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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5 14: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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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用挖苦的语调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就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坐起身，语气也加重：
"三新二司，你压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吆。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皱着眉头点香烟，用力吸进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
他再吸两口烟，已经平静些，语气变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急抢一句，就怕毛泽东的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毛泽东却越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王力的记录笔开始发滞，心里若有所失。才有分心，又被毛泽东追回来：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的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农支工。军训怎么？"
"军训全反过去。"王力失去精神，说话声气降低。"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两支"。
"反过去，还是反过来。"毛泽东完全没了脾气，"'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给谢富治又泼一盆凉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入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地方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的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我们都主张大联合。"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他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了一个弧圈里。
"主席，"周恩来摘下他的花镜，放茶几上，"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明天下午结束。晚上你是不是接见一下？"
"谈谈好嘛。"毛泽东朝杨成武扬起下巴，"你也听听，你是总参谋长。"
这番对话是否真是源自杨成武本人回忆，笔者无从判断。但有几个问题明显是错的。第一，《微行》称，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是主张搞"大联合"的，谈话时，毛不住地给称"百万雄师"为保守组织的谢富治、王力等人"泼凉水"。不清楚这番对话有什么依据？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毛泽东当时的态度，都不会相信他会说出那些话来。从周恩来7.18讲话可以看出，无论是拟制讲话提纲的周恩来，还是批准讲话提纲的毛泽东，虽然主张大联合，仍要求以造反派为核心，而且认为"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个基本认识不是谢、王所能"误导"的。周恩来对"百万雄师"的评价是根据手中掌握的大量证据做出来的，15日到17日的每个下午，都对这些证据进行了严肃对质。想要"误导"的恰恰是军区领导，他们不仅自己按事先定好的调子汇报，还拉来各部门领导汇报，打算以此影响中央领导的看法。陈再道后来在检讨中承认："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第二，《微行》把"武汉三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新'、'二司'的报纸抢着看，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这番话栽在王力头上，说是他的"挖苦"话。但同样根据杨代总长回忆写成的《杨成武》一书却承认这是毛泽东说的。第三，《微行》对王力关于"军内一小撮"说法的心理描写，完全是凭空诬陷，揪"军内一小撮"是王力回到北京以后的事，与17日上午谈话毫不相干。作者是怎么知道那天王力心里在想什么，倒是个谜。
七、武汉军区领导汇报时，谁与谁在争论？
从15日到17日每天下午，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18日下午，周做了总结性发言。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对当时究竟讲了哪些话，具体描述不多，王力的回忆也很笼统。只有《浩劫》一书对周恩来的"7.18"讲话介绍的比较详细：
周恩来表情严肃地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错误是很严重的。但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接着，周恩来说，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最后，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听了周恩来的话，我深深地受到感动，更加了解周恩来总理。"（第60-第61页）
《微行》则凭空杜撰出15、16日以陈再道、钟汉华为一方，谢富治、王力为另一方的唇枪舌箭"斗争故事"：
"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又传出谢富治严厉的责斥声。从七月十七日始（引者注：错，应为15日），每天下午这里都传出激烈的争辩声。陈再道、钟汉华盛怒难捺，牢骚满腹；谢富治、王力盛气凌人、态度强硬。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战。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杨成武每次从长江边回来，走进会场一定会看到双方的争吵。谢富治声色俱厉："你们支保吃'左'，完全是跟'百万雄师'穿一条裤子！"
"我根本就没见过'百万雄师'的人！"陈再道脸红脖子粗，"他们的头头我一个不认识，我知道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你们与'百万雄师'，不是穿一条裤子的也硬要穿一条裤子！"
"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
"毛主席要求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组织，可你们却把造反派组织'工总'予以取缔，抓了他们的头头……你们打击造反派，我们等待你们两个月了，至今你们还不改正，不认错！"
"我们是执行军委八条命令！"陈再道也瞪起了眼，"他们冲击军区，搞打砸抢就要抓！八条命令是毛主席签发的，说'所定八条，很好'！"
"你就讲'八条'，你就不讲'十条'，'十条命令'也是毛主席签发，'此件很好'，你为什么不执行？"王力拍响一下桌子，"造反派揪'武老谭'是把矛头对准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怎么能揪住一些缺点打击革命小将？再不转弯，你们自己考虑！"
"你算老几？要听你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王力几乎是在喊。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摇摇头，"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你反对林副主席！"谢富治大喊一声，全场顿时静下来。谁敢反对林副主席？吵红了眼，韩司令竟忘了这话是林彪讲的……。
如果说该书依据的是杨成武回忆，那么在15、16日下午"时来时走，进进出出"的杨成武是否能证明这几天会场上是"武汉军区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陈再道、钟汉华便跟着顶撞一句，若不是周恩来在场调和，汇报根本无法进行，双方真可能打起来"？令人怀疑。
参加会议的独立师政委蔡炳臣说：
“中央首长来了四天，听了三天汇报，作了一天报告。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汇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
“七二零”事件后，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透露：
“向总理汇报以前，钟汉华就到陈再道那里问他，我们怎么汇报？谁讲？陈再道说：‘你去讲’。并且表示，还要坚决，不能动摇。……当总理讲到工人总部的夺权和搞经济主义的时候，陈再道很嚣张的讲‘你们调查嘛！’……汇报什么问题人家拿出来，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我们有些首长说某某人被打了，怎么怎么样。总理问你到现场没有，叫什么名字，根本答不上来……比如‘百万雄师’调人（武斗），调人有个调令，这个中央全清楚，中央都有……以后总理拿出来了，总理说：‘是这个调令吧’”（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
原来武汉军区领导争论的主要对象并不是谢富治和王力，而是周恩来和王力。王力好出风头，即使在中央文革内部大家也都承认。但他来武汉之前，对这里的情况没有什么研究，与军区领导之争多在口号方面。周恩来是出面主持解决武汉问题的负责人，面对汇报材料中大量的不实之词，有必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一一核实，拆穿其中的谎言，这才有可能劝说陈再道接受“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结论，争的是事实。谢富治则不同，他多年担任“一路诸侯”，见过大风大浪。他对武汉问题同样没有研究，却不会像王力那样冲动，从7月14日晚上上街看大字报时他的对答中可以看出其世故的一面，说他在会上言词激烈是想当然。反而有多人证实他有“不讲话”的特点。他对陈、钟等人的严厉批判是8月份在北京的事。
问题在于，《微行》根本不谈这3个下午都谈了什么内容，只把与谢、王的几句空洞口号之争的片断告诉读者（假如真有的话）。为这几句话，有必要花上3个下午的时间吗？
问题更在于，武汉军区领导只相信下面报上来的材料，不接受周恩来的质疑和“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说法，脾气火爆的陈再道甚至当场向周拍了桌子。
据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一文介绍：周恩来又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2005年陈司令的生活副官陈某也证实他的确拍桌子对总理意见不通，此情当时在场的高级官员都已私下传开，情况也很快传回北京，奉命去武汉送信的邱会作就听说了陈与周总理拍桌子。但顶撞总理是在16日。后来在湖北省学习班批判陈再道时，在11月23日上午的会上，军区机关领导和干部还指责7月16日陈再道顶撞周总理、拍桌子的问题。空15军军长方铭在1967年8月进城组建武汉警备区时，也给造反群众回忆了当时拍桌子的情景，在陈司令说军区想不通，“百万雄师”工作更难做，周总理回答说：你不要用“百万雄师”来压我，不要说百万，你就是“千万雄师”我也不怕）这一内幕。
另外，《微行》说王力在汇报会上喊“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此话遭到韩东山副司令的反对，谢富治祭出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大旗，才让对方不敢不说话，给读者造成这3个人那时候就一个鼻孔出气的印象。该书却绝口不提周恩来在7.18讲话中也说过“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么周算是那一伙的呢？
把陈再道、周恩来对拍桌子说成是王力拍桌子，又极力想塑造出一个两条路线斗争的场面，肆无忌惮地杜撰谎话，说明《微行》作者缺乏起码的史学道德，也欺骗了广大信以为真的读者。
18日下午，周恩来发表了总结性讲话。《微行》、《陈再道》都没有详细透露15至17日这3天的下午军区领导和周恩来等人究竟谈了些什么，7.18讲话或许能让人们有所揣测，故全文引录如下：
“这个会议接连召开四次，会议是由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主持，这是中央的决定，还没有来得及去群众那里走访，仅仅看大字报，走访几个组织，我首先谈谈个人意见。
“先谈湖北形势问题。湖北没有实行军管，但又军管了，又没有军管。形势表面稳定，群众对立情绪很大，这个乱的现象很好，邻近的省提出初步方案，要说问题解决了，又有反复，唯有湖北没有提，有意让在湖北多耽一些时间，看看对邻近省有什么影响，这次解决湖北问题，估计还会有反复。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但不管有多少次反复，先要把军区领导问题解决，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就可以更好地领导湖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在廿多个省的前面。过去，以王任重为首的当权；湖北问题解决对全国有意义，以两条路线斗争开始分为两段；夺权和夺权以后。中南地区的陶铸是有影响的，解放后十六、七年的影响，湖北地区、广东又是中南的模范省，有他的影响，这一主要责任在军区，当然不能排除陶铸的责任，当然不能叫陶铸来解决问题。推迟时间来解决湖北问题（了），如解散工总时就来解决（就好了）。不过现在，特别“百万雄师”成立以来问题暴露的更清楚了，你们是打过仗的人，懂得掌握大方向。如夺权夺得对不对？夺谁的权？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夺谁的权，当然是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以后，上海造反派提出了各种措施，中央毛主席就发出号召，各地推广都这样做，北京的李冬民就夺了北京市委的权（李雪峰），中央始终是支持的。夺了几个月才成立革委会，初生儿不管怎样打扮总是毛手毛脚，我们是赞成的、支持的，不能说他的大方向走错的。“一·二六”夺权就夺权，“二·八声明”出来（按：指武汉的造反夺权运动实际和群众冲突里的文件），很多人支持的，“二·八声明”尽管它观点有错误，但夺权方向是对的，虽然这里的错误是指责摘桃子（反托派）等都是北京发生过的，不管怎样，以自己想想过去，但想到别人就不该把“二·八声明”看得那么严重，因此就出现了“2.18”，“3.21”（按：指武汉军区对形势的声明和取缔工人群众组织的公告），由于没有把夺权问题看成主流，而接连出的错误，工总的图片是丑化工总；“1.26”，“2.8”是积极因素，你们应该帮助的。二司在“3.21”以后日子是不好过的，这一工总“十大罪状”发到农村，农民就说工总翻不了案，北京受冲都是慢慢做工作，不像你们看得那样严重，军委八条的拥军不能像逢年过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老工人、党员仍有旧的习惯势力，保守旧的社会秩序。因而贵州、黑龙江、山西、山东都有反复，八条出来后有了问题，江青同志讲八条是拥军，十条是爱民，八条出来后大家情绪都很高，十条以后大家情绪不愉快，当时说了工总解散就解散，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可是我们当时想的是，这是一种思潮。
‘百万雄师’是4.16开始酝酿，5.16成立，说明当时武汉军区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没有指出完全有错误，而你们继续了错误思想。空军后勤政委提出的工总保王任重，我感到惊讶！如果刘少奇支持了北京市革委会，就能说明谢富治保了刘少奇吗？你们的指导思想不是纠正错误，而是发展。你们的‘六·四公告’出来就使‘百万雄师’得到合法发展。‘六·六通令’出来，六月七日‘百万雄师’就有调整，所以‘百万雄师’是不是人武部的？在军区开过会，六月八日发出紧急动员令，是开展全市大反击，几个武斗的出现造成群众的对立。军事院校斗罗筹备处的声明有错误，但当中有几句话是说出了当时的几个问题，把这四个文件（按指“2.8”、“2.18”、“3.21”、“6.4”等）好好看看就够了。好的坏的，武汉形势的发展有几个问题处理不好，亏理，所以他们就要抓头头，打倒陈再道，抓谭氏人物，二、三月的批判不服气，加上河南问题的影响，二七公社解决的方案有影响，这是坦白说的。你们人武部、独立师反映情况，不是第一手，是道听途说，这主要责任在武汉军区负责同志。
我们有几个建议：
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
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
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做。
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
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
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
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
“军区错误改了就好了。对主席的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说实在话，我们这些高级干部对主席的话有时也不理解。有的（问题）中央要承担（责任）。钟汉华问题的处理有点不果断，要勇于负责”（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第196—第199页）。
周恩来的8.18讲话提纲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杨成武》一书也证实此事。但陈再道并不知道这篇讲话是毛泽东定下来的，十分抵触。指着周的讲稿说：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也气的得拍桌子对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八、毛泽东见陈、钟二人时说了些什么？
晚上18：20分，周恩来带二人去“梅岭一号”见毛泽东。这本来是前一天周提出建议并征得毛泽东同意的，但针对下午陈再道说的“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那句话，颇耐人寻味。在座的还有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等人。陈再道本人对这次见毛泽东描述颇细：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这个人有话就直说，不会藏着掖着，也不会拐弯抹角。由于我思想不通，说话时有点气呼呼的。“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笑着解释说，显得很轻松，因为在毛主席看来，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了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沉重的心情轻松了很多，赶忙向他表态。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了。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毛主席笑着给我出主意。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毛主席说这番话时显得很沉重，显然，他为武汉及全国各地迟迟不能进行“大联合”和“三结合”而担忧。
我直来直去地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坐在我们对面的王力，以为我们是在将他的军，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页）
王力在回忆录中不承认自己说过这句话。他解释说：“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毛主席说的。我有记录，在场的人很多，可以作证。当时主席接着陈再道的话说，这要看什么人，我看‘百万雄师’就不一定听中央文革的。”《微行》、《杨成武》依然沿用陈再道的说法。
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又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参见《毛泽东在湖北》，第22—23页）
晚上21时半，会议结束。
周恩来认为陈、钟二人已接受了中央的意见，武汉的局势可以稳定下来，吃过晚饭后便连夜乘机返回北京。临行前又让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和政委肖前绝对负责主席的安全。
对于武汉军区领导的行踪，陈再道回忆说，当晚在返回乙所的路上，他对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仍然没有从思想上搞清楚。但想归想，一回到乙所，“我和钟汉华决定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毛泽东在湖北》，第23页）。
19日上午，武汉军区召开党委会。
《微行》说：
开会的10几个人“足足静有五分钟，不闻一声。‘哼’，钟汉华咳一声，终于沙哑着嗓子打破沉寂：‘现在开会。由陈再道同志宣读我们两人的检讨，请同志们讨论、补充。’钟汉华看一眼陈再道，陈再道从桌上拿起那份检查稿，稿纸遮住大半个脸，从纸后漫应一声：‘嗯，检讨。’他开始照本宣科地读检查。他文化程度不高，眼睛又花；心绪不宁，怨气郁结，几页纸念得磕磕巴巴；该停的不停，不该顿的又顿住不动；声音没起伏，没婉转，平淡得不如白开水。好歹读完了，会议室又变成哑了一般静。‘总得说句意见吧？’钟汉华望望大家。‘同意。’副司令员韩东山吝啬地吐出两个字。于是，会议室里声调不一地重复若干次这两个字。散会。留在会议记录本上的全部内容也只是这两个字：同意。”
党委会开成这样，就很难理解头天晚上陈、钟二人“尽快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的说法了。实际上，虽然军区领导们已在准备印刷公告，又释放了造反派头头，但在态度上仍然十分抵触，对许多该做的工作消极不作为。这种情绪严重影响了党委成员甚至军区及下属单位的干部们，是对立态度形成、激化并进一步酿成暴力事件的重要原因。陈再道本人在“检讨”中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这才是事实真相。
九、“七二零”事件的导火索是什么？
据《微行》记载，7月19日上午：
被高音喇叭吵得云里雾端的杨成武刚吃罢早饭，就见谢富治一脸惶戚半身汗湿地跑进来。气也顾不得喘一口，扬起的手臂才举到半空便倦倦地滑落下来：
“成武啊，出、出事了！”
杨成武拿起餐巾擦嘴。到底是戎马一生，见惯尸体鲜血，有一种静气过人。直到谢富治气喘匀了，才丢下餐巾问：“到底怎么回事？大清早就乱哄哄。”
“唉，乱套 ”谢富治懊丧叹气，“昨天晚上送总理回来，我和王力、刘丰他们去水利学院看望造反派，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做工作呼吁联合。谁想到过去受压久了，一听肯定了他们的大方向，就又闹起来 ”
杨成武皱眉：“这件事你们请示过总理没有？”
“没有。”谢富治不安地摇头。
“请示过主席没有？”杨成武眯细了眼，目光像机枪射手寻找到目标一样瞄紧谢富治。
“也没有。”谢富治一脸苦相。
“胡闹，你闯祸了！”杨成武吼一嗓，把谢富治吓一跳。他俩都是三星上将，很熟悉。谢富治虽然知道杨成武战功卓著，却从未把他像许世友那样看待，感受多的还是儒雅之风。何曾见过眼睛一瞪，竟也凶神恶煞得怕人；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总理为了大联合，开四天会，熬三宿夜，你们几句话就把它破坏了！我看你怎么向主席向总理交待！”
谢富治抱有希望：“还没那么严重，关键是做工作……”
杨成武鼻子里哼一声，不再听他说，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
这段描述有两个问题，第一，谢富治、王力等人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派每天晚上到各群众组织中做工作的，18日之前已经去了3个群众组织（包括“百万雄师”），也讲了话。15日，造反派举行了欢迎谢、王到武汉的大游行。这时候都没有人判断形势有多严重，为什么一到水利学院讲话形势就“严重”起来了？甚至连资历差不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排名还在后面的杨成武也吼一嗓：“胡闹，你闯祸了！”并且“眼睛一瞪”，“牙床咬出棱角，脸孔颈项红盈盈地涨粗起来”。笔者认为这个情节纯属文革之后有些人的肆意编造。目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19日早上，武汉街头已出现了严峻形势，就连所谓因为谢富治“闯祸”而勃然大怒的杨成武，“匆匆赶去给北京的周恩来挂电话”，后来竟也没了下文，周恩来既没有批评，也没有再提此事。杨成武是具有几十年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在没有搞清楚谢、王等人去水院讲话的后果之前，会做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蠢事吗？
第二，造反派组织究竟有多少高音喇叭？
《微行》说：
武汉市凡有“高度”的地方，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无不捆满高音喇叭，更有宣传车走大街串小巷，满世界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几家欢腾，几家怨愤。到了上午八九点钟，“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下清醒过来，以更大的势头开始反击。更多的高音喇叭以军歌为前奏，“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歌声过后，慷慨悲昂上战场。男兵女将，“面对死亡放声大笑”，拼死的呐喊呼号响彻云霄：“这是最后的斗争！同志们，战友们，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蓦地里，一个女高音从喇叭里冲天而起，声压群雄：“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现在播送重要文章……”
余音袅袅，绕云三匝，喇叭里已然换成深厚苍凉的男中音。那哀兵举剑之韵，使江汉大暑，群情汹涌里生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
《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王力自窃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欺上压下，横蛮左右；摇笔舞文，指鹿为马；口若悬河，颠倒黑白。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无一例外出现大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停工、大破坏。这是为什么？他大喊“怀疑一切”以乱党；大抓“谭氏”人物以反军；大搞“反夺权”以祸国；大封“保皇派”以挑动群众斗群众；令革命派水深火热，反动派欢呼雀跃，又何其毒也！他就是埋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揪住王力的狐狸尾巴当老虎打！
把王力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和各兄弟省市革命群众，进行彻底的批判斗争！
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打倒王力！
这个说法与《浩劫》中说造反派有“无数个高音喇叭”的说法是一致的。《微行》做了大量情节渲染，并试图把楼顶、杆顶、树顶，龟蛇二山、桥头码头捆满高音喇叭，走大街串小巷的宣传车都归到造反派的名下，说这些喇叭都在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
这与事实相差太远。据“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说，毛泽东来武汉之前，造反派的力量已缩减成8000多人。与号称拥有120万之众的庞大群众组织“百万雄师”相比，这点力量微不足道。钢二司方面提供的材料也说，“百万雄师”于6月间使用武力手段不断夺取造反派的据点后，造反派地盘已大大缩小。7月15日播送《毛主席派人来》（因谢富治、王力等人看大字报被认出）歌曲时，汉口仅有两个革命造反派广播台——新东中广播台，新二十中广播台。这种窘境与“百万雄师”相比，谁的地盘大，谁的高音喇叭多，正常人不难辨别。至于说到走大街串小巷的宣传车,造反派拥有的多是“宣传轻骑队”，“把扩音器装在三轮车上，他们机智灵活，神出鬼没，深入到‘敌占区’进行宣传，他们源源不断地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传送到广大群众中”（武汉钢二司等单位合编《武汉事件》,1967年8月）。而“百万雄师”方面，仅独立师的10辆宣传车在19至21日便全部出动支援，更不用说该组织自己拥有的各类宣传车了。《微行》颠倒黑白的文字颇多，这也算其中一例。
《杨成武》一书把此事系于20日事件发生后的早上，同样没有道理。18日晚上发生的事，杨成武在19日一整天一无所知，20日早上得知后勃然大怒，对所谓谢、王水院讲话引起“七二零”事件的说法轻易相信，对排名还在自己之前的谢副总理大发雷霆，怎么看也不像是杨代总长所为。
请看这段描写：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这时候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他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究竟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
“没有。”
“报告主席了吗？”
“也没有。”
谢富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上述文字读后令人莫名其妙。
第一，说“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这个判断是怎么来的？是“冲馆”的独立师和“百万雄师”成员说的，杨成武相信了，却连谢、王在外面讲话的内容都不知道，还要现问。一个在战场、政坛打拼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会这样幼稚吗？
第二，谢、杨是当时东湖宾馆内除毛泽东之外级别最高的中央领导，两人在“冲馆”事件发生后第一次见面，不是紧急讨论如何保卫毛泽东安全和解救被绑架走的王力，却有时间去追究事件发生的诱因。同一天，身处北京的林彪、周恩来等人在得知消息后，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安全，视冲击东湖宾馆之举为“兵变”行为，为此动员了空15军、29师及海军有关部队解决问题，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也奉命送信给毛泽东，并允许他必要时可以在机场设立平定“兵变”的指挥部（《浩劫》说李作鹏一到武汉，就在王家墩机场设立了三军指挥部。不确。李在武汉期间，一直陪着周等人住东湖宾馆。他不在，这个指挥部由谁坐镇指挥？况且当时形势并不紧张，根本没有必要设置）。而《杨成武》却把毛泽东安全保卫第一责任人杨代总长描写成不知轻重缓急，先与谢富治认定是谁闯了祸这种事后才会顾及的事，恐怕不太合适吧？
且不管《微行》、《杨成武》所述以上情节能否成立，回过头来看看被称为事件导火索的王力讲话究竟有哪些内容，激起独立师官兵和“百万雄师”成员的满腔怒火，非要使用冲击中央代表团驻地、打人、抓人这些暴力手段解决问题。
据王力回忆：18日晚，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机场为周恩来送行后，到水利学院向造反派组织发表讲话。王力说：“我反对过，谢富治一定要去。说：新华工去过了，百万雄师总部也去过了，就是这一派没去，应该去。到了水院，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刘丰、肖前都讲了话。”王力的讲话后来成为事件的焦点。那么，他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口号，掌声）
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一篇很好的讲话，他已经代表了我们，把我们的话都说完了，你们赞成吗（大笑）。同志们是不是赞成谢富治同志说的那些话？（众答：赞成！）
第一我不是首长，第二没有指示，我们都是老百姓，我们是来……（大笑，众口号声）毛主席派我们来是当小学生的（掌声），第一是来问候你们，第二是来向你们学习！（掌声）。在武汉地区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掌声）。我们相信武汉的问题是一定能够解决的！（掌声）是一定能够很好的解决的！（掌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排队是排到最后了，但是解决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欢呼声，口号声）。为什么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呢？因为我们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长时间的欢呼声，掌声，口号声）我们坚定地相信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一定能够自己担负起解决武汉问题的责任（掌声）。同志们！（掌声）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掌声，口号：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毛主席万岁！）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了！（作扫开的手势，热烈掌声，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我们想念毛主席”口号声不断）
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同志们提出要求（掌声），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掌声）。同志们，这不是策略问题，这不是一时的措施，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根本的保证（口号声）。这也是同志们能够把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红旗永远高高举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掌声）。我们必须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受压制、受打击、受排斥，这种现象把它翻过来！（热烈掌声，欢呼声，口号：“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对别的同志，对别人，对别的阶级弟兄，对群众来采取压制，打击报复，我们决不能采取这样做法（掌声、口号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一点压迫有好处（笑，掌声）。我们不能够因为个人受打击，我们就动个人的情感，同志们，我们不能够动个人情感，我们要动阶级的情感！（掌声）。只要同志们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武汉的问题就能解决得好！（掌声）。为了创造解决武汉问题的有利的气氛和条件，刚才谢富治同志作了两条建议：第一停止武斗，第二坐下来学习！（掌声、口号）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把毛主席天才地创造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最新的里程碑，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要用毛主席这些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想一想，这一年多来的斗争，总结一下，检查一下，正确的认识武汉的形势，正确地抓住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紧紧地抓住主要矛盾，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检查一下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所提出的口号，那一些是正确的，那一些是不怎么正确的，检查一下，我们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特别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有没有什么不正确的地方，这叫做学习，学习就是斗争。（掌声）。学习就必须联系实际，就必须带着问题学，就必须找活思想，就必须解决我们武汉地区以及我们每一个团体当前正面临着的主要问题，同志们，正确的态度对待人民解放军（掌声、口号）。同志们，我们要把主席在今年四月间强调地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这个旗帜，这个口号举起来，好不好（众答：好！掌声、口号）。同志们，毛主席提出来的“拥军爱民”的口号不是在平时提的，不是每年春节那样的一般的“拥军爱民”，而是作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介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是作为一个重要战略口号提出来的！（掌声）。这个口号指导着我们正确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认识矛盾的性质，正确地提出口号，正确地处理矛盾的问题。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关系问题。
这一方面，军队的同志犯了错误，只要他检讨，改正就好啦！（掌声）。检查了，改正了就不要打倒啦！（众笑，热烈掌声）。我们相信，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是不会辜负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的（掌声、口号）。至于武汉地区的问题究竟怎么解决，我们还要专门找同志们的代表，找各方面的代表，要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向同志们学习（掌声）。今天，我们主要的是来向同志们问候问候。
让我们高呼：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根据水院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假如以上讲话大体无误，事情就怪了。通篇讲话并没有19日独立师战士上门要求解释的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即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的造反派；造反派是革命派、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那么独立师战士是怎么知道这个闯了“大祸”的“四点指示”呢？
19日上午，湖北独立师也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周总理的7.18讲话。
这个会是在头一天深夜决定召开的。钟汉华后来检讨说：“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他的18日讲话），我批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传达了。”
据事后揭发，18日独立师常委开会研究决定，19日上午各团级干部参加传达周总理对武汉运动的指示。深夜，师政治部副主任周忠到政委蔡炳臣家开会，第二天突然扩大了传达范围，通知机关排以上干部、直属分队连以上干部、部分支左人员参加会议。于是周恩来7.18讲话内容迅速在军内外传播。
这才是“七二零”事件的真正导火索！
十、“四点指示”是怎么成为事件焦点的？
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力回忆说，谢富治与自己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谢传达了周恩来7.18讲话精神，自己讲的是理论问题，从“文革”发展的历史说起，说要理解文化大革命。我讲了“你们这些师级以上领导干部，对文化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像小学生一样，需要上文化大革命第一课，从ＡＢＣ讲起。”这些话武汉军区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不爱听。期间，怒气冲冲的独立师蔡政委先离开会场。牛师长要求发言被王力制止，愤然退出会场后回到师作战部，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
此时，在会议室外，被称作“七二零”事件导火索的王力“四点指示”浮出水面。
《杨成武》说：
第二天，7 月19日，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和王力在水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同时还有王力的“四点指示”。什么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听到这些，武汉军民肺都气炸了。当天，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武汉街头。
这段文字基本照抄《浩劫》，只是在文字上略有调整（参见第74页）。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王力在水院的发言根本不包括所谓“四点指示”，造反派的高音喇叭在18日也没有播出过“四点指示”。最早提出“四点指示”的竟然是到军区大院“造反”的几个独立师战士。连接待他们的机关干部也被弄得一头雾水，搞不清什么是“四点指示”。
网友诸葛壶口《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是谁透露了“四点指示”？》一文说，下午16时左右，8201部队（引者注：即独立师）几个战士冲进军区大院，军区负责人做战士工作，又派人找牛、蔡，要他们去做工作。后来独立师副师长、副政委去军区大院做工作，对战士说“你们不通，我们还不通呢，快回去”！19时，又有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由于大门被堵，谢、王一行23时后从军区边门离开大院。23时半，独立师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政委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此时，8201已经有200多人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当晚，独立师6台宣传车倾巢而出，跑遍了武汉三镇。
这段文字有一处失误。谢富治在王力开始讲话时就已经离开，回百花二号睡觉去了。23时离开军区大院的中央首长只有王力一人。
虽然“百万雄师”的成员在白天已通过参加独立师传达7.18讲话的军代表们，了解到中央的意见，却没有立即采取相应行动。
当天，武汉军区有人让另一群众组织派小车将“百万雄师”主要负责人接去，告诉他：毛泽东就在东湖，有什么问题，可将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反映。
“百万雄师”开始积极配合独立师行动是当天晚上。19日晚上10点左右，“百万雄师”硚口区分站的宣传部副部长汪洋赶到联络总站，随后以来到达军区大院食堂，总站头头杨道安、孙德洲主持会议，杨说：“今晚中央来汉首长接见，我们与王力谈判。……谈判时要做好记录”。20日2时，在军区会议室，由独立师作战科长孙某召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开会，商议和组织了揪斗王力事宜。子夜，冲击宾馆北门的武昌“武汉公安”，持有区公安局军管会王福（独立师干部）的介绍信。东湖“园艺军”控制水路、码头，首先冲击宾馆西门和北门（参见徐海亮《武汉“720事件”真相——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冲击宾馆北门的计划可能很早就确定并组织实施了，此时纳入到整体计划之中。”“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后来承认，“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当时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7.20’时）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余言《原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的口述片段》)。
今天再来分析这个所谓的王力“四点指示”，不难看出它纯属有人为挑起事端而编造出来的，内容大体来源于周恩来“八条建议”的前半部分。但经过加工，对军区党委、造反派和“百万雄师”这3个最敏感的政治群体的评价更加简要和明晰，也更容易诱发社会对抗情绪。它是怎么“出笼”的，具体由谁操的刀？仍是个谜。但既然最先由独立师战士嘴里说了出来，肯定与武汉军区或独立师有关。
文革结束后，对“七二零”事件的评价完全翻了过来。此时，已成为“阶下囚”的王力成为最好捏的软柿子，王力在水院的讲话以及硬栽在他身上的所谓“四点指示”也就成了该事件的导火索，从《浩劫》到《杨成武》、《微行》两书的基调，都是如此。前述《微行》编造的谢富治等人在水院“闯祸”，杨成武勃然大怒的故事也是为这种说法做铺垫的。《杨成武》也援引了这个故事，只不过是把它放在“七二零”事件发生的那天早上。其实，“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已经说的很清楚：“七二零事件”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所谓王力“四点指示”不过是个借口罢了。
十一、有没有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之事？
《微行》对当天晚上23时才从喧闹的军区大院回到宾馆的王力有这样的描述：
王力强自镇定回到下榻的百花二号，谢富治已经入睡。这位战友在王力开始“悬河”之际，便离开会场休息去了。剩下王力独个儿坐在房间，四周围人迹渺渺，刚生出一丝孤独感，几位军区领导严肃认真地走了进来。”
“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全涌到军区大院里去军区几位领导正在现场做说服工作，可是群众不答应，强烈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
王力摆手冷笑。心里话：始作俑者！什么说服工作，分明煽动群众向中央示威！
“王力同志，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
王力冷笑，鼻子里嗤地一声。不错吧？开始威胁暴乱吧，“隐患诱发出来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谁说的？林副统帅！
《杨成武》说：
散会后，陈再道和钟汉华送走谢富治和王力，赶到曹家花园军区招待所释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这些造反派头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犯了错误，感谢宽大。
正是这个时间，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了”，上百辆大卡车和几十辆拉着警报的消防车一起涌进军区大院。他们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凭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军区机关干部的家属子女纷纷端茶送水，慰问他们，支持他们的行动。
……
事件一发生，军区领导同志即赶到现场做工作，同时告诉王力，说“百万雄师”听了他在水院的讲话录音后，十分气愤，占领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军区领导正在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扩大的可能。
王力听说后冷笑几声，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既不去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叫醒了谢富治。这时，百万雄师已经到了东湖宾馆，无法扭转局势了。
说散会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起来造反”是错的。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是什么时间结束的？当天晚上23时左右。独立师战士早在下午16时就到军区大院“造反”了。《浩劫》说战士们前来“造反”是在晚饭后，《杨成武》更把时间推迟到晚上散会之后，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需要辨析的是，是否确有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之事。
《微行》、《杨成武》两书都认定军区领导要求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措施”是在东湖宾馆。只是一个说军区领导到百花二号与王力当面提出要求，另一个没有明说，但说王力不去叫醒谢富治，也暗示是在这里。
王力回忆说，“会后回到东湖宾馆，我没睡，军区起草的要公开发表的声明要我和谢富治修改。军区作了检讨。我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重，’我把它修改得轻了。叫醒谢富治看了以后退给了军区。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戴维堤说：“7月19号晚，王力在百花二号为陈再道（武汉军区）修改完检查稿后，对工作人员传达了毛主席18日晚上的谈话内容。之后，王力说：‘陈再道说他们陷入了泥潭已不能自拔，这话言重了，他不知道毛主席和我们来武汉是为了帮他摆脱困境的。主席说我们是保陈再道来了。陈再道这人心眼太直，也太糊涂，他至今不理解中央的意图。’王力说这话时，张根成、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人都在场。”（戴维堤《震惊世界的武汉“七二零”事件》）戴维堤本人不在现场，这一情节很可能是妻子尹聚平以及同为北航红旗成员的井岗山等人告诉他的。都没有提军区领导找王力，而王拖延了两个小时才叫醒谢富治一事。
武汉军区领导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
《微行》没有明确说，《杨成武》暗示是在早上4时左右。
这就怪了，我们来看看《浩劫》一书的说法：“我们告诉王力，听了他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录音，怒不可遏，气愤万分，一齐涌到了军区大院，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他们。我们还告诉王力，军区几位领导同志，正在现场给群众做工作，希望中央代表团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否则事态的发展还有扩大的可能。”王力“大约拖了两个多钟头，经北航红旗那几个造反派的再三要求，王力才慢腾腾叫醒谢富治。这时候，‘百万雄师’已经来到了东湖宾馆，出现了我们生怕出现的局面”。《杨成武》基本照抄《浩劫》，却没有注意到该书描述的内在矛盾。《浩劫》说，陈再道在经历了一夜的思想煎熬之后，“顾不上洗一洗一身由于闷热、烦燥而溢出的汗水，走出东湖宾馆乙所，想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研究一下如何控制局势”（第80—第81页），陈进了谢的房间刚坐下，即发生了“冲馆”。如果陈再道本身就在百花二号，一直在要求王力“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怪罪王拖延两个小时才叫醒谢，那么又有什么必要于早上6时前再从乙所跑到百花二号去找谢富治？两者必有一假。
如果真的发生此事，有一点不能不追问，军区领导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在军区大院“造反”的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要求很明确，解释所谓王力“四点指示”，实质上是要改变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做出的中央决定。军区领导都听了周的7.18讲话，陈、钟二人还与毛本人谈了话。他们很清楚，如果王力个人否认了所谓 “四点指示”，必然违背中央精神,况且他也没有这个权力；坚持这个结论，则要被激怒的人们围攻揪斗个没完，等于是放在火上去烤。军区领导对部队战士和“百万雄师”成员在自己的地盘上大闹，不是极力想办法控制局势，反过头来要求中央代表团采取措施，出去回答群众问题，并以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扩大相威胁，难逃对毛泽东、周恩来的决定不满而“兵谏”逼宫之嫌。更有意思的是，“七二零”事件发生后，陈再道做了深刻的长篇“检讨”，独独关于这个问题，竟无一字涉及，也无人追究，岂非咄咄怪事？
笔者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真相可能是：王力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外面的战士闹得太凶，惊慌失措的军区领导来找王力想办法，看看如何应对形势。至于是汇报、请示性的，还是严肃、正告性的，笔者相信是前者。王力毕竟是中央首长，陈再道等人即使对周恩来拍桌子，对毛、周的意见想不通，也没有必要公开把自己放在中央代表团对立的位置上，逼迫中央首长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出去回答问题，彰显自己在政治道德上的卑鄙无耻。实际上，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为了显示与“四人帮”之流做过坚决斗争，编造了许多站不住脚的故事。这一个武汉军区领导在事件爆发前就希望中央代表团采取“相应的措施”的故事，不仅证明其进行了坚决斗争，也有利于维护“七二零”事件是中央代表团特别是王力挑起来的谎言，所以在各种关于“七二零”事件的叙事文本中盛行不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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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3-15 14:0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