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论研究方法（转自豆瓣）

yangharrylg

倒是每年都会蹭一下国际研究生当代中国研讨班，仰视一下汪晖、温铁军、潘维等等靠谱或者不靠谱学者，为自己的学术知识名人堂里注入感性认识。去年开始，主持的会议的倒不是之前的王绍光了，所以就来了张鸣，又见到了杨奎松？

主题演讲基本谈论的是研究心得，大概也曾讲过，但是一直不曾有时间细读杨的著作，听听讲座，了解下研究路数也挺好。层次是：史料，史实，阐释。逻辑线索是：尽可能占有史料，同情地解读史料，重建史实，阐释往往取决于各自立场。

史料到史实


问题：党史研究面对的是海量的材料，史料本身往往是真实的，但是基本都是不完整的，如何重建史实。
对策：结合不同年代、各种类型（档案、回忆录、口述历史）的史料，做出取舍。
举例：安徽某县，58-62，档案史料齐全，逻辑性强，令人怀疑。结合64年史料（前领导人被批判），文革后领导人回忆录，重建史实。（冯克之大饥荒，大量占有史料，写法值得称道，解读史料出问题）
（关于陕甘宁种植鸦片的问题。史料：永发看到的史料还是不够的，但是永发的考证是没问题的。2. 史实：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币制不统一，鸦片作为准货币；陕北之自然环境，不可能依靠耕种粮食自力更生。）

史实到阐释


问题：往往以后设观念阐释历史，缺乏同情之理解。受制于前理解，对某些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胜任，有些则不能。
对策：还原历史语境，在语境中解读史料。研究可以把握的对象。
举例：孙中山向日本出卖满蒙权益。阐释的不同路向，即民族国家观念成立的史前史，与民族主义的后设式理解。研究毛泽东可以胜任，对蒋介石的理解难以深入。
（有同学提出，能否做到认识之客观？自然是后现代洗礼后的普遍疑问。回答中其实是承认了前理解的重要，而对策似乎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我对后现代史学的肤浅理解没有太离谱，他们算不算史学界的休谟？结果要在舍弃不可解答的问题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认知的共识，从事研究）

所以可以看出是不受后现代史学、社会科学方法影响的历史学者，换言之，较传统的人文学者。
（我依然觉得后现代史学无论怎么解构，似乎也解构不了史实层面的真伪。就像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再盛行，也不能把郭敬明粉饰成张爱玲吧）
（对社会科学式的碎片化解读史料也表示了怀疑，所以也解释了这个研讨班不断出现的不靠谱的社会科学研究，用一堆数据说明一个伪问题，彻底消灭了我作为不科学的人文学研究生的深切自卑。）
而所谓的人文学的特质，大概真是如伽达默尔所言，在教养中不断积累，调整自己的前理解与对象的关系，通过视阈之融合达成理解。对于史料的洞察和对于文学的趣味，大概都是不能传授的，取决于个人持续的积累，可能也关乎悟性。（所以说张隆溪的执念是非常有道理的？~~）

想不清楚的是：
那么杨这一类的研究（茅、桑的研究似乎也是同样模式，大概中国历史学界所认为的最高标准，都是这一类）有没有可以理论化的可能？又是否有理论化或者与理论对话的必要？
理论性研究和实证性研究在什么层面上可以有效对话？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在在什么层面上可以有效对话？


http://www.douban.com/note/325511255/

yangharrylg

@袁长庚
我有一个猜测，年中观察者登了那篇对杨奎松新书挑错的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里面举例说现在杨奎松大概也能体会前几年汪晖被围攻的困境了（没有直接提名字，但是都能看得出来），杨本人可能因为这个并置而心存芥蒂。
他一般很少用一些意气用事的措辞，这次回应汪晖的长文大概是我看过最尖刻的文章了。不过木同学说的有道理，杨本人还是“文人学者”，对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解读是有很深的排斥的。他和汪晖的争论，与其说是左右之争，不如说是方法论之争

@纪恩
恩，我感觉杨和沈志华是很相似的。跟沈接触能感觉到他对材料把握非常多且扎实，在对如此众多内情有深度把握的情况下采取比较中立的态度，我想这也是做学问的境界了。木头上面对杨讲座内容的讨论也令我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觉得这次是方法论之争，另外就是汪这次是自己找上门的。我有这样的想法，在史实还未完全梳理清楚的情况下过分conceptualize可能是不太妥当的；另外，这个conceptualization的结论如果和一些公认的史实有矛盾，那还是需要仔细审视的，不好随便削足适履。。

@木头记
不如说是方法论之争。
肯定的。两者思路完全不同，尤其是两人的粉丝，吵来吵去，黑来黑去，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不能沟通，谁都说服不了谁。但是两个研究思路我都赞成，只是各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但是汪现在的东西，我真没功夫看。你可以评论下？
譬如批评福柯的史实有问题，意义真的不大。但是福柯的史实问题，和汪的史实问题，谁能做个比较？（我这又是高级黑了吗。。。。==）

@木头记
同意。
不过史家也有conceptualization做得很好的，陈大师，余大师啊1。杨、沈的著作不知道有没有这类追求，我真的没认真看过。你尊敬的陈兼应该有做吧。

注释1. 参见拙作，〈论文层次〉，网址：http://www.douban.com/note/325434150/（检索日期，2014年1月8日）

师姐的留言，放在这里：
acornpicker
我覺得有用的是1.歷史原語境的考量，徹底的contextulization 2.微觀研究時注意各種檔案的編織，不丟棄整體視野 3.不同材料的比照印證特別是不同觀點的人所採用材料的對比。但要說誰歷史研究最客觀只能是wishful thinking，沒有各種“前理解”哪有理解。。。//

@袁长庚
实际上，杨是人民大学党史专业出身，不可能简单地导向为“告别革命”的机械论断。我最早看他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百团大战讨论的，当时他批评一个现在看来应该属于“左”的学者夸大了抗战时期共产党后方战场的主动性，但他同时强调，人民武装力量的弱小是当时的客观事实，不能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种狡诈的观望。这有点像木头今天举的延安种植鸦片的例子。我理解所谓contextualization就是这个意思。
但杨这几年被理想国出版社之类的媒体捧得太厉害了，他的许多谨慎之处在大众传媒那儿几乎荡然无存。这次把他推到汪晖的对立面更是胡扯。但这也是当代知识生产的困境之一吧。

是的，我的感觉跟你是一样的。汪晖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后设”研究，比如他用“人民战争”这种政治哲学来解释朝鲜战争，并且拉长了它的历史维度。很难说这种东西“不真实”，因为“人民战争”本身就不是一个现成的剧本，政治斗争、政党、领导人卡里斯马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内容。同样，你把它另起一个名字，XX战争，只要说得透，也行。汪晖做的是“阐释”，基本上是个比较自我的事儿。
杨和沈肯定是要反对这个路数的，因为历史材料，假如不掺入太多的后设视角，是得不出这个结论的，它的断裂性、不兼容性，以及当事各方的不同解释，怎么可能一锅烩呢？

本来两边应该认真坐下来，谈一下，但是好像没这个趋势，大家也没这个时间

@木头记
汪晖之研究文学大概亦是如此，之前关于破恶声论的研究，也是挖掘旧文本的现代意义。作为文本的文学作品与作为文本的历史事实估计还是不一样。所以汪杨之争是不折不扣的文学青年与史学青年两条道路的对抗~~

@DQ
杨奎松帮汪晖上头条这事，问题还是在“跨界”。杨要守的是近代史这个学科的“门户”，反对汪晖思想史的路数，所以他在文章里一直在强调汪晖对党史是门外汉。学科分类实际上是对市场模式的复制，把知识生产工业化了，跨界是要打破这种体制，萨义德就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得是“业余的”。

@木頭記
所以两者其实是有对话的空间的。但是现实中对不上。
各学科有各自的傲慢与偏见，除却知识生产的工业化，也是建构身份认同的关键？

@DQ
变成一种文化资本了。陈嘉映就开玩笑说他现在只敢谈维特根斯坦，而且是晚期维特根斯坦，甚至只敢谈晚期他对宗教的想法。陈有一个想法，就是各学科都提供一个知识平台让公众思考。比如史学就是厘清史实，在这个基础上其他人都可以展开讨论，而不是说除了近代史专家，其他人都不能谈近代史。另一方面，如果你要谈近代史，就得尊重已有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