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读张迈《我的文革杂记》谈上海的文革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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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老田

从我个人掌握的上海文革情况看，张迈的回忆是可信的，虽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带上自己的个人烙印。个人的感受与体验如果能够结合宏观运动背景，显然就更加具有意义，下面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试图结合张迈先生的文革回忆作为背景资料，在与全国其他地区运动情况相对照的情况下，力争给网友还原一个相对完整的文革印象。

在文革期间，上海与全国的普遍情形有比较大的不同，主要有两点：一是保守派（一般认为是当权派的政策执行工具）活动不是特别剧烈，二是在整个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政治上掌权了而且没有发生重大分裂，全国与上海情形接近的只有北京与河南，就全国而言算是特例。

一、上海文革的第一阶段

从过程上看，张迈的经历中间，没有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痕迹，而许多造反派包括王洪文之所以起而造反，肇因于工作队的早期压制带来的反抗，许多人参加造反派是因为受到“当权派”的不公正待遇，而又找不到正常的宣泄渠道，在文革特定条件下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的，这在造反派中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和心理转变历程。

典型的造反派主要来源于“资反路线”期间受到压制的“少数派”，他们因为曾经受到“当权派”的压制，为此起而造反的，因此他们在文革期间，目标和对象很明确，始终把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主要是使用“四大”等方式去斗争当权派。造反派早期的一些过火行为如“戴高帽”“坐喷气式”等，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是“变相武斗”因此有所收敛。总体来说，造反派因为自己的弱势地位，又处于与当权派的对立位置上，因为反对干部和党员中间的走资派，从而有站在国家机器和共产党对立面的危险。造反派的弱势地位和对于“秋后算帐”的担心，迫使造反派不得不在运动中间采取相对谨慎的行为模式。而当权派和保守派的行为要放肆得多，在掌权之后的造反派，确实有些不敢恭维，但是就全国的总体而言，也还不是最糟糕的，任何时候行为最不检点的，都只可能的是当时强势群体。

张迈先生的经历没有这一段，我不是说张迈的回忆不可信，而是他的经历在造反派中间不够典型，虽然他自认为是造反派。当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张迈的观点实际上是偏于保守派的，这个倒是很典型。我曾经访问过北航红旗最早起来造反的戴维堤（在韩爱晶之前是一号勤务员），他说在北京大学生中间的“天派”于“地派”的分歧，就是因为北航是半军事学校，学生的出身多半很好，有很多人实际上在运动初期也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因此偏保；地质学院的学生出身相对差些，不仅多数人都参加造反派，而且在造反上比较急进，最后成为“首都三司”的核心。

上海的一月风暴是造反派与当权派矛盾积累的最后结果，从事后回溯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是属于“被动跟进”性质，参加夺权的除了原来在“台下”的造反派之外，还有本来处在国家掌权“后台”地位的军队。就全国而言，实际上夺权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军队干部夺了地方干部的权。由于军队干部是党内强势群体，后文革时期的叙述遭遇这一阶段时，采取“曲笔”处理，虽然决议中间全面否定了“夺权”，但是没有否定军队夺权，而是说“军队支左”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夺权的另一方面是打倒旧的当权派。根据王力的回忆，因为柯庆施的缘故，毛泽东对上海和华东局的干部是比较相信的，文革初期的一些重要举动如写作《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都放在上海进行，起初毛泽东也没有要打倒陈丕显和曹荻秋他们的意思。最后是因为出现了“红革会”炮打张春桥事件，当时北京的判断是怀疑有当权派在背后“挑拨群众斗群众”，使得造反派组织面临着大分裂的危险，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风向”才决定抛出陈丕显和曹荻秋的，王力还说如果是有人在挑拨学生的话，那么最后的结局显然是走向了挑拨者预期的反面。而在群众组织中间，是上海保守派组织“赤卫队”首先喊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在徐景贤的回忆中间，说他们当时判断是保守派要“摘桃子”，所以索性把问题升级到“打倒”，为此只有紧急抛弃旧的“炮打”“火烧”，迅速把口径统一到“打倒”上，与赤卫队保持一致，这是造反派针对保守派新举措采取的一种竞争性的策略跟进。

二、文革期间的武斗

上海总的说来武斗不严重，张迈的感受在上海是有代表性的。

上海文革比较特殊的情况是造反派没有特别大的分裂，根据徐景贤的回忆，他说是因为张春桥比较具有政治手腕或者智慧，在联合夺权过程中间稳住了局势，在程序上面给各个造反派组织以同等参加革委会的机会，因此各个造反组织之间没有出现重大分裂。当时只有学生组织“红革会”比较急进，要走极端，准备炮打张春桥，结果迅速被中央文革的一纸声明所瓦解。再后来“上柴联司”的“不屈”反抗，被上海市革委会调动民兵迅速镇压下去了。因为上海的造反派内部分歧不算是特别大，“三结合”过程迅速完成，没有因为争席位什么的，发生长期摩擦。而在工总司内部，想要争夺席位的耿金章等人，被秘密抓进去蹲了几个月，在放出来之后还结合为革委会常委，因为要害人物在关键时期被果断隔离，派性的摩擦能量就没有充分释放出来。

由于上海当权派的工具组织“赤卫队”瓦解很迅速，后来也一直没有发展起来特别强大的保守势力，造反派内部分化也不严重，或者被用各种方式消解，因此上海的武斗不是太厉害。今天的文革史在写到上海文革的时候，经常渲染的重大武斗事件有两桩：一是在“一月夺权”之前，耿金章带领“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在康平路市委大院用武力驱逐“赤卫队”时发生的，“后文革”时期的叙述说这一事件中间有91人受伤，当时对阵的是耿金章带领10万人，驱逐赤卫队3万人，这件事在“后文革叙述”中间说是王洪文要负责任，但是根据徐景贤的回忆则不然，说是王洪文根本无法制止耿金章，耿金章导演这一驱逐事件本身就是为了显示“在工总司内部到底谁是老大”，有向王洪文为代表的工总司主流派示威性质，这就是号称打响“全国武斗第一枪”的“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时间是1966年12月28－29日。第二件武斗事件，是1967年8月攻打“上柴联司”事件，这个事件发生时，上海市革委会已经成立，武力压制“上柴联司”实际上是政府行为，似乎不宜作为“文革武斗”看待，虽然王洪文他们没有选择调动正式的武装力量而是选择了调动民兵；在这一次事件中间有650人受伤，事件的起因是“上柴联司”曾经在5月份打死老工人解喜福，革委会派宣传队进厂要求他们交出凶手并恢复秩序，又遭“上柴联司”武力驱逐，因此上海市革委会于8月4日动用了武力，若作为“政府恢复秩序的努力”事件来看待，不动用正式军队的选择要可取得多。

相比较而言，四川的武斗就比较厉害，徐友渔参加那个的保守组织曾经和“产业军”一起，在1967年5月初，数次血洗“川大八二六”，造成十多人死亡。后来重庆的“八一五”，就在军队的支持下，把对立面的“反到底”彻底打垮。这样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虽然不缺乏背后的支持，总体来说还算是“群众武斗”。但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武斗只能说是镇压造反派，典型的如武汉的百万雄师，就是基干民兵组织――为核心的第二武装。广西保守派在当权派的支持下对造反派“4－22”组织的屠杀，是最为骇人听闻的。湖南次之，也在农村地区如道县，组织过民兵组织去清洗造反派及其家属。文革发展到武斗时期，保守派组织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拥军派”，这个名称的内涵是不言而喻的，这与早期以北京“联动”和各地“多数派”为代表的、以针对“黑五类”的行动或者进行“反右”斗争为特征的保守组织，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上海在文革期间，没有出现拥军派，早期的“赤卫队”是一个典型的多数派组织，目的就是把文革当作第二个“反右运动”，在政治上与工作组和当权派是一致的。

许多人在叙述文革的时候，都共同回避一个基本事实：联动和多数派宣扬的“血统论”，本身就是针对造反派的“文攻”手段；后来“拥军派”多数从事武斗行动，实际上是把针对这一特定“黑五类”群体的清算手段升级到武力解决的程度，本身就是体现了武力清算造反派的部分图谋。当然这背后也是有背景的：毕竟是那些在新政权底下感受到更多不公正待遇的人，对干部的不满程度更高，造反的意愿更强烈一些。所以不奇怪的是，高干子弟组成的保守组织，在“理论上赞同”血统论，在“实践”热衷于攻打“黑五类”搞红色恐怖，在当权派的布置下遂行“抄家”“破四旧”；而中央文革和造反派则反过来，明确反对“血统论”，反对把打击矛头向下，同时支持“怀疑一切”，为的是把斗争矛头向上指向当权派。对于“血统论”和“怀疑一切”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整个文革初期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明确分野。

三、“修理”造反派的过程

在文革初期的“资反路线”时期，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文革初期50天”，是把斗争矛头向下指向“黑五类”，政策工具是干部子弟组成的“保守派”和党委与工作队领导并支持组织的“多数派”，这个文革运动的方向是“抓右派”。后来一位造反派亲口告诉我“在当权派看来，造反派就是就是右派；在造反派看来，什么右派，其实就是造反派，不过是给当权派提了点意见而已，根本不是反党。”文革初期50天的“白色恐怖”，就是第一次“修理”“少数派”的过程，后来被毛泽东制止，工作队也撤了，许多工作队员还被要求回原单位检讨。在张迈的回忆里面，没有这样一段，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没有派工作队，还是他对这一段历史，没有什么记忆。

武汉市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在文革期间告诉造反派说“根据我入党几十年的经验，宁可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打击矛头转向“黑五类”和“抓右派”具有必然性，因为“宁可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实在太多，按照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情况看，愿意“犯组织错误”与当权派主流不一致去支持造反派的，几乎没有几个，95％以上的干部都是“宁愿犯路线错误”的。这样的当权派意愿与文革初期的运动方向完全一致，许多人在文革问题上喜欢说毛泽东“大权旁落”，干部喜欢听刘少奇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典型的“伪叙述”，无非是刘少奇主动去代表干部中间的大多数，体现官僚精英群体的意志和利益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刘少奇的影响力超过了毛泽东。这一点在文革期间，有多次表现。

新中国的国家机器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精英群体手里的，党政军人财物都是如此。因此决定了中国现实政治中间的力量对比：官僚精英群体是最有力量的群体，在政治选择中间形成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态势，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是顺着这样一股力量去进行政策操作的，毛泽东则是反过来进行逆向操作的，在文革期间虽然毛泽东如此充分地发动了群众，但是力量对比仍然处于不利状态，最后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就被进行系统的“秋后算帐”。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本来是着眼于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结果在多数地方被用来清查隐藏的“黑五类”，文革又回到了“资反路线”时期的那个起点。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而是实际上掌握国家机器的最强有力的官僚精英群体，在现实中间最终主导一切。表面上的领导者无论是谁，最后的领导者一定是最强大的那个社会群体。调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搞政治，实际上是发动这样一场比赛：是谁最具有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试问有谁比得过曾经掌握国家机器的那个群体？

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只是少量地触及了造反派的话，那么后来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就是集中并且全面地清算了全中国的造反派，这个运动的最后成果是在全国打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基本上造反派的积极分子都被一网打尽了。我在网上见过无数篇文章，都是争说哪一个冤案是解放以来最大冤案的，这些冤案规模和程度各不相同，但是受害者无一例外地都是官僚精英群体或者知识精英群体中人，象清理五一六运动这样的严重平民受害事件，就没有任何一篇翻案叫屈文章提到体现官僚精英群体意愿的“清理五一六”运动。上海与河南的情况类似，在这样的打击五一六反革命运动中间，受到牵连的人比较少，这是因为在这两个地区是所谓的“造反派当权”，因此反五一六运动的成效就很不怎么样，这与全国的情形不同，但是与张迈先生的现实感受一致。

四、文革运动中间所体现的问题

就全国的整体情况而言，文革是一次真正的政治博弈过程，对垒各方的竞争步伐，是环环相扣的，竞争在国家政治层面、经济与微观管理层面、文化与旗帜争夺三个方面全面展开。由于这是一场真正的竞争，就注定没有人会喜欢“文革”，无论是对垒的哪一方，在“不喜欢文革”上是高度一致的。当权派因为自己的优势地位在文革期间全面受到挑战，总是感到不舒服，最后是把造反派的政治影响和组织结构彻底摧毁了事；造反派因为自己的弱势地位在强势的官僚精英群体面前暴露无遗，长期被对立面搞“秋后算帐”，无论如何是喜欢不起来的。虽然张迈先生自己并不代表对垒双方中间的任何一方，但是总算在感受上面与他们达成了一致。

毛泽东本人虽然没有上述问题和担心，但是他从这样一场运动中间，更加印证了自己的悲观判断――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原因在于无组织的多数，在“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的现实中间，无法制约少数有组织的精英群体，这一点在文革中间非常清晰。张迈先生在文革期间的感受，特别是他在单位管理混乱方面的感受，非常雄辩地说明了底层群众要真正掌握国家机器和舆论资源是多么困难，这其实正是信息不对称和力量不对称的通常表现。许多政治压制，实际上是缺乏必要“力量”与“信息”资源的领导者，缺乏有效的手段和必要的资源去建立自己管理权威，为了降低管理成本而采取的“不合理解决方案”。其实在文革期间，除了因为要排斥造反派自己掌权之外，军队干部到地方之后大量设立各种背地里整人的“专案”，目的还因为他们要通过这样的“阶级斗争”手段，去“野蛮”地取消管理过程中间的种种障碍和限制力量。

张迈先生似乎认为，一些人是主导者，另外一些人是被主导者，其实所有人都是被主导者，毛泽东尤其是被主导者。因为“管理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广泛存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什么想象中间的“专制皇帝”，也几乎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独裁者”。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力量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人世间不仅很容易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理方案，更有可能的是大同社会根本就不会崩溃。对照文革这样的政治博弈过程，一切“制度决定论”都是没有依据的，所以宣传制度决定论的，不是傻子就一定是骗子。“制度决定论”和“独裁皇帝”的叙述，在逻辑上都是一致的，就是忽略制度的执行成本和监督费用，只有上帝是“全能、全知和全在”的，完全不受信息成本和执行成本的制约，这两者都是假定“上帝”尚在人间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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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四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