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不少事件有文字记载,但无法反映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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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却正在于此。口述不是讲和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是口述史的样本和采访者，主要还是需要历史学工作者来采访。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我们选择的标准。”

——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

“1949南下上海干部史”

“口述史”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为抢救这一记忆，日前，以口述历史方式记录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为宗旨的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成立。这一中心目前已经完成了第一个项目——“上海改革开放30年”，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曹景行主持编撰的《亲历──上海改革开放30年》也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据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负责人金光耀介绍，研究中心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牵头组建，第一个已完成项目“上海改革开放30年”按时间顺序，选择了十位上海重大历史亲历者，这些上海故事包括嘉定县“试水”联产承包（口述者李学广）、“伤痕文学”的到来（口述者卢新华）、《于无声处》响惊雷（口述者宗福先）、1988年遏制上海甲肝大流行（口述者谢丽娟）等。

这一口述项目为完整回顾改革开放30年提供了丰富、全面的细节，非常具有文献价值。“这就是口述史的价值。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金光耀对早报记者说。

在完成了第一个口述项目之后，金光耀介绍，研究中心的下一个准备启动项目是“1949年南下上海干部历史”，“1949年，随解放军来到上海的干部来自山东、苏北等地农村，他们来到上海之后如何融入上海、融入工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课题。”金光耀说，“我们计划寻找在世的几十位南下干部，通过他们的口述，记录他们的历史，反映他们的人员构成、教育背景、地域构成等。”对于这个正在酝酿中的项目，金光耀深感时间紧迫，当年南下来到上海的干部就算只有20岁，现在也已经有80岁了，“再不做可能就没有这段历史了。所以我们计划的有些项目，我们只好先做各个领域的高龄老人口述。除了这个，我们还打算做上海纺织女工口述史，通过纺织女工个人史反映中国纺织工业的变迁。”

筹集更多资助做全国口述

事实上，国内零星做口述史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国内学者做口述史，主要围绕自己在做的研究课题来做口述，以此做学术研究的扩充，而不是单独做口述。”金光耀说。

这些零星的口述虽然做了一些历史记录，但因为口述样本数量有限，尚不成规模。此次成立的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则希望实现规模化口述记录，“等成规模之后，研究中心就欢迎各地学者前来寻找研究资料。”金光耀说。目前，从事口述史收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和学生，最理想的状态是有10位老师专职做口述收集、整理，这样能保存更多的记忆。除了复旦大学，金光耀表示，上海社科院的不少学者这几年也一直在做些上海城市文化史的口述工作。

此外，限于人力、财力，目前的研究中心口述收集区域基本上局限在上海，“等有足够影响力，筹集更多资助之后可以扩展到全国做。目前没有研究课题资助，所以只能靠我们自己去寻求社会资助。”金光耀介绍，根据现有的经验，每个项目至少需要30个以上的样本，既有名人，也有高层领导和普通人。“做口述最困难的是寻找合适的样本，有些人不愿意对你说也没有办法，特别是高层人物，所以目前的工作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关系网寻找样本，比如此次完成的上海改革开放三十年就是这样。”

口述史需要历史工作者采访

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分支——口述史这一学科的历史还相对比较年轻，根据公认的观点，口述史从二战后开始从美国兴起。1948年，美国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Allen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主持的福特汽车公司口述史，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的资料。哥伦比亚大学也自此成为全世界口述史收集和研究的重镇。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收集和研究与中国现代历史也颇有渊源。据金光耀介绍，该校的中国史学者韦慕庭（C.MartinWilbur）在1950年代发现了在纽约居住的许多国民党军政要人，在他推动下陆续对这些民国高官做口述整理，而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也参加进入，并产出了一大批极富历史价值的口述历史，并有不少整理出版，比如唐德刚所做的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著名人物口述。

那到底什么是“口述史”？“口述史”和回忆录有区别吗？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它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

在金光耀看来，口述不是讲和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是口述史的样本和采访者，主要还是需要历史学工作者来采访，“他要做许多案头准备工作，帮助被采访者回忆，甚至纠正他们错误的回忆，刺激他来回忆。比如唐德刚所做的李宗仁口述，这一口述的价值来自访问者与被访者的双向互动。唐德刚还帮李宗仁、顾维钧纠正了一些记忆错误。”而这也是口述史与回忆录的区别，个人回忆录或者自传主要是自说自话，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

金光耀表示，更重要的是，口述史收集整理不能考虑市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历史长河中有价值的人和事，才是我们选择的标准。”所以正如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中所说：“它（口述史）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一项交回到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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