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不去的梦魇——南师文革“八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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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不去的梦魇——南师文革“ 八•三事件”的前前后后【原创】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2-04-16 10:00:47)

在“红卫兵运动”和“斗、批、改"运动中，一部分干部、教师、学生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摧残，其中校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及其丈夫、省教育厅厅长吴天石等人被残酷折磨致死。                                                            

——摘自南京师范大学网《百年校史》

                                                            
前言

作为六十年代的南师学子，我在浏览母校的《百年校史》（见校网）时，惊奇地发现涉及文革蒙难者的文字，仅有以上64个字，其中涉及本文记述的两位受害者——吴天石和李敬仪夫妇的，仅33个字。作为见证者之一，不由感到这样的“正史”对历史教训中大事件的记述是何等躲闪和含糊。当年就以消息不算灵通的我的所闻，“被残酷折磨致死”的师辈，就有三对夫妇：吴天石夫妇和中文系的上官艾明夫妇、杨柏华夫妇（不含其他系），首当其冲的是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吴天石夫妇。师院学子一夜斗死教育厅长夫妇的故事，堪称百年教史上一“殊役”也不为过。
吴夫妇惨死时，南师还没听说“红卫兵”的概念，何谈死于“红卫兵运动”？他们惨死之日（8月3日）命名的“八·三事件”，是当年师生都一清二楚的事件，而南师“革命造反”的红卫兵成立于八月下旬，这才是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标志。
“八·三事件”当时的影响，远远跨出了南师本校和省城的范围。本文记叙事件前后的过程，是为还原真实的历史脚步，说明文革的“路线斗争”在红卫兵运动前已经达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以及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土壤和气候。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是对正史的某种角度的诠释和补正，同时期盼在历史的教训面前，正史的编纂者们，应当多几分调查和正视的勇气，做到对历史创伤的真正反思。                                                                   
——2012年4月10日

1、山雨聚来

1966年是共和国史上最不寻常的一年，震撼的大幕是六月份拉开的。之前，一种氛围在弥漫，集体的活动和留影，互赠留言和纪念品，东道主给外地同舍饯别，恋人们不畏议论的比肩漫步和对去向的切磋，一切预示着四年同窗的学子生涯将迎来一场友谊的分别。
五月开始了实习，我到的是中华门外的技工学校，我们在那里感受到了《五一六通知》的强震，不过实习依然继续。我教的第一篇课文是毛词《沁园春·雪》，实习预定六月结束，七月是同窗各奔前程之时。
然而，正如夏季的雷雨打乱了阳光的脚步一样，六月一日，第一声惊雷——北大教师聂元梓等炮轰校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见报了，《人民日报》配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标题之显赫前所未有。第二天又一篇：《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四日，北京市委和北大的党委整体改组的消息震惊了学子们。在当天的《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中，首都和北大的原领导人被统称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学生中有“小毛泽东”之喻的政治局委员彭真的轰然倒台引起的震撼，不啻一颗大当量原子弹的爆炸。尽管此前已经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但谁也想不到暴风雨来得那么快。
次日，院部急电各校，要实习生“立即返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像调防的军队，匆匆告别了人生中第一批学生赶回院部。校园已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环绕大草坪四周道路两侧在赶建大字报廊，各系的非毕业班的学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开火的大字报已经上墙。“欢迎毕业班战友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标语随处可见，我们所感受的，俨然是增援部队抵达前哨战场的氛围。
怪不得催得我们那么急，等待我们的，便是第二天的全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师大会”。
在大饭厅召开的这个大会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人头，党委书记华诚一强敛了平日随和的笑容，公开承认“南师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资产阶级代理人就在共产党内”。大会的氛围显出强烈的鼓动性。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倒是党委书记口无遮拦的这样一席话：“毛主席说的嘛，你们青年学生最热情，最敏感，最富有革命性。古今中外什么运动都是青年学生打头阵的，现在就是要号召大家打头阵。印尼共产党不就是利用学生搞社会主义革命吗？哈——哈——，现在我们就要利用学生整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台下的我不禁对老书记的话感受着一种不解的“异味”：怎么左一个“利用”右一个“利用”呢，半点不加遮掩，难道我们到了被“利用”的时候？何况印尼共产党“利用”学生搞社会主义的后果是军政府上台，共产党大片人头落地，第一、二把手艾地和约多丢了性命，众所周知那是一场失败的革命，老书记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跟印尼的事情相提并论了？记得我和同舍论起这个疑窦时，我们都把这归结为老书记的随意和疏忽。
如今过了当年老书记的年龄，再反思那一幕，不能不承认这是大实话，大真话。文革的动员从批《海瑞罢官》起历时半年多，已经成功营造了毛泽东路线和红色政权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忧患局面，到了号召学生仔们奋起“绝地反击”的时候。
誓师大会后场面就拉开了，众目睽睽下，纸张、毛笔和墨汁一车车运进了学校，分发到了各系各班。
“一堆堆乌云，像青色的火焰，在无底的大海上燃烧。大海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们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像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蜒浮动，一晃就消失了……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中学的背诵课文《海燕》（高尔基）的句子，无论文理科学生都很熟悉。教室和寝室里有人诵起了它。几年来阶级斗争的教育，让渴望经受暴风骤雨考验的年轻学子的革命热情巨涨，浪漫地幻想着当海燕而不当海鸭和企鹅。
父亲来信问我何时分配工作，我只能回信说，没消息，眼下院里在号召我们参加文化大革命。

2、外围合击

“革命潮”汹涌而来。无论愿不愿意，毕业只能抛开。一双双眼睛捕捉起了相同的目标：“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哪些人？“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又是谁？
风度各异的教授们隐身循迹了。和学生还在接触的，是平时和学生接触就多，没法一走了之的政治辅导员们，但他们都变得谨言慎行，猜不透是在了解学生的动向，还是怕引火烧身？
时势造英雄，作为南师重心的中文系当然不会落后。系大楼里居高临下、来去奔忙、高谈革命的身影，“翻脸比翻书还快”的革命人争着现身了，在班与班、系与系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穿梭忙碌，一些教师的“私密”传播了开来：家庭出身问题的，本人参加过国民党的，反右中“漏网”的，受过政治处分的……眼花缭乱的信息在学生中流传，分化和组合的暗流在学生中涌动。
小组的学习成了对教授们过筛般的排点，下来就是一张张“请看XXX的反动立场”或“XXX的X大罪状”的大字报。教授们都被“请”来“参观”小将对他们的“炮轰”“火烧”，很快，“参观”演变成了抄家、批斗和就地“劳改”，这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混战。对白发苍苍的多年老师的抄家揪斗对多数学生而言还远非内心适应，冲锋在前其实不过是些台面人物和一些“阶级感情”强烈的积极分子。
七月的酷热里，以“不拘小节”著称的民盟教授朱彤以一场冒天下之大不讳的引火烧身之举，顿成众矢之的。
那天系大楼的厕所里，发现了《毛选·甲种本》上的圣像被扔在了便槽里。“中文系惊现现行反革命案”的消息立即震惊全院，公安人员的身影出现在了大楼里。
排查很快锁定了目标，那天如厕者中的朱彤，而且很快就有了结果，朱已坦承作案，交出了自己从封面起已被撕去了好几页的《甲种本》。
但朱认事不认罪，竟辩称说，携书如厕，厕上读书，撕页以作手纸，是自己读书的积习，撕页的书属于自己读过并记住了的，否则就不会撕。他举出一串撕过的书名，说愿凭残书证明自己并无亵渎领袖的故意。这种轻狂的狡辩当然无异于自寻死路。
朱的学生视揪朱为责无旁贷，将朱押至学校中央草坪上，罚其跪在撒有碎石的凳上示众，烈日下让人目睹了朱哇哇熬叫而学生在旁捧腹的一幕。下来这些义愤填膺的中二学生又要求将朱扭送公安局“逮捕法办”，但尚未靠边的系总支书记没同意。
于是“批朱专案组”“批朱专栏”顺势而生，毕业班接过场面，随即是抄家，抄家又扩大到了上我们课的一批教授，段熙仲、徐复、葛毅卿……等等，无一例外。
多米诺骨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向全院，十一个系的资反权威相继倒台。自称“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生物系也在大抢眼球，倏然间把一条外系从未听闻的“大鱼”捞出了水——陈邦杰：一名研究苔藓的专家，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
外围“大捷”中“反动学术权威”一个个关进了临时集中营——“牛棚”。不过龙卷风很快把又牛棚冷落在一边了，因为圈里的“牛鬼蛇神”大都不在党内，够不上运动的“重点”。

3、“黑线”曝光

七月下旬，狂飙把共产党的领导卷到了前台。
第一把手是党领导的象征这个“天然优势”使院委书记兼院长华几乎没有受到大字报的冲击，但副书记李（敬仪）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大字报的“炮轰”，李的丈夫吴天石是省教育厅厅长。
吴是个学者型干部，好写作，出过书，在当时的干部中并不多见，中文系学生不少读过他出的一本解析毛泽东诗词的小书，红封面，薄薄的小开本，讴歌毛的人格和诗品的热情不容置疑。
文革一来，中宣部长陆定一随彭真而垮台，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个”，于是吴就成了省教育厅内的“黑线人物”。“黑线”链条是：中宣部长（陆定一）→高教部长（蒋南翔）→教育厅长（吴天石）→南师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按照这个推理南师理所当然的“黑线人物”本当是党委书记兼院长，但李是吴的老婆，于是出现了“吴通过其老婆在南师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这个有罪推定是“八·三事件”的悲剧之源。与其如后来说李是被“抛出来”的，不如说她早被挂在了黑链上难以脱身。在省厅的机关革命群众将“炮轰”的矛头对准吴时，李的噩运就已经注定。
话说回来，对当时大多数学生而言，“黑链”没这么“清晰”，也不清楚省厅的动态，甚至不清楚吴和李的夫妻关系。我们只是惊奇于这个平时挺和蔼的女副书记何以受到这么多大字报的“炮轰”？惊奇于党委书记何以对朝夕相处的同事的困局不吭声？
气候正逢南京的“火炉”季节。入夜，大草坪成了凉爽而柔软的天然地毯，吸引着学子享受那慷慨而别具一格的施舍。匍匐在草毯上，深深吸一口气，草叶和草根夹着泥土暗香沁人心肺，难以形容的快感流遍全身。这是那些日子我和班上的“书法家”立衡天天躺在草毯上享受的一幕。这年月光依然分明，楼宇依然相映，然而氛围大变，音乐楼不再飘出琴瑟之声，私语的情侣几乎绝迹，身边不远处围坐着高谈文革的学子，有站着激动演说的，有围观捧场喝采的，让人联想起书上说的那个供自由辩论的伦敦海德公园，我俩成了席地而卧的观光客。

4、“八·三”之夜

1966年8月3日，这所民国时期的金陵女大，五六十年代的南师院，今天的南师大——曾是华东屈指可数，全国也相当闻名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突如其来爆出了震惊省城和全省以至邻省的揪斗“党内走资派”的大戏，用来祭旗的，正是昔日备受尊崇的教育厅长吴天石和南师党委副书记李敬仪夫妇。
师院师生和南京人都把这一幕称作“八·三事件”。作为当年学子的我是事件外围的目击者之一。
这天下午我打了一场排球，大汗淋漓地走进餐厅就听到了消息，晚上大草坪上有批斗会，但不知斗的是谁。饭后回宿舍换上拖鞋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散步。刚过餐厅，猛见几步之遥的汉口路校门口人流涌动，有人说“快看，外语系揪李敬仪去了！”举首间果见几个人高马大全身红运动服的女运动员（中文系没的）夹在人流中出门。怀着好奇和探究心理，我融入了人流。
步子好快呀，出了门往西又转北，直朝北京路奔去，我才到水利学院的门口，拖鞋就断了扣。前面的人越来越快，人流很快拉长。当夹着拖鞋到北京路口时，方向已经失去，不知道前面的人是向还东向西，于是只得慢慢绕圈回到学校正门口。
大草坪已经聚集起了许多学生和一些青年教师，都在惊叹“那些小将本事大，把教育厅长给弄来了”。隔着人头朝前望，迎宾楼前已经架好了批斗台，活跃的身影上上下下，外语系中文系的人都有，也有不认识的，但不清楚谁是主持人。抱着一睹大场面和厅长的心理，我也滞留了下来。
一会儿，麦克风压过了嘈杂声，开场了，很意外，灯光下，押上台的竟是他——满头银发的副院长张（焕庭）——一个党外人士。
只闻张是民主党派的，但不知哪个党，连学生都知道是个当官不掌权的人物，但又是院领导中最帅的一个，风度翩翩，喜好运动。不久前张组织了院老年队和女队的一篮球友谊赛，海报贴得大大。张是老队的主力，老头们和花季少女在篮板下争跃拼抢肌肤相擦的场面当场就引出了一些小伙子的唾沫。此刻的张，风度气质早不见了踪影，懊丧地低头而站似乎还在浑身颤怵。
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张原本就是个资产阶级的代表，斗一下“色狼”有何不可？但让人备感失落的，是这个“老运动员”竟像球场上那么灵活，倏然一下就窜过了场，请看：
主持人直呼其名，大声问：“张焕庭，你回答，你是不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答：“是，是，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主动加上了“地地道道”“反动”这类字眼，让认罪显得异常诚恳。
主持人：“你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
回答：“是，是，我确是不折不扣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我代表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
主持人：“你组织老年队和女篮队比赛，抱的是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你必须老老实实向群众交代灵魂深处见不得人东西！”
回答：“我搞那场比赛是别有用心，罪该万死。我满脑子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不多，就三四个回合，十来分钟吧，张意外“识相”，主持人“炮弹”已光，只剩下一问：“你认罪服法吗？”
回答：“我认罪服法，我一定老老实实，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最后的命令发了出来：“滚下去！”
张在“打倒”口号中战战兢兢地“滚”下了台，“过关”了。
事后都说张以其“奸猾”而蒙混过关了，其实不是：一、张本来就是个陪角，好过场；二、张识时务，懂忍让，不闯角，若他争当主角，或许事情的结果就不一样。
一心等着厅长的“亮相”呢，可上台的却是李敬仪，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她是厅长的老婆。说抓李其实是抓夫妻俩，一个广传的细节是，那个酷热的傍晚从家里“揪出来”时，他俩刚刚剖开一个西瓜。
场面和张不同，李给押上台时已戴上了一顶纸糊的高帽。麦克风故障了，听不清上面说些什么，只见有人拿来了墨汁，从李的额头灌了下去，她顷刻成了一个“黑人”。
黑压压的人头升起了一个人，闪光灯亮了一下，片刻又亮一下。纷说是新华社驻宁分站的记者穿着拖鞋来抡新闻了。两次闪光的间歇里，台上在挪着位子，有的人在竭力想把自己定格在这个光荣的瞬间里，但他们何曾想到，这是被“钓鱼”了，正是这两张照片，十年后成了索讨历史欠债的铁证之一。
麦克风哑了的时间里，主持人像在介绍李，又像在问话，似乎因回答不对劲，这个平时和蔼的女人很倔，一次次想抬起头来，又一次次被摁了下去。
麦克风再度响起的时候，听见主持人直逼她的问题是：“李敬仪，你承不承认你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回答很清晰：“我只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主持人：“我再问你，到底是不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模一样的问题得到的是仍然一模一样的回答。
主持人的口气越来越激愤：“我最后问你，到底承不承认你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回答更加清晰：“我已经说过，我只承认我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不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是院里的副职党书记，没有行政职务，也许认为这才符合事实。
主持人：“你不承认你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清晰的声音：“不承认。”
局面僵持了，李的黑脸在挣扎中一会仰起，一会低下。“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敬仪罪该万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四个伟大’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推动着声势。突然台上纷乱起来，李不见了。第二天才知道她当时晕过去了，往家送了。
经过一番忙碌和布置，这才开始了斗争吴天石。
我甚至没看清吴究竟是怎么给押上台的，只见他双臂反架，朝天仰着头——后来才懂这叫“喷气式”——脸上已倒过黑汁，也成了一个“黑人”，灯光下只剩两个眼珠在闪烁。主持人要他承认的问题和李一样，但吴持的态度也和老婆一样，决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对夫妇事前可能商量过，认罪的底线到“代理人”为止。从读书人“咬文嚼字”的角度看，“代理”属于打工，还不是“分子”，罪或许会轻一点。
批斗一点没内容，就为一个“帽子”。凉风渐起，草坪上的人稀少起来，没料想看到的厅长是这么一个“黑人”，我掉头想走了。
历史瞬间的这个舞台是短暂的，杂乱的，开放的，没规则的，谁都能上台，谁都能演角，但结果谁上台，演什么角，取决于内心“革命欲望”的发酵程度。
回身之际，麦克风的话音变得宏亮清晰又富于鼓动性。
“同学们，大家不要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死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发扬革命到底的精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这声音不像学生腔，原来是中文系的助教汤挺身而出来收拾残局了。汤教现代文学，出身好，有才气，听说平时是个热情的党员教师，不过脸相有缺陷，一张补过的兔唇脸。在这个节骨眼上，汤想以这番简短的鼓动，稳定涣散的情绪，显露出自己的号召力高于学生仔的一手。
“吊起来，把他吊起来！”台下前面有人高喊，有人搬梯子去了。
不知最后吴被吊了没，但这时我那“小资”的软病又犯了，不愿看下去了，转身离开草坪，回到寝室蒙头而睡，准备明天听结果。
朦胧中依稀听见晚归者的议论。
“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呀？”一个怕颤颤的声音。
“怕什么？”一个给自己，也给别人壮胆的声音。
我预感到一定有事发生。
第二天，先听说李因脑溢血昨晚死在家里，吴进了医院，接着传来了断气的消息。
从忙碌进出的活跃者身上我感到大事将临，毕竟共产党的厅长夫妇呀，怎么收拾？
这就是我目睹“八·三事件”，一个空前但愿绝后的文革故事，几十年来犹如永不消逝的影像般的存放在记忆中，相信也是当年南师人没齿不忘的一幕。在场者都有自己视角，我身处外围，但心被震慑。多少年来我总在想：吴和李，这两个阅尽了人世沧桑的育人前辈，何以身居高位而依然书呆，在“走资本主义派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代理人”这两个要用天平才能区别分量的称谓上和泯灭人性的潮流对峙呢？“代理人”和“走资派”理论差别何在？实践差别又何在？批和被批双方对这个“阶级斗争”概念落差的争夺，竟如战事双方对关键役点的拼夺，结果竟是生命的代价。倘知道到结果没有英雄和敌人，也没有真理的存在，他们的灵魂如何作想？厅长心目中的南师当之无愧地是其辖下最大、最好、最美的学校，夫妇俩没为学校少费过心血，可这里竟成他们命归黄泉处，一种多么令人无语的讽刺。
师院整死了教育厅长夫妇，就凭这，南师当设一个校耻日。如果巴金先生倡导的全国文革博物馆一旦建立，堂堂南师的“八·三事件”该有资格占一席之地。

5、激辩“八·三”

“八·三事件”的第二天学校就分裂了。
揭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声势浩大，但说到底谁都明白是没风险的揪斗“死老虎”的事情，何况还没死人；而“八·三” 的死者是两名党的中高级干部，事情就显得不一样。
尽管一再号召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将这“四大”称作“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但开始许多人仍念着十年前反右“引蛇出洞”的一幕，故而大字报还是看的多，写的少。不同的人琢磨着相同的问题：如何在这场大运动中站稳“阶级立场”？预测文革是“二次反右”的人个个冷静，一心等待右派的“出笼”和反击号召的到来，从而当上左派。一往无前地冲在前的，大多是几年来的阶级教育中获得了充分的优越感的人们，他们无须顾忌自己行为。除这两块，各异的因素让相当多的学生处于审慎的观望状态，他们惧于政治斗争的深不可测，为期免犯错误，只能在捉摸谁是正确的一方中彷徨。这几类人都有学生也有教师。
然而，突然引爆的“八·三”事件迫使人们提前亮相，“四大”在师院先于省城其他高校汹涌展开。
一夜间两条共产党干部的人命让否定“八·三事件”的大字报立即接连上墙了，批责“八·三事件”是“过激行动”，“错误行动”，“不排除别有用心者策划的浑水摸鱼”和“蒙蔽群众”，甚至是“向党挑战的右派翻天”。这个阵容大都是认为文革可能是“二次反右”的人，血淋淋的事件让他们觉得无须再等“引蛇出洞”的一幕，亮相的时刻已经到来。事件一下处于大字报围剿的声浪中。
短暂的沉寂。出现了为“八·三事件”辩护的声音。根据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经典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面对群众运动的正确立场是看“主流”“本质”和“大方向”，“只能肯定，不能否定，只能引导，不能反对”，据此“八·三事件”便是“大方向正确的革命行动”，死人就显得无足轻重。肯定派多是事件的组织和参加者，也有“活学活用”的理论派，尽管高调，但毕竟缠着两条人命，应者未见成众。多数人只在议论事件的过程和在教育系当教师的死者女儿的处境。作为外围的目击者，我同样拿捏不准评判，只觉得脑里在打架——毛的观点和列宁 “真理一越过界限就会变成谬误”的名言在打架，革命口号和本能的怜悯在打架，只觉得书到用时方知少，“活学活用”谈何易？
兄弟院校的大字报进校园来了，南大、南工、艺术学院、水利学院，还有附中的，外来的声音大都支援处于少数的肯定派，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偏偏在相峙不下的关键时刻，爆出了戏剧性场面，那就是汤，这位“八·三”舞台上后来居上的“镇场人物”公开倒戈了，贴出了严厉指责事件的大字报，甚至说，不排除组织者中有“别有用心的人物”。汤的急剧“变脸”引起众多学生的反感和厌恶，包括了大量中间派的学生。人们认为，任何人对事件的指责都可视为不同意见，唯独汤不行，汤纯粹属于投机不成急于撇清干系的“变色龙”式的“政治扒手”。汤的站台让否定派顿显队伍不纯，失去了不少羞与投机客为伍的群众。因汤长的免唇嘴，我班一张“请看汤XX的丑恶嘴脸”的大字报，许多游弋中的学生都签了名。显然这是张回避事件本身的评价而将矛头指向“扒手”的大字报，从道德取舍的角度表态成了这些人唯一敢踩的路。记得很清楚，这是 “文革”中我签过名的唯一一张大字报。
尽管汤是“八·三”激辩中最注目的否定派，但十年后对“三种人”的清理中，汤是因在残局中踹了那一脚而被判刑的唯一的一个，刑期十一年。至于“ 八·三”之夜的微观内幕，对于外围的目击者而言，当时是谜，十年后仍是谜，如今成了永远的历史之谜，是千万个“文革之谜”中的一个。


                                              6、“一统天下”
围绕“八·三”的白热化辩论一共只有五天。对立的两派白天以大字报开战，入夜就把纳凉的大草坪变成了辩论广场。那些日子，我和立衡为避暑依然天天躺在大草坪上窃窃私语，谈论的主题是《玉版十三行》（王献之）的书法境界——立衡的临摹作品受到师生一致公认的好评，他答应离别前一定送我一幅。我们的背景音就是边上两围人马辩论。
8月8日，中央广播电台中午起就反告知，当晚的新闻联播节将有“重要消息”，谁都预感到这一定和文化革命有关。八时正，草坪上的一切背景音刹那间静了场，人们不约而同地等待高音喇叭中来自北京的声音。
联播节目的序曲不久前已由《义勇军进行曲》改作了《东方红》。曲毕，浑厚庄重的语调全文传递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整个过程很静很静，但播送结束，随着《国际歌》乐曲响起，犹如足球场上进球的场面爆发了，肯定派学生欢呼雀跃，高呼万岁，互相拥抱，奔走相告——文革要整的重点，正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次反右”论顿成泡影。八·八之夜，大字报和标语满园开花，整个学院成了“八·三事件”肯定派的天下。人们给赋予自己“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新称谓，把否定派称作“资产阶级保皇派”。这是“造反”一词流行的前夜。
66年8月3日这天，全国红卫兵运动之源——远在京城的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们，刚刚收到毛泽东两天前写下的支持他们“造反有理”的回信。半个月之后的 8月 18日，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挥手召唤的历史巨照出世，三天后，南师最大的红卫兵组织——“8·21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成立，因“造反”出于毛泽东之口，这个解放后说了要掉脑袋的字眼上了飘扬的红卫兵大旗。革命派堂皇地赋予自己“造反派”之称；又为扩大“统一战线”，把凡没公开反对过“八·三事件”学生囊括进了其外围组织——“八·三革命造反师”，我班的五十来名学生中，不属于“八·三师”的只有七个，尽管人势上绝对占优，但它从成立起就被“保皇派”讥为“瘪三师”。师长是“8.21红卫兵”的一个头，邻班的学生，消瘦的脸，炯逼的眼睛，冬天总披着一件军大衣，活脱一个《英雄儿女》电影里的志愿军师长，他也姓王，人们都称他“王师长”，但那时他的名字叫“左兵”（左派一兵）。
在“造反派”摧枯拉朽般的攻势下，“保皇派”散伙的散伙，消音的消音，头儿陷于围攻。邻班一名贴过一张表示对院党委“一百个信得过”的大字报的学生头，后来成了“保皇派”的标杆，给拉出来游校了，高帽上就有“一百个信得过”六个字。而我班的小个儿支书，那阵子常是独个儿孤零零地进出。
“八·三事件”一周年之际，正是南京城陷入大武斗，而“最高指示”指文革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的时候，这时的南师已改称“南京东方红大学”，和许多学校一样，校园里矗起了毛泽东的雕像，雕像上的毛挥动右手召唤着文革大军，建造这座白色的巨雕没有聘人，是美术系自己的作品，雕像的坐落处正是“八·三”冤魂殒命的原址——绿草茵茵的中央大草坪，雕像的高度是 8.3 米。这座雕像在十年后冤魂平反昭雪的前后被拆除。
放眼全国，南师“八·三事件”只是文革洪流的一滴水，类似的大小恐怖到处在发生，并在红卫兵运动中愈演愈烈。无数的狂热青年，出于“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四个伟大”的目标，也出于打造自己革命形象的欲望，心甘情愿地充当着受党委书记所说的受“利用”的角色——在根本不了解对象的情况下，实施着恐怖的迫害和杀戮，演绎着中华民族历史上不堪回首的浩劫大幕。
然而人心如秤，复制二十年代湖南乡运的南师“八·三事件”，看似轰动，让斯文扫地，造反成势，然而六十年代的学子毕竟不是当年的乡民，尽管造神已届顶峰，由教育厅长夫妇的惨死在人们心底引发的同情和震荡也在默默发酵，一些人对“革命”的憧憬成了噩梦，他们的身影在舞台上消失，大字报上也再不见了名字，有出门串连的，有回家的，有甘当“逍遥派”一簇的，听任骑上虎背的弄潮儿们支撑着狂热的局面。
对我而言，“八·三事件”是文革中最早遇上的噩梦，那月下旬，当大串连的机会刚露头，我走出校门，开始了一发而不可收的三次“串连”。

                                                    旧稿，2012年4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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