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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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鲁的道歉不能洗清西纠的罪恶

一

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舆论界掀起一股道歉风暴，围观者纷纷叫好。我也认为，应该欢迎他的道歉，应该相信他的道歉是真诚的，因为他是在文革中干过坏事的干部子女中第一个道歉者。

陈小鲁应不应该道歉？按照他的同学计三猛的意见，他根本用不着道歉，因为他在文革中一向反对暴力，也没参加红卫兵，所以媒体“炒作”他的道歉是错误的（见计三猛博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陈小鲁的道歉岂不是虚伪的吗？所以计三猛这些人是在帮陈小鲁的倒忙。

陈小鲁道歉的意义首先在于，他利用“红二代”的特权，将反思文革带到公众面前和议事日程上来，因为谈论文革尚属于禁忌。蒯大富等人也道过歉，但是哪家报纸肯登他的文章？也没有舆论“炒作”。舆论“炒作”陈小鲁是看得起他，不要得便宜卖乖。

陈小鲁道歉的意义还在于，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法治。“‘文革’的根本错误在于违宪，对‘文革’进行反思，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法治教育。”“所以我觉得对‘文革’进行反思，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对法治的教育，对有关宪法的教育，对公民权利这方面的教育。剩下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好，经济体制改革也好，这些都是防止‘文革’再现，但是实际上‘文革’已经不可能再现了，……。”“既然我们搞宪法，那搞宪法行政是天经地义。”（《对话陈小鲁：“文革”不可能再现》，《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1日）他这里提到忌讳字眼“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放在“剩下”的里面，也是难为可贵的。

我支持陈小鲁的道歉。他的道歉在他反思文革的道路上走出了可贵的一步。我希望每一个参加过文革的人都能以认真的态度进行反思，要真诚地面对历史。

但是我仍希望陈小鲁能再进一步，因为他的道歉还有不完备之处。

陈小鲁的道歉主要针对在他任革委会主任期间在他的学校里的暴力行为。这一道歉是真诚的，不是虚假的，因为尽管他本人没有对受害者施暴，尽管他可能制止过某些暴力行为，但对于他的权力所及的范围内的悲惨事件他必须承担责任。这是常识。

但是，1966年8月以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在北京市全市发生了极为严重的血腥的暴力事件。我不认为将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完全比作纳粹是恰当的，但是就其性质和惨烈程度而言，可与所谓“红八月”发生在北京的事件比较的，确实只有德国柏林的“水晶之夜”。

在这一事件中，陈小鲁有没有责任？这里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是“西纠”。问题的焦点在于西纠究竟是制止武斗的组织还是进行武斗的组织?

陈小鲁说，“我们的理念和红卫兵是有差别的”，他所在的八中的党支部书记被虐待致死后，“对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觉得应该制止暴力，于是“把红卫兵当中高年级的、比较优秀的、有理智的、讲政策的人组织起来，成立西城纠察队，授权他们去管住不讲政策的行为。”（同上）

这当然很好。按照现在通行说法，西纠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因为这天西纠成立宣言发表。但是我们考察“红八月”里北京市城区近郊区死难人数的逐日分布时（数据来源于王友琴），我们就发现，在西纠成立后，罹难人数并没有减少，反而猛增，由2位数变成3位数了。而且，北京市在此期间总共死难1772人也集中在西纠成立后的这个时期。

那么这些暴力行为或许发生在西城区以外的别的区里吧？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在城区和近郊区中，就属西城区死人多，为333人。

再者，在后来的9月份成立的红卫兵东城纠察队（即东纠）的成立宣言上有一句话“在我区纠察队成立之前，西城区纠察队代职了近十天。”（宣讲家，文革十年文献库）这话或许说的是在西纠成立后的前十天，即在整个杀人高潮中，西纠不仅横行西城区还染指东城区。

整个杀人高潮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与西纠的活动时期高度一致。而且，无论西纠领袖陈小鲁，还是其他文革参加者或研究者，迄今还没有举出一个实例，说明红卫兵正在实施暴力时，有西纠成员前来制止。所有的记载和回忆都是西纠在实施暴力。

能说他们“制止武斗”的唯一事例到地质部对付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保护何长工。实际上，何长工根本不需要保卫。地质学院《东方红》到地质部要求原工作队队长邹家尤回学校检查，一千多人到地质部机关静坐，属于和平的斗争方式，老干部未受到威胁，工作队长后来回学校检查，也未听说受到虐待。而是西纠制造了武斗事件，还抓走了《东方红》8个人。这能算是保护老干部吗？

8月19日，北京市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也就是西纠骨干力量，联合北京新团市委及市教育局共同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斗争大会，斗争前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和原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负责人、三个学校的校长等人。三个学校人员和其他学校代表共千余人出席大会。“黑帮分子”二十多人被迫跪在主席台上。大会进行中，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武斗升级，批判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殴打。所有被打者都头破血流、不成人样。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这些被虐待者，也应该算是老干部了。
西谚云魔鬼就藏在细节里，让我们仔细揣摩一下细节。我们说，西纠正式成立于1966年8月25日，是指其发表成立宣言的日期。很多迹象表明，它实际成立在这之前。8月24日，大规模死亡就已发生。不是有组织的活动不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一些材料披露，在8月22日早上，西城区31个中学红卫兵在师大女附中开会，决定正式成立这个组织（紫竹：《红八月》，天涯社区，2006）。

恰恰在这个早上，发现八中党支部书记死在她被拘禁的房间里。

所以华锦之死和西纠成立未必是因果关系。陈小鲁在这里说的未必真实。

西纠的行为和陈小鲁的叙述很不一致，是陈小鲁在胡说吗？

二

因为文革真相被深深隐藏，我们必须在历史的碎片中仔细整理爬梳。有迹象表明，陈小鲁或许不完全是胡说。

这里的关键是，西纠有前后两期，或者说，有两个西纠。陈小鲁说的是前一个，而在“红八月”里施暴的是第二个。在陈小鲁心中的是前一个，而大众所见到的是第二个。

电子刊物《记忆》第97期胡庄子先生的文章《“西纠”九问》（也见胡庄子的博客）提出了文革史研究中很重要而至今仍模糊不清的西纠问题，而且贡献了一些新的材料，例如说西纠实际上在其正式成立之前就已成立。8月4日就有国务院办公厅给予“北京市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5千元经费的文件。这证实了许多人的猜测。虽然实际成立日期仍待考证，但至少使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不必把其正式成立日期当作时间上限。

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西纠有前后两期之分，否则无法解释许多现象。在前期，西纠确实如陈小鲁所说，是红卫兵内一部分人的组织，初衷是司对内纠察之职，

有人说，见过西纠的成员证件，不是所有西城红卫兵都是西纠。四中西纠成员刘辉宣的回忆录《只是当时已惘然》中所说的也如此。他说：“后来纠察队却在群众中留下了很恶劣的印象。这其中除了江青、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妖魔化以外，我们自己也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活动，最后则是一些纠察队员不去纠察红卫兵，反而卷在普通红卫兵中一起去造反抄家破四旧。不久，有纠察队员打死了人。这一下事情就闹大了。”显然，西纠成员和“普通红卫兵”有明显不同。

如果西纠是8月25日才成立的，这些话很难理解，与众所周知的事实对不上。看了胡庄子先生的文章，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关键之处是西纠成立时间。按照胡先生文章引用的材料，西纠实质上的成立时间应在8月4日以前，较其正式成立提前20多天。按照刘辉宣的说法，有个“先是……，最后……，不久……”的发展过程，不是几天的功夫。查北京市在8月24日，即西纠正式成立的前一天，被无辜打死的人数已达几十人，想其中不乏西城区居民。所以，刘辉宣的说法印证了西纠成立时间远早于8月25日，离打死人事件还远得很。

我们可以设想，在这20多天里，西纠有个发展过程。最初它是少数学校的红卫兵建议成立的。这少数学校可能就是四、六、八中。成立之初，只有部分学校或这些学校的部分红卫兵是纠察队员。而成立的初衷，确实有对红卫兵进行“纠察”的意愿。这也符合“纠察队”一词的本来意义。在成立初期，也可能确实如此。但是到了后来，就正如刘辉宣所说，参与了抄家打人，和其他红卫兵没什么区别。在此期间在八中发生了华锦被迫害死亡事件，还有八中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得引起败血症，经抢救得以保命。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折磨后自杀身亡。还有几个校外人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对于这些惨剧，西纠扮演了什么角色？

8月25日正式成立的西纠更不能算纠察队。在西纠成立宣言上署名的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以后又有19所中学的红卫兵或其它名称的类似组织参加。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认识，就是这50所中学的红卫兵是集体加入西纠的，也就是说，这些红卫兵组织是西纠的集体成员，这些红卫兵组织的成员也就是西纠的成员。胡先生文章中有一句“《嚎歌》是‘西纠’所属四中红卫兵创作的”，似乎也是这样认识的。

我手头无详细资料，但我在西城区生活过。我知道，这50所中学基本包括了西城区绝大多数中学。所以，当时西城区的所有中学红卫兵基本上都是西纠成员。但这种认识和纠察队这个名词的意义不符。都是纠察队，谁纠察谁呢？

所以这个后期的西纠不是纠察队，是西城区全体红卫兵组织的总称。这也符合北京市民的记忆，凡是“红八月”在西城区发生的恶行，都归之于西纠。

公众不知道前期西纠，只见后期西纠在为非作歹。而陈小鲁、刘辉宣说的都是前期西纠，而对后期西纠避而不谈，鸡同鸭讲，对不上茬。

公众不关心前期西纠，关心后期西纠，因为在这个时期里，确确实实有1772具被打得不成模样的尸首送到火葬场。而在这时期横行乡里的只有西纠。而打死人这种现象，被陈小鲁称为“不讲政策”。他说“‘红卫兵暴力’是开始反思红卫兵运动后才出来的词，我们当时把打人、吵架称为‘不讲政策的行为’。”

陈小鲁说得很是。但是现在他不是提倡法制、法治吗？那么为什么现在还使用红卫兵的语言呢？他现在还把六中的西纠开设监狱，实行“红色恐怖”，草菅人命都称为“不讲政策”。他真的想和红卫兵思维决裂吗？

当时确实没有“红卫兵暴力”这样的词，但是“草菅人命”的词已存在几百年了，陈小鲁为什么不用呢？

这样的“不讲政策”，说出来一件，就令人发指。

8月23日，属于西纠的31中和女八中红卫兵到西长安街文昌胡同6号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孙菊生家，借口他家住的是自己房产进行抄家。20多个红卫兵从此驻扎在他们家中，每天轮流用皮带和钢鞭殴打他们。8月27日，孙菊生的姐姐孙启坤因逃避她的驻地铁道学院红卫兵的迫害，来到孙菊生家。铁道学院红卫兵通知驻在孙菊生家的中学红卫兵，她来了就抓起来。结果，孙启坤在孙家遭毒打被打死。两天之后，铁道学院的红卫兵又将孙启坤的姐姐孙玉坤打死。

8月28日，家住西城区大红罗厂20号的玻璃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一家五口被38中红卫兵打死。只有黄瑞五一岁半的孩子被保姆抱出得以活命。

也有红二代老红卫兵承认打死人的事，例如说“‘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等红卫兵纠察队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了许多人，在北京造成了不良影响。”（李卫雨、张爱民、纪彭《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虽然用的仍是当年的语言，否定的只是“不良影响”，但比陈小鲁强。

在“红八月”里，除去市区近郊区的暴力外，在昌平区大兴县等郊区县内也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集体屠杀事件。现在没有证据说明西纠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但不能说与此无关。

《炎黄春秋》2012年2月份上孙言诚《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披露，在昌平县公安系统的会议上，宣读和印发了西纠的“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对杀人狂潮起了极大的煽动作用。

三

陈小鲁为什么不愿涉及后期西纠以及它所干的一系列缺德事呢？

拿他的好朋友计三猛的话来说就是“现在媒体热炒陈毅之子道歉文革，好像他娘的文革是咱们发动的！好像咱们在认罪文革！高姿态不等于替伟大领袖担罪！你的道歉信很诚恳，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绝不替伟大领袖开罪！谁种下的仇恨谁就应该自己遭殃！”

陈小鲁也是这个立场，只道自己的歉，绝对不牵涉别人。我猜测，在他看来，前期西纠是他自己的西纠，后期西纠，尽管自己是领导人，却不是自己的西纠，是被强加的，所以不对它负责。

看来高姿态，实际有难言之隐。问题可能还不仅在于伟大领袖。

“红八月”北京市区近郊区打死1772人，绝对不是十几岁的红卫兵所能策划所能完全负责的。

打死人也许不是策划者的初衷。打人源于抄家。不少红卫兵回忆都说抄家是到派出所去领的任务，按照他们提供的名单抄家的。也就是说，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了的。至于这名单是彭真时代准备的，还是文革前夕成立的“首都工作组”准备的，我们还不知道。有首都工作组成员张民写了《周恩来和首都工作组》一书，但对这些事讳莫如深。

为什么抄家呢？当时打的旗号是搜查隐藏的枪支弹药。致使上述黄瑞五一家五口毙命的原因是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一枚黄在体育训练时留下的子弹壳。宣武门内医生蒲伯扬一家三口同时被害也是因为他的父亲曾任职北平市警察局，红卫兵怀疑他们家藏有枪支。（蒲以勉《北京东西城》）

只有追索枪支，而被抄家者又确实没有枪支，在严刑拷打下才会把人打死。当然这也许是个借口，在这个借口下，人性的恶尽情发泄。

陈小鲁说这是不讲政策。按照法治的语言，是没有政策这个词的，所以我们希望的法治，就是不讲政策。但在传统语境，政策是有其本来意义的。警察审问犯人，打了他一些，可以算作不讲政策。但是像黄瑞五这样的技术员、蒲伯扬这样的医生，他们根本不是原来所说的地富反坏右，根本不是阶级敌人。

派出所的抄家名单是早就准备好的。这为一些领导人在“红八月”以后的公开讲话内容所证实。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提过“黑户”这个词。如叶剑英在9月25日说“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这回“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所以他的“黑户”概念就是独门独户。他的话证实文革“红八月”在北京抄了一万多户，驱逐了8万多人，就是针对这样一批中产阶级的精心策划的暴力行动。他们自己知道这是违法也违反政策的，所以借助于红卫兵，让他们担当责任。这也是计三猛的愤怒所在。

“谁种下的仇恨谁就应该自己遭殃”。计三猛说得很对。但是，陈小鲁们对北京市社会上的惨剧难道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四

我支持陈小鲁的道歉，但是我觉得他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参加过文革的人都应该反思。这个反思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是和传统决裂的过程。陈小鲁在反思时，还难免使用原来的语言。

陈小鲁反复强调他是反暴力的。我相信他的表述，也许他的内心确实是不赞成暴力的。但是在他的文革生涯中，没有表现出这一点。

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在文革的“红八月”中，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面临的灾难面前，她把两根上吊绳作为孝顺女儿的礼物送给她最亲爱的双亲。

你相信世界有这样惨痛的事情吗？如果你处在这种境地，你会有其他选择吗？红卫兵爷爷明天就会降临，你能忍心看你的双亲被严刑拷打，被开水活活浇死吗？把他们平安送至另一世界乃是女儿的最大孝心。

我说这些是想表示，在这个“红八月”里，在北京市民面临的空前灾难里，你，陈小鲁，作为横行京城的西纠领袖，强调你反对暴力没什么意义。你对普通民众所遭受的苦难仍采取漠视的态度。

陈小鲁说，他反对血统论，“血统论造成了老红卫兵的分裂”。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分裂指的是什么。据我所知，老红卫兵有过政治分歧，但是没有组织上的分裂。

这样的分歧有三次。第一次是在8月13日的红卫兵斗争“小流氓”全市大会前，一派力主结合批判工作组和团中央，而另一派认为应集中批判“小流氓”，表明他们的批判重点分别属于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这是初期老红卫兵运动的两个方面。最后这个会议以斗争小流氓为主。这象征着中学的红卫兵运动今后主要关注社会问题，正如印红标所说：“红卫兵运动一旦初具规模即沿着自身的逻辑发展，追求‘红五类’的标准而忽视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

第二次就是在“红八月”，分歧发生在西城区的红卫兵和海淀区的红卫兵之间。我们注意到，在此期间，以清华附中为代表的海淀区红卫兵两次发表声明反暴力。

相对而言，以清华附中红卫兵为代表的海淀区红卫兵更富理想主义色彩。尽管他们也打人，但并非一味打人。清华附中红卫兵是血统论红卫兵中的理论家。从理论上，其领导和智囊也知道打人不对。他们发表反对打人的宣言有两次。前一次是如穆欣所说，在斗争小流氓的十万人大会（穆欣说是7月，但实际是8月13日）后，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和北航附中联名印发了一份《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呼吁制止乱打人，维护党的政策。第二次是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布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心内容是反暴力。

尽管陈小鲁说他反暴力，但我们没有看到西城区的红卫兵有这样的表现。最能说明西纠政治主张的是8月26日的行动，当日他们挥舞皮鞭，涌到《人民日报》社，气势汹汹地勒令该报停刊，原因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刊登了署名海淀区中直某机关红卫兵的《致爸爸妈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要造爸爸妈妈养尊处优的反。八二六事件是红卫兵内部两种思想冲突的表现。

西城区四中的刘辉宣说，他们很看不上海淀区那些红卫兵，他们群龙无首，没“组织意识”。在另一处他说，海淀区红卫兵被毛泽东的光辉普照，而西城区红卫兵后面有周恩来的身影。

第三次政治分歧是1966年12月联动成立时候的事。当时部分老红卫兵决定成立联动，并在12月6日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准备对初期红卫兵运动的错误进行检查，对社会表示要“继续革命”。中央文革也准备参加。结果在会上，部分参加者不满大会的基调，实行“冲会”，并放爆竹捣乱，结果江青到了门口见此情景未进返回。从此中央文革和联动生分了（李卫雨、张爱民、纪彭《红卫兵中醒着的人》，《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所以这次分歧是要不要在“不讲政策”层次作检讨和根本不承认任何错误之争，但是也没造成分裂。

虽然反思还基本上停留在“不讲政策”的层面，陈小鲁从违宪角度总结文革，自然有它的意义。但是在中国，违宪是制度性的，不全怪个人。也没什么法律处理违宪问题。相反，在1982年的“严打”中，有人抢了一车西瓜者竟被判处十年徒刑。光讲“违宪”，有点大而无当、推卸责任之嫌。况且违宪也有不同的层次。剥夺人的生命，特别是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事件不是一般的违宪。所以我觉得也应该从违法角度总结。当然当时没有刑法，但也不是能随便杀人的，况且命案没有追诉期。纳粹罪犯不是过了六七十年还在追逃吗？“红八月”期间，在八中发生多宗命案。陈小鲁要讲法治，应该从这里开始。

当然，要追究犯法，就要弄清事实。要实现正义，也要弄清事实。上面我所说的西纠故事，是我从我了解的历史一鳞半爪知识中总结的。真相如何，陈小鲁最清楚。我希望他说出关于西纠的真相。

再者，要从人类文明角度总结，因为西纠的暴行不仅违法，而且违背公认的人伦道德，冲破了人类良知的底线，实际上是反人类的罪行。有人说，在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上，组织者强迫被批判者的家属坐在台下观看他们的长辈被虐。是谁想出这样的卑劣主意的？

也可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角度总结。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进行和完成的，并象征性地明确表示为国旗上的四颗星。但是如上所述，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暴行主要针对中产阶级。在西纠的第三号通令中也明确提出要查抄包括资本家的“黑六类”。陈小鲁则建议并实施解散各个民主党派。这是明目张胆的对昔日盟友的背叛，是当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五

最近看到陈小鲁又发表文章说“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这话说得很好。说明真相可能比道歉更为重要。只有说明事实，才能厘清责任。只有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道歉才有意义。

我希望作为重要当事人的陈小鲁先生能身体力行，告诉我们下列问题的真相：

在1966年的“红八月”里，在陈小鲁人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八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其中党支部书记华锦的死亡是自杀还是他杀？谁对她施暴，谁为她的死负责？

八中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得引起败血症死里逃生。谁对她施暴？

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折磨后自杀身亡。谁应该为此负责？

到底有几名校外人员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对于这一惨剧，陈小鲁为什么不道歉？

谁筹备了8月19日中山公园的批斗会？谁安排被斗干部的亲属观看他们的亲人受到残酷折磨？

西纠何时成立？如果按陈小鲁所说是8月25日成立的，那么8月4日国务院批给西纠5千元经费是怎么一回事？

8月20几日，西纠“正式”成立大会何时何地召开，什么人出席？

华锦死亡和策划成立西纠何者在前？

什么人布置你们到各个派出所领取任务到“黑户”去抄家？

陈小鲁是否参与首次提出“黑六类”概念作为清理对象的西纠通令？这个概念出笼的经过如何？

陈小鲁是否参与了驱逐“黑六类”出北京的西纠通令？你们是如何策划这一罪行的？

陈小鲁是怎样提出解散各个民主党派的？

陈小鲁是否参与起草和批发西纠“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

在这期间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1772名受害者，其中西城区333名，是被谁残酷杀害的？西纠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陈小鲁，应对此负什么责任？

你可以为自己辩护，但你必须对历史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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