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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年前的4月，武汉市委大楼前曾经发生了一起绝食事件。这场历经50多个小时数千人参加的绝食，在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亲笔书写了《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后结束。当年年仅15岁的武汉一中1968届初中学生王援朝，至今还保存着孔庆德的这份手迹，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文革史料。
1967年元月，武汉部队介入地方文革运动。三月中下旬逮捕了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以下简称“工总”）五百余名大小头头，发布公告宣称“工总”为“反革命组织”，取缔了“工总”，并扶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已经垮台或消亡的保守派组织，对其他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进行整肃。四、五月间，武汉地区连续发生了新一中绝食、营救夏邦银（夏邦银，1935年生，文革前汉阳轧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人总部勤务员，中共九大、十大中央委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2年被判刑13年，2001年去世）绝食和新公校（武汉市公安学校造反派）绝食，这是三次全市造反派群众的抗争，体现了军队当权派和造反派群众的较量，极大地影响到武汉地区的文革进程。
孔庆德（1912—2010），山东曲阜人。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1955年授中将军衔。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当时，武汉军区除解散“工总”、逮捕了“工总”各级头头外，还在此前的1967年2月21日，孔庆德主持召开武汉军区大会，副司令员韩东山、副政委叶明等出席。孔庆德当场宣布：“根据中央军委八条，现在我宣布决定解散的乱军造反组织和决定逮捕的乱军分子，立即执行。”当即将参加大会的军内造反派头头戴上手铐予以逮捕。3月20日，孔庆德在荆沙地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称：“搞造反夺了权的，一律无效，由军队一律夺回来。他们打砸抢是土匪行为，夺权，是想当官嘛！破坏生产，冲击军事机关，有一个抓一个，有两个抓一双。他们既然出了笼，就不能让他们回去。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已经宣布解散了，他们破坏生产，头头都抓了，你们晓得吧！？”
一、枪打出头鸟，武汉军区、“市抓办”向武汉一中派出“第二个文革工作组”
1967年伊始，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白热化阶段。造反派在夺权中因长江日报“二八声明”，分裂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并因此内战不休；武汉军区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介入地方文革，在地方开始军管、军训，多次发发布布告、声明，认定“工总”是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明确表态二八声明是“大毒草”。
武汉一中造反派绝大多数虽然是“毒草派”，对二八声明持否定态度，但在“工总”被解散、大批造反派遭到整肃的时候，出于造反派的“本能”必然有所行动，这就引起武汉军区支左机关的关注。
从3月中旬开始，军区派出的宣传车多次开到一中，用高音喇叭播送军区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和“3·21通告”等材料。支左人员几次来一中，专门找保守派“三字兵”谈话，并同他们联欢。
3月19日，武汉一中造反派抄出“北京消息”大字报，介绍北京反击“二月逆流”的有关情况。当天下午，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派员来武汉一中取走“北京消息”传单，并再三追查“北京消息”来源。
3月20日晚，武汉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宋乐山一行，专门来到一中，就“北京消息”找一中造反派同学谈话。宋乐山说，目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阶级敌人往往打着各种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对什么“北京来电”、“特大消息”等等，都要分析。并表明，军区支左人员注意到“一中这几天造反派的活动频繁”。
3月21日上午，贴出署名“新一中东胜”的大字报《25个为什么？》，指出军区“借批判‘怀疑一切’和‘二八声明’，全盘否定前阶段文化大革命成果”；批判军区支左人员所说的“‘大专兵’、‘三字兵’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指出这是为保守派翻案；批判“有的单位硬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抬出来作‘三结合’对象”，等等。
当天下午，距离一中不远的武汉电信局支左人员就公开宣布：“一中东胜的大字报是反动大字报”。
从这张大字报开始，凡武汉一中造反派统称“新一中”，以同文革前的武汉一中相区别，并同武汉一中的保守派划清界限。
3月22日，新一中大量翻印散发首都南下造反大队给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继续宣传鼓动反击“二月逆流”。
武汉军区支左人员频繁到武汉一中观看或抄写、拍照造反派大字报。3月25日下午，一辆军车载来20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一边广播宣传“公安六条”，一边将军区“3·21公告”和“公安六条”等宣传品覆盖新一中所有的大字报，引起大量人员围观。
3月28日，新一中贴出大字报《把工矿企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重新点起来——致广大革命的原战斗队队员的公开信》，号召“工总”所属的基层战斗队员击退“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经受严峻考验，“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
就在此前的3月7日，毛主席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中批示：“军队应对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并参与关于学校的各项工作。要说服学生实行联合。”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湖北省军区于3月11日发布第三号《通告》，规定“全省中学、小学至迟在3月20日以前，一律开学。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新一中各造反派组织就此排斥保守派师生，因势成立了“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该小组实际上成为武汉一中的“临时领导班子”。
在多方工作均无法奏效的情况下，武汉军区组建的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下简称“市抓办”）决定向武汉一中派出工作组。3月28日，工作组开进了一中（官方和民间编印的大事记等材料均记为“3月24日向市一中派出支左小组”），新一中造反派称其为“第二个文革工作组”。
工作组由以下成员组成：
邓泽民，工作组组长，地方干部，原武汉十四中学党支部书记。
邢军安，工作组副组长，解放军战士，刚从河南驻军调来，据说连二八声明都未读过，对地方文化大革命情况并不了解。
夏维中，工作组成员，地方干部，文革初期曾任武汉十四中工作组组长。
夏鸿利，工作组成员，地方干部，其他情况不详。
另外，从事“支左”的军队干部、市抓办文教办公室主任吕兆强，3月29日来一中“蹲点”，以示重视。
两天后工作组自行改名为“支左”小组。
二、武汉军区、“市抓办”施压造反派催生“新一中革司”
工作组进驻新一中的当天，排斥造反派，专门召集在校的保守派教师和部分原校领导开会，在内部传达了以下指示：
一，文革初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派来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工作组中三个地方干部都是经过挑选，他们没有问题，不要怀疑他们。
其二，对三个字“红卫兵”不能排挤，要重视他们，支持他们。二司的同学不认错，依他们搞下去，国家会变色。个别的坏家伙，还可以抓。
当天上午，工作组避开新一中“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组长（系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成员），召集小组另6名成员开会，决定在武汉一中“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常委中增加4人：1名解放军代表任组长，1名教师保守组织“红色尖兵”代表，2名“三字兵”代表。1966年10月党中央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本来在武汉一中人数极少的“三字兵”已经土崩瓦解，他们在学校早已没有活动，工作组决定去其家里把他们找来。
下午，工作组召集武汉一中各群众组织、各班级代表会议，讨论“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增选4名常委问题。该议题遭到绝大多数班级和群众组织代表的反对，会议曾一度失控。
但工作组坚持自己事先的安排，邢军安正式阐明其官方意见：
一，刘邓的工作组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现在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周总理讲的。
二，不能怀疑工作组中穿便衣的同志，他们是革命的，是左派，不是三反分子。
三，二八声明在武汉一中流毒特别深，斗争很激烈，所以我们工作组来了，我们不是搞老保（保守派）翻天，而是来彻底批判二八声明，这一点毫不含糊。
四，“三字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常委会。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有人认为自己没满18岁，年纪小，十三四岁干反革命我们能允许吗？
武汉一中党总支原主要负责人接着发言：“街上大字报不少，一中写的不少，是些什么东西？”“这是转移批判二八声明的大方向，要抓‘老保翻天’，这里一定有幕后操纵者！”“我是不服气的！”
吕兆强在武汉一中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的会议上表态说：“我们要联合，要镇压反革命逆流”。“我们是来给你们（指“三字兵”）撑腰的”，要“防止坏人捣乱，坏人捣乱就镇压！”武汉一中复课闹革命筹备小组的“常委只好由军区指定，同意是这样，不同意也是这样”。
新一中造反派同工作组的冲突就此急剧升温。
3月29日夜晚，新一中写出了“工作组滚蛋”、“踢开工作组闹革命”等内容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开始了驱赶工作组的行动。
3月30日上午，新一中对工作组发出了“驱逐令”，并在校园内组织了反对工作组的示威游行。
当天下午1时许，三辆市人武部的宣传车同时开进武汉一中宣传“公安六条”。同时，黄石路中学、要武中学、五中等校的“三字兵”多人来武汉一中向造反派学生挑衅。为避免给工作组以口实，新一中造反派表现得比较克制，没有发生武斗。
下午3时，数名解放军战士到武汉一中，召集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工作组和支左负责人再次指出：武汉一中“个别人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在社会上很猖狂。我们这个工作组是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派来的，赶工作组就是赶解放军”。
他们向新一中造反派代表发出了如下三条指示：
一，搞好复课闹革命，不要犯错误。
二，对解放军的态度上不要犯错误。
三，今后不准再“搞（整）”“三字兵”。
至于“三字兵”和“大专兵”，是指1966年8月文革运动初期，官方扶植的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武汉造反派将中学红卫兵蔑称为“三字兵”，将大学红卫兵蔑称为“大专兵”。
被“结合”进市抓办任副主任的原武汉市副市长薛朴若（经中央批准，1968年1月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被结合为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7年5月23日给武汉市人民武装部部长付兆才、政委巴方廷并转军区首长的辞职信中，分析指出了“关于三字红卫兵问题”的实质。薛朴若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三字红卫兵由于受原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蒙蔽和欺骗，确实是一个保守组织。在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特别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活动。在二八声明问题后，你们对三字红卫兵提出十六字方针，即肯定成绩，指出错误，承认组织，鼓励革命”。“在支左工作一开始，就过早地承认一个保守组织，而把它扶植起来是不适当的。而且据我了解，你们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全面贯彻上述十六字方针，而是肯定成绩多，指出错误少”。“你们帮助三字红卫兵认识自己的错误也是很不够的。特别是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指出他们过去认错了人、站错了队、上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帮助他们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更为不够，很不得力。再加上在批判二八声明问题上，你们又主张依靠三字红卫兵，去批判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就更造成了学生之间的对立”。（《薛朴若同志的一封信》，钢二司红武测硬六团翻印，1967年6月7日）
各自为战的武汉一中任何一个造反派组织，都感到无力独自对抗来自武汉军区、市人武部的巨大压力，斗争的需要使武汉一中的造反派想到了怎样落实毛主席的“三七批示”，走“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道路，大家认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才能赢得这场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
当时，武汉一中造反派较大的组织有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主席路线红卫兵、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等，还有同学参加了社会上的红司新华工、新湖大红八月等组织，造反派学生人数占绝大多数。此刻，新一中各造反派组织抛弃过去的山头和成见，没有任何人争常委、争席位，经过协商决定联合成立“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革司”。大联合水到渠成，毛主席提倡的“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在武汉地区率先在武汉一中得到落实。
3月31日，新一中造反派就大联合组建“革司”征求工作组吕兆强的意见，但遭到吕的严词拒绝。他说，新一中造反派成立“革司”，具有“破坏大联合、想夺权、问题没有解决就想开溜”等三个阴谋，并说他当日晚将去请示军区。
4月1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10周月纪念日，工作组禁止新一中学生参加全市造反派的纪念游行。这天按军区指示，支左人员带领一个报告团来到一中，为防止会场失控，决定分年级组织报告会。
在多场报告会中，来自部队的报告员主要讲了以下问题：
第一，二八声明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武汉地区刘邓路线的总暴露。二八声明和“工总”罪恶滔天，“给广大战斗队员的一封信”是一中谁写的？后台是谁？要追查。我们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牛鬼蛇神现在就要算账，不能等到秋后！
第二，现在形势很好，你们一中有人却说武汉地区冷冷清清，这是把矛头对准解放军！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说的，你们写大字报鼓动走向社会，还要到工厂去，这是明显地对抗毛主席。
第三，我们请示了军区，一中不能成立“革司”。你们成立革司不是搞大联合，是在搞分裂。你们为什么把许多革命组织（“三字兵”、红色尖兵）排斥在外？你们的这几个（造反派）组织整风了没有？坏人清除了没有？(你们)是左派还是右派？
第四，“革司”肯定不能成立，一中肯定有坏人在幕后操纵，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社论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否定前阶段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于这股逆流,我们必须坚决回击，彻底粉碎！”
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即4月3日，工作组以“支左小组”的名义发布如下通告： “为了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复课闹革命的号召，经过与各革命组织协商决定：从4月3日起，师生员工都要全天到校，在校内进行复课闹革命活动。凡外单位来访人员，必须打有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介绍信，通过传达室才能进校，否则一律不予接待。”
4月5日，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此后简称“新一中革司”）正式成立，推举陈文汉、陈德胜、潘孝先、彭子斌、李森林、方文彪、王援朝为勤务组成员。武汉地区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共4000多人参加成立大会。新湖大、新华农、二司武汉机械学院总部，二中、汉口铁中、华师一附中、东湖中学以及其他兄弟学校造反派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对新一中革司的成立致以祝贺，表示要“在当前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总攻击的大好形势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并肩战斗，彻底粉碎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彻底批判刘氏‘修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会后，新一中革司和参加成立大会的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共5000多人上街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从武汉一中出发上中山大道，转武胜路至解放大道，再经单洞门回校。
关于新一中造反派同工作组之间的主要分歧，现在有必要归纳一下：
首先是工作组的性质。新一中造反派认为，文革中第一个工作组贯彻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群众运动。第二个工作组同样如此。工作组的看法则完全相反，尽管他们承认刘邓的工作组犯了错误，但认为此次由他们组成的工作组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存在犯错误问题。
其二,关于二八声明。新一中造反派绝大多数虽然是二八声明的毒草派，但他们认为工作组借批判二八声明之名，行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造反派之实，呼应了北京的二月逆流。工作组则不仅认为二八声明是大毒草，同时认为香花派里的“工总”是反革命组织，即使是作为毒草派的造反派，也不一定是“好东西”。
其三，关于“三字兵”等保守派组织。新一中造反派认为“三字兵”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中央所提的革命派的大联合不包括“三字兵”，至于具体到个人则要依其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来决定。工作组则认为“三字兵”出身好、本质好，大联合必须包括“三字兵”组织。
其四，关于对待原当权派的态度。新一中造反派认为，工作组启用的原当权派或是走资派，或是犯有走资派错误，在他们没有承认错误、没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之前，不能“结合”他们进领导班子，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工作组则认为他们是不穿军装的左派，是革命的，对他们不能怀疑。
其五，关于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新一中造反派认为解放军支左必须支持和保护左派，即使有军人参加的工作组如果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也可以反对，这不是针对解放军，而是针对错误的路线和自上而下的“二月逆流”。工作组则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解放军，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
其六，关于对待革命小将。新一中造反派认为，要按照中央十六条，支持和保护革命小将，革命小将的革命大方向始终都是正确的。工作组则认为新一中造反派学生中也有右派，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同时还认为新一中造反派幕后有坏人操纵，要抓黑手，并多次派员到新一中搜集材料、拍照取证。
其七，关于运动具体作法。新一中造反派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是群众运动的创造，并受到党中央肯定，完全应该用“四大”的方式解决同工作组的矛盾与分歧；新一中革司的成立，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工作组则急于恢复旧有的秩序，反对串联、禁止游行、不准搞“四大”，同时企图借用处理“工总”的经验，用简单高压的办法让新一中造反派就范。他们认为新一中革司成立是非法的，革司的斗争矛头是针对解放军。
所有这些分歧及其造成的摩擦在新一中革司成立之后，不仅没有逐渐消除，反而在进一步恶化。
三、新一中绝食斗争为武汉地区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推波助澜
4月10日上午，新一中革司就工作组问题，公布了4项严正要求：
1.市人民武装部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立即撤出派往一中的工作组。
2.必须交出（工作组的）幕后指挥者，彻底交待（工作组）在新一中所干勾当、破坏新一中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
3.立即交出工作组收集新一中革命小将的黑材料和黑照片。
4.工作组撤出前，必须向新一中革命小将作出深刻检查。
中午，新一中革司派人封闭了工作组办公室，以防止工作组转移材料。
下午，新一中革司派出20名代表前往武汉市委，同市抓办协商，要求答复新一中革司所提出的4项严正要求。经长时间磋商，仅达成市抓办将于次日（11日）中午12点后明确给予答复的协议。
晚9时，新一中革司大部分人员离校，吕兆强带领8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以及外校的保守组织成员来到武汉一中，动作神速地启封工作组办公室，取走全部材料。全部过程仅用10分钟时间。
新一中革司认为市抓办10日晚的这一行动，撕毁了当日下午双方达成的协议。4月11日上午，新一中革司代表到市委。此时市抓办态度大变，他们不仅全盘否决了4月10日新一中革司提出的4项严正要求，同时责令新一中革司负责人作出深刻检查。
下午，新一中革司代表在市委继续同市抓办成员谈判。市抓办主要领导全部避开，仅派一些不能主事的人员虚与委蛇。
4月12日上午10时，新一中革司在市委大楼门前召开了“声讨工作组罪行大会”，并同市抓办联系无果。
下午，留在学校的同学继续与工作组谈判，并在操场与工作组成员进行辩论，重申撤走工作组、交出黑材料等四点要求。工作组成员无言以对，只好推诿回答：“我们是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撤不撤不是我们说了算，一切得听从市抓办的决定。”4时许，由余德亨带队，数十人打着新一中革司的旗帜游行到市委，再次与市抓办交涉未果后，开始了在市委大楼前的静坐示威，在校的新一中同学百余人闻讯迅速赶来参加。
入夜，新一中革司静坐示威的消息迅速传开。市委附近的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市财贸学校、市四十中等单位造反派送来了饭菜和茶水。
谈判陷入僵局，晚8时，先期到达市委大楼的新一中革司成员现场成立敢死队，并发布“绝食公告”：
新一中革命造反司令部敢死队绝食公告
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头头们听着：到1967年4月12日晚9时止，如果不派出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负责人，并对我新一中（革司）的严正要求作出令广大造反派满意的答复，则我司令部敢死队全体战士立即开展绝食斗争！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新一中（革司）敢死队
1967年4月12日20点
1个小时后谈判依然没有进展，新一中的绝食斗争于是日晚9点正式开始。这时下起了雨，风雨交加，饥寒交迫，参加绝食的人员唱起《国际歌》、《红军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毛主席语录歌等歌曲，在场的300余人几乎没有一人退出。许多中学的造反派立即参加了声援绝食行动，参加的学校有东湖中学、华师一附中、二中、三中、十二中、十六中、十九中、二十八中、二十中、四十中、武汉一师、武汉财贸学校、武汉卫生学校、培红中学、韶山中学、萧家院中学、红松中学、积庆里中学、三阳路中学、汉口铁中等，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中学；新一冶工安公司九八纵队30余人也赶来参加了绝食；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及不少工厂、机关的造反派也到市委大楼声援，有的还直接加入绝食队伍。
二司三中红岩的谢保安2013年12月30日对笔者说：“我也参加了支持新一中这次绝食的声援活动，并带领我们三中和汉阳各校的学生300多人前往市委大院参加绝食。记得接待的官方人物有市委文教部的赵铁夫部长，以及负责与我校联系的联络员孙德华（1974年我和他在长江日报重逢，当时他任长江日报党委书记，他还和我提到那段往事）。”当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一位大学生近日告诉笔者：“我们的老院长张如屏为此向绝食学生捐献若干斤粮票和三百块钱，并亮相支持二司。”
因为参与发表二八声明受到武汉军区重点打压，二司这个全市最大的造反派学生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则没有公开出面支持新一中绝食。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2010年说：“新一中的绝食斗争，是造反派公开反抗二月逆流的首个影响较大的行动。钢二司司令部得知消息，很想支援他们，但权衡当时的形势，认为不便于扩大斗争，因而只采取了一般的支持行动。新公校绝食，矛头虽是指向军管会，指向武老谭，但新公校与公安局是‘本系统内部问题’，兴许可以避开‘矛头指向解放军’的大棒。此乃向武老谭开战的好机会，于是，钢二司决定声援新公校，发动全市造反派支持新公校的绝食斗争。”（杨道远《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1版）
4月13日上午，新一中革司负责人陈德胜在市委大楼门前的台阶上发表演讲，向前来声援的人介绍新一中绝食缘由，以及向市抓办提出的四项要求。陈德胜演讲时，宽阔的市委大院，从大楼前一直到大门口整个现场约有上万人。
就在当天凌晨，二中部分“三字兵”趁新一中革司小将在市委绝食之机，闯进新一中，拆除、烧毁“解放区”的横联，并留下威胁新一中造反派的诗文，落款是“特别行动委员会”。
也就在这天上午，红司新华工20多名同学为了支持新一中绝食斗争，去洪山宾馆要求支左指挥部孔庆德接见，以解决问题。下午、晚上二司和其他的造反派上万人前往洪山宾馆支援他们这一行动。清华井冈山还发来了声援电。（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
这一天，新一中革司派人到汉口电信局向中央文革发出了加急电报：
给中央文革的加急电报
中央文革：
为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派往武汉一中工作组问题向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提出四点严正要求，但遭到无理拒绝。为此，我们全市几个单位近千人在雨中举行静坐绝食示威，现在静坐28小时，绝食20小时，参加绝食人数不断增加。我们下定决心，坚持斗争直至胜利！
我们想念毛主席！
祝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全体绝食战士于市委大楼前 1967年4月13日（下午）4：35
晚上七时许，陈德胜带新一中十余人步行三十余里，赶到位于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站岗的哨兵不让进，经反复交涉无效，陈德胜等一行人强行冲进洪山宾馆小礼堂。刘玉民（红司新华工勤务组常委、宣传部长、动力系二年级学生）和三四十名大学生此时正就新一中绝食一事与孔庆德等人谈判。新一中的代表赶来以后即成为谈判主体，刘玉民等予以协助。陈德胜回忆：新华工敢死队的鲁礼安戴着灰色八角帽，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上扎着武装带，把我拉到外面说：“你们的事由我来联系，我负责把这件事谈好。”陈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王援朝回忆说：我们在洪山宾馆小礼堂待了一天多时间，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到了吃饭时间，部队战士将大桶的饭菜抬来，那些大学生和我们没有一个人去吃。陈德胜说，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军区支左指挥部不断有人进进出出，我猜想，他们是在向军区党委汇报谈判的进展，等待指示。我们当时的态度非常强硬，毫无妥协余地。当时的想法就是要坚持实现我们的四项严正要求，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4月14日凌晨，孔庆德出来接见造反派学生，在谈话中承认支左犯了错误。 这时绝食进入第三天，不少人昏厥。武汉军区派来了161医院的医疗队，参加绝食的许多人拒绝医疗队为自己输送葡萄糖液。各学校、机关、工厂造反派代表及学生家长纷纷赶到市委大楼声援，有的送来面包、点心及饮用水，有的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有的送来棉衣、棉被、雨衣等御寒、遮雨物资。不少单位造反派的宣传队来到现场轮流在雨中演出，为绝食人员鼓舞士气，还有造反组织的医护人员在现场抢救晕厥的学生。据亲身经历绝食者回忆，由于不断有学生、工人陆续加入绝食行动，绝食人数最多时已有数千人，加上数天来前来声援、围观的人们，估计有数万人参与了这次绝食和声援行动。
14日晚11点30分，孔庆德在洪山宾馆小礼堂当场写下给新一中革司的答复，全文如下：
答新一中革命小将（革司）
一、派去的支左小组（工作组）决定立即彻（撤）出。
二、是谁叫派去的于四月十六日下午五时查明后告新一中革命小将。
三、工作组搞的黑材料和照片于四月十五日下午五时交新一中革命小将。
四、工作组犯有缺点和错误，要深刻检查。 以上几点由武汉市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认真处理落实。
此复经军区党委研究通过
孔庆德
四月十四日
孔庆德写完后当众宣读了一遍，将纸条递给了陈德胜，陈德胜交给身后的王援朝，让他保管好。刘玉民高声宣布：“绝食斗争胜利结束！”马上有解放军战士抬来一大桶稀饭。
到了4月15日凌晨零点之后，孔庆德警卫森严地来到市委新一中绝食现场。在市委大楼一间办公室内，一群徒手的警卫战士站成两列，孔庆德从两列警卫战士当中走进办公室。有人端来一把长条凳让孔庆德坐，新一中革司勤务组成员李森林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道：“你有什么资格坐？我们绝食了几天，你还坐！”孔庆德代表军区党委答复了新一中的四点要求。他还说了一番话，大意是你们要尽快结束绝食，中央文革也知道这件事了，希望你们爱惜身体，好好干革命。至此，新一中革司所提出的四项严正要求，基本得到满意的答复，新一中革司宣布绝食“胜利”结束。
14个小时过后，即15日下午2时，工作组分两次仅交出了5张照片，并称记录材料的笔记本已经全部销毁。此后工作组虽然撤出了一中，但他们并没有向新一中革司交待工作组的派出机构，更没有人到武汉一中作什么“深刻检查”。
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红武测编《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六七年元月—七月)》中说：“在孔庆德答复过程中，愤怒的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孔庆德’。孔庆德耍弄两面三刀，当天下午否认了四点协议。”此说系误传。 因为孔庆德的答复并不是代表个人，可以随便收回，而是“经军区党委研究通过”的，无论是孔庆德还是武汉军区，当时从未以口头或书面方式否认 四点协议 。至于 四点协议并未得到履行，实际上被否定了，那是另外一回事。现在看来，“四点协议”实际上遭到否定有其必然性，绝非几句口号所能决定。
四、陈再道隐瞒中央，钟汉华编造总理和江青指示，中央文革和武汉军区翻脸
新一中绝食惊动了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陈再道在武汉支左及新一中绝食问题上当面向中央隐瞒实情，钟汉华编造周总理和江青的指示，此番举动影响到武汉军区和中央文革的关系，甚至直接影响到武汉地区的文革进程。
24年后，陈再道回忆说：
（1967年）四月十九日，我们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出席了这次汇报会。我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
也不知江青从哪里听说的，她说：“武汉有五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我们如实地回答：“没有这回事。”江青听说没有这回事，似乎以略带歉意的口气说：“我听了一面之词，有的话讲得不对了。”（屈德骞、郑珠滨《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06页）
这本书应该是经陈再道本人审阅过的。江青问的是两个问题，即是否有绝食这件事，另有多少人参加，陈再道竟当着周总理的面说“没有这回事。”这显然是向党中央隐瞒实情。
穆欣在《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一文中说：
1967年4月19日，正在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奉命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如实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4月21日接见。江青还说，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武汉造反派的“身价”。
当天晚上，钟汉华给武汉军区电话传达中央首长指示：
“今天总理、伯达、江青等首长接见了陈、钟，中央除戚本禹同志外，都到了。我们向中央文革检讨了，工人总部的材料全部上报了，但中央没有批下来，我们就宣布解散了，从组织观点讲是有错误的。中央文革讲：这不算错，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规定，没有说等中央批了以后再宣布解散。现在有这个规定，以后按这个规定办。工人总部肯定不能恢复！关于‘三字兵’问题，中等学校红卫兵不解散。”“新一中问题向中央文革汇报了。江青同志说：我接到了一个假情况，说有三万人绝食。经军区调查只有300人绝食，连支持他们的在内只有3000多人绝食。陈、钟首长讲：我们可能抓多了些。江青同志说：人抓多了些，武汉地区情况复杂，我了解，真正的反革命不能放，从整个来讲，我们武汉地区不存在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抢的刘、邓路线。三司（保守派组织，笔者注）是左派，对解放军的态度没有错，大方向没有错。”（《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1967年9月翻印）
19日这次会议在总理主持下开得不错，一致赞成请文革小组出面让造反派支持军区的支左工作。结果是当天武汉就出了问题：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钟汉华打回电话内容。武汉一时盛传：“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文革召开会议听取军区汇报情况，认为：保守派红卫兵不应解散，中央军委十条发布前解散的“工总”不应恢复，武汉阶级斗争复杂，坏人很多，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江青说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也不是带枪的刘邓路线，并向陈再道道歉，“听信了假情况，闯了大祸”。据说江青又指出武汉的“国民党渣滓”确实很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的人留在武汉，插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很复杂。似乎文革在1967年已经该转入镇压反革命来收尾了。（参见徐明《1967年周恩来着手处理湖北武汉问题》，华夏文革增刊第四九九期，2006年5月4日）
不过，当时参加19日汇报会的陈再道秘书杨成荣后来证实：“江青同志根本没有讲话，总理的讲话也不是他们讲的那个意思。”（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员1967年7月底在军区的揭发，《武汉事件资料汇编》，河南二七公社、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编印，1967年8月；《武汉事件》，武汉钢二司斗批改办公室、钢二司红水院宣传部调查编辑，1967年8月）
穆欣说：这事被中央文革小组派驻武汉的“解放军报记者”通过《情况反映》，连夜报到北京，说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这些指示是否属实。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把刊载这篇报道的《快报》送给陈再道并兴师问罪。江青在这篇《情况反映》上指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陈再道、钟汉华看了这个盛气凌人的指示，感到震惊。他们知道江青难惹，忙打电话向武汉军区有关同志查问真相。原来是一位负责“支左”的同志，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被“记者”知道后立即密报的。陈、钟二人当即向江青写了书面报告，说明他们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同时表示，这件事没有处理妥善，他们也有责任，接受批评，坚决改正。（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有必要说明，穆欣的以上文章关于“中央文革小组派驻记者”和“密报”的有关记者阴谋论的内容是失实的。派驻各地的记者，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从中央办公厅、新华社总社、人民日报、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放军政治学院、空军、海军及沈阳、济南、北京、成都、广州、兰州、内蒙古等军区抽调来的，不是由中央文革派驻的。任务是赴各地为党中央调查了解各地文革情况。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常委都直接关心、领导记者站的工作。中央办公厅1972年11月29日发出43号文件、1974年7月1日发出12号文件，都说明从军队和中央机关抽调干部成立记者站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中央文革和其他什么人的决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整党时，通过中央整党工作委员会和中纪委的审查，基本恢复了记者站的真貌和应有的声誉。（参见李近川《回忆中央文革记者站》一文，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年第1版）
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证实4月19日的所谓中央首长指示系钟汉华编造。陈再道说：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陈再道的口头检查》，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八八期《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二二）》，2006年3月20日出版）
在1967年春的武汉文革问题（包括新一中绝食事件）上，陈再道、钟汉华对周恩来、江青等中央首长隐瞒事实真相，编造中央指示欺骗广大指战员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影响到武汉地区文革发展走向。
穆欣说：
4月21日凌晨两点，总政治部一个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前往陈再道、钟汉华住的京西宾馆，没收了他们4月19日参加汇报会时作的记录；同时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接见已被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穆欣《关于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情况》）
徐明说：
在4月，本来文革小组和武汉军区都试图合作（文革小组想让军区领导承认有错，军区希望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周恩来试图调整两者相互关系、缓和武汉局势的努力，因为这件意外的事适得其反。（徐明《1967年周恩来着手处理湖北武汉问题》）
新一中绝食是1967年春天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不仅为掀起湖北、武汉反击“二月逆流”运动推波助澜，而且新一中革司在斗争中实现大联合的组织形式，影响到全市的中等学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不久，革司这种组织形式在武汉得到借鉴和推广。据不完全统计，有60多所中等学校成立了大联合的革命造反司令部。新一中绝食结束不久的4月下旬，以各校造反派大联合的革司为主体组成的“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中学红联”）宣告成立，一号勤务员由新一中革司的陈德胜出任。
(主要参考资料：1968年油印本《新一中文选》)
http://www.60nd.org/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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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2-8 20:20:02
发表于 2014-2-10 13:3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