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尚阳同盟党）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一）
“同盟党”，是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件假、大、错案。据当时佛堂区委文书陈顺福的调查核实材料公布：自1968年8月13日至11月上旬二个月左右时间内，被审查的所谓“同盟党”分子264名，在职中、小学教师44名，贫下中农（农民）155名，其他干部、群众若干名。当时被关押在公社审查过的有73名，被关押在大队审查过的有111名，迫害致死的9名，打成重伤的44名。涉及义乌县内13个公社，44个大队以及学校、工厂、电影院等单位。其中位于义乌县南的佛堂区为重灾区，它象地震灾害一样，波及广东、江西、江苏、浙江四省和义乌周边的金华、兰溪、永康、浦江、诸暨等五县，总共涉案人达数千以上。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二）
1969年4月，金华地委工作组到义乌调查核实后，就认定了“同盟党”是一起假案。由于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搞的是群众专政。此事一直拖到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7月9日，中共义乌县委才主持公开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决定为9名被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对被此案牵连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将当时强加到群众、干部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给以全部推倒；有关材料、一律销毁。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占有当地农村人均土地的农民，定为“中农”标准，把少于平均数，没有土地，依靠为人打工度日的农民，划为“下中农”、“贫农”、“雇农”；把多于平均数，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生的，划成为“富农”、“小土地出租”（破落地主）、“地主”等农村阶级成份，进行了“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村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上半年，开展了“镇压反革命”，下半年又开始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地主、富农、反革命”成了人民专政的对象。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农民的土地从根本上解决了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在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1957年，一些对社会时弊直谏过的人，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从此，“地、富、反”加上“右（坏）”，成了与社会主义建设敌对的“四类分子”（“坏”与“右”等同）。从此后，为限制“四类”分子，株连四类分子子孙后代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活动的唯阶级“成份论”埋下了处处受歧视和受排挤的种子。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四）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
是年8月，《人民日报》上刊登了“湖北省麻城粮食亩产超万斤”，并配有“大姑娘坐在稻穗上”（其实下面有木架）的“农业大跃进”照片报导后，全国很快掀起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农业大跃进运动。紧接着，将农民家中的铁锅、烫罐撬去“大办钢铁”，村村办起了“公共食堂”，刮起了“粮食亩产超万斤”、“进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浮夸风”、“共产风”、领导干部“一平二调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造成了全国从1959年春节就开始的粮食、禽蛋肉食、副食品、棉花布匹、石油燃料、日用小商品供应的“六紧张”。据2001年8月27日上海《解放日报》副报《报刊文摘》转载的《周恩来解决大饥荒纪实》一文报导：“1959年初春，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15省发生春荒……”；“1960年全国16亿亩耕地，9亿亩受到不是涝就是旱的大灾”，“这一年国家计划粮食产量6000亿斤，实际只有2870亿斤，农村应付灾荒的能力，已经达到了十分虚弱的程度。然而依靠国家供应粮食的全国各大城市，更是连连向中共中央告急……”。为了解决城市重于农村的“粮食供应、危在旦夕”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了“从城市压人口下乡”的办法，从1961年至1963年，全国共精简职工1940万人，减少了吃商品粮的2800多万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可想而知，这对当时已经穷于应付饥荒的农村农民，无疑增加了“雪上加霜”的粮食负担。因此有的农村出现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情景。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五）
1961年春，年方二十岁的义乌师范学生朱师志回乡途中，目睹了陈尸路边的饿殍惨景后，感触颇深。认为这一切皆因人民公社、大跃进、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等一大二公极左政策，造成了农村干部虚报、浮夸和多数社员出工不出力种种弊端之结果。所以在次年他们毕业前夕，与几位同学谈及社会时弊时，他们认为只有象孙中山提出“耕者有其田”——耕种者个人自行安排，才能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因而他们计划上书党中央陈述时弊……。希望中央能够采纳他们的“强农计划”，尽快地让农民摆脱困境，走上真正富起来的道路。但是，这种中国青年敢想、敢说的高贵品质，必竟是一种天真的浪漫。由于同学之间的意见分歧，他们的“强农计划”并未付诸于实施。
1962年，朱师志在义乌师范毕业回乡后，以其敬业、爱业的精神，成为了一名受义乌县教育局表彰，学生家长称赞的“优秀教师”。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六）
1966年5月，由义乌籍历史学家吴晗创作的《海瑞罢官》受到批判后，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序幕。无事生非的惊涛骇浪，把朱师志五年前在义乌师范敢想、敢说而并未实施过的“强农计划”，硬是从大海底里捞出来，推到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诬蔑成是他组织反党反人民“同盟党”的“阴谋计划”。11月中旬，成为了被当时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工作队的审查对象，被隔离审查。朱师志在义乌师范读书时所谓组织“同盟党”的政治问题，审查了一个多月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势如破竹的发展，“四清”工作队急于草草收场。当时义乌县里的个别人，以巩固大四清成果为理由，给朱师志戴上了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开除出教师队伍，回到尚阳公社莱山大队，监督劳动。所谓的“同盟党”也就这样划上了一个句号。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七）
原来清白无辜的优秀教师朱师志，从被宣布“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那一刹那起，就变成了一个与“四类分子”为伍的“不清白”的人。
朱师志在回乡劳动中，认识了尚阳公社尚阳大队青年朱守廉、朱守炎二兄弟。其时，因二兄弟的父亲朱祯祥建国前参加过敌伪组织，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后，其母体弱多病，早已失去了劳动能力，无力继续供养天资聪颖的朱守廉、朱守炎兄弟俩继续上学读书。而其远嫁兰溪、未曾生育、生活较优裕的姑母提出让朱守廉作螟蛉。朱守炎母子一方面家境窘迫；另一方面因其父的历史问题受人歧视，所以就同意其姑母的建议，让朱守廉作为她的继子。于是，其姑母培养朱守廉完成了初中、高中学业，并考上了南京农业大学。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八）
1964年下半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农村大四清）运动中，各地农村都成立了贫农、下中农协会。尤其是四清工作队向农民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提出的“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讲话内容后，从此开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凡是“四类分子”的子女，都公开受到了限制“参军、提干、升学、就业、甚至自由恋爱”的株连之苦。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朱守炎与“现行反革命”朱师志成了“同病相怜”的人。但是，朱守炎为了哥哥朱守廉的前途，始终没有向朱师志吐露过其哥已在南京上大学的真情。即使偶然间谈起，朱守炎也与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地讲，朱守廉在某地当代课老师，含糊应付了事。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九）
1968年5月，《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称“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明摆着的‘死老虎’”在报纸上公布以后，要清理、深挖“暗藏”着的阶级敌人运动，马上在全国掀起了高潮。运动要求对本村本单位每一个人的生活、工作、言行，进行留神观察，把对每一个人的来龙去脉关系，应该了如指掌，对有怀疑的人都要列入到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的篦梳式的排查之中。
于是，有人提出了朱守廉小学毕业后在村子里“不见了”的问题。因朱守炎的父亲已死，其母又年迈，因而尚阳大队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于6月下旬就传讯朱守炎，继而隔离审查其哥朱守廉的下落。朱守炎深知如果将正在南京农业大学深造的哥哥朱守廉真实去向暴露后，在外地求学读书的事将会遭到前功全弃；而且还要被戴上“伪造历史”等莫须有“罪名”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只能与往常一样说“他在外地当代课老师”，妄想再次蒙混过关。可是专案组非要他讲出“在哪里教书”的真实地址不可。朱守炎情急之中就误乱瞎编了一些地址。专案组马上内查外调，证实了朱守炎提供的是假地址后，对朱守炎进行拷打逼供七天后，为了保全在南京上大学的哥哥安全，朱守炎在实在无法继续承受严刑逼供的情况下，于7月上旬在隔离审查处跳楼自杀身亡。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
出了逼死朱守炎的人命案后，问题可闹大了！
专案组为了推卸、逃避责任，以朱守炎生前与朱师志二人“合得来”的关系，伪造供词，借题发挥，于1968年7月中旬，将朱师志隔离审查。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把朱师志在义乌师范所谓子虚乌有的“同盟党”的冤案牵扯出来，把平时凡和朱守炎、朱师志通过信或有过什么来往的人，都被列为“同盟党”的嫌疑犯进行大清查。
可怜的朱守廉，被尚阳公社清阶专案组，查到了他当时在南京农业大学的具体地址。当尚阳公社清阶专案组赶赴南京农业大学，欲查朱守廉是怎样考上大学，当上了大学学生会干部的历史时，朱守廉震慑于专案组严刑逼供，为了不牵连供养他读书上大学的兰溪姑姑和其他帮助过他的人，他就步舍命袒护自己的弟弟朱守炎后尘，在南京农业大学自杀身亡。一颗为求生活出路，从小隐姓埋名，逃亡在外，读书上进，经过党和国家多年教育培养成材的星星，在那场疯狂的腥风血雨中，就这样难逃厄运而殒落了。朱守炎、朱守廉兄弟二人的悲惨命运，在强调家庭出身，阶级成份论的社会环境中，只能埋怨自己投错了胎，成为四类分子后代的缘故。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一）
1968年8月12日，尚阳公社“清阶专案组”，召开“清阶”誓师大会，当场又将朱师金、朱樟明、宋连恒等四人抓到公社办公室所在地，进行隔离审查。8月16日，在公社审讯室里，被审查的丁裕荣，因无法承受严刑拷打，一个晚上就屈打成招了五十四名“同盟党”的“参加人”。专案组因此将案情逐步扩大。从8月13日至9月初不到一个月时间，尚阳公社的十四个大队，就有十一个大队发现了所谓的“同盟党”。其中朱师志所在的莱山大队，就有四十五名，其村中共党支部七名委员，四名成了“同盟党”成员。一时间，在尚阳公社上空白色恐怖笼罩，阴霾遮天蔽日，群众提心吊胆，个个人心恐惶。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人人自危到了深怕自己什么时候也被抓受审都不知道的地步。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二）
随着清阶运动的步步深入，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日日翻新。他们用“吊”（猢狲捧桃吊、空中飞人吊、屋柱吊、乌龟吊等）；“打”（铁棍木棒敲打脚踝关节，千筋，竹鞭抽打全身，电筒敲打手肘，铁皮煽打口腮等）；“跪”（跪玻璃瓶的碎片、跪缸碎粒、跪三角木、跪破竹片等）；“挂”（在颈项上挂重砖头、挂石磨片、挂墙司板等）；“飞”（老鹰飞、空中吊挂起来飞等）；以及用箩筐朴盖在人体上面加砖头“重压”；用稻桶罩盖人体后燃起辣椒“薰烟”；坐“老虎凳”；真枪实弹的“假枪毙”；将人关在密不透风的谷柜内“受高温”、“坐禁闭”；“剪头发”挨村游斗等等极其残忍的手段进行刑讯逼供、诱供、指供、套供。无辜群众被折磨得手不能穿衣吃饭，脚不能下地走路，大小便失禁，长期心悸失眠，精神分裂。仅仅几天内，整个尚阳公社被打成“同盟党”的就有137人之多。凡看过《红岩》小说的人都说：当时尚阳公社“同盟党”的隔离审查室，几乎成了“渣滓洞集中营”。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三）
为了“彻底砸烂公、检、法”树典型，把尚阳公社“群众办案的样板”经验推广出来，当时的义乌县领导，甚至还拨给尚阳公社办案人员夜餐、捆绑人用的麻绳费五百元。尚阳公社清查“同盟党”的经验，用召开现场会的形式，“妖风”很快刮遍佛堂区各地。
现场会结束后，倍磊公社雷厉风行地成立了专案组，筹办经费，腾出了关押“同盟党”的房屋，全力以赴搞清查。9月3—4日两天关押了宋洪友、陈孝坎等七人后，没过多久，全社就关押了20多人。其中对陈孝坎老师，在施行逼供刑讯中，损伤了他的膀胱，留下了后来一直尿头滴滴的终身残疾。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五）
佛堂区校（现佛堂镇中心小学与镇幼儿园）成了佛堂区教育界的“重灾区”，全校二十来名教职员工，约50%左右成了“同盟党”的嫌疑人。逼供总务主任王井熙老师时，被拉出去假枪毙，吓得他后来一旦谈及此事就全身发抖，不寒而栗尿裤子；教导主任冯汉梓老师也被关了“禁闭”；老教师朱一方，闻风丧胆地吞服了硫酸，临死前，十个手指和十个脚指的指甲都在地板上抓得鲜血淋漓地翻卷过来的痛苦挣扎中死去。五六名教师、幼师，被指控为“同盟党”后，勒令离开了教学岗位，被强迫到佛堂公社芳山果牧场里“劳动改造”。
紧接着，工厂、电影院、供销社等等单位里，都先后抓出了“同盟党”的嫌疑人，进行了批斗、游斗和隔离审查。
1968年10月底，当时义乌县主管政法的领导部门，对所谓的“同盟党”案犯朱章明、卢樟洪、毛兴仁等人，宣布其莫须有的罪名后刑事拘捕，关进了监狱。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六）
1969年4月，经金华地委派工作组对“同盟党”一案，进行了专案复查后，明确地指出了所谓的“同盟党”，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假案。它给无辜的干部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损失。受害者迫切希望通过对“同盟党”案的公开平反，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呼声如潮，大家都翘首以望。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七)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共义乌县委于1978年7月9日，在义乌中学大操场召开了公开平反昭雪大会。尚阳公社古寺大队35岁的中共党支部书记卢樟洪，在大会上对自己1968年8月22日夜，忽然被诬成为“同盟党”总后台，遭到了“吊”、“打”、“跪”、“挂”等将近两个月人身折磨后，10月18日被宣布刑事拘留打入监狱等受害过程进行了“血的控诉”。当年任尚阳公社文书，后调任溪华公社的干部、共产党员龚辉吐，同样对自己被诬为“同盟党”的策划者，于1968年8月22日起，被隔离审查七十五天，尝遍了“吊”、“打”、“跪”、“剃西瓜头批斗”等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的过程，进行了“含冤十载今昭雪”的控诉发言。……
佛堂文革惨案记实(十八)
1969年4月，金华地委工作组到义乌调查核实后，就认定了“同盟党”是一起假案。由于当时处在文化大革命砸烂公、检、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搞的是群众专政，此事一直拖到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7月9日，中共义乌县委才主持公开召开了隆重的“平反大会”。决定为9名被迫害致死者平反昭雪；为被此案牵连的干部、群众恢复名誉；将当时强加到群众、干部头上的诬蔑不实之词，给以全部推倒；有关材料、一律销毁。
发表于 2014-5-1 15: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