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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近距离观察毛左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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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5 07:43: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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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其实也曾是“零距离”,乃至“负距离”,因为我自己就曾是一位毛左。从出生起,就被放进一种个人绝对崇拜的氛围里,“是和妈妈近,还是和毛主席近?”这是周围人们,乃至母亲都训练过的项目。自然,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响起时,接受起来就毫无距离了。
生活在外省小城,文革后期的质疑暗流,并未浸染到一心准备上山下乡的少年。
当然,进入大学后,很快就被冲刷掉了——在那个风起云涌的1978年,没有什么迷信不会被冲刷掉的。而且执政党也在检讨历史,全面否定文革,就以为那种历史情形,那种意识形态,早已是明日黄花。
所以,当1990年代末,我第一次遇到老Y时,着实大吃一惊:毛主席竟然还可以被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彭德怀庐山会议被整肃竟然是因为里通外国?仿佛乾坤大挪移,一个以为早已消失了的时代,又被召唤到眼前。
吃惊之后,当然是激烈的辩论。我的每个“有力”的反驳,在他似乎都不是第一次遇到,也都被他非常“老道”地驳回。多年后,我们共同的朋友、一位老报人还忍不住叹息道:“真受不了老Y对文革的态度,我都不想再见他了。”但似乎又没人能拒绝他,拒绝由他的激情四溢和社会关怀,他的庞大资讯和开放的态度所形成的魅力……
初次见面几天后,他就来找我了。他滔滔不绝地谈自己的经历,谈到地方文革事件和人物,对于当时才刚读小学的我,还是唤起不少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
比如谈到某位风云一时的大学生领袖,我曾目睹过他莅临家乡小城时的盛况。老Y说:“你想见他吗?就住在你附近。”我当然没这份兴致,老Y也感叹:他已经背离了当初。不过,十多年后,我在一份声援韩德强殴打老人的联合声明中,又看到这位造反派领袖的大名。
老Y的经历则更为传奇。他曾经坐过四次牢,其中三次是在文革期间。言谈话语间,他曾是全省最大、也最有名的造反派组织的组建者之一,但我搜索尽记忆,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那些组建者,有的做了九大、十大的中央委员,有的虽遭不测,但仍赫赫有名。老Y在哪里?
多年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答。原来这个造反派组织在组建过程中,就遭遇曲折:最初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在该组织成型之际,统统遭到清洗;最终浮出台面的,则是获得更高权力支持的摘桃者。我感到了文革历史的复杂。
但我也很快发现,老Y的精彩讲述是有脚本的。第一次听闻,你会被深深吸引,但如果你又带了新的朋友给他,同样的故事,包括其间的起承转合,又被重复了一遍。在其他经历曲折的年长朋友那儿,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看来,自我叙事,对于一个步入年迈的人,乃至一个步入年迈的民族,有多么重要!
那时,老Y和老S创办的民间沙龙,已经持续了多年。后者是一位高干子弟,从30岁起就致力于为中国的未来开药方,也因此放弃了商途和仕途。两个人只有一处相同:都有强烈的社会关怀。
事实上,沙龙的几乎所有成员都不认同老Y的历史观,但他却并不显得孤立,因为大家也同时和他分享着相同的现实关切。
这个民间沙龙特色之一,就是不断请南来北往的思想界人士去讲座。那时老S已经上京下卫,和思想界各派打得火热,许多人都是他请来的,左右各色,光谱复杂,但新左派居多。
如果按今天的划分法,那些被请来的新左派中,不少应该属于毛左。可那时还没有“毛左派”概念,今日的毛左人士还借壳于“新左派”中,几年之后才从新左派中分化出去,重新命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造出了远比新左派大得多的声势。
由于老Y的关系,我逐渐接触到其他的毛左人士,当地的,外地的。就像沙龙习惯了老Y一样,我也开始习惯这些人士的各种说辞,甚至会对每个人的讲述生出八分好奇和五分同情。
应该说,对毛左人士的这份耐心和倾听意愿,正是在与老Y的长期交往中无意中训练出的。在朋友中,我是属于爱与他争论毛与文革的人,但也发现,只要你不去触及那段历史,他从来不主动提及。渐渐地,我也就提不起劲儿来,严肃的辩论也仅剩下偶尔的调侃。
人们之间的分歧,最根本的恰恰是对事实认定的分歧。而事实之于不同人,是从不同的侧面而呈现的。我曾解释老Y之成为毛左派,是因为他最辉煌的岁月,他所有的青春和美好记忆,都粘着在那个可让普通小工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而我这么说时,他总是一声叹息:“你太不了解我。”
似乎从2001年起,老Y就致力于知识界的左右联合。他和老S、王宏川等沙龙成员,曾邀请自由派、新左派(那时还没分化出毛左派)、新儒家学者去北戴河聚会,试图形成一种对话,但效果并不昭彰。他本人也是在那前后提出了“二三四”的主张,其中包括“文革大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结合”。这个主张,《思想》杂志在对他的长篇访谈中,曾有详细交代。
面前说过,通过他,我认识了不少毛左派人士;也是因为他,我开始对他所在的思想派别有了兴趣。我逐渐发觉,外界所心目中的毛左派印象,基本上是被“乌有之乡”打造的。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去读另外一些毛左派论者的文章,就会发现在一种理论和历史奇异组合的冗长论述里,却表达出另外的内容。如某文根据毛曾经的论述,提出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是敌人,而是毛派的同路人和团结对象。
这和乌有之乡的主张真是大相径庭。事实上,在2010年前后,毛左派就经历了一次分化,当乌有之乡公开提出“救国,保党,反帝(美),锄奸(自由派)”的八字方针时,毛左派的另一批人则坚持原教旨。双方论战的激烈程度远超于与自由派。
老Y自然属于分化后的原教旨派。但这种“原教旨”,已是一种提纯了的历史想象和人物想象,与历史本身无涉,所以也不去处理与真实历史的矛盾和悖谬。这正是自由派网友和毛左派网友争持不下的焦点。
不过,这里也内含着一个新的出发点:用提纯了的历史想象和人物想象,同样可以解释和批判现实。我有一次跟着老Y去听他在一个毛左派沙龙里的讲座,就听他向在座同仁提出:在当下和未来中国,毛派是否一定要反对市场经济?是否一定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他一边讲一边引述毛的论述,令人眼睛一亮。
而推动左右各派的共识和联合,则一直是老Y操心的事情。前几年他来和我这儿的年轻朋友们座谈,就曾激情洋溢地说:“毛派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看你们自由派了?”见他眼神停在我脸上,我乐了:“盯着我干吗?我又不是代表。老实说,自由派不成派,也就一思想意识,没有谁能代表它。”
“不过,”我沉吟了一下,还是试图顺着这个思路去想,“倒也不是没有可能,那需要双方的克制,想一想如何搁置争议,至少不要一见面就算历史帐,历史问题各自表述,现实问题形成共识。”
但我知道,这很难,当人们的意识还大多停留在“意识形态”阶段,还仅满足于争“谁的真理为真”时,那属于“实践”阶段才有的事情,肯定会被高涨的情绪和极端的审美体验所压倒。

小W是我认识的年轻毛左朋友中最有见识的一位。有一回,我路过他所在的城市,由于时间不够,便把他和要见的一位前学生约在了一起。当后者得知小W是如此观点时,十分惊讶:“太荒唐了!”小W冷静地反问:“怎么荒唐了?”
接着便是你一刀我一剑的常见口水战,只是在这一问一驳、一招一式中,小W始终不动情绪,语调平淡,仿佛一个久经沙场的老手,面对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我一时忍俊不禁。
显然,这是在演绎我第一次遇到老Y的一幕,也是演绎“自由派”人士初遇毛左人士时最常见的一幕。如果对方也是“初遇”的话,那就会是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
争吵次数多了(这种情形大概很少见。一般“初见”之后,就会把对方屏蔽在“朋友”之外),便会从“争是非”,发展到“以争是非为乐趣”,也就渐渐有了同情的理解,有了认真的成分在里边。
对我而言,偶尔脑中还会闪过一个断念:“以‘毛左派’为方法。”
这自然是套用日本学者的“以中国为方法”和台湾学者的“以亚洲为方法”。意思是:如果仅仅限于一种“是”和“非”的二元对立,那么争吵便不能使自己在心智上获得什么,仅仅巩固了自己原有的定见而已。
但如果不把对方当“怪物”,把对方的想法、说法当“奇谈怪论”,恐怕就会追问:他何以这么想,这么说?他在这么想这么说时,包含了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如果彼此问题意识相似,何以他持那种立场,而我持这种立场?如果相反,差别在那里?等等。
无独有偶。在那次老Y邀我去参加的“毛左派”沙龙里,我就听到一位中年男子发言说:“要想继承毛泽东,就得跳出毛泽东。”这就是老L,我们后来成了朋友。
有了这种自觉,再见毛左人士时,我就基本上是以倾听为主,当然也伴以追问,只是到问清为止,不主动争论,除非碰到可讨论的对象。
但却从不陌生“自由派”和“毛左派”的激烈争论场面。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座谈会,与会的多是年轻人,而且多半对当代思想论争不甚了了。但年轻毛左朋友小Z却是有备而来的,他是网上的活跃人物,对网上自由派的历史观也有些熟悉。
在小Z正式发言前,座谈会上就已经有了点火药味,但尚在秩序之中。小Z一上来就宣称“: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被三种意识形态洗了脑,变成了走资派的应声虫。一种是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崇尚西方的意识形态,还有一种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
小伙子几句话还没说完,我就看到不少与会者面起愠色,待他话音一落,就见一位女孩霍地站了起来,怒斥道:“你说别人被洗了脑,你怎么看不到自己就是被洗脑的!你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还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势……”
一石激起千层浪,观点对立的双方立即陷入一场混战,场面失控。
后来在与小Z的单独交流中,我曾坦率地说:“那女孩话糙理不糙,你所谈的我也不能接受,因为那也是来自意识形态。”我就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了自己怎样形成看法的历史过程,“我不能说我的看法就是历史,但相比你所言,肯定更接近历史。”
我发现他听得很认真,并无见异见就抵触的表情。
同样,我后来与“反方”的年轻朋友见面,也谈道:“其实小Z所言的三种意识形态,并非你我身上都没有。也许我们和毛左派意识形态相反,但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却可能很近。比如,我们喜欢一种价值和一种制度,碰巧这种价值和制度就生根在一些国家,我们是否也爱屋及乌,这些国家的一切都让我们信赖?市场经济也许是最不坏的一种经济制度,但我们是否曾迷信它可以拯救一切?”
当然,我知道,这种对话只适于喃喃自语式的私下交流,而不适于论战。论战的场所,永远由高声呐喊出的意识形态所主宰。正是在会场乱成一片时,我听到与小Z一起来的小D,很委屈地说了句“肯定毛时代,并不是要回到毛时代”,但淹没在激烈争吵的高分贝中。
任何一种活跃的思潮,都有这种思潮所赖以产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有承载这种思潮的个人发生史。与其满足于仅仅从“外部”批判,不如深入内里,在“同情的理解”之际,寻求切实对话和“内部”批评的契机。
我在网上见过分析毛左派构成的帖子,说到其中部分人属于文革“三种人”,用了“残渣余孽”这个词儿。而我前两年,确曾访谈过几位这样的人士,并专门询问了他们在1976年10月时的个人感受。
他们都已是60多岁的老人,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当时,无一不是“创伤性”经验。其中一位当时正做公社书记,显然不是一般的庸碌官僚,而属于“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代,结果在“揭批查”时受到撤职查办,家庭也受到影响。
一位是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回到插队的地方当农民,但在物换星移之后,却像一片被抛弃的草芥,想重新选择而不得,直到多年后以招干方式重新回城。
一位是工人,虽没有外部经历上的巨大曲折,但却长期过着一种有口不能说的被压抑的生活……
文革后的“揭批查”,带有阶段性转型正义和政治报复的双重性质,而后者在许多具体的人和事上更为明显。虽然相比以往的清查运动,它要温和得多,但仍然使一群人带上了文革“残渣余孽”的红字,饱受世间的歧视和屈辱。
这是一种未被记录的历史,再次体现着“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铁律,也不可避免地埋下社会裂痕的种子。
我接触的一些70后、80后的毛左朋友,则有着各不相同的成长经历。有的是受家庭影响,有的则源于个人阅历,如前面提到的小W,少年时在乡村难觅课外书,只有一户人家里有一些马列著作,便常借来读。读大学后关心社会问题,很快在“新左派”“毛左派”那里找到了共鸣。
但也有一些人是从自由派转化而来的。如我曾遇到的一位三十八九岁的普通公务员,几年前还是吴敬琏的信徒,如今皈依“毛左派”,对前崇拜者一脸不屑;而前面提到过的老L,年轻时曾经追随过包遵信。
从一些公共事件中,人们会感到“毛左派”有崇尚暴力的倾向,比如去年“9·18”反日游行时,韩德强博士暴打一位80多岁老人后,迅速得到了2000多名同道的联名支持;一个流传的视频,也活生生地展示了郑州街头几位毛左老人对另一位老人痛加围殴的场面。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你看到的毛左人士除了观点之外,与你并无异常。当然,这很容易被人拿民粹主义、拿阿伦特笔下艾希曼的两重性来解释。
在一定限度内,我也承认这种解释的犀利性和批判力,但却还是一种外部批判,无法把问题带入更深一层的思考:毛左派的迅速崛起,与中国大陆自由派的“欠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中国自由派并非西方自由主义的舶来品,它虽以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为思想资源,但却是当代中国困境,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最直接的反应。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自由派(包括其前身“新启蒙”)是中国最土生土长的东西。
正是这一土生土长的“内生性”,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的发展路径,或曰“路径依赖”——总是对“极左”的反动,而且大多是条件反射性的。你“左”,我就“右”;你计划经济,我就市场经济;你社会全面控制,我就民主自由……
所以,当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作为最具批判性的思想派别,却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当“公正”也成为当务之急时,仍然觉得中国唯一当务之急的,唯有自由;……
不是自己所持的观念内容,而是所持观念的那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障碍了许多“自由派”人士的视野,使其变得僵化教条。而这种思维方式,却正是脱胎于毛时代。
我在与毛左人士的交往中,时时感到他们对“自由派”的误解,也时时感到“自由派”本身的不足,正如台湾网友“尼玛”在一篇网文中抱怨的那样:“部分中国自由(民主)主义者在社经公正问题上的看法,似乎右到比《经济学人》还要更右。”
当然,不止是社经的公正问题,在民族、国家问题上,“自由派”也几乎空出了一个完整的领域,那种先“内”后“外”、以“部分”合理性充任“全部”合理性的思路,正是其在这个问题上失去吸引力的症结所在。
从对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反对者那里感受到自己的不足,这恐怕是“自由派”要做的最重要的功课之一,如果它想成为一个内在于中国、并切实推动中国进步的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派别的话。
而我正是它的一分子,所以才有此殷切希望。

http://dajia.qq.com/blog/251588093311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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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5 11:5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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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2 06:0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张宁曾化名“躬云山”将原文在关天茶社发表,名为《有这样一个毛派朋友》http://www.tieku001.com/577439/1.html,里面提到“某位风云一时的大学生领袖”就是陈红兵。

   据《凤凰周刊》的《左派思想家和他的“思想沙龙”》http://blog.ifeng.com/article/25343441.html ,Y是袁庾华,S是邵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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