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若雄批判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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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若雄    批判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始末


《百年潮》 2007年第6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插-手、操纵下，新疆的斗争锋芒直接对准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特别是对准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王恩茂，大张旗鼓地批判王恩茂在新疆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即“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并株连了一大批在新疆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和群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险恶用心

　　 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心积虑地给新疆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人王恩茂扣上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帽子，意欲通过批判王恩茂在新疆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打倒王恩茂，进而以王恩茂在革命战争时期是贺龙的老部下和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新疆各级领导干部大多来自贺龙领导的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零师为借口，打倒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贺龙，除掉妨碍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障碍”。正如林彪自己在一次会议上所讲的那样，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
　　王恩茂自1928年参加革命后，曾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等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由三五九旅发展起来的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军政委，并同二军军长郭鹏一道率二军进驻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1952年7月，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政委。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任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长期主持新疆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王恩茂曾长期在贺龙手下工作，是贺龙的老部下。“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正是利用这一点，批判王恩茂在新疆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以打倒贺龙。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迫不及待地要打倒贺龙，是有着深刻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的。
　　1942年春，贺龙出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专门同贺龙谈到林彪，讲林彪在遵义会议时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7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与贺龙的这次谈话内容，后来被林彪知道。另外，1938年林彪参加洛阳会议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后来被贺龙的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再加上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龙夫人薛明劝林彪夫人叶群应向组织讲清自己1937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播音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CC系举办的壁报投稿等问题。不料叶群为此撒起泼来，拒不向组织讲清楚。
　　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他生怕会被贺龙揭发出来。特别是自1962年2月起，林彪因病不得不休养，贺龙开始暂代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身体不好，不宜继续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由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林彪由此认为贺龙夺了他的权，对贺龙更是怀恨在心。
　　贺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军队各项工作很快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是他同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进一步委贺龙以重任，威胁到自己的地位，成为他阴谋夺权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样，“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林彪就开始密谋搞掉贺龙。他指责罗瑞卿反党，说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文化大革命”刚一爆发，林彪就对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并告诉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来校联系进驻一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提出质疑，但大字报中并没有点任何人的名。林彪一伙却以此为借口，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不仅疯狂迫害贺龙，而且开始打击包括王恩茂在内的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零师的大批干部。

　　批判初起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一伙为了能很快打倒贺龙，对王恩茂极力地拉拢和“争取”，要王恩茂起来揭发贺龙，但被他拒绝。为此，林彪认为王恩茂不可救药，说“王恩茂同贺龙在新疆搞了很多的鬼，人拉着他不走，鬼拉着他飞跑”。
　　林彪一伙将1963年罗瑞卿到新疆视察工作，受到王恩茂的接待；1964年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原红二方面军干部、贺龙的外甥女婿)奉毛泽东指示，到新疆察看军事地形，同王恩茂研究新疆“反修”斗争问题等两件事，硬是无中生有地说成是贺龙要把新疆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基地”，指使王恩茂搞“兵变”。1965年10月，值新疆自治区成立lO周年庆典之际，党中央为了表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决定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包括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7个部委，25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共65人)前去祝贺，同时随团参加庆祝活动的还有5个文艺团体的数百人。9月下旬，中央代表团离京前，正逢党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刚刚结束，王恩茂向参加会议的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各大军区负责人发出到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典的盛情邀请。这样，就有不少大军区的负责人向贺龙要求，让他们随中央代表团一起到新疆参加庆祝活动。这一要求经请示***，并且得到周恩来的批准。当时到新疆的有北京、沈阳、济南、武汉、成都、广州、昆明、南京和福州等军区的司令员或政委。对于这样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林彪却认为贺龙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于是便一口咬定这次庆祝活动是贺龙在“拉山头”，诬陷贺龙带着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是到新疆密谋“搞兵变”，王恩茂是“搞兵变”的“急先锋”。
　　林彪从此认定在新疆工作的以王恩茂为首的原红二方面军和八路军一二零师干部都是贺龙的“死党”。“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使新疆的一些造反派组织攻击新疆是“独立王国”、“一潭死水”，诬蔑新疆自治区党委“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并提出“炮轰区党委”、“火烧王恩茂”等口号。林彪一伙还四处散布什么王恩茂“不听毛主席的话，不听林副主席的话，不听中央文革的话”(即所谓“三不听”)，“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等言论，从而掀起批判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第一次高潮。
　　1967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时，王恩茂也受到接见。在接见时，毛泽东表明了对王恩茂采取保护的态度，说“红卫兵造反派要打倒你”，但“打不倒”。1968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考虑拟定王恩茂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此时，许世友已到江苏省，同军内的造反派见了面，讲了话，与军内造反派和地方造反派的对立有所缓和，创造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许世友得以出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对此，南京军区政治部专门发电报告中央。毛泽东看了这个电报后，立即批给陈锡联、韩先楚、王恩茂阅。江青派人把毛泽东的批示送给陈锡联、韩先楚、王恩茂看。由于王恩茂阅后只写信感谢毛泽东对他的关怀、爱护和教育，没有写信感谢江青，因而得罪了江青。4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周恩来主持下，召集新疆两派代表和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空九军干部开会，对新疆两派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江青在会上指着王恩茂的鼻子斥责：“你的态度是最坏的，你长时间是跟刘少奇，只有少数时间是跟毛主席。你对毛主席有‘二心’，你为什么不到造反派那里去?你到造反派那里去，造反派捅你几刀子我才高兴。”从而导致这次会议无果而散。会后，造反派在北京、新疆、全国各地到处散发大字报、传单，散布江青说王恩茂对毛泽东有“二心”，要打倒“王二心”，使得林彪一伙掀起的批判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阴谋活动再度升温。
　
　　再度升温
　
　　1968年夏，中央把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负责人和部分地方干部集中到北京办学习班。经过多次反复，直到8月底，在中央主持下，取得了在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一致意见。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了《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9月5日，“大联合、三结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在乌鲁木齐成立，统揽自治区党、政、财、文大权，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调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龙书金任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新疆军区司令员。根据毛泽东和中央的安排，王恩茂仍任新疆军区政委，并被结合进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任副主任。
　　林彪、江青一伙对没有彻底打倒王恩茂十分不甘心。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后，林彪在同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谈话时仍诬陷说：“贺龙和王恩茂搞了鬼，把新疆搞成了独立王国。”黄永胜也在接见新疆军区主要负责人时说王恩茂犯了“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的错误，并责成新疆军区立即召开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由此，新疆再次掀起揭批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浪潮。
　　1968年11月，新疆军区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新疆军区主要负责人根据林彪、江青的旨意，对王恩茂进行了批判，并在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说：“王恩茂和军区党委常委少数人长期以来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独立王国。”11月28日至12月13日，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对王恩茂进行了批判，大批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新疆工作的成绩，认为“新疆十七年好像没有解放，实际上***没有执政。”12月12日，又以新疆军区党委名义向军内各级党委下发“打倒王恩茂”的电报，在全疆军内外引起极大混乱。12月25日至29日，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在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二月逆流”在新疆的流毒很广、很深、很严重。王恩茂就是秉承“二月逆流黑干将”的旨意，在新疆大刮“二月逆流黑风的急先锋”，使新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乎遭到夭折。王恩茂不听毛泽东主席的话，不听林彪副主席的话，不听党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话，大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长期地、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非常严重。号召彻底揭发批判王恩茂“三不听”、“两个主义、一个王国”，彻底砸烂他这个“独立王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2月28日，造反派把持的《新疆日报》发表《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社论，以整版篇幅公开点名批判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王恩茂，并把不同意批判“二月逆流”的广大干部群众诬蔑为“绊脚石”、“阻力”，号召要冲破“阻力”，搬掉“绊脚石”。1969年1月10日，王恩茂竟被押上大卡车在乌鲁木齐游街。毛泽东、党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派飞机将他及其全家接到北京。
　　196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坚决贯彻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的决议》作了批示。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军区主要负责人借着这一批示，在新疆继续煽动大批“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给王恩茂扣上“新疆独立王国的总头目”、“刘少奇黑司令在新疆的头号代理人”、“新疆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二月逆流的急先锋”、“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等帽子。随后，又在各级领导干部中揪王恩茂所谓“独立王国的第二套班子”，挖贺龙的社会基础，使一大批领导同志遭到诬陷和打击。
　
　　风浪平息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
　　1971年10月15日至11月25日，新疆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召开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批林整风”运动。然而这次会议只用5天时间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却用其余时间再次批判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的王恩茂，继续揭批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提出要把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同深入批判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联系起来，要“上挂下联，不绕中间”，要“不怕反复，不怕派性回潮，不怕停工停产”。这一做法实际上转移了批林斗争的大方向。
　　1972年1月24日至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着手解决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林彪事件后所犯的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2月18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常委临时扩大会议，传达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决定停止去年10月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收回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文件。3月25日，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在一系列问题上背离了斗争的大方向，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1972年7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党委《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关于贯彻在北京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发[1972]26号文件)。中央在批语中指出：新疆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调整新疆自治区和新疆军区的领导班子，由赛福鼎·艾则孜代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政委曹思明代理新疆军区司令员。
　　1973年6月3日，中央宣布改组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班子，赛福鼎·艾则孜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革委会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杨勇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曹思明任自治区党委第三书记、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随着中央对新疆自治区党政军领导班子的改组，由原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在揭批林彪集团罪行时掀起的继续揭批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风浪被平息下去。
　　1979年1月19日，新疆自治区党委作出《关于处理新疆文化大革命中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上报中央。3月17日，中央下发文件，批准这一决定。该决定第四部分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问题时指出，事实证明，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是林彪、江青一伙强加在王恩茂头上的本来就不存在的罪名，是原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为了打干部、整群众、捂盖子、保自己、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一个阴谋。应全部推倒。因所谓“两个主义、一个王国”而受到株连、被批判、被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应一律平反。至此，所谓王恩茂“两个主义、一个王国”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