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包容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未来：对话布兰德利·沃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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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政治包容与列宁主义政党的未来：对话布兰德利·沃马克

布兰德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伍德威尔逊政治学系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于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华裔政治学者邹谠。沃马克教授的代表作包括：《不平等中的中国：亚洲不对称的国际关系》（2010）、《中国和越南：不对称的政治》（2006）、《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崛起》（2010）、《历史视角下的当代中国政治》（1991）。2013年5月28日，《国外理论动态》杂志副主编闫健博士在外交学院对沃马克教授进行了专访，访谈内容涉及列宁主义政党的适应能力、自我改革及发展前景等问题。??

　　闫健：沃马克教授，很高兴在北京见到您。我们知道，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大事件是列宁主义政党的兴起与衰落。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列宁主义政党似乎尤其能够推动落后社会的国家构建和社会整合。您如何看待列宁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

　　沃马克：很多学者从内生的视角寻求列宁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原因，我觉得这并不全面。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和近代国际关系发展史的视野下审视这个问题。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之后，西欧发生的相互关联的两个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二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民族国家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组织能力的提升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激增相结合，使得一些欧洲国家迅速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宰者，同时，国际体系也第一次真正具备了全球性。这些欧洲国家对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生存压力，迫使后者不得不效仿欧洲国家的成功模式。?

　　然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比如美国和日本），这种效仿仅仅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大多数国家的效仿都失败了。事实上，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发现，学习西方的技术并不难，比如俄国和中国清王朝都在学习西方的技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民族国家。换言之，如果没有民族国家所带来的强大的组织能力，这些国家相对于欧洲强国的劣势地位并不会有根本改观。?

　　不过，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个相当缓慢的历史进程，仅就欧洲国家而言，这一进程就持续了好几百年。但是，在国际体系带来的竞争压力面前（尤其是当这种压力关涉到生存问题时），很多落后国家的精英和社会大众显然无法等待民族国家的“自然形成”，这个时候要求的是迅速而决然的行动。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列宁主义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才在这些国家成为一种现实选择。当然，我这里的分析并不一定适用于一些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制度是苏联施加的，应另当别论。?　　?

　　闫健：您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国家与社会革命》一书中的分析。正如后来的历史所显现的那样，俄罗斯、中国和越南先后走上了“以党建国”的民族国家构建之路。至少在应对国际体系带来的生存压力方面，这条路径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诚如您刚才提到的，它为这些国家带来了迅速而决然的行动能力。?

　　沃马克：这与列宁主义政党的若干特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列宁主义政党的始祖是布尔什维克。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因而，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理应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天然领导者。然而，在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却发现，无产阶级和社会大众可能是“极端落后的”，革命的领导权必须而且也只能够掌握在对党忠诚且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手中。经过列宁的改造，党便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集合体，而党员的标准也从马克思所设想的“阶级属性”转变为列宁所倡导的“政治忠诚”。?

　　此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大显著特征。对于落后国家的政治精英而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至少有两点：首先，它为他们从理念上消解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提供了依据，换言之，西方国家自身的发展进程潜藏着危机，它们并不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其次，它为落后国家提供了民族国家构建和（后革命时期）建设的“简明”方案。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国家建设总是意味着复杂而缓慢的进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简单明了”恰恰满足了革命者们对于“快速解决方案”的寻求。在分析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兴起的原因时，舒尔曼（Franz Schurmann）曾指出：“共产主义中国就是一个由不同的砖头和石块建造而成的建筑。然而，将这些砖头和石块整合在一起的东西正是意识形态和组织。”我很认同他的这个类比。?　?

　　闫健：确实如您所说，历史证明了列宁主义政党在革命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和动员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列宁主义政党就是“为革命而生的政党”。但是，20世纪的历史同样见证了列宁主义政党在适应“革命后社会”时面临的困难，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甚至还因此失去了执政地位。似乎一些有助于列宁主义政党“革命时期”赢得生存斗争的特质恰恰成为其适应“革命后社会”的最大阻碍。?

　　沃马克：正如我刚才所指出的，列宁主义政党诞生于革命的环境之中，巨大的生存压力使得“迅速而决然的行动能力”成为必要，而意识形态和组织便是列宁主义获得这种能力的两大法宝。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能够消解敌对势力的政治合法性，还有助于将革命力量聚集到革命目标上来。与此同时，严明的组织纪律使得党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应对革命形势的复杂变化，提高党赢得生存竞争的几率。?

　　反过来讲，列宁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和严明的组织纪律又有赖于革命环境的存在。如果失去了意识形态纯洁性和严明的组织纪律，革命就会失败，党也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存。然而，当革命环境消失后，尤其是当列宁主义政党成为唯一的执政党之后，它就会在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和严明的组织纪律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革命的胜利使得“生存”不再成为党的首要任务，无论对作为组织的党来说，还是对作为个体的党员来说，在革命后时期都面临着比过去更大的自由选择权。简言之，革命后的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同利益需求的更为复杂的社会。这会对列宁主义政党维持其组织纪律提出严峻挑战。??

　　在革命后时期，列宁主义政党同样在维持意识形态纯洁性方面面临严峻挑战。在革命后时期，“国家建设”取代“生存”成为党的首要任务，这使得意识形态的效用相对下降。在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教育和运动能够带来组织成员行为（甚至是思想）的“整齐划一”，这为党应对严峻的生存压力提供了强大的行动能力。然而，这种“整齐划一”却无法适应革命后时期复杂的“国家建设”任务对于个体自主性的要求。事实上，在中国，关于“红”与“专”的争论从建国伊始就开始了。不仅如此，在革命后时期，党很快发现，自己很难将意识形态内容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这种脱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列宁主义政党意识形态效力的下降。?

　　因此，列宁主义政党的强大有赖于革命环境的存在。迄今为止，唯一被证明能维持列宁主义政党“拒腐防变”能力的因素就是革命环境下的生存压力。?

　　?闫健：其实，环境的变化对于任何组织都是一种挑战，只不过这种挑战对于列宁主义政党来说显得尤为严峻和棘手，它能够直接影响列宁主义政党的行为方式。我关注过您对中共和越共的群众路线所做的比较研究。在革命时期，中共和越共都很好地执行了“照顾群众”的政策，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您甚至认为革命时期的中共和越共都是“半民主制”的典型代表。然而，在革命胜利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党与群众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有所改变。?

　　沃马克：正是如此。刚才我提到，组织和意识形态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两大利器，然而，在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这两大利器之间却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从组织上看，列宁主义政党无疑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组织，它并未从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上为其成员以及普通民众的利益表达留下太多空间。但是，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又带有很强的“大众革命”导向，用马克思的话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革命环境中，党的唯一优势就是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这是它能够赢得生存竞争和革命胜利的唯一希望。毛泽东在1934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对于瓦解敌人围剿、夺取革命胜利至关重要。换言之，在革命时期，生存压力压过了党的组织原则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潜在冲突。?

　　革命胜利后，党不再面临生存压力，并垄断了政治权力。这时，党的组织原则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便日益显现。革命胜利后，地方官员不再是社会动员者，而是转变为完全依赖其上级的“官僚”。党的社会动员方式也发生了转变，从革命时期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蜕变为仅仅是“到群众中去”。毛泽东十分痛恨官僚主义，但他并没有看到，党的组织原则恰恰为官僚主义的兴盛提供了制度土壤。毛泽东试图在不改变党的组织原则的前提下根除官僚主义，他发动了“文革”，但结果却带来了灾难。?

　　一个基本的教训就是：革命胜利后，列宁主义政党必须为民众提供影响、参与和控制政治权力的制度渠道。简言之，列宁主义政党自身以及它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必须拥有足够的包容性，以应对革命后时期的环境变化。?

　　?闫健：我们也看到，尽管存在着您所提到的困难，但是，在过去的30多年间，一些列宁主义政党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典型的例子就是1978年之后的中共和1986年之后的越共。在中越两国，执政党均调整了自身的执政方略，引入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急剧变迁。然而，很多外部观察家都倾向于将中越两国所取得的进步限定在“经济领域”，其潜台词就是两国的执政党都没有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我认为这种看法过于表面化。事实上，在中国，1976—1978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是政治性的，其中十一届三中全会本身就代表了重大的政治变化。在越南，黎笋在1986年的去世使得党内的保守派力量遭到削弱，这才有了随后“革新”（doi moi）政策的出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政治变化事实上都发生在经济改革之前。?

　　沃马克：确实如此。除了你刚才提到的“经济改革之前”的政治变化外，中越两国执政党在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均进行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调整。在中国，这些改变包括党的基本路线的调整、法治目标的提出（尤其是《1982年宪法》规定“所有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以及分权化（比如，人事任用权从“下管两级”到“下管一级”）等。当然，这些政治变化几乎都停留在政策层面，没能触及原有的政治框架本身。?

　　相比之下，在黎笋1986年去世之后，越南政治就变得更为开放和活跃。在越共党内，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总书记都实现了“差额选举”，竞争更为激烈。在国家层面，越南国会的政治作用得到了提升。越南国会不仅是一个立法机构和议政机构，更是一个监督机构。在越南，国会对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公开批评不绝于耳，与中国的全国人大相比，越南国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性和政治影响力。?闫健：现在，很多中国学者关注越南的政治改革，其中暗含的一个目的就是试图以越南为参照系，透视和反思中国的政治改革。对于很多中国学者而言，中越两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不同发展态势似乎很令人费解，毕竟两国有着基本相似的政治制度，况且在很多方面，越共面临的挑战远比中共更为严峻。很多中国人不解，为何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共反而走到了前面？?

　　沃马克：中共与越共的历史经历很相像。两党都是从农村革命起家，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并最终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夺取政权之后，两党都经历了治国方略从激进到温和的转变。现在，两党都面临着经济社会急剧变迁所带来的挑战。但是，近代以来中越两国所面临的不同历史情境深刻影响了两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并对中共和越共自身的演进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近代中国的精英和民众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从“屈辱的世纪”中重新崛起。传统中国的崩溃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失序，使得中国的进步人士充满了对中国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尽管大多数中国进步人士都认为，要恢复中国过去的辉煌地位，变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却在变革的方向和速度等问题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温和措施”均无法阻止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深，这使得一些精英和民众逐渐激进化——总体危机需要总体的解决方案，他们更希望“毕其功于一役”。在他们眼中，中国要获得“新生”，就必须与过去的传统划清界线，而共产主义恰恰满足了激进的中国人对于“激进理论”的需求（更不用说这种“激进理论”还得到了苏联实践的检验）。从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到国共分裂，再到国共内战，这种分歧最终演变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并深深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


与中国相比较，同一时期越南人的首要目标则要有限而具体得多，那就是结束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殖民历史给越南的进步人士提供了一个共同任务和共同的斗争对象，所有的越南人都被团结到这个共同任务之下。因此，越南的意识形态不像中国那样充满了对传统的激进态度和不妥协精神，相反，它显得更为包容和灵活，只要是致力于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任何个人或群体都能够为越南的意识形态所接纳。因此，越南革命远不如中国革命那样激进，这一方面有助于保存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有助于形成社会团结，这些都对越南后来的政治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简言之，越南革命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殖民者。与之相反，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包括帝国主义国家，还包括对传统持温和态度的中国人。这种差异所导致的历史影响是巨大的。比如，与越南相比，中国不仅经历了更为血腥的内战，而且在1949年之后还经历了更为频繁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

　　?闫健：确实如您所言，在社会发展史上，一些起初不太显眼的差异往往在日后会导致重大的后果。但是，在一些中国人眼中，无论是在革命期间还是革命胜利之后，中越两国都展现出一定的相似性。比如，越南也曾发生了内战。再如，越共夺取政权之后也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像1950—1953年殃及很多无辜的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先是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批评政府、后又对他们进行打压的“人文—佳品运动”（Nhan Van-Giai Pham）。后者让中国人多少想起了同一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反右运动”。?

　　沃马克：你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事实的表象，而应当捕捉表象背后的细微差异及其对后来历史进程的影响。事实上，越南战争基本上是北越政权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一次越南战争主要发生在北越政权与法国之间，第二次越南战争主要发生在北越政权与美国之间。当然，南越政权也参与了战争，但其规模以及所产生的影响都是边缘性的。不仅如此，在越南人眼中，南越吴庭艳政府是外国势力支持的“傀儡政权”，反对吴庭艳政权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因此，越南战争主要是一场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战争，而非内战。这与中国的情况有着根本差异。?确实如你所说，北越政权也曾发动了一些群众运动，但是都比不上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度和频度，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比如，在发现土地改革运动中存在过火问题后，胡志明下令中止土地改革运动，革除了长征（Truong Chinh）的总书记职务，并向全国民众道歉。说到底，这都是与越南当时所面临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联系在一起的。当时，越共必须保持与社会各界的联合阵线，尤其是要获得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否则，它自身将无法生存下去，遑论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在激进化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这与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

　　?闫健：说到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毛泽东和胡志明这两位领袖进行一下比较。在我看来，这两位领袖在中越两党的革命事业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两人在权力行使和行为方式方面还是存在一些显著差异，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曾发生过对毛泽东的狂热的个人崇拜。这种差异是否也对中共和越共后来的演进产生了影响？?

　　沃马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具有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都有着很强的实干精神。如你所言，二者在中越两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两人在权力行使方式方面却有着不小的差异。?

　　由于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1949年之后的个人崇拜，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和整个中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极端激进化的年代里，毛泽东个人不仅被视为党和国家的领袖，甚至被视为真理的化身。权力的高度集中和高度个人化使得毛时期的决策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主席拍板”，即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由此造成了中国执政党和国家的深重灾难。这些教训已经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在此我就不再赘述。?

　　相比较而言，胡志明更倾向于通过党内的民主决策实现“集体领导”。胡志明本人在越共党内和整个越南有着很高的个人威望，甚至一些南越的军官都很认同其“胡爷爷”的形象。事实上，越共也曾有意识地推行过对胡志明的个人崇拜。但是，与中国的情形不同的是，在越南，胡志明的个人威望并没有与权力的高度集中相结合。党内的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因此遭到破坏，党内的不同意见并没有受到压制。比如，胡志明对北越的土地改革“过分左倾”十分不满，但他依然不得不让更为激进的领导人上台。再如，1954年《日内瓦和约》签署后，越共党内在“南方为主”还是“北方为主”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裂。为此，胡志明只能寻求平衡。1957年，他在十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进行“双重革命”：长征负责北越的社会主义改革，而黎笋则负责在南越发动暴动和军事活动。1960年，黎笋正式成为党的总书记，胡志明并没有保留太多的个人权力，尽管他仍旧在党内和整个越南享有极高的威望。?

　　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权力行使方式方面的差异对于两党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庐山会议之后，中共党内的公开争论基本上消失了，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个人手中。在越南，胡志明更多基于共识的领导方式使得越共党内的公开争论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尽管胡志明去世后，黎笋也曾在越共党内高度集权，但是他缺乏胡志明那样的个人威望，因而，党内公开讨论的氛围还是要比中共宽松得多。?

　　作为各自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胡志明的上述差异体现了两党所面临的历史情境的差异。在越南，漫长的民族独立战争使得胡志明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反殖反帝的统一战线，同时确保党内的团结，因而，他在行使权力时更多地考虑到集体共识。否则，民族独立战争便无成功的希望，党的生存也会面临很大问题。这与中共所面临的历史情境有很大不同。当然，在这里，毛泽东和胡志明的不同个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历史向来都是充满了偶然性。?

　　闫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越两党的一大区别，即政治权力的集中程度不同。越共党内的权力集中程度远低于中共。一个例子就是，1986年黎笋去世后，阮文灵担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他试图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分权改革。当时，整个官僚集团都反对他的改革。正因为如此，阮文灵试图赢得各省领导人的支持。这导致在20世纪90年代越共各个省级分支的权力日增，越共中央甚至一度失去了任命或开除省级官员的权力。因此，在越共党内，权力为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委员会以及省级分支机构所分享。随着90年代分权改革的推进，中央委员会的权力才得到了极大增强。?

　　沃马克：除此之外，越南的政治体系也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比如，在越南，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可以申请入党，这有助于党容纳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政治体系充满了各种声音，而这种表达也得到了执政党的允许和鼓励。因此，各个政治行为体都倾向于在体系内解决彼此的分歧。在越南，领导人甚至会主动与其批评者见面。尽管他们希望批评者最好能闭嘴，但他们会尊重人们批评的权利。?

　　这种政治包容性对于执政党继续享有执政地位极为重要。没有这种包容性，成长起来的社会力量就可能成为政权的反对者。更多的控制和压制只会带来更多的反感和异己感。党必须向党外人士打开窗户，倾听他们的声音。这就意味着，执政党必须尊重社会的多元性和自主性，同时为社会力量参与政治过程提供有效的制度渠道。?


　　闫健：我同意您的看法。再次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国外理论动态》杂志的专访，期待看到您更多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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