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书璇1974年文革电影《再见，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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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唐书璇
编剧: 唐书璇
主演: 邵小玲 / 曾纪律 / 潘极民
类型: 剧情 / 历史
制片国家/地区: 香港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粤语
上映日期: 1978-01-25(法国) / 1987-05-29(香港)
片长: 93分钟(法国) / 110分钟(香港)
又名: China Behind
IMDb链接: tt007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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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关于《再见中国》的背景资料整理转载自电影双周网站
　　http://www.iatolife.com/CEDB/magsearch.jsp?artid=12105
　　http://www.iatolife.com/CEDB/magsearch.jsp?artid=12106
　　
　　
　　 1973年三月，一个年青女子带著笨重的行李，踏上香港飞往台北的航机。飞机到达台北后，她从提取行李到海关检查时都显得小心翼翼，间中更深锁眉头。幸而她没有被关员截停检查行李，否则她难免有坐牢之虞。  
　　
　　 她带的不是毒品，但在台湾却可能比运毒更大罪。她带的是五星红旗、毛泽东像、《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解放装等被台湾视为违禁品的物品。携带这些违禁品进台湾，可以被控以「中共*匪谍」的罪名，不枪毙也会判终身监禁。那她为什么要甘心犯险？
　　
　　 她叫唐书璇，三十二岁，原籍云南，在香港长大，曾在台中唸中学，其后到南加州大学读电影。毕业后拍过广告片。1969年在香港拍摄黑白文艺片《董夫人》，在世界多个影展都获得好评，又拿了最佳创意特别奖、最佳女主角、最佳黑白片摄影等四个奖项。但这部片在香港放映了三天就落画，票房惨淡。在台湾更没有戏院肯上映。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由政治斗争演变成全国性暴乱，文斗武斗无日无之，在新界的海面还出现五花大绑的浮尸。唐书璇痛心疾首，在完成《董夫人》后就埋首写一个有关「文*革」的剧本，写几个大学生逃亡到香港的故事，取名为《奔》，英文名叫《The Dissidents》(异见份子)。
　　
　　 她以出售《董夫人》海外版权的钱，再加上他哥哥唐大炜和邵新明、陈国樑等朋友的集资，终于筹集到一笔并不充裕的制作费，就开始在香港搜寻服装道具。他们原想在香港拍摄，但香港很难找到与广州相似的外景，也没有太多懂国语的非职业演员。唐书璇下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到台湾拍。台中是她熟悉的地方，她觉得那里一些乡镇小街，有大陆内地的感觉。如果找到一间大学帮忙，就不只找到景，也找到人。她在1970年到台北为《董夫人》找买家，又找李行帮忙，介绍她拜会新闻局官员，表明她要拍一部「揭露文*革暴行」的影片。新闻局官员循例表示他们欢迎唐书璇到台湾拍「反共影片」，但要先看剧本云云。
　　
　　 《奔》的故事开始于1966年，正是文*革揭开序幕的时候。影片开始的时候，除了路上多了几个扩音机，不停宣读中央指令和【人民日报】社论之外，一切没有太大分别。广州大学医学院的准毕业生宋铃因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预料到灾难迟早要降临，决定偷渡到香港。他和妹妹宋兰，宋兰的男朋友梁汉伦每晚偷听美国之音的电台广播，了解国内外的形势，日间借辞参加游泳比赛，加紧锻炼游泳技术。汉伦出身农民阶级，亦忠于党，但他怕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外地，不能与宋兰一起，于是他也选择跟宋兰一起逃亡，他们的同学金浩东，是个机会主义者，和熟悉逃亡路线的杨医生也决定跟他们走。他们混入上山下乡的知青队伍到了惠州，中途杨医生被捕。四人逃到海边，准备下水时遇上边防军，宋铨为转移他们的注意力自首。宋兰等终于逃到香港，但到了香港后，他们发觉自己无法适应这个物质主义挂帅的大都会。
　　
　　 唐书璇为了找演员、找外景场地，已曾数度往台湾。她找了国立艺科专科学校(现称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学生和助教担任主要角色，其他学生与红卫兵就由台中中兴中学的学生扮演。只有扮演宋铨的邵小玲与扮演汉良的冯宝贤(艺名冯海)是职业演员。
　　
　　 现在的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香港电影研究学者卓伯棠当年是《再见中国》的助理导演，他的回忆如下：
　　
　　 “当时冇人够胆拍「文*革」，唐书璇应该是第一人。我们在台湾鹿港取景，因为那里的小巷跟大陆相似，另外很多偷渡的场面需要在海边拍摄，但台湾的海岸全属海防区域，由警备司令部负责，我们申请拍摄时亦要递交剧本审议。台湾当时跟中国的关系紧张，我们在台湾拍摄偷渡离开中国大陆的场面当然不会被限制，因为对当时国民党而言，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讯息。
　　
　　 至于大学的场景，我们借了当时仍是省立的中兴大学。我们在大学内贴了很多「文革」大字报，记得拍摄当时好像是假期，大学生不用上课，虽然如此，我们也不想过份张扬，以免被人误会宣扬毛泽东思想。
　　
　　 唐书璇最令人佩服的是她将五星红旗、毛泽东相片用大海报捲成很多捲，自己亲自由香港偷运入台湾，她胆子很大。
　　
　　 其中一段小插曲是拍完台湾戏份之后，我们到香港拍摄结尾的场面。记得在电影送检之后，新华社邀请唐书璇去「倾偈」，问了她几个问题︰她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影片的资金有没有来自「苏修」(苏联修正社会主义)？新华社问不出什么来，但影片最后因题材敏感而被禁。 ”
　　
　　
　　 唐书璇没有想到的是这部片竟然在香港和台湾都触礁。1974年，她把影片改名为《再见中国》(英文名叫《China Behind》送到香港电检处送检，竟然以「损害香港及邻近地区友好关系」为理由而禁映，据卓伯棠说新华社曾邀约唐书璇去「倾偈」，証明新华社曾看过影片，但拷贝何来，大家心知肚明。
　　
　　 这样一部「反*共影片」，在台湾公映应该没有问题吧！想不到竟然过不了台湾新闻局的关，原因是影片出现了毛像、五星旗与＜东方红＞歌曲。这个禁映的理由真是荒谬绝伦。1981年台湾拍摄的《皇天后土》、《假如我是真的》等「反共影片」，一样出现毛像毛歌，真是「只准州官放火」！
　　
　　 1981年3月香港电影文化中心举办「电影中国」节目，拿《再见中国》到电检处送检获得通过，但只准会员欣赏。1984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以「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为专题选映了《再见中国》，是本片首次公开放映。而在商业院线公映却要等到1987年，5月29日起于德宝院线映了六天，收入一百九十多万港元。1988年，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团为了表扬唐书璇的艺术成就与无比勇气，特别颁与评选团特别奖。1989年《再见中国》在台湾解禁，于北京学生运动期间，由5月27日至6月2日在台北映了七天，票房只有二十万新台币。2000年，《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中文电影100强」，《董夫人》与《再见中国》都入选。2001年香港电影评论学会评选「最佳华语电影200部」，《董夫人》与《再见中国》亦入选。（注：香港电影资料馆2011年评选的“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电影”，两片同样入选。）
　　
　　 唐书璇于1975年12月创办了《大特写双周刊》，以提高年青观众欣赏电影的水平为目的。但《大特写》的销路不高，祇出版了66期，于1978年9月停刊。
　　
　　 她又于1975年与1979年分别拍了《十三不搭》与《暴发户》两部较为商业性的电影，但票房都不好。她在失意之余，决定赴美国结婚和定居。她现在洛杉矶日落大道开了一间叫Joss的中国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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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看到最后一段还是有些难过的。有才华而不妥协的人，似乎最后都难逃理想主义者的命运。 她今年已经71岁高龄，真希望有人趁她还再世的时候拍一部她的纪录片。 欣慰的是，只需要《董夫人》和《再见中国》两部电影，她已载入香港电影史册。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5427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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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同学，马上就要出国了，并且打算定居澳洲再也不回来了。四年前他从大学毕业，找了份工作，就开始奔着出去的目标折腾了。考了雅思填了申请，还趁空找了媳妇儿，看看澳超模拟一下环境。忽然有天，澳洲绿卡就寄到手里了。他不是愤青，不喜政治，也从不去微博上恨社会骂政府。他只是觉得，出国生活会轻松安稳些，就按部就班地做了。


　　1966年，有四个就像我同学一样的年轻人。大学毕了业，就想出国了。一个满怀报国理想但阶级出身不好，随时会被怀疑与无产阶级不一条心；一个踌躇满志但苦无进身之阶，政治理想难有结果；另一对男女则面临天南地北的国家分配但求双宿双飞。咋办？无他，出国——偷渡去香港。他们的出国流程是这样的：找介绍人，传纸条，对暗号，悄悄策划数月，每晚偷听敌台了解形势，等待契机；计划路线，储备干粮，寻找接头人；一切没有就绪之时，硬着头皮冒死上路。一路上，他们以高唱《东方红》为护身法宝，从广州抵达惠州。避人耳目，溜出串联大队，寻找接头人。自行车，炒米，水壶，地图，装备齐全。午夜时分来临，却发现计划一同上路的老师已然失踪，生死未卜。他们拆掉自行车藏匿线索，窝在庄稼地里憋着气儿还差点被爆头。在通往海边的丛林中，他们在昼伏夜出，翻山越岭，走了峭壁渡了铁索桥，后有追兵前有埋伏，那股玩命劲儿一点不比红军差。当他们嚼着树叶奔到了海边，饿到了极点，恍惚中潜入村民家中偷食行窃，一砖敲闷了村里的小孩，一念之差便会犯下杀戮之罪。总算鼓起勇气冲进海里，却又瞬间损失一人。探照灯唰地一声，便彻底断送了一个要献身伟大时代的年轻梦想。


　　这起发生在文革初期的叛国逃亡案件就是电影《再见中国》讲述的故事。香港女导演唐书璇在1974年拍摄了这部真实再现文革的影片。影片拍出后，却在港、台两地被禁十五年之久。直到1987年，少了18分钟的剪辑版才在港台得以短期公映（据说香港上映10天，而台湾则短短4天就全线下片）。可以说，对于内地人来说，这就是一部从来没有过的电影。就如那些至今依然无证可查或有证无法查的文革历史，似乎也不曾发生过。三十多年后，在14英寸的电脑屏幕上看到这部影片，奇异的感觉瞬间弥漫周身，除了夜读禁书那种压抑的兴奋，还有阵阵股洞彻真相的清醒力道漫过脑际。这种感觉大概算是一个对历史少见多怪者的反应吧。


　　正如前文所述，《再见中国》的情节线条清晰，从头至尾，便是一个完整的逃亡故事。不只故事本身，导演在叙事安排上亦是如此，开场不久便由主人公内心独白道明事情缘由和逃亡计划。其后不断出现的角色也以同样的方式嵌入进来。叙事全以逃亡计划线性推进，就连四个主角的塑造也几乎没有重要的着墨之处。作为一部剧情片，似乎这点算是不足。但事实上，我却感觉这一点成了影片最妙的一招。整个片子看下来，除了独白处感觉到一种看老电影的穿越感，我并未感觉到影片对角色塑造的弱化对整体有多少影响。相反，角色身份和个性的淡化使故事多了一种普遍性和纪录感。事实上，唐书璇选用的几位主角都是非职业演员，也在角色身上刻意安排戏剧化情节。可以这么说，大学生逃亡在当时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动荡时代的“地下风潮”。而逃往香港，也是当时许多普通人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几位大学生在庄稼地遭遇边防军时，正是附近另外两名逃亡者的暴露才使他们从枪口下逃生。


　　从影片交代出逃亡计划，影片便如同绷起一张致命的弯弓，再也让人心安分不下来。穿插历史资料影像的纪录风格，将文革初期批斗、串联、武斗的癫狂气氛表现地非常真实——或许不能称为“真实”，但对从未亲历其间的人来说，这些摄像机拍下的戏就好似纪录。必须要赞的是影片的配乐，悬疑片中才使用的紧张旋律不时反复，处处紧逼，与剧情严丝合缝——踏上再见中国之路，就是无法回头的亡命徒。这种紧迫感是意味非凡的。一个普通人想选择不同的生活道路，必须玩命一搏上演惊心动魄的逃往戏，这种事足以象征那个荒谬残暴的操蛋时代。很难想象，1987年，那些在大银幕前看这场电影的文革亲历者，是何等的心情。


　　任何人都难逃时代的压迫。时势造英雄，那是必然被载入史册的“本纪”。但时势之下，造就的更多是普通人的个人悲剧，微如蝼蚁，无史可查。唐书璇用电影呈现的正是这么一场个体悲剧，我们甚至不用知道影片的主角姓甚名谁——即使知道男主角名叫宋铨是广州医学院的学生，又能多留下些什么？换一个王铨李铨都一样。文革中，每个暴尸街头悬梁自尽者都有名有姓，但也都是愚昧权力巨兽脚下无名的死者。


　　比起那些剖析研究或别有用心的历史分析，《再见中国》是更宝贵的历史影像样本。比起那些精心拍摄历史片，《再见中国》又是更精彩的剧情片。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唐书璇的勇敢足以令当时所有同行汗颜，而她在影片中表现出客观和冷静则更叫人肃然起敬。《再见中国》讲述内地人逃亡港英的故事，唐书璇却几乎未在片中表现出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宋铨等人叛国逃亡，没有什么政治倾向，不过是像我那要出国的同学一样，觉得国外生活安稳轻松些。


　　三人在香港的几段戏意味深长，可谓是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饿着肚子游了四个小时，三人偷渡成功，登上了港府警车，很快变成了“香港人”。香港街头就如另一个世界，楼宇林立，车流穿梭，证券大厅里人头攒动声如鼎沸，一副生猛繁华的景象，却丝毫没有能让壮志满酬者鱼跃于渊的感觉，更别提能令小夫妻安乐轻松了。安顿下之后，梁汉伦四处打零工，七尺男儿奔波于生计，沉默寡言唯唯诺诺；坐在资本主义社会美发厅里做离子烫的宋兰对着镜子里奇怪的发型，突然失控地笑了起来，眼神里却是狂躁和狰狞。那个曾在宣传队里奋笔疾书大字报的金浩东则皈依了基督，向教友倾诉自己那焦灼的心灵：“我好像在两个世界的边缘挣扎，一不提防，就被吞进它们的裂缝......”


　　影片结尾，宋兰和梁汉伦在他们香港的“家”中驻足窗前，望着外面的辉煌夜景。你猜，他们看到了自由吗？



来源: 一五一十部落 | 来源日期：2011-09-25 | 责任编辑：向异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1092646007.html

yangharrylg

一楼的帖子有个错误，1966年还没有知青，他们是汇入了串联的队伍~

Gowest

唐书璇是唐继尧的孙女

Gowest

yangharrylg 发表于 2014-4-22 00:02
一楼的帖子有个错误，1966年还没有知青，他们是汇入了串联的队伍~

楼主胡说八道，1966年有知青，知青还返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