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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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先生在"文革"前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罗思鼎"成员之一，"文革"初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负责人，是上海"文革"的重要亲历者。三十多年前，在复旦历史系读书时听朱先生的课，我们同学间就对他"文革"中的经历充满好奇和兴趣。成为历史系的教师后，特别最近几年来，我多次向朱先生提出，希望能有机会协助他记下他在"文革"中的经历。朱先生总是说等他有空的时候，但他却一直有忙不完的教学、研究和学术事务。即使在2010年7月患病住院后，他的病榻旁仍堆着研究生的论文和各种书籍，使我不忍开口再提此事。但2011年4月2日上午，在出院住家的治疗间歇，朱先生给我来电，让我到他府上做口述采访。那天下午，他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谈了他"文革"期间在《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经历。我在研究生邓爽的帮助下将口述整理成稿，交给了朱先生，得到了他的认可。2012年2月下旬，朱先生的学生们着手安排他就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生经历做一系列口述，而"文革"的那一段由我来负责，朱先生也同意了。不幸的是，此计划刚要启动，他的病情就恶化了，不久于3月10日去世了。现发表这篇口述稿，作为对朱维铮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整理者谨记）

朱维铮在上海市革委会工作时的出入证

奉调《文汇报》“北办”

　　大约在1967年3月，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后不久，有一天徐景贤找我去。他说，现在北京的大联合搞不成，主要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互相之间的矛盾十分厉害，毛主席说这五大领袖都不听话，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也不给他说，他很怀念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的《文汇情况》（《文汇情况》是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办的一个内参，印发范围很小，是毛泽东了解北京学术界、文化界情况的一个主要渠道），那时他了解很多情况，于是毛就指示恢复《文汇报》北京办事处（以下简称北办）。毛泽东是给张春桥讲这个话的，张春桥就找了《文汇报》的艾玲。艾玲当时刚刚被"解放"不久，由于她在批《海瑞罢官》时有功劳，担任了《文汇报》的革委会主任，但当时《文汇报》的造反派不愿她待在上海，所以张春桥叫她恢复北办，她也就回北办去了。但她找张春桥提了一点，北办剩下的记者，加上她一共只有五个，都是老记者，其中一个还是右派。这些记者只有和北京文艺界、知识界打交道的经验，没有和红卫兵打交道的经验。现在要恢复北办，重点在几所大学的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这些记者搞不下来，有困难。艾玲要求上海派一些对红卫兵熟悉的人去北办。于是张春桥就指示徐景贤，叫他从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特别是原来的写作班里面找人到北办去，这人要能够和红卫兵打交道，并且有比较强的能力。徐景贤告诉我说，他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当时写作班的几个头（历史组的吴瑞武和文学组的王绍玺）商量，他们认为符合条件的，就是朱维铮了。

　　当时我的职务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副组长，组长是徐景贤，他管的事情多，因此组里的事情实际上是我在管。徐景贤要派我去北办，就来问我的意见。我感到有点问题，但既然是组织上叫我去，我当然不好说什么，虽然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记者。考虑过后，我就先和家里商量，最主要是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办，当时两个孩子都很小，我的前妻说她可以管他们，于是我就表示同意去。但是我想到这个任务非常复杂，尤其当时的五大领袖在全国到处闹，聂元梓跑到上海来，从打倒常溪萍到揪斗曹荻秋，再到揪陈丕显，主要是她和"新北大"公社在闹，此外还有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到上海来闹。所以我就对徐景贤说，我可以去了解这些红卫兵，但是我要求你告诉我，第一，我活动的范围是什么，第二，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对这些我很关心。过了两天，徐景贤来告诉我，到北京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北京高校，特别是北京高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当然对另外一派也可以了解。我又提出来，我是着重了解他们的光明面，还是阴暗面。徐景贤就说，要了解光明面派你去干什么。他还说，是毛主席向张春桥提出要恢复北办的，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你到北京去与中央文革的联系就通过艾玲。张春桥已经让艾玲准备恢复《文汇情况》，这对毛泽东了解北京红卫兵来说显然是需要的。在我看来，毛泽东还是运用批判《海瑞罢官》时的办法，他自己搞一套班子去了解情况，这个班子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最近《文汇报》老记者郑重写了一本书叫《毛泽东与〈文汇报〉》，里面最主要的材料都是来自于《文汇情况》。

　　这样，我就到北京去了，一起去的还有文学组的刘景清，另一个是倪志良，一共是三个人。我对外的身份是《文汇报》记者，并且是艾玲的副手，当然不叫副主任或者什么的，对内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北办小组组长。徐景贤还给了我一个任务，要我们几人把中央有关文革的新精神传回上海。这样我就有双重任务，一个任务是做北办的记者，去了解红卫兵、特别是五大领袖的情况，向中央文革直接汇报；第二个任务就是我必须在北京了解中央是怎么指导文革的，特别是有什么新的精神，及时通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当时觉得这是件难办的事。我作了些准备后，大概是在4月下旬到北京的，因为我记得五一这一天还上过天安门观礼台。

　　《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当时在北京的灯市口大街，艾玲之外还有四个记者，其中一个记者是右派，叫刘群，数这个右派最能干，但他是不能出去的，主要是管北办内部的事情。还有一个叫吴尔祥，很能干，是艾玲最相信的一个，"文革"后他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还有一个叫李根蒂，是延安陕北公学出来的。再一个是女记者，叫吴闻，五十岁左右吧。北办有一辆极小的甲壳虫式的、两个座位的小汽车，这样就有一个专职的司机。还有一辆两轮摩托车，也是这个司机开，他实际上就是通讯员，专门负责送材料到中央文革，然后从中央文革拿材料回来。此外有一个做饭的老头，年岁很大了。我去时的北办就是这么一些人。北办所在地是一个四合院，前院是办公场所，后院是几个记者包括家属住的地方，我们去后也都住在那里。艾玲的丈夫是总参的，所以她不住那里，每天都由那个通讯员兼司机接送她。开始我们写的东西都是手写的，潦草得不得了，看不清楚，后来就又从上海派了一个打字员来。

　　编内参《文汇情况》

　　我去时北办其实没做什么事，因为艾玲他们不熟悉不了解上海的造反派，也不熟悉不了解北京各大学的造反派。等我们去了以后，我熟悉了情况后就跟艾玲商量。艾玲说，张春桥讲因为毛主席说北京的造反派有许多事不跟他讲，所以毛主席要了解他们的情况，张春桥要她做的工作其实就是像过去批判《海瑞罢官》时搞的《文汇情况》一样。因为《文汇报》曾经被毛泽东批评为"右派报纸"，那时《文汇报》记者出去了解情况，别人认为这张报纸是右的，不太提防，所以很多人对批判《海瑞罢官》有意见、有质疑或者是有批判，都直截了当地讲，这些讲话通通汇集在《文汇情况》上，对毛泽东的决策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毛泽东对此很赞赏。但这个情况当时在北京极少有人知道，是高度机密。那时我在写作班里，经常看《文汇情况》，有时一天好几期。可以说《文汇报》后来成为造反报就是从《文汇情况》开始的。所以我跟艾玲讲，《文汇报》是全国第一张造反派夺权的报纸，打着这个旗号出去造反派比较容易接受，而艾玲又是《文汇报》革委会主任。我们就商定，毛泽东既然通过张春桥讲要了解五大领袖的情况，我们的重点就划在五大领袖所在的学校，即北大、清华、北师大、北航和北京地质学院。当时北京的高校分成天派和地派，北大、北航是天派，地质学院等是地派，我去的时候，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所谓五大领袖是北大"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我们实际工作时重点只是四大领袖，北师大我们很少去。因为我们很快就了解到，谭厚兰与关峰的助手林杰有特殊关系，所以她背景特殊，我们觉得还是避开她比较好，只做些一般性的了解，所以北师大我们是很少去的。直到王关戚垮台以后，我们才去北师大了解情况，但是北师大后来涣散的不得了。这时北办连我去了三个，一共八个人，但能外出的是七个人，我们商量的分工是，除了我和艾玲以外其余每一个人负责一个学校。我和艾玲两个人不具体负责哪一个学校，负责每天情况汇总。艾玲因为在文革初期被斗得很厉害，所以不太愿意出去，坐在北办里的时间比较多。我是哪个地方出问题就往哪里跑。

　　当时北京热闹得不得了，一会这个事情一会那个事情，互相之间斗的情况多得很。北办恢复时，艾玲跟张春桥说，我们不了解中央精神，怎么开展工作？张春桥就同意由中央文革出面，凡中央文革或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红卫兵问题和解决各省革委会成立问题的会议，都通知《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参加。这个待遇相当于中央文革自己的记者站。当时这样的会新华社派记者，《人民日报》也派记者，但中央文革了解情况主要通过它自己的记者站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我们要了解中央精神，主要是因为上海方面想了解。当时各省为筹建革委会吵得不可开交，中央文革就将这些省群众组织的头头一个一个叫到北京，常常是周总理半夜接见他们，两派或三派的头目。接见的时候也叫我们去。还有就是中央文革接见红卫兵时也叫我们去。这样的场合都是上海来的三个人轮流去，特别是接见红卫兵，尤其是接见北京红卫兵时，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想知道中央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

　　北办重新开始编的《文汇情况》，送中央文革成员每人一份，并根据中央文革要求送给"毛办""周办"，其他再送《红旗》杂志社、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革的记者站。上海方面除了送《文汇报》革委会外，就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始时送徐景贤指定的市革命委员会里的几个人，即徐景贤、王少庸、王承龙和写作班的人。以后由于情况越来越紧，上海就只送两份，一份送《文汇报》革委会，只有周国荣、邵传烈、朱锡琪能看，一份给市革会的就只送徐景贤了。后来王承龙大闹，文汇内参不送他也是一个原因。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张春桥指示刊头上不要写"文汇情况"，也就是说成了白头内参，什么标记都没有，就是日期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这几个字。这之后，北京方面就只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毛办""周办"，一共五份，其他全都不送了。于是艾玲就说，现在送的人口子越来越小，谁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呢，这样下去我们会死无其所的。后来五大领袖搞武斗，毛找五大领袖训他们，其实毛掌握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北办"的内参。白头内参虽然越出越少，但到我离开北办时还在出。

　　中央文革跟北办关系密切的主要是张春桥，姚文元不大过问的。到后来不断出现江青的指示，指示主要是要去找谁，《文汇情况》送给谁也是江青定的。中央文革里面开始比较关心北办的是关峰，关峰曾经找艾玲去他那里长谈过两三次，谈了不少关于对文革的想法，艾玲有没有报告我不知道，反正《文汇情况》上面是不敢讲的。艾玲给我说过，关峰讲在中央文革每天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犯错误，他跟艾玲讲"你我都应该夹紧尾巴做人"。后来我给徐景贤打电话汇报的时候，告诉徐，关峰给艾玲讲"我们要夹紧尾巴做人"。徐景贤也给我讲要夹紧尾巴做人。

　　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

　　我们在北办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中央领导每天都有接见，主要是接见各省革委会的筹备小组，当时除了上海等少数几个地方成立了革委会，其他省份都成立不了，斗得一塌糊涂。中央就一批一批地把各省的两派叫到北京去，直接解决问题，通常都是由周恩来出来协调两派。这样的接见有时候一个晚上有两场甚至三场。北京高校的两派斗，中央文革也经常会找他们去，他们斗得厉害的时候，忽如其来的会通知去把这些造反派头目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当时我们北办参加的接见主要是这两种，即中央解决各省问题时的接见和召见北京高校的两派。有时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比如说"武汉七二○事件"，中央的人全体出来接见，那是比较隆重的。当时这样的活动北办都有权参加，《光明日报》都不能够参加，《解放日报》更不能参加了，各个省的报纸只有《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能够参加。

参加这样的接见时，我们都会记下中央领导讲话中一些新的精神，除了讲各个省的具体情况以外，主要是他们讲的一些普遍性的东西。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关、戚，他们有一些什么指示，还有周恩来讲了些什么，康生、陈伯达讲了些什么，我们都会及时地向上海通报。但张、姚一般讲得很少。当时徐景贤在上海每天都有新精神，因为他得到消息比人家快。我们当天参加接见，半夜回北办后我就打电话回上海，通报今天的新情况，电话那头是写作班的陈冀德，她记录下来后就报告给徐景贤。这样徐景贤第二天就可以讲出来新的精神，所以那时上海跟中央跟得紧，就是因为派了人去北京的结果。这样的接见参加的多了，慢慢的我们就特别重视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的造反派，其余的接见天天有，到了后来大家都不愿意去了。参加这样的接见，每次去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比如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的接见，我去了好几次。那时安徽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叫"好派"，一派说夺权好个屁，叫"屁派"。中央召集两派开过两三次会，我都去了。最初通知开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到了那里以后，就一直在等，可以一直等到半夜周恩来才出来，因为周恩来实在太忙了。这样一等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真是无聊透顶，因为进了人民大会堂后就不好出来了，而且也不能乱跑动。最初的时候，我们中有些人没去过人民大会堂，都还很愿意去，后来有关各省的接见叫他们去，他们都烦恼得不得了，我就说我要求你们去。一般情况下，中央文革接见北京高校的头头都是我去。艾玲他们原北办的人是不愿意去的，因为他们没有向市革会汇报的任务，这些事情都是上海派去的几个人在做，所以非常累。

　　当时我还年轻，三十岁刚出头。每天一早起来就外出，到北大、清华等学校去，然后晚上回来凑情况，凑完之后要写稿子，再发稿子，经常晚上还要参加中央领导的接见。我记得白天接见极少，大概就两次吧，军委五大将一起参加的，其他的接见全都是夜里，而且都是很晚很晚，尤其是周恩来参加的接见。最晚的一次，通知傍晚六点去人民大会堂，到周恩来出来时已经凌晨两点钟了。

　　上海当时很重视中央文革的人讲了一些什么。当时北京有许多小报和各种各样印出来的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就要求北办的人，每到一个学校造反派的总部，比如清华有"井冈山"，后来又有"四一四"，就去问他们今天有什么材料，问他们要材料。各学校下面的院系也有自己的造反派组织，也都印自己的材料。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有卖小报的，一分钱一张，一次去可以买一百多张，这些小报里除了中央首长的讲话，还有一些历史性资料，比如毛泽东1957年反右时的讲话，还有就是一些乌七八糟的揭露材料，如彭德怀罪状等。从灯市口到卖小报的地方比较近，我每天都从地摊上买一些小报回来。通常我就把五大领袖和这五个学校的材料整到一块，看看有什么新东西，选一选，把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划出来，然后送回上海。后来我知道写作班成员天天抢着看这些材料。慢慢的我发现，我在接见现场有时记不住领导讲话的精神，又不愿作笔记，但等到第二天一定会有小报登出来，所以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新精神，只要去买一张小报，就全有了。这也是一种办法。后来北办那些人就如释重负，问有些活动可以不去吗，我说可以的，去买一份小报，就都知道了。但中央文革的活动是一定要去的，有些小报也不敢登，登了以后会被惩罚的。

　　我在北办时，有时候刚刚睡下去，突然有电话来了，我赶紧起来，问是什么地方的，对方说我是老人家办公室，出了个什么问题，你们赶快去了解一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接到老人家办公室电话，说人民大学有一个苏联回来的、姓孙的自杀了，要我赶快去了解。当时艾玲已经回家去了，我赶紧把北办的人叫起来，去人民大学了解情况。我记得有十来次从"毛办""周办"来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指挥。这就证明北办出的内参情况，在毛、周那里都能看到，而且印象很深。所以他们才会越过中央文革办公室，直接指挥我们。

　　与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来往

　　我们在"北办"的生活忙忙碌碌，了解了很多情况，但一开始就有规定，出去要用脑子记，不许拿出笔记本来，回来凭脑子记的来写，要真实客观，不要有评论。北办的记者都非常辛苦，真正见那五大领袖时，通常都是我去的，因为我有一个《文汇报》北办负责人的身份。那五大领袖讲起来造反了，其实对身份计较得很，你说是记者他根本不理你。比如说聂元梓，她架子大得很，我绕了几个弯子去见她，说自己是《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她就问我，《文汇报》跑到北京来干什么，你们要了解这些情况干什么。我就说，《文汇报》是造反报，全国造反最早，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到北京的情况，在报纸上发表，对上海以及上海附近的文化大革命都有指导意义。我和聂元梓见面，她哼哼哈哈两个多小时，我一个字都不敢记，全靠回去后凭记忆赶快把它写出来。北办有的人记忆力很好，回来很快就能写出东西来，有的记忆力确实很差，习惯于笔记本记，写不出东西来。当时我们写东西要客观，不加自己的评论，主要是要写出阴暗面，比如北京高校的这几个组织和各省的造反派有什么关系，他们有些什么议论，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指示有什么议论。这些东西都是当时了解的阴暗面的重点，至于他们怎么赞美文革，就不需要我们说了。北办记者中吴尔祥比较能干，能够抓问题，艾玲很欣赏他。他这个人比较敏感，他跟我说我们这样搞下去，没有人会了解我们，因为要求保密，哪怕把我们抓进去了，我们也不敢随便乱说，会死无其所的。我发现艾玲就受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话，但吴尔祥是北办几个记者里面抓问题抓得最多的。开始让他跑北大，后来北航、北京地质学院都由他来兼跑，重要的人都由他去见，他抓的情况最多。我带去的两个人都不太行，但我本人每天都会抓一些东西。因为艾玲是报社革委会主任和"北办"正式的主任，有时候要把她拉出去壮声势。有一次要去见老佛爷（聂元梓），就请艾玲一起去。艾玲往那一坐，说几句客气话，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不用问，但她往那一坐，别人似乎就愿意多谈一些。

　　我和五大领袖没有什么私交。蒯大富比较幼稚，和他谈着谈着，他有时候会拿出他写的诗让我看，其实也算不上什么诗，我都会把它记住，回来后写出来汇报上去。北办其他人很吃惊，说你怎么会连诗都会看到，都会记住。我当时记忆力确实很好。蒯大富写了一首什么诗，我们照例都不加评论，如实反映上报。所谓如实反映其实都只有一面，讲好话的一面不反映，讲坏话的一面都会反映。北京的这五大造反组织和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都有关系，还和军队也有关系。有几个地方我们是不去碰的，一是党中央各个部门，还有军委各个部门。我在北办的时候，有人到北办来，要求通过北办向中央反映情况，碰见这种情况，我们都说我们只是上海派来的，只负责给上海报纸写点消息，写点别的什么，我们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

　　《文汇报》以前主要在文艺界，但我去北办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是高等院校，而且高等院校主要在五大领袖。艾玲他们就变得没有用武之地。王关戚垮台以后，江青开始重视文艺界的事情，艾玲就说他们要发挥北办原来的长处，他们原来的长处就是跟文艺界打交道。我请示徐景贤之后，我们的活动范围就扩大到文艺界。艾玲和吴闻等，就又开始跑文艺界了。我也跑过文艺界几个人物。我和艾玲两人经过隔离贺敬之单位的同意，还跑到贺敬之隔离的地方跟他谈过话，谈了之后贺敬之表示支持文革，他可以为文革写些诗，回来以后我们将这一点写在情况上面，贺敬之还真的很快就解放了。艾玲跟我讲，看来我们找他们还是有用的，帮到他们忙了。崔嵬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到他的家去过。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时候我在上海，因为正好回上海汇报工作，所以大揪"军内一小撮"时候我不在北京。在上海时正发生砸"上柴联司"的事，就派我做联络员。那天王洪文是前线总指挥，徐景贤、王少庸坐镇康平路，他们在市公安局给我搞了一辆摩托车，要我把现场的情况报告他们。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当时也坐镇上海"。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我对戚本禹有点警惕。戚本禹的大本营在学部，也就是现在的社科院，尤其是历史所这样的地方。我对历史所一直很警惕，不敢多招惹。

　　在北京时，为了活动的方便我们以北办的名义去找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后来揪斗"五一六"时，把我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一个人挂上钩，说是他们发展我成了"五一六"。其实我跟他们只是访问的时候见过两三次面。

　　离开"北办"

　　我们去的时候说好是去三个月，到了三个月后，刘景清和倪志良两个就回上海了，特别是刘景清不愿意做这事，要回去。他们回去之后就要换人去。换的人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挑选。他们让我继续待在北办，我没有办法，只有继续待在那里。当时上海的写作班有一个核心组，市委机关联络站也有一个核心组，成员有徐景贤、吴瑞武、王绍玺。他们挑了一个党员来北办。真是莫名其妙，在北办除了艾玲和李根蒂，其他几个都是非党员，我也是非党员。这个新来的党员有一个头衔，就是党小组长，其实一共也只有三个党员。这个人原来是上海市总工会的，叫王金鑫，当时三十多岁，比我年龄稍大。他在外面活动的本领很差，整天就监督我。我在北办里被弄得很不高兴。我在写作班时一直都有党支部的，我就属党支部管。但他们现在成立党小组，我知道目的就是要管我，因为这个党小组管不了艾玲，也管不了别人。另一个新来的是团市委的，年轻些，但没有上过大学，没多少文化。

这两个人在北办待了三个月后就回去了。这时我在北办已经有半年了。后面调来的两个人做不成事，艾玲对他们意见相当大，说他们别的事情不干，专门监督人，给艾玲讲起话来也是一副党小组长的面孔，艾玲吃不消他们。他们回上海后，我就向徐景贤提出来，不要再派机关的人来了，机关的人来当不成记者，而且刚刚熟悉了情况，三个月到了就要回去。你既然让我待在那边，我想还是从《文汇报》里面挑一些记者来北京。当时《文汇报》社也有意见，《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变成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办事处，他们自己反而用不上了。《文汇报》的几个负责人都很会闹的。这样，徐景贤就接受我的意见，派了《文汇报》几个年轻记者去北京，这几个都是造反派认为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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