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坤：南阳县“文革”“斗批改”时期的“大批判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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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县“文革”“斗批改”时期的 “大批判开路”
撰文 曾宪坤

1968年8月3日至12日，南阳地区革委会在新野县召开工作会议，开始部署在全区开展“斗、批、改”运动。9月上旬，南阳县革委正式成立“斗、批、改”领导小组。9月11日至10月10日，县“斗、批、改”领导小组首先以“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开展对敌斗争”为中心内容，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和“开展斗私批修、自觉改造世界观”为主要目的，集中县直全体干部举办“抗大”学习班，“斗、批、改”运动由此开始在全县城乡大规模展开。所谓“斗、批、改”，起源是《十六条》中提出的“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简称。在红卫兵“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全面夺权之后，毛泽东又赋予了“斗、批、改”新的内容并使之更加具体化。其主要的表述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只是工厂，而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却将毛泽东这段话总结提升为“‘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于是，“斗、批、改”就被当作各级革委会的中心工作而在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全面贯彻执行，从而使“斗、批、改”运动在社会各个领域非常地现实和具体化起来，成为继“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之后的又一个重要阶段。而在此后数年进行的“斗、批、改”各个阶段和各项工作中，各级革委会则始终把“狠抓阶级斗争”作为“斗、批、改”的基本工作指导方针、把“坚持革命大批判”作为“斗、批、改”的核心内容，一而再地强调要在各项工作中用“大批判开路”来推动工作开展。因此，南阳县的“斗、批、改”运动，实质上是一次更加猛烈的全局性大抓阶级斗争和进行“革命大批判”的群众运动。这种以“左”的手段贯彻“左”的方针的做法，在实践中不仅未能达到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的目的，反而又引发了更多的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持续性激化升级，伤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
由于这一时期特别强调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和各条战线、各项工作的唯一领导中心，绝对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和第二种提法，既使日常工作中的说话办事也须十分注意，否则即可能被“造反派”视为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了“多中心”。因此，南阳县的“革命大批判”，在“斗、批、改”初始阶段主要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多中心论”。 1968年10月，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极为错误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致使其翌年即在开封含垢病逝，造成了党的历史上罕见的重大冤案。全县的“革命大批判”重点也由此迅速统一扭转为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南阳县的代理人“魏兆铭、栾培泽之流”。并在其后一个相当长时间就是根据不同运动阶段的政治需要反复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熔化论”即所谓的“黑六论”。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把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客观规律”，不顾事实地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地，非常及时地”提供理论根据。批判“唯生产力论”，批判“业务第一”，就联系县内的正常生产管理制度和措施，批判“抓政治戴个帽、抓生产一大套，嘴里讲政治、心里想生产，会上讲政治、下去看生产，对政治放心、对生产担心”的“生产党”。同时，彻底否定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恢复的农村政策，把“三自一包”（指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租地自由）说成是分田单干、瓦解破坏集体经济、资本主义倾向；把合理的奖励政策和正常的劳动所得说成是“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不分青红皂白地横加批判；而且把中央早有定论的“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等作为共产主义因素，重又大加提倡和进行推广。在这种错误思潮的推动下，1968年秋季，全县一些地方开始合并生产队，又有715个生产队实行吃饭不要钱的错误政策；但多数队只执行一季，少数却连续执行三季。使不少地方的农业经济遭到很大破坏，挫伤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直接造成1968年、1969年农业生产的持续下降。在工业企业方面，重点批判“专家治厂”、“利润挂帅”，把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进行所谓的“大破大立”，造成企业生产秩序混乱，生产效益下降。教育科技文化方面，把教师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努力学习、科技人员钻研业务，说成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白专道路”而横加指责；对历史以来的文化经典、名家名著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文艺工作和文艺作品，几乎全部打成了“封、资、修”黑货或“大毒草、大杂烩”等等，使得堂堂一个地处中原的历史文化大县在很长一个时期几成无典籍书刊可读，无电影、戏曲可看的文化“荒漠”。南阳县在进行这些形形色色的大批判过程中，还不断要求“紧跟形势及时批，结合任务经常批，上挂下连系统批，要害问题反复批。”每遇重大工作部署，统统“用革命大批判开路”造势；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不时强令“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分子”或抱着、或背着用稻草、麦秸粗制装饰成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湖南祁阳县人，1966年8月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宣部长等要职，1969年11月因受江青、陈伯达等的陷害打击在合肥含冤去世。1978年12月，党中央为其正式平反。三人当时被视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常被“造反派”诬称为“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的人体形象进行“活人现场批判”。通过批判上述不断变换内容的所谓错误观点，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这种持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彻底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十七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所谓革命大批判，不仅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的头脑，实现其思想革命化，反而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对人们形成“左”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十分有害的深层影响，严重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和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肆虐泛滥，给生产、科研、教育、文化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破坏，造成了长期的百花凋零、万马齐喑、思想被禁锢的非常社会政治局面。
http://wcds.wancheng.gov.cn/info/1031/11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