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凤县“文化大革命”及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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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历史伤疤,痛定思痛,撮要志之。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发表后,丹凤和全国一样,从县城到各乡掀起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大会,从而拉开丹凤县“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一、从教师“开刀”
7月,举办丹凤县暑期教师学习会,所有教师不准请假。各区、社和大型学校选派贫下中农和学生代表参加学习会,作为“革命动力”。寺坪小学教师彭某于学习会报到之日服毒自尽。
参加学习会的所有教师,分住丹中和东小、西小3处,各处皆日夜大门紧关,各个会场大字报铺天盖地,触及384人,占到会教师708人的54%。大字报揪出的“黑帮分子”均须接受批斗,且要遭到:“狗头低下认罪”、站凳子、挨棍子、闪耳光以及扫厕所等惩罚。斗争会无限上纲,将平日闲聊笑语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燕山夜话”。丹中某教师跳井自杀未死,从井中捞出继续挨批斗;东小教师王某翻墙逃至龙潭自杀未遂,被捉回再批。学习会历时57天,大会斗争7人,中会斗争71人,批判26人,小会批判78人,最后开除23人,撤职和其他处分8人,押送南寺集训队继续审查64人,遂使教师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二、“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7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后,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红卫兵”入境“点火”。本县“红卫兵”应运而生。“红卫兵”们第一仗是跃身上房打脊兽和一切建筑图案,说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且逐步由城镇扩展到农村。他们戴着“红卫兵”袖章,结伴闯入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搜查“四旧”,发现古版书及陈轴字画,特别是家谱、志乘、神轴均统统烧毁,铜、瓷神像及古玩全部砸碎。丹凤著名古建花戏楼、棣花金建二郎庙、武关城楼、商镇宋墓、白阳关明建四层绣花楼亦被破坏。充满街巷的“造反有理!”,“打砸抢万岁!”“革命的打砸抢好得很!”等大幅标语,为上述打家劫舍行为壮威(有人给这种标语批上“李长友(豫省乱军)来了!”“老毛海(国民党广东部队)来了!”表示愤慨)。大搞“唯成份论”、“血统论”,说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将“地、富、反、坏、右”子女划为“黑五类”。
三、夺权罢官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丹凤县委、政府及各级党、政机构均先后被“造反派”夺权。95%以上领导干部成了“走资派”一律靠边站。继而又“砸烂公检法”使社会秩序空前混乱,完全陷于无政府状态。县委书记刘长凯肋骨被打断,其妻白成英因株连被打断胳膊。县委副书记杨修道被打成精神分裂症,于1967年9月20日上吊自杀。10月15日,被挂牌游街的领导干部、“学术权威”19人。县委书记刘长凯挂75斤重牌子,用铁丝拴着;党校教师刘廷义挂整块床板,用湿草绳拴着左右拉锯,且边走边打,脖子上鲜血长流,昏倒了架起来继续游斗。后送峦庄“五七”干校“改造”。
四、两派武斗
“丹凤县无产阶级联合总部”(简称“联总”)、“丹凤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为丹凤县两大派,均自称自己是造反派、对方为“保皇派”。一时,亲朋因派性反目成仇;父子、兄妹、夫妻之间因观点不一,造成家庭不和,甚至不给“保皇狗”吃饭。政策、原则、道德、良心统统被冲淡,一切以派性划线。两派之间开始只是街头辩论、大字报相互攻击,之后,逐步升级,由谩骂到械斗而动枪动炮。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对本县的武斗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10月武斗” 1967年8月23日,一派砸烂公检法,绑架公安局副局长。一派立即成立“龙驹文攻武卫兵团”。8月25日,双方游行相遇,短兵相接,共伤10人,丹中一学生大腿被戳穿。是为十月武斗前奏。10月19日黎明,占领西关,西环路,以广播站为前沿指挥所的一派攻入副食公司,洗劫车站食堂和公司烟酒库,打伤6人,当场打死2人。此后,另一派占领副食公司、人委(县政府)、搬运站;一派占领丹中、邮电局、葡萄酒厂、药司,相互对垒,县城商店关门、工厂停产、学校停课。10月31日中午,19日受挫的一派千余人包围丹中,进行报复,炸毁丹中大门和紫阳宫戏楼,当场打死4人,逼使对立派连夜逃往西安。武斗队进入丹中,使图书、仪器、桌凳等设备严重损毁,酒厂车间被砸。对立派走后,该派捆绑、拷打对立派未逃成员。
“7·3武斗” 1968年3月10日,丹凤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出布告将一派头目打成“反革命”。该派伙同洛南“二、三司”、商南“捍卫军”数百武装,于7月3日从东西夹攻县城。另一派成员从鸡冠山向洛南夜遁(无伤亡)。后“革委会”成立冠山、秦岭、延安、南昌等支队,以一派为骨干,配发枪支,自造手榴弹,追剿另一派。
“7·26武斗” 7月26日,南昌支队在寺坪张家村当场打死某派6人。“南昌”支队亦死亡3人,革委会追认其3人为烈士,享受抚恤。某派死者被称为“反革命”。
“7·29”武斗 某派东路武斗队,7月29日拂晓包围桃花铺小学,当场打死井冈山支队9人(其中将俘虏的3名学生、1名教师就地枪决)。
“8·22武斗” 8月22日,双方在寺坪八里沟枪战中,打死4人,伤4人。此战首次使用小钢炮。
“革委会”支持的一派占上风后又殴打、捆绑另一派成员。邮电局工人刘某,药司职工彭某,留仙坪农民左某皆被迫害致死。
武斗期间一派“抢”了寺坪粮站、银行营业所;另一派去柞水、韩城、铜川抢枪300多支,机枪3挺,子弹万发及四方岭炸药库抢炸药。
1968年秋,省军区派部队来丹凤,在铁峪铺收缴一派枪支,回县城收缴了另一派枪支,武斗始熄。五、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7月24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丹凤县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由于极左思潮及派性干扰,清理范围不断扩大。清理“叛徒”,使一批老干部蒙冤受屈;清理“特务”,把许多国民党时期的学生活动视为特务活动;清理“走资派”,将大多数领导干部定为“走资派”;清理“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更是“为渊肥鱼”。共计清理对象2187人,占全县总人口10%,其中951人被斗争,117名干部、职工被开除。民主人士田锡候,(丹凤县各代会副主席、教育局长、中学校长)被斗争开除后,上吊自缢(“文革”结束后平反)。
民主补课是清理阶级队伍主要内容,1968年9月8日,县民主补课座谈会认为“丹凤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多,应深挖”。于是各公社补划的地、富比土改总数还多,县革委会一晚上就批准地富成分589户。茶房大队,李某一生挑担为业,怕划为地主自杀;另有李某家境稍富裕,被划为地主,多次挨批斗,直至病亡。
六、“一打三反”
1970年11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丹凤开展“一打三反”(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运动。分三期集中国家职工、干部1500余人进行集训,大搞逼供讯。大峪卫生所医生杨某、商镇中学事务陈某、峦庄银行营业所出纳陈某俱因畏惧威逼而自杀。计全县1438人被列为审查对象,整理出材料的有621人。156名公社级以上领导被批斗、处分。46名干部职工被开除。
七、两支宣传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域
1968年3月,毛泽东主席发出“工宣队进驻学校”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丹中、商中等规模较大的中小学均进驻“工宣队”、“贫宣队”。农村中小学交大队管理,以“结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校长成为傀儡,教师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校成了“生产队”,整天劳动。贺家村“五七”学校一时成了学工、学农样板,商洛各县前来参观、取经。更加造成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日益混乱。之后,又将全县小学下放给大队管理,教师待遇成为工分加补贴,吃农村粮,生活得不到保障。工宣队、贫宣队同时又进驻金融、财贸、供销系统,严重干扰各进驻单位正常工作秩序。
八、割资本主义尾巴
“文革”期间,派工作组下乡开展“路线教育”,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准搞副业,担柴卖草,出卖瓜桃李枣、药材、凉粉、蒸红薯、草鞋、笤帚及养羊、养兔……均视为搞资本主义,统统要割掉。在路边种几窝南瓜、几苗蔬菜都要受批判。农村四大匠出外做工,每天缴生产队后只剩二角钱。赵家沟吴某是有名的挑猪匠,手艺高,光景好,被大会批判3次,儿子也被隔离交待问题两个月。1975年,本县推行毛远新提倡的哈尔套“社会主义大集”经验,私人货物又不准上市。遂使土特山货卖不出,生活日用品又无钱买回,窒息农村商品交换。一个中层干部家中养有几只鸡鸭、鸽子和金鱼,被冠以“海陆空三军司令”,隔离审查,大会批判。
“文化大革命”把丹凤经济推到崩溃边缘,人民生活水平急骤下降,有的生产队,劳动日值仅几分钱。向称白米窝的两岭村每人每年只能分得二三十斤。
九、拨乱反正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喜讯传来,丹凤人民敲锣打鼓,欢呼雀跃,放炮,狂饮。城镇市场,爆竹、酒类一时抢购一空。由此开始了拨乱反正。
1977年,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反动流毒,全面开展“揭、批、查”。在中共丹凤县委“清查办公室”领导下,揭露两个反革命篡党集团夺权的罪行;查清“文革”十年死伤人员、抢劫财物案件。总计死于武斗者51人,其他非正常死亡20余人,重伤百余人。抢粮132万斤、布597尺、药品(折价)2040元、炸药8吨、雷管19万个、现金7000余元,合计共耗资(包括实物折价)约200余万元(破坏文物和对工农业影响减产尚不计算在内)。对其直接责任者均酌情给予政纪、法纪处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8～1979年为全县“右派”摘帽,恢复名誉。开除公职的收回安排,补发工资。1979年又根据中共中央文件精神,为本县地主富农摘帽,改为社员成分,卸却其精神枷锁。县委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纠正建国以来各个时期所有冤、假、错案。对尚有工作能力的重新安排工作,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一些有真才实学的,安排在适当岗位,发挥其作用。
1981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后,本县根据《决议》精神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使“文革”流毒逐渐肃清。及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农村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全县人民开始迈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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