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源：领导者2012年4期 1966年8月至1967年8月一年间，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鼎盛期。在此期间，中央文革小组建立并通过自己的情报搜集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了解、掌握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
一、有关中央文革记者站的文字叙述
迄今为止，有关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公开文字叙述，几乎全部为当事人的回忆。其中，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王广宇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办事机构》（首发于《党史博览》2005年第11期）及记者李近川的《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首发于《百年潮》2002年第5期）较为详尽。上述两文，已收入近日香港出版的《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一书中，同时收入本书的，还有多位记者的回忆文章。
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建立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由其办公室（1966年7月成立）下设的调查组、简报组负责文革动态搜集工作。据王广宇称，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北京高等院校和中央机关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由办公室副主任曹轶欧兼组长；简报组主要负责编辑《文化革命简报》，由办公室另一位副主任戚本禹兼组长，成员有靳耀南、范恭俭、阎长贵、李思温。
据李近川称，1966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派一批记者，以《解放军报》记者的名义，去全国各地为中央调查文革情况。最早被选调的，是二十多名新华社驻各军种、军区的军事记者。这批人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经短期集训后，转住到钓鱼台宾馆斜对面的花园村一号院，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宣布成立中央文革记者站。
李近川称，王力给记者站确定的领导体制是：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受中央文革办公室领导；派驻各地的调查采访工作，不受当地党政军机关领导，只对中央负责；采写的稿件不受任何人审查，只传给记者站，打印报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近川又称，当时明确了工作方式：去外地的记者组，持《解放军报》的介绍信和记者证，驻各地军事机关，由军事机关提供交通、通讯、办公等工作条件。在当地党政军民学等各界中，独立调查研究，自主采写稿件。稿件一般要用保密电话，少量适合的用机要传递或邮寄，传给设在北京的记者站。
李近川还称，经周恩来同意，从1966年9月至1967年2月，陆续从中共中央办公厅、新华社、《人民日报》、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南京、成都、广州等各大军区，选调几批干部来站工作。1967年“七·二○”事件后，又由成都等军区调进6人补充力量，还从《工人日报》调进两名记者。最多时，采编人员和行政人员（不含印刷厂、通讯和后勤人员）达200多人。另外，后期还吸收了少量在校大学生，作为通讯员、联络员使用。
据统计，在前后215名采编、行政人员中，现役的新华社军事记者27人，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记者、编辑15人，马列主义研究院13人，解放军政治学院24人，海、空军及各大军区军队干部135人，中央办公厅1人。以上现役军人共186人，占人员总数的87%，非军籍人员29人，占13%。这就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在情报搜集过程中，主要是借用了军队的力量。不仅是借用了军队当时的高地位和威望，而且，借其渗透军内以搜集军内情报的便利性，是非军籍人员远不可比拟的。
据记者王文仲称，刚到记者站，即宣布了保密纪律：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地址对外保密，只能说代号“811信箱”。此保密要求，确十分符合情报机构的职业特征。
此前，中央并非完全没有各地文革运动进展情况的情报搜集手段，起码，有一个完备的新华社的系统。但是，原先的新华社系统，并不是毛泽东可以完全信任的。这种不完全信任的态度，可体现在中央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熊复1966年10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的发言中。熊复称：新华社500多名记者，28个分社，竟然不能担负向中央、毛主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真实情况的任务，中央文革小组从部队中抽调100多名军事记者到全国各地了解情况。
惟中央文革记者站运作之后，新华社的系统仍继续运行，编有《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毛泽东对其亦曾有过批示。所以，我们说“不完全信任”，而非“完全不信任”。以毛的信任度而言，属于旧官僚体系的新华社自然远远不及自己妻子掌握的新事物。
以下为解放军政治学院参加记者站工作人员情况。
上表说明，政院派出人员分两批，首批9人行政级别较高，为准师至副营级干部；第二批15人行政级别较低，绝大多数为排级干部。
从上表还可以看出，政院派出的首批人员，部分在记者站的时间并不长，如甄文君，1967年2月已离开。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页133的一个注释，透露了可能的个中玄机。该注释称，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到上海的甄文君，1966年11月12日下午5时10分在电话上向周恩来报告了张春桥在安亭与工人谈话的情况。甄说：“有少数人是坚决主张到北京的，他们起领导作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上海联络站支持他们。”“工人对伯达同志的信有意见，说只讲生产，不讲革命，他们不同意。”王年一称，甄是如实反映情况的。惟甄的所为，是否为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悦而将其“退回”政院，指令另派一批更易控制的年轻干部取而代之？笔者未能证实。
据王广宇称，记者站正式建立机构以后，指定了徐学增、陈满池和李德泰三人负责，“徐是召集人、联系人。这三位都是部队调来的，徐学增是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军事记者组组长，陈满池、李德泰（是）分别来自沈阳和济南部队的师级干部”。
据笔者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称，记者站下设编辑组、通联组、秘书组、后勤组，以及派到全国各地的记者组。通联组负责接收和抄录各地记者组的稿件、电话，初审、登记后送编辑组，由编辑组编成《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不用的稿子存在记者站。
王广宇称，关于中央文革的记者使用记者证的情况，基本上是以中央新闻单位的政治行情的变化，而不断变换记者证，因为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是不公开的，在当时哪家报社“红”，就用哪家的记者证；初期用过《光明日报》、新华社的记者证，后来《解放军报》“红”了，又用解放军报社的记者证。1967年1月，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辑胡痴被打倒，又改用《红旗》杂志社的记者证。
记者站的活动，大体分为两段。从1966年9月至1968年2、3月为第一段，此期间，主要是了解全国各地的文革情况，编辑《文化革命简报》和《快报》，即开展记者站本身业务工作阶段；从1968年3月至1969年春为第二段，此期间，记者站业务工作停止，将记者全部集中在北京记者站内，揭批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记者站领导的“罪行”。此段时间，记者站原领导全部靠边站，经群众选举，领导批准，选出魏知新（三十八军干部）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领导运动。运动中还对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总支书记王道明等进行批斗，记者站领导徐学增等人也交全体人员批判斗争，记者之间相互揭发。1969年4、5月份，运动结束，记者站解散，人员返回原工作单位。
二、《文化革命简报》略说
据王广宇称，《文化革命简报》原由戚本禹在中央办公厅内设置和主管，1966年7月上旬，迁入中央文革办事机构所在地——钓鱼台宾馆十一号楼。
此外，《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有同名内刊，毛泽东有关播发聂元梓大字报的批语，就写在《红旗》、《光明日报》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据知情人称，此内刊与戚本禹主管的《文化革命简报》似无关系。
《文化革命简报》在1966年7月中央文革办公室成立前的采编方式目前尚未清楚。1966年7月后，由中央文革办公室编印，1966年9月记者站成立后，由记者站采编，以中央文革办公室（后为办事组）名义编印。
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毛泽东1967年2月9日对2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390期登载的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作了批示。3月27日，毛又对3月26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35期登载的一份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的来信摘要作了批示。以2月7日至3月26日共48天印发了46期计算，《文化革命简报》应该几乎是每天一期。5月7日，毛对5月5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470期登载的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作了批示，以3月26日至5月5日共41天印发了36期计算，也几乎是每天一期。
此外，《文化革命简报》还有不定期的“增刊”。
据笔者看到的《文化革命简报》（复印件），未有标示密级，其发送范围复印件上未见标示。因笔者见到的只是5页的复印件，可能发放范围在第6页上而未有复印，因此，发放范围复印件上未见标示不等于说原件上没有标示。据王广宇告诉笔者，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发送范围较广，“可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和文革小组成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范围收窄，但“具体情况也记不清楚了”。
现将1967年10月11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增刊全文照录如下。从该文可以看出，记者对文革运动事态的反映是带有自己强烈的思想倾向的。
霍冰沉、孟力参加中共山西
核心小组以后的问题
空字○二五部队（十航校）校长霍冰沉和空字○二七部队（十二航校）校长孟力，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支持了刘格平同志，并同张日清同志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因而在会议上受到了表扬。八月以后，他们参加了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并提交中央审批（尚未批下来）。两个多月以来，工作还是很积极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错误地估计了太原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表现了严重的极“左”情绪。七月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以后，山西形势一片大好。但是霍、孟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估计，他们认为：“山西的保守势力很大，看来很可能大乱，思想上要有准备。”并说：“张日清的问题还没有搞臭，影响没有肃清，要防止张日清东山再起，现在中央还保他，材料弄够了，中央就不保了。”他们认为，中央会议之后，六十九军的态度是“上转下不转，明转暗不转，外转内不转，口服心不服，弄不好，在山西很可以发生武汉事件”。因此，他们错误提出：“当前，要特别警惕六十九军，很可能代替张日清，成为山西保守势力的后台。”他们还说，过去六十九军支持的大部分是“红联站”的，现在又支持“兵团”（即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并指示“红联站”打入“兵团”。他们认为，对“红联站”在中央会议之后，不是向好的方面转变，而是“更狡猾、更毒辣、更嚣张”，应当注意“红联站”的动向，把它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当时，有些群众组织对袁振同志有些意见，孟力等也含沙射影地攻击袁振同志，他们说：“兵团是有后台的”，“袁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表态总是在刘格平同志的前边，给刘格平同志制造困难”，等等。总之，他们不是把矛头指向阶级敌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指向六十九军，指向袁振同志，指向“兵团”和“红联站”群众组织。几个月以来，经常直接向群众组织“红总站”散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二、片面地支持“红总站”，贬低和攻击“兵团”，影响两大左派组织的团结。他们对于“红总站”一方面大加鼓吹，以表白自己。霍、孟经常对“红总站”的负责人说：“‘红总站’中央信得过，格平信得过，我们的态度也是明确的（指坚决支持），我们的看法，刘格平同志是同意的。”同时派出大批人员帮助“红总站”工作或当顾问。而对“兵团”，则到处搜集他们的情报，提供给“红总站”。他们还经常说，山西还是出现反复，这次反复一定出在“兵团”和“红总站”之间。把兵团当成作战对象。由于他们支持一方，打击一方，使“红总站”提出“外仗内打”的错误口号；“兵团”的大字报也上街要揪丁磊（“红总站”主要负责人）。因此直接影响了山西革命大联合、大批判的健康发展。
三、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背上了“唯我独革”“唯我独左”和“功臣自居”的包袱。在核心小组会议上，对曹中南（六十九军政委）、陈金钰（山西军区司令员）很不尊重。据袁振同志和曹中南同志反映（很多是记者在场），霍、孟经常影射曹、陈是两面三刀，不支持刘格平。九月六日晚上，霍当着刘格平的面粗暴地打断陈金钰的发言，与陈顶了起来。曹中南同志对记者说：“我们目前工作这些困难就是十航校跟我们为难，弄得我们不好说话。他们在下面到处支持我们的对立面。”袁振同志也向记者说：“霍冰沉同志很没有水平，对曹中南同志和陈金钰同志一点也不客气，就是压制人家。”曹中南、袁振等同志都认为孟力在晋南支左中，犯有严重的错误，完全执行了张日清的错误路线，当知道中央的精神以后，才起来炮轰张日清的，而且一开始就提出打倒的过“左”口号。八月份后，虽经刘格平几次说服，十航校在批判张日清的会上，不要摘帽徽、领章，坐喷气式飞机、插小旗等。但是霍、孟从来不理。八月中旬，陈永贵、谢振华二同志带着周总理和康老的指示和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委托去处理平遥事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的表扬。霍冰沉却很不服气地说：“冲锋陷阵，挨打受伤是我们穿蓝裤子的（指空军），受表扬的是六十九军。最后写材料突出谢振华。”九月三日，《人民日报》点名表扬了六十九军，十航校就找新华分社质问：“为什么没有我们○二五部队？山西这么多军队，为什么只提六十九？”霍冰沉也说：“这是怎么搞的？做工作找上我们了，出好事受表扬找上六十九军了。”
四、给刘格平出坏主意。在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会议期间，“红联站”几次要求刘格平同志经常接见讲讲形势，刘格平同志答应了，但在一次接见之后，霍冰沉却向格平同志说：“‘红联站’的观点根本没有改变，你不能去，什么时候改变了什么时候才能去。”在“九?五”事件中，“红总站”包围了“红联站”，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血战。当时“红总站”有武攻的情绪，霍冰沉也主张进行武攻，几次向刘格平同志提出武攻的建议。这些冒险主义的政策，由于受到刘格平、曹中南、袁振的拒绝才没有实行。
五、耍两面手法，在晋南问题上不执行核心小组的决定。孟力在晋南的支左的工作中，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与晋南军分区一起，在一定程度上镇压了造反派，突出的是把山西师范学院的“造反大队”打成“反动保皇组织”。核心小组提出这样作是错误的，应当进行平反。孟力在会上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执行，但回到晋南以后却发表了一个违背小组决定精神的声明。
综上所述，霍、孟在参加了核心小组以后，表现了严重的极“左”情绪、宗派主义、骄傲自满、冒险主义、小资产阶级派性，等等。他们的一些活动，已经引起了核心小组其他同志的不满和戒备，也激起了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
记者对霍、孟两人的指控，不可谓不严重。1967年年底中央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十二月会议召开之后，十航校（已改称第三航空机务学校）与十二航校退出了山西的三支两军工作，经中央同意，增补谢振华为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陈金钰为省核心小组成员，霍、孟不再为人提及。未知上文对霍、孟离开省核心小组是否起了一定作用，而霍、孟两人在军内的仕途未受什么影响。霍冰沉仍任三机校校长至1970年该校停办，调任空六军副参谋长；孟力仍任十二航校校长至1973年升任空七军副军长，两人在“文革”结束后均享受离休待遇。
三、印数极少的《快报》
《快报》是目前已知的由中央文革记者站采编、以中央文革办事组名义印发的两种情况简报中的第二种。
有关《快报》的缘起，有多种说法。王广宇告知笔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成立以后，委托解放军报社成立一个《快报》组，编印《快报》反映各地文革情况。1966年年末，《快报》负责人宋琼（解放军报社记者处副处长）调到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其后办公室改名办事组，宋琼即任办事组组长，《快报》也就从军报搬到记者站来编印。
目前，并未有实物资料可以证实上述说法的确切性。而据当时在《解放军报》任职的卢弘所著《“红太阳”的影子》与《军报内部消息》称，1966年国庆前后，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被安排到《解放军报》，一来就在“极其机密”的“快报组”工作。卢弘还说，宋琼至中央文革办事机构任职时，确是将“快报组”几个人带了过去。1967年1月，李讷在《解放军报》造反，由她发起，查封了设在解放军报社而应属中央文革的“快报组”，江青指示，将宋琼等人一脚踢出了中央文革。卢弘的说法，从侧面证实了王广宇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惟根据现有材料，解放军报社的“快报组”与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关系，尚有颇多不明晰之处。如“快报组”是否具有情报搜集功能，还是仅具有纯编辑功能？在肖力造反之前，中央文革记者站的稿件亦交给“快报组”吗？《快报》脱离解放军报社的时间，是在肖力造反前的1966年12月，还是肖力造反后的1967年1月？“快报组”时期（尤其是前期）的《快报》，是以什么名义编印的？（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及的1966年12月21日《快报》第748号，是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名义编印的。）
如以1966年12月21日编印的第748号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提及的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第1334号计算，共67天印发了587号，平均每天为8至9号。
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所提及的和笔者所见的实物（复印件）计算，从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第1334号至6月19日20时编印的第2664号，为115天共印发了1331号，平均每天11至12号，此为1967年上半年大致的印发密度。从1967年7月15日24时编印的第3096号至8月8日24时编印的第3709号，仅25天就印发了614号，平均每天24至25号，此为各地两派斗争至为激烈阶段的最高印发密度。从1967年10月12日20时编印的第4852号至12月29日20时编印的第6076号，为79天共印发了1225号，即平均每天15至16号，此为1967年9月后各地两派斗争有所缓和收敛后的印发密度。
此外，《快报》亦有增刊，以所见1967年4月14日23时0159号至7月24日21时0358号计算，为102天共印发了200号，几近每天两号。
《快报》与《文化革命简报》相比较，前者印发的密度（每天数号至二十多号）远比后者（每天一期）高。前者时效性强，篇幅一般较短；后者篇幅较长，反映的内容较为具体、详细。比《快报》更简捷的，是中央文革办事组上报的《要事汇报》。王广宇告知笔者，《要事汇报》每期最长不超过两百字，都是需要马上请示处理的紧急要事，情报来源主要出自办事组的电话组和长途电话组而非记者站，“一天不定搞几期”，“发放范围主要就是周和文革小组成员，根据需要有时也送毛泽东、林彪”。
《快报》在首页左上角标示有最高等级的密级（本文在发表时因可以理解的缘故已作技术性处理）。在末页标示有发送范围及印数。以笔者所见，1967年2月直至年底的发送范围，为政治局常委中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和李富春，江青（列名于李富春后）及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印数最少为23份，最多29份，其中中央文革小组11份。发送时每份都打上了编号。
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多处引用了《快报》的材料（这也说明在王年一当年的写作过程中，有关方面是给予了极大的方便的）。如书中提及，1966年12月北航“红旗”韩爱晶布置派人至四川揪彭德怀的任务的情况，1966年12月21日编发的《快报》第748号作了报道；1967年7月24日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斗争彭真，当日编发的《快报》第3382号即作了报道；1967年7月26日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在北航召开近十万人大会斗争彭德怀、张闻天等，同日国家体委等单位的七十多个群众组织约六千人召开“揪斗反党篡军头目贺龙大会”（贺龙未出场，会上揪出荣高棠、李梦华“示众”），当日编发的《快报》第3396号均作了报道；1967年8月22日夜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第二天（8月23日）编发的《快报》第4052号立即对事件经过作了报道。
这就间接地表明，类似上述严重事件及情况，《快报》均一一有所反映。每天能看到十多二十份《快报》的毛泽东，应是对全国类似情形了如指掌。1967年全年《快报》六千余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毛作了批示的仅五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未有列入的，不等于说毛就没有作过批示，更不等于说毛没有看过。官史说毛对很多事毫不知情，受江青等人所利用所蒙蔽，自然是罔顾事实，为毛开脱。
四、从《快报》看记者站触角所及
1．西安：军内动态
西安“红色恐怖队”，1966年9月间成立，为西安最早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之一，主要成员大都为西北局、陕西省委及部分军队干部子弟。“红色恐怖队”与北京“西纠”、“联动”关系密切，“红八月”后西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基本上是“红色恐怖队”所为。1967年1月，被指为“反革命组织”，部分成员被审查关押。
1967年2月，夺权风暴冲击下的陕西乱象纷呈。3月3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陆军第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持左派统一指挥部”；3月9日，改名为“西安地区驻军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增加总后驻西安办事处为指挥部成员；后又组成“西安大专院校革命师生训练指挥部”，对西安地区以至全省实行“三支两军”。4月23日，毛泽东在当月21日编印的《快报》第1940号刊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的材料上批示：“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未见下文前，只知道记者讲了陕西省军区和陕西驻军负责人的好话，殊不知几乎同时另有一番说法。
下文刊载于1967年4月14日23时编印的《快报》增刊第0159号。
陕西省军区企图
替“红色恐怖队”翻案
臭名昭彰的西安“红色恐怖队”，最近有种种迹象表明，与北京的“联动”有勾搭。现在积极建立组织，印发反动传单。他们虽不敢像去年八、九、十月份那样猖獗，却正在窥伺方向，待机而动。恰恰在这个时候，省军区的一些负责人说“看不出（红恐队）怎么反动来”。省军区直接领导下的省公安厅军管会负责人也说：“我们没掌握到‘联动’有什么活动情况。”其实“联动”散发的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正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三月十八日，公安厅军管小组向省军区写了一份《关于更改反革命组织“红色恐怖队”为反动组织的请示报告》，并拟公开出布告。省军区三月二十二日批复说：“经军区首长研究，同意你们的意见，可更正为反动组织。”四月一日，就把由公安厅拘留的“红恐队”队长、指导员、副队长，队委和分队长等八名骨干分子释放了（总共拘留了“红恐队”的头目十五人）。
据公安厅军管小组负责人邵仁山（兰空政治部法院院长）谈，派了很多干部调查，“红恐队”做的反动的事情不多。他们只抄了三家，而且抄得对，因为被抄的都是成分不好的人家。还说：有些坏事是别人做的，而安在他们的头上。有些人不是“红恐队”的，却戴着“红恐队”的袖章去干坏事。“红恐队”打的坏人多。参加“红恐队”的都是些青年娃娃，若说是反革命组织，几百个青年娃娃都成了反动分子，他们的一生怎么办？还说：“过去把情节夸大了向中央报告，中央当然点头。现在要追查一下，究竟是谁向中央报告的？”
最近，公安厅军管小组还准备释放“红恐队”的“司令”张文广等人。
革命群众议论说：“实行军管以后，军区抓人很积极，可是让他们抓‘红恐队’就没劲了，因为参加‘红恐队’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儿女。”
这种议论是忠［中］肯的。“红恐队”司令张文广，即是原军区副司令张开基的儿子；其他四名主要负责人，也都是“军区大干部的娃娃”。如袁继春，是军区政委袁克服的儿子；闵运亭，是军区副司令闵洪友的儿子；王晓英，是军区副司令王明坤的儿子；李涛，也是军区某负责人的儿子。群众反映说，正是：党纪国法虽严，奈何骨肉情深！
2．太原：高层动态
山西“一·一二”夺权的功臣，非刘格平（山西省副省长）、张日清（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莫属。夺权后成立的山西省核心小组，由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副组长，1967年3月成立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又由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等任副主任。惟自1967年4月以后，核心小组产生重大分歧，刘格平等与张日清等各支持一派，为此，中央多次召集省核心小组成员等进京开会，以解决山西问题。7月的会议，一边倒地倒向了刘格平一派，认为“张日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完全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的批判和斗争”。7月中旬以后，太原部分群众组织冲击了山西省军区，张贴“打倒张日清”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甚至抄了张日清的家。8月14日，太原“揪军内走资派联络站”批斗了张日清。
《快报》1967年7月15日第3096号刊载的《派往山西记者遭到张日清等人刁难的情况》与7月24日增刊第0358号刊载的《在张日清家看到的问题》，无疑等于对批张火上浇油。
所幸张日清长期打而未倒。1967年5月，张日清被提为北京军区副政委（仍兼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当年12月，陆军第六十九军副军长谢振华增补为省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并任新成立的省支左委员会主任，六十九军政委曹中南任第二主任，张日清任第三主任。直到1969年7月，改组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委会领导班子，方与刘格平等留在北京，“检查错误”。北京军区政委副政委一职，保留至1971年4月。这是否反映了“文革”中多种力量的博弈，值得研究。
派往山西记者遭到
张日清等人刁难的情况
五月以来，张日清、刘贯一、刘志兰以及“红联站”的一些负责人，对派往太原记者进行种种刁难，制造很多流言蜚语攻击排挤记者。如说：“王志刚与丁磊等人开会策划炮轰刘志兰”，“王志刚叫丁磊汇报情况”，“王志刚已经表态支持‘红总站’”，“王志刚批评‘红总站’造反精神不强，要他们学习内蒙敢冲军区的精神；张日清是个政治大扒手，为什么不可以拉下马！”等等。张日清同志也公开说：“老王（王志刚）是倾向‘红总站’的，老吕（吕继周）是倾向‘红联站’的，老陆（陆咸辉）是和稀泥的。”这些话在群众中广泛流传，给记者采访造成很大困难，最后发生六月十五日晚“红联站”等组织围攻记者的事件。
五月八日，“红联站”写了一个《关于‘四·一四’事件的初步调查》（这个调查已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这个报告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搞了很多歪曲事实以至捏造的材料。例如说：“四月十四日，宋捷、吴春永、杨承效、郝廷云（以上均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各革命组织的负责人）、王志刚等人在丁磊家里开会，研究炮轰刘志兰的问题。”还说，“四月十五日在省军区召开座谈会，主要是谈形势，王志刚主持，有省军区两个负责人参加，没有发言，但实际上是主角。王志刚在会上说：‘在艰苦的时候，要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等等。“红联站”作为一个群众组织，在初步调查中对记者产生怀疑，是可以原谅的。但某些领导同志，也信以为真，在五月十八日下午省核心小组会上，刘贯一刁难地提出问题说：“还有王志刚，他与你们（指陆咸辉、吕继周）是什么关系，我们不便过问。反正他态度不端正，不是客观报道。”接着张日清竟赤裸裸地下了逐客令，说：“我主张，他明天就离开太原，不是我不欢迎他，是群众，他是参加这次策划炮轰刘志兰的。”刘志兰也气狠狠地表示，完全同意张、刘的意见。
六月中旬以后，核心小组工作基本瘫痪，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等人，撂下工作先后搬进了军区，背着刘格平等同志不断召开秘密会议，单方面接见“红联站”及与“红联站”观点相同的各组织，给他们出谋划策，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指挥“红联站”和军训部队的黑司令部。他们的每一活动都背着记者。六月十六日晚，王志刚同志得知张日清、刘贯一、陈守中、顾莼（刘贯一老婆）、李茵之（北京外语学院赴晋学生，是张日清最亲信的人，可以随便看张的材料，坐张的汽车）要开紧急会议，但记者一去，他们就不开会了。张日清说：“王志刚，咱们以后再谈吧，我们还有些事情。”当记者一走，他们就凑到一块开起会来。
六月二十日，王志刚去会议室，参加“红大刀”八个负责人向张日清、刘贯一的汇报会，记者一到，张日清就指着记者说：“他就是王志刚，《红旗》杂志记者。”“红大刀”的人一听，就七嘴八舌地往外撵记者。张日清也说：“今天是他们向我汇报，我也是听他们意见的，你就不要参加了，以后再让他们给你谈一次。”这样，又把记者赶走。六月二十五日晚，王志刚得知军区主要负责人要开会，便在事先请示了副政委李佐玉，李表示欢迎记者参加。可是等张日清到会后，看见记者在，就说：“王志刚你不要参加了吧。今天开会不研究文化大革命方面的问题，只是把军队内部的问题谈一下，你不要参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没有参加这次会。
在对待记者问题上，六十九军曹中南、谢振华二同志也受了他们的影响，在群众中散布了对记者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王志刚同志，他们经常采取回避的态度。
在张日清家看到的问题
一、张日清的爱与憎
张日清家有十二间房子，仅在一个房子里挂了毛主席像，其余房间全部是一些古董玩艺和石膏美女。革命人民把毛主席著作当作宝书，精心保护，而张日清却把毛主席著作和语录放在不住人的放破烂东西的箱（房）子里，而把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的狗头画像却视若珍宝，用毛主席语录纸包起来，放在书架上，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放在一起。张日清爱什么人憎什么人不是很清楚的吗？张日清在举国上下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怒吼声中，竟把刘、邓的画像收藏起来，其意何在？革命小将们极其愤慨地说：“张日清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而是刘邓司令部的忠实走卒和奴才。”
……
3．厦门：社会动态
1967年1月，福建形成了“革造会”与“八二九”两大派，厦门地区也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革联”、“促联”两大派。自4月以后，两派武斗愈演愈烈。为了稳定福建前线地区的局势，5月11日，中央宣布对福建省进行军事管制，由韩先楚等九人组成福建省军管会。6月18日，福州军区批准对厦门实行军事管制，由陆军第三十一军牵头，成立厦门市军管会，三十一军政委郑国任军管会主任，军参谋长田世兴任第一副主任，该军所辖陆军第九十三师政委李平、厦门军分区司令员田军任副主任。
厦门军管以后，局面并未能得到有效控制。1967年7月26日，厦门开始大规模抢枪；8月2日在厦门大学、8月19日在厦门莲板发生大规模武斗。在此期间，部队机关被冲击，部队和民兵的武器弹药被大量抢夺。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及周边龙溪地区被抢各种枪支5507支，无后座力炮5门，六○炮7门，八二迫击炮3门，手榴弹3843枚，各种枪弹93万发。厦门万寿岩国防仓库被抢走二十三卡车的弹药，两派武斗开枪开炮，伤数百人，亡百余人。
《快报》1967年8月8日24时第3709号刊载的《厦门保守派大量夺枪，市区社会秩序呈现混乱》一文，记者明显倾向“促联”一派。
厦门保守派大量夺枪
市区社会秩序呈现混乱
根据福建厦门市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和厦门大学新厦大公社负责人沈国伟同志八月七日电话反映：最近几天，厦门保守派“革联”大量抢夺枪支弹药，扬言十天之内要血洗厦门市。
一、明抢实送。八月二日中午，保守派“革联”“抗大”五百多人冲入厦门市军管会，“抢”去大量枪支和五箱手榴弹（共五百枚）。当时，厦门军分区司令员、市军管会副主任田军，对此情况非但没有阻止，反而叫人打开大门让“革联”进去随便拿。据“革联”被抓人员自供，早在七月底，田军就以个人名义送给“革联”派机枪一挺，手榴弹五箱（五百枚），炸药七百多斤以及大量练刺杀用的面具、护胸等器材。八月二日武斗中，“革联”派在其总部民主大厦楼上架起机枪杀伤革命派多人，后被革命派缴获。
八月二日，“革联”冲进杏林武装部抢走机枪十几挺，步枪一百多支和大量弹药。两名武装部长跳楼自杀。
八月四日，“革联”冲进同安武装部抢去轻重机枪十几挺、步枪二百多支。武装部长跳井自杀。下午，又抢劫前线广播电台（军事机关，对台湾广播），拿走很多枪支弹药。
据厦门市法庭庭长贾文贵同志反映：厦门市公安局二千支枪，检察院三十多支枪也都被“革联”派所控制。
二、煽动农民进城参加械斗。市军管会出动汽车运送“革联”派到市郊组织农民进城，公安局“公安革联”也全部下乡煽动农民进城。八月二日晚上有七卡车农民进城；四日有四卡车农民进城，晚上又有一百多农民进入市中心区，他们都带有武器、棍棒。从六月二日以后由驻军严密封锁的厦门海堤，八月二日突然解除封锁，为农民进城打开大门。“革联”派在厦门市郊海沧、前线公社、杏林、同安以及鼓浪屿等地建立据点，储备大量弹粮，形成对厦门市区的包围。同时，还调动海员、渔民上岸参加武斗。据悉郑成功文物馆也被“革联”占为据点，文物部分被盗。
三、厦门市呈现混乱。最近几天夜间，厦门驻军头戴钢盔和公安局、“革联”派一起“演习”，信号是“促联”（革命派）来了。“革联”派成立“红卫兵军事审判委员会”，要审判革命领导干部、市委第二书记汪大铭同志。部队家属纷纷撤到农村，说是“要打仗了”。军管单位逐步撤销军管。公安、警察全部撤到农村，现在厦门市一片混乱。暗杀事件发生多起。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和火车停开，杏林工业区停工。纺织厂、酒厂、罐头厂革命派被赶出门，工资停发。“革联”窃走厦门大学财务科公章，冻结厦门大学经费，四千多师生领不到工资，生活困难。
4．成都：群众组织动态
《快报》1967年10月21日第4852号，刊载了《成都地院一些教师控制“解大”，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一文。
“红成”即“红卫兵成都部队”，其核心应为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与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三家。“红成”坚持要打倒的刘结挺（原宜宾地委第二书记）、张西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处书记，刘结挺之妻），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迫害干部”，1963年4月经中央批准被撤职，1965年3月被开除党籍。刘、张“文革”中翻案，“红成”本功不可没，后因刘、张支持更激进的“八二六”派，“红成”与之翻脸。自1967年5月四川“红十条”公布之后，刘、张确实也风光过一阵子，两人同任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其后刘相继任成都军区副政委、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张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政工组组长。夫妻俩于1970年8月倒台，“挂起来，靠边站”，停职接受审查，1971年8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从此未得翻身。历史地看，“红成”当年的坚持，还挺有远见的。
成都地院一些教师控制“解大”
极力反对省革筹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
目前以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团”为首的“红成”派，仍然坚持要打倒刘结挺、张西挺。他们打算：一方面进一步搜集、整理有关刘、张的材料，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则联合各地反对刘、张的势力，共同行动。但在地院“解大”内部，坚决主张打倒刘、张的主要是一批掌握“解大”实权的教师。最近，我们调查了这部分教师的情况。
地院“解大”共有师生四千多人，其中教师即占一千多人，他们从上到下，控制着“解大”内部的实权，或为学生中的领导人当参谋。对外接待和联络，也全部由教师负责。其中最有实权的是徐达文、黄凯、陈其旭、梁振昌、李树达等人。特别是徐达文和黄凯掌握着校革委会（没经上级批准）一切重大决策。
徐达文原是院党委副书记，思想作风很不正派。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原党委书记兼院长赵铎因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准备向全院师生作检查，徐对赵说：“你看不见这个来势吗？检查得再好他们也不会放过你的，干脆领一帮人起来干算了！”以后，徐达文起来“造反”。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黄凯原是数理化系政治处主任，在运动中“造反”比较早，现在也是革委会副主任。黄对外联系面极广，然而在较大的场合，却又从来不肯抛头露面。去年十二月份，李井泉的老婆肖理要去北京告状，为“产业军”辩护，就是由黄凯和李亚希（地院数理化系主任兼代理总支书记）两个安排，让地院“解大”汽车队队长洪国华夫妇护送去北京的。
围绕在徐达文、黄凯等实权人物的周围，还有一个参谋班子，由陈其旭（三系政治处主任，现为革委会办公室主任）、李亚希、裴元秀（政治教研室干部）等人组成。徐、黄及其参谋班子的意图与决策，多是通过人数较多的三系、找矿、石油等系去贯彻的。三系的行动由陈其旭及原总支书记李洪兴支配，找矿系以原系主任李树达（国民党员）、教师戈定一（父亲是国民党校级军官）、谭金武（母亲是国民党特务）、刘炳常（国民党员）、刘宝君（三青团分队长）、曾允学等人为核心，组成“钢刀一支队”，左右着全系性的组织“钢刀战斗兵团”。石油系，是以原党总支书记梁振昌（现为革命会常委）为首的一群教师，左右着该系的行动。
在地院的教师队伍中，反对刘结挺、张西挺之所以如此强烈，大抵有三种原因：
一、受到李井泉欺骗宣传的影响，加之刘、张对待“红成”的态度有偏激情绪，长时期不到“红成”派去做工作，加深了对立情绪。
二、一小部分人对刘、张的提升不服气，有的企图利用学生中小资产阶级派性，以“左”的面目登场，自己好蒙混过关。原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杨正德（老红军，现任革命会常委）经常在“解大”内骂刘、张：“过去那副狼狈样，像个囚徒。他算个啥东西，现在居然做了成都军区副政委！草寇做了皇帝，还会知道天高地厚？”又说：“我的意见是非打倒刘结挺不可！我早就准备坐牢了，坐牢可以吃饭不拿粮票。”
三、可能有极个别的坏人与李、廖死党有联系。
五、《快报》编辑过程例一
根据现有材料，以《快报》1967年4月8日20时第1795号刊载的《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为例，将《快报》编辑过程简述如下。
1967年4月6日，记者站收到记者郑晓枫以航空邮件方式寄自上海的文稿，题目是“梁国斌究竟是什么角色现在还看不清楚——新近揭出来的梁的几个重要问题”。
梁国斌（1910～1980年），时为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福建长汀人，1929年加入中共。建国前曾历任新四军政治部锄奸部部长、保卫部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公安部副部长、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1965年调上海，分管政法工作。1968年2月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长达七年之久。
记者站通联组收到该稿件后，进行了来稿登记，并批示：“可发快报。”
编辑组将标题改为“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并对内文进行了大量删改。
原稿首段为：“自三月下旬以来，上海市公安、检察、法院、市委调查部、监委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亮相，他们在亮相中，揭发出市委书记（管政法工作）梁国斌的许多严重错误，现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摘要报告。”
编辑组在原稿上将首段改为：“上海市委机关革命派，原认为前市委书记梁国斌是‘三类干部’，还打算和他‘三结合’。但是，三月下旬以来，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有关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揭发出梁国斌许多严重的问题。”在校样上，在“有关领导干部”中间，又加上“单位的”三字，变为“有关单位的领导干部”。
原稿有“梁在历史上有两个重大疑点”，编辑将其删去。第二段开头“关于梁被捕和在香港的问题”一句，编辑改为黑体字“一、梁国斌的历史相当复杂”。第四段原稿开头为“梁可能是饶漱石集团的漏网分子”，编辑改为黑体字“二、梁国斌很可能是饶漱石集团漏网分子”。
原稿中有两段“杨帆（应为扬帆，下同——笔者注）在解放后搞的那一套特务活动，饶和梁都是清楚的，据说饶、梁还参与了杨帆以特务反特务计划的制定”，“华东公安部副部长李士英对于杨帆以特反特的活动，是进行过斗争的，当时梁在华东公安部里，排挤李士英，最后，将李挤走”，编辑均将其删去。
原稿中“杨帆的问题，早在42年就揭发过一次”，编辑自以为是地将“42年”改为“四十二军”，变为“杨帆的问题早在四十二军就揭发过”，与记者原意不合，与史实更不合。
原稿中最后几段，编辑全部删除。这几段是：
是谁把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底，给罗瑞卿的。陈丕显自己讲，在姚文发表后的不几天，罗来上海，罗问及此文，便将写的过程、背景，包括主席的指示，告诉了罗。陈向记者说，“我和罗谈以前，公安部门就给讲出来了，罗下飞机后，就问公安局长王鉴姚文的情况，王鉴就告诉了。”记者问梁国斌王鉴何以得知书记处讨论姚文的情况，梁支吾谈不出所以然。王鉴和罗在机场上谈了姚的文章后，曾经和梁说过，“他抢先把姚文告诉了罗”，梁说“谈不上抢先”。因此，是谁把姚文的底给罗，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对于梁国斌，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同志认识上，也是有过变化，他们原来认为梁的问题可以按三类干部处理，还准备实行三结合。自从月底揭发了梁的一些政治上问题后，向记者说，现在我们又没有数了，还得再挖挖梁的问题。
梁国斌在最近表现，一方面表示承认错误，表示检讨，但对于前述的那些问题，又很躲躲闪闪，怕算老帐。一方面表示要坚决地和刘、邓、彭、罗、陈、曹划清界线，对陈、曹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梁国斌究竟是什么角色，还要再表演才能看得清，现在去搞三结合，时间还早一点。
由此可见，《快报》刊出的定稿，与记者原稿有颇大出入。在稿件处理上，《快报》通联组有筛选权，在文字处理上，《快报》编辑组有最后决定权。记者稿件中的疑问句，往往变为了定稿中的肯定句，定稿中的文字，不少掺杂了编辑的思维而不一定是记者的原意（当然记者与编辑的大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以下为4月8日20时《快报》第1795号刊载的改定后的全文。
上海公检法领导干部亮相
揭露出梁国斌许多重大问题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派，原认为前市委书记梁国斌是“三类干部”，还打算和他“三结合”。但是，三月下旬以来，公安、检察、法院、监委等有关单位领导干部，纷纷站出来亮相，揭发出梁国斌许多严重的问题。
一、梁国斌的历史相当复杂。一九三五年，梁国斌在福建宁化县当特派员曾被捕过，后来逃出，这段历史从来没有结论。梁国斌逃出后，不知经过什么关系就到了香港？在香港也不知经过什么手续又恢复了党的关系？据梁国斌自己吹嘘，他在香港以养猪做掩护搞地下工作，这段历史很值得怀疑。调查部揭发：去年，有一个在香港的人来到上海，据说他对梁在香港一段历史比较了解。梁国斌知道后，神态很紧张，要公安局副局长王鉴派人监视，进行盯梢。
据梁国斌过去吹嘘过，皖南事变后，他曾奉中央命令经皖南来上海。途中，在安徽芜湖街上，碰见了一个相识的叛徒，是日本人的特务。他用酒把这个叛徒灌醉后，才“幸然摆脱”，这件事也很值得怀疑。
二、梁国斌很可能是饶漱石集团漏网分子。据说，他过去与饶漱石、潘汉年和杨帆的关系极为密切。高饶反党集团和潘、杨特务案件揭发后，梁国斌当时没有揭过什么问题，借口有病，跑到青岛去休养了，实际上他是去躲风。
据揭发，杨帆的问题早在四十二军（应为1942年——笔者注）就揭发过。当时，饶漱石是华中局副书记，梁国斌是新四军保卫部副部长，亲自审查过杨帆的问题。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杨帆的这段历史，梁国斌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在解放后杨帆得到重用，当上了上海公安局长？梁国斌很有伙同饶漱石包庇了杨帆的嫌疑。当时，就有人认为梁国斌是饶漱石集团的人，不知后来他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却漏网了。
三、刘少奇为什么对梁国斌这么亲热？据说，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对梁来往就超过了一般上下级的关系。当时，梁国斌在淮南鲁西任军法处长时，当时新四军军部也住在这里，梁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还常给刘少奇送礼，拉拉扯扯。一九五○年，梁国斌在福建任公安厅长，中央正在布置镇反工作，正式通知尚未下达，刘少奇就给梁国斌写了一封信来，告诉他：“镇反即将开始，要争取立功。”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四年间，刘两次带梁到湖南“蹲点”。后来，据说是由刘少奇把梁国斌调到贵州任省委书记，控制了那里的“四清”运动。
四、梁国斌和罗瑞卿的关系也极不正常。过去梁国斌经常吹捧罗瑞卿，但罗的问题揭出后，他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什么：“罗的问题是到军队后才揭发的，我在公安部是受罗打击的，受排挤的，我在高松的错误也是罗瑞卿整我的。”
据揭发，一九六五年年底，中央上海会议进行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梁国斌担任会议的保卫工作。他利用工作方便，窃听了会议的内容，并透露给当时在上海休养的王仲方（罗的前任秘书）、汪金祥（公安部副部长）和王昭（原任公安部副部长，后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这三个人皆是罗瑞卿的亲信。据梁交代，他在会议结束后，还送给他们看中央关于罗瑞卿问题的紧急通知的电报（现在说法不一，尚需查证）。
在会议期间，据说罗瑞卿还给陈丕显和梁国斌打过电话。会议结束后，陈丕显夫妇晏送（应为宴送）罗瑞卿夫妇，梁国斌也到场陪客。据警卫员揭发，在席间，罗、陈、梁三人曾在另一个密室里谈话。
六、《快报》编辑过程例二
1967年12月29日凌晨一时，驻上海记者组记者蒋宝祺电话发稿，题为“上海文艺界清理队伍的情况和问题”，由通联组王录珍等收接。通联组并批示：“编发29/12”，“发快报29/12”。
来电记录稿原标题，编辑加了“阶级”二字，改为“上海文艺界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和问题”。
来电记录稿首段为：“上海文艺界在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后，上戏革命楼、东方红电影厂等单位立刻着手清理阶级队伍，张春桥在十二月十日，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动员和部署至使整个文艺界行动起来，狠抓文艺队伍的清理工作，用毛泽东思想从新组织和教育革命的文艺队伍，现在一些单位以取得一些成绩。”
编辑在来电记录稿上改为：“上海文艺界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录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同志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了动员。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一些单位已取得一些成绩”。后又在校样“已取得一些成绩”中加了一个“了”字，成为定稿。
来电记录稿第二段为：“一、清理队伍的情况。一些单位群众已经发动起来，积极投入清理队伍的斗争，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清除了一些混入造反派内部的坏人。东方红电影厂（全厂七百零九人）经研究，需要清理的七十三人，问题严重要追查的四十五人，从造反派中清出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现揪出坏蛋约八十人，其中有混入造反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汪精卫的内（应为内侄，下同——笔者注），汪的儿媳妇又是他的姐姐）。”
记录稿另一段（不是第三段）为：“这次清理已经取得一些成绩。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来，原来他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演剧九队马夫给张灵甫当过秘书，国民党少校军官。演剧九队的主任张葵早就和夏衍、田翰来往密切，这次从他家抄出演剧九队全副武装的照片、宋美龄的训话等。‘人艺’揪出了叶荫，曾和沈钧儒在南京一道参加过CC特务组织。红旗电影厂揪出混入造反派政宣组的仲星火原是中美合作所的看守。工艺美术学校揪出女黑画家孙吾英是国民党头子陈果夫的老婆，此人改嫁了三次，最后一个男人还是个黑帮。东方红电影厂还查出了一个同上海‘龚品梅’国际间谍事件有关系的人，叫曹玉光，他知道联络暗号，并看过收发报机。他们还对‘上影’的老班底伪‘华影’、‘中直’‘中电’反动历史罪恶活动、组成人员及后台老板等作了一些调查。‘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情况复杂，涉及到二十六个剧种、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
编辑在电话记录稿上将两段合并为一段，改为：“群众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东方红电影厂七百零九人中，需要清理的有七十三人，问题严重要追查的四十五人，造反派中清除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揪出约八十坏人，其中有混入造反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汪精卫的内，汪的儿媳妇）。（笔者注：不知为什么编辑将“儿媳”后的“又是他的姐姐”六字删去了，完全改变了此句话的原意。）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来了。原来他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
编辑经在记录稿、校样上两次大修改，成为定稿。在最后的定稿中，谭冰若一大男子变为了“汪精卫的内侄女，汪的儿媳妇”。
《上海文艺界清理阶段队伍的情况和问题》于12月29日20时刊载于《快报》第6076号。编发时间距稿件抄收时间不足20小时。定稿后的全文如下。
上海文艺界清理
阶级队伍的情况和问题
上海文艺界听了江青同志十一月十二日讲话录音，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同志又专门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进一步作了动员。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一些单位已取得了一些成绩。
清理出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并发现了一些重要线索。东方红电影厂七百零九人中，需要清理的有七十三人，问题严重要追查的有四十五人。造反派中清除十五人。上海音乐学院（包括附中）揪出约八十个坏人，其中有混入造反派的大汉奸谭冰若（作曲系教师，是大汉奸汪精卫的内侄女，汪的儿媳妇）。文化局把破坏大联合的黑手金乐一揪出来了，他原是国民党特务、忠义救国军的指导员，还揪出一批坏人，如马邨夫，是国民党少校，给张灵甫当过秘书。张葵，是伪演剧九队主任，早就和夏衍、田汉来往密切，这次从他家里抄出战犯宋美龄的“训话”。“人艺”揪出的叶萌，曾和沈钧儒在南京一道参加过CC特务组织。红旗电影厂揪出的混入造反派政宣组的仲星火，原来是中美合作所的看守。工艺美术学校揪出的女黑画家孙吾英，是国民党特务头子陈果夫的老婆。此人三次改嫁，最后一个男人还是个黑帮。东方红电影厂查出曹玉光和龚品梅国际间谍案件有关。他知道联络暗号，并看过收发报机。革命群众还对“上影”的老班底伪中华电影制片厂、伪中央电影摄影厂的人员及后台作了一些调查。“人艺”发现剧团中有些人参加过“戡乱救国大队”，和潘汉年、夏衍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
但是，运动进展不平衡。一部分单位群众发动较好，多数单位正在发动，有些单位至今未动。保守势力还相当大，阶级敌人也在顽抗。东方红电影厂、上海人艺行动较快，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大批判开展得好，专案工作也抓得紧。东方红电影厂还注意把人员、班子、黑线联系起来进行清理。上海京剧院大联合没搞好，虽然斗争了几次周信芳，但没有认真清理周（信芳）、童（芷苓）、李（玉茹、仲林）线上的人物。上海青年话剧团认为“老头子”不多，须清理的少，因此反应不太大。实验管弦乐团也不重视清理工作。上海戏曲学校和越剧院两派仍然忙于武斗，没有精力抓清理工作。
据了解，在清理工作中目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一、有些单位有右倾情绪。有的以为搞了一年多，没有啥可清了。歌剧院勤务组有人认为，该院“封建遗老”没有，反动艺术“权威”很少，三十年代人物不多，敌特反坏活动余地很小。甚至对混入勤务组的两个三青团员也没有清除出去。
二、没有很好地解决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许多单位反映：他们清理队伍，主要依靠青年、学员、舞台美工人员，因而力量单薄。文化局一百一十六人中，只有七八个青年。京剧院四百五十九人中，也只有五十多个青年。即使在青年较多的地方，如歌剧院等单位，也由于部分青年曾经站错了队等原因，至今不敢站起来，许多单位对年纪大的人又不敢使用，全部靠边，加之文艺界旧势力又相当强，因此，在清理队伍中迫切需要解决依靠谁团结谁的问题。
三、有些单位领导权，没有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尤其是中小型剧团较突出。据反映，新华京剧团造反派的几个头头，有的是封建把头，有的是宪兵，有的是三青团员。黄浦京剧团造反派第一把手周正邦，其父是国民党财政部秘书处长、战犯宋美龄的家庭教师。本人是国民党少校军官，又是《海瑞》和《李秀成》等大毒草的编导。在这些人控制下阶级斗争盖子至今揭不开。
四、派性斗争、裙带关系、帮派势力掩盖了阶级斗争。如戏曲学校有许多俞振飞班底的人没有揪，而互相揪年轻人。黄浦京戏团一派揪坏头头，一派说我们保定了。
阶级敌人动向。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以后，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很紧张，斗争开始白热化，初步反映有以下动向：
一、自杀抗拒。十多天来，自杀案件近十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是国民党少校，伪演剧九队骨干最近揭发“励志社”问题时，高自杀。红旗电影厂的关宏达、陈天国、葛颂琪（未死），电影技术厂右派陈瑞和（未死）、电影局特嫌分子陈劭君，少儿社柯青（国民党上尉）等人也于最近自杀，抗拒清理。
二、逃避批判。有些混进造反派的坏人“自动”退出，企图溜走，逃避批判斗争。更为严重的是，有人企图叛国。如工农兵电影厂摄影师反动艺术“权威”王明之逃到昆明，准备偷越国境（已逮捕）。
三、猖狂反扑。有的拒不认帐，有的恶毒攻击清理队伍是“打击一大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形左实右”。文化局走资派路丁被斗后，他的老婆章博北上“告状”。临行前，她写了一首反动诗：“别临上海剑穿胸，长恨绵绵手缺弓，此番若是得志归，誓将狗血祭长空。”路丁的儿子（在京剧院）也恶毒地攻击清理队伍是“上海一片白色恐怖，自上而下复辟”。另据“人艺”反映：一些牛鬼蛇神还秘密串联，搞了一个“牛（鬼蛇神）联站”，蒙蔽一些青年为他们服务，现正追查。
四、感到绝望。赵丹的老婆黄宗英说：“我已经绝望了，没有话讲了。”导演谢晋说：“我当导演有分析能力，你们不打我们，打什么呢？我感到这一次是我们阶级的覆没，谁也跑不了。”
通过上述事例（此外还有不少因篇幅关系未能收入本文的《快报》编辑过程案例），总体上我们可以得知，中央文革记者站的采编活动，是服务于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文革极左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记者站记者所反映、上报的各地动态，普遍带有记者本人主观的、强烈的倾向性，而并非是纯客观的、中立的、不偏不倚的。记者既有的倾向性加上身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内受到极左思潮熏陶更深的编辑们的加工改动，使情报资料的倾向性更为明显。而记者、编辑的这种倾向性，是情报资料的那几位位高权重的受众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所喜闻乐见的，是合符他们的口味的。起码，至今我们从未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至当时在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些情报有什么截然不同的批评性意见。
毋庸置疑，记者站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主观上都是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都是积极做好工作的。不少记者在全国各地激烈的夺权、武斗风潮中，确实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一线，任劳任怨，以了解所谓“第一手材料”，及时上报。但是，他们归根结底是在一条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极左的错误路线之下为之服务，他们越努力，其实不过就是为这条错误路线提供更多的弹药而已。故而，笔者不得不认为，对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而且必须同对文化大革命一样加以彻底否定。
（相关简介：余汝信，历史学者。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 
发表于 2014-2-13 19:45: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