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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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于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我国著名的独立历史学者，冷战史研究权威：

沈志华老师的资料

1950年4月，沈志华在新中国首都北京出生。初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北京石景山发电厂。1976年春，因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的不满言论，沈志华被公安局拘捕，罪名是“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后来虽然打倒了“四人帮”，但由于他的事情当时被张春桥列入重点政治案件，卷宗收藏在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中，无人知晓，也未平反，所以出狱后一直在煤厂下放劳动。甚至到1977年大学招生时，还有人以此不允许沈志华报考。直到刘传新畏罪自杀后，他的卷宗才被发现。

　1977年11月，得到平反的沈志华被调到北京电业管理局政治部宣传处，负责出版《北京电力报》(现《中国电力报》)。他说，在狱中除了通读唯一可以看到的书——《资本论》外，还认真思考了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得出的结论是，就性格和个人爱好而言，我是不适合在国家机关工作的。
　　于是，工作一年后，沈志华参加了新华社北京分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招聘社会人才的考试，并双双获得通过。经过选择，1978年12月他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1979年5月，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学专业世界现代史，导师是所学术委员、首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齐世荣。3年中沈志华刻苦学习，他的毕业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被作为世界历史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论文答辩的示范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国家的改革开放在社会上掀起了下海经商热。沈志华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学术研究，也就随了这股大潮。他笑着说，在北京大街上推车卖过梨，也在河北霸县开办过机械加工厂，还在天津大邱庄经营过生态农业农场。1985年沈志华到了南方，先后在海南经济贸易发展公司深圳经营公司、深圳蛇口利宝贸易投资公司海南江海贸易总公司工作。
　　虽然自己的研究所是用经商赚得的钱开的，但个中辛苦，却只有他自己知晓：“最难的一次是从云南贩辣椒干去日本，收割的时候吃饭喝水都用山里的水，吃苦我倒不怕，可辣椒干从香港地区中转运到日本后，我竟然一分钱都没赚到，全叫人给坑了。那时候真是难过啊。”
　　回北京后，沈志华通过投资和组织编写文白对照全译系列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使他的资金有了较大增长。于是，沈志华在1993年完全放弃经商，重新开始了自己的专业——世界现代史，特别是苏联史研究。与此同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他成立了东方历史研究中心，挂靠在中国史学会(后因1998—1999年国家整顿社团，该中心重新登记为独立社团组织，改名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沈志华感叹道：“转了整整10年以后，我终于又坐在了日思夜想的书桌前。”
　　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
　　在个人学术简历中，沈志华没有一项官方专职头衔：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沈志华说，我的经历和秉性决定了我不会进入体制内的学术机构。
　　他说，我一直在努力探索一条现行科研体制外进行学术研究的道路，即采取“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的方式从事史学研究。我以为，在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尚无法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经济的发展则使社会和企业有可能拿出部分资金用于扶持和资助学术研究。因此，至少在国民收入的分配能够满足社会科学发展需要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充分利用社会和企业资金促进史学发展是一种重要的和可行的科研组织方式。我本人有志于这方面的探索，于是决定将自己多年经营所得用于资助史学研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于1993年成立了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并在中国史学会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998年国家对社团进行整顿，中心改为“北京东城东方历史学会”，成为独立的社团组织。
　　研究所不断更名的同时，沈志华对于“民间筹资、国家立项、多方合作”这条科研道路的探索也渐渐有了眉目。
　　史学著作出版难是多年来困扰学者的严重问题之一，沈志华本人也深有体会。他觉得如能有人资助研究成果的出版，对于许多甘于清贫、苦于伏案的研究人员来说，确有雪中送炭之功效。为此，沈志华主编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丛书。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一批，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史学前辈及专家进行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目前已出版(或在印)的共有10批64部专著，其中有许多著作获得了国家或院校的奖项。通过这种方式既帮助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进步，亦为推动学术发展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同时，在目前科研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沈志华想办法与国家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术团体合作，共同选定专题，利用“基金”和社会资助，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有条件的还出版了论文集。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著作的出版存在着一种为追求商业利益而胡编滥造的不良倾向。许多学人为此焦虑不安。在《历史研究》等杂志的朋友建议下，沈志华决定对史学评论工作给以资助。经商议，他组织首都七家史学核心刊物开展史学联合书评活动，以端正学风，鼓励先进，批驳谬误。此外，他们还进行了史学学术论文技术规范的讨论和编撰。
　　1990年苏联档案陆续开放，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沈志华通过观察发现，我国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限于资料来源等方面的原因，多年来步苏联和西方学者的后尘，难有建树。他认为，在新开放的档案面前，我们完全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为此，通过与世界史所、欧亚所及近代史所一些专家学者反复商议，并向社科院领导建议，于1995年成立了《苏联历史档案集》课题组，负责收集、翻译、整理、出版俄国解密档案文献。此项目立为社科院的九五重点科研课题，由院有关机构协调指导，并被中/宣/部批准列为国家九五出版计划重点图书。经过7年的努力，《苏联历史档案选编》(34卷36册)终于出版了。此外，沈志华本人还与中央编译局合作，组织编写9卷本《苏联通史》，与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冷战国际史系列研究。
　　三国档案馆比较
　　为了收集相关文献，十几年来，沈志华自费奔波于华盛顿，莫斯科，汉城，我国台湾、香港以及内地各城市之间，据粗略估算，他在路费以及资料费上的开支达150万元以上，其中中国、俄罗斯、美国的各家档案馆跑得最多。
　　“苏共中央的档案馆要价最高了，复印一页档案要2.8美元。”沈志华说，“到俄罗斯查档案的时候最麻烦，最便宜的还要一页1美元，而且档案馆里大都官僚做派很足，让人受不了。他们可能是缺钱吧。好像也没有统一的管理，感觉有一种无序状态。”
　　“美国的档案管理显得很现代化，它专门有一个解密委员会，档案解密后交给档案馆保管，而档案馆就是专门给别人看档案的，没有保密的任务。你去看它还很欢迎。”沈志华笑着说，“他们档案馆只要你出研究成果以后，说明所查资料是从他们那边得来的，就很高兴。因为各家档案馆申请资金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它的利用率。我去美国一次，就弄回八箱档案。去了两个月，复印回八纸箱子，也不限量，你印得越多他越高兴。”
　　“如果你做这个项目是他非常关心，非常感兴趣的。你可以提出申请，得到批准，你来往的机票、吃住和所有的费用他都给你包干，我那次去查档就是这样，八箱没花钱，他们甚至帮你打包，帮你运走。”
　　谈到国内的档案馆，沈志华觉得还有待改进，认为现在档案馆的权利和责任安排还有点不合理，国内的档案馆身兼解密和保管两大责任。中国虽然有档案法，却没有实施细则，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一般档案馆对可公开可不公开的都采取不公开的态度。
　　沈志华说：“比如我为了写中苏关系这本书，沿着中苏边界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一些大企业，比如包钢、大连造船厂档案馆我全去了，有的档案馆连门都不让你进，在一家钢铁公司的一个档案馆，你只能看，不许抄，不许复印。我说你们公司的档案馆有什么秘密，成天不就是那些报告和年终总结吗，我想了解一下苏联专家的一些工作情况，他说这不行，这都是机密。”
　　“扎实地掌握档案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和世界历史的基础。”沈志华说，“中国档案解密任重道远。”



再补充几篇相关文章：

http://news.sohu.com/20080625/n257735117.shtml
沈志华 重金搜集苏联档案
　　沈志华　1950年出生。1968年应征入伍。1979年考取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系硕士研究生。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主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3卷）等文献资料集。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 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他借助新公布的苏联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有出入，招来某些同行的侧目自不消说，还有人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对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是去喊口号了。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材料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68年2月就当兵了，航一师的，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热衷政治运动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73年的考试。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怎么回事。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的级别够买很多这方面的书。”和上海学者朱学勤在《“娘希匹”和“省军级”》那篇著名回忆文章中讲的一样，“文/革”晚期这批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社科著作，成了很多人思想启蒙的火种。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这篇文章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研，他的通知书生生就给领导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 “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很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在监狱里做学问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十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生活他们都说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在监狱里头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一天到晚你脑子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一个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
　　他感慨，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呆不下去，就想到了南下。“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我就去了深圳。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
　　后来，研究生时的同学做了华夏出版社的总编，要出一套外国学术丛书“20世纪文库”，缺人审稿。于是找到了沈志华。他放弃了南方已经稳定的工作，每月700元的工资，回到北京，看稿子，每个月130元。
　　这一年连轴下来，审完了60多本书，近2000万字。“到88年底，眼睛坏了，医生说再继续下去，就有瞎的危险。我发现，不依靠体制，我自己也可以搞学问。”
　　“我想不行我还是回去又挣钱去吧，我就回广州了。”
　　这就开始了他的黄金生意。
　　黄金买卖是有严格管制的，很多人靠的是走私。但他凭借自己的学识和诚恳，很快就在北京打开了渠道，拿到了合法批文。“我没走什么歪道，我也干不来这个。就是人家负责管事的人认可我。我每月几次飞北京进货，每次背个三几块，一块25公斤，那一年我一人做了半吨黄金。那个时候黄金界都知道我，沈志华，中国头一号黄金贩子，每天在飞机上来回背黄金。”
　　“后来，海南省的银行的人，黄金处的人都来找我，说你在北京有什么关系？给你们一个公司的黄金比我们银行的还多，下次到北京带我们一起去吧。”
　　40岁开始的好运气
　　他赚了不少钱。“反正有几十万，我就觉得足够了，自己搞个研究所，能花多少钱，而且正好1990年那年我40岁了，我想不能再干了，再干就掉钱眼里出不来了。”
　　也真如他所说，他的好运气从40岁开始。“回到北京，我又赚了一把，这次更多。我做了一套文白对照的《资治通鉴》，很成功。”
　　开始是跟人合作，他只管内容编辑，组织学者翻译。后来对方不看好，撤伙了。他被逼上梁山，只好接过来自己干。“发行的时候，我也想了几招。我把新书发布会开到人民大会堂，花了钱，上了新闻联播。”
　　在北京丰台新丰宾馆的书会上，他争取到一个小时，给几百家新华书店的经理讲《资治通鉴》。“效果很好，当场就订出4万套。”
　　这一把奠定了他的底气。他彻底退出了生意圈。“开始写论文，搞研究了，组研究所，建立史学基金，都是自己出钱垫。这是1993年开始的。”
　　从回归学术圈，到正式为同行所承认，进入“体制”，当大学教授，沈志华用了10年。这应了他社科院导师的一句话，“以你的天分，加上现在的用功，10年内肯定成为有名的学者。”
　　30美金雇用俄国学者
　　淘苏联档案的事，是他尤为得意的一笔。
　　苏联解体，一大批档案得以公开。对历史学者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大概94年，在一个会上，我提出要去搞档案。我说现在我们是跟国外学者同一个起跑线上，他们也是刚看了这些东西的，我们搞苏联史的真是得天独厚。”
　　他需要一个官方身份。“没正式单位，也没有档案，谁给你证实，你怎么出国？”他去找了当时的社科院副院长王忍之。很快就谈好了，社科院出名义，沈志华出钱。发文，搞一个俄国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然后他挑了几个俄文好的就去了。
　　去了俄罗斯，才发现那里的效率之低下，令人难以忍受。“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而且特别贵，一页一个美金，这是国家档案馆，你要是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2.8美金。”
　　“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俄国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哥几个，有事儿求大家，我们就是想弄点儿档案回去，主要是研究你们苏联的历史。’俄国人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再就是去美国复印档案。“苏联刚解体的时候，他们就花了重金把大量的档案买走了。一个胡佛研究所，光目录就上百卷。”
　　现在，这批花费上百万巨款的苏联档案差不多已经整理出来了，还在陆续翻译中。到他家查资料复印档案的人太多，他索性完整地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大，另一套放在华东师大。“我敢说，我北京大兴的家里藏的苏联档案比图书馆都多。”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毛泽东选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都是针尖对麦芒，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
　　冷战背景下的《梁山伯与祝英台》
　　“国内原来没有冷战史研究这么一个领域。因为中国不怎么接受冷战这个概念。你注意看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冷战一共没有提几次，毛泽东文集，我查了一遍，大概也就讲过三、四次，而且都是带引号的。所谓冷战，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基本上整个90年代，还不允许出现这个词。”
　　“最开始搞，都是我自己花钱。我每年召开一次会，我就看国内谁研究这个，比较不错的，我来挑人，然后我出钱。”
　　“我们搞的都是神仙会，规模不大，每次开会二三十人。但是我要求论文要好，而且我们这个会开的那都是针尖对麦芒，你用的什么材料，我用的什么材料，你什么观点，我什么观点，讨论得非常热烈。每次开完会我们都出本论文集，到现在这些论文集都算是很上乘的。”
　　这样一下就把冷战史的根基打好了。“后来，是和北大合作，北大有意让我过去，我自己也发现完全靠个人去号召还是有一定问题。当时在北京还不允许用冷战史这个名目，那会儿还是比较敏感的，观念没转过来。后来就叫了现代史料研究中心。”
　　现在这个冷战史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完全是一种国际化的，我今天在国内发现了一个新的档案，写了一篇文章，明天国际上都知道了。也不再是大国关系了，而趋向于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甚至是文化领域的研究。比如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有一个侧面，就是它的宣传战和心理战，它这种文化输入，在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放什么电影，都是有算计的，它要求影响你的人民，这是它的考虑。反过来讲，其实中国也经常搞这种文化外交，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就放《梁山伯与祝英台》，原来中国文化是很优美的，很深沉的，类似这样的事很多。”
　　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在忧虑传统的断裂，历史学家对此可以做些什么？
　　沈志华：我觉得我们搞历史研究，非常伟大，就是去追踪历史的真相，因为人们了解的过去，很多都是失实的。你说这一代一代的人，上中学，上大学的课本就那么弄下来，这将来怎么得了，中国的文化怎么得了？谁来传承啊？不是老说传统断裂了嘛。你真正要想影响这个社会，就得把历史的真相写出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个是最本质的东西。人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就会去思考。
　　人物周刊：你理解的历史是什么？
　　沈志华：历史过程是一个一个链条连接起来的。但是历史学家讲的故事从来是不完整的，为什么？没有新的文献，就说不清这回事。有人说沈老师你讲课像说评书一样，其实有很大的区别。你仔细听，就知道了。说评书那故事肯定是圆满的，一环扣一环，一节扣一节，我讲历史，这个现在只能存疑，为什么？因为没有进一步能够证明这个的材料。
　　人物周刊：学术上您一直都是单干，很晚才进入大学体制，您对这个环境感受如何？
　　沈志华：现在的教育体制就是一架行政机器。意志不坚定，或者说内心追求不是很强烈的人，都会被卷入这个机器当中，然后跟着运转，把你的精力、时间完全耗费在一些表面的事情——名和利上。
　　搞历史的人谁不知道得看材料，谁不知道写东西得有真凭实据。你不能拍拍脑袋想想就说。但是你没那个时间，上面要求你一年要发几篇文章，工资又低，你只好去创收，搞一些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现在大家都在争项目，为了申请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填表啊，统计啊，一天到晚评比啊，评估啊。久而久之，真的也没有人做学问，把学生也都带坏了。这种状态快10年了。
　　人物周刊：接下来有什么学术上的打算？
　　沈志华：我在的华东师大有了一个专门的“冷战史研究中心”，学校也很重视。学科建立，人才培养，都有了很好的环境。
　　我自己这方面，最近资金托管上遇到一点小麻烦，没法再投入很多了，好在也不用自己贴了。另外，我在上海有一批企业家朋友，素质很高，也愿意为文化做点事，也信任我。所以我想将来还是会做一些支持学术的事情，把好的资源整合起来做基金，资助档案收集整理。博士生有好的课题，也可以来申请。比如很多至今研究很薄弱的领域，比如建国之初大城市的接管工作、秩序的恢复等等，我们可以给你条件，让你跑档案，查资料。
　　人物周刊：到现在为止，有什么特别遗憾的事情吗？
　　沈志华：当初没有学好英文，和国外同行的交流受限制。当初我跟李丹慧（沈志华夫人）商量，女同志学语言快，想让她学，哪怕是专门到国外呆两年都成。但人家自尊心强，不干。（大笑）说凭什么你搞专业，我就要学英文。现在老了，很难学了。



豆瓣上一篇介绍沈志华教授的文章，作者不可考，个人认为真实程度很高。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om=mb-40063549

老话说：“人上一万，必有异者。”

　　 此异者，或是身怀绝技，或具特异功能，或有卓绝天资，或演空手白狼一夜暴富，或谓翻云覆雨仕途飙升。

　　 毫无疑问，在笔者心目中，沈志华教授就是一位光彩四溢的异者。不过，他之异，显属大异，与所有前面罗列的异者全然不属同一层次。他异在超凡绝伦，异在亮节高风，异在慧眼独具，异在胸中装有五湖四海寰球世界，异在具有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坚韧，异在能将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与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富翁浑然合为一体，更异在他竟然能以一介书生之力，倾其经商所获之巨额金钱，对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件又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义大德之举。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同龄人，笔者毫不掩饰对沈君的热爱景仰之情。笔者舞文弄墨20余年，出书十余本，也算是著作“半身”，一管笔下写过的英雄恶棍精英贪吏，不知巳有多少，却从来没有像此刻写沈君其人其事一样，心中充满如此亢奋激越之情！

　　 笔者有幸聆听过沈志华两场惊世骇俗的学术演讲。有关朝鲜战争的文章近些年汗牛充栋，而沈先生眼中的朝鲜战争却独发奇响，风起云涌，血影刀光，让人耳目一新身心震撼；中苏破裂的原因早巳铸成定论，然沈君一番全新解读，令人醍醐灌顶，大彻大悟。

　　 沈先生依据自费数百万元从俄美东欧诸国购回的解密档案，引经据典，台前幕后，紧鼓密锣，人影翩跹，纷至沓来，娓娓向我们讲了个一清二楚。讲坛上的沈教授身材魁梧，当过军人的他腰板挺直，国字脸上双眼炯炯，历史在他的叙述中充满了传奇和悬念，象江河一般迭荡起伏。在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史实铺陈中，他不断提出假设、分析，进行着精致的、富于灵性的思辩。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淅大、武大、中大，中国社科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很多国内名牌大学都回荡过他讲演的声音，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韩国的仁川大学、意大利的罗马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等国外名牌大学，也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

　　 当掌声在中国和异国的一座座学术殿堂里无数次骤然响起的时候，笔者注意到——其实根本就无须注意——所有在场的莘莘学子、或风华正茂或白发苍然的专家学者加教授，眼中闪溢着的，均是与笔者绝无二样的眼神！

　　 沈教授在同行们的眼中却分明多了一层意思，那就是妒忌。当然不是妒忌他所拥有的金钱与名声，而是妒忌他居然私人花费巨资，先下手为强，从美俄等国购回的宝贵档案。

　　 对史学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档案更珍贵？

　　 单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又花费了数百万元。

　　 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并接受着听众掌声与景仰的演讲者，竟然两次被投进了共和国的深牢大狱，一次是因为反对“四人帮”，一次是被当成了美国中央情局的“特务”。出狱后，沈先生当过卖水果的小贩，当过替小老板提包的随从，然后自己先尝试做小打小闹的小老板，再把自己操练成个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就在他连数清楚自己巳经挣到手的金钱都成为一件难事的时候，这位刚刚腰缠万贯的商人，却决然离开商场，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和股票，重新钻进巳经久违的书斋，独影孤灯，犹如苦行僧般潜心搞起了世界近代史研究。

　　 圈内人说，在国内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学者中，像沈志华这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五洲四海挖史料”，而且同时能够自如地运用中、英、俄三种文字者，如果沈君不是唯一，也是几位当中的一个。

　　 笔者不能不惊叹，造物主怎么会如此慷慨地把这么多反差极其强烈的色彩全都涂抹到了这个中国男人的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才为中华民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当代极为稀缺的精神贵族？



　　2、档案毁掉了他的锦绣前程

　　 ——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连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沈志华的人生轨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兴衷荣辱的历史密不可分，他出自高干家庭，是个先天性的“红孩子”，在政治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父亲1937年就到了延安，从事锄奸保卫工作，能干这一行的，全是经过精挑细选最忠诚的共产党人。父亲是解放前的高中生，在八路军里就属凤毛麟角，能算知识分子了。母亲在“西安事变”时是西安学生救亡运动积极分子，带领同学们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就有她的份，事变结束之后也和一大批同学们去了延安，分配到除奸保卫部门工作，在那里认识了沈志华的父亲并喜结良缘。进城后，父亲当上了公安部劳改局副局长，跨过11级门槛，跻身于高干之列。母亲最初也在公安部当处长，后来却因为弟弟的事受到了牵连。沈志华的舅舅是国民党员，在西安警备区当过一个小排长。后来随部队起义了，按照政策应当算是起义人员。但因为部队要占沈志华姥姥家的房子做办公室——他们家是商人，结果舅舅坚持不给，说自己是起义人员，财产不能没收，镇反的时候就把他划成了反革命份子，还判了20年徒刑，发配到青海劳改去了。因为姐姐在公安部，他就总给姐姐写信发泄不满。姐姐也的确曾经为他奔走，还找罗瑞卿说过这事。结果反右倾的时候，有人反映她革命立场不坚定，不适合在公安部工作，于是就把她调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了个系总支书记。

　　 五星红旗在Tian/An/Men城楼上升起的第二年，沈志华诞生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沈志华家教甚严，从小好学，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最著名的男四中。初中刚毕业，文/革爆发，学校停课，他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

　　 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一颗红星头上戴，鲜红的旗帜挂两边”是高干子弟几乎共同的人生选择。18岁那年，沈志华也报名参军了，偏偏这时候母亲因为弟弟的政治问题被关了起来。幸亏父亲还在其位，所以这事没能毁了他的军人梦，他终于当上了一名海军航空兵。

　　 刚入伍两个月，哥哥压着嗓子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父亲也被抓起来了。

　　 沈志华吓坏了，赶紧问：“爸爸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抓他？”

　　 哥哥说：“什么都不知道，既不告诉家属罪名，也不准探望。听爸爸的老战友说，是因为‘杨余傅事件’。”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觉得自己政治上低人一等，心里再苦，也不敢有丝毫的流露，整天只有拼着命学技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技术培训后，他被分到连队，成为机械员，负责轰炸机的维护保养工作。

　　 因为父亲进了大狱，沈志华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惧，夹着尾巴做人。可是，由于当时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他本是北京四中的初中毕业生，加之钻研起业务来又特别刻苦上心，就很容易显山露水。由于技术好，工作认真，他维护的飞机安全性强，经常受到部队首长的光顾。一次，师长走下飞机后，满意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那时候，沈志华心里就觉着一个词儿，爽！这么一来，他就成了全师赫赫有名的技术尖子，当上了代理机械师。机械师责任大着哩，战机要一头载下来，第一个被抓的肯定就是机械师。

　　 那时候部队里政治学习抓得比每日三餐还重要，还得常常写思想汇报，沈志华嘴一张，笔一动，文化水平想掖也没法掖，谁都知道他是个口笔两厉的大能人。当兵第三年，沈志华便时来运转，领导找他单独谈话，内容让他心花怒发，一是准备发展他入党，二是准备提拔他当干部。

　　 没想命运太作弄人，就在沈志华觉得时来运转，仕途通达的时候，某一天，中队宣布复员战士名单时，沈志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突然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沈志华”三个字！

　　 晴天霹雳！那一瞬间的感觉，就像心肝五脏被人突然掏空了一样。当兵三年，还是个白丁就被扒掉军装，这样的打击对沈志华来说太难以承受了。那时他还不到21岁啊！他心窝上像突然被插进了一把刀子，血汩汩流，人彻底傻了，丢魂丧魄地念叨着：“是不是念错了？怎么会是我？中队长，可不能让我复员啊！”

　　 中队长念完名单，发出口令：“解散。”

　　 战士们散去后，一直对他很器重的指导员让沈志华留下来，给他做思想工作，说：“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原因，但是你记住一条，复员对你有好处，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我只能说到这个程度。将来到了地方上，像你这样又年轻聪明又肯干的人，一定会有前途的。但是，你要理解，部队的情况不一样。”

　　 这样的思想工作，不仅没能起到一点安抚的作用，反倒让沈志华心中七上八下敲开了小鼓。“你在部队是没有前途了”，啥意思啊？咋听起来简直都不像是人民内部矛盾了？

　　 那几天他天天喝酒，心里烦啊。喝醉了就一个人到机场去扑在飞机上痛哭。他不理解，那么多人留在部队不过是为了脱离农村艰苦的环境，而自己这么追求进步刻苦学习技术，却在窜红的当口上冷不防被列入了复员名单，而且还“没有前途了”。

　　 后来大队长和副团长也都找到沈志华，对让他复员的事表示遗憾，平时也还算器重他的两位首长说起话来吞吞吐吐。沈志华太想问个明白，可涉及到组织纪律，又不敢开口。

　　 沈志华离开部队的时候，把自己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记下的两大本技术笔记送给了他的下任。这些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但是战友们还用得着。

　　　　 脱下军装回到北京，好在父亲的问题巳经得到落实，并且从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通过武装部分配工作，沈志华成了石景山发电厂锅炉车间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检修钳工。报到后，沈志华十分消沉。老爸看出来了，说了一句让儿子受用终生的话：“人不能受一点儿挫折就这样灰心丧气，你要好好学习。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人生最大的遗憾不在于你有了本事没有地方去施展，而在于社会为你提供这个条件的时候，你拿不出本事来，所以你现在需要积累，需要学习。”

　　 从那以后，沈志华就开始自学数理化，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初中的数理化整个复习了一遍，还自学完了高中的课程。正好赶上1973年那次考试，他踌躇满志地报了清华大学，竟然让他在京津唐电力系统考了个头名状元！清华大学的老师都来工厂找他面谈了。正在沈志华得意之时，东三省那边突然又冒出个张铁生交白卷的事儿，当年全国高校考式的成绩全让他给搅得来一风吹了，录取名单整个调了个儿，考了第一名的沈志华反倒落榜了，开会还挨批呢：“你考这么好就是白专道路”、“听说你还学英语，崇洋媚外”。结果考了头名状元的沈志华没能跨进大学门槛，厂里送了一位4门功课加一块儿才考了15分的起重工去上清华！

　　 沈志华气得含血喷天，一把火把数理化书本和作过的习题全烧了！改学社会科学，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他那时就想整明白，这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了？他印像中不应当是这么副昏天黑地的样儿呐！以前，他对政治不大关心，文/化/大/革/命他是“逍遥派”，打着大串联的旗号到全国各地免费游山玩水。现在，他满门心思就想弄明白，父辈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今天？社会主义到今天怎么就变成这副样儿了？

　　 这时他原先部队的副指导员到北京出差，老领导告诉他，当时之所以让他复员是因为他的档案里存进了一份对他来说很致命的文件——“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沈志华瞳孔大张，吓得魂飞魄散！

　　 文/革中的“联动”，都是被打倒的高中级干部的子女，因为沈志华出身在这个圈子里也就成了清查对像。因为要入党、提干，按照当时的规定，部队必须调查清楚培养对像的政治历史情况。负责外调的就是这位副指导员。

　　 当时参加“联动”的干部子弟都关在北京的监狱里，副指导员来到了监狱，有一个人就跟他讲：“沈志华是联动分子，还打死过人。”

　　 这位副指导员大惊，下了许多工夫，但是查无实据，只好回去向部队如实报告。部队首长也感到这事非同小可，虽然只有检举没有证据，但性质严重，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不处理，按正常复员，把所有调查材料装进本人档案。

　　 副指导员把这位举报者的名字告诉了沈志华，他一听怒不可遏，举报者居然是他哥哥的同学。

　　 送走了好心的副指导员，他赶紧设法找到了那位多年未曾谋面的举报者。闯进家门，沈志华劈头就问：“你认识我吗？”

　　 举报者端详了半天说：“不认识。”

　　 沈志华咆哮如雷：“你他妈的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凭什么说我沈志华是联动份子，还说我还打死过人？”

　　 举报者这下想起来了，猛地一拍额头，满脸惭愧地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那时在监狱里被整怕了，就想立功，就想早一天出去……”

　　 沈志华说：“你这家伙，害死我了！现在赶快给我写个材料，证明这事儿全是你胡说八道的，然后把材料寄到我们厂政治部。要不，我饶不了你！”

　　 举报者老老实实写了材料，长时间压在沈志华头上的石头才被搬掉了。

　　 这件事惊动了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后来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加之1975年全国学理论，厂里开批判大会时沈志华写了一个发言稿，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像，对沈志华挺器重，李书记就发了个话，把他从锅炉车间调到厂党委宣传部坐办公室去了。一下子成了全厂小有名气的笔杆子，这让沈志华很是得意了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1976年周总理去世时政治空气特别恐怖，沈志华呢？越学理论越研究，对政治接触得越多，就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对江青、张春桥他们不大满意，会上会下说了许多有失恭敬的话。看到北京的空气弄得特别紧张，厂领导对沈志华还是很关心的，对他说：“小沈，情况不太好，你出去躲一躲吧。”

　　 那时正好开广交会，石景山发电厂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红旗单位，专门给了他们一个展位。领导就把他派到广州，一切文字材料，全部交给他来妙笔生花。

　　 1976年3月初，沈志华到了广州，大概刚过半月突然接到厂里一个加急电报，通知他马上回北京。沈志华接到电话就知道出事了，想跑，又害怕牵连到老爸，老爸从大牢里放出来后，那会儿巳经是中/共中央联合专案办公室的副主任了，沈志华只好硬着头皮回到了北京。

　　 果然，一回北京就被抓起来了。什么罪名？当时能把人给吓瘫了，“传播分裂党中央的重大政治谣言”！

　　 而事实是，皇城根下的老百姓最关心紫禁城里的一举一动，当时社会上纷纷传言，说张春桥争着要当总理，中央政治局吵翻天了，最后决定不让张当总理。沈志华也跟着说了这事儿，让人举报了，就落下这么个罪名。

　　 呆在号子里，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这个传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单单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说明案情重大。

　　 审讯时，追问他听谁说的，目的很清楚，铁了心要挖他的后台。

　　 到了唐山大地震以后三天，审讯人员通知他：“你可以回去了，但这事儿没完，我们还会接着查下去。”

　　 沈志华就这样回到工厂，宣传部自然是回不去了，于是把他下到磨煤班劳动。事情果真如审讯人员说的没完。“四人帮”倒台后，“四•五事件”都平反了，就没谁给他平反。那时李锡铭巳经调到水电部当副部长去了，厂里是造反派当家，谁也不理睬他这小工人的事儿。

　　 沈志华去找公安局，公安局查了档案，不承认抓过他，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找不到你的档案，所以没法给你平反。”

　　 “嘿！”沈志华哭笑不得，大叫起来，“你们说没抓我，这几个月我这个大活人上哪儿去了？”

　　 因为公安机关找不到他的档案，所以他被关是白关。1977年高考，他也没有资格报名，政审不合格，第一关就把他挡在了大门外。

　　 突然，1977年9月27号的《北京日报》登出一大版消息：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自杀！刘传新是江青四人帮线上的人，在他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为什么成了重点案件呢？张春桥他们当时的推测是这样：因为沈志华的母亲跟叶剑英的秘书很熟，所以他们想顺着这条线整叶帅，就拿沈志华当突破口。因为沈志华的案子由刘传新直接掌握，下面的干警都不知道这事儿，所以公安机关就查不到沈志华的卷宗。

　　 这篇文章披露说：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事情清楚了，到1977年底也给沈志华平了反，但厂领导的位子还被造反派占着，沈志华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那时候北京市电管局的局长是后来当上国家总理的**。正好**想办《北京电力报》，缺人，局政治部向他推荐了沈志华，**同意了，于是沈志华就拿上调令离开发电厂，到了北京电管局。他也没办过报，就现学，看排版，画版面，那时还是捡铅字呢。工作干得很是不错，现在的《中国电力报》的前身就是他们创办的《北京电力报》，**对他们的工作也挺满意，还好几次在会上提出表扬。不过沈志华不大习惯机关工作的氛围，感到非常别扭。他这个人自小就大大咧咧，自由散漫，不愿受人拘束。

　　 1978年，许多中央机关和中直机构纷纷登报在社会上招收各种人材，沈志华同时考了新华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结果成绩优异，全考上了。对此，《北京日报》把他当做个自学成才的典型，在头版进行了报道。

　　 老爸老妈好高兴，置办了好酒好菜，阖家庆贺。席间，搞了一辈子政治的老爸喝了几杯酒，赤眼潮潮地说：“志华，新华社你就别去了，就你这张嘴，呆在那样的地方将来准还得出事！你还是去社科院老老实实地做点儿学问吧。离政治远点，对你有好处。”

　　 这么着，1978年12月沈志华就到了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跟着张椿年办《世界史》杂志。办了没几个月，他又考研究生，成绩自然不错，专业考了个第二名，就等发录取通知了。

　　 某一天，突然党委书记找到他，说：“小沈，出了点麻烦，你的通知书在我那儿呢，可我不能发给你了。”

　　 沈志华吓了一跳，赶紧问：“为什么？”

　　 党委书记说：“力群同志对你有看法（当时邓力群是副院长）。”还问，“你最近是不是写过什么东西？”

　　 沈志华说：“写过啊。”

　　 书记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我给你透了风，你就赶紧去找找力群同志吧。”

　　 沈志华想起来了，考研究生得交一篇东西，他就写了一篇——《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概念及其他》，并交给社科院，在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没想到后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刊物到处转载，一下就把影响闹腾大了。

　　 在文章中沈志华主要提出：中国当时搞的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指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但是中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建国这么多年来的政策一贯“左倾”。主要就这个意思。

　　 邓力群看到沈志华的文章后在全院大会上讲：“我看这个沈志华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们社会科学院培养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持不同政见者。”

　　 沈志华这下明白了，正是因为邓力群的这个讲话，把他的性质弄严重了，他们才不敢给他发录取通知书。

　　 沈志华急了，找到邓力群家，推门就进。

　　 邓力群诧异地看着他，问：“你是谁啊？”

　　 沈志华说“我是沈志华。”

　　 “哈，你就是沈志华！你看看，我正在看你的文章哩。坐，你坐下。”

　　 沈志华一看，邓力群书桌上摊开的正是他那篇文章。

　　 邓力群说：“小沈呐，你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你挺有才气的嘛，文章写得的确不错。不过你的观念很有问题啊，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中国不是社会主义，那我倒要问问你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搞了四十多年，不是搞的社会主义，那我们搞的什么呢？按照你这个结论，那中国要不是社会主义，朝鲜、越南、古巴就全都不是啦？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有多恶劣啊，你知道吗？”

　　 沈志华说：“哎哟，力群同志，我可是没想到这些，我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学术问题，谈谈我个人的肤浅看法。”

　　 邓力群说：“你说的嘛，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你们年轻人考虑问题就是太简单了。你说你这个东西传到国际上，政治影响有多坏。”

　　 沈志华赶紧做解释。

　　 后来聊着聊着，邓力群就问了：“小沈，你们家干什么的啊？你父亲母亲干什么工作啊？”

　　 沈志华就把家庭背景讲述了一番，邓力群还没听完，脸色一下就和缓下来了，变得像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似地说：“哦，自家的娃嘛，那你就更不应该了！”

　　 沈志华说：“正因为我是自家的娃，我才特别关心社会主义的问题，关心党的问题，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章。”

　　 邓力群说：“哦，哦，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就是读研究生那事儿。”

　　 “这事呐，那你就回去等着吧”。

　　 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沈志华手中。后来他和邓力群的交往特别多，沈志华发现他挺在乎这个，出身、家庭、父母。只要是“自家的娃”，他就免不了有些偏心。



　　3、弃商从文，承诺誓言

　　——离开北京之前，沈志华对自己过去的导师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我一定回来继续跟您接着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我就客死他乡，永远不回北京了！”

　　 沈志华最初的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涉及中苏关系，组织上安排他学非洲史，他研究的对像也是非洲的社会主义。第一篇文章是翻译《恩克鲁玛与非洲的社会主义》。后来还不到一年，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就找到沈志华，建议他转学苏联史，说：“苏联同中国是近邻，现在中国在搞改革开放，苏联二十年代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当时中国史学界上上下下强调的都是“历史为现实服务”，沈志华也觉得应该是这样，就同意了。第二年他就开始发奋学俄语，转攻苏联史，主要由齐世荣先生带他，齐先生是世界史所的学术委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公认的领军人物。

　　 读研究生期间，沈志华先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界历史》、《世界史研究动态》发表了七八篇论文，都是关于现代史和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人民日报》也转载过他的文章。入道不久便成绩菲然，这恐怕与他自小养成的刻苦精神和天生的悟性密不可分。

　　 1982年初，沈华志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1994年修订再版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的农业社会化道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写成的。

　　 那一段时期，沈志华就像手红时打麻将，咋打咋和，不仅在史学界春风得意，连仕途也主动向他敞开了大门。就在《人民日报》转载了沈志华的文章后不久，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中了他，准备把他调到自己的秘书班子里去。

　　 沈志华也是个俗人，觉得给国家领导人当秘书是个难得的人生机会。可是，朱庭光所长，还有他的导师齐世荣、加上他老爸，三个人一致反对。

　　 老爸还说：“你这样的个性就不能在中国当官，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你要当了官，准得给我弄出点事来。”

　　 齐先生则说：“志华，我希望你继续做学问，凭你这么下功夫，凭你现在这水平，十年之内，你就可以成为中国的一流学者。”

　　 导师的开导远远超过老爸的叮嘱，就冲着齐先生这句话，沈志华最终拿定主意：秘书不做也罢！

　　 沈志华是社科院世界史第一届研究生，说起来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可大家连答辩怎么搞都不知道，就拿他做实验，因为他提前一个学期就把论文交了。

　　 他的答辩预定在1982年5月21日。离研究生论文答辩还有16天的时候，一拨儿警察突然涌进家门，把他给铐走了。

　　 看到警察如临大敌的样儿，沈志华心里说：“咋回事啊？‘民主墙’我都没去过，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参与政治了，我这又惹着谁了？”

　　 等到审讯时他才明白自己犯了啥罪，罪名耸人听闻——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

　　 1981年底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后，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在纽约逮捕了一名中国人，说是窃取美国机密文件。为了外交斗争，中国也要尽快抓到一名美国间谍。沈志华认识一个在中国外语学院教书的美国博士生，专门研究当时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包产到户问题。由于专业接近，沈志华与这个美国人有过几次交往，谈话也挺投机，还为其找了一些研究资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被认定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于是散开网跟踪，就把沈志华也给圈进去了，当然不止他一个，另外还抓了七八个人。后来弄清楚这个美国人不是特务，于是被限令48小时离境。

　　 本来事情已经搞清楚了，美国人也放了，沈志华等一干人也就没事了。不想，美国当局抓住此事不放，攻击**恶意破坏中美关系。这就成了国际事件，中国自然不会让步。

　　 因为向美国学者提供了十几本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不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沈志华被审讯了整整10个月，最后确定的罪名是“泄露国家重大机密”，判刑两年。宣判后，法官对沈志华说的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为了国家的利益，你就牺牲一下吧！”

　　 不过，说到这桩早成过眼烟云的冤案，沈志华倒十分达观，“没什么，一段难得的人生经历而巳，不就住两年监狱么？伟人不说过，逆境是智者最大的财富。更何况，那监狱也没白呆，我在学术上掘得的第一桶金，正是在监狱里。”

　　 平白无故地被当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关在大牢里，百口莫辩，换做其他的人，恐怕脑袋都会急疯。但研究历史的沈志华不同，能让他在厄境中竭力保持心态平衡的，也恰恰是中国的历史，因为他太了解，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冤假错案简直是多如牛毛，脑袋还长在自己脖子上，还能思想，狱方还允许自己写作，就巳经是不幸中之万幸了！除此以外，他还敢奢求什么？还能奢求什么？

　　 当然，沈志华也是现实中人，人说30而立，他现在巳经32岁了，不要说立业，就算两年后能从监狱里出去，也是一切都毁了！没有工作，没有学历，没有饭碗，政治上被打入另册……他甚至打算，如果能放出去，最好凭着自己的本事，到远离繁华都市的深山里当个乡村教师，数学、物理、化学、语文、历史、地理，他啥都能教，裹腹应当没有问题。

　　 命运的大起大落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狱中，沈志华写完了他的第一部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正是这本专著，奠定了他今生要走的学术道路。

　　 沈志华刚进看守所那段时间还想不会有什么事，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尽快出去，他还得答辩哩。等了几个月，就彻底失望了。整天呆着没事，闲得发慌，就萌生出把自己那篇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的念头。因为他收集了好多资料，但是论文写得很短，大概三万字多点儿。一天到晚就琢磨这个。那时候也没笔，就用牙膏皮。他在书上看到，革命者坐监牢时拿牙膏皮写东西，他就试了试，还真行！牙膏皮含铅，撕开了，铺平，擀得特别薄，然后搓成一个细卷儿就能写出字来。又向看守要了一套马恩选集，假装整天在看守眼皮底下学马列著作，其实是在书边角上写自己的东西，同监犯人的牙膏皮全归了他。后来律师偷偷给他一支钢笔，他又在暖气后面发现了半瓶墨水，大概是前人留下来的，最后就偷偷地写成了这本书的大纲。判刑之后被送到劳改农场了，那儿的条件比看守所就好多了，他就不断地写条子要书。

　　 他开始把监狱当成自己的研究室，巳经成了劳改犯的沈志华白天与犯人一起劳动，晚上，则埋头写自己的书稿。长达40万字的《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在他那篇未来得及拿上台面的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写作初期，没有资料，凭的就是过去对资料的消化积淀与超强的记忆功夫。最初，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把他的书稿全搜走了，好在他们对什么苏联的土地问题、雇佣劳动关系、租赁等问题看不懂，也似乎与中国的政治无关，就退还给了他，只要不给狱方弄出什么麻烦，愿写就让他写，这样的结果让沈志华喜出望外。

　　 到后来连沈志华向前来探监的家人和同事索要写作资料，狱方也不再制止。社科院世界史所的于沛、马扬、张晓华就不断地为他搜集和传送资料。管教干部也不阻拦，因为送来的书籍和资料，不是俄文就是英文，他们也看不懂。

　　 当时世界史所的一帮年轻人都知道沈志华是吃了“哑巴亏”，对他特别好，凡是沈志华开的书目，他们都会想尽千方百计给他弄来。

　　 监狱里有一个自由世界没有的好处，晚上不关灯，虽然灯光暗淡了些，就一盏15瓦的小灯泡，但也还能凑合，就趴在被窝写。有时上夜班，白天休息时就蜷缩着靠在墙根下，把洗脸盆往膝盖上一扣就是桌子。40万字的学术大部头，沈志华就这么一个字一个字地鼓捣出来了。

　　 1984年5月22号，沈志华拎上装着书稿的提包跨出了监狱大门。他的老领导朱庭光很想把他重新弄回社科院世界史所，他努力了，可他面对着的是个刑满刚释放的政治犯啊，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沈志华马上就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没有单位，社科院也不可能给他这个刑满释放人员补发学位证书。他成了个无业游民，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去做生意。到大邱庄同禹作敏合作搞过生态农场，在河北霸县办过机械加工厂，还曾在北京街头推车卖过水果，还一个人天远地远地跑到云南的大山里去收购干红辣椒，运到北京市场上赚点差价，在艾芜《南行记》中描述过的山区旅店里一呆两三个月，结果钱没赚到多少，裹了一身肥滚滚的虱子回北京。

　　 1985春节刚过，朋友对他说，现在深圳开放了，谁都可以去，那里的人不论出身，也不讲成份，不会因为你呆过大牢就歧视你。沈志华那时最窝心的就是每个月都必须到派出所去报一次到，汇报他这一个月来都干了些什么。窝囊啊！他这个在公安部大院里长大的“自家的娃”咋受得了这份歧视？他想不通——我沈志华，怎么就成了社会最底层的一个角色了？

　　 那时候全国能走的人都一窝蜂往深圳跑，到了这年年底，沈志华也随着这股大潮，成了一只“南飞雁”。

　　 离开北京之前，他特意去向自己的导师齐世荣辞行。面对曾对他寄予厚望的恩师，沈志华既惭愧，又伤心，从不甘心失败的他，说了一句如同誓言般的话：“我现在是走投无路，背井离乡去做生意，只要有一天我赚了钱，就一定回来继续跟您做学问。我要是没本事赚不到钱，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

　　 深圳当然不是遍地黄金，一心想成为历史学家的沈志华为了糊口，只得放下身段，哪样来钱干哪样，啥都干。从当街卖水果，给老板拎包，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好在读书人学习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很快就进了一家私人办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还进入了管理层。老板负责食宿，每月还给底薪，但业务完全靠他自己去揽，生意做成了老板和他按比例分成。

　　 为了多挣钱，积累求学的资金，沈志华曾请求公司让他独自承接一单生意——向日本出口红辣椒干。他挑选的合作者是一家香港公司，自己负责组织货源、保管和运输，对方负责把货物转销日本。为收购辣椒干，沈志华一个人跑到云南大山里呆了两三个月。最后生意很成功，算下来落到他个人头上的就有18000美金。可是香港老板见钱忘义，把他给骗了，他当时也不可能过罗湖桥，追到香港去讨债啊！吃一亏长一智，他这才明白，想赚大钱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要懂生意，还要精通人情世故。

　　 沈志华后来又到一家中新（加坡）合资的石膏板厂做过一段时间，老板对他很器重，给他的待遇很好，他也感到很愉快。

　　 1987年底，沈志华突然接到北京的一封信，他在世界所的一个朋友张宏儒（现在是华夏出版社总编辑）正在搞一套“二十世纪文库”，翻译外国的学术名著，缺个审稿人，问他能不能马上回京帮忙。沈志华正愁找不着机会重返学术界哩，于是马上就答应回去。听说他要走，新加坡老板专程赶到广州挽留，和他彻夜长谈。沈志华就跟他讲自己的经历，说他一定要回到学术界，老板一听，确实是留不住了，说：“你就那么想做这事儿？”沈志华就把齐先生当年跟他说的话跟新加坡人说了一遍，他导师说的话对自己影响挺大的，而且去深圳之前他去看了一次齐先生，现在这么好个机会从天而降，还能不回去？

　　 回北京以后沈志华就开始编书，拼了整整一年啊，他一个人就编了62本，两千多万字！最后眼睛累得实在不能看东西了，而且当时他既没有档案，又没有职称、职务，张宏儒做了很多努力，还是没有地方能够接受他。

　　 重返学术界的美梦破灭了，1988年年底，沈志华又一头杀回了深圳。不久，他有幸进了一家黄金饰品公司当管理人员，他走南闯北，不辞辛劳替公司打通了原料采购的渠道，公司给他提成，赚的钱就很多了。以黄金饰品公司挣来的钱为基础，他开始自己涉猎进出口贸易，赚到钱后又开办了两家工厂、一家农场，还大炒股票。

　　 是金子到哪儿都能闪光，刚一介入图书市场，沈志华就让业内人刮目相看。他独立投资并组织力量编写的文白对照全译系列的通俗历史著作《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等，让他赚得来盆盈钵满。

　　 十年拳打脚踢，惨淡经营，总算让他成为了一个深圳商界颇有收获的成功者。他决意实现自己对导师许下的诺言了。



　　 4、莫斯科购档案大显身手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沈志华说，其实他在十年做生意期间一天也没忘记自己的使命——创造条件重返史学研究的最高殿堂。商界很多朋友都不理解，说他脑袋瓜子进水了，一个人钻故纸堆的高兴劲，能和“唰唰唰唰”数钞票比？其实，他就是对研究历史感兴趣，体会到里面其乐无穷，充满巨大的吸引力。他认为研究历史的基本和主要目的就是还原历史，就是以当代人的认知和感受，在最新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更丰富、更详实的史料的基础上，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他看来，这个再现的过程就像做拼图游戏，散碎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就是拼图零件，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怎么能把它拼成像模像样的东西，这就是历史学家的功底了。拼得越合理，就越能接近历史的原貌。历史的原貌虽然不知道，但是历史的逻辑客观存在，一般人都能接受：这是拼图的眼睛，上面就是眉毛，下面一定是鼻子，否则就不对了。这需要有丰富的材料，还要求史学功底的训练。还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公众的认可，众人的逻辑来推动一个人的逻辑。历史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吸引他的“游戏”，每当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足以改变历史图像的新构件，他就激动不已，就有一股创作的冲动；每当拼装出一幅得到人们认可的，哪怕是一幅很小的图像，他也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而这种感受又鼓励和催动他马不停蹄地去进行新的探索。

　　 图拼出来，拼图的人就有资格解释了，历史，它原来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而在一次又一次解释历史的过程中，他就品尝到了一种“达者兼济天下”的欣慰感和成就感——而这，对沈志华来说，才是最最重要的！

　　 沈志华重返史学界后，做的第一件足堪自慰的事，便是拿出一大笔钱来，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由史学前辈和专家评审，到目前为止已资助出版了64部专著。笔者从“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表上看到了两笔大数，仅是1994—2003年度资助《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出版补贴费，沈志华就掏了共计约110万元。同年度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课题组研究经费、稿费、管理费共计约140万元。

　　 此外，他每年还要拿出十几万元，资助中国史学界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

　　 那一时期，沈志华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华彩乐章就是一掷140万，去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解密的前苏联国家档案。

　　 而此次重大行动的发韧，正源自于他1994年在深圳举办的那个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志华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说得再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件，就如同厨师与粮食，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件的公布而推翻一个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能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无非是档案文件、文献记载（包括影像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材料，古代史还要依赖出土文物和传说。其中，档案文件无疑是第一位的。文献记载的多是表面现象，而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往往因记忆或是当事人所处的位置，存在相当误差，甚至会将后人引入歧途。历史学家要想尽职尽责，一项最基本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档案上下足功夫。

　　 当时在北京他就已经知道，前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动作就晚了。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它国家的档案，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中国史学界说了半天什么苏联解体的原因，大家都是在凭空猜想，因为中国的学者看不到自己国家的档案。苏联共产党长达7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学者不深入地研究历史本身的真相，就妄下结论，不都是凭空想像出来的吗？诚然，有一些当事人出版了回忆录，但因为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回忆性史料的可信度远远低于原始档案。苏联从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办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福利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时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中国学者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搜集档案，在档案的基础上探究出历史的真相。

　　 沈志华的发言，引起了史学家们的强烈共鸣，激起满堂掌声。

　　 沈志华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巳，他还真有行动。回到北京不久，他又在大兴宾馆专门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论证会，被他邀请来的，全都是国内研究苏联史的领军人物，就为了专门论证前去莫斯科购买档案这事，其实是他请来一帮高参为他的这一重大行动出谋划策。朱庭光、齐世荣，中央编译局的郑异凡，陕西师大的杨存堂，上海师大的叶书宗等史学界的大家都来了。众人都说，于民于国于党，沈志华你这事都太应该做了。但也都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完全靠沈志华个人运作，即便你钱再多，也不太可能达到目的。

　　 而且众位大师还有句话没说出口，那时出国不像现在这么简单，你沈志华连个单位都没有，而且公安机关还要对申请出国人员进行政审，作为刑满释放的“政治犯”，你连护照都没法办，怎么可能去莫斯科？而且究竟要花多少钱？大师们心里谁也没底。

　　 沈志华却打定主意，非把苏联档案买回来不可。会后，他送走了大专家大学者，马上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长位置上退下来、当时担任社科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史学家的粮食，苏联五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国家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急需前苏联的档案，这批价值连城极为珍贵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关键时刻，沈志华大言不惭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我有钱啊，我今天来找你，只是来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就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代表团，我要人，你给我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所需的一切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承担。”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的手续，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然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三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讲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的档案苏联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好好地敲中国人一笔金钱，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苏联人眼睛里，似乎只知道美金才是钱。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所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三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但是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下午3点还要喝茶，4点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一行人还能干什么？

　　 好在沈志华有过十年的经商生涯，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行贿收买。经过大动乱之后的俄罗斯元气大伤，生活物资的价格高得来令人咋舌，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6张嘴巴，就吃掉了460美金！

　　 送礼也是个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去的秀才，都不清楚苏联人到底喜欢啥玩艺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行贿对像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有钱能使鬼推门，这话拿到莫斯科照样灵验，下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开放了。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呆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脑瓜子一拍，又让他想出个招来。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到农户家地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巳动手，准备了一桌盛宴。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盯准有利用价值的便生拉活扯地拽来。

　　 俄罗斯人嗜酒如命，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高兴极了，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上来。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酒过三巡，红霞涌脸，俄罗斯人全变成了中国的济公。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所在的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国学者马上“里通外国”，积极建议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俄国人办，我们出面复印，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就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为了尽快地把档案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三名同伴在宾馆里呆了两个多月，每天在宾馆里自己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专家，拿着中国人开的目录寻找档案轻车熟路。这批俄国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呆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国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下的内容，俄国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行贿”所花，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他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拿到这批档案后不久，巳经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的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它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有完事，沈志华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译成中文。整整干了7年，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沈志华私人花巨资购买前苏联解密档案，无疑是一桩非常具有个性和想象力的个人事件，是这一代中国历史学家立足民间、独立求索的见证。自我生成的这种个人的能量，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蓬勃活力。

　　 除了俄罗斯，美国也是沈志华常去的地方，因为美国的档案是全世界最多，最开放的。威尔逊中心、国家安全档案馆，他和李丹慧成了常客。单是1996年那一次，夫妻二人每天在那些档案馆里埋头苦干8个小时，一干20天，从早上9点一刻不停地干到下午5点，中午一个三明治就对付了。有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早上吃多点，中午干脆就喝凉水打发。美国的档案比俄罗斯便宜多了，复印一页只需两美分，有的甚至还免费。夫妻二人搜集购买了大量档案，精心作了分类，弄了八大行李箱回来，不知内情的中国人，看他们一人拖着几个沉甸甸的大箱子，还以为是跑国际单帮的夫妻档。

　　 在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受到过不少“刺激”。

　　 其中的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内。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国外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这样一个民间“三无学者”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中国学术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而在学术界名气远比郭大的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研究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有关方面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另一些“刺激”发生在国外。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通过学术界的朋友沈志华认识了他。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数小时的时间为沈志华解释档案原件中很多难以辨识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一面。然而当沈志华通过电子邮件向他提出想收集有关档案的时候，他非常慷慨地将他掌握的档案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美国学者威瑟斯比女士，曾多次赴俄国查找档案，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沈志华在美国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难处。在收集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因为是自己投资收集来的而将这些档案封锁起来，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做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两万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穿流不息。因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很多档案不再公开。他不仅免费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使用，对国外和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提供方便。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净的环境著书立说，他们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细目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材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一位为沈志华拍摄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回忆说：“ 2001年1月中旬，我带着纪录片剧组到上海，参加了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冷战结束后的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规格相当高的国际会议，在沈老师的安排下，我们采访了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柯、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中国问题顾问朴斗福、美国国务院的文化官员以及日本的汉学家等大批相关人士。在与各方面精英打交道中，我见识到了沈老师的号召力。在众人中他一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形象，颇现侠肝义胆。有时候正闲聊着，某位朋友打来电话，请他帮忙查询当代史中的某一数据，他马下停下一切，打开笔记本电脑很快帮忙搞掂。朋友在电话中表示感谢，这边厢沈老师有些骄傲了：‘咱这方面就是有点优势……’欣欣然如同天真的儿童。这使我部分明白了他的影响力的来源。”

　　 沈志华“囤积”的档案不仅在中国史学界受到赞誉，就是在国际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去年，俄罗斯驻华使馆为纪念中俄建交55周年举办的俄国档案、图片展览，就完全委托给了沈志华独自创办的北京东方历史学会来操办。

　　 沈志华知道，真实的历史从来就不会存在于教科书中，这种现象在所有的国家中都大同小异。在他眼中，只有档案才是会说话的历史，从中，他看到了太多别人看不到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中国史学界后来给他冠上一个“异类”的名号，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中第一个掌握了这批档案，因而有资格常常独发异响的缘故。在一个又一个的史学研讨会上，他可以用看似轻松的语调，一句话便否定了半个世纪中国人业巳形成的固定观念和认识。比如说，波匈事件与中国的反右运动之间有着什么直接间接的关系？二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为什么会被扣上“中国纳吉”的罪名？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高层决策会上，毛泽东面对的是一片反对出兵的声音，后来连他自己也说：“在朝鲜战争出兵问题上，中国只有一个半主战派。”而当斯大林拒绝派出空军支援志愿军，连那被他当做“半个”的彭德怀也改变了态度时，毛泽东为何依然能够一意孤行？对其它领导人的反对意见置若罔闻？毛泽东雄才大略，遥居深山村舍指点百万大军，三大战役接连奏凯，为何偏偏在朝鲜战争中失误连连，两次与胜利失之交臂；朝鲜和中国的所谓鲜血凝成的友谊究竟是宣传的结果，还是果真如此？有什么证据表明金日成掌握了朝鲜大权之后，对中国就只有利用而从未有过信任？中苏从密不可分到公开分裂，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等等。

　　 半个世纪以来，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被人为地罩上了层层迷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稳定与逐步开明，国防事业的强盛，中国逐渐揭去了往日神秘的面纱，也以更加自信更加透明的形像展现在国际大舞台上。

　　 许多当年的参予者、知情人，纷纷撰写回忆录，回顾共和国历史上一桩桩令他们永生难忘的重大事件。可是，由于时间久远、感情倾向，意识立场，以及“不认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种种原因，往往给后人一种扑朔迷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印象。

　　 而拥有第一手原始档案，并下足功夫的沈志华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具有的真知灼见，不仅常常令人惊叹不巳，还一次又一次在海内外史学界刮起了强劲的“沈旋风”，对许多早巳形成的传统定论，予以强烈的冲击甚至是颠覆性的震撼。在他的重点研究方向上，诸如中苏友好条约签订的风风雨雨、中苏朝三国领袖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内幕、波匈事件对中国政治生活造成的重大影响，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等方面，他的每一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无不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近十余年来，不仅仅是中国以及港澳台，在亚洲各国大学里的历史专业课堂上，沈志华这个名字出现的频律也是最高的。他的著述并非官方教材，却在教学实践中占据着一个十分显著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就借用沈志华一双慧眼，来洞穿重重迷雾，看一看这些经过他艰苦“拼贴”，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历史图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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