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今年57岁,在年轻人的眼里,他大概就是个拍纪录片还不得志的大龄“愤青”。但事实上,徐星曾是著名作家。在上世纪80年代他因为先锋小说的写作声名远播。一部折射年轻人内心不安和叛逆的《无主题变奏》被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如今,他选择用镜头记录文革中来自最底层的荒诞与苦难。
沉默的农民“反革命”
2010年,徐星在北京宋庄画家贾和震那里无意间发现了一张人像草稿,草稿背面竟是一张文革时期的“犯人登记表”。徐星一点点翻找,一共找到22张,“犯人信息”都是“文革”期间的“现行反革命”,涉案者大部分是农民,被下放到浙江衢州十里丰农场劳动改造。这些登记表让徐星大受震动,他决定要去浙江寻访这些“文革中的人犯”,做一部他们的《罪行摘要》。
路牌、村镇、房屋、村民,镜头由远及近地向目标接近。尚未调色的画面,让屏幕中的南方村庄也显得粗粝。
镜头中的老人,大部分对当年的冤屈早已麻木。在他们脸上,看不到委屈,也没有愤恨——或许因为数十年来他们都没表达的机会,时间长了,自己为自己找到了一种认命的姿态。
60多岁的林品新,坐在自家门口新刨出的红薯堆旁接受了徐星的采访。从他破碎的叙述中,偶尔能够听到“被抓”“脚镣”“老婆没了”。关于当时的经历,已经很难拼出完整的故事。只知道他给“中央文革”写了封信,就被判刑20年。当被问起信的内容时,他说自己已经不记得了。在衢州十里丰农场的头一年,他把重镣挂在脖子上劳动。他说起这些就像在讲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这时,他87岁的老父亲闯进了镜头,提着一篮子红薯,他竟然还在干农活。徐星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的路费,剩下的钱都掏出来留给了这个曾经的“现行反革命”。
然而也有“现行反革命”对徐星有着另外的期待。他们希望徐星可以帮他们平反。文革期间,只因为一些荒唐的理由,这些普通人莫名其妙地背负了罪行。周明夫当时是村里一名会计,他的罪名是“拿气枪污蔑毛主席宝像”,其实只是因为他在会计室摆弄过一把已经坏掉的气枪；王光生读过不少书,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由于性格张扬,自诩通晓天下事,喜欢抛头露面,结果得了一个“协助反革命首犯投递匿名信”的罪名。而这封信的内容只不过是向北京反映当地阶级斗争的方式问题；其他还有诸如“对现实社会不满”“参加反革命集团”之类的罪名,五花八门。
其中最有戏剧性的是胡竣录、程德华和翁志渝三人。他们由于出身不好,被划为“黑五类”,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处境艰难。于是三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小组,互相帮帮忙。但忽然有一天他们就被抓去交代问题,翁志渝说,“没有反革命组织,没有组织名称,”接着就开始被人用枪托猛砸。翁志渝说,“我必须想出一个罪名,不然就要被打死。”但这个罪名还必须不至于被拉去枪毙,想了半天,他说了两个字,“启蒙”。三个人终于有了罪名——“启蒙领导核心小组”,而其中的罪行有一半是翁志渝给自己罗织的。翁志渝本来不是那22张“犯人登记表”上的人选,只因和表上的胡竣录是同案犯,所以被拉了进来。
抢救一段历史记忆
徐星自己的插队经历对这部纪录片的拍摄起到了很大作用,起码他懂得如何与农民打交道,知道如何让他们放下对摄像机的戒备。“你要笑,笑着跟他们说话。”徐星这样总结“经验”。
徐星家里,正对门口的一面墙摆着个大书架,拍摄器材没地方放,就堆在书架顶上,客厅满满当当。他没有工作室,狭长的客厅里支了张桌子,上面有一个笔记本,一台台式机。徐星正在给纪录片《罪行摘要》制作后期。他一米八八的大块头藏在27英寸的显示器后面,让人觉不出高大。
后期制作的辛苦让眼前的徐星满脸疲倦,但他“寻找罪行”的经历更加辛苦和不易。徐星的原始线索只有写有“犯人”原住址的22张登记表,这些“犯人”如今的下落早已无人知晓。为了寻找这些“文革”中的“现行反革命”,他几乎跑遍了整个浙江,四处打听,每找到一个人,都像撞上了大运——绝大多数人早已从原住址搬走,很多街道也已经由“文革”时期充满革命气息的名字改回本名。
徐星没有助手,一个人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坐农民的“蹦蹦车”在无数村镇之间颠簸。在浙江湿冷的小村镇上,徐星只是个孤零零的大个子北京人,几乎没人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不隶属某个单位。影片里的一段颇能说明徐星的境遇。他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当年“现行反革命”之一王光生的女儿,说要找她父亲。当事人的女儿问他是干什么的,徐星笑了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自己的身份。人家又问了一遍,他只好重复说:“我找你父亲。”最后补上一句:“聊聊他从前的事情。”
徐星没有工作,几乎没什么收入,拍片子的费用都是朋友们给的。“拿朋友的钱我一点都不客气,还觉得你怎么就给我这么点儿?”他说。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朋友,给钱他都不敢要,因为只有是真朋友的人,才“懂得我不是用他的钱在嫖赌,是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事”。
为这部纪录片,他花掉了十几万。“真的常常会有朋友问我你图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图什么,图这事儿它让我兴奋,”徐星的言语之中,似乎在有意减轻这件事的沉重感,他不想把自己表现成一个多么高尚的人。尽管他有意躲避崇高,但他知道自己这是在抢救一段历史记忆。他说:“我估计将来等我死了以后,谁找中国‘文革’民间的资料,可以到我这儿来找。”
纪录片在徐星的电脑上播放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毁了。王光生的妻子在他入狱后跟他离了婚,胡竣录在服刑归来后性情大变,把妻子打跑了。这些遭遇,他们很少向人提及,准备默不作声地带着这些隐秘往事入土。徐星的出现,才让他们的形象和故事得以保存。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平反了,经过多年的言说,人们了解了他们的苦难,但是有着类似遭遇的底层农民,正在被遗忘。“这么多年来,‘文革’底层受害者通常不被提及,尤其是农民,他们因‘反革命罪’进就进去了,出就出来了,没有解释、没有平反、没有补偿。我希望我的新纪录片给大家多提供一个研究角度——‘文革’中的农民,我试试填补这个空白。”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04/12/c_132304009.htm |
发表于 2014-3-30 19: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