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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冠三先生辦《人物》雜誌的時候(1968-1971),我和他見面較多。他很友善健談,毫無戒備、毫不吝嗇地和初次認識的少年人分享他的淵博學識。例如當時大陸有”棲梧老人”發表回憶錄,我以為是董必武,許先生馬上指出是中共建黨成員之一的鮑惠僧。當時常跟我去窩打老道許家的某君繼續追索,從鮑的回憶錄和其他材料推算出中共建黨原始日期,也是得益於許先生的啟迪和指導。
他還讓我在他的書架上隨意翻閱,印象最深的是他學生時代在一本棕色草紙小冊上一絲不苟、工工整整寫的研讀吉朋《羅馬帝國興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by Edward Gibbon)的筆記,其治學的虔誠態度,令人肅然起敬。我在《金庸曲學軻世》一文提到的二本金庸藏書,就是許先生《明報月刊》工作時向金庸借閱,而我在他的書架上看到再要求借閱的;三十年來飄洋過海,今天在我的書架上安家落戶。
許氏名著《新史學九十年》清楚表明,許先生是好學不倦的典型蛋頭學者,這樣的嚴肅學者型文人在明報機構不會找到大展拳腳的場地,所以他只在《明報月刊》創刊初期做了一段短期間。據黃俊東兄見告,許先生修改一篇投稿,往往花費數天時間。而我親眼目擊胡菊人通常只速讀文稿,合意即馬上發送排字房,等到看大樣時才細心修改潤色。
當時正值文革醞釀,明報內部展開討論,年青的丁望看出是毛整劉,而年長的許氏不以為然。結果證明丁望正確,丁被社方重用,許先生乘機告退。小瑕不掩大瑜,許先生的淵博學問得到高等學府的垂青,浸會學院和中文大學相繼聘任他。許氏只有學士學位,浸會和中大的破格錄用是校方和申申學子之福。例如香港名律師何俊仁便說他在中大念書時,常和同學在晚上到許家聽課,深受啟迪。大科學家弗列曼.戴遜(Freeman Dyson)也沒有碩士博士學位,可是照樣被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敬重,破格錄用為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教授,成就菲然。
許先生說話坦率,不轉灣抹角。例如我問他:“殷海光太太堅認殷不是國民黨黨員。您說呢?”許答:“君璐不知情。殷當然是黨員,否則怎能做到中央日報主筆?”
他又告誡我們:要做第一流的學問,要另闢蹊徑,不要做別人做過的題目;書不用多寫,寫一本好的便夠了。
很辜負許先生的期望,我沒有成為學院派的學者,但我今天工作生活,仍然追隨許先生的指導,做事思考,總是設法另闢蹊徑,絕不人云亦云。許先生的名著《新史學九十年》也是他的個人哲學的體現:博大精深,空前闢後。
許冠三先生於1986年離港,現在恐怕已接近九十歲了。在美國,如果他不外出活動、不發表講話和文章,在網上很難找到他的住處。
遙祝許先生健康、長壽、快樂。
http://blog.boxun.com/hero/200911/wojiansee/1_1.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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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6 17: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