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yangharrylg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目 录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1．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
2．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覆灭
3．40年代反分裂斗争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1．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反革命暴乱
2．伊宁、塔城反革命武装叛乱
3．“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分裂活动
4．南疆阿洪诺夫集团反革命武装暴乱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1．分裂主义的活动及其背景
2．分裂势力制造的恶性案件
3．分裂组织的恐怖主义特征
4．专项治理的成果
四、新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分裂斗争
1．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
2．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
3．宗教极端势力的恶劣灌输
五、新疆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
1．“9·11”事件后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2．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发展趋势
3．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一、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

1．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
泛伊斯兰主义也翻译成大伊斯兰主义，它宣扬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联合起来，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首创者是阿富汗人哲马鲁丁，他针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提出振兴伊斯兰教，主张建立统一的伊斯兰教国家、建立世界伊斯兰教联盟等。哲马鲁丁的超民族、超阶级、超国家的狭隘宗教观，被奥斯曼土耳其的国王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所利用。哈米德二世积极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大肆喧嚣将全世界的穆斯林置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统治之下。为了征服所有穆斯林，他在国内外多次发动战争，对异教徒和其他民族进行血腥屠杀。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在中国新疆有所反映。1908年，新疆拜城人毛拉木沙·赛拉米在修改他的著作《安宁史》时，将其书名改为《哈米德史》(汉译稿译为《伊米德史》或《海米德史》)。在该书序言中，作者称哈米德二世是“全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的保护者”。泛伊斯兰主义后来被帝国主义所利用。
泛突厥主义也被译成泛土耳其主义、泛奥斯曼主义等。泛突厥主义亦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宣扬成立所谓“突厥大帝国”，由奥斯曼土耳其统一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20世纪初，哈米德二世被推翻以后，组建土耳其新政府的成员，都在卖力地推行泛突厥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土耳其为基地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活动非常活跃，中国新疆也深受其影响。新疆生活着信仰伊斯兰教和操突厥语的民族，因此成为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分子渗透的目标。这一时期，“双泛”对新疆的渗透主要采取以下方式：一是散发宣传品，二是派人潜入，三是通过留学生或朝觐人员等回国传播。
1915—1916年，以德国人冯·亨蒂希为首的秘密组织向阿富汗、俄国和中国新疆地区散发了传播“双泛”的小册子上万册。冯·亨蒂希还潜入南疆莎车、喀什等地进行非法活动。1917年，喀什道尹朱瑞墀收到国外伊斯兰教首领寄送的函件，其内容是要求中国穆斯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结盟。这类函件当然不可能只送给朱瑞墀一人。
以传教、办学、行医、旅游等潜入新疆从事非法活动者，当时被抓获了多起。其中以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最为典型。此人于1914年3月由土耳其潜入新疆阿图什。有资料表明，艾买提·卡马尔在土耳其是为泛突厥主义组织“统一进步委员会”工作，受专门指派到新疆，其主要任务就是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他在阿图什以办学为名，实则向青少年灌输“双泛”毒素。他从伊斯坦布尔运来一套印刷机器，印教材和《伟大的宗教》杂志；他强迫学生接受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为领袖，只准唱土耳其歌曲；他教育穆斯林儿童要把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当作精神上的父亲。艾买提·卡马尔被当时地方当局查处，押送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关押两年，1919年释放后，从上海遣送回土耳其。所办学校，当局规定不得有任何效忠土耳其的表现，必须开设汉语课和军训课程等才能继续开办。当时，外籍人在新疆办学或任教出了问题被地方当局查封的有库车、莎车、吐鲁番、和田等地的学校，说明这类事件并非偶然或个别。
新疆每年有上万人去麦加朝觐，或去土耳其、印度、中亚、西亚等地留学经商打工等，在与外界的接触中，少数人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有的携带宣传品回国传播，有的回国后从事民族分裂活动，麦斯武德、沙比提大毛拉就属于这类人物。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在伊斯坦布尔接受了泛突厥主义。1915年返回新疆伊犁，以办教育、开医院为名传播泛突厥主义。他带来几个土耳其人充当教员，开办“图冉”学校。“图冉”或“图兰”就是泛突厥主义名词。他们在学生中公开宣扬“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1917年，新疆省长杨增新下令查封了“图冉”学校。
上述艾买提·卡马尔和麦斯武德，一个是外籍，一个是新疆人，他们都在向青少年灌输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这一事实说明，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就已经在新疆争夺青少年。
1923年，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成立了共和国。其首脑穆斯塔法·凯末尔推行民族主义，不支持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下令取消了“统一和进步党”，但是流毒并未肃清，其影响仍然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都把“双泛”作为侵略工具。泛突厥主义成为法西斯主义在土耳其的变种。
2．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与覆灭
20世纪30年代，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驱动下，穆罕默德·依敏、沙比提大毛拉等人在南疆和田、喀什等地大搞分裂活动，终于走上了分裂中国领土、成立所谓“独立国家”的罪恶道路。
1933年11月12日，沙比提大毛拉在喀什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并担任“总理”。这天夜晚被他们称为“民族之夜”，广场上空悬挂星月旗。在伪“共和国”成立大会上，宣布了伪政府人员名单、宪法及国歌。伪宪法或所谓纲领有30条，公开叫嚣：“东突厥斯坦”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请南京或国际联盟给予便利，而达到永久独立。共和国以穆斯林教条而成立……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是“双泛” 在新疆传播的产物。尽管它是短命的，只存在了三个月，由于分裂不得人心，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而覆灭，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却不能忽视。
其一，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等将分裂政权命名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从此以后， “东突厥斯坦”一词就与 “分裂”一词联系在一起。“东突厥斯坦”原被西方某些人作为地理名词而使用，其范围指新疆(主要指南疆)。20世纪初期这个名称伴随着泛突厥主义思潮一道渗透到新疆。1933年南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将“东突厥斯坦”这一地理名词变成具有分裂中国领土、带有煽动性政治色彩的特殊名词。这一特殊名词后来一直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其影响和危害可想而知，是不同寻常的。
其二，在“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出笼的过程中，穆罕默德·伊敏、沙比提大毛拉大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他们一方面竭力鼓吹宗教至上，一方面疯狂反汉排汉，叫嚣所谓“独立”，宣称“突厥斯坦的回教徒(包括阿勒泰、塔城、伊犁、哈密、莎车等回族人民集中区)应该联合起来，隶属回教国。回教国之组织为教皇、总教掌、总哈孜(即掌教规者)、秘书长等。以教皇为主席，回教国政府人员应精通《古兰经》”等。可见，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没有以各族人民群众为主人的统一的祖国，而只有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谓“回教国”。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出笼后，他们接管了瑞典传教士的印刷机器，出版《“东突厥斯坦”自由报》、《独立》杂志，在期刊中大肆反汉，叫嚣“吾人今虽脱离汉人之压迫，但犹未脱离东干(回族)……黄汉人与‘东突厥斯坦’本无丝毫关系，黑东干亦无多大关系。东突厥斯坦者，乃东突厥斯坦人之东突厥斯坦，无须外人来作吾人之父母……外人之风俗、习惯、性情、文字等均须打倒，并将外人永远驱逐出境。”可以这样认识：20世纪30年代在喀什出现的那个分裂政权在短期内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它所散布的毒素，如否认新疆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强烈的反汉情绪，等等，却一直在毒害着某些人。事实上这就是“双泛”对新疆社会稳定所构成的严重危害。
其三，帝国主义及国外敌对势力利用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支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这对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资料表明，国外敌对势力直接参与了1933年南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如从苏联逃入新疆的巴斯马奇匪帮头目贾尼拜克，此人竟然成为和田暴动队伍的指挥官，于1933年6月带领一千余人的队伍进入喀什；另一名叫陶菲克巴依的叙利亚人，自称是“穆圣后裔”，手下也有一支由数百名外籍人组成的神秘部队。此人直接参与策划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出笼，沙比提大毛拉就是由他护送进入喀什的；还有中亚乌兹别克人色以提·瓦底江，当时在喀什自称总司令，带领武装部队参与分裂活动。还有一些土耳其人、阿富汗人等，在那场分裂丑剧中均扮演过可耻的角色。上述史实说明，在分裂活动中，国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势力与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勾结在一起的。
然而，在1933年南疆分裂活动中扮演最不光彩角色的是老牌帝国主义英国。众所周知，在近代史上，大英帝国用炮舰征服了中国的清王朝，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领土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在势力范围内为所欲为，但是他们并不满足，又将魔爪伸向中国的边疆地区。他们在西藏、新疆等地不断地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侵略，而最阴险的一手是策动所谓的“独立”。英国人准备把“南疆与印度、阿富汗、伊朗等国联合起来，建立大伊斯兰教国。”1933年6月，英国通过印度政府派遣大批间谍潜入新疆喀什各地，大肆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英国政府为此专门提供了5l万卢比作为活动经费。我们从已经公布的英国驻印度事务部的历史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的官员经常与南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头面人物接触。早在1934年就有人写文章揭露：英国人“正在仿效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伪‘满洲国’的手法，在新疆策划伊斯兰教共和国，由本地人士出面，他在后面做后台老板……伪府的援兵、伪府的枪弹和金钱以及参赞军事人员都是由英国方面来的。”这一切说明英帝国曾经对新疆的稳定和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3．40年代反分裂斗争
1944年9月，在新疆伊犁、阿勒泰、塔城爆发了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即三区革命。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在三区内存在着“双泛”的影响及其危害，当然也是对全新疆的影响和危害。
1944年11月12日，在伊犁成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通过了9项宣言，其中第一、二项是：在“东突厥斯坦”的领土上，彻底根治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可见，“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对三区的影响非同一般，它已经不是地理名词，而是与分裂中国领土联系在一起，在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在“东突厥斯坦”建立独立的共和国。又在军旗的一面写着：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而前进。
利用“双泛”严重危害三区的代表人物是艾力汗·吐烈。

9
他是苏联乌兹别克人，因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于1924年被关进监狱，1927年越狱潜逃至新疆，1937年被盛世才逮捕，1943年获释，1944年在伊犁成为“解放组织”的领导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时：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并自封为武装部队元帅。三区当时的各项重大决策，包括“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的使用，主张独立等，艾力汗·吐烈是主要决策人。那一时期，艾力汗·吐烈发表了大量言论，观其内容，几乎全部在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他的煽动下，三区出现了反汉排汉，企图脱离祖国而独立的严重局面。
为消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对三区的危害，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作了不懈努力，贡献很大。
从1945年10月起，三区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行和平谈判。三区代表没有坚持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代表身份参加谈判。1946年1月2日，签订了十一项《和平条款》，是以中央政府和新疆暴动区人民代表的形式签署的，在全部条文中，均未使用“东突厥斯坦”一词，也未使用“独立”二字。6月6日签订《和平条款》附文(二)，也是以中央政府代表和新疆局部事变人民代表的形式签署的。这就说明三区代表已经完全否定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及其要“独立”的宣言。对此，阿合买提江说： “我们签订《和平条款》，就承认了我省是中国的领土。”
6月27日，伊犁临时政府举行会议并发布第324号决议，决定从次日起取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称，成立伊犁、塔城、阿山专署；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名义出版的报纸，改为专署机关报。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是由阿合买提江主持的。
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成立。阿合买提江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其身份从谈判成员变为首席代表(原首席代表是赖希木江·沙比尔)，又在联合省政府中担任副主席这一重要职务，说明他的作用和威信在三区是首屈一指的，以上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都与他的作用联系在一起。十一项《和平条款》的签订，整个扭转了三区革命初期闹独立搞分裂的偏向。那个坚持搞分裂的代表人物艾力汗·吐烈也在伊犁销声匿迹，被苏联高级顾问团遣送回国。
8月22日，在联合省政府召开的座谈会上，阿合买提江说：“东突厥斯坦不过是个地理名词，不能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如果有人拿来作政治活动的理论，就是省政府的敌人，也就是全省人民的敌人。”但是，阿合买提江的观点在三区却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东突厥斯坦”一词仍在使用，有人仍在鼓吹“独立建国”。1947年9月17日和12月9日，张治中在给阿合买提江和赖希木江的信中提到：伊方(指三区)无论口头上、文字上乃至心理上都只有“东突厥斯坦”。所以他希望停止“东突厥斯坦”的宣传。
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在伊犁成立，阿合买提江担任主席。12月， “东突厥斯坦革命青年团”并入“新盟”，“东突厥斯坦”这一名称在三区才被废止使用，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影响及危害仍然存在。
1945年10月，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跟随张治中返回新疆，并在政府部门担任显要官职。麦斯武德先担任新疆监察使，1947年5月一1949年1月担任新疆省主席。1946年7月1日联合省政府成立，艾沙任省府委员；穆罕默德·伊敏任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49年1月升为省政府第二副主席兼建设厅长。其实，这几个人乃是国民党豢养的货真价实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他们都有一笔传播“双泛”、进行分裂活动的历史老账，返回新疆后，利用合法身份又变本加厉地传播“双泛”。因此，他们给新疆的稳定留下的隐患也是最为严重的。
麦斯武德于1935年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当上“国大代表”。那一时期，他曾在艾沙主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鼓吹新疆操突厥语的民族是“突厥族”，他反对移民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称新疆之不安宁全是内地去的移民和军队造成的。他还伙同艾沙、穆罕默德‘伊敏上书蒋介石，“陈述他们对新疆高度自治的要求”，结果震怒了国民党当局，其活动曾一度受到限制。
艾沙是新疆英吉沙人，1927年随陈德立到中国驻苏联塔什干领事馆任翻译，在那里接受了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1933年到南京投靠国民党，先后担任军委参谋部研究员、立法委员等。1934年在南京创办《边铎》杂志，出版了6期后改名为《天山》。在此刊物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译文，其内容全部集中在反苏、反共和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上，他别有用心地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
穆罕默德·伊敏，1934年从南疆逃亡至国外，曾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秘密会见日本公使北田正美，请求日本出兵，帮助他实现“新疆独立”。1940年，在克什米尔出版了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此书主要内容，一是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二是篡改、编造历史，否认新疆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此书成为专门从事分裂主义活动的反动宣传品。1943年，穆罕默德·伊敏被艾沙请回陪都重庆，曾担任国民党中组部专员。
1944年10月，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以新疆旅渝同乡会之名义，在报上发表“新疆同乡会对宪法草案之意见”，公开提出要将新疆民族定为“突厥族”，要将新疆改名为“突厥斯坦”，当时引起舆论界的一致谴责。其中黎东方教授列举了无可辩驳的史实，论证了新疆同胞不应称为突厥民族，新疆省不应称为突厥斯坦。但是穆罕默德·伊敏一伙仍然喋喋不休进行所谓论战，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的丑恶面目。
麦斯武德等人返回新疆后的那一时期，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泛滥。由于他们均有职有权，因此可以公开地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活动。
1946年6月24日，他们成立“阿尔泰出版社”．，从名称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出版机构，实质上却是一个泛突厥主义组织。成立时有一千余人填写履历表加入该组织，麦斯武德任主任委员，艾沙任社长，穆罕默德·伊敏任总编辑，在区县各地还有分支机构。
该组织以出版刊物、书籍、组织学术活动为名，实际上是在大肆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如1946年年底出版的《自由报》，至1949年4月共出版了270期，在每期的报头都写着“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故乡是突厥斯坦”。在定期举办的学术座谈会上，都在宣讲他们编造的所谓“历史”，穆罕默德·伊敏就曾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的前身)大讲“东突厥斯坦一万年来就是维吾尔人的故乡，在东突厥斯坦只有维吾尔人是主居民族，有做主人的权力，其他都是客居民族，没有做主人的权力”。对此，包尔汉曾到新疆学院予以有力批驳。他指出“新疆两千多年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个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是犯了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穆罕默德·伊敏得知后，辱骂包尔汉是“民族的叛徒”。在维吾尔文的书写中，新疆一词被他们偷偷摸摸改为“中国突厥斯坦”，操突厥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均被写成“突厥民族”，甚至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新疆专用”法币也偷偷改为“中国突厥斯坦”法币，由于发现及时，当天即被收回并全部销毁。
麦斯武德等人在鼓吹“突厥民族”、“突厥斯坦”的同时，另一方面大肆反汉排汉，散布反汉言论，煽动反汉情绪。在南疆禁止用汉文书写会标，有些县的学校禁止使用汉文。他们的反汉言行，使已经离开新疆的张治中也无法忍受，他写信质问麦斯武德、艾沙：“这些言论是不是有着反汉的意识?对于各地的指示有没有反汉的意思?”指出“反汉的意识乃至秘密行动如果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对于新疆的前途是很危险的，需要加以慎重的考虑和注意”。
1949年8月，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人公开与马步芳和新疆的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企图破坏新疆和平解放。9月，当新疆各族人民满怀激情迎接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进军的号角已经奏响之时，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伙同国民党顽固派一起从南疆逃亡国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麦斯武德被逮捕入狱。
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是新疆民族分裂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危害新疆社会稳定的罪魁祸首。

二、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1．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反革命暴乱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旧政权更替，矛盾交织，斗争复杂，分裂分子与国民党顽固派残余势力、外国反华势力等搅和在一起，其破坏形式主要有与新生政权对抗、发动武装叛乱等。国民党顽固派残余势力的叛乱，目的是要复辟旧政权，妄图东山再起，而分裂分子却是要分裂新疆，要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叫嚣“独立”。
与国民党顽固派和国外反华势力纠合在一起的典型案例有乌斯满、尧乐博斯、贾尼木汗等在哈密、镇西、伊吾等地胁迫两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暴乱；乌拉孜拜、司的克等胁迫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暴乱。乌斯满叛乱，得到美国及国民党势力的支持。美国驻迪化领事曾派克斯顿和副领事马克南在新疆解放前夕，直接与乌斯满等接触，鼓动其对抗新疆和平解放，许诺供给其武器装备。
从1950年3—12月，乌斯满等在昌吉、呼图壁、玛纳斯、阜康、奇台、吉木萨尔、木垒、哈密、巴里坤、伊吾、乌鲁木齐南山等地发动叛乱；乌拉孜拜、司的克等在绥来(今玛纳斯)、景化(今呼图壁)胁迫万余名哈萨克族牧民暴乱。1951年2月，乌斯满被人民解放军捕获；9月，贾尼木汗、乌拉孜拜、司的克等先后落网。乌斯满等匪首被惩处，叛乱被平息，其残余势力的分裂叛乱活动却一直延续至1958年。这股势力被清除以后，北疆地区的社会才得以稳定。
20世纪50年代，以分裂新疆为目的，叫嚣“独立”而发动的暴乱，在南北疆都发生过。1950年7月24日一8月16日，热合曼诺夫在伊犁叛乱；1950年8月18日和12月26日，沙里红和伊德利斯·努尔派依斯在昭苏叛乱。其叛乱头目，均为隐藏在部队中的分裂分子。热合曼诺夫，整编后任驻宁城防营排长．沙里红时任昭苏驻军副排长，伊德利斯．努尔派依斯(俄籍哈萨克族)，俄国十月革命时窜人新疆，混入三区革命队伍。
热合曼诺夫鼓吹“维吾尔人应在星月旗下团结起来”，鼓吹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其活动得到泛突厥主义组织“大突厥主义伊斯兰党”的支持。他在伊犁发展了8个小组，发动叛乱时人数已达一千五百多人。沙里红等与热合曼诺夫密切联系，他们宣称‘‘在美国援助下，建立伊斯兰政府”，暴乱时纠集了二百余人，号称“伊斯兰政府忠义军”。人民武装及时平息了叛乱，叛乱头目及其分裂骨干分子受到法律制裁，部队中的隐患被清除。20世纪50年代，分裂活动在南疆较猖獗，比较典型的案例有：1954年和田暴乱；1956年墨玉、洛浦、英吉沙等县暴乱；1957年和田暴乱。上述叛乱都打着宗教旗号，地点均在南疆。
(1)1954年12月31日，以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为首在和田发动暴乱。
解放初期，南疆莎车荒地教经堂头目，依禅教主阿尤甫·哈日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活动，培养了许多弟子。穆罕默德·伊敏、艾沙逃亡前曾与之密谋，他们不甘心失败，妄图通过暴力，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1950年春季，阿尤甫·哈日等即策划在南疆发动叛乱，但被当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所震慑，其阴谋暴动被迫推迟。1952年5月阿尤甫·哈日亡故，其弟子阿不都·依米提大毛拉等继承了他的分裂事业。
阿不都·依米提策划了1954年的和田暴乱，他为暴乱作了一系列准备，以其依禅教主身份在和田地区大肆招揽信徒，培植骨干，建立暴动组织，所谓“伊斯兰政府联盟委员会”就是他实施暴动的核心组织。其暴动计划、目的以及人士安排，都是在这个组织的会议上发布的。其暴动计划不仅要占领和田地区，还要占领莎车、喀什等地，之后要成立“伊斯兰政府”，已策划由11个厅组成，其人选都已确定。暴乱时间原定在1955年元旦，因计划泄露，所以提前至1954年12月31日。当晚，被阿不都·依米提煽动起来的三百余名信徒，手持凶器，疯狂袭击墨玉县劳改农场，农场执勤人员9名(有指导员、班长和7名战士)被残杀，武器被抢劫，汽车被烧毁，牢门被打开。
暴乱持续了两天，平息后，政府对受蒙蔽的群众进行说服教育，规劝其遵纪守法；对顽抗不化的分裂分子，坚决实施镇压，有2名被击毙，42名被抓捕。首犯阿不都·依米提漏网潜逃。
(2)20世纪50年代中期，南疆和田、喀什地区的分裂主义势力一直在和人民政权进行较量。和田地区的墨玉、洛浦、和田三县，喀什地区的英吉沙均发生过以分裂新疆为目的的暴乱。
①墨玉暴乱发生在1956年3月。阿不都·依米提潜逃后转入地下活动，利用其骨干亲信，发展信徒，谋划暴乱。披着宗教外衣的巴海大毛拉成为此次暴乱的头目，叫嚣要成立“伊斯兰政府”。
3月9日，二百余名手持凶器的暴徒，向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团发起冲击。公安干警和武装部队已有准备，即刻将其驱散，捕获骨干分子29人，平息了暴乱。11日，巴海大毛拉继续煽动暴乱，五百余名信徒疯狂冲击地方政府机构，区委会、区公所、部队单位、供销社等均遭袭击，1名解放军战士被残忍杀害。军警立即进行平暴，抓捕骨干12名，巴海大毛拉亦被捕获。之后又抓捕骨干18名。上述暴乱，有59名暴徒被捕获，其中34人被起诉判刑。
②洛浦暴乱发生于1956年5月。暴乱头目均为阿不都·依米提的亲信和弟子，他们对暴乱进行过周密的策划，其分裂意图十分明显，叫嚣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5月4日，二百六十余名分裂骨干及其信徒加之被煽惑的千余名群众，一哄而起，洛浦县各地方政权机构和物资部门如粮站、仓库等均被洗劫，电线通讯被截断，道路、桥梁被破坏。当地政府采取应急措施平息暴乱，出动公安干警，说服教育群众遵纪守法。多次冲击政权机关的暴徒被击毙击伤31名，捕获20名，包括首犯阿不都·卡德尔哈日。当时，洛浦县三区也发生了骚乱，二百余名群众在分裂分子煽动下，绑架了3名汉族干部。关键时刻，复转军人艾山等劝阻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并揭露分裂分子的罪行，群众纷纷散去，骚乱随之平息。
③1957年4月，潜藏逃犯阿不都·依米提策划了和田暴乱，叫嚣建立“伊斯兰政府”。
阿不都·依米提的女弟子海力其罕充当暴乱头目，暴乱由她操纵指挥。4月17日，暴徒们袭击地方政权机关，将前去劝阻的自治区工作组成员、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县政协副主席那斯尔阿吉及公安干警共4人被凶残杀害，宗教人士买买提沙力·木甫提等被打伤。和田政府及驻军应急处置，经过说服教育，仍有少数暴徒执迷不悟，公安干警被迫武装平息，击毙2名主犯，击伤6名，捕获37名。
④1956年5月，喀什地区英吉沙县发生暴乱。
此次暴乱由莎车荒地教经堂直接掌控，其头目吉力里哈日搜罗信徒，布置策划，暴徒多为依禅派教徒，成立了所谓“依禅革命总指挥委员会”，叫嚣建立“东突厥斯坦政府”，编唱所谓“国歌”，暴露其极端的分裂意识。
5月24日，吉力里哈日偕暴徒袭击公安干警，暴乱当即被平息，吉力里哈日被逮捕判刑，其阴谋未能得逞。在清查吉力里哈日住宅时，发现一手抄本小册子，名为《伊斯兰教历史基础和民族独立的呼声》，其内容罗列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七个方面，所以又称《七个生活》。其歪理邪说基本源自穆罕默德．伊敏那本《东突厥斯坦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分裂主义分子先后两次成立所谓“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均以失败告终。新中国成立后，“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阴魂不散，说明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仍在继续。
此外，50年代后期，新疆一些地方如哈密、拜城、富蕴等还发生过几起打着民族、宗教旗号的分裂叛乱活动，由于范围小，时间短，很快即被平息，影响并不大。
2．伊宁、塔城反革命武装叛乱
20世纪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苏、中两党矛盾升级，新疆成为矛盾斗争前沿之一。在苏联驻新疆外事机构的操作下，引发了伊犁、塔城边民大量外流，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乘机煽动破坏，严重干扰了新疆的和平安定，政治、经济损失巨大。
1962年5月29日，伊宁市发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煽动的暴乱，在此期间，边民大量外流，史称“伊塔事件”或“5·29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苏联反华势力密切相关。当时，中国国内物质匮乏，人民生活困难，正处于灾难困扰之时，曾被中国称为“老大哥”的苏联，在地处中苏边境的伊犁、塔城地区制造麻烦，引起混乱。他们通过领事馆、苏侨协会等，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中国公民中发展“苏侨”。
20世纪40-_60年代，苏联即在新疆，主要是伊犁地区的中国公民中任意发展侨民，此类侨民，有的可能与苏联公民有血缘关系，有的则毫无关系。苏侨分批回国，对新疆影响很大，造成该地区社会动荡、民族分裂情绪升级。
苏方在新疆肆意发展侨民，历史上就存在过。1944年，苏联支持新疆三区革命期间，新疆各地即出现申请改归苏籍的高潮。二次大战后，苏联驻新疆各领事馆竭力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塔塔尔等各族民众加入苏籍，许诺凡加入者每月发给粮食、钱及免费看电影等好处，因此，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1945年末，约有12万哈萨克、维吾尔、俄罗斯人办理了苏联国籍。至新疆解放前夕，苏联驻伊宁领事承认，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到6．5万户，共二十余万人，这些人主要居住在伊犁、塔城、阿勒泰3个专区。
新疆解放后，苏联继续通过其领事馆、苏侨协会等机构，在新疆各地进行恢复苏籍和鼓动中国公民加入苏籍的活动。对苏方的行为，中方曾予以限制，规定苏方在中国人中发放苏联护照，须有专区或自治州以及公安机关的证明。此规定在苏中关系正常时还能起一些作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分歧逐步加深，两国关系也逐渐恶化，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亦产生变化，他们利用新疆民族与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加快了在中国边民中非法大量发展侨民的步伐。
伊犁地区是苏联非法发展侨民的重灾区。由于苏方提供种种便利条件，当地居民很容易得到苏侨证，1958年2月一1959年3月，苏联驻伊宁领事馆发放苏侨证4575本，其中只有十余户俄罗斯族居民获伊犁州公安局批准，其他都是中国居民。新疆地方政府曾多次与苏方交涉，苏方也承认滥发的错误，但他们并不改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恶化，非法发展侨民愈演愈烈。1960年，苏驻伊宁领事馆、苏侨协会等给中国居民发放各种证件的行为有增无减，且宣传持有这些证件的人都是苏联人，都可以去苏联。据调查统计，伊犁地区直属县市持有苏方所发各种证件的人占居民总数的25％～40％，塔城、乌鲁木齐、喀什等也为数不少。1961年，苏方非法发展侨民到了更严重的地步，领事馆人员在伊犁、塔城公开煽动，声称只要过境，就是苏联公民，就发给正式公民证。
1962年1--4月，一名副领事多次到塔城非法活动，接见中国公民六千多人次，大量散发“召唤书”、“邀请书”、“出生证”、“侨民证”等。4月中旬，塔城边民越境外流，苏方边境开通二十余处通道，事态不断扩大。4—5月，伊犁、塔城地区大量边民越境外流，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外流边民主要集中在塔城、裕民、霍城等县。事后统计，当时越境外流人口有5．6万，带走30万头牲畜，致使40万亩田园荒芜。
如果说越境外流边民大部分是由于经受天灾人祸，物质生活受到影响，苏方又不断鼓吹他们那里如何好，所以多数人是怀着追求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而离境的，但其中有少数人是在有意闹事越境，其性质就不同了。
5月29日，伊宁市发生武装反革命暴乱，这就是少数人分裂祖国的行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不都卡德尔等人在伊宁市聚众煽动，正在候车的两千余人被其蛊惑，他们破坏车站，冲击州政权机构，党政机关严重受损，州人委办公大楼曾一度被其抢占，档案等机密资料、枪支武器被劫，党政干部和武装人员多人受伤，伊犁州州长被挟持。
在伊塔事件中，具有双重国籍的一批所谓“苏籍干部”，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新疆，尤其是伊犁党政机关中的干部，有一批既有中国国籍，又有苏联国籍，持有双重国籍，这是历史遗留的特殊情况。新疆三区革命期间，有两种人具备双重国籍：一种是在三区政权或军队中任职的苏籍干部；一种是被发展成为苏侨的三区军政干部。解放后，三区军政干部大多成为新中国党政军机构中的干部。当时，具有苏籍身份者在新疆省级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就有二十余名。50年代，中国政府明确规定：在新疆党、政、军等国家机关持苏联护照的中国血统干部坚决退出苏联籍，否则便不得担任国家机关干部。但此规定并未见效。
苏籍干部中的部分人，其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据学者研究，伊犁地区有不少隐瞒苏侨身份的干部经常与苏联领事馆联系，汇报中方内部情况，提供各种情报，包括中共中央绝密文件，有的秘密领取苏联领事馆的工薪。部分苏籍干部在大规模发展侨民中不遗余力，在“伊塔事件”中叛国逃苏，他们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煽动、组织及胁迫群众外逃的首要分子。
苏籍干部中少数人本身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这类人是苏联在新疆进行非法活动的中坚力量。原新疆文化厅厅长孜牙·赛买提、原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太也夫，到苏联后叫嚣“东突厥斯坦”独立，成为“东突”骨干分子，其分裂活动与新疆境内分裂势力遥相呼应。伊塔事件后，新疆南北疆出现“维吾尔斯坦”、“东突独立斗争同盟”、“东突青年救国军”等分裂组织，他们散发传单，书写标语，大造分裂舆论。伊塔事件的恶果之一，就是当时苏联的中亚地区各加盟共和国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加油站、大本营。
中国政府面对伊塔事件，及时采取了应急措施，平息了暴乱。之后，加强了侨民管理，明确规定：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中国法律，策动越境、闹事、暴乱、破坏生产和危害治安、从事间谍活动等，均受法律制裁。在“5·29事件”中不起好作用的苏侨协会、苏驻伊宁领事馆和其他侨民团体均被取缔。不办理有关手续自行离境的外侨，不许重新人境，境内苏侨重新登记。
3．“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分裂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企图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际，实现他们的分裂梦想。典型实例有“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简称“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出笼和在南疆发动反革命叛乱。
“东突人民革命党”于1968年2月正式宣称成立，此前称“维吾尔斯坦人民革命党”，以乌鲁木齐和喀什为据点，其分支机构遍及南北疆各地。托乎提•库尔班任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所谓奋斗目标是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要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
该分裂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笼，由几个有些文化的分裂分子操纵，有章程、党徽、党旗，分裂活动有纲领，发展组织有计划，编造分裂舆论有手段。1969年，自治区有22个区级部门和12个地州市的一些部门被该分裂组织染指。他们在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博尔塔拉、喀什等地设置所谓分局或委员会，基层组织延伸至地(州)、县(市)、区．直至乡村，共有78个。还有“天山复仇者”、“天山乌拉尔”、“青年组织”等分裂组织被其直接领导，发展成员达一千五百多人。其分裂舆论主要利用传单、报刊等传播，《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地下刊物多达五十余种。分裂言论与历来分裂分子一脉相承，无非是更加卖力地传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歪曲新疆历史，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极端民族主义，鼓吹新疆独立，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该组织确定以武力夺取政权，积极策划所谓武装暴动，在全疆各地均有所动作。以抢劫方式筹集资金，乌鲁木齐、伊犁、克拉玛依等地的银行、仓库等大量现金、物资均被其抢劫。抢夺粮食和部队武器的图谋被我公安部门侦破，未能得逞。企图越境向国外势力求援的暴徒被抓获12名，企图潜入国境的外国间谍被捕获9名。
1968年6月至次年3月，操纵“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头目，有几人(包括主要头目托乎提•库尔班)先后被捕获，其余有的出逃苏联，有的隐藏起来，暗中策划南北疆暴乱。
4．南疆阿洪诺夫集团反革命武装暴乱
北疆“东突人民革命党”的阴谋被破获后，分裂头目将暴乱重点转向南疆，“南疆分局”书记阿洪诺夫接到密令，令其立即发动叛乱，并委任其为叛乱武装的政委。
接到指令后，“南疆分局”立即召开喀什、麦盖提县等地的分裂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将队伍开向边境。占领地盘后，宣布独立，成立“东突厥斯坦国”，迎接境外支援。1969年8月20日，分裂分子按预定计划暴动，暴徒首先洗劫麦盖提县，劫掠民兵武器，然后分别从麦盖提、喀什乘汽车驶向中苏边境，预定在克孜勒苏的阿图什苏洪卡子(即八盘水磨)会合。其暴动图谋已在政府的掌控之中，边防部队和公安干警在其会合地待命围歼。8月22日，由阿洪诺夫统领的喀什暴徒在前往八盘水磨的途中被军民联防堵截围歼，阿洪诺夫及4名暴徒被击毙。23日由叛乱头目米吉提统领的暴徒，在八盘水磨被围歼，负隅顽抗的5名暴徒被击毙，米吉提等69人被俘获。除缴获枪支弹药等武器外，还有“东突人民革命党”的党章、党纲、《独立报》等罪证。由分裂分子制造的南疆暴乱被及时平息。
“东突人民革命党”并未停止分裂活动，1969年8月，一起由该组织预谋在伊犁袭击煤矿、抢夺武器炸药的案件被侦破，阴谋未能得逞。
1970年，新疆有关部门对“东突人民革命党”分裂组织进行全面清查。据统计，该组织发展成员千余名，大部分属于被欺骗、受蒙蔽的，经教育后未作刑事处置。罪行昭著及问题较严重的三百多名受到法律和其他形式的处置。
与“东突人民革命党”的斗争，是20世纪60年代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的一次较量。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没有得逞，但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仍在继续。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疆的反分裂斗争

1．分裂主义的活动及其背景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我国的政治、经济均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在恢复经济、全面落实政策的过程中，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蠢蠢欲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宽松，分裂主义势力乘机兴风作浪。主要表现如下：
(1)在落实宗教政策过程中，被取缔的经文学校死灰复燃。此类经文学校，当初因为灌输分裂思想毒素，所以被取缔。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文学校开始隐现，办校之人尚存顾虑，选择办校地点比较隐蔽，主办人有阿訇、一般教徒，甚至学校教员，入学者以青少年为主。由于国家处于落实各项政策之中，此类私办经文学校的出现，并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更未进行干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私办经文学校呈现大张旗鼓之势，一个阿訇即可教数百名学徒，对办学的有关规定及其手续全然不顾。有关部门曾依法过问，而教员却诱导学生闹事。宗教管理部门制定条规，对经文学校予以规范管理，但效果不佳，不得不进行清理整顿。1989年，全疆私办经文学校共有938所，学员已超过万人。问题是，这些私办的经文学校并非以传授知识为主，分裂分子往往将其作为培养信徒的阵地。
南疆叶城是私办经文学校的重灾区。这一时期，千余名青少年从此类学校毕业。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县有私办经文学校33所，在读生七百多名，主办此类教育的是阿·买合苏木，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叶城县伊斯兰教协会主席，但却热衷于传播分裂毒素，鼓吹“为新疆独立而斗争”。他对信徒们说：“以经文学校培养力量，实现东突厥斯坦独立。”由他主讲的课程，贯串着歪曲新疆历史，鼓吹“圣战”、分裂等内容，使青少年深受其害。不仅如此，他还实施爆炸、暗杀、抢劫、投毒、制造武器等所谓军训，结果训练出大批暴力恐怖分子，新疆发生的恐怖暴力案件，多数都是这些亡命徒所为。至20世纪90年代初，阿·买合苏木培养的学员已有数百人从事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私办经文学校是20世纪80年代宗教狂热的重要源头，是暴力恐怖活动的基地之一。
(2)境外分裂势力利用国内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兴风作浪。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在国外长期从事分裂活动，营造了若干个窝点，虽然他们已年迈体衰直至病故，但其窝点仍在。改革开放后，人员交往频繁，境外分裂势力则乘机出动，千方百计向境内渗透，传播其分裂毒素，其手段仍然是紧紧抓住宗教与民族这两大要素。宗教仍然传播泛伊斯兰主义，只是更加极端；民族仍然是泛突厥主义，煽动民族情绪，叫喊独立，分裂国家。这些都给新疆的稳定造成严重危害。
(3)“东突”分裂势力活动频繁，甚嚣尘上。“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根深蒂固，尽管每次分裂暴乱都以失败告终，但东突分裂势力无论在思想上或组织上都未能得到彻底清理，所以，一有机会，这股势力不仅露头，而且制造麻烦不断。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东突势力也在恶性膨胀，无论在思想上或是组织上，都比以往越走越远，分裂暴乱事件数量不断上升。
20世纪90年代，是新疆分裂主义分子犯罪活动的高发期，分裂势力在国内外的活动极为活跃，冠以各种名称的分裂组织纷纷出笼，分裂破坏活动频率加快，形式多样，手段残忍，恐怖色彩浓厚。其原因主要是：新疆分裂分子与国际恐怖组织合流，东突势力与塔利班、本·拉登、车臣等国际恐怖组织已经连成一气，别有用心的西方势力藏污纳垢，支持纵容。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形势剧烈变化，境外分裂势力活动更趋嚣张。分裂组织出笼了六十多个，分布在西亚、中亚、南亚、欧美，乃至俄罗斯、埃及等地。
西亚以土耳其为据点，旁及沙特阿拉伯等西亚国家。早在20世纪中叶，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在那里集结，以侨民、难民为旗号，成立了所谓“侨民协会”、“难民福利互助会”等，之后，东突分裂组织就不断出笼。至20世纪90年代，出笼了“东突厥斯坦青年民主联盟”，还印发了报纸。老的故去，新的接替，又相继出笼了“东突民族解放联盟”、“民族统一联盟”、“文化协会”、“民族中心”、“民族党”、“基金会”等数十个打着东突旗号的分裂组织。
在中亚的“东突”分裂组织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此类分裂组织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笼，20世纪90年代恶性膨胀，号称：国际委员会、解放组织、跨国联盟、民族革命阵线等，前面冠以“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斯坦”帽子之类的分裂组织即有二十多个。上海合作机制建立后，其活动受到了遏制。
20世纪9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在南亚地区也有显现，出笼了“东突伊斯兰党”或“伊斯兰真主党”、“青年党”、“突厥党”等。
一些西方势力，庇护纵容恐怖分裂势力，20世纪80年代，“东突”分裂组织纷纷出笼，20世纪90年代恶性膨胀，分裂机构名目繁多：“代表大会”、“统一联盟”、“信息中心”、“统一阵线”、“独立联盟”、“人权同盟”、“协会”，等等，前面不仅冠以“东突”、“维吾尔斯坦”帽子，有些还冠有“世界”、“美国”、“欧洲”、“英国”、“澳大利亚”等帽子。显然，分裂分子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国籍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疆分裂组织急剧增加，并且成立了具有分裂纲领的许多所谓政党。1990—1995年，被破获的分裂案件(包括其政党、组织、团伙的活动)共109起，涉案人员一千余人，说明这一时期分裂活动较为活跃。
2．分裂势力制造的恶性案件
(一)20世纪80年代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主要案例
这一时期，分裂主义分子寻机闹事，他们往往利用日常生活中某些刑事案件以及党和政府实施的某些政策，煽动闹事。不仅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而且将黑手伸向大专院校乃至中、小学生，毒害青少年，妄图在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新疆掀起大浪，以实现其分裂目的。较典型的有以下案件：
(1)1981年1月13—16日，叶城一清真寺失火，分裂分子乘机煽动暴乱案。清真寺工匠取暖不慎失火，是一责任事故，闹事头目艾买尔·托乎提却煽动为公安干警有意纵火。暴徒及其不明真相的信徒顷刻汇集，冲击地方政权机构，党政部门、公安局、广播站等严重受损。机关干部、干警、执勤部队等共一百五十多人被殴打，多人受伤，闹事最狂热时，约有八百人。分裂骨干宣称“圣战”，叫嚣“伊斯兰共和国万岁”，可见，利用失火掀起分裂恶浪，是分裂势力制造此次暴乱的真实意图。暴乱持续到第4天，政府下令平息，驻军及干警将冲击政权机关仍在那里蛮横取闹的86名骨干收审，头目艾买尔·托乎提被抓获。
此次暴乱，阿·买合苏木大毛拉开办的高级经文学校培养的塔里甫，充当了急先锋，许多成为暴乱骨干、策划者和组织者。这说明暴乱是分裂分子挑动起来的。
(2)1981年5月26—27日，伽师县“东突”分裂分子抢劫武器案件。该年3月，分裂头目艾山·司马义策动并主持成立了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燎原党”。艾山·司马义是回乡知青，头脑中的分裂毒素从何而来值得深思。他煽动对现实(主要是对升学、就业等)不满的青年，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分裂活动。“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的目标，是建立“东突厥伊斯兰共和国”，实现所谓独立、自由。为了达到目的，决定以武装暴力抢劫武器。
抢劫武器前，他们作了充分准备，公安、武警等配置武器的部门，被其一一踩点侦查。5月24日，召集所谓“核心成员会议”，决定袭击守备比较薄弱，又有许多枪支弹药的县武装部民兵武器库房，夺得武器后，将围攻县城，夺取政权。26日夜晚，在头目带领下，一百五十余名成员参与行动，分三路到达距离县城7公里的预定地点，将库存武器抢劫一空。抢劫各类枪支152枝、子弹2．8万发，手榴弹78枚。暴徒们自以为已经武装起来了，遂向县城进发。
当时，有高度觉悟的维吾尔族妇女凯麦古丽，急速赶至县武装部，报告武器被抢劫，暴徒将袭击县城的信息，这位妇女是武器库房保管员阿木提江的妻子。暴徒涌至县城时，发现城内戒备森严，不敢轻举妄动，撤离至荒野沙枣林中。公安武警及部队及时出击，将其包围。经过耐心劝说，分裂队伍逐渐瓦解。27日下午5时，全部缴械投降，事态被平息。清查后，13人被起诉。“东突厥斯坦燎原党”约一百五十名所谓党员，绝大部分是青少年，有些还是正在上学的中小学生，这种状况非常令人担忧。
(3)80年代中后期，新疆大专院校的部分学生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得不将这些不正常现象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相联系。
1988年6月中旬，乌鲁木齐市少数学生上街游行闹事事件。位于乌鲁木齐的几所高等院校的数百名民族学生上街游行，起因是学校厕所里发现用汉文书写的侮辱少数民族的文字。侮辱少数民族必须查处，校方亦很重视，很快就将肇事者查获。学生以此事上街游行，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矛头指向汉族，情况就不正常了。此间，南北疆许多地方出现鼓吹独立的传单、标语、大小字报等，说明学生的活动与幕后的分裂势力有关。后查明，新疆大学的“大学生科学文化协会”具体策划和指挥了此次事件。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裂分子制造的主要案例
1990—2001年，“东突”分裂恐怖势力在境内制造的恐怖暴力事件达二百余起。据不完全统计，有162人丧生，四百四十多人受伤。以下列举较为典型的案件：
(1)1990年4月5日，阿克陶县巴仁乡暴乱。分裂组织“东突厥伊斯兰党”策划并实施了此次暴乱，其头目是则丁·玉素甫。3月份即有暴乱苗头，穆斯林教徒抱经宣誓，捐款捐物。4月4日，则丁·玉素甫在喀什对党徒宣布次日巴仁乡起事。5日凌晨，被纠集的二百余信徒包围乡政府示威。下午，三百余名暴徒冲击乡政府，殴打、谩骂、侮辱政府人员，6名公安干警在现场被暴徒夺走武器及各种装备，甚至被扒去警服，有10人被劫持为人质，并以此要挟政府。傍晚，武警边防大队两辆小车在交通要道被拦截炸毁，车上包括副教导员在内的6名警务人员、边防战士被残忍杀害。6日，暴徒继续疯狂施暴，公安、武警等开始反击，则丁·玉素甫被当场击毙。边防军、民兵也出动参加平暴，大部分参与暴乱者被包围后土崩瓦解，负隅顽抗的艾买提·买买提等五十多名暴徒被击溃。阿不都艾尼·吐尔逊等16名分裂骨干持枪逃窜，被追剿部队经过3天奋战，予以全歼，击毙9名，俘获7名。此次暴乱被平息。
在反分裂斗争中，巴仁乡暴乱无论其规模和影响都比20世纪80年代大，分裂分子采用武装对抗的手段，公开与人民政权较量。
(2)1991年2月28日，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爆炸案。当日，“东突”分裂分子在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恐怖爆炸，1人死亡，13人受伤。同日，该县城一私营商店内发现恐怖分子放置的定时炸弹，所幸引爆前被排除。
(3)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当日，在乌鲁木齐市区的52路、30路公共汽车上，“东突”分裂组织“伊斯兰改革者党”制造了两起爆炸，造成车毁，乘客3人丧生、23人受伤。这是在万众欢度春节时，分裂恐怖分子制造的血案。在影剧院和居民住宅楼中也发现了定时炸弹，所幸引爆前被排除。
库车和乌鲁木齐的爆炸案，针对的均为无辜民众，且连连得手，表明爆炸已成为分裂分子行凶的主要手段。
(4)1993年，分裂分子在南疆制造的主要案件：
6--9月，“东突”分裂分子在南疆喀什、和田、莎车、叶城制造爆炸、暗杀案件十多起，造成2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较大的有以下几起：
6月17日，喀什市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爆炸，大楼坍塌，2人丧生、7人受伤。
8月1日，莎车县外贸公司录像厅爆炸，15人受伤。
上述两案，查明是分裂组织“东突民主伊斯兰党”制造的。
8月19日，和田市文化宫爆炸，6人受伤。
8月24日，叶城县政协常委、大清真寺伊玛目阿不力孜大毛拉被两名“东突”分裂分子行刺，负重伤。
(5)1995年，分裂分子制造的和田、伊宁骚乱案件：
①7月7日，和田市骚乱案。当日，有四百多教徒冲击和田地委，呼喊“圣战”口号，其中分裂分子行凶打人，67人被打伤。骚乱事件由分裂分子煽动而起。和田市拜吐拉清真寺1994年扩建，该寺庙哈提甫以讲经为名，鼓吹“圣战”，煽动宗教狂热，且将此种煽动扩大至街道上，安装高音喇叭，聚众多至五千多人，严重阻碍交通，影响民众日常生活和机关单位正常办公。有关部门多次与之协商，均无结果．乃决定更换该清真寺哈提甫。分裂分子乘机蛊惑闹事，引发骚乱。政府采取措施，及时平息骚乱，分裂分子落入法网，有8名被起诉。
②8月14日，伊犁非法游行闹事案件。此前，分裂分子利用民间娱乐形式——麦西来甫聚众煽动，他们设立麦西来甫固定活动地点达200来处，经常聚众达数千人，未经批准便成立了“伊犁青年麦西来甫委员会”。有关部门予以干预，该组织竟煽惑游行示威，参加人数从200人激增至八百多人，之后，有三百多人到州政府前静坐。经劝说，多数人自动散去，少数顽固分裂分子被收审。
在此期间，南疆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真主党”成员二十多人潜入伊犁，以讲经为名，宣传“圣战”，发展成员。
(6)1996年，分裂分子制造的主要恐怖案件：
①3月22日，新和县阿克木司地克阿吉被暗杀案。阿克木司地克阿吉任县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清真寺副主持。当日，在家中被两名蒙面恐怖分子枪杀。
②4月29日，库车县卡吾力·托卡全家惨遭血洗杀戮案。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人大代表卡吾力．托卡家住库车县阿拉哈格乡库纳斯村。当日凌晨，十余名全副武装的分裂恐怖分子暴徒窜入村庄，向卡吾力·托卡家投掷炸弹两枚，致使卡吾力·托卡夫妻受重伤。暴徒随即对卡吾力·托卡全家实施丧心病狂的杀戮，将其弟阿吾力·托卡连刺7刀致死，弟媳被刀刺后又遭枪击身亡；其子艾尼瓦尔卡。吾力被刺9刀后头部遭枪击身亡，儿媳身中8刀后头部中两枪身亡。村干部加如甫·买买提明被刺成重伤。
③5月12日，喀什阿荣汗·阿吉父子被刺案。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新疆政协副主席、喀什伊协主席阿荣汗·阿吉及儿子在喀什遭刺杀。当日清晨，阿荣汗·阿吉携子去艾提尕清真寺做礼拜，途中遭4名歹徒袭击，阿荣汗．阿吉被刺21刀，其子被刺13刀，两人均致重伤。后查明，此案为“东突”分裂分子精心策划。 上述案例清楚表明，恐怖势力不但把矛头对准汉族干部群众，也对准了民族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
④7月，“东突伊斯兰正义党”策动沙雅县监狱暴动，导致15人死亡。
⑤8月27日，叶城县江格勒斯乡血案。身着迷彩服的6名分裂恐怖分子驱车至该乡政府，割断电话线，杀死副乡长和一名值班警察；随后窜入该乡一村，绑架3名治安员和1名水管员，带至10公里外的戈壁滩上全部杀害。
(7)1997年，分裂分子制造的主要暴力恐怖案件：
①2月5-_8日，伊宁市骚乱血案。正值春节期间，从5日开始，分裂分子制造骚乱．暴徒高喊“建立伊斯兰王国”等口号，疯狂打砸抢，7人被打死，死者有老人、小孩、便衣战士、青年夫妇等。二百多民众受伤，两间民房被烧毁，三十多辆车被砸毁，多家商店遭抢劫捣毁。后查明，此次骚乱是“东突伊斯兰真主党”等分裂恐怖组织所策划。5月8日被平息。
②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爆炸案。当日，分裂分子在首府乌鲁木齐制造多路公共汽车连环爆炸案。行使在市区的2路、10路、44路公共汽车被分裂恐怖分子放置炸弹，下午18点半左右的人流高峰期间，5分钟之内3辆车先后爆炸。2路车1人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重伤十余人；10路车一名7岁维吾尔族女孩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重伤十余人；44路车放置炸弹的包裹被乘客发现扔到窗外爆炸．一名行人被炸死，2人重伤。此次连环爆炸血案，被炸死的有维吾尔族、回族、柯尔克孜族、汉族等无辜民众共9人(6名重伤不治身亡)，68人伤残。当日，乌鲁木齐市58路以及停靠在火车南站的公共汽车上也发现了炸弹，所幸未被引爆。后查明，此次连环爆炸案是“东突民族团结联盟”恐怖组织精心策划实施的。
③3月23日，阿克苏地区艾买尔江夫妇被暗杀案。艾买尔江系阿克苏地区金银川垦区负责人。当日，夫妇2人被以吐尔逊吐地为首的一伙“东突”恐怖分子在家中血腥残杀。
④6月4日，和田地区买买提肉孜·买买提被暗杀案。买买提肉孜·买买提系墨玉县恰其克乡荒地村干部。当日，4名“东突”分裂恐怖分子闯入家中将其杀害。
⑤7月3日，阿克苏地区吐尔地·尼牙孜夫妇被暗杀案。吐尔地·尼牙孜系阿瓦提县拜什力克乡村干部。当日，夫妇2人在家中被“东突”分裂恐怖分子残忍杀害。
⑥11月6日，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被暗杀案。尤努斯·斯迪克大毛拉系阿克苏拜城县清真寺主持，时任全国和新疆伊协委员、阿克苏伊协主席。当日凌晨，前往清真寺做礼拜的途中，被分裂恐怖分子买买提·吐尔逊等残忍枪杀。
1997年，我境外使馆已受到“东突”恐怖分子袭击。该年3月，境外“东突”恐怖分子开枪袭击中国驻土耳其使馆，冲击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焚烧中国总领馆悬挂的国旗。
(8)1998年，分裂分子制造的主要恐怖案件：
①1月27日，阿不力孜阿吉被暗杀案。阿不力孜阿吉系叶城县政协常委、县大清真寺主持。当日，前往清真寺做礼拜，被分裂恐怖分子买买提·吐尔逊等残忍杀害。
②1月30日--2月18日，喀什系列投毒案。这期间，“东突解放组织”的分裂恐怖分子在喀什市制造了23起系列投毒案件，致4人中毒，其中1人死亡，数以千计的牲畜中毒或死亡。
③2月22日--3月30日，喀什地区系列爆炸案。这期间，“东突”分裂恐怖分子在喀什地区叶城县连续制造了6起系列爆炸案件，造成3人受伤，天然气输送管道被炸坏引起大火，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④4月7日，喀什地区系列爆炸案。当日凌晨，喀什地区行署、叶城县发生多起爆炸。爆炸点在喀什地区行署副专员及叶城县政协副主席两家住宅门前，叶城县公安局负责人的住房窗台等处，一共8起，炸伤8人。这是“东突”分裂恐怖组织精心策划实施的。
⑤5月23日，乌鲁木齐系列纵火案。当日，乌鲁木齐市华都商厦、大西门、河滩路布料批发市场、长征旅社批发市场、红山木材市场、乌鲁木齐旅社、商贸城等繁华场所等共发生15起纵火案，这是分裂恐怖分子“东突解放组织”成员在境外接受专门训练后潜入境内的恐怖活动，他们在乌鲁木齐市上述地点共放置了四十多枚化学自燃纵火装置。
1998年，境外分裂恐怖分子再次袭击我境外使馆。3月5日，“东突民族中心”恐怖组织的分裂分子用炸弹袭击了中国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馆。
(9)1999年，分裂恐怖分子制造的主要恐怖案件：
①8月23日，胡达拜尔迪·托乎提父子被暗杀案。胡达拜尔迪·托乎提系喀什地区泽普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当日，父子2人被“东突”分裂恐怖分子牙生买买提等十余人于家中残忍杀害，胡达拜尔迪·托乎提被刺38刀而亡，其子头部中弹而亡。凶手又纵火焚烧房屋，胡达拜尔迪·托乎提的妻子被烧成重伤。
②10月，和田、泽普枪杀纵火案。10月24日凌晨，“东突”分裂恐怖分子袭击泽普县赛力乡公安派出所，枪杀2人，枪伤2人。派出所10间房屋、1辆吉普车和3辆摩托车被烧毁。10月11日，3名分裂恐怖分子在和田市棉麻公司棉花收购站棉花堆中安放三枚定时爆炸引燃装置，其中一枚爆炸引起棉垛起火，烧毁棉花约两吨。
(10)2000年，分裂恐怖分子制造的主要恐怖案件：
3月，“东突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枪杀了拒绝与其合作的吉尔吉斯斯坦“维吾尔青年联盟”主席尼合买提·波萨科夫。
5月，境外“东突”分裂势力“维吾尔解放组织”，为筹集资金，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了一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之后又纵火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5月25日，“东突”恐怖分子袭击了新疆人民政府赴吉尔吉斯斯坦处理纵火、绑架案的工作组，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行凶后，恐怖分子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调查此案的哈萨克斯坦警察。
(11)2001年，分裂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怖案件：
2月3日，买买提江·亚库甫被暗杀案。买买提江·亚库甫系喀什地区疏附县法院干部，当日，在家中被“东突”分裂恐怖分子连捅38刀而牺牲。
8月，库车枪击案。“维吾尔圣战组织”分裂恐怖分子袭击库车县公安局，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平牺牲，7名公安人员受伤。
在瑞士的“东突”恐怖组织“东突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宣称：此事件的目的，是对此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人向香港商人访问团承诺“在新疆投资不会受到民族问题影响”的回应。
以上所述，是20世纪80年代至2l世纪初，新疆分裂势力在境内外制造的主要案例，分裂分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3．分裂组织的恐怖主义特征
新疆境内的分裂活动由来已久，恐怖活动是分裂势力进行分裂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日趋恐怖主义化，其主要原因是新疆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已经融为一体。
由于地理因素，新疆与中亚相连，因之，新疆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在地缘上靠得很近，受国际恐怖势力的影响，恐怖暴力即成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手段。
采用“和平方式”还是恐怖暴力形式进行分裂活动，在分裂组织中曾经有过争论。1997年，中亚地区的“东突”分裂组织召开会议，批判了艾沙的“和平斗争”主张。1999年12月，四十多个分裂组织的代表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要走所谓“暴力建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东突青年民主联盟”、“东突解放组织”、“中亚维吾尔真主党”等分裂组织，在其所谓纲领中即明确主张使用暴力。“东突信息中心”等分裂组织，虽然没有在纲领中明确提出要使用暴力，而在分裂活动中却不折不扣地使用了恐怖暴力。这样，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就与恐怖主义联为一体。分裂势力策划十年内建立一支规模为万人以上的正规军队，在新疆地区实施恐怖战、游击战，甚至正规战。
新疆分裂组织恐怖主义的主要表现：
(1)培养训练暴力恐怖骨干分子
培训方式有基地训练、参加实战等。分裂组织在境外得到本·拉登、塔利班等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1999年初，本·拉登会见了“东伊运”头目艾山·买合苏木，许诺提供资金援助，要求其“一切行动与塔利班协调”。2001年2月，本·拉登及塔利班高层人士在坎大哈与“东突”分裂组织达成协议，帮助其训练骨干成员，并承诺负担2001年的活动经费。
本·拉登、塔利班的“基地”曾先后培训了来自10个“东突”分裂组织的一千多名骨干分子。其“基地”设在阿富汗坎大哈、马扎里沙里夫、霍斯特、呼苏提等地，训练项目有爆炸、暗杀、投毒等。所以，20世纪90年代新疆连连发生系列爆炸、暗杀、投毒等案件。在阿富汗及其他国家接受过暴力恐怖训练后潜入新疆的分裂恐怖分子，已被中国警方捕获一百多名。有关国家也向中方引渡、移交了十多名接受过训练在暴力恐怖活动中捕获的“东突”恐怖分子。
“东突”分裂组织在中亚、西亚、阿富汗等地建立了二十余个训练基地，培养训练暴力恐怖骨干。他们得到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解放运动”等国际恐怖势力提供的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等。
分裂势力尤为注重通过实战培训暴力恐怖骨干，阿富汗、车臣、克什米尔等战场上均有“东突”分裂组织的成员参加实战锻炼。有的加入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有的则参与了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还有的参加了中亚地区的恐怖活动。1999年8月，“东突”恐怖分子参与了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劫持4名日本科学家和吉内务部队高级军官的恐怖事件；2000年两名“东突”分裂组织成员在车臣战争中被俄罗斯军队俘虏，遣返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东突”分子袭击当地政府军，作为恐怖的实战训练。
(2)分裂新疆活动的恐怖暴力化
分裂组织“东突委员会”曾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集近一百名曾在苏军服役的军官和士兵，策划武装暴力分裂新疆，叫嚣“解放东突厥斯坦不能用和平方式，要靠武力解决”，提出在南疆山区进行“武装割据”。分裂势力得到了在沙特的维吾尔族商人的资助，购买手枪700枝、冲锋枪200枝、机关枪10多挺，还有火箭筒等大批武器。
暴力恐怖分子在新疆实施恐怖活动所使用武器及其爆炸装置等，一部分通过走私偷运。如1998年4月6日，在霍尔果斯口岸，海关与边检部门就在羊毛集装箱中查获军用手枪6枝、折叠冲锋枪l枝、子弹1．9万发、手雷九十余枚。据捕获的罪犯供认，他们是受境外“东突国际委员会”和“东突解放组织”的指派，在此前已有过17次偷运武器弹药入境；大部分暴力恐怖活动的武器，尤其是恐怖爆炸装置几乎都是在新疆境内配置组装的。
新疆境内建立有多处培训暴力恐怖骨干分子的基地。1990年，分裂组织“伊斯兰改革者党突击队”在叶城县伯西热克乡建立训练基地，先后举办了3期训练班，共培训出六十余名恐怖分子，训练内容包括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理论，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的技能，体能训练等。这批分裂暴力恐怖分子参与了1991年至1993年在新疆各地的爆炸、暗杀、抢劫等重大恐怖活动。
1998年2月，分裂恐怖组织“东伊运”头目艾山·买合苏木派遣数十名门徒潜入新疆，选择荒僻之地建立了十多处训练基地，对一百五十多人进行爆炸技术培训。炸药配方和爆炸装置等技术均由国际恐怖势力提供。同年9月，新疆警方在乌鲁木齐火车北站一仓库里，一次就缴获制爆化学原料二十多种三百多箱，总重量达6吨。
除规模较大的基地外，还有3～5人为一组的大量零散的小型训练点。这些训练点同时也是武器、弹药和爆炸装置的制造窝点，曾被警方查获了多起，有武器弹药制造工场，大量的手雷、手榴弹、雷管、枪支、弹药等。1999年，警方在新疆和田地区7个县市破获分裂恐怖组织“东伊运”建立的数十处秘密训练基地。缴获手雷四千五百多枚，各种枪械98枝以及大量制造工具等。该年12月30日，警方在泽普县波斯喀木乡破获一窝点，缴获一批制造爆炸装置的工具、图纸以及制成的手雷等。
2000年2月25日，警方在莎车县卡琼乡三村抓获7名“东突”分裂恐怖分子，并缴获手雷38枚，电雷管22枚，爆炸装置18个，炸药17千克，拉火管二十多个。2001年8月，警方在库车县乌尊乡色根苏盖提村一恐怖分子家中的地道发现制造武器弹药的各种设备，并缴获了61枚爆炸装置。
1990年至2001年，分裂主义分子在新疆境内杀害各族民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共162人，四百四十多人受伤，作案二百余起。作案形式乃是十足的恐怖主义。
①爆炸。针对的是无辜民众，不分民族，不论男女、大人、小孩，受害者惨不忍睹。每次爆炸，造成极度恐怖氛围，严重影响社会和平安宁。1997年2月25日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连环爆炸案就是最典型的案例。
②暗杀。针对汉族民众、民族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暗杀活动恐怖暴力色彩最浓厚。分裂主义分子疯狂杀害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干部和爱国宗教人士，这是分裂与反分裂中最严酷的斗争。此类多起暗杀案件发生在南疆的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区。
③投毒、纵火。针对的主要是平民百姓，人员受伤害，财产、牲畜等受损，从而制造社会混乱，这是恐怖主义伤害民众的极其卑劣的手段。分裂分子在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均制造过此类案件。
④策划暴乱。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将事态引入打、砸、抢、烧、杀等恐怖之中。1990年南疆巴仁乡暴乱，1997年伊宁骚乱等事件，均为典型案例，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⑤袭击地方政权、公安警察等机构。分裂分子采用恐怖手段袭击我地方基层的政府机关和军警等部门，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坏。此类案件在南疆喀什、阿克苏地区发生，被残杀的有最基层的村一级的治安员、管水员，乡一级的副乡长、警察，县一级的法院干部、公安局长。
大量血的事实证明，分裂分子为了达到分裂新疆之目的，采取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手段，滥杀无辜，极度凶残，无论从什么角度衡量，新疆的分裂组织均为名副其实的恐怖组织。恐怖活动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民族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2001年10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及“东突”分子的恐怖活动。这表明中国政府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东突”分子参与了恐怖主义活动，他们与国际恐怖组织相互勾结，在中国境内和境外制造了多起爆炸、暗杀、投毒、绑架和抢劫等暴力恐怖事件，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伤和财产损失，这些恐怖活动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引起了公愤，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反对包括“东突”恐怖势力在内的一切恐怖主义活动，以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中国政府表示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这一社会公害，不应有双重标准。
4．专项治理的成果
1997年至1998年，针对分裂势力的恐怖暴力罪行，新疆开展专项整治，收到显著成效。专项整治的基本方针：对群众，宣传教育，提高认识，分清敌我，安定团结；对分裂势力，坚决打击，分裂恐怖活动露头就打，绝不手软；对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犯罪。
1997年，中央针对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形势，作出在新疆部分重点地区开展集中整顿社会治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活动专项斗争的决策。
4月上旬，新疆成立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设办公室专项负责此工作。集中整治的重点在喀什、和田、阿克苏、克孜勒苏、伊犁共5个地区的18个县市。因为这些地区是分裂分子犯罪活动的高发地，自治区抽调大批干部深入其地集中治理。其他地区由各地划分轻重，自行整治。
(1)对基层干部群众，宣传教育，提高认识，分清敌我，安定团结。
向基层干部群众宣传我国政府反对分裂势力的方针、政策。揭露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罪行，包括散布的言论、恐怖暴力累累罪行等。认清新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生产建设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势。对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必须坚决维护；对破坏安定团结的一切言行，必须坚决斗争。
宣传教育采用多种形式：
①面对面的宣讲、交谈、解答。工作队员，或召开会议，或深入田间地头，或挨家串户，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将群众需要了解和解答的内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楚明白地告诉他们。此项工作做好了，即能起到宣传、教育乃至发动群众的作用。
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集中整治办公室编印了许多宣传材料，包括反分裂斗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新疆历史、科学技术、农村政策等有关常识。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基层干部与群众，阅读这些材料后，可以大体了解：分裂主义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真实面目、累累罪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及有关新疆民族、宗教方面的基本常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宣传材料对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科学发展观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③举办《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展览》。自治区有关部门收集了大量的恐怖暴力犯罪实证，以举办展览的形式，在南北疆进行展出，大约有500万人观展。分裂分子使用恐怖暴力的累累罪行，使观展者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通过上述形式宣传教育，集中整治重点地区的干部群众精神面貌大有变化，认识到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严重危害，分清了敌我，决心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在集中整治期间，共有一万多人向政府、公安部门检举揭发，帮助破获案件一千二百多起。
(2)对分裂势力，坚决打击，分裂恐怖活动露头就打，绝不手软。集中整治重点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宗教极端势力首要分子。
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他们策划、组织、实施分裂祖国的活动，破坏国家统一；组建分裂恐怖组织，直接参与并指挥恐怖暴力活动；利用语言、文字、图像等制造分裂舆论，鼓吹新疆独立，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仇视，反汉排汉；勾结国外敌对势力，严重危害国家利益。
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他们以暴力恐怖手段实施犯罪，利用杀人、放火、爆炸、投毒等种种危险方式，致人伤亡；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国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秩序(包括生产、工作、教学、科研、生活等)遭到严重破坏；非法持有暴力恐怖犯罪武器(包括枪支、炸药、爆炸装置等)，此类犯罪武器被其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等，危害极大。他们利用暗杀、绑架、威吓、打砸抢等手段，无恶不作。
宗教极端势力首要分子，他们以分裂为目的，策划、组织、实施并指挥非法宗教活动，非法开办经文学校、讲经点，向未成年人、宗教信徒灌输泛伊斯兰主义、分裂主义等毒素；利用图、文等宣传品，煽动宗教狂热，攻击政府实施的民族、宗教、计划生育等国策，制造民族仇视，鼓吹“圣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干预司法、行政、婚姻、教育、民族宗教等事务，破坏社会生产、工作、教学、科研、生活等秩序；扰乱正常的宗教活动，挑动教派纷争，以暴力、威吓等方式打击爱国宗教人士，违反规定建教堂、活动场所等。
在集中整治中，对上述三种人依法严厉打击，并加大打击力度，其方针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公安政法部门重点“破大案、打团伙、追逃犯”，摧毁了包括“伊斯兰真主党”在内的一批分裂势力组织、暴力恐怖团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爆炸装置：破获了公共汽车爆炸、抢劫杀人、系列杀人等一批重大案件，捕获一批重要在逃犯，惩处了一批要犯。
(3)对宗教事务，保护合法，取缔非法，打击犯罪。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目的，严重扰乱宗教事务。集中整治明确提出，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决制止和取缔非法宗教活动。保证信教自由，也保护不信教的自由。旗帜鲜明地保护爱国宗教人士和正常宗教活动。严厉打击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恐怖活动的境内外宗教极端势力。坚决取缔非法经文学校、讲经点。
通过依法加强对宗教人士、宗教活动、宗教场所管理，利用宗教干预行政、司法、婚姻、教育、计划生育等的不法行为明显减少，这对防范分裂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是一项较为有效的措施。
经过连续两年的集中整治，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恐怖活动受到遏制，新疆地区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四、新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分裂斗争

1.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
境内外分裂主义势力为实现其分裂目的，一直在强化意识形态领域中分裂舆论的传播与渗透。为使分裂舆论渗透到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在境外与反华敌对势力相勾结，他们调动了一切传播媒介，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中亚一直是境外分裂组织对新疆进行渗透的前沿阵地。
(1)利用电台在空中传播。20世纪40年代，中亚“塔什干同胞电台”；50年代，联邦德国慕尼黑“自由电台”；60年代，中苏边境“救国电台”，均无休止地制造并传播分裂新疆的舆论，有的甚至用维吾尔、哈萨克、汉三种语言开播。还有“吉达(沙特)”、“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电台，在制造和传播反华、鼓吹新疆独立等舆论方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加强宣传力度，将原设在德国的“解放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移到捷克和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并在土耳其增设了“独立解放电台”。
进入90年代以后，“空中渗透”更是变本加厉。位于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维吾尔语广播电台”是境外分裂主义分子出资建立的，对新疆全天候广播；“欧亚电视台”是泛突厥主义分子在土耳其设立的，每天向新疆传递节目11个小时；“自由亚洲电台对华广播维吾尔语部”是1998年由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的，用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汉、乌孜别克5种语言广播，该电台于2001年在哈萨克斯坦设立了“维吾尔语分部阿拉木图记者站”。
目前，新疆周边有“美国之音”、“BBC”“自由亚洲电台”等8个主要电台，128个频率，用维吾尔、汉、乌孜别克等语种对新疆广播，其撰稿人大部分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其分裂舆论传播与渗透的状况可想而知。
(2)出版书刊，传播渗透。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就在境外出版臭名昭著的《东突厥斯坦历史》，此书编造历史，制造分裂舆论，可谓登峰造极，其渗透和影响，也可谓源远流长，直至1987年土耳其还再版该书增补本。境外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出版刊物制造分裂舆论并进行传播渗透，成为其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1979年，分裂组织“解放东突厥斯坦民族革命阵线”在阿拉木图创办《东突厥斯坦之声报》，用维吾尔、俄两种文字出版发行。
1986年，境外“东突”分裂势力勾结达赖等叛国分裂势力，成立所谓“东突、西藏、蒙古、满洲人民同盟会”，出笼刊物《共同之声》。在土耳其，由“东突基金会”创办的《东突厥坦之声》刊物，版面大、印发数量多，其规模在当时是空前的。充满分裂毒素的《历史上维吾尔国家》、《当代突厥斯坦历史研究中的现实问题》等文章，就是在该刊物出笼的，还选登新版《东突厥斯坦历史》的章节。
进入90年代，境外分裂势力加大分裂舆论的制造及其传播渗透，且愈演愈烈。境外分裂组织已增加至数十个。1999年12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即有四十多个分裂组织的代表参加讨论暴力“建国”会议。几乎每个分裂组织都要出笼一种报刊，如在土耳其的“东突基金会”出笼了《东突厥斯坦之声》刊物，“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出笼了所谓机关报《独立报》、《火炬报》；在中亚的“维吾尔国际联盟”出笼了《新生活报》，“解放东突跨国委员会”出笼了《东突厥斯坦之声——油印报》，“维吾尔团结协会”出笼了《团结报》，“维吾尔斯坦解放组织”出笼了《维吾尔之声报》，“东突青年联盟”出笼了《东突厥斯坦青年报》，而且在美国、德国、瑞士、荷兰、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设立发行点，等等。分裂势力将此类报刊通过邮寄、走私、秘密携带等方式渗透到新疆境内。
分裂势力也采用编印小册子的方式制造分裂舆论。在查获的《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小册子中，他们毫不掩饰地宣称要不惜代价在幼儿园、医院、学校等场所制造恐怖气氛，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制造各种恐怖活动。
(3)利用互联网、音像制品等进行传播渗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音像制品等均成为分裂势力传播渗透分裂舆论的重要途径。
网络是当代信息传播最先进的途径。1999年10月，分裂组织“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在互联网上建立了“东突电子网络广播电台”；20世纪末，分裂组织“东突圣战者联盟”、“中亚东突真主党”建立了“东突信息中心”。
“东突信息中心”冠以新闻单位名称，可它长期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互联网进行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宣传。上述《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小册子，还有《要么独立要么死亡》等货色，就是该组织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公开煽动、教唆以暴力恐怖手段进行“圣战”，号召中国境内穆斯林要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针对汉族幼儿园、学校、政府等目标制造恐怖事件；曾策划爆炸中国境内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和铁路等大型民用设施。因此，它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该恐怖组织在美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等共18个国家的四十多个城市建立了分部，向纽约、华盛顿、伦敦、伊斯坦布尔等二十多个城市派驻记者，建立了“美国维吾尔联盟”、“东突代表大会” 等网站。目前，新疆周边有分裂势力建立的四十多个网站，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传播和渗透。这是反分裂斗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充满分裂毒素的音像制品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流人新疆。如分裂组织“东突民族解放中心”与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制品中心联合摄制所谓《新疆近代史》专题片，并筹拍《当代新疆》专题片。由分裂势力勾结外国反华势力出笼的涉及新疆近代、当代历史的所谓专题片，会如何歪曲这段史实，应该不言而喻。
(4)在学术、文化活动的遮掩下传播渗透。境外分裂势力召开各种名目的国际研讨会、举办展览和发表公开信等，为新疆独立摇旗呐喊，寻求国际反华势力支持；千方百计拉拢、收买、策反我驻外人员和出国探亲、朝觐、留学人员，进行情报搜集和颠覆活动；用金钱收买新疆中上层人士，扩大分裂势力。1991—2002年，他们相继举办学术研究、听证会、庆祝会、演讲会、文化日、纪念周、文化之夜等五花八门的活动达七十多场次。显然，其实质均以传播渗透分裂舆论为目的。所谓“东突民族代表大会”、“世界东突青年代表大会”、“中亚(突厥斯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代表大会”均召开过三届，其境内外代表均有参加。分裂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成立于2004年4月，该组织活动频繁，已超过200次，平均3天1次。其活动内容均离不开分裂舆论的传播与渗透。
2．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
自从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传播之后，分裂思潮犹如毒菌在新疆不断冒出，意识形态领域是受其毒害的重灾区。分裂思潮的出笼，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1934年初，南疆分裂伪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覆灭。之后，逃亡到境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穆罕默德·伊敏即用编造历史的方式，最终出笼了《东突厥斯坦历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掀起分裂恶浪。20世纪30---40年代，在新疆利用分裂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制造麻烦和混乱的主要人物就是麦斯武德、艾沙、穆罕默德·伊敏等几个人，他们后来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重用，可国民党并不支持他们搞分裂；还有在三区革命中主张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少数人，鼓吹分裂，散布了许多歪理邪说，但他们受到了代表三区革命主流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的坚决抵制和斗争。上述分裂思潮的制造者，主要是通过发表著作、文章，发表演说等形式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从未减退，斗争一直在继续。
50年代，在地下流传的传播分裂思潮的书刊，除了《东突厥斯坦历史》外，还出笼了《维吾尔史》、《宗教宣言》、《伊斯兰教历史基础和民族独立的呼声》(又名《七个生活》)等，均在煽动独立、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
60年代，分裂组织“东突人民革命党”是分裂舆论的鼓吹制造者，出笼了《火炬报》、《觉醒报》、《独立报》等，鼓吹新疆独立，煽动分裂。“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大学校园内多次出现煽动分裂的维吾尔文标语。乘“文革”混乱之机，煽动分裂，鼓吹通过武装暴动“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繁荣的东突厥斯坦，在新疆建立第二个孟加拉国。”这是分裂思潮对大学校园的染指。
70—80年代，分裂思潮主要通过讲课、作报告、著书、写文章等形式出现。比较典型的是出笼了《维吾尔人》、《匈奴简史》、《维吾尔古代文学》三本书。
“三本书”承袭穆罕默德·伊敏《东突厥斯坦历史》衣钵，以学术研究为名，传播分裂思潮为实。其手法有：歪曲、杜撰、篡改历史，妄图将维吾尔族从中国历史上剥离出去。作者一再声称历史上维吾尔族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民族；古代维吾尔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建立的地方政权，都是独立国家；称维吾尔人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起，直到公元14世纪，建立过11个帝国或王朝；东突厥斯坦自有人类以来就是维吾尔人的祖国；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近代才变成汉族人的殖民地，等等，并同西方殖民者同一口舌，说历史上中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是中国，长城以外是“独立国家”。
“三本书”编造历史，不着边际的夸大维吾尔族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书中毫无根据的论说比比皆是。如称：距今8000年前，维吾尔人即起源于“东起大兴安岭、西至黑海、北起阿尔泰山、南至喜马拉雅山”的广义中亚地区。称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距今7000年前已有了农业经济、出现了畜牧业与农业经济并立的局面。距今4000年，维吾尔族开始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使用的是阿拉马文。炫耀维吾尔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源，对世界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是世界文明最古老、最著名的黄金摇篮之一、还别有用心地将印度文明、黄河流域文明与塔里木盆地移民的影响相联系，等等。
“三本书”还歪曲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将拥护祖国统一的人定性为“叛徒”、“傀儡”；而将反对阻挠国家统一的人定性为“英雄”。在其笔下，汉唐时期和亲下嫁的公主(如细君、解忧、王昭君、太和、宁国等)都是间谍；为祖国统一和发展民族友好关系做出贡献的(如张骞、班超、乌孙王猎骄靡等)都是敌人，归顺中央朝廷和受到封赐的(如匈奴呼韩邪单于、东突厥颉利可汗和将领阿史那苏尼失、回鹘首领温没斯等)都是叛徒；而妄图分裂祖国而谋反的大小和卓及其屡屡在南疆发动叛乱的和卓后裔，则被其歌颂为“革命领袖”。
《维吾尔人》等三本书散布的分裂舆论，极大地迎合了境内外分裂势力的需要，境内分裂主义分子争相传阅，境外译为其他文本，并将其作为继《东突厥斯坦历史》之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制造分裂舆论，掀起分裂思潮的又一“典范读本”。
70年代末，新疆大学中语系的阿吉亚可甫，以及到叶城县大清真寺任主持，后担任该县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县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伊斯兰教协会常委的阿不力克木·买合苏木阿吉，他们通过讲课、讲经、作报告、写文章、著书等形式，制造分裂舆论，传播分裂毒素。
进入90年代后，分裂思潮恶浪翻滚，不少分裂言论反映在包括报刊、电台、文学作品、音像制品、文艺演出等传播媒体中。
这一时期出现了带有分裂思想毒素的出版物。如文章《来自远方彼岸对故乡的问候》、《维吾尔人母亲教育和母亲的素质》、“藏头诗”《老人家向目标迈进》、小册子《穆斯林为什么落后》、宣传品《车臣之路》、《解放之路》、《惊醒》、《安拉您在哪里》、《圣战斗争》、《(冯夫人)及其作者的历史观》、《歌贼王洛宾悬崖勒马》、《回答岁月》、《足迹》等，制造分裂舆论的所谓“社论”《爱国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区分》，在一家电台广播。20世纪90年代后期，几年间全疆共收缴煽动分裂的印刷品上百万册。2004年，在警方捣毁的4个窝点中就有3万多册。
带有分裂思想毒素的音像制品泛滥程度更堪担忧，被发现的有《呐喊》、《死亡之路、希望之路》、《狼》、《我们维吾尔》、《我是维吾尔之子》、《恐怖的夜晚》、《宾客》、《独立斗争》、《伊斯兰进行曲》、《一个学者的讲话》、《希望之光》、《平安之路》、《警示》、《路标》、《没有打中的子弹》、《伊斯兰国家》、《伊斯兰解放党的理念》、《教诲》、《穆斯林道路》等此类音像制品，出版销售畅通，几乎都是用维吾尔语制作。在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即查获录音带、录像带一万多万盒，仅和田地区即收缴三十多万(册)盒。
以文娱演出和娱乐活动形式传播分裂思想毒素，也频频显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疆出现的“洪水演出队”、“灰色狼”青年文工团，演出节目中传播并煽动分裂。伊犁地区的分裂主义分子则以民间的“麦西来甫”、“茶会”、“台比力克(宣教)”、“踢足球”等形式传播并煽动。
分裂主义分子，通过上述各种方式，制造分裂舆论，攻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从资源、扶贫、人口、计划生育等方面攻击诋毁西部大开发的辉煌成绩；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旗号，肆意歪曲新疆历史，宣扬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称“只有建立在《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基础上的国家才是合法的，否则都是非法的，都在推翻之列”。鼓吹“意识形态彻底伊斯兰化”，称意识形态要“用伊斯兰思想统治一切思想文化”；在民族关系方面，他们反汉排汉，煽动民族仇杀，破坏民族团结。叫嚣“只有杀了汉族人，才能捍卫我们的自由和利益。”“谁杀死汉人最多，谁对东突的解放贡献就最大；谁要加入伊斯兰真主党，谁就要以杀死汉人为见面礼。”1997年，在南疆查获的“伊斯兰真主党”炮制的宣传品《真理之宝》和一自称为“东突驻新疆伊犁分支”的教师，给伊犁州领导写的信，从领土、主权、民族政策、干部政策、计划生育政策、西部开发政策等方面，大放厥词。意思是只有他们(即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才是新疆的主人，才拥有主权，中央政府不能在新疆行使主权。
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在教育阵地大专院校内反应最敏感，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对此紧抓不放。改革开放后，新疆校园被分裂组织、团伙处心积虑地染指，他们在师生中建立和发展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团伙。大专院校、中专，乃至中学均发现冠以“东突”或“伊斯兰”名称的“党”、“联盟”、“阵线”等分裂组织、团伙。如“东突星火联盟”、“伊斯兰解放党”等。组织成员少则数人、十数人、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有学生自己组建，也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潜入校园发展组建。纲领明确以“新疆独立”分裂祖国为目的。大专院校是被染指的重灾区，新疆大学是重中之重，这就是80年代部分学生屡屡闹事，90年代部分学生参与恐怖暴力活动的根源。这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分裂思潮的集中体现。
进入21世纪，意识形态领域中分裂思潮并未减退，鼓吹“东突独立”的书刊、文章相继出笼。《浑泉》、《巴达吾来特》、《喀什和卓》等四部小说，350万字，分16册出版。有5篇吹捧文章紧随其后相继出笼。具有分裂毒素的书稿《苏醒的大地》、《探索者的足迹》出版后，被分裂组织当作教材。煽动分裂的小说《野鸭子》刊登后，一电台播送了“删节本”。2002年元旦，在新疆人民会堂文艺演出的舞台上，竟然有人朗诵攻击党和政府的诗歌。所以，彻底清除意识形态中的分裂思潮，任务十分艰巨。
3.宗教极端势力的恶劣灌输
新疆的反分裂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宗教极端势力的斗争表现尤为激烈。宗教极端势力，疯狂地利用宗教进行分裂活动。他们竭力向新疆民众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灌输“圣战”、“新疆独立”、“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等分裂新疆、破坏祖国统一的思潮。
新疆13个世居民族中，有7个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人口多、分布广、影响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紧紧抓住这一特征，以宗教为旗号，与人民政权进行殊死较量。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代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动乱的60年代，宗教极端势力参与了历次企图颠覆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暴乱，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进入80年代以后，宗教极端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乘改革开放、政策宽松之机，卷土重来，一次次掀起分裂祖国的恶浪，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为了分裂新疆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所作所为，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1)不遗余力地争夺青少年
①非法私办经文学校。80年代，私办地下经文学校几乎遍及南疆各地。1988年，仅叶城县到私办经文学校入学的孩童即达两千多人。经文学校的教员1人可以带数百乃至上千学员。此类学校的教员有的就是宗教极端分子，目的就是大量培养他们的接班人。
经过集中整治，私办地下经文学校的情况得到遏制，但并未彻底根治。2001年，阿克苏、和田、伊犁三地州共查处地下经文学校195处，学员946人。2002年，喀什地区查处私办经文学校83处，学员一千二百多人。私办经文学校已经成为分裂势力争夺青少年的场所。
私办经文学校对教育阵地的冲击尤为严重。南疆一些农村，寒暑假期间学生普遍去经文学校读经，有不少学生不是假期也去读经，致使有的学校因学生大部分读经而不能开课。2001年，喀什地区被查处的私办经文学校的塔里甫，45．3％是在校学生，2002年，上升至90％以上。
②教育阵地密布着宗教极端势力争夺青少年的阴云。三股势力将实现分裂的希望寄予年轻一代，因此，他们处心积虑超乎寻常地向青少年灌输分裂主义思想，南疆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一些中小学受害最为严重，问题首先出在教师。
在灌输分裂思想中，部分教师充当了邪恶势力的急先锋。
喀什地区教委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披露：有的学校，个别教师已经成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的骨干分子或活跃分子，他们披着人民教师外衣，利用社会主义讲堂，大肆宣扬圣战，鼓吹民族分裂、新疆独立，煽动学生仇视汉族，反汉排汉。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教师的言传身教，严重污染着幼小儿童的心灵。墨玉县一所小学3名担任班主任的教师，分别在班里向学生灌输宗教意识，授宗教教规课，散发《伊斯兰火炬》、《兄弟们的行动指南》等传播宗教极端主义的书刊，致使许多学生被毒害。喀什地区1998—1999年有35名学生离家出走，有一名学生给家里留言：是为伊斯兰而出走的，要等“伊斯兰王国”成立后才回来。后来查明，他们去了地下经文班学经，有的参加了分裂团伙。
深受毒害的青少年，一批批走向犯罪，有的沦为分裂势力的殉葬品。常见的有书写分裂口号、标语、传单并散发或张贴，投寄恐吓信息；建立分裂组织，在校园内活动；损毁领袖画像，写具有分裂思想的诗歌、文章；离开学校，投身分裂势力，身陷恐怖活动，等等。
受毒害的青少年中，女孩更堪担忧。被分裂思潮和极端意识灌输以后的女孩，极端主义思想非同一般。有一所中学，女生群体穿黑裙子、戴黑头巾、黑口罩、黑眼镜。她们书写、张贴分裂标语、口号，传播分裂极端思想甚至比男孩更为极端。疏勒县发现64首传播分裂的诗歌，全部是在校女生抄写的。塔(塔里木)西油田一所中学破获一地下分裂组织，其头目竟然是该校初一女生，11名成员全部是女生，平均年龄只有13岁。
问题教师的问题，源头出在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宗教极端势力对师范院校尤为关注，他们千方百计在师范院校中培植力量。教师被极端主义、分裂主义毒化后，他们就会利用学校这个教育阵地，毒害大批青少年。莎车县的几名问题教师，其中有3人毕业于喀什师范，3人毕业于莎车师范。
③为培养高级分裂接班人才，宗教极端势力创办了所谓“圣战大学”。其宗旨非常明确，在他们散发的一本名为《为主道而战》的宣传品中，有这样几句话：“我们所以屡屡失败，就是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五六十年代，共产党在我们青少年中大量灌输无神论思想，整整一代人被共产党拉过去了，我们面临着后继无人的严重情况。为此，必须努力培养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宣称：要破除一切障碍，千方百计培养接班人。必须在喀什创办类似于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共产党的抗日大学的“圣战大学”。生源从各地经文学校中年龄在18—25岁的塔里甫中挑选。
叶城县较偏僻的阿布力克木·衣沙木丁的家，方圆200米无其他住户，房四周是葡萄架，紧靠戈壁滩，较隐蔽，房多且宽大，前后两院，成为所谓“圣战大学”的校址。设宗教、政治、军事等课程，他们共举办了三期才被警方破获，培训出一百多名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骨干分子。这批人是“三股势力”在新疆实施爆炸、暗杀、抢劫、纵火、投毒等恐怖暴力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综上所述，争夺青少年确实是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彻底扭转这种状态。
(2)疯狂煽动宗教狂热
①大量修建清真寺。20世纪70年代末，全疆有清真寺2000座。80年代中期，激增10倍，达20000座。之后，增加至24000座。清真寺人均数量居世界第一。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人口有近一千万。除去不进清真寺的妇女、18岁以下青少年、不信教者、党团员等，平均150人l座。在城镇，几乎每条街道都有，甚至每隔一二百米就有1座；在农村，村村有，甚至有数座。新建的寺，占地面积大且豪华。
②通过讲经等形式，鼓吹“圣战”，建立“东突伊斯兰国”。有利用主麻日(礼拜五)在清真寺或古尔邦节、肉孜节等聚礼场合宣讲。如1999年肉孜节，叶城县一清真寺的主持被宗教极端分子驱赶下台，他们上台向信徒灌输反政府分裂言论，迫使一些党员当场退党；也有利用婚丧嫁娶等群众较多的场合，以讲经为名，煽动分裂。麦西来甫等娱乐活动的场所，也被极端势力充分利用，向民众灌输分裂思想毒素。
他们强迫人们信教：不信教者被称为“卡非尔(异教徒)”， 备受排挤孤立，一些地区，形成信教有自由，不信教没有自由。共产党员也被强迫信教，尤其是南疆农村基层，宗教极端势力竭力渗透，基层政权和党组织深受干扰。他们千方百计胁迫党员信教，对不信教的党员进行诬蔑、恐吓，煽动群众不与之交往，使之孤立。压力之下，有的党员动摇了。有的党员甚至参与非法宗教活动。
出国朝觐，被他们炒得热火朝天。80年代前，年平均朝觐者有150多人，90年代后，急剧增加，年平均4000人以上，其中3／4未经管理部门批准。朝觐者自身在经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大量出现。有的被境外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拉下水，成为分裂势力成员。
90年代以来，警方破获各类地下组织、团伙一千多个，其中喀什地区就有四百多个。
③通过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灌输。在基层发现大量非法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喀什地区的叶城县一次缴获非法宗教书刊重达数吨，莎车、英吉沙、疏勒、疏附等各县每年都要收缴成千上万册，此类书刊无书号、无出版单位、无作者姓名，其内容均为渲染宗教极端主义。灌输毒素的音像制品，泛滥程度比书刊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新疆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 71

1．“9·11”事件后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9·1l”事件后，国际反恐力量加强了，与本·拉登、塔利班纠合在一起的新疆分裂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一起遭到国际反恐力量的沉重打击；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运转，对“东突”分裂恐怖势力的遏制效果也日趋明显；境内加大了打击力度，对“三股势力”的分裂破坏活动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毫不手软。由于以上因素，与“9·11”之前比较而言，2001年以后，暴力恐怖事件在新疆境内的发生率已明显下降。
然而，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任重而道远。分裂恐怖势力，一刻也未停止其分裂破坏活动。较近的案件有：2007年元月5日，“东伊运”分裂恐怖分子在新疆境内帕米尔高原山区与警方交火。这伙亡命暴徒是“东伊运”的骨干分子，被派遣潜入后，在帕米尔高原山区建立恐怖训练营地，进行恐怖训练活动。在警方搜捕过程中，负隅反抗，致使一名公安民警牺牲，一名负伤。经公安武警全力搜捕，恐怖分子18名被击毙，抓获17名。缴获自制手雷22枚，半成品手雷1500枚。
“东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被国际上认为是“最暴力化的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暴力活动，妄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2002年9月11日，联合国安理会正式将该组织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东伊运”原主席艾山·买合苏木是新疆疏勒县人，20世纪90年代初，因参与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3年劳动教养。1996年解除劳教后去往国外，次年4月在巴基斯坦成立了分裂恐怖组织“东伊运”。之后，投靠了“塔利班”奥玛尔和本·拉登，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一部分。2003年10月2日，美国和巴军队在巴基斯坦北部山区联合围剿恐怖势力，艾山·买合苏木被击毙。但他教唆出来的恐怖分子从未停止过恐怖分裂活动。2005年8月，在巴基斯坦学习经文的40名新疆籍学生加入“东伊运”分裂组织，其中20名参与了巴基斯坦瓦纳地区的恐怖暴力活动。
国际恐怖势力制造“9·11”事件，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东突”分裂组织企图抹去恐怖形象，但事实却无法掩盖他们的罪行。“9·11”事件后，中国公民在境外连续遭受“东突”分裂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2000年5月，“维吾尔解放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绑架新疆商人，勒索10万美金，并杀害了该商人的侄子，焚烧了比什凯克中国商品市场。随即又对我赴吉尔吉斯斯坦调查处理绑架案的工作组实施袭击，造成1死2伤。之后。案犯潜逃至哈萨克斯坦，并于同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杀害了两名哈萨克斯坦警察。
同年6月，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王建平在比什凯克闹市区被枪杀，一名维吾尔族商人也遇难。作案的凶手均为分裂恐怖分子，两名被捕获后引渡回中国，在乌鲁木齐受到惩处。
2003年3月，新疆喀什地区客运公司一辆定期国际班车在吉尔吉斯斯坦纳伦州被烧毁，21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有中国公民18人(包括15名维吾尔族同胞)。吉尔吉斯斯坦司法机关认定，此事件与“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有关。
有资料显示，“9·11”恐怖事件之后，国际恐怖活动在新疆周边国家与地区频频发生，大约60％的恐怖暴力活动发生在中东、高加索、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境外“东突”分裂势力在阿富汗的基地被摧毁后，中亚成为侵扰新疆前沿，他们在那里招兵买马，重新武装。在车臣、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溃散的“东伊运”恐怖暴力分子，逐渐在那里聚集，并颇具规模。这股势力，与本·拉登基地组织、塔利班残余势力、“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等恐怖组织一直有联系。
中亚阿塞拜疆的巴库有以买买提明·艾孜来提为首的宗教极端势力，他们与车臣恐怖势力联系密切，时刻在策划进入新疆实施恐怖暴力活动。
分裂组织“维吾尔人民党”，哈萨克斯坦将其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取缔，但该组织并未停止活动。2003年9月还召开所谓常委会，决定以“基金会”形式重新组建，叫嚣用“武力方式实现独立愿望”，在中哈边境制造暴力恐怖事件。
“东突”分裂恐怖分子在哈萨克斯坦南部活动猖獗。2003年7月，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部门在哈南部重镇奇姆肯特市一普通住宅内搜查时发现屋内藏有爆炸品、武器和军用设备，后经查实，房主人系“东突伊斯兰党”组织成员，该组织正秘密筹划暴力恐怖活动；9月，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捣毁“东突”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解放党”的地下印刷厂，收缴大量印有宣传极端宗教主义、反政府言论的宣传品；10月，哈萨克斯坦安全部门抓获十名“东突”组织成员，另缴获一千余份反动宣传品。哈萨克斯坦官员表示，“东突”分裂分子的猖獗活动，已对哈萨克斯坦的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境外分裂势力从未停止对境内的渗透破坏。目前，在境外的“东伊运”、“东突解放组织”、“维吾尔人民党”等分裂组织，其成员达千人以上，时时制造恐怖威胁。200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前夕，一自称隶属于“东突解放组织”的“天山雄狮”恐怖组织，以音像形式在“美国维吾尔联盟”和“麦西来甫”网站上发布要对新疆进行武装袭击的威胁。
“9·ll”事件之后，新疆境内分裂势力仍在鼓吹“圣战”，策划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如破坏铁路，节日期间以暴力手段扰乱社会，等等。被新疆警方破获的“东突”分裂组织数量并不少，2003--2005年就破获52个。2003年9月，新疆警方在内地省份山西、云南也破获了4个暴力恐怖团伙。
非法宣传品如《你是谁》等书籍、音像制品还在传播，南疆一些重点地区的不少人仍在传播此类宣传毒品。喀什、伊犁等南北疆地区的分裂势力仍在利用“台比力克”进行分裂活动。地下经文学校仍然猖狂，教经地点由固定变为流动，青少年仍在受毒害。
严酷的事实警示于众，“9·11”事件后，新疆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仍在继续，因此，必须警惕，不能松懈。
2．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发展趋势
2001年“9·l1”恐怖事件后，恐怖势力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东突”分裂恐怖组织力图拉大与本·拉登、塔利班恐怖组织的。距离，妄图抹去身上的恐怖主义色彩，限制成员发表过激言论，避免所在国将其与恐怖组织联系在一起。在南亚的“东突”分裂恐怖组织，将其在阿富汗的成员向周边的南亚、中亚或中东地区实施战略转移，以保存实力。分裂势力再次扯起所谓维护“人权”、“宗教自由”和“少数民族利益”的旗号，编造所谓“中国政府借机打击少数民族”等谎言，混淆视听，妄图逃脱国际反恐打击。但不论他们怎么改头换面，变化手法，也无法掩盖其恐怖组织的本质，也改变不了其恐怖组织的性质。
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上，中方与到会各国就反恐问题达成共识，对“东突”恐怖组织予以谴责。APEC会议结束后，中国根据中美峰会达成的共识与美国开展情报交流，并将为进入阿富汗的美军提供后勤援助。必要时，解放军的特种部队也将对流窜于中阿边境的塔利班及“东突”恐怖分子进行打击。中国和美国的反恐合作，意味着中国将打击“东突”恐怖主义活动纳入到国际反恐斗争大潮之中。
九届全国人大第2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提交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两项议案。中国加入国际反恐怖斗争的范围越来越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是打击“东突”分裂势力的重要举措。从1994年到2000年六年间，中国政府已投入430多亿元用于包括新疆在内的民族地区扶贫。这样的方式，是对“东突”分裂分子最大的打击。
2001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反恐事务协调员泰勒大使抵达北京，与中国就反恐问题举行了磋商。双方重申，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社会应加强合作，采取综合性手段，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在此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加强在各领域的反恐合作，建立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反恐合作。
为了保护各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为了维护中国新疆及其周边地区的稳定，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政府对“东突”分裂恐怖势力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将坚决依法予以打击。打击的重点是极少数策划指挥和参与暴力恐怖事件的骨干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对于那些由于受到蒙骗、参与了“东突”恐怖组织一些活动的大多数人，都采取教育、帮助的态度，希望他们改邪归正。打击“东突”分裂恐怖势力不是针对哪个民族、哪个宗教，而是针对暴力恐怖的违法犯罪活动，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保证正常的宗教活动的进行。这一政策受到了全国人民，包括新疆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在反恐怖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世界各国人民，不分民族与宗教，不分地域与国别，不分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都应充分认识“东突”分裂恐怖势力的本质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识破“东突”分裂恐怖势力各种假面具，共同打击其恐怖暴力活动，不给他们有任何可乘之机。尽管境内外还存在一小撮“东突”分裂恐怖势力，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神圣领土的完整与统一，新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各项事业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大好局面。
“9．1l”事件后，在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美国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毁灭性打击，加之我国与俄国及中亚各国的合作，作为国际恐怖势力一个组成部分的“东突”分裂势力，其国际生存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其内部分化明显，整合加剧。“9．11”事件后，“东突”分裂势力的活动出现了以下新的动向：
(1)极力开脱暴力恐怖罪责。国际反恐，使“东突”恐怖分子胆战心惊，“9·11”事件发生后，他们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对我们进行新疆独立运动并不是一件好事。”“现在，美国要对他(本·拉登)进行报复，在阿富汗塔利班、本·拉登的训练营地中有我们维吾尔青年在接受训练，美国一旦对阿富汗塔利班进行军事打击，实际上也是对伊斯兰革命的打击。而且，这样一来，美国肯定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反感，对我们新疆独立运动不会像以前那样支持。”惊慌失措之余，他们竟然向美国总统发出唁电，声称“代表全球维吾尔人向美国政府和死难者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更为有趣的是，他们竟然通过媒体谴责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以此表示他们自己不是恐怖主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分裂分子非常恐惧戴上恐怖帽子，所以一再表白其所作所为不是暴力恐怖活动。
新疆民族分裂分子通过上述方式，企图洗刷恐怖暴力罪行，妄想摘去暴力恐怖的帽子，显然是徒劳的。2003年12月15日，中国公安部公布了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基本情况：
①“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突伊斯兰运动”、“东伊运”)，又称“东突伊斯兰党”、“东突真主党”、“东突民族革命阵线”。该组织是“东突’：恐怖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其宗旨是通过恐怖手段分裂中国，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该组织已于2002年9月11日被联合国认定为恐怖组织。
②“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 (简称“东突解放组织”)，又称“东突民族党”。其宗旨是通过暴力恐怖手段，在新疆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1996年，该组织在土耳其出笼，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其创建人为买买提明·艾孜来提，主要负责人有多里坤·艾沙等。“东突解放组织”建立后，在中国和中亚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因此，被认定为“东突”势力中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组织之一。
③“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又称“国际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世界东突青年代表大会”。该组织主要由一伙从新疆出境的维吾尔族人成立。1996年11月，第一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在德国慕尼黑市召开。他们积极策划、从事暴力恐怖活动。因此，被认定为是一个旨在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恐怖组织。
④“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又称“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东突信息联络中心”，“东突信息中心”，于1996年6月在德国慕尼黑市出笼，系由一伙旅居德国的新疆籍民族分裂分子所为，该组织致力于在中国境内外发展网络，策划、组织和从事暴力恐怖活动，进行极端宗教和“圣战”宣传煽动等恐怖活动。
认定下列11名人员为恐怖分子：艾山·买合苏木、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多里坤·艾沙、阿不都吉力力-卡拉卡西、阿不都卡德尔·亚甫泉、阿不都米吉提·买买提克里木、阿不都拉·卡日阿吉、阿不力米提·吐尔逊、胡达拜尔地·阿西尔白克、亚生·买买提、阿塔汗·阿不都艾尼。
曾有记者问：“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是个新闻单位，为什么要列为恐怖组织?公安部反恐怖局副局长赵永琛说，“东突信息中心”实际上是打着新闻单位的幌子，从事恐怖活动的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该组织一直致力于在中国境内外发展网络，策划、组织、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第一，该组织一直对外宣传极端主义思想，在互联网上发布《我们的独立是否有希望》《要么独立要么死亡》等赤裸裸宣传宗教极端思想的文章和书籍。第二，通过网络发展恐怖分子，组建恐怖组织网络。第三，搜集中国境内涉疆信息，为恐怖分子从事恐怖活动提供情报。第四，制定开展恐怖活动计划。该组织曾指挥策划针对中国境内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铁路等大型民用设施进行爆炸等恐怖破坏活动。第五，通过网络进行通信、联络，指挥、唆使其成员从事恐怖活动，并积极利用网络与境外恐怖组织进行勾连。第六，鼓吹圣战思想，公开号召中国境内穆斯林通过爆炸、投毒等手段，针对幼儿园、学校、政府等目标在汉族中制造恐怖事件，袭击中国武装力量和政府部门。因此，“东突厥斯坦新闻信息中心”是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
中国公安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我国加入的一系列反恐怖国际公约，如联合国通过的《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等，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1267号、1373号、1333号、1456号反恐决议等，给上述“东突”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定性。
(2)分裂势力加紧内部整合，企图建立“流亡政府”。“9·11”事件后，“东突”分裂势力中一部分人在国际联合反恐的压力下，试图效仿达赖喇嘛，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变化其分裂活动的策略。2001年10月中旬，“东突”分裂分子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所谓“东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叫嚷加强分裂组织间的联合，乃至鼓动“建立统一组织、推选统一领袖、制定统一行动纲领、开展统一行动。”主张加快新疆问题国际化步伐，寻求西方反华势力支持。然而，这部分人的主张并未得到分裂组织中主张暴力恐怖者的认可，后者坚持暴力恐怖活动，在中亚的几个分裂组织的头目拒绝参加会议。所谓的“统一领袖”也未能产生出来，说明分歧并未解决。
成立所谓“流亡政府”，其实非常荒唐。在新疆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被国际上承认的所谓“独立政府”，因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政府”，谈何“流亡”。当然，因为有国际反华势力的存在，对分裂势力的这一动向，是不能放松警惕的。
(3)妄图继续推动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新疆分裂势力一直与国际反华势力相勾结，梦想使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9．11”事件后，美国承认“东伊运”是恐怖组织，东突分裂势力遭到沉重打击，他们期盼的梦想也将破灭。但是，分裂势力并不甘心，美国只是将“东突”众多分裂组织中的“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分裂分子对此感到自慰。当美国人权组织利用所谓人权问题玩弄双重标准，向中国施压时，“东突”分裂势力似乎又看到希望，他们又四处游说，乞求西方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仍在推动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这一动向，也值得关注。
(4)“9·11”事件后，境内外分裂势力仍在利用多种传媒制造分裂舆论，噪音并未减弱。《东突厥斯坦之声》等十多种制造分裂舆论的报刊并未停止运作，“东突信息中心”、“维吾尔联盟”利用网络将其分裂舆论快速传播，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自由电台”，沙特的“达吉电台”等附和分裂势力，毫无道理的攻击中国的“人权”、民族政策等。在中亚的分裂组织头目，通过电台传播分裂舆论，对移民、西部开发等大放厥词。此外，分裂势力还通过举办画展、图片展、歌舞体育表演、召开各类研讨会等形式，喧闹造势，为分裂势力摇旗呐喊。境内的分裂暗流仍在蠢蠢欲动，分裂分子通过聚会、信件以及便利的通讯设施、音像制品等，仍在传播分裂思潮，煽动“圣战”。分裂与反分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较量并未因为“9·11”事件而改变。
(5)“9·11”事件后，新疆境内暴力恐怖事件发案率明显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分裂分子已经放弃暴力。使用暴力恐怖，是其本性，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东突”恐怖势力在阿富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之后，毗邻新疆的中亚地区随之成为他们的恐怖基地。分裂分子时时刻刻都在策划和实施恐怖暴力活动。就在发生“9·11”事件的2001年，警方在南疆喀什地区破获“伊斯兰兄弟会”等数个恐怖暴力团伙，涉案三百余人。“东突”恐怖分子扬言，要劫持飞机撞击长江三峡大坝。面对诸如此类的恐怖威胁，当然不能等闲视之。2007年1月18日，在自治区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二次全会上，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肉孜·司马义在报告中披露：2006年，全区法院共审结暴力恐怖案件187件。境内外“三股势力”的颠覆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维护祖国统一始终是新疆各级人民法院的首要任务。
还有一些动向也值得关注。“东突”分裂组织的头目之一艾尔肯·阿尔普特金，声称解决新疆问题要走“民主斗争”道路，此人是新疆老牌分裂分子艾沙之子，长期定居土耳其。
“9·11”事件发生后几天，即2001年9月18日，“东突信息中心”在德国发言，提出：“北京如果有诚意解决新疆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政治解决，在欧洲议会监视下进行，让新疆维吾尔族人可以全民公决，由他们决定自己的命运，是留在新疆还是选择独立建国”。还有一种声音，称应仿照香港、澳门，让新疆充分“自治”。
上述论调，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要分裂新疆。“东突信息中心”的“公决”论，妄图将新疆维吾尔族全部捆绑在他们的分裂战车上，维吾尔族人民绝不能答应；中国的新疆，13亿中国人民绝不能答应；13个世居民族的新疆，其他民族绝不能答应。
3．充分认识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当前，新疆社会繁荣和谐，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政治稳定，这是主流。在大好形势下，不能不看到影响稳定的潜在因素仍然存在，分裂与反分裂斗争仍在进行。反分裂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对此必须有充分认识。因为境内外分裂分子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分裂活动，分裂主义思想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分裂分子为达到分裂目的，他们一贯使用的包括恐怖暴力、政治斗争等手段都会继续出现。
2008年新年伊始，分裂恐怖分子破坏新疆社会稳定的阴谋活动就相继暴露。元月27日晚，乌鲁木齐市就打响了围歼分裂恐怖分子的战斗。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幸福花园小区的住宅楼内，一个恐怖犯罪团伙被警方包围，在近距离的抓捕行动中，恐怖分子反抗拒捕，被警方击毙了2名，抓获15名。此次行动由于部署周密、动作迅速，完成较为顺利。恐怖分子租房居住，在室内进行爆炸物的组装与操作培训。警方在现场搜查到一批枪支和自制爆炸物以及一些有关训练装备及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的东西。据悉，这伙暴徒是受境外恐怖组织的指使，预谋在境内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而他们的动向均在警方掌控之中。请查表明，该恐怖团伙是受境外的“东伊运”恐怖组织指挥，从缴获的武器看，其目的就是破坏2008年北京奥运会。
3月7日，恐怖分子企图袭击民航客机制造空难。当日上午10时35分，乌鲁木齐至北京的南航CZ6901航班起飞，途中机组人员发现机内有可燃液体汽油，为确保人员安全，12时40分这架飞机在兰州中川机场紧急迫降。3月9日，在北京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会议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说，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肯定是一起企图制造空难的事件。至于犯罪分子的背景和目的，还在审查中。
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视察新疆时指出，反分裂斗争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树欲静而风不止，只要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还没有完全铲除，只要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还存在，我国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就一天也不会停止。
“9·11”事件前，西方一些国家公开支持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如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突”分裂组织逐渐从地下转为公开，并开始朝着国际化趋势发展。“东突”分裂势力曾公开表示：“要实现独立，没有国际的支持不行，没有西方的支持不行，仅有少数国家的支持也不行。要打‘国际牌’，使新疆问题国际化”。
1999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的“东突”分裂组织在阿拉木图举行游行集会，公然打出“支持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标语，并宣称“科索沃”的今天就是“维吾尔斯坦的明天”。美国总统克林顿等政要竟然多次会见“东突”分裂分子；美国国会还专门召开新疆问题听证会。1999年，美国政府发表的《中国人权报告》无理指责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土耳其和一些中亚国家也或明或暗地支持“东突”分裂运动，还允许其在本国境内开展活动、建立基地，向外输出“泛突厥主义”。1999年10月，德国竟然允许“东突”分裂势力在慕尼黑召开首届“东突民族代表大会”。2000年11月，爱沙尼亚允许新疆分裂势力在塔林召开“第三届维吾尔青年世界代表大会”。
“9·11”事件的发生，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将反恐怖活动提到日程上，但是，他们在反恐中却实行双重标准。
如：2001年10月19日，欧洲议会不顾中方的多次严正交涉，允许“东突”分子在议会大厦内举行有关“东突”研讨会，公然为其提供活动的场所，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在国际社会加强反恐怖合作的情况下，“东突”企图改头换面，以人权、民主、维护少数民族权利掩盖其恐怖组织的本质，继续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2001年10月，“东突”分裂势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二、第三届“东突民族代表大会”。在西方反华势力的庇护下，“东突”恐怖势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滋蔓态势。
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在反恐怖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而西方一些政客的固执与偏见亦本性难移。
2004年4月中旬，在德国政客的纵容下，以“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为首的新疆民族分裂势力，纠合“东突”分裂恐怖分子在慕尼黑召开所谓“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
2004年9月，在美国为首的西方政客的庇护纵容下，“东突”分裂势力竟然在美国宣告成立所谓“东突流亡政府”。在澳大利亚的“东突协会”主席艾哈迈德·埃根贝尔迪自封为总统，任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艾尼瓦尔·玉素甫为总理。显然，在国际反恐威力的震慑下，暴力的声势日渐衰微之时，而“东突”暴力恐怖分子的政治声浪却在西方政客的羽翼下逐渐高涨起来。而西方某些媒体也为之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更为荒唐的是，2006年9月，瑞典议会议员埃诺克松竟然提名热比娅·卡德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香港媒体评论，在经历了中国与中亚各国的共同打击之后，流亡国外的所有“东突”势力正热切希望借热比娅的名字重整力量，图谋反击。
总而言之，国内外滋生新疆分裂势力的气候、土壤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失，因此，必须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这种斗争是艰巨的，复杂的。

yangharrylg

该文乃是陈超编著. 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 北京市：民族出版社, 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