，我住在父母的土屋里，房梁上来回跑动的小耗子吓得我不敢睡觉。半夜里，父亲连衣服也没有穿好就被人叫走了，母亲脸色惨白坐在土炕上一直到天亮。原来，那天晚上一个叫何长茂的知青上吊自杀了。何长茂是父亲最好的朋友，他家庭出身不好，农活却做得很巧。人也长得清秀，还会吹一手好笛子，就是脾气有点犟，遇事不转弯。队里的饲养员有事回老家去了，临时安排他给队里喂几天猪，正赶上公社布置了新任务，说是学习外地经验，要养“忠字猪”。具体做法就是在每头猪的脑门儿上用红笔写上个“忠”字，再框上一个“心”字形，然后用剪刀剪出层次，以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何长茂犟劲上来了，拒绝执行这个任务。理由是：“忠于毛主席不能人畜不分。”布置任务的人一听就火了，把他这句犯忌的话往上一汇报，当晚就开了他的批判会。公社还打算把他定成“现行反革命”，他那腿上有点先天残疾的未婚女友吃不住劲，和他“划清”了界限。何长茂一时想不开，就寻了短见（听说，后来那“忠字猪”也没养起来）。

1969年，姥姥家居住的这个小镇上整天乱哄哄的。4月，“九大”召开了。经常是晚上睡得好好的，突然，外面的街道上锣鼓喧天、鞭炮声震耳欲聋。有人脸上被涂满墨汁、反剪双手；有人抬着毛主席像，举着红旗，高呼口号——原来，又有某条“最新最高指示”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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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1969年，作者和大表姐、二表姐的合影

那年夏天，住在城里的二姨把两个表姐送来姥姥家度假。二表姐还没上学，从小喜欢舞蹈的大表姐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她会跳《北京的金山上》。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那个暑假，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就是跳舞。姥姥那时很少讲故事了，二姨告诉她，不要再给孩子讲什么“白娘子许仙”、 “王祥卧鱼”了，那些是“四旧”；要讲就讲雷锋、黄继光……姥姥嘀咕：白娘子咋成四舅（旧）了？跳舞的时候，大表姐穿着好看的“布拉吉”，要求二表姐和我都穿上最漂亮的衣裳，胸前一定要佩戴毛主席像章，背上当时最流行的红彤彤的“语录兜”（图②），然后围成一个象征“忠心”的圆圈，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作出与歌词相关的动作，一会儿把《毛主席语录》贴在胸前，一会儿抬头仰望天上的太阳，一脸受到阳光照射的幸福……大表姐还教我们在毛主席像前三鞠躬，三个人一齐大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1971年冬天，大表姐再到姥姥家度寒假的时候，“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已经摔了飞机。这一可怕事件让五岁的我第一次有了在大人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我记熟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于是，常有邻居憋着一脸坏笑，一本正经地向我讨教林彪坠机的具体地点。接下来，街道居委会布置下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各家各户同林彪彻底“划清界限”，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凡印有林彪照片、题字的东西一律集中起来销毁。邻居们忙活起来了：撕去《毛主席语录》扉页上的林彪题词，把书刊上毛、林在一起的照片从中间剪开，还有人忙着往“副统帅”脸上划叉叉。

家里最先受到“九一三”事件“牵连”的是刚上小学的二表姐。二姨给她买了一个漂亮的文具盒：波涛汹涌的大海，蓬勃欲出的红日，一艘巨轮正在乘风破浪。问题出在两行“林副主席”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大表姐费力不讨好，用小刀替二表姐刮掉这两行字的时候，二表姐脸都气白了，眼泪在眼眶里转，跟大表姐大闹一场。后来，街道上派人挨家挨户检查，发现仍有人跟“副统帅”藕断丝连。隔壁张姥爷有个小瓷酒壶，上面印着“林副主席”发明的“三忠于”。一时弄不下去，又拗不过居委会干部，只好当场摔碎了那个瓷壶。

那时候的小孩儿都是乐天派，每天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大玩特玩。大人们的神经却都绷得很紧张，到处都在挖防空洞，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有传闻说毛主席、党中央已经制定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部署，要把从满洲里到沈阳的居民全都疏散到关里去，为的是把苏修的坦克放进来，然后在他们头上放一颗原子弹。有人还把粮票、胶鞋什么的动不动就揣在腰里。后来辟谣了，说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言，毛主席、党中央根本没这打算。

1973年，我在镇上上小学一年级，父母也已经从农村抽回来了，社会上正在批“智育第一”，鼓励“反潮流”，学校几乎每周都安排学生到周围的生产队、小工厂参观或是做些简单的劳动。

假期里，每个小学生都有积肥任务，高年级要四十五筐，低年级也要三十筐，常可以看到小学生拿着铁锹，挎着粪筐，仨一伙、俩一串，在街上游逛。学校操场上堆着修理得整整齐齐的粪堆，上面插着醒目的木牌，一面写着“×年级×班”，另一面写着“深挖洞、广积粮”。捡粪的过程中，时常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发生。记得学校曾让一个小学生积肥标兵到处作“讲用报告”，说的是一个冬天的早晨，这个小学生出来捡粪，竟捡了一块崭新的手表。于是，耳边就响起了领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伟大教导，一个人不吃不喝在那地方守了一整天，脸冻肿了，脚冻僵了，全不放在心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背诵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直等到傍晚，那丢手表的人终于露面了，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夸奖他：“你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啊！”他说：“是毛主席教我这样做的！”

积肥若是超出一定数额，学校便给予表彰，通常做法是发给一纸奖状，上面写上“积肥能手”，还要盖上学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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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上学期，我把那样一个奖状捧回了家，全家人都很兴奋，父亲乐呵呵地说：“好啊，没有大粪臭，哪来的五谷香！”母亲连忙翻出我平时在学校搞活动时才穿的白衬衫、蓝裤子，把我领到当时镇上唯一的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图③），算是对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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