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玉：把大学生关进精神囚笼——“向党交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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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发动的“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结果，最锋芒毕露的还不是章伯钧、罗隆基等民主党派的头目，而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大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以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呼声，震动了全国高校，震动了全国，还震惊了发动反右的毛泽东。

　　解放后，大学师生逐渐成了革命的对象。中共首先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对象主要是大学的教师，学生只是稍稍涉及，可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就部分涉及学生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打大学生右派的人数，大约在10%左右。以笔者所在的山东大学为例，全校共划右派204人，其中学生为114人，约占学生总数的8%。不过像北大、武大，有的班级几乎全军覆没，要从外系外班调兵遣将来协助打右派。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学生竟然成了毛泽东的心病。

　　这里介绍的《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基本上撇除了大学生右派呼唤自由民主一类的政治意识，偏重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

　　反右以后，毛泽东对大学生的评价越来越坏，从整体上没有好印象。他认为这些解放前还是儿童的大学生，如今都成了充满资产阶级人生观世界观、必须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的知识分子。因此，在旧中国，大学生是共产党反蒋的主力军，在新中国，大学生被视作新政权的异己力量，最最可笑的是，充斥在各级领导岗位上的一群土八路出身的干部，甚至于包括毛氏本人，他们怀着嫉妒、恐惧的心理，害怕大学生成名成家，成大名成大家。1958年开展的“向党交心运动”，大学生主要在人生观世界观方面。

　　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人生观中最罪大恶极、最不可饶恕的是“成名成家”思想，狂妄自大的性格。立志要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也是十恶不赦的错误。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反右把一流的学生打了右派，然后由二流的学生递补，但是，经过交心运动的再批判，还有哪个学生敢为成名成家去奋斗？影响所及，这就是中共建政六十几年，没有得到一枚诺贝尔科学奖、没有产生一位大师级作家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说，“交心运动”就是在反右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全体大学生关进精神的囚笼。

　　读大学，做学问，要成名，要成家，这是天经地义的追求。毛泽东倡导所谓“红专道路”，用来反对努力追求知识、科学、学问的师生，斥之为“白专道路”。但是，五十几年过去，那时的大学生，延续到今天，除了老死的，大多都垂垂老矣，行将就木。历史事实证明，那些被认定为“又红又专”的学生，后来大多是不学无术之辈，反之，那些受到“白专”批判的学生，后来倒有很多人有所成就。本文选取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参考》文章《北京市大学生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见宋永毅主编的《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向党交心运动》），从中可见那时的大学，既不容许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之存在，也不容许专心向学，成才成家之理想。今天大学存在的问题固然远非昔日，但其流变源头，仍然依依可循。

　　请曾经经历过交心运动的大学生，请随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大学生，请现在的大学生，都来读读这篇奇妙无比的历史文献，大家一定会感慨良多，一定会畅怀大笑。比如，“北大、人大有的学生立志要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这有什么错呢？打右派的青年作家有一大窝，几乎把解放后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扫而光，但这么一大群青年作家都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就是文化水准不高，几乎没有上过大学的，高玉宝则几乎是半文盲。我作为1956级的中文系学生知道，当时颇有几个同学是怀抱着做作家诗人戏剧家的梦想入学的，经过反右，经过交心，那些梦想全都摧毁，灰飞烟灭。这当然只是就个人而言。六十年来中国没有产生“中国的莎士比亚”，根本原因是没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政治环境，但是，我倒想，假若有人真是有司马迁的大志大才，又能以太史公为榜样，即使身受腐刑之奇耻大辱，仍然追慕贤圣发奋著述的精神，发奋写作，仍然可能写出不朽的著作。我们只要比比苏联和东欧诸国，他们还能产生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中国呢？曾经打过右派的一大批作家，他们拥有写作的充分素材，其中颇有几位具有很高的文学才华，照理说，他们应该创作出一批无愧于“打右派”经历的绝世佳作，但是非常遗憾，他们在《大墙下的白玉兰》之后，在《牧马人》之后，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安享晚年了。原因何在？作为同类，恕我不妄加非议。如果说，打右派是悲剧，这是悲剧的悲剧！

　　再比如，当你看到清华大学阐明婉(团员)向往着：愿自己是十八世纪的贵族小姐，白纱窗、红玫瑰，在阳台上看小说，过着温柔尔雅的生活。北医刘传明幻想；住在蓝色的海洋和果树环绕的别墅里，打开窗子面对大海，朗诵着普希金的诗篇，如果能过一天这样的生活，立刻死去也值得。却被加上“追求资产阶级淫荡、糜烂的色情生活”的严厉裁判，你不觉得荒唐得十分可爱可笑吗？

　　“交心运动”，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可理喻的神话，但对于他们的祖父祖母那一辈大学生来说，确是曾经的经历和记忆。今日读来，大概会温故而知新吧？！

　　（附录）北京市大学生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1958.06.00

　　本刊讯据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报道：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一，“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

　　有些学生从小读了许多名人传记，立志做一个“家”，自视高人一等，狂妄自大。

　　北京大学学生彭庆生(父亲是资本家)的座右铭是：“青霄有路终须上，宇宙无闻誓不休”，“生时居人之上，死后才能留名”。他认为：天赋＋勤奋＋狂妄＝伟大＝不朽。

　　人大哲学系学生胡建华写道，他将来非要“空间上四海扬名，与宇宙共边际；时间上永垂不朽，与人类共存亡”，方始甘心。

　　石油学院学生魏春生，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为成名成家作准备工作。每当读书疲倦时，想起牛顿怎样在暗淡的灯光下写着震动世界的著作，精神就振作起来了；抄写笔记贪多，目的是为了将来出名后，好在博物馆里展览；经常作思想笔记，目的是将来作家给他作传记时搜集材料方便。

　　人大历史系学生王佩敬，从小就要游荡江湖，称霸天下，曾发誓：“愿慷慨悲歌而死，不能默默无闻而丧生。”

　　北大、人大有的学生立志要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自己的名字被千人传，万人颂，列入文学史中永垂不朽”，决心“为作家而奋斗，为名利而奋斗”。

　　人大张锡春给自己作了一个规划：大学毕业--助教、讲师--教授，出国当专家--走入政界，先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领事--大使--外交部长--总理。在党内想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宿舍里组织了一个“四五三王国政府”，他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还有一些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人给立铜像、建纪念碑。

　　二，“有了知识就吃得开，党和人民也要让步”

　　许多学生羡慕教授的名利，把知识看成得名获利和向上爬的手段。认为“知识是实在的，政治是抽象的”，“技术是靠山，铁饭碗，是幸福的源泉”，“有了业务、名誉、地位便会随之而来”。因此决心苦干几年，不问政治，著书立论，成名成家。

　　石油学院学生黄忠勇认为：有了知识就吃得开，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党和人民也要向我让步。

　　人大历史系周志城认为：知识是聚宝盆，摇钱树，有了知识就有一切，政治微不足道。

　　北医学生武贵生写诗一首歌颂“业务是铁饭碗”：

　　读得书来胜大丘，不须耕田自然收；

　　东家有酒东家醉，到处逢人到处留；

　　日里不怕人家借，夜晚不怕贼来偷；

　　虫慌冰霜无损害，快活风流到白头。

　　三，只要名利，不要政治

　　有些学生只要名利，不要政治。

　　北医一学生说：医生的职业清高，管它政治不政治，不论社会有什么变化。反正有人找我治病。

　　北京大学牟国相(团员)说：作教授有名有利，当党委又险又难；作政治工作有功不显，有过必罚，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月薪一百七十元，全国没人知道；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当上学部委员外加一百三十元，有了著作闻名全国。

　　北大学生沈大来认为：有了业务，提高政治地位就容易了，钱学森一回国，毛主席就接见了他，许多有名的学者都是人大代表。

　　清华大学一学生写了一首诗：“我是一个不倒翁，不偏西来不偏东，只要当成副博士，管它方向左右中。”

　　四，“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

　　有些学生片面夸大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政治无用”。

　　北医一学生认为：一个医生只要有技术和人道主义就能治好病；一个科学工作者只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对科学有兴趣，就能对社会有贡献，政治是不关紧要的。如马文昭并没有红透，但他研究卵磷脂有成就；勒柏辛斯卡娅虽然红透了，但是由于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北大学生俞允强认为：科学是永恒的，千万年都有用，政治是暂时的，只在阶级社会里有用，所以一个人依附于科学比依附政治要伟大。

　　北大学生朱立清认为：人类存在一天，科学就存在一天，取之不尽，以科学为目的，生活就有力量。科学是绝对真理，信仰科学就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北大物理系有些学生说：现在是原子弹、导弹的时代，其他都不重要。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要比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大得多。

　　北医还有些学生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和他在业务上的成就成正比，与政治没什么关系。

　　五，“政治庸俗，学者清高”

　　少数学生自命清高，认为“政治庸俗”，向往“超脱”社会的、宁静的“学者生活”。

　　大学生李有宜(团员)说：名是空虚的，利是低级的，决心抛弃一切，努力学习，沉醉在理论逻辑的美中。

　　北大学生戴冕(华侨)说：愿象居里夫人一样，生活在林间鸟语花香之中。我欣赏叔本华说的话--科学的动力出自于世俗的厌恶。我不求功名，只想作个世界过客。

　　石油学院学生魏春生说：我厌倦世上的一切，愿在寂静的山野里自修，只有在书中才有幸福。他认为：孤独＋书堆＝成功。

　　石油学院学生李大标说：希望离开当前的一切阶级斗争，一切政治活动，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静地进行研究。象英国的物理学家卡迪文舒一样，躲到深山中去测定万有引力的常数。

　　还有的学生向往牛顿、诺贝尔的生活，“住在清净的地方，无牵无挂地搞科学，周围只有一个仆人、一个厨师，一条狗”。

　　六，“政治太危险，随大流作中间群众最保险”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不少学生一方面认为不关心政治，容易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是危险的，易变的，搞不好就好就要栽跟头，不要过多的过问政治，主张在业务上全力以赴，争取五分，在政治上达到三分，及格就成了。

　　北大数学系一学生说：从斯大林、莫洛托夫事件中，可以看出政治是危险的，昨天还是当代英豪，今天即身败名裂，政治不可多求。有的说：“是非皆因多开口，烦脑皆因强出头”，最好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条心”，与世无争，明哲保身，少管闲事。

　　地质学院一学生说：往左了右边骂，往右了左边骂，立在中间左右都不怕。

　　北大有的学生说：完全红了要丢掉个人主义，而且又容易犯错误，太不安全，太不自由；完全不红又容易被批判，被淘汰。最好不左也不右，不前也不后，立在中间，做个社会主义的“顺民”。


北医一学生说：政治上领先太吃亏，政治太落后要挨抠，可见最倒霉的是左、右派，占便宜的是中间派。

　　七，“动态平衡论”

　　北大物理系学生还提出了所谓“动态平衡论”，说：大家前进我也跟着前进，随大流，永远做中间群众。

　　北大生物系李锡金说：政治上的温度要象恒温箱一样，永远保持着不高不低的温度。

　　北大数学系张恭庆(团员)、刘景麟提出：最保险的道路等于二分之一加安全系数。他说：我不想做党员，因为入了党自由就要受到限制，牺牲个人利益，象保尔一样将生命献给社会主义，这样太可怕。但是也不愿意太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批判，被淘汰，因此决定随多数人走，站在中间前边一点点的位置上，遇到风浪动摇了，就正好动摇到中间，不至于跑到右边去。

　　还有些人由于进取心不强，安于中间状态。他们认为中间状态在客观上是永远存在的，任何时候都有中间、落后之分，大家前进，我也会随之进步，因此安于中游。

　　八，“有限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

　　北大学生葛显良提出可以保留有限的个人主义。他主张在政治上跟着党走，不积极也不落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在思想上保留小的个人主义，即不损害别人利益，也不完全牺牲个人利益，要求在小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在安全范围内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被动的、不自觉的、勉强的服从社会的要求，三分之一为人民，三分之二为自己，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了。这样做还是符合按酬付劳的原则。这样人创造的价值还是大于消费的价值，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但是要经常进行自我“整风”，不使小个人主义越轨，发展成大个人主义，这样就不会和社会主义发生对抗性的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小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就会慢慢解决了。

　　人大经济系学生杨昭兰说：损人利己是“罪恶滔天”，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有这一种利己是最人道的，也是最公平的，就是“公平的个人主义”。

　　人大哲学系学生徐国林说：人生要为集体也要为个人，只为集体是劳累的牛马，只为个人是生活的蛹蛆。

　　九，“人生年几何，应及时行乐”

　　有些学生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生活目的就是吃、喝、玩、乐，必须“及时行乐”。

　　石油学院学生崔谦写诗：

　　人生年几何？好者七十过；

　　实在不容易，应该多享乐。

　　石油学院徐赛风说：一个人的生命短促的，青春一去不复返，要趁年青时代好好享受一番。

　　邮电学院有的学生说：人早晚要死，何必对自己这样残酷，青年时代好好享受一番更待何时？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说：幸福就是“金钱加美酒”，物质享受加精神快乐，生活上要一比衣服多，二比钱多，三比生活舒适。

　　石油学院学生谢鸿楷幻想：将来有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雅致的小洋房，还有汽车、沙发、收音机和漂亮的爱人，夕阳斜照时的田间散布，音乐悠闲的舞会……。

　　人大学生仇芳兰的生活理想是：衣物充箱，银钱满柜，有汽车、洋房、仆人，和爱人一起度过甜蜜的一生。

　　北医有些学生希望吃高级食品，穿高级衣料，住高级宿舍，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还有的同学认为：名利加爱情等于幸福。

　　十，此外，还有少数学生追求资产阶级淫荡、糜烂的色情生活。

　　“贵族生活是人生的目的！”

　　有些学生向往贵族的生活，认为过那种生活就是人生的目的。

　　清华大学阐明婉(团员)向往着：愿自己是十八世纪的贵族小姐，白纱窗、红玫瑰，在阳台上看小说，过着温柔尔雅的生活。

　　北医刘传明幻想；住在蓝色的海洋和果树环绕的别墅里，打开窗子面对大海，朗诵着普希金的诗篇，如果能过一天这样的生活，立刻死去也值得。

　　北京师范学院一学生幻想的生活图画是：一间房，一壶茶，一本古书，一个钓鱼竿。3月看桃花，5月看牡丹，7月看荷花，8月看红叶，还要赏雪、听雨。当我临死前回首往事时，我可以说：这一生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人间的一切欢乐我都享受了。

　　“让我风平浪静地度过一生”

　　有些学生说，最好生活中不要有波折和斗争，风平浪静地度过一辈子。

　　清华大学苏邵嘉(团员、父是房主)说：三好是“吃好、睡好、玩好”。他追求的是生活的安定，“以不变应万变”，以减少矛盾，学习上是“宁可少些，但要早些(赶快做完功课)，对付盯着就成了”，“力求最低限度”。他经常回家，到家后弹单弦，访亲戚、吃涮羊肉，同学称他是“清末遗少”。

　　还有的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布置一个舒适优美的小家庭，星期天带着孩子玩玩，听听音乐，这样有节奏、有旋律平静地过一生就满足了。

　　十一，“人生无大志，不红也不专”

　　还有一种是灰色的人生观：人生无大志，不专也不红。

　　石油学院学生吕秉武说：我对前途没有幻想，也没有希望，我觉得生存就是消耗生命，过一天算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到毕业，找个工作，管他到那里，马马虎虎地交代了，这一辈子也就没白活了。

　　航空学院学生居慧华在日记里写道：唉！过一天算一天，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

　　航空学院学生丘文正的处世方针是：听天由命，与世无争，以弱者自居。

　　十二，“人生若梦，悲欢几何”

　　有的学生认为人生如梦，因为悲欢厌世，个别的甚至想自杀。

　　石油学院于学成叹息道：“人生若梦，悲欢几何”，在日记上写道：

　　“欲笑不开口，欲哭泪不流；

　　除非爹娘见，莫道心里愁。”

　　“夜儿伴随着孤灯，室内冷冷清清，

　　在这漫漫的长夜里，我见不到一线光明，

　　多么不幸啊！这辗转的人生。”

　　石油学院魏春生说：人生有什么意思？为了一个空空洞洞的“名”何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人生若梦，我就象一块活肉。

　　北京大学翟世祯说：人类存在没有意义，与沙石草木鸟兽虫鱼无异，人生到死只不过是一种化学过程，生物的过程。生和死都是天赋的权利，生着固然快乐，死了也值得欣慰，羡慕庄子死了妻子还鼓盆而歌的心情。立下四十六岁自杀的志愿，因为社会上养了他二十三年，他再用二十三年向社会还债。

　　北京大学学生陈益镯认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在世一场空。

　　石油学院张慧贞说：我不愿听笑声，也不愿和任何人接触，我写诗解忧，唱歌消愁，什么歌悲我唱什么，从歌里找到寄托。并常念一些灰色的诗。

　　路漫漫而休远垮，吾将上下而求索

　　呜乎！已矣哉！抽刀断水水更流，

　　举杯消愁愁更愁。

　　石油学院学生吕秉武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自我摧残。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等等，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的心里只有“我、孤独、无聊”。每当过了一年，别人都认为是长了一些，而我却认为是少了一些，离死亡就更近了。

　　航空学院学生陶优传说：我感到人生就是痛苦和灾难，欺压和死亡。我最喜欢的一种娱乐就是守望着蜡烛头的熄灭，在熄灭的刹那，我的思维一齐涌上心头，我觉得那就是真理的高峰，一切都将是破灭、虚无和永恒的沉寂。他对人生作出的结论是：人生就是痛苦的旅程，悲剧的循回演出。

　　北大一学生说：我常常暗想，吃点安眠药，默默死去是最舒服的。

　　航院居慧华在日记上写着：死吧！死吧！快死吧！赶快死了真快乐。生活有什么意义！人的一生不是属于我的。我活在世上象一只绵羊，甚至连绵羊也不如，……象死去一百年前的人那样。……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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