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冠中：新左翼思潮的图景

bluesky

新左翼思潮的图景
　　　　——共识网独家专访陈冠中
　　
　　
　　　　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居于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小说《盛世中国2013》在华文圈影响巨大。



左翼的立场永远会存在


　　齐克：陈先生，您好！今天非常高兴能请您谈一下与新左翼思潮相关的话题。共识网希望在梳理当下中国思想谱系上下点功夫，也刊登了一些相关方面的文章，或许这种工作有助于化解各种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对于梳理新左翼思潮，现在是否会有更多新的可能呢？

　　陈冠中：我最近看了共识网的几篇文章，一篇是陈宜中谈到中国新左派和其它左派的变化，也看到杨帆对中国左右的重新分类、看到陈子明谈新的毛派的分类。之前在别处还有李伟东、荣剑、张木生等的分辨，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这些议题越来越清楚了，2000年以前大家对于国内政治定义之外的左和右，什么叫做新左、什么叫自由派和新自由主义其实没有这么清楚，现在大家终于知道，为了思想的辨析讨论，自由主义要分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等等，另外就是国内政治定义上的“左派”和国际一般指涉的“左翼”不见得是一回事，国内毛派也可以分左和右两种，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在之前马立诚跟萧功秦他们的分类之上，更细化了一些，尤其对知识分子在学理上的左右之分说得更细了，也更加彰显了之前钱理群、秦晖、吴国光、郭于华、许纪霖等学者的一些主张。

　　这段时期许纪霖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新左派”的国家主义转向的文章。我觉得，如果我能再说一下怎么看新左翼，或者学理上所说的新左翼应该是怎么一个状态，与所说的中国“新左派”和国内定义的左派的异同，可能会有意思。虽然这种分辨今天已经不是热点了，热潮大概已经过了，但是以前没有谈得很清楚，还是应该弄清楚。只要有人类社会和政治，左翼的立场永远会存在，但是需要不断的自我批判和印证。

　　为了方便阅读，说到中国“新左派” 的时候我都加上引号，以区别于我在这次访问里面要重新界定的中国新左翼。

　　到底什么才应该叫中国新左翼？尤其当一部分以前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国家主义的情况下，而在其中有些“新左派”转向国家主义之后甚至也不是国家主义的左派了，而是一般理解上的政治右翼。有些中国“新左派”人物曾经否认过他们是新左，或许我们真的应该相信他们自己的话。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值得去再细谈一下新的一种中国左翼。

　　齐克：对于新左翼，您的观察视角可能会比较特别。

　　陈冠中：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解既不能说是最深，阅读也说不上最广、甚至不是最新的，比我在这三方面都强的大有人在，包括一些年轻学有专精的学者。我唯一的特点就是我可能开始得比较早，比较久的关注这个国际新左翼和后来中国“新左派”的言论，从当时的一些争论点，我注意到一些国际新左翼和中国“新左派”转变的际遇、轨迹、转折点，以及各方的言论有什么外在的制约和自身的局限等等。如果今天共识网有兴趣的话，我就想说我对这方面的理解。我可能只能说到新左翼里面的一些思想脉络，新左翼本应很重视实践，但是这里我没有太多实践建议，只是在书斋里对新左翼的来龙去脉稍微梳理一下。

　　新左翼思想应该包括四个基本方面

　　齐克：那先请您谈一下新左翼思潮在国家主义转向之前的大致历史发展轨迹。

　　陈冠中：我这里要谈的新左翼，是我为方便论述而在这里特别归纳定义的，包含一些曾被人用不同名称标示的立场，比如社会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自由左派、左翼自由主义、中左或者激进中间派等等。我大致上就是用新左翼总括的包含着以下的中国思想界人士：一部份 “新左派”（非国家主义的、批判专制的那部份“新左派”）、社会民主派、民主社会主义者、公民社会的进步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

　　社会自由主义是个老名词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比较盛行的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相对于当时的古典自由主义，而自成一个当时是“新”(new)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是主张政府对社会的保障，有别于之前的所谓洛克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也可以用来反差后来1980年代的另一种被称为新(neo) 的经济自由主义，即现在大家所指谓的新自由主义。所以这里我恢复用社会自由主义这一说法，既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也是相对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如果说源头，社会自由主义可以说是从约翰·密尔（J.S. Mill）开始的，但可上溯到培根，下传到英国的托马斯·格林、里昂纳德·霍布豪斯、约翰·霍布森、凯恩斯甚至柏林， 法国的涂尔干， 德国的韦伯，奥国的汉斯·凯尔森，美国的莱斯特·沃德、杜威等等，我这里也用它来包括罗尔斯及其后的政治自由主义，这就成了一个很长的学理传统，这个传统也实质影响了很多上世纪欧美的进步主义政策和社会民主制度。

　　我认为中国自由派现在的情况起码要分经济新自由主义者、洛克古典自由主义者、哈耶克自由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后者加上原来的社会民主派、民主社会主义者、进步主义者和一部份“新左派”，大概构成我说的新左翼。

　　我觉得比较接近这个新左翼立场的在台湾有丘延亮、钱永祥、陈宜中、张铁志等，香港有罗永生、周保松、叶荫聪、梁文道等。在中国大陆，我说了钱理群、秦晖、吴国光、郭于华、许纪霖，其实当然还有其它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中生代的和年轻一代的。他们不一定接受这个称呼，是我把他们归在新左翼。我想他们大概都是比较接近我在这里定义的新左翼的。我是想重新谈一下这个所谓新左翼的思想大概包含一些什么，它的局限是什么，然后再尝试看看在目前中国，这类思想和立场有什么可为，这题目本身是很复杂的，所以我难免以偏概全、挂一漏万。

　　齐克：这个话题我也看了国内的，像您这种设想的可能还是比较欠缺。但是陈宜中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

　　陈冠中：对，陈宜中也做了这样的工作。最近周保松也正在引起自由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也正是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有一种新的思想空间突显出来了，可以和另外一些思想做点区隔。新左翼，以我的理解有几个理念上的关键点--因为这是大题目，所以一定说得很笼统。为了方便讨论，我只能归总（简化）的说四个方面。

　　一个就是周保松一直在说的，相信也是原来马克思的意思，也是很多民主社会主义者说的，就是“平等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平等”这个概念，大概这是第一个概念，既重视自由也重视平等。自由的意思除了免于恐惧、免于匮乏两大“消极” 自由，加上超克主奴、贫富等两大传统不平等引起的不自由外，还应包括当代人重视的“解放” ，包括从族群、性别和“人性”和个人应有能力 的枷锁中解放。这是所谓平等的自由人应有的丰满意思。

　　第二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可能长期和平、正义、公平的人类社会，这不光是个人权利和保障的问题了，还假设了人的群居离不开“社会”，所以要建立正义的社会，不光是个人归属的社会，也包括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相处的正义。新左翼其实也是一系列来自启蒙时代的价值观--例如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如果我们看一些非常典型、一般不被归入左翼的启蒙人士的言说，他们当时已经包含了这些价值观，比如说孔多塞就说过“启蒙三重点”，就是说第一是民族之间的平等，第二是各民族之内的人平等地往前进步，第三就是人类整体的完善，他认为这是启蒙的三个重点。现在新左翼对启蒙是既肯定也批判的，不过新左翼最主要的思想根源还是来自启蒙。必须承认新左翼核心观念的缘起是在欧洲，虽然当代新左翼是反欧洲中心主义并且是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的。

　　我觉得还有两个现在要补充的新左翼立场，一个就是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保育，比如我们要照顾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要善用资源。环境和自然资源保育的观念可能在启蒙时期不见得有这么受强调。但是在启蒙之后，比如在浪漫主义，甚至启蒙之前的更朴素的思想里，往往反而有这种认知，中国古代也有这种认知。工业现代化到了今天，我们的生活世界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从食品安全到大家不断消耗而造成资源不足、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以前的左翼那里可能不是最受关注的 -- 以前左派往往也是支持工业主义、大即是美、发展主义的，但现在却成为新左翼避免不了的要审视要反思的议题。新议题是会随着时代而出现的，比如善待动物、让弱势者发出声音、让全人类都能发挥个人应有的能力等，都呼唤着新的左翼的伦理，以遏制人类不必要的残酷和剥夺。而科技监察、全球危机治理等等，也需要新的左翼的策略去抗衡资本与权力的逻辑。我相信对生活世界的保护是新左翼要投入精力的大课题。

　　另外第四点我认为新左翼要做的是这样：在现在这个后西方、后白人、后欧洲中心、后帝国殖民、后冷战、后单一霸权，但是权钱勾结与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的年代，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数码化的科技年代，新左翼必须另外拥有一组观念，就是要尊重差异性和本土性，同时要坚持善待陌生人、遏制各类族群沙文主义的新霸权。我们要找到新平衡点，让大家能和平共处却尊重多元文化，我叫这组观念为第三波的世界主义。我在《共识网》发表过专论这种后西方中心、后殖民、多元文化并且重视国家的有效性的世界主义文章。新左翼是有世界主义根底的。世界主义最早是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到希腊罗马时期的，后来是康德的启蒙世界主义。但是，康德当时对差异性可能还是不能够做到细微的理解，只是认为应该善待别人，因为我们是地球的公民。这都很重要。但这个启蒙世界主义对本土性和每个差异的文化的特性，弱势群体和女性的诉求，以至各种族群要求身份承认，很多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归属、对安身立命、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索求，可能都不够重视。老的左翼是很希望有一个国际共同体出现，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瞿秋白都是世界主义者，但可能是因为当年单线唯物史观的谬误，并没有这么强调可能每个地方的表现路径都不一样。在上述的这种第三波世界主义观念之下，接受多元性，接受差异性，重视身份承认和归属，重视国家民族实存的重要性，这大概也是新左翼必须添补的新价值观。

　　刚才说的四种，首先是平等的自由人，再从这样的个体能力和人身保护来构想正义社会组成的底线；第二就是其实我们还是想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和公正的人类共同体；第三就是已经超出了启蒙时代的一些命题，新的命题就是地球的极限跟我们生活世界需要新的各种保育，而这些可能都是以前没有被重视的；第四就是尊重差异多元性，以及同时必须照顾到于每个地方或者每种人的安身立命、归属和认同的诉求。为了对应下面会再说到的“资本逻辑” 和“权力逻辑” ，我这里将新左翼的价值、原则、愿景、思维的特性与意向，暂时拗口的归总称为“正义社会的生命与地球逻辑”。

　　“新左派”的思想资源

　　齐克：中国新左派可能与您提到的四点并不吻合，而与国家主义靠拢，他们又资用了哪些西方学术资源呢？

　　陈冠中：当中国的“新左派”在90年代中开始出现的时候，我没有像其它自由派朋友这么完全抗拒，愿意听其言观其行，同时我也看到中国的自由派本身的知识结构还是有偏差的，觉得接受“新左派”的挑战有利于大家学理上的提升。但是我后来看到中国“新左派”很多人慢慢转向了，把新左翼本来的一些学理思想变异为另外一种“中国特色”的东西。我现在认为，的确应该重新梳理一下某些他们用过的思想资源，看看他们怎么转到后来的立场，其实都是有点扭曲的，甚至是走到相反方向的。

　　这里我谈的是学理，不是个人心态或功利目的等其它变异因素。我着力在两个切入点，一个就是所谓后学；一个是大历史、长历史，中间越俎代庖的说一下史学的中国中心论。

　　很多新左翼论者的学理源头是来自后学，后学就是后结构、后现代和后殖民。后结构后现代有几个方向是可以强调的。一个就是它让大家知道启蒙思想也有它的不足，甚至有质疑启蒙的倾向，对理性以至“科学”、“真理”也提出很大挑战。顺着这条线路可能有人很快再推一步，就会走到一种相对主义的路子。本来后学对这些的质疑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因为质疑就下的推论往往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文本游戏，那就走到另一极端。本来是检讨理性、检讨启蒙，变成谁都不占文化、价值、道德的亚基米德高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真理。这是第一条线路。

第二条线路大概也是在后结构和后殖民思想里面。首先，后殖民主义的论者认为，欧洲思想其实也只是一种地方性思想，而不是自然代表普世思想，这就把欧洲地域化了。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把欧洲中心主义的制高点颠覆掉了，这个我是非常支持的，我支持学理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严厉批判，再严厉都不为过，却同时认为也有不少从欧洲开始的观念和二战后的一些欧洲（包抱欧盟）的价值观、社会理念和行为准则具有普适性应在人类间推广。

　　这里更要说明的是，既然反欧洲中心主义，就意味着今后大家都应该要反对任何族群中心主义。但是因为反欧洲中心主义，反完欧洲之后，中国有些“新左派”就开始建立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思路，往往觉得原来我们都是受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把它一反掉，我们现在自己正好可以作为另外一个中心。这恰恰是走到相反方向了，从反族群中心主义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族群中心主义的建构。

　　第三条线路就是“东方主义”的议题。因为很多西方学者可能当初研究所谓东方的学问--当时的东方主要指中东，广义来说是欧亚大陆的欧洲以东的地区 -- 他们的学问里不光有偏差，甚至可能还帮了欧洲帝国主义的一个忙。这样对“西学”的指控不是没有根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

　　出现问题的是大家知道原来“西学”可能有东方主义的毛病，应该把它纠正 （这是应该的，我也是非常同意的），但这不是说它要转到相反方向，就是一方面愚蠢的鼓吹唾弃西学，一方面想自己去建立一个“东方”或国学、自我东方化，同时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西方，用我们自己的功利目的或者短期的国家目的去论述西方，这就变成了“反向的东方主义” 或“西方主义”了。这种“西方主义”可能还不比当年西方人建立东方主义之学高明，中间更有很多自我东方化的问题。

　　后学让新左翼终于有了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武器，不过，大家不光要纠正所有东方主义的偏差和误解，更要避免走到了另外一种自我中心化的同样大的反向误解。学界要警惕，当有人说中国要有自己的“中国社会科学”之时这些人到底在说什么？批判、解构西方同时其实也要批判、解构东方，不能只批判、解构掉西方，却为了方便去建构本质主义的东方或“中国”。新左翼学界应有魄力各方都批判、解构，同时建构新的正义社会的生命和地球意识。

　　再接下来的线路也是在后殖民里面的。一种观点认为，说不定除了我们知道的现代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叫另类现代的可能性。那是在后殖民里面的印度的底层研究开始的。它的原理缘起就是马克思说过的，资本主义最后的资本逻辑会在全世界都通行，如果这样，现代只有一种。如果我们从资本逐步渗透全球这一个维度来定义“现代”，这就是同一个现代了。但是印度的底层研究的学者宣称他们发觉印度某些社群没有受西方的资本逻辑影响，他们的运行、发展的“现代”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底层研究在理论上最重要的创见，除了给一些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这点之外，可能就是印证了所谓“另类现代”的可能。这一类寻找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另类现代的冲动，之前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日本也有过（比如哲学上的京都学派），十九世纪到二战前德国也盛行过，都这样想过：有没有另外一条现代化路径，可以超克西方（以英法美为楷模）的近代。到了后学时代，在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就是印度底层研究开始把这种思路再度活化。

　　可是，现在更多实证研究发觉，印度底层研究的主张或许是言过其实的，其实印度的某些底层他们的发展用扩大一点的眼光看也没有脱离资本和西方现代化的逻辑，基本上是离不开这个逻辑的。所以并不见得真的有一个另类现代建立的可能。但是不管学理上怎么不靠谱，中国有些学人对这个另类现代的说法仍很感兴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要西方人的现代，我们要带领出一个新的现代。这个新的现代大概就是以中国自己做中心来建构的另一种现代，这就使得很多中国的“新左派”跟一些国粹主义者接近了。这里所说的国粹主义是狭义的，是指方法上唯中华论的、带着与外来文化脱钩和排除西方思想的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一种相当极端的主张，与一般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传统主义、儒家宪政论、儒家公民论、儒家社会主义、中体西用论以至开明的新儒家还都不一样。国粹主义似乎在说你们所有学西学的人都用西方的范畴来看中国，这是不应该的，中国是例外的，中国是特殊的。我们要研究中国就要用中国传统资源、传统观念、传统范畴来看，不光看以前的世界应该是这样，今后可能都要用传统资源、观念和范畴来建设、指引、规范未来。这使得中国“新左派”学理有很大的内在张力，因为“新左派”开始的理念大都是西方的、现代的。但是这些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新左派”人士，他们说要建立另类现代的时候，就走上跟国粹主义者结合的道路，也要从中国传统找到自己所有的学理资源。

　　齐克：这就与国粹主义合流了。

　　陈冠中：对，他们甚至说，你们学西学的就好像奥德赛一样出去流浪以后，回来便戴了一副西方的眼镜来看我们自己的社会，这是不应该的，你们应该是用中国自己的眼睛来看自己。这种想法就出现了。 （虽然如果有一个古代中国人被急冻了然后今天复活，他的陌生感和误读说不定更大，说不定大到像《子夜》里的进城老头，心脏病突发真吓死一次)。这样的中国“新左派”就得跟国粹主义者磨合，置入国粹主义的脑袋，然后国粹主义化的“新左派”就会开始比附，说中国现在的体制就是以前的王朝的延续，就是当年的考试制度的延续、官僚制度的延续、华夷天下观和朝贡制度的延续，好像现在政体是“古代”王朝的延续。这除了犯了比附的谬误外，可能还带了典型右翼意识形态的功利之心，想以“古早味”来替今天的政体增加正当性。

　　“新左派”本来不应是这样想事情的，是很重视“现代性”的，但是捍卫民族主义心切的“新左派”现在除了变成国家主义者之外，还为了建立中国例外主义和中国文明特殊论，往往要从这个比附角度呈现自己的学说。不过中国“新左派”和国粹派究竟还是有学理上的矛盾的，后者根本弄不懂“现代” 的特性、是反现代的，前者基本上是现代的产物。

　　“新左派”的理念和做派是“现代” 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前现代” 的传统话语只属于迎合民族主义情结、添加官方管治正当性和追赶喜欢“差异”的学院话语潮流的包装性质的修辞。我相信大部份“新左派” 不可能是真心真意的学理复古主义者。

　　当然，还有一些学术潮流，结合在一起让中国“新左派”走上国家中心主义的不归路。汉学中的史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保罗·柯文，他自称之为中国中心论者，即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的轨迹，包括至现代之路。他是要调整他的老师费正清当时的“冲击-反应”这个外因（西方）带动的路子，回到在中国里面找中国历史变化之路。

　　柯文一直强调他的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历史的本位取向，并不是否认中国历史的变化不受境外的影响，并且不能忽略中西以至中日互动对现代中国的关系。他只是不赞同用外在观点看中国，希望以中国人的经验去构筑中国近代史，要纠正之前中国史研究的西方中心主义谬误。他更说他研究的是人，比如他对义和团的研究，关注的是一些当事人的经验，可说是“中国人”中心论而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论述。他并且认为区域史和世界史的研究都不能用他的中国中心方法。


　　我对这类以本位为出发点的本土研究是相当肯定的，我也曾试用这个方法来看香港，纠正很多以往的外间的香港论述不从香港内部寻找历史、不重视香港人的主体性，但不否认外来因素包括来自大陆的冲击对香港历史的重大影响。很多研究地方史的学者，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科大卫，他研究的广东文化、江南孝道建构与商家文化等，也是基本上从本位出发而不是用外来甚或中原中心、国家中心的视角出发，但同时也不会把朝廷的影响排除在外。研究西藏、南疆、西南的历史，如果从本位、本土的观点出发，肯定也会发现与国家中心论述不同的观点。可以说，本位研究，可用来建构国家论述(如果以国家为本位的单位)，也可以消解国家中心的论述。

　　更重要的是，本位研究并不是以现存 “国家” 的现有疆土反向追溯回到过去而把现有的说成古已有之，误以为一切现有的风土、人文典章制度都是有古代的传统。如果从地方的本位看历史，就会发现地方与国家或“中央”的关系是一言难尽的，甚至是有点解构了现下的国家中心的建构性论述的。

　　但当学术变成意识形态的时候，很多不便的真相便会给遮掩掉了。柯文的从中国发现历史之说，又让国粹主义者和“新左派”的借题发挥多了一个外国权威的支撑点。

　　可是，同样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清史和“蒙古年代”之学，中国新左派学者似是不想多说的，原因是因为不利于建构汉族王朝史为主轴的中国中心主义的国家主义论述。重要史学著作如濮德培的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至今未能在大陆有中文版。

　　跟着是谈长历史的学理了。长历史也是有几个潮流汇合到中国“新左派”的，使得中国“新左派”斜跨一步就走到了国家主义或者跟国粹主义结合的一条路上，放弃了原来应该有的新左翼立场。长历史有好几个热点，一个就是研究区域史的，比如说滨下武志这些日本研究者研究朝贡制度，勾划的是直到欧洲主宰全球前（虽然欧洲人可能己到了亚洲并设了据点），东亚各地作为区域的、以中国为重心的霸权关系，同时并从区域角度延伸至研究东亚与南亚的关系。这是跨国家的区域研究，但是往往变味，变得好像原来中国当年是个中心天朝，那些东北亚、东南亚甚至西北亚地区政权都是哄着中国的。中心思想有点转换了，本来出发点是要从民族国家里面拯救历史（以区域为历史单位），最后却被用来巩固了一个天朝中心主义的朝贡制、天朝中心的天下观、天朝中心的亚洲门罗主义，变成这个反走向。

　　长历史研究中同样重要的就是世界体系学说，但各有不同的说法，如沃勒斯坦的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和弗兰克的白银世界，他们两个就不一样。《白银世界》认为从来中国都是一个中心点，世界贸易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不是近现代才开始的，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才自古是个中心点。他反对那种认为什么都是西方开始的当代思想，的确有助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更强调了中国的重要。沃勒斯坦则强调16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人出来建立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另一种跟沃勒斯坦、弗兰克又不一样的就是加州那些大分流学派的人，彭慕兰、王国斌等等。彭慕兰认为其实直到19世纪，中国江南、日本关东、印度某些地方跟十九世纪荷兰、英国可能是同等生产水平的，都有亚当·斯密式的自然市场经济性质，有自由市场、手工业、商品化农产。只是某些地缘理由让英国在19世纪突然产生了一场工业革命，这个比一般人想象更晚近的工业革命就改变了全球的局面，所以大家就好像忘了其实中国、日本、印度某些地区也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地区。这些论述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不以欧洲为唯一的常态，本来都是对世人偏差的历史观很好的纠正，所以这些长历史研究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对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可能也有帮助 -- 原来我们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一经煽情的论述，却很容易变成：中国本来第一，受了一百多年的屈辱，现在我们民族又复兴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推论的飞跃：我们要重新成为第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带领世界的。这种心态很容易借上述的长历史观冒上来。

　　这里我想特别谈一下另一个长历史论者阿里吉。阿里吉与沃勒斯坦在学派上都是受马克思影响的。但是他又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他的重要著作是《漫长的二十世纪》，认为资本主义从13世纪就开始。我前面谈到的几种长历史进路，一种是沃勒斯坦强调的16世纪开始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从大分流来说，现代世界是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才改变的，不是较早出现的资本主义，而是工业革命才把英国的生产力突然提高，又有煤矿，又有美洲的新大陆等等，所以它突然提升得很快。但是阿里吉不一样，阿里吉认为资本主义是在1 3世纪意大利城邦开始的，每次资本主义扩充到一定程度就出现大问题，就会退缩甚至接近崩溃，有周期，至今一直是这样子。到二战以后，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也是一直扩充，已经是全球最广泛的一次资本主义扩充，最近出现危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论述，我相信这本书对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但是阿里吉的问题是他在最后几年写的一本书《亚当·斯密在北京》，完全放弃了之前很严谨的论点，突然说，说不定希望在中国，中国能带领一个世界，代替以前西方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系统，因为中国的体系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国只是一个亚当斯密式的市场经济的体系，而中国以前有过很长历史的反抗经验，所以他认为要结束当代资本主义，就要靠中国领导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我怀疑他是因为受到一些中国“新左派”朋友的影响，把中国看成这么一个希望，好像中国的事情不是受资本的逻辑左右的。中国很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新左派”因此都特别兴奋，说阿里吉预言未来是由中国带领的，但这恰恰是这本书最经不起考验的地方，因为他假设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受资本的逻辑影响的。但是现在中国哪有一个环节是不受资本逻辑影响的呢？从权力和各种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艺术品到基础建设都受钱的影响，资本的逻辑无处不在。

这些讲长历史的西方学者本来对中国新左翼建立自己的论述是很重要的，却也让本来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新左派”很容易倒向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一边去。如果许纪霖分析是对的，很多台面上的中国“新左派”变成是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者，那他们已经是在建立另外一种论述了。这种论述跟真的新左翼可能还真的不是一回事。

　　极左翼和一些言必称共产主义的西方思想家在中国现在也不见得能被接受，比如曾批评中国现况的共产思想家齐泽克、被巴里巴称为共产“神学家”的巴迪欧、极左翼民粹主义者洪席耶、“裸命”阿甘本、“帝国”哈特与奈格里等等。这些外国激进明星的身段、修辞、功底都够炫，在喜欢“清坚决绝” 的革命激情多于“体制内改良”的全球激进人群里吸引到不少眼球，也受到关注“大写理论”的学院象牙塔新左小圈子供奉，而在中国也有一些同性质的导师与研究生，另外加上当代艺术圈的策展人。后者要用这些人的概念来包装当代艺术展。这些思想家好像只是为艺术圈策展人和当代艺术家而提供的外来资源，其实跟中国的问题意识是很有点距离的，跟此间做政治思想和本土社会实践的人也往往没什么关系。（在这些跟阿尔杜塞有关连的欧陆“理论家”中，我认为巴里巴是较能够贴近现实并贯彻的作出深思熟虑的回应。）

　　大概就这样一个情况。这里我只是从长历史和后学大致谈了中国“新左派”如何在学理上从国际新左翼学理开始，走到国际新左翼学理的相反方向。

　　当然中国“新左派”的学理还掺杂了很多其它思想资源，包括国际新左也常突显的各种反美帝和反霸论述、反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参与性民主、美洲批判法学、左翼（反自由主义）施密特思想、左翼（阶级斗争、集体所有制、群众路线、反封资修、反帝反霸）毛泽东主义等等，也有与国际新左不相干甚至相互抵触，却很有中国特色的资源，包括引进的反启蒙的施特劳斯、右翼（纳粹）施密特思想、文明主义（以文明本质为论述单位的文明崛起、文明冲突论）等，以及更多属于本土的：公羊学、诸子百家特别是儒法、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历代天朝对少数民族和周边民族的羁縻之术、康雍乾帝王术、曾国藩、右翼（民族雄起）毛泽东主义等等。

　　中国“新左派”学理上是有其内在矛盾的，既要借力官方的马列资源，又要搭借后学和长历史的学院话语。在摆出让西人理解的新左翼姿态的同时也要置入国粹主义的思维和满足右翼国家主义的任务，还要和毛派貌合神离，真是有不可承受之重。

　　或许中国“新左派”只是中国知识界学理上反自由主义的庞大阵营的一员。

　　很明显，真的新左翼——包括社会民主派和社会自由派—— 除了跟毛派和中国定义上的传统左派不同外，也跟这样的“新左派”是有区分的。

　　（中国新左翼及中国“新左派”， 同样都要处理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执政时代。这话题这次谈不了，这里我只建议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关注钱理群对毛泽东进行反思的著作，如《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

　　齐克：您特别关注过其它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印度、土耳其和中东这些国家的相关情况吗？

　　陈冠中：新左翼很受印度、非洲的左翼研究者（一般不是“地域研究”的学者）的影响，比如世界体系、后殖民、底层研究都是从研究非洲、印度开始的，虽然研究者往往是在西方大学任教。当年的依赖理论也是研究拉美(如法兰克) 和非洲(如阿敏) 的学者提出的。60年代也有受毛泽东主义的影响，世界左翼看到了毛泽东的著作，受他影响是挺深的。当时毛派跟西方老左翼有区隔，属于60年代西方新左运动一支。西方老左翼的内部争论，在20年代是苏共与托派、第二国际与列宁斯大林之争，和第三国际共产党与社会党(如法国的普及阵线)之争。跟着的大分裂来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这些都在二战前已开始，当时已有知识分子本来是亲共的变了反共(由奥威尔、库斯勒、纪德以至意大利共党创始之一的的西朗尼等等)。战后先是争亲苏还是不亲苏(如萨特跟加缪之别)，美国一些之前是亲苏的如《党派评论》群体，后来就反斯大林了、反苏了。二战后非洲、拉美本土左翼是从反殖民运动出来的，反殖反帝也是在新左血液里。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后来中苏闹翻也是大事，西方亲共政党和知识分子都分裂，毛派在美国和欧洲有报纸和组织，到70年代后期内爆。美国老左派知识分子刊物《每月评论》(也是韩丁《翻身》的原出版社)这时期也由亲苏共改为亲中共。另外，60年代西马在英美被发现，不过不论是年轻马克思思想的疏离说也好、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导向极权的批判也好，阿尔杜赛对经济决定论的曲线回归也好，都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西马是出现在战前欧洲左翼革命失败之际，法兰克福学派往往谈的是文化和美学，已经从阶级革命走到批判哲学了。同期的代际政治、身份政治、环保和文化批判，也有点超出了传统左派的范畴，成了西方新左的行动与想象重点。

　　国际新左内部——如果还能归总在一起的话——当然也有重大歧义，要自我检讨的东西太多了，细微的历史就不说了。

　　沃勒斯坦、法兰克和阿里吉等等都是研究拉美、非洲的，都是在第三世界形成他们的思想的，所以他们对世界系统特别重视。

　　到70年代之后，也有更多的合流，有法国的后结构思想的出现，影响了很多第三世界的思想家。这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调整，我是指法国的后结构后现代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和西马、文化研究、女性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思想加上长历史的世界系统理论等等的结合，这是形成新左翼思想的较坚实的一个学理基础，如是新左翼才得以区隔于旧左翼。但是在中国，“新左派”没有把上述的结合贯彻到底，可能因为他们深层而言其实都只是民族主义者，反而有点走到相反的路上，建构起自己的族群中心主义、国家主义思想。

　　齐克：这种情况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

　　陈冠中：是的。第三世界的左翼是从反殖民地开始的，中国绝大部份主体没成为殖民地，而前者大都是真的殖民地。反殖民地者一般也主张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如胡志明），而中国则强调主权独立。两者都反帝，往往是从民族主义出发，要用民族主义抗争的方法来动员大众，反抗帝国主义，不过反殖不见得后来一定变成国家主义。民族自决的主张甚至可以引发一些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但肯定是主张民族主义的。一般而言，他们立国后却对自己国境内的内部殖民主义缺乏反思。

　　齐克：这里面也有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趋势。

　　陈冠中：文化相对主义当初对他们相对有利，可消解殖民者的文化霸权。

　　统合主义被左右两边都忽略了

　　齐克：新左翼有这样的偏差，自由派也可能有他们的盲点吧？

　　陈冠中：当然，新左翼也好、自由派也好，还是会有各自知识结构上的盲点的。这跟各种思想如何被引进或被重新发现、有没有被翻译或名家推介、这边知识界当时的接受和消费知识的情况都有关。每个国家知识分子知识的结构过程不一样。中国有中国的历史特殊情况。

　　比如说我认识的不少没有受过自由主义思想洗礼而持新左立场的朋友，大部分都是不懂经济学也不关心政治哲学的，因为经济学、政治哲学基本上是自由主义者的领域，有的不光是没有好好读过一些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连新的左翼的自由主义的哲学都没读过，比如罗尔斯、德沃金这些都不熟悉。

　　不过我觉得新左翼学理上更普遍的问题是批判有力、建构不足。

　　战后第三世界新左用依赖理论对抗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但同时期很多西方新左似更关心一国之内的文化批判、民间自主和身份政治。可是发展中的国家的情况不一样，民众是渴望富强和受尊重的，新左翼只批评一般的发展主义和国家主义，却提不出一套可行的左翼的经济发展方案和富国强民的想法。

　　60年代后的新左翼往往有一种重视民间自救而不喜欢谈政府和政策立法的倾向，故也很少着力在设计政府政策和法规，勇于批评劣政但不惯于提出促成善政的政策方案。

　　社会民主派和社会自由派都没有成熟的国家理论和民族论述，也常常低估民众对民族和国家的强烈情绪，不屑介入国家民族性质的争论，以至在疆土纷争、族群事件上失语，而把这类民众听得进去的论述议题的空间都让给了民族主义的国家主义者。

　　后面我还会再细谈一些新左翼的不足。

　　自由派的问题也很多。一个是他们一般不看长历史与后学，不明白为什么要学后殖民之学或者长历史，不知道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长历史怎么看这个世界，所以对西方帝国主义和二战后美英等列强外交上的缺德劣行缺乏批判，对一国之内的族群纷争也缺乏公民一说之外的说法。他们只是谈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尤其他们自己的那类政治哲学和经济学。

　　部份自由派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往往也有所遗忘和遮蔽。我认为部份自由派不一定好好读过作为道德家的亚当·斯密和他同期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东西。他们的学理源头应该就是洛克，差不多是从洛克跳到哈耶克。他们可能跳过了密尔。上文我说过密尔是社会自由主义的鼻祖。英国社会自由主义、美国进步主义、罗尔斯、德沃尔金以至广义左翼自由主义的罗逖、纳斯鲍姆、阿玛蒂耶·森、克鲁格曼等也往往不在中国自由派视野里。整个社会自由主义的传统在中国自由派里很少有人讲，

　　就算谈到奥地利的思想家，大家知道米塞斯但说的主要是哈耶克。中国自由派接触到哈耶克是在80年代后，那恰恰是哈耶克受撒切尔夫人追捧而重新受到注意的年代，但这也表示大家看的多是哈耶克的政治著作《通往奴役之路》而不是奥国学派经济学。大家没有理会哈耶克同期的重要经济学家，比如意大利的斯拉法和波兰的卡莱茨基，当然他们也没有去理解凯恩斯及同期英国经济学家。我一直认为哈耶克不是上世纪受极权威胁的欧洲思想家回应极权的唯一选项。哈耶克的政治回应是极端的，史学家东尼.贾德曾说一提起福利国家哈耶克就只想到希特勒。一般的哈耶克自由派更不知道另一个同期的奥匈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卡尔·波兰尼恰恰是现在新左翼讲得比较多的，因为他议论的重点是在放任资本主义之下社会的自我保护。哈耶克主张的东西不单跟凯恩斯是有很大的分歧，跟波兰尼也几乎是相反的，几个同期思想家对他们身处的时代的回应很不一样。

　　哈耶克的反集权主张（但不完全反对有为政府），与米尔顿·费里德曼的“去政府”教条（另一极端的意识形态）之间也是有颇大的差别的，而后者在70年代异军突起，改变了北美统治精英的经济学观念，才堪称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在80、90年代当道的最大功臣。

　　很多中国自由派对自由主义本身的选项都没有弄清楚，就已经在推崇哈耶克。当然那也比一些经济学家推崇费里德曼好。

　　新左翼以至自由派其实都难免有盲点，但两者往往都有知识的傲慢。

　　还有我觉得老左派和古典自由派、哈耶克自由派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其实都没有好

　　好读历史，包括上面提到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但也包括一般政治史。他们在思想里面都只有两个选项，一个就是走以前的社会主义专政的路向，一个就是市场自由宪政的转向，好像只有这两个路向，而转型则一定是向美式的民主转型。其实还有两种第三个大的路向而中国“新左派”和自由派两边都没有把它们理论化的：一种是实际存在的北欧和德国的宪政社会民主；另一种第三个路向也实存过，可以叫统合主义的路向。统合主义在1920年代出现的时候，在苏联共产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宪政之间被认为是第三条道路。

　　齐克：统合主义被左右两边忽略了？

　　陈冠中：统合主义也被译成合作主义和法团主义。这种主义在上世纪有很多知识分子理论家，这些理论家的水平绝对不弱于同时期其它两边（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他们甚至是真心真意的，不只是为当政者涂脂抹粉这样简单。

http://www.theory.fudan.edu.cn/book_1994.html

bluesky

盛世的“新左翼”图景

—— 关于陈冠中及其《盛世》

张宁 2013年12月29日 12:26



（陈冠中，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居于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先后就读于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系及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小说《盛世中国2013》在华文圈影响巨大。图片源自网络）



《盛世》是陈冠中几年前出版的寓言体小说。在这位香港著名作家笔下，西方国家于2011年再次遭遇危机，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经过一次集体失忆后，举国上下以“嗨赖赖”的快乐叫声，迎来了盛世。
小说一出版即大获成功，许多读者欣然于作者的批判力道，尤其是自由派读者，看到了作者与自己同样的社会关切。但不幸的是，作者却是一位左翼作家。

说起来，业已落户北京的陈冠中，已很难算是完整的香港作家。十多年来，无论是切身体验、问题意识，还是写作题材（如《盛世》，2009；《裸命》，2013），陈冠中先生的思想均已内在于大陆中国。几天前，他又发表了长篇访谈《新左翼思潮的图景》，更彰显了他作为大陆中国作家和学者的面向。
“中国”，“左翼”。只要把这两个词连接起来，人们脑中浮现的影像，不是“毛左派”，就是“新左派”。但可惜，陈冠中二者都不是，他就是——中国“新左翼”。
在这篇访谈中，他绘制了“新左派”理论资源的坐标和地图，来龙去脉，清清楚楚；同时剖析了“新左派”何以立足于域外理论的“左”，完成了中国语境中的“右”，成为一种货真价实的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
而十多年前，他还在香港时，对“新左派”是“愿意听其言”的，并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支健康积极的批判性力量。
反过来，他对中国当时的自由派，却有学理上的不满，虽然也有道德上的敬佩。他如此交代：“我基本上是左翼的，所以对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有意见的。”并对中国一些自由派支持美国入侵伊拉克，本能地反感。
十多年过去了，自由派主流仍然表现着“知识结构的偏差”，这导致了其视野的狭窄和影响力的减弱，虽然道德上仍然值得敬佩；但“新左派”主流，却由全球化的批判视野，和对中国“世界工厂”工人处境的理论关怀，转向对“中国模式”的讴歌。而后者正是以血汗工厂为基础的。
在“自由”与“左翼”之间，出现了一个断裂。
我一直感到奇怪，同样是伤痕，在不同的中国人那里，却不能感同身受为同类的痛感。有人只疼痛于“文革”式旧伤痕，又有人只疼痛于市场的新伤痕，让疼痛割裂，而不是连带；进而让人群分裂，而不是同情、同理、友善、团结。
正是基于对这种“断裂”的疼痛感，同时出于一个老牌左翼人真正的问题意识，陈冠中试图搭建断裂的两岸之桥梁。当然，我相信这不只是他个人的孤独努力，一如出征的堂吉诃德，而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不少人都在以不同方式努力的方向。
在他开出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名单中，就有钱理群、秦晖、吴国光、郭于华、许纪霖等（自然也包括他文中提到的刘擎）；连同关切中国大陆的对岸和香江知识分子，如丘延亮、钱永祥、陈宜中、张铁志等（台湾）和罗永生、周保松、叶荫聪、梁文道等（香港），可谓名实兼备。
这个名单上的周保松，近年来便以主题为“自由人的平等”的系列文章（刊载于《南风窗》等报刊），吸引了无数大陆读者，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以至曾被某位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私下“开除”出自由派“队伍”，更彰显了引入“自由左翼”理念和为“左翼”正名的必要。
历史败坏了“左翼”的名声，扭曲了“左翼”的真正含义；而在起点上就通向国家主义的“新左派”，又雪上加霜。如今真的到了区别“真左翼”和“伪左翼”的时刻。在这篇长文中，陈冠中就刻意以“新左翼”和“‘新左派’”做了严格区分。
至于新左翼理念上的关键点，他则列举了四个方面：
其一，“平等的自由人、自由人的平等”。这是马克思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共有理念，重视自由也重视平等。其中“自由”，除了免于恐惧、免于匮乏两大“消极”自由外，还包括超克主奴、贫富两大传统不平等引起的不自由，更包括从族群、性别、“人性”和个人应有能力的枷锁中的“解放”。
其二，建立和平、正义、公平的人类社会。这除了个人权利和保障外，还假设人的群居离不开“社会”，所以要建立“正义”的社会（而不只是“个人归属”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相处的正义。至于“平等”，则包括：族间的平等，民族内部的人平等地往前进步以及人类整体的完善。既肯定又批判启蒙，既承认欧洲贡献了核心观念，又反欧洲中心和反帝。
其三，对“我们生活世界”的保育立场。今天，从食品安全到资源不足、空气污染、气候变化等，我们的生活世界受到各方面的威胁，老左翼对此不曾遇到或不太关注，但新左翼却要将之作为审视和反思的议题。
这包括：让弱势者发出声音、善待动物、让全人类都能发挥个人应有的能力等，以新的左翼伦理，遏制人类不必要的残酷和剥夺；在科技监察、全球危机治理等方面，抗衡资本与权力的逻辑。
其四，坚持世界主义，尊重差异性和本土性，同时善待陌生人、遏制各类族群沙文主义的新霸权，既和平共处又尊重多元文化。这“第三波世界主义”，引出了“地球公民”的概念。
而比之老左翼希望一个“国际共同体”出现，新左翼则从重视“本土性和每个差异的文化的特性，弱势群体和女性的诉求，各种族群要求身份承认，很多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归属、对安身立命、精神生活和人生意义的索求”开始，接受多元性，接受差异性，重视身份承认和归属，重视国家民族实存的重要性……
审视作者总结的这些关键点，人们会发现：单纯、单一的自由主义之所有议题，在新左翼那里，虽未被突出，却都包含了，或批判性地包含了，但又远远超出了一般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中国自由派主流的视野。
相较“新左派”，只有一个“左”字可比，但这一比，却把“新左派”主流打回“伪左/极右”的原形。而面对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新左翼又通过尊重“很多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归属”，开启了一个理性、健康、开放、容纳的空间。
《新左翼思潮的图景》一文的精彩之处，除了以上概述，还有许多，包括对一些学派的理论脉络和学理悖谬的细腻分析，也包括对更具参照意义的意大利统合主义的介绍——后者长期被中国“左”右两派所忽略。
中国新左翼登场了？但愿是！
注：1、陈冠中先生长篇访谈文章：《新左翼思潮的图景》
2、图书出版信息：
《盛世中国2013》
作者：陈冠中
isbn：0193958465
页数：261
定价： HK$70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装帧：平装
出版年：2009-10-01
（责编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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