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

yangharrylg

中央党校里的“帮派史学家”


丁凯文 《新史记》记者 高伐林


2013年12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王海光教授，在中国大陆报刊发表批评林彪事件研究者舒云的3万多字长文。这是在林彪问题上，体制内学者首次全面抨击体制外学者的文章，而因其分量之重，用词之厉，加之王海光教授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重要影响的共识网做了长篇在线访谈，更引起广泛关注。

为此，《新史记》杂志记者对旅居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丁凯文进行了书面专访。


官方欲拒还迎毛冥诞


新史记：凯文先生，您好，多次采访过您了。很高兴您愿意再次接受我们访谈。大家都知道，多年以来，国内党史界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受到种种限制，远逊于海外的研究，见于媒体的正式讨论极少。然而前不久，网上出现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王海光教授就林彪事件的在线访谈，他集中批评国内林彪事件研究者舒云女士的数万字长文，也在中国报刊上连续刊出，实在不太寻常。您曾撰写和主编过几本关于林彪事件的书，是这方面的专家，您怎么看待此事？

丁凯文：我也注意到了王海光的文章和访谈。可以说，这是具有官方背景的学人首次就海外林彪事件研究作出回应。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对高文谦先生《晚年周恩来》的批判。2013年是毛泽东冥诞120周年，中共当今执政者对于这个日子显示出欲拒还迎的姿态，一方面官方不得不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帜，声称不能将中共改革开放前30年和此后30年对立起来，另一面却又批评毛泽东晚年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要彻底否定“文革”──这实际上表现出官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自信、自相矛盾。

按中共的逻辑，自己是不会错的，都是不能被否定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是不能被否定的，毛泽东及其后执政者所作的任何决定同样也要坚决予以维护。李捷在这个时候高调批判高文谦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中央党校的王海光此时跳出来大力批判舒云，坚决维护官方几十年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本质上与李捷如出一辙，这番表现并不令人奇怪，国内大气候使然也。只不过王海光本人的地位还不够高，名气还不够大，尚不能造成太大影响。

新史记：您本人见过王海光吗，是否有过交流？

丁凯文：2011年夏，正值“九一三”事件发生40周年，我当时回国参加国内学人们组织的林彪事件研讨会，王海光当时也被会议主办者邀请与会，他没有向会议提交论文，仅仅是泛泛而谈了一番，既没有对海内外的研究做出具体评论，也没有重复他过去为官方代言立场的著述。当时给人的印象是，王对“九一三”事件似乎并无认真深入的研究。所以那次我与王没有什么交流，但算是与王有过一面之缘啦。


忠实宣传说教者


新史记：我注意到，王海光不仅狠批舒云，在他的在线访谈里特别提到海外有所谓“帮派史学”，似乎对您和其他一些学者有所影射？

丁凯文：我在2011年夏之前与王海光从无往来，对其人也知之甚少，只是知道他曾经写过一本《折戟沉沙温都尔汗》的书，套句俗话来说“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但是我却从友人处得知，王对我本人持非常敌对的态度，曾对外声称他极端鄙视本人的研究，原因是我的研究属于“观点第一，史料第二”。开始时我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读到了他的《折戟沉沙温都尔汗》，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的研究直接冲击了官方关于林彪事件的结论，王本人恰恰是官方观点的忠实宣传说教者。虽然王的这本小册子不是什么严肃、严谨的史学著作，只能归类于解读官方观点的学习辅导材料，因为我们指出了官方几十年来说辞的虚妄，戳到了王海光的痛处，王才如此仇视我们这些海外研究者吧？

王说“帮派史学”，其实官方就是最大的“帮派史学”：他们把持了一切宣传工具，有关文革史的研究只能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下进行，官方牢牢地控制了宣传媒体、出版发行、广播影视以及互联网，还掌握了事后惩罚的权力。国内学者们几乎没有发表不同观点的任何自由空间，即使个别人大胆发出了一点不同的声音，事后都会被有关部门找去谈话，予以警告。这样，那些有独立人格和思考的学者只能把目光转向海外，在香港、台湾或者其他国家和地区发表、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王海光们应该十分清楚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他实在没有资格和理由指责这些在海外发表不同于官方观点的学者们。说到底，史学研究决不应只有一家之言，学术争鸣原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到了中共官方那里，史学研究必须遵循党的教条和原则，史学沦为政治服务的工具。中共不仅不开放档案，还设立诸多禁区，严禁学者们发表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这本身就是心虚理屈的表现。谁是曲学阿世，谁是实事求是，我相信读者们在看了我与王海光的书后会有清晰的认识。

新史记：王海光在其访谈中，特别强调“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政治问题就不好讨论了”，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丁凯文：王海光的这个说法就是典型的官式托辞。在我们看来，不仅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政治问题同样可以讨论。但是到了国内，这两个问题就被人为地分隔开来。在中共看来，政治问题是不能讨论的，只有官方一家的结论；但任何学术问题，一旦深入讨论，都有可能涉及甚至转化为政治问题，比如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就会直接涉及到对中共政治上的评论，这是他们很惶恐的一件事。

具体到林彪事件，中共官方给林定性为“反党反革命集团”，林彪的罪行是“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和另立中央”，这些政治定性是不能触动的。然而，世人都知道，这样的定罪、定性一定要有具体的事实予以支持才能成立。离开了史实的支持，政治上的定论、定性犹如空中楼阁，一触即垮。迄今为止，中共官方拿不出过硬的证据予以支持自己的定性，而在已经披露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中，都是予以完全否定的。这些年来，海外的学者们通过学术方面探讨和研究直接动摇了官方长期以来关于林彪事件的定论。官方几十年来封锁档案，严禁学者们的自由研究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量。事实上，王海光所谓“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根本就是一句空话，自欺欺人耳，我从未见到官方组织过任何有关林彪事件的学术讨论，因为那根本就是一个不能碰触的禁区，


中共自撰党史是个糊涂帐


新史记：王海光在访谈中指责你们这些海外学者“不是在做学术，而是在做政治”，他的原话是“动不动就说你官方说东，我们一定要说西”──这话不太通，你们是专门与官方对着干？

丁凯文：王海光这个说法十分可笑，清楚地暴露出他所持的立场。王海光身为中共党史的教授应该最清楚，他就是在学术领域里搞政治。中共自己所撰的党史本身就是一笔政治糊涂帐，不同的时期就有不同的政治说法，那才真是“与时俱进”呢！仅举陈独秀案为例，中共历史上把陈独秀打成“汉奸、叛徒、反革命”，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由此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桩大冤案。这些罪名后来被学者们一一推翻，还了陈独秀本来面目。可悲的是，迄今为止，中共中央都未给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共创始人之一和五任总书记以应有的评价。难怪胡绩伟先生曾大声疾呼“党史从头就应该改写”！事实上，中共90多年来的历史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澄清和探讨，诸如富田事件、西路军问题、高饶事件、反右运动、三年大饥荒等等，林彪事件也是其中之一。中共饱受禁锢的官史早已远远落后于民间日益深入的学术研究。2011年国内出版了官修《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其成书居然耗费了16年，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启华说：“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历史的编写处处都要“跟中央保持一致”，还谈得上客观与公正吗？事实证明，官史在编篡时也不得不部分吸收民间的研究成果，民间学者的努力和探索在相当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和进展，这决非如王海光所歪曲的 “与官方对着干”，而正是坚持实事求是。

新史记：王海光在其访谈中特别强调，没有军队的支持，“文革”是搞不起来的，“文革”中存在一个“林彪集团”，要对“文革”负责，并坚持认为您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是要为林彪翻案。

丁凯文：王海光在这里偷换了概念，将“文革”时期整个军队对“文革”的支持说成为林彪集团对“文革”的支持，似乎毛泽东的“文革”是在林彪及其几个追随者的支持下才搞了起来。其实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开始时是得到了全军上下全力支持，并非仅仅林彪一人而已。更何况，在林彪死后，“文革”又在军队支持下搞了五年，支持力度不亚于“文革”前期。我在《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论述这一问题。军中老帅们如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再到杨成武、萧华、刘志坚、许世友、韦国清等一大批军中将领都积极投身这场运动。新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六卷也承认，军队出于对毛泽东和党的崇敬与信赖，按照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和要求，支持并参与这一运动。

在我看来，军队之所以卷入“文革”运动：一是毛泽东的命令，军队从上到下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二是他们开始时也相信了毛泽东的那套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理论。军队高层对“文革”是逐步认识的，从积极支持和参与，到消极、怀疑乃至抵制，这也经过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比如“二月逆流”的抗争、庐山会议上倒张春桥的斗争等都是军队抵制“文革”运动的体现，直至毛泽东死后，军队直接参与粉碎“四人帮”。王海光有意将林彪和其他老帅们隔离开来，似乎只有林彪及其军内的几个追随者支持和参与了“文革”，这绝非客观与公正。

至于说到本人在2004年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那是海外第一次出版关于林彪事件的学术论文集，收集了海内外有关林彪事件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质疑了官方几十年来对林彪一案的定论。然而，本人从未将自己的工作定为“翻案”──我们的书名，是“重审林彪罪案”。史家对历史的研究，本来就要秉持良知对历史作客观、公正地叙述和评价，而非秉承上意、曲学阿世，当然更不会当有人指责我们“翻案”就循规蹈矩，裹足不前，“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才是先贤标杆。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精神写出来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终究会贻笑大方，成为历史的垃圾。本人不指望王海光有古之良史风范，但至少在落笔时要三思。


毛真要“挽救”林彪？


新史记：王海光对毛泽东1971年南巡有个说法，认为毛泽东是釜底抽薪，要“枪杆子团结笔杆子”，“从毛的政治考量来讲，都没有要把林彪赶走”，似乎还要挽救林彪这个“失足者”。您怎么看？

丁凯文：这个说法是曲折地为毛泽东倒林巧言辩护。毛泽东的南巡岂止是“釜底抽薪”那么简单？那是毛在为下一步的九届三中全会作全面的准备和动员。毛在那短短的20几天里反覆接见地方掌管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不断向他们灌输庐山会议是党内继刘少奇之后的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并给林彪量身定做了“想当国家主席”的“谋逆”罪名。这哪是什么“枪杆子团结笔杆子”？分明是打算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彻底解决林彪问题。毛南巡的目的就是要警示军政大员们认清形势，站稳立场，在关键时刻向林彪发起总攻。如果九届三中全会开得成，可以设想，林彪地位断然不保，黄吴李邱等人也会被架空，使林彪形同囚徒，即使林不会马上步刘少奇的后尘那样殒命，毛至少也会像对待邓小平那样将其囚禁放逐。面对“文革”这个大业，毛泽东必须要维护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他们才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衣钵的真正传人。林彪事实上已经成为“文革”的障碍，是毛泽东必须扳倒的对象。否则，毛泽东就不是毛泽东了！


林彪搞政变，证据何在


新史记：《571工程纪要》是当初中共判定林彪搞政变的定罪证据。王海光在访谈中一方面说：“没有证据说他（林彪）参加，也没有证据说他不知道”，另一方面又说：“林立果搞这些东西，林彪实际上并不都知道”，未免前后矛盾吧？

丁凯文：是啊，既然“没有证据”，王海光何以仍然恪守官史口径，仍然以此说事？

林彪的出走是个突发事件，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但是当毛泽东知悉林彪的飞机坠毁于蒙古的温都尔汗时，毛的第一反应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毛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林彪已死，那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和处理这一事件了，“文革”中所有的坏事都可以推到林彪一个人的头上。但是毛毕竟还是遇到了一个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的问题：如何将林彪这个被毛一手扶植起来的副统帅、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打成“叛党叛国”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如果不能将林彪阴谋政变杀毛的罪行落实，就无法自圆其说。而《571工程纪要》恰逢其时，正好填补了林彪搞政变文字证据的空白。

当初下发的中央文件里有这样一些话：“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这份中央文件确认了林彪从事了阴谋政变，这份《571工程纪要》也就成为历史文献永留史册。

中共官方承认这份《纪要》是从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住所发现的，但是官方却“遗漏”了一个最关键的情节：没有证据证明这份《纪要》出自林彪授意，甚至也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知道这个《纪要》，更谈不上林彪要按照这份《纪要》的筹划实施武装政变。经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央专案组和后来邓小平搞的“两案”审判，都没有拿出真凭实据证实林彪的这一罪状。但是，法律要为政治服务，《571工程纪要》仍然成为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之一。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可以随意涂抹的，2011年出版的《党史》第二卷谈及这个《纪要》时仅仅突出了林立果的作用，不再强调该《纪要》出自林彪的授意。王海光也不得不承认“没有证据说他参加”，可是王却故意留了一个尾巴：“也没有证据说他不知道”──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疑罪从无呀。

面对共识在线主持人的追问：“是否有一天，这个案子可能因为缺乏证据重新翻案？”王居然说：“这个不是翻案的问题因为做翻案和不做翻案不是某个人能够决定的，是领导人决定的。”这句话可算一语泄露了天机！林彪有没有罪，不是靠事实来定，而是靠权力来定，不是法律说了算，而是领导说了算。这就是中国特色！


“红卫兵卫彪战斗队”？


新史记：王海光写了长文批评国内研究林彪事件的舒云女士，认为舒云的文章“时间错乱，逻辑不清，头绪杂乱，前后矛盾，史实错讹甚多”等等，不一而足。您觉得他批评是否有道理？

丁凯文：国内有学人愿意投身林彪研究是一件好事，学术上的争鸣也是正常现象，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欢迎的。只要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即使双方观点不一致也没关系，谁也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对方，大家可以通过思想的交流、史实的认证，做出各自的判断，结论要经过相当时间的验证。学术探讨切忌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以教师爷自居，别人的研究成果都是错讹的，唯有自己一家是正确的？学术研究更不能恶意贬低对方，搞诛心之论和人身攻击。我看过王海光这篇批评舒云的文章，一个很深的感受是，王海光的文章远离学术争鸣的正常规范，大量掺杂了非理性的言辞和赤裸裸的人身攻击，这是非常令人感到遗憾的。

舒云是国内最早涉入林彪事件研究的学人，她虽然有体制内的身分，但她调查林彪却完全是独立学人的行为。她自费走访了众多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受株连的底层小人物，为他们遭受厄运呼吁呐喊。在这基础上，舒云写出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很多专著。舒云的研究和著述并非完美无瑕，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书中一些史实和观点当然可以商榷，但是不能否认舒云的贡献，她的著述丰富了资料，开阔了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方法，在万马齐喑的国内环境中，突破了官方的一家之言，非常难能可贵！

王海光在文中将舒云一棍子打死，是“拉帮结派，搞学术江湖”，是“红卫兵卫彪战斗队”。难道与官方观点不一致者就属于“拉帮结派”？那么你这位中央党校的教授又属于什么帮派或“战斗队”呢？

王在文章里还给舒云戴了其他大帽子：到处捞材料，搞道听途说，编造史料，以假乱真，混淆视听，完全是在搅浑水，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恶意造假等等。更有甚者，王海光居然定性“舒云女士嗜好谋名图利”。请问王海光，这种人身攻击也是一个学术研究者说得出口的“研究成果”吗？难道就能彰显你王海光的学术成就和地位吗？本人学术研究十几年，还是头一次见识到一个自称的历史学家给国内研究同行栽上如此不堪的恶名，让人们对中央党校教授的水平有了切实了解和认识。表面上看王海光否定的是舒云，实际上他否定的是这些年来海外研究林彪事件所有的新成果。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容忍不同观点的存在，不要搞一言堂，特别是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高人一等的教师爷地位，不要以为有了“教授”、“博导”头衔就可以目空一切，别人都是左道旁门。


既是无知，又是偏见


新史记：王海光在文中指责舒云女士史料作伪，王举出一个实例：舒云在《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一书中多次引用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在《亚洲周刊》上的文章《揭开林彪死亡之谜》。王海光断言1994年2月1日的《亚洲周刊》并无此篇文章，王由此判定舒云是“借外媒之名制造流言，戏弄大众永不满足的猎奇心”。这都是份量很重的批评。

丁凯文：这是王海光本人自以为是，孤陋寡闻。彼得汉纳姆当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1994年1月23日发表在美国的《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题目是Solving a Chinese puzzle，此文是他与苏珊劳伦斯合写；第二篇于1994年2月2日发表在英文版《亚洲周刊》上，原文题目是 Solved: The Mystery of Lin Biao's Death。我本人手头就有这两篇英文文章。我在2004年全文翻译了汉纳姆的第一篇文章，将英文原文与中文译文均放到了“林彪军队文革”网站。汉纳姆的第二篇文章是我的朋友陈航先生翻译，我做的校对，一并放到网上。此文中文译文亦可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当时我还特别写了一段译者按：“彼得汉纳姆关于林彪事件的文章，我们以前比较注意的是其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的文章，而忽略了他发表在《亚洲周刊》上的文章。而后者对林彪事件的揭示更详细、更全面。前者只是这篇文章的缩写。现在，陈航先生将《亚洲周刊》上汉纳姆的文章翻译成中文，笔者做了必要的校对。现贴出来供大家研究。”王海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妄指舒云“制造流言”。如果王稍微有点耐心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由此可见，无知与偏见是多么的可怕。

新史记：王海光对舒云书里的具体史实作了批驳，内容涉及到诸多方面，如“林彪九八手令”、李文普自伤等等。

丁凯文：有关这些具体史实，我与司马清扬在《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中论述过，这里无法一一重复，因为这要花费很大篇幅。我想具体问题的答辩不如留给舒云女士，这里只想就王海光提出的史料来源问题谈谈看法。

中共断案的最大特点是，先有罪名，后找证据，为了给被打倒者扣上一些帽子，不择手段地搞逼供信。中共建国后冤案遍地，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彭德怀案、刘少奇案、61人叛徒集团案、彭罗陆杨案、贺龙案等等，这已经被中共自己所证实。这些冤案的形成都是源自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毛死后这些冤案都被平反、昭雪，中共自己承认当年专案组秉承上意制造了这些冤案。这些冤案的形成都离不开那些受害人的口供，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专案组几乎可以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口供。这里仅举一例：陆定一曾谈及他在秦城监狱的遭遇，陆说：“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纪希晨《陆定一谈文革经历》，见《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这就是当年专案组的“成果”！

可以说，专案组时期搞出来的“口供”和“证据”是最靠不住的，那不过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王海光依然以当初这些专案组搞出来的资料作为自己文章的依据，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对史料运用的取舍问题。王海光这么相信专案组搞出来的材料，哪里还需要再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中央文件已经清清楚楚地判定了林彪的种种罪行，大可直接认定林彪就是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和另立中央，这岂不省事？何须再费力气与舒云作辩驳？王海光认为林豆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写的申诉材料，与当初被关押审查时写的交代材料不一致，以此认为林豆豆后来的申诉材料说了谎话，殊不知专案组年代的交代材料才最有问题。张清林在2011年9月国内举行的林彪事件40周年研讨会上，回忆了当年专案组谢静宜是如何对他们搞逼供信。张说他当时非常担心林豆豆被害死，所有向中央写的揭发交代材料都是张清林代写。张清林特别强调“我也做了一些违心的事，如果有错，是我的错。”（高瑜整理《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发言》，见《新史记》第4期） 王海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应该不会忘记张清林的发言吧？

此外，我还想指出，无论是林豆豆、张清林还是其他所有受到林案株连的人们，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在中共专案组的主导下，他们被长期关押、审查，被逼着交代和揭发，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度过了他们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屈辱日子。现在的史学研究者如果还抓住他们在那些日子里被迫写的揭发交代材料不放，并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林彪一案，那很可能就会走回当年专案组的老路，人们对此不能不察！


“今后执政者也不会翻”？


新史记：您从事林彪事件研究多年，对有关研究的现状和前景有何评论？

丁凯文：林彪事件的研究在国内仍然是个禁区，举凡涉及到林彪事件研究的文章或书籍大都还是按照中共《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基点，林彪事件的性质不能触动，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性质不能触动，所有关于林彪事件的相关档案和资料都被封存，所有“两案”审判中受到株连的人的申诉也不被受理。举例来说，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受到牵连，在1990年向中纪委、中组部、解放军总政申述其冤情，结果被告知：为了安定团结，“两案”问题一律不动，对错都不动。（丁盛《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273页）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现在，未有任何改变。许多人含冤而死，迄今也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原七机部部长王秉璋为中国的导弹和航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王将军2005年9月去世，至今未能入土为安，死不瞑目。

从目前中共官方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们不愿触动这些历史问题，宁可抱残守缺，无所事事，也不想对这段历史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那样一来就会涉及到对毛泽东和中共自身的重新评论，也许会危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统治──在这一点上王海光并不糊涂，王说：“不仅今天的执政者不会翻，今后的执政者也不会翻”，只不过他将“不会翻”的理由偷换成“对文革受害者如何交代”。

王海光在他的文章最后一段引了胡适一段话作总结，即作学问要有“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此说原本不错，王海光显然是想用胡适这番话自诩其研究多么科学。但是他的“科学”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校这种中共供养的政治机构的学风，与胡适所说风马牛不相及。我更想说，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首先应该有陈寅恪的风骨－－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112页）此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如果史学研究都如王海光般处处与中共中央的决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精神保持一致，那么这样的史学研究不搞也罢。

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现状，主要的成就还是在海外。特别是2006年以来，几位林系大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的回忆录相继问世，使这一研究得以向前推进一大步，国内学者丁东甚至认为现在的研究已经到了“吴李邱时代”，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回忆使研究者对那段历史有了更真实与详实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2011年我与司马清扬撰写了《找寻真实的林彪》一书，也算是林彪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吧。当然，关于林彪的研究，需要更多资料的披露，更多研究者的参与。我一直认为，被中共刻意掩盖和歪曲的历史真相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揭示的，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


原载《新史记》总第18期，2014年2月
http://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t=1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