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也谈“去政治化”问题：对汪晖的新“历史观”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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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

也谈“去政治化”问题：对汪晖的新“历史观”的质疑


　　当前有关“左”、“右”的争论，不仅常陷于情绪化，而且往往因意识形态化自觉不自觉地将对手妖魔化。如果连汪晖这样尚有理性的倡导者都消除不了动辄把对手妖魔化的心结和思维定式，一旦重建“阶级政治”，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一切“重新政治化”，中国有可能不重回“你死我活”和“过度暴力”的老路上去吗？


　　在不久前发表的《对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谬》一文中，我只依据自己的专业和作为普通读者的感受，指出了汪文论据及其表述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在该文中无法同时就史实、概念等具体问题和思想观点展开讨论，故不得不另撰此文说明我之所以会批评汪文的主要原因。只不过，单纯就汪抗美援朝战争一文进行讨论，显然太过局限，且无法把握汪的思想观点。为此，我不得不花时间多读了汪文中提到的一本书和数篇汪晖发表在国内公开杂志上的访谈文字及文章。因此，本文涉及的汪文将不限于前文所讨论的那篇文章。

　　和《纠谬》一文不同，本文不是在我所熟悉的专业范围内进行讨论，而是要对汪晖涉及历史观问题的思想观点提出质疑。在前文中，作为历史专业的“工匠”，对汪文使用的个别概念、论据及其表述中一些较典型的问题，我或可痛下针砭，但思想观点问题毕竟不同于史实真伪或文法问题，加之这样的讨论在我也有跨界之嫌，故本文多半只是质疑和讨论，未必能轻言批评。

　　当然，历史观的问题毕竟离不开对历史事实本身的解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这样的讨论还是免不了会对所读汪晖其他文章中依据的史实真伪以及使用的概念含义多歧或混乱的问题有所批评。只是，考虑到本文的重心所在，我在这方面仅略举下述三例让读者了解一二，此外不再多言。

　　例一，作者引用毛泽东的言论常常不顾毛讲话或写作的时间、对象及其思想变化的情况，简单地为我所用。像作者引用毛泽东1925年底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大谈毛的阶级分析方法如何超越了马克思有局限的阶级分析方法，具有“一种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综合的视野”，因而得以“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且不论论点如何，作者在这里最大的谬误是没有意识到毛此文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版本，他所引用的毛选的版本是1951年再度大幅修订过的版本。读毛最早发表的版本可知，毛当时不仅是以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发表此文，而且那时的毛对马列主义的阶级理论还了解甚少，因而文中不少说法和分析方法都还不是马列主义的。这也是毛以后不得不两三度修改原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拿毛1951年修改定稿后的文字来论证毛1925年就具有了超越马克思的时代视野和国际视野，早早就“将农民置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地位之上”，怕是有意无意在制造神话了。

　　例二，作者为论证所谓政党与国家应该分离的观点时，找到了一段抗战初期以毛泽东与某记者谈话为题发表的文字，说毛泽东早就有过类似的观点，即：“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分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姑且不论毛泽东是否真的这样想过，首先，这是发表在抗战初国共合作条件下写给统战对象看的文字，未必能真实反映毛泽东内心的看法；其次，这篇文字根本就不是毛泽东所为，而是王明为应对国民党人的批评质疑，在未经毛泽东过目和同意的情况下，擅自用毛的名义撰述并发表的。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都曾明白地批评过这件事[转见《两条路线斗争》（油印本），第11-19页]。

　　例三，汪几篇文章都在谈论中共从一般政党转变到“超级政党”，从“超级政党”转变为“党-国体制”，再从“党-国体制”转变到“国-党体制”的问题。由于这些概念多半是汪自创的，作者自己又不曾具体解释过它们之间本质区别何在以及转变的时间点各在哪里，因而不仅给作者自己，也给读者带来麻烦。特别是，作者在使用上述概念的同时，还另外使用了好几个看似接近，实际上又各有各的涵义的引进或衍生出来的概念，如“官僚制国家”、“官僚法制国家”、“整合型国家”，以及“党-国官僚体制”、“党-国体制的‘异化’”、“官僚化的党-国体制”等[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这就更让一般读者莫衷一是了。显而易见，这些概念或提法在涵义上乃至时段上不少是重合或交叉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或在同一问题的讨论时把它们一股脑儿都搬出来，又不加定义和解释，要想让读者自己弄懂它们各自的内容界定和区别，无论如何都是不大可能的。

　　在进入正文前，我要说明，读过汪晖其他一些相关著述之后，我自认对作者力图基于“‘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的立场进行的种种思考乃至批判，颇感同情，而且也深为理解。至少，我不认为作者纵论时政与历史，像有人批评的，与西方左翼学者的出发点大相径庭，只是为了迎合或追求某种政治利益，甚或是投机。尽管受环境影响，汪的观点表述常常十分晦涩，一些观点不免绕来绕去甚至自相矛盾，但我依旧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的有些批评或批判是直指政治核心问题的，有些用语十分尖锐敏感，因而是需要有一定的担当和勇气的。

　　可惜，当前有关“左”、“右”的争论，不仅常常陷于情绪化，而且往往因意识形态化自觉不自觉地会将对手妖魔化。在这方面，汪晖同样未能免俗，在妖魔化对手方面尤其难辞其咎。比如，他在《“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等诸多访谈和文章中就不断地提出阴谋论的指责。认为一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一道合谋”“扼杀”言论空间，“建立话语霸权”，“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甚至把来自不同观点的批评简单地说成是利益权势集团对“一个无权无势的学者”发动的“围剿”，等等。像当今许多立足于派别立场上的人一样，汪晖似从未清醒地意识到，那些被他批评或指责的知识分子，常常和他有着几乎一样的感受，一些人的境遇还远不如他，比如与汪晖同在一个学校的秦晖教授。

　　基于此，我虽然赞同汪晖的许多看法，比如说“‘主权在民’标志着政治合法性的重大转变……自从它登上历史舞台，政治合法性的原则再也无法逆转”；说“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是“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说中共历史上“路线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是深刻的……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更易于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等等（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但是，我非常怀疑他关于重建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群众路线”式的党群关系，和通过重现曾经“创造了”中国革命“新政治道路”的“路线斗争”、“政治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来“纠错”的变革设想；非常怀疑他关于必须重回“阶级政治”，重建“阶级代表性”，以及重兴“阶级斗争”的政治主张。尽管汪晖一再强调，在政治民主的条件下阶级政治并不必然地导致暴力和压迫。问题是，如果连汪晖这样尚有理性的倡导者都消除不了动辄把对手妖魔化的心结和思维定式，一旦重建“阶级政治”，在“阶级斗争”条件下一切“重新政治化”，中国有可能不重回“你死我活”和“过度暴力”的老路上去吗？

　　受到英美新左派学者的思想影响的汪晖，从最初赞同改革，转而改取一种批判态度，这原本也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简单地把鲁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对西方政治历史的评判方法套用到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上来，并据此总结记取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经验教训，主张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颇了。

　　汪晖具有批判性的新“历史观”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他称之为“现代平等主义”的理念，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市场化等制度、观念保持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他用来强调其历史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所谓“去政治化”。这一概念及其认识历史的方法，汪是从意大利学者亚历山地罗·鲁索（Alessandro Russo）的论文中受到启发并开始广泛应用到他对历史政治的看法中的。“去政治化”和“政治化”相对应。在鲁索看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分水岭，多数国家都经历了一个从原本“政治化”过程到“去政治化”过程的重大转变。所谓“政治化”，主要指的是对二十世纪前半期世界范围内一切具有鲜明阶级性及其政治追求的运动与制度安排；所谓“去政治化”过程，主要指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因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面市场化所导致的政党功能的消解、代表性断裂或缺失，以及各国政党大都变成稳固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政治工具的现象。

　　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西方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观念持批判态度者比比皆是。受此影响，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也颇多抱有同样看法和立场者。“文革”结束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废止了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出现了日渐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现象。受到英美新左派学者的思想影响的汪晖，从最初赞同改革，转而改取一种批判态度，这原本是一件很自然也很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简单地把鲁索使用的概念及其对西方政治历史的评判方法套用到对中国的历史认识上来，并据此来总结记取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和战争的经验教训，主张一切向回看，就不免有些失之偏颇了。

　　依照汪晖的说法，当今中国最值得记取的教训，就是曾经具有鲜明的阶级代表性、一定程度上带有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特征的中共，建国后学列宁的办法，“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构造”，“从以革命政党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形式，转变为以官僚化的党-国体制为框架、行使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力体制。即无产阶级专政从一种与一切‘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参与性民主，转化为合法垄断暴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结构”（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在他看来，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世界政治史当中一个从“政治化”到“去政治化”的最为典型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又是从何时开始，到何时完成的呢？依据鲁索对中国“文革”初期历史研究所得出的观点，汪认为这一转变的基本完成应该与鲁索所说的西方国家的“去政治化”过程相一致，即1960年代末。至于这一转变或曰“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作者的说法是：“一旦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结合的形态转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一旦中共采取了列宁式的国家构造，党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开始“去政治化”的“国家化过程”。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中共自建国伊始，开始作为执政党治理国家之日起，这种“异化”的过程就已经启动了。

　　梳理作者在几篇文章中的说法，大致可知他把中共的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1921-1931年左右为一般政党时期；1931年左右-1949年建国为“超级政党”时期；1949-1967年为“党国”或曰“党-国体制”时期；1968年至当下为“国党”或曰“国-党体制”时期。

　　第一个阶段或可称为幼稚期，作者评价不高，直言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少数知识分子”的组织。第二个阶段或可称为成熟期，作者评价最高，甚至视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第三个阶段或可称为蜕变期，作者用了好几个概念来定义它，说它是“整合型国家”，是“党-国官僚体制”，是“党-国体制的‘异化’”，是“官僚化的党-国体制”等等。但作者对这一时期的评判仍是两分的，总体否定，具体事件高度肯定。第四个阶段或可称为异化期，作者使用了“官僚制国家”、“官僚法制国家”、“国党”或“国-党体制”国家，或曰“去政治化的国家”等来定义其性质，实际上认为这时的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了。作者的态度当然是否定和批判的。

　　汪晖对中共历史的这种分期与评判肯定不是官方的看法，但也不是基于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视角，而是站在强烈批判意识的基础上对客观历史的一种主观重构。虽然作者坚持说，他只是想要依据“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努力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即从“历史理解内部”来做历史认识和历史判断（在前文中我对作者表述的这一研究立场的解读有误。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但是，带着批判意识、基于批判立场去看历史，是不可能真正将自己置于所谓“历史理解内部”或曰“内部视野”中去，发现历史行进的脉络的。部分地进到“内部”去了，其“历史视野”也必定是片面的和带有明显的选择性的。只要多少读一点历史研究著作，就不难看出，作者的这种历史划分和评价，因带有太多先入为主的主观认定，以至一些关键性的历史脉络或历史事件被作者自己屏蔽掉了。

　　比如，作者清楚地说明：“一旦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结合的形态转化，不同程度的官僚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党-国体制”一形成，官僚化和权力斗争即会发生，党内自由讨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内部的批判性思考，连同一切政治参与的主体性和社会运动，都会受到“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压制”（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但是，作者同时却相信这样一种转化只是在1949年建国以后才会发生，在此之前则不算。不仅不算，而且他认为，革命年代里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国家”（政权）结合的形态转化，还是“政党转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和标志，即是从一般政党向“超级政党”转变的关键或曰“关键成果”之一（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

　　显然，作者这两种表述和看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即使我们认同作者关于这种转化只能建立在“国家”的概念上，我们也不难发现，1949年以前中共也曾自立过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身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频繁地并且是公开地批评党的干部的官僚化危险与倾向了（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8月12日；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125，138页，等）。事实上，一个政党会发生官僚化的情况并不限于与“国家”结合，作者使用的“国家”一词应改为“权力”才比较恰当。也就是说，不论建国与否，当一个政党从运动的形态向与权力结合的形态转化的时候，出现官僚化现象，甚至日渐走向官僚化，包括发生权力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多年来，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发表或出版过不少涉及中共革命年代党群、干群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少革命年代的中共老干部，包括普通的老农民，也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或口述资料留下来。从这些研究成果和个人记述中我们也不难了解到，至少从中共开始变成汪晖所谓“超级政党”之日起，官僚化的问题就如影随形，日渐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了。毛泽东成为一方党政军领导人之后，终其一生都在强调反官僚主义，原因之一也在于此。因此，以1949年建国划线，把之前的政党神圣化，把之后的政党妖魔化，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史实上，应该都是立不住脚的。

　　汪晖对历史的认知方法乃至于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汪晖所以会在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里生生扯出一个“人民战争”的经验意义来，多半也是这种太强的选择性促成的。

　　当今社会对那种太过偏颇的历史观有一种很形象的批评性用语，叫做“选择性失明”和“选择性亢奋”。这是指一些人一旦陷入某种情感、立场或观念之中，就再也看不见、听不进和他们的看法不同的事实、意见和声音，却会无限夸大他们自己喜欢和赞同的东西。汪晖对历史的认知方法乃至行文方法，似乎也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比如，汪晖所以会在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文章里生生扯出一个“人民战争”的经验意义来，多半也是这种太强的选择性促成的。

　　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中共中央总结出来的人民战争的内容、经验，主要着眼于中共在有根据地、有民众工作的条件下，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和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抗美援朝战争是境外战争，两者原本扯不上多少关系。只读作者谈论抗美援朝战争的一篇论文，甚至会很难理解其思维逻辑。但是，在多读了作者近年发表的一些相关的论文著述之后，就会从不理解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起来了。因为，沿着作者几年来的思路，可以看出他这样做应该是有意为之，是出于宣传、鼓吹他的“重新政治化”主张的一种需要。

　　作者自己的这一目的在该文文末也讲得很清楚，即讲抗美援朝战争所以要讲到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它和“群众路线”可以挂起钩来；“重提群众路线”，又是为了进一步强调“重新政治化”的必要与意义。他写道：“在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的语境中，重提作为人民战争的产物的群众路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群众的诞生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重提群众路线，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它不可避免地与下述问题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政治未来？”（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

　　应该从两年前开始，汪晖就注意到毛泽东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经验性总结，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助于论证他的“重新政治化”观点的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这是因为，作者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如何“重新赋予劳动者以主人翁地位，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从而改变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国家并促使国家向右转变的态势”？（《“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在这方面，中共历史上“群众路线”的经验给了作者极大的政治想象空间。他宣称：“群众路线”（1）是对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代表制某些形式和内涵的继承或借鉴；（2）是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重要形式；（3）是“政党的政治与大众社会的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4）是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领导权概念的体现；（5）是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6）是政党与群众相互塑造、水乳交融，两者关系逐渐转化为相对一体的可能方法；（7）是保持政党和社会政治活力的可靠方式；（8）是解决国家和官僚体制空前官僚化的途径；（9）是重造超级政党政治的路径，等等。据此，他指出：“群众路线”的观念及历史理应成为今天国党体制下“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的最重要的经验参考和实践手段[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页；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文化纵横》2011年第5-6期；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对此，需要指出的是，第一，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并不是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毛泽东讲得很明白：“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0页）多读一些马、恩、列的文章著作和欧俄革命的史书，也能了解，举凡共产党，都是靠动员群众起家的。他们从来都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甚至武装群众进行革命。包括不被作者看好的早期陈独秀当政时，以及被作者批评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当政时，中共中央也都同样高度重视做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据此要求各级党部用全力开展群众运动。因此，正像汪晖自己已经注意到的，包括“群众路线”的主张和概念，最早也都是那个处在所谓转型前的中共中央提出来的（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群众路线”，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对十九至二十世纪西方代表制的某种继承或借鉴，也不意味着存在一种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体制，更不等于说群众因此就形成新的“政治主体”了。何谓“群众路线”？毛泽东讲得很清楚，这主要是指党的一种工作作风，在党的重要法宝之一“党的建设”中，它是与“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并重的一种工作方法。它的着眼点是要保持党与人民间的鱼水关系，“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和“包办代替”，强调要“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并为群众着想等等（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4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20页；《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2-363页）。在这里，党是领导，是核心，更是群众工作的目的所在。故毛有所谓：“群众路线”必须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必须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等等说法（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页；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页）。群众在这里并不具有主动性和自主性，更不是什么“政治主体”。

　　分析汪晖概括“群众路线”经验意义所得出的各种特点及优点，可知他虽然批评建国后“采取了一党专政与高度集权的国家结构”，造成了中共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但他并不反对现实条件下中国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他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上。说在革命年代，透过“群众路线”、“大众性运动”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超级政党原本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清晰的价值方向”；建国以后，随着“政党成为管理机器的一部分，其动员和监督的职能日益与国家机制同构，官僚体制的特点越来越清楚，政治性却越来越减弱或不清晰”，人们也就“难以发现工人与农民的政治与政党政治之间的有机关联”了（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在他看来，只要恢复“群众路线”，党与群众“相互塑造”，即可能重现“水乳交融”，既再造一个新的政治主体——群众，再创一个“超级政党”，同时又能够使社会和政党一并保持“政治活力”。

　　必须指出，汪晖所谓“群众”，是建立在所谓阶级代表性基础上的“群众”。换言之，他所指望的“重建群众路线”，是相信可以借助这一革命年代的工作方式，推动政党重建工农“阶级代表性”，同时可以借机帮助工人、农民建立起具有阶级主体性和政治自主性的“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写道：一个社会需要有“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亦即应有“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当下非政府团体表现活跃，但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运动却很少能够呈现在媒体上，原因就在于工人、农民没有自主性的阶级组织（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他显然认为，在革命年代，这样的组织是存在的，而且充满活力，不仅构成党的主体性，而且也对党在政治上起着纠偏的作用。只是建国后，党日渐国家化，伴随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泛滥和官僚权力体制自上而下的压制，这些组织才被常规性的国家权力机器吞噬了。

　　谈到工、农组织建国前后的变动情况，最好的一个例证自然是工会从政治性组织变成福利性组织这一重大变动了。但问题是，汪晖是不是也该对革命年代根据地条件下的农协或农会时兴时消的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做些考察呢？汪晖断言：土地革命建构了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进而为现代中国政治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去政治化”或“去革命过程”，就“表现为工农阶级主体性的取消”（《“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既然如此，他是否应该问一下：为什么在政治化的过程中，在“群众路线”持续存在并发生效力的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农会几乎也只能存在于革命或运动的一个短暂时期，一旦政权建立或运动结束，农会每每就不复存在了呢？如果建国前后工会作用的转化，意味着代表性的断裂，是“去政治化的政治”在起作用的话，那么，在革命年代农会命运的跌宕起伏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在那个被汪晖视为充满了成功经验的时期，“群众路线”都不能成就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政治组织的社会，我们又如何指望“群众路线”的重提、重现，会带来汪所描绘的那种开放性的、非官僚化的、充满政治活力的社会愿景呢？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失望和不满，汪晖对历史上任何有助于调动群众政治积极性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威胁并打破国家官僚制基础的事件或尝试，都抱有强烈的兴趣。

　　汪晖最为耿耿于怀的，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和国家权力结合并逐渐一体化。像已往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最感慨和遗憾的是，共产党革命成功都没有依照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行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另建一个与“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形式，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

　　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是什么？就是在国家暂时还不能废除的情况下，应该（1）废除等级授权制，在存在不同党派的条件下由普选制选出代表组成政权，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2）从政府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3）废除作为国家强力机器的常备军和警察（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第55-60页）。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原本不过是人们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起的特殊机关，以维护社会共同的利益。因为国家具有特殊地位和权力，在私有制条件下，国家“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本应服务于社会的公职人员自然也就“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成了令人厌恶的官僚。因此，他们明确强调：“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如果不能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即像巴黎公社那样，代之以公民自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杜绝人们以权谋私，升官发财的可能性，那么，即使是改换了全部统治者，这个政权也注定会“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重新凌驾于社会之上（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71年4－5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14，53－54页）。

　　可以肯定，汪晖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上述逻辑来理解1949年以后中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他所以苦口婆心地强调必须“重新政治化”，必须“重提群众路线”，必须“重建政治价值”，必须“重建政治代表性”，必须重建“阶级政治”或“重建阶级性政党”等等，说到底，都是因为他相信，中国不仅没有除去国家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行事，而且一步步地建立起了一个“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如今更是被“少数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操控着，在日渐“向右转变”。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的命运被恩格斯所言中，革命的结果早已不复存在，本应作为“社会公仆”的革命党人，变成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社会主宰”，政党和国家一起官僚化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失望和不满，汪晖对历史上任何有助于调动群众政治积极性和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威胁并打破国家官僚制基础的事件或尝试，都抱有强烈的兴趣。在他看来，1949年以后，中国虽然一直在滑向官僚制国家，但毛泽东还是曾经做出过有益的尝试。比如，1960年代毛泽东对外推动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对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力图要闯出一条新路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他写道：毛泽东用“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根本改变国家原本的功能和性质；而他发出的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更是“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或对抗性关系区分开来，“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

　　汪晖相信，毛泽东的这一努力是取得了重要收获的。他写道：在“文革”的最初两年里，出现了“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以及以此为基础产生的政治文化”；出现了“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这些都“是对旧的国家机器进行改造的尝试，亦即一种超越国家机器的文化-政治实践”。当然，他也承认，“群众运动的两极化和暴力化”，导致严重的派性斗争和政治迫害，毛泽东随后也放弃了激进变革的努力。1968年各地新的地方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成，成为了“在群众运动与官僚化的国-党体制之间达成妥协的产物”。结果，“党-国体制”不仅没有被改造成功，而且进一步开启了通向“官僚制国家”，即“国-党体制”的道路。但即便如此，他仍旧认为：“这一在国家的时代对国家进行的创新不能说毫无意义。”因为，“文革”初期形成的“大众参与性民主”及其开放性政治文化，就提供了通向建立一个“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的有益启示[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序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页；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众所周知，1966年夏“文革”伊始，斗黑帮、“破四旧”、赶地富、打人、抄家，甚至于集体屠杀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以阶级斗争为标榜的暴力化、野蛮化的斗争方式，瞬间即波及全国。随着1967年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展开，各地以无产阶级自居的工人和学生纷纷卷入大规模“武斗”，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全面内战”的血腥局面。我不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何处形成过让人印象深刻的“以巴黎公社为楷模的工厂、学校和机关的自治的社会实验”？我们纵然可以把当年铺天盖地的“革命大批判”和恶语相向的各种派性组织视为“公开的政治辩论、多样性的政治组织”，但这种充满语言暴力，随时会演变成身体暴力的政治文化生态，真的可能在改造旧的国家机器的理想方面，对今人产生什么有益的启示吗？

　　出于对马克思主张的巴黎公社原则及其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我对汪晖等人高度肯定“文革”爆发前夕毛泽东那个“五七指示”的做法，同样也能理解。但理解归理解，问题是主张党、政、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本行本业为主，兼学政治、文化，兼办他业，这样一种一身多任、全面发展的设想（《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1966年5月7日），毛泽东1958年就曾经极力倡导过，结果如何呢？

　　汪晖的许多观点来自于马克思，自然熟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奢谈减少分工局限以利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种空想。以中国当年的经济发展程度，正需要大力深化经济生产的结构性分工，如何能够去设想减少或消除分工的问题？在这方面，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埃米尔·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都清楚地论证了现代社会分工的突进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等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2页；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89-190页］。马克思因为把分工和阶级的形成联系起来，因而注意到分工的消极作用，但他同样清楚社会分工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无可取代性，和对现代工业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巨大历史意义。因此，即使是对其消极部分，即人们不得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无法获得充分自由的情况，他也认为只能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生产力发达到真正可以消除分工时，这个问题才有可能解决（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89-398，421-422页；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页；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82-85，168页）。

　　上述说明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如果相信第一位要解决的是经济发展的问题，那就必须要加强专业化分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打破专业和分工，简单地鼓励并提倡各行各业及个人去综合发展；第二，因行业分工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只能依靠科技发展程度和生产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在达到马克思所希望的那种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时，才有可能找到取消的方法。任何不考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观人为努力，都是不可能奏效的，甚至会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破坏性后果。1958年人民公社强制推行“一大二公”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失败及其引发的灾难，已经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固然可以理解毛泽东“五七指示”中那样一种设想，但是，也必须要看到他的这种设想和历史上所有那些基于农业社会生活记忆及其生产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类似的设想与尝试，其实是如出一辙的。不要说十六、十七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那些方案设计，就是进入工业社会初期，建设一个城乡结合、工农结合、脑体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工商学一体的大家庭式的理想社会，法国的傅立叶、英国的欧文就都曾为之努力。二十世纪初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日本的新村主义者，也都做过类似的试验。“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就曾深受无政府主义和新村主义的思想影响。把毛泽东1919年12月设想过那个理想新村的蓝图（毛泽东：《学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413－420页），与1958年毛泽东大批资产阶级法权，主张人民公社要“一大二公”，“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相关言论［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1958年8月21日；《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讲话》，1958年12月23日；《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598-623页］，和1966年这个“五七指示”联系起来，不难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一直在用集体劳动自给自足那种具有农业社会生产生活特点的理念，来思考新社会建设方案问题。他这种思想情结是一以贯之的。说毛泽东有此动议，是“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要说1919年的毛泽东连马列的书都还没有读过，就是1958年、1966年的毛泽东，又何尝是从马克思关于“自由的人”的论说出发考虑问题的呢？一个坚持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因此要最大限度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军事化、战斗化、集体化；一个相信必须彻底打碎国家机器，加速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让每一个人都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既不受社会分工的束缚，更不受集体的强制，这两者能够简单地混为一谈吗？

　　汪晖的新“历史观”还有一个常常被拥趸和批评者所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他的阶级斗争主张是经过修正的，和传统的主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主张存在明显不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一方面大谈重建阶级政治和阶级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却并不简单地主张再搞阶级斗争。

　　汪晖新“历史观”的一个最鲜明的观点，就是主张要重新用阶级斗争的思维逻辑来看待历史和认识现实，并且要在此基础上重建一切政治关系和重构社会冲突的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对历史上一切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历史和现实中那些淡化阶级和阶级利益冲突，把阶级关系、阶级对抗偷换成经济关系、国家对抗的做法，都表示反对，并认为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玩弄的把戏。也正是因为如此，一切汪晖主张的批评者，最反感的，就是他公开为“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唱赞歌，和指责改革开放引入市场化、全球化，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以阻止所谓“少数利益集团”操控下国家日渐“向右转变”的观点。

　　不过，汪晖的新“历史观”还有一个常常被拥趸和批评者所忽略的特点。那就是，他的阶级斗争主张是经过修正的，和传统的主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主张存在明显不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他一方面大谈重建阶级政治和阶级代表性的重要性；一方面却并不简单地主张再搞阶级斗争。他为此借用了一种曲折的说法，叫“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说“政治性的阶级斗争”所关注的，“是一个能够通过理论探索、社会实践和政治斗争而发生转变的领域，即一个能动的政治领域”。同时，他也明确表示他不赞同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表示对“中国革命中的过度暴力”现象不认同，并表示自己一直在“反思二十世纪阶级政治中产生的悲剧”，在思考：为什么本应发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暴力的阶级斗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为什么中国的任何一种理论辩论，尤其是上升到政治路线辩论的理论辩论，常常都会转化为暴力性的压制，等等。包括对于“文革”，他也明确认为，“群众暴力”是一场灾难，至少是打断了毛泽东曾经设想过的改造国家的政治尝试的进程（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这些都说明，汪晖肯定不是国人所熟悉的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论者，而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一方面鲜明地主张回到阶级政治的轨道上去，“重建阶级代表性”，“重新政治化”；一方面却又不赞成重演“过度暴力”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汪晖在这明显有些矛盾的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回旋的呢？

　　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汪晖做了一个在他看来是最具理论贡献的逻辑解释。他写道：“阶级概念尤其是阶级斗争的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之一。”但是，马克思本人“却没有来得及给予阶级概念或阶级的形成问题以系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对阶级问题的思考线索主要呈现为两方面的思考：一是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是一定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现代社会必定会分化为劳动力所有者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二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中间阶层，阶级分化并不纯粹，阶级界限也不清晰，因此表现在政治舞台上面，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政治倾向难免会因“这些角色之间的斗争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变得十分复杂。在他看来，这实际上就是黄宗智所谓客观性现实与表达性现实的脱节问题。只不过，他认为简单地从主客观不一致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不够的，应该注意到两者间更复杂的情况。他为此创造了两个可以用来区分这种不同的概念，一个叫“结构性阶级”；一个叫“政治性阶级”（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作者所谓“结构性阶级”，指的是客观存在的阶级现实；“政治性阶级”，指的是只存在于政治层面的主观的阶级现象。他认为，马克思只看到了前者，因而相信“无论阶级关系的图景多么复杂，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总是受到基础性的阶级结构的约束，也一定会表现为对特定生产方式或阶级结构的自觉的改造”。而他则发现了后者，即“阶级是一个形成阶级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因此，在政治上阶级理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阶级和阶级关系并不能用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加以呈现”。只有“在革命的时代，客观的阶级地位和主观的阶级觉悟之间才能达成一致”（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作者创造出这样两个阶级概念，突出强调阶级的形成是一个政治建构的过程，多半是为了解决他在解读中共革命历史和主张“重建阶级政治”过程中所遇到的两大麻烦。一是中共革命在阶级性质问题上名实差异的问题；一是当今国人因普遍恐惧阶级斗争而本能抗拒任何宣传阶级斗争的心态。

　　关于中共革命在阶级性质上的名实差异问题，在他看来，只要用上“政治性阶级”这一概念，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依照这一概念看问题，阶级的性质以及阶级的觉悟并不必然由客观的结构性地位所决定，这就像中共自身的阶级性质一样，它的成员虽然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但依照他的这一逻辑，“政治组织的阶级属性与该组织及其成员的政治价值和社会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并不直接取决于组织成员的阶级出身”，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使命。因为，“没有这个使命，没有与这一使命相关联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动，就没有这一政党的存在”。政党的性质可以如此解读，革命的性质自然也一样。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属于什么性质，也应由政党本身的政治诉求或政治使命，亦即由它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至于它所借助的革命主体原本属于哪个阶级，并不重要。因为，照他的说法，阶级的政治性是可以创造和转化的，农民阶级既然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并成为共产党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那也就等于变成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主体，甚至于“从农民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了（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革命主体既然可以创造，阶级既然可以转化，他认为人们就不应当再恐惧他所主张的那种阶级斗争了。他举例说，作为中国封建主义最高象征和帝国主义附庸的溥仪皇帝都能够转化为人民的普通一员，这就清楚地说明，“阶级主体性是可以转化的”。只是这一转化必须依托于社会关系的改造。就像要取消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主要集中在取消这一阶级统治的政治基础，并创造出一种与这种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机制完全不同的再生产机制”一样。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政权居于支配地位的条件下，‘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的方式加以解决，而并不必然需要通过对‘敌人’的肉体消灭加以解决”。

　　至于“为什么不仅在军事斗争的条件下，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阶级斗争’的暴力性也仍然没有终止？为什么也恰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革命政党曾经追求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权利）反而遭到极大的扼制？”他的解释是：这是“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置于客观性的框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方式展开‘阶级斗争’”的结果。但他认为，这不全是毛泽东的问题，而是和中国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将国家引向消亡，反而重建了旧的官僚制国家形态有关，也和革命政党背离了革命要消除一切等级关系的初衷，将政治性的阶级概念僵化为结构性的、稳定不变的本质主义概念，进而“由上至下地、机械地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有关。如果真的按照“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概念，把斗争主要局限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中，着眼于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就不会造成过度暴力的情况了（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打算就汪晖这一“结构性阶级”和“政治性阶级”的概念问题展开讨论。事实上，他同样没有对自己所用的“阶级”这一概念做出确切的定义，甚至不曾对存有争议但运用者亦多的列宁的阶级定义做出过讨论，因此，他所讲的“阶级”到底指什么，两个“阶级”是否同一概念，两者既不能完全脱离，一个又可以离开另一个独立存在，甚至发生质的转变的内在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都不清楚。真的想要在此基础上比较准确地讨论分析他的这两个概念及其价值，也很少可能性。

　　但是，不论汪晖的上述说法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否能够成立，说毛泽东“一向赞成……政治性的阶级概念”，至少是有点想当然了。作者自己就讲过，毛是“高度重视结构性的阶级关系”的，因此，说毛阶级分析的重点总是“集中在不同社会阶层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和态度”上，说毛相信个别分子能够主动或被动地脱离原本所在阶级而发生转化，并不错，但说毛泽东从来相信反动的敌对势力或阶级整体上可以转化，就不对了。不要说从1920年底1921年初入党时即认定“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1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1页）的毛泽东，就是基本掌握了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也不可能相信“存在着敌人转化为朋友甚至同志的可能”。甚至于，即使对方成了合作对象，或是被剥夺了一切资本，被取消了阶级生存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在毛看来也不行。只找出一两条毛基于统战需要而发表的讲话或文字，证明不了任何东西。

　　下面仅举两个很简单的相反的例子。

　　一个是抗战开始时毛对国共关系的看法。当时国共再度合作，携手抗日，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曾一度认为，应当把已经对立了十年的国民党看成同盟者，尽量与之配合，共同抗日。毛泽东自然也肯定合作的必要与意义，然而在内部还是很明确地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说：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主张“必须坚持党的阶级的独立性与警觉性”，“防人之心不可无”（毛泽东：《关于军事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一个是建国后毛泽东对地主富农阶级本性的看法。1950年代初中共中央曾经通过决定，富农和地主在被剥夺土地财产之后，连续三至五年自食其力，即可摘掉地富帽子。但几年后，当一些地方先后开始为地富摘帽时，毛泽东却表示反对，并阻止了这一做法。他告诫说：“有些干部对事情不作阶级分析，不讲阶级路线，地主、富农摘掉帽子的很多。”“摘多了很危险”，“今后摘帽子要慎重，不要轻易摘。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还补充说明了为什么不能轻易改变地富阶级成分的原因。他指出：“苏联把地富分子赶跑了，而我们还是和地富分子在一起，如果界线划不清，就容易出问题。”（《毛泽东在各中央局同志汇报时的插话》，1960年12月27日）

　　很显然，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或在“文革”前的历史中，“过度暴力”现象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并不是因为太机械于阶级划分了，恰恰是由于人们习惯于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这个所谓“过度”，或曰“扩大化”的发生，每每就是汪晖所主张的那种所谓“政治性的阶级斗争”造成的。既然汪晖自己都肯定地说：“文革”“诉诸的就是一种政治性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那么，说什么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的改造及其阶级主体性的转化和平解决，说什么“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并不必然表现为阶级成员之间的暴力对抗，并不必然需要通过肉体消灭解决问题（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谁人敢信？！

　　汪晖坚信，这样一种与有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政治斗争乃至党内斗争传统，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纠错和创新机制”。重新这样做，必定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实践创造前提。

　　汪晖所以坚持要重提、重建“阶级政治”或“政治性的阶级斗争”，一个基本的逻辑判断就是：国家本身过去是，今天是，以后还会是官僚化的，且因权力与资本结合而必定是去革命化的。要想阻止革命党政治蜕变和异化，就必须要切断政党与权力之间的联系，使政党重归阶级政治的范畴；同时必须要开放社会政治空间。即通过形成更为自主的工会、农协等社会政治组织，激活群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恢复过去时代“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运动”并举这样一种“自我革命”的政治文化形态。在他看来，中共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总是伴随着基于阶级斗争理论思考的严肃的理论斗争和路线斗争。“正是这种政党体制内部的理论辩论和政治斗争使得政党保持内在的活力，使得政党不致在相对稳定的权力构架下变成‘去政治化的’政治组织，也使得政党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检验之下通过路线斗争纠正自身的错误。”他坚信，这样一种与有广大工农群众参与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的政治斗争乃至党内斗争传统，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创造的一种最为重要的“纠错和创新机制”。重新这样做，必定能够“纠正过去的错误”，并为新的改革方案和新的政治实践创造前提（汪晖的“政治斗争”概念有时是负面的，但多数时候是正面的。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

　　就我个人了解的历史事实而言，经过党内的，甚至更广泛的理论争论、路线斗争来解决政党的方向道路诸问题，最早开始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第二国际时期，以后曾一度发扬于列宁、斯大林主导的俄国革命和苏联建设初期，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创新。相反，由于中共成立后即处于主导着政治正确方向的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1927年以后斯大林更日渐垄断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话语权，开始将一切理论争论和路线分歧意识形态化，因此，中共党的领导人事实上几乎没有真正经历过像马、恩、列当年那样，必须要靠理论争论来影响说服党员大多数，才可能让自己的政治主张成为党的决议的情况。汪晖提到的中共从1927年到“文革”历次所谓理论分歧与政策辩论，要么并没有作为影响党的政治路线的争论而公开存在过；要么只是强势者的“理论进攻”或曰“理论批判”；要么就像作者自己所言：“由于缺乏保障这些理论和政策辩论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制度条件，辩论和分歧往往以权力斗争的强制方式获得‘解决’”了，争论并未得以展开。包括在作者高度肯定的“文革”初期，所谓的“四大自由”之下又何尝存在过作者向往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呢？（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究竟什么是中共革命最成功的经验？照汪晖的说法，关键在于“政治化”，亦即关键在于突显阶级立场并在阶级斗争观点下展开“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乃至“社会运动”。但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又是怎么说的呢？1939年秋天，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苏维埃革命失败，和第二次国共合作重新崛起的反复与实践之后，毛泽东对中共革命经验做过一次理论总结，归纳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8年10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5-606，613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没有直接提到阶级斗争问题，而且还把统一战线放在了中国革命三个基本问题以及中共克敌制胜三大法宝的首位。一年之后，毛泽东在党内指示中更进一步深入批判了江西苏区时期，亦即“土地革命后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极端错误政策，明确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3页）。换言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奠定自身稳固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以对付共同的敌人。

　　汪晖是否读过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呢？当然读过。他曾明白地在以前的文章讲过：“在国共斗争和抗日运动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法宝。”（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他也曾经反复谈到统一战线政策在所谓阶级主体性转化问题上可能发生的重要效用。只是，和他希望突出强调作为“重建阶级政治”的工具性概念的“群众路线”问题相比，他对毛泽东的这一经验概括显得有所保留。他在谈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中借抗美援朝战争宣传“人民战争”，借“人民战争”宣传“群众路线”，至于“统一战线”这一对广义上的“人民战争”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反而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按照汪晖对中共革命克敌制胜的主要经验的理解，毛泽东的三大法宝变成了“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统一战线更是排到第三位去了（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就中共革命历史上的成败而言，究竟是汪晖概括的经验对呢，还是毛泽东总结的经验更靠谱？

　　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政策及策略对中共革命具有头等重要的价值，有没有道理？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面两张简略的图表，就会得出一些感性的认识了（见表一、表二）。



　　由上述两个粗略的列表应该不难看出，毛泽东抗战期间对中共成败经验的总结总体上是比较准确的。他没有把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也没有把党的组织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是把统一战线问题放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因为事实很清楚，无论任何时期，中共都积极地进行组织建设，相当多数时期也在坚持武装斗争，但是，统一战线政策的有无、实行的好坏，对党的组织及武装斗争，包括对中共整个事业的成败，却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简单地说，统战政策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政策，究竟是实行更广泛的阶级依靠加阶级联合的政策呢，还是片面地强调工农立场而忽视广大的中间阶层呢？这一选择的结果其实就是在选择何种力量对比的问题。成功地贯彻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中共的力量明显就强；放弃甚至排斥统一战线，哪怕是片面地执行统战政策，中共的力量就会受到削弱，甚至会陷于灭顶之灾。通过下表，我们还可以更直观地了解统战政策实行与否及实行的好坏，对不同时期力量对比的影响如何（见表三）。

　　由表三可以更进一步看出，中共历史上的成败和它的统战工作有无和好坏所带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关系极其密切。中共事业的成长，基本上取决于它争取到的力量有多大。当它放弃甚至排斥统战政策的时候，就会陷于孤家寡人的境地，被强大的敌对力量压倒；当它统战政策较为片面，既防又堵的时候，敌对的力量就会加强，自身成长的步幅就会变小，危机的情况就会增多；只有当它真正争取并团结了所有能够团结的力量，得到绝大多数社会阶层拥护的时候，它的事业发展才会比较顺利。

　　实际上，这也正是我在前文中再三强调的，即当中共转向激进的阶级斗争思维，把自己的力量基础或者说人民的概念范围仅仅限制在所谓工农阶级的时候，它的挫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面上工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实际上战争年代中共很少能影响到工人，当时农村根据地的范围又很有限，对农民的政策还要再受阶级划分的局限。这样，真正能够取得的农民拥护者数量，相对全国人口来说，也非常有限。这也是胡绳先生特别强调中国两头小中间大的原因。他的观点是，除了国共两党外，包括资产阶级和大多数小资产阶级民众，也包括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其实都是中间势力。他们自发顺着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国共两党，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取得了舆论和民意，谁就取得了政治优势，也就容易战胜对手。

　　这也是中共历史上两次转危为安的重大转折的史实可以清楚证明的。第一次是1936年，第二次是1978年。两次转折实现的关键，都是统战政策，亦即阶级政策的重大转变。比如，第一次转变，仅有长征和1935年的遵义会议还不行，还必须要有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原因就是这次会议开始改“工农苏维埃”为“人民苏维埃”，把中间势力都纳入了团结争取的对象，并据此实行了全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样，仅仅打倒“四人帮”还不够，还必须要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生产力标准的方针，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政策，让全国各阶层回到同一基点上共同致力于经济和生产。

　　从这个角度可知，在整个中共历史上，中共力量发展最为迅速、事业上最为成功的两个时期：一个是上表所列从1936-1956年这一段，一个是改革开放至今。其共同点都是一个，即讲阶级斗争最少，树敌最少，在力量对比上最占优势。与此相反，两个失败最严重的时期，都是阶级政治讲得最响，阶级斗争最深入最广泛、树敌最多的时期，结果自己受的伤害也最大最严重。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任何尝试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仅都是失败的，而且每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就更难让人有所指望。

　　当然，不赞同重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方式解决问题，不意味着我不同意汪晖所说当代中国社会可能存在“重现阶级化”的现象，和“阶级概念”可能被重新提起的情况（汪晖：《“后政党政治”与代表性危机》，《文化纵横》2013年第1期）。社会贫富分化和权力腐败的严重情况，无疑是当今国人不能不高度关注的现实。由此而引发的利益冲突，会引发一些人的历史记忆，并想要向过去去寻找出路，都是可以想见的。

　　但是，“重新政治化”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吗？第一，历史上用政治性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方式解决过汪晖所说的国家官僚化和权力腐败的问题吗？没有。中国没有，前苏联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没有这样成功的先例。第二，“政党国家化”也好，“去政治化”或“去阶级化”也好，是中国一党一国的问题，还是几十年来日渐带有普遍性的世界范围的问题呢？对此，汪晖自己其实也讲过，国际上不少学者早就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即是说，这种现象的发生发展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带有一定规律性的。既然如此，只因为毛泽东当年曾经有过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反修防修”的不成功尝试，我们就应认为中国是再度尝试这种“文化革命”的理想场所吗？

　　像欧美一些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汪晖相信中国和世界各国一样，“去政治化的政治”本身就是资本力量与功能化国家机器结合一体在作祟，因此，惟有重建阶级政治，展开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理论斗争、思想斗争乃至社会运动甚或“文化革命”，才能形成有效的抗衡力量和纠错机制。但是，讲阶级政治的汪晖理当了解，以农民为主体的阶级，无论叫农民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诉求必定是倾向民族主义的，会以创立、巩固和建设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而任何以民族国家的创立、巩固与建设为号召的阶级或阶级政党，一旦成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或领导力量，不论与资本力量结合与否，本身都注定会走上“去政治化”亦即“去阶级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起作用，而是因为，单个阶级的利益需求，哪怕是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主体的利益需求，在人类社会被切分为各自独立、严格区别的不同民族国家的条件下，只能，也必定会让位于代表着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国家的集体的利益与需求。

　　当然，汪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马克思的阶级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的，他基本上把民族国家当作十九世纪落后时代的产物在看待。他希望的国家，是以工农阶级为主体、政治价值取向鲜明的阶级国家[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上），《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42期，2001年6月；汪晖：《再问“什么的平等”？》，《文化纵横》2011年第5-6期；汪晖：《帝国的冲突，或帝国主义时代的冲突？》，《读书》2010年第1期]。只不过，他忘记了，作为认定“工人没有祖国”的世界革命论者，马克思从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能创造出一个个以民族国家为外壳的各自独立并相互区隔的阶级国家，遑论什么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所谓无产阶级国家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

　　换言之，即使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问题，第一，任何一个农业国，最初的革命通常都只能，也必须是先去创立一个汪晖所鄙视的所谓十九世纪产物的民族国家；第二，任何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注定会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进而“联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不存在民族区隔，自然也不存在所谓阶级国家的大同世界来。逻辑的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这个世界还只能制造出一个个相互独立区隔的民族国家，那么，它肯定产生不出汪晖所希望的自绝于这个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国家来，更不必说以农民为政治主体的无产阶级国家了。

　　同样的情况，在一个只能形成民族国家而非大同世界的历史时代，任何阶级都必定是民族的，并不得不服从于各自所属的民族国家利益的需要。这种集体主义的政治特色，是这个时代的条件和环境所决定的，并且不以个别人或个别政党的意志为转移。事实上，自一战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战争的蔓延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逐渐兴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即已开始空壳化，大量民族国家的诞生不仅使所有阶级都民族化、国家化了，而且导致同一阶级也因地域、行业、技术和收入等差距而日渐分化。愈是后发国家，这种情况也就愈加明显。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哪怕是掌握了政权的政党，能够真正将一国一族内的阶级在政治上成功地统合起来。因此，任何在后发的民族国家范围内革命成功的政党，不论喜欢与否，都势必要经历一个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革命党必须要标示鲜明的利益代表性，通常会公开宣称自己代表受压迫的阶级、阶层或群体；而执政党却需要着眼于争取更大范围的国民的支持，通过各种方法让自己成为包含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的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代言人，进而成为这个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的有效代表。

　　从这个意义上，“三个代表”的理论概念，包括“以人为本”的观念的提出和阐发，都明显地超越了旧式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是适合于这一转变的需要，并且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方向的，不仅不应当受到批评，而且还应该得到肯定（汪晖的批评见《“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汪晖、许燕：《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

　　如果“去政治化”是这样的历史过程，让一个受尽阶级斗争过度暴力之苦的社会，逐渐认识到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性，进而再逐渐认识到每一个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个人权利的重要性，那么，我肯定赞成“去政治化”，不赞成汪晖“重新政治化”的历史观点及其政治主张。“去政治化”确实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副作用，但相比“政治化”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副作用来说，解决前者付出的代价总比解决后者要小得多。何况，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中任何尝试以“政治化”消除“去政治化”的副作用的努力，不仅都是失败的，而且每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就更难让人有所指望。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程看问题，自有文字以来数千年间，已知人类社会几乎任何一种进步都是在持续的进化过程中缓慢取得的。躐等以进，动机固好，结果却多半不好，在原地踏步已是幸运中的幸运了。

　　汪晖等若真心向往平等、公平和进步，望再思之。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1/19/110798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