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非党管党”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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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贤
　　
　　
　　文革初期，群众组织突然迸发出来，斗争矛头直指当权派，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一下被冲瘫痪了，一些地方提出“一切权利归造反派”的主张。于是“非党管党”的事便应运而生。
　　整个县委、县政府机关合并成为一个“生产指挥部”，由群众组织派人联合办公，县委无权行使权利。县以下的区委、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均停止了党的组织生活，不再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当然也就没有任何权利了。
　　但是，党章还未修改，开除党籍怎么办？我县鸡场区发现有人用报纸写大幅标语时，“打倒”二字的背面有毛/主/席的像和名字，遂将此定为“反/革/命”事件，要开除区委书记李炳忠的党籍。李书记说党章没有修改，他们没有开除他党籍的权利，双方坚持不下。这便由群众组织派代表和李书记一起来找县委，县委吴纯让书记虽然已被批判斗争，但他还是县人武部的党委书记，便以党章规定制止了这场“群众开除党籍”的闹剧。
　　无独有偶，县委、县政府被夺权之后，县革委夺得了全县的党、政、财、文大权，县革委会内又尚未建立党的组织，造反派的权力就更大了！县水电局一个造反派头头，整天背着一把大马刀上蹿下跳，人称其为“陈大马刀”！他并不是党员，可是，他却到本县六龙区五凤公社去宣布开除该公社的党委书记张应书的党籍。非党员当革委会领导人的就不罕见了！
　　虽然这些“开除”后来都全被否定了，但它却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一个伤痕！


文革“烙饼政策”在大方
　　
　文革期间翻来覆去的派性斗争被人们形象地喻为“烙饼政策”，即是像烙大饼那样：这边烙一下，那边烙一下，翻来覆去烙，反反复复烙。这种“烙法”全国大同小异，我亲历过大方县的，就以我所在的县委机关为例吧。
　　文革运动开始，县委机关的职工们成立了“五不忘”、“真理”、“硬骨头”等一批战斗队，分别形成了以“五不忘”和“硬骨头”为代表的两派观点。开始阶段“五不忘”较为得势，有贫下中农拥护，军队（人武部）也倾向支持“五不忘”。
　　贵州省委被夺权之后，军队又偏向支持“硬骨头”。“五不忘”被打成“保守派”，其组织成员被打成“保皇分子”等遭到造反派的批判斗争，开始被烙；“硬骨头”则参与造反派夺了县委的权。可在夺权前夕，造反派内部分裂，该队的正副队长又被打成政治扒手、野心家，被揪出来批斗。接替他二人职位的两个人夺权后成为新政权中“县革委”常委，就有权烙被打下去的那一派了；不久，造反派中的三位老干部又被本派的掌权者打成“主乱派”的头目加以批判斗争。这是第一次“两面烙”。原先对立的头目们被烙之后，又在一起来“和稀泥”，任造反掌权派的人去烙了！
　　林彪事件之后，情况发生逆转，野战军到贵州支左，“硬骨头”造反夺权掌权的两个代表人物，又成了“坏头头”，被翻到锅底去烙了；原来被他们翻到锅底去烙糊的那一派又翻到上面来……。就这样翻来覆复去的烙，两面都被烙糊了，直到粉碎“四人帮”，清算“三种人”人后，才各归其位，绝大多数人官复原职。
　　民间对此总结出一副对联：
　　“当权派，派当权，当权派当权；
　　群众斗，斗群众，群众斗群众。”
　　这倒也符合我们那里的史实，不知其它地方是否这样？


文革中有人揭发 “他是刘少奇的舅子”
　　　　
　　文革中挨批斗过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我身边的一些被斗争次数最多，或被斗得最残酷的老首长、好同志和新老朋友总结出一些他们如何应付残酷斗争时的“经验”，听后让人啼笑皆非。
　　一是“嚼水果糖转移腰痛”。文革初期还处于文斗期间，主持批斗会的人员有时还会用一种堂皇的方法让被斗者不时伸伸腰。那就是面向群众弯腰低头久了，便说：“勒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被斗者便可稍微伸起腰来转身走到台子后面挂的领袖像前去低头认罪后，再转到台前来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于是，有人就借转向台后之机，剥一颗硬水果糖含在嘴里，让糖慢慢溶化来转移感觉，减少腰痛。
　　二是站在高个子身边。有个县委副书记L个子高，另一个老干部W个子矮。一上台去W就站在L身边，他稍微把头缩进大衣领里，就好像很老实；L弯腰还比W高，常被造反派高呼“XXX不老实！”又被压弯腰。
　　三是利用读语录延长伸腰时间。被斗者被勒令回答问题时，可以伸腰站立，且要先读毛/主/席语录。因为读语录时谁也不敢打岔，更不敢制止。于是，有人就利用读语录的时间伸腰。兴隆公社夺权时，将书记、社长斗争一个上午。胡社长的腰被弯痛得支持不住了，他便举手报告：造反派的同志们，我要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XX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正是造反派求之不得的东西，马上得到支持。于是，他慢慢站起来，慢慢从怀抱中摸出“小红书”，从第1页开始读到最后一页，腰也伸得差不多了，他便揭发：“王XX是刘少奇的舅子，完了。”

文革中斗人体罚形式之变迁
　　
文革中被批斗人很多，被斗者被体罚的形式也可谓多种多样，大家还记得的戴高帽、挂牌子、剃阴阳头、低头弯腰、喷气式、压钢钎等，它们都有一个变坏过程，这里只谈我县见到的一些情况：
　　文革开始，9月1日后，多采戴尖尖帽游街示众，就像老电影中再现土地革命时期斗争恶霸地主那样，纸糊尖尖帽上写上被斗者的罪名，打上红叉叉，外加若干纸条写上打倒和侮辱性的口号。对女性则剃“阴阳头”——剃去一半头发。
　　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后，我们县里在大方一中搞了一次文斗样板：让被斗者开始站着，后来还让其坐着接受群众揭发批判，要求触及灵魂而不要触及皮肉，可这种形式并未推开。
　　红卫兵进京串联返回之后，各单自行开展斗争。开始时，只要求被斗者低头，最多在其胸前挂一块小纸牌，牌上写着被斗者的罪名，打上红叉叉。
　　进而要求低头还要弯腰，胸前挂的牌子从纸版变为木板，最后有的变为铁皮、钢板，重达几十斤；弯腰从微弯发展刊90度。
　　被斗者的上台形式从自已走上去，到一个押着走上去，进而由两人反剪双手压其低头弯腰推着上去，就是所谓的“喷气式”；再后来就是“坐火箭”，即在喷气式的基础上再由两人或四人各持一根钢钎交叉压在弯腰被斗者的背上，由4-6人推上台。这时胸前挂的牌子已变为铁皮或钢板，双手又被反剪着，根本无法伸腰，不时趴倒在地，又被押斗者猛踢起来。
　　因为胸前挂的牌子太重，头无抬起，只能低垂。这样，造反派又抓住被斗者的头发将其头面拉仰起来“亮相”，不少人的头发被一绺绺地扯下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有的老同志因之落下个腰痛病，迄今天气变化时就痛苦难当！
　　

文革中“当权派”最怕“小斗”
　　
　文革中我县大小“当权派”几乎都被批斗过，只是斗争形式不同罢了；斗争的方式种种，但可归为文斗和武斗两类，大斗和小斗两种。我问过一些挨斗次数最多，被斗得最厉害老同志最怕哪种斗法？回答一致：武斗类中的“小斗”！何也？
　　大斗为大会斗，一般只斗一两个小时就结束。小斗就未必全是会议斗了。小斗中还有个巡回斗，这里斗了交那里，那里斗了往下交……。更为可怕的是被几个人轮番斗。我县文革期中被夺了权的县委书记吴纯让同志就有过最深刻最痛苦的体验。当时，他是我县当权派中被斗争次数最多的人，但他被斗得最残酷的是“胡周斗他” 那些天。
　　夺权之后，有的造反派忙去分权用权打派仗去了，没有多少时间再来召开大会斗争这只已被斗了权的“死老虎”了，便把他交给胡x忠和周x去小斗，由他俩再去逐条落实吴纯让的所谓“罪恶”。于是胡周便将他拉到造反指挥部楼下的原教育局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两人日夜加班轮番斗他。胡周坐在凳子上，勒令吴书记在他们面前低头弯腰九十度交待“罪行”，他俩不满意就拳打脚踢，老吴常被打滚在地上爬不起来，夜里也不准老吴回家，丢一张破草席在地上就令他睡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斗他的人把门一锁就走了。白天，他妻子李德芬送饭给老吴也要经过胡周检查才准他吃。那种斗争对人体的痛苦折磨，局外人也可想象！十余天的这次“小斗”，弄得吴纯让书记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我们一些机关老同志到门外去看胡周斗争他时，胡周为杀鸡儆猴，斗得更加得意。可是，从不轻易流泪的吴纯让同志却被斗得涕泪横流。
　　那次小斗使他身体多处受伤不言而喻，可对他心灵伤害更大。他说解放大方到他被夺权前夕，他用的10多个绝密公事本被胡周二人以造反派代表的身分强行从其文件柜中抄去。那些本子上面有许多的珍贵史料。还有些基层上报要求枪毙，县里未批准上报的人员名单等绝密材料。
　　因为这次斗吴纯让“有功”，胡周受到造反指挥部的器重。可到县里补台时，胡x忠被定的“反动富农的儿子”，周x被揭发为“特嫌女人”，视他们小斗吴书记为“搞阶级报复”而加批斗，但均是大会斗争。

文革中多人哭昏的追悼会
　　
　　高致贤
　　
　　
　　文革中令我记忆最深的毛主席的追悼会。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我们县的县、区、社各级设灵堂悼念，干部、群众日夜守灵。县里听有的区委汇报：不少贫下中农到灵堂里来哭丧，有的当场哭昏过去，县委号召要对哭昏过去的人员做好医疗保护。县机关守灵的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哭，但灵堂内没有当场哭昏过去的。可在追悼大会上就有人哭昏过去了！
　　9天之后，全国统一举行追悼会。大方县城的追悼大会在大方一中广场举行，城关镇市民和新庄、五凤、陇公、小屯、大寨、龙洞等县城周边的公社的社员等共10000多人参加。当时，我作为大会司仪（请注意：那时开大会的司仪不像现在的主持人，只要声音响亮、吐字清楚、表达准确就行。司仪就像司机，由普通工作人员中挑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人们处于默哀之中，会场秩序特别好，领队指定地点，人们就自觉站好。会场内没有高声喧哗，没有互相争吵，更没有无理取闹，追悼会按中央统一仪式进行。
　　追悼会开始，默哀中便有人开始抽泣了，接着是抽泣声越来越大，进而全场一片抽泣声；有人控制不住感情了，便哭出声来，接着是许多人放声大哭，哀声动天！谁也不敢劝止，更无法制止……这时，我发现后面的人群中偶有人动，赶快问维持会场秩序之同志是怎么回事？他们轻声说：有人哭昏过去了，正在急救。
　　我知道：大会筹备中，我们就估计到会场上可能会有人哭昏过去，所以，特别成立了一个医疗抢救组。当时正是医疗抢救小组在实施抢救。会后，听说那次追悼会上有好几位老农民哭昏过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当年人们深感奇怪的一件事：元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们仍然处在万分悲痛之中，认为要举行国葬，县里也作了一些物资准备。可后来就不声不响的过去了，基层单位和人民大众自行悼念周恩来总理，如开小型追悼会、司机将黑布围在车身上、百姓自行戴青纱等。而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还要发起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出右倾翻案风等运动；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追悼念也只在北京举行。周总理和朱老总的追悼大会均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各地才于1977年重新举行，以顺民众之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