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宇：江西红卫兵抢枪和毛主席批示

叶曙明

江西红卫兵抢枪和毛主席批示

王广宇

1967年夏天，江西的一个造反派组织抢了江西省军区军械库的枪支弹药。周恩来总理得知后，上午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抢枪的造反派必须交出抢去的枪支弹药，并批评了抢枪的造反派是严重的错误。下午，毛主席对此事作了批示。

大约是1967年8月初的一天（注：应为6月底，参见本期《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和卜伟华《关于文革中的夺枪问题》），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值班室，凌晨接到一个由南昌打来的长途电话。打电话的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同志，他在电话中向中央文革报告一个紧急情况。他说，昨天夜里南昌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砸坏了江西省军区的军械库，冲进武器库抢走了一、二百支步枪和部分子弹，守卫仓库的战士无法抵抗，眼看着把枪抢走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军队里一部分支持这个造反派的战士，配合抢枪的造反派，把仓库打开的。皮定钧说，我们正在同抢枪的一派头头谈判，说服他们把枪交回来。

办事组当夜值班的矫玉山作了电话记录。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这个电话记录，觉得情况紧急，就交给了办事组《要事汇报》的编辑何天齐，嘱咐他马上编发《要事汇报》，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起床后送给他们。

与此同时，周总理值班室也收到了内容相同的报告。周总理得知后，决定马上在京西宾馆开会研究江西红卫兵抢枪问题。这是当时我们所知道的第一起红卫兵公然抢夺军区军械库枪支事件。周总理值班室通知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参加。大约八、九点钟，我随同张春桥一起去京西宾馆参加研究抢枪问题的会。办事组管会议的周占凯（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会务组成员）通知了中办和新华社作录音和速记记录，周占凯是否也参加这个会我记不太清楚了。

研究江西红卫兵抢枪问题的会是在京西宾馆的一个大客厅召开的。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参加者约二十人左右，其中有总参的杨成武及工作人员，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等，江西省军区的负责人，名字我都忘了，再就是总理的联络员和秘书赵茂峰等；几个新华记者、中央文革的记者也参加了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除张春桥参加外，我印象中，中央文革顾问康生也参加了。

周总理要江西省军区和驻江西记者先汇报江西红卫兵造反派冲进军械库抢枪的过程。在汇报过程中，周总理、张春桥、康生不时提问和插话。听完汇报，周总理明确表示，人民解放军的枪支是绝不能抢的，公然抢枪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很错误的。同时总理严肃地批评江西省军区没有处理好与不同派别红卫兵的关系，支持一派，压制一派，这也是导致抢枪事件发生的原因。造反派抢枪固然是错误的，但军区对重要军事设施疏于防范，红卫兵轻易地冲进军区军械库，责任也在军区。这些造反派怎么能冲进军区军械库呢？他们怎么会知道枪支放在什么地方呢？在会上似乎有人说，军区内部也分成两派，是支持抢枪的军队造反组织提供了信息和方便。会上，好像没有人提起军区发枪给保守派的事情。

周总理坚定地说：不管红卫兵有千条万条理由，抢枪是绝不能允许的。必须责成抢枪的造反派马上把抢去的枪支如数交还军区，并叫造反派认识抢枪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错误的，违背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教导。周总理说，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家名义给江西红卫兵发一封电报，限令他们在接到电报后，立即如数地把抢去的枪支交还军区。此外，军区也要承担责任，做好抢枪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并同他们的头头谈判，红卫兵合理的要求要给以满足，有错误的军队干部该检查也要作检查。

对周总理上述观点和讲话，开会的人士都一致同意，包括康生、张春桥也支持总理的决定，没有对让抢枪的红卫兵交回枪支提出异议。

周总理责成与会的联络员和部分记者当场起草一份电报稿。起草好以后，在会上讨论一次，赶快发到抢枪红卫兵手里，并向南昌社会和各派红卫兵公开电报。

会开到近中午时分，总参和京西宾馆负责同志提议是否先吃午饭，周总理表示同意后，对杨成武说：中午饭要简单，吃便餐，不要搞成宴会，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周总理又补充说，以后开会都不要铺张浪费，就按工作餐的标准四菜一汤，我们开会的都是自己的干部和同志，不要搞得那么复杂。

果然，这天中午饭就是四菜一汤，周总理和与会人员一起吃饭。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有荤有素，但菜量还是足够吃饭的。我同总理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桌，首长们另外一桌。

下午，我随张春桥一起回钓鱼台。后来电报发没发、发出后情况如何，我就不了解了。

就在当天下午，戚本禹到办事组值班室一看见我就问：“上午京西宾馆的会你去了？”我说：“我随春桥同志去了。”戚说：“你怎么不汇报？会是怎么开的？”我说：“就是给江西抢枪的造反派发电报，动员他们把抢去的枪交回来。”戚说：“干嘛那么急，匆匆忙忙地发电报！”我解释说：“春桥同志会向小组汇报上午开会的情况。会上有录音，你要了解，我叫小周把录音带找给你。”我请周占凯把京西宾馆开会的录音带找出来给戚本禹。后来，好像戚本禹没再要，也可能忘了。

戚本禹敢对周总理主持的处理江西造反派抢枪事件的会加以“匆匆忙忙发电报”的指责，是有来头的。就在这天下午，毛主席批了办事组编的《要事汇报》。原来，我把皮定钧打来的电话记录交给何天齐编《要事汇报》的同时，何天齐又收到一份记者站（或长途电话组）的报告，这份报告是抢枪一派的红卫兵反映江西抢枪事件事出有因。他们说江西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打击压制造反派，说江西省军区发给保守派上百支枪和一些弹药，用来对付造反派，造反派被迫才去军区军械库抢了枪和子弹等等。

《要事汇报》把这两个来自不同渠道的报告精炼成一、二百字，同时刊登出来。由于事关重要，上送毛主席，同时发给林彪、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主席看了这期《要事汇报》后，就在《要事汇报》上写了批语，原文记不清了，大致内容是：江西省军区大发枪支给保守派，造反派没有枪，为了自卫才被迫抢了军械库的枪。江西省军区压制造反派，支持保守派，给保守派发枪。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发枪呢？

这个批语是文革小组开会前保密室交给何天齐，我在何天齐处看到的。当晚，小组会（碰头会）上传阅了毛主席的批语。

《电报》到底发没发，看到毛主席批示后，又作了什么新决定，我就不知道了。

1967年8月底，我被召回马列主义研究院接受造反派的审查。此时，我已失去人身自由，不能离开研究院。大约1967年10月份以后，我在研究院听到一个消息说，北京卫戍区已经给北京高校的著名造反派发了枪支（注：实际上只发了枪，没发子弹）。据说，清华大学《井冈山》的蒯司令，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等人都配带上了手枪（注：并未专门给他们配发手枪）。此事不知是否确实。

载《记忆》2008年12月14日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