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

yangharrylg

林彪出走，几分主动？几分被动？－－读余汝信《“九一三”回望》

丁凯文

　　２０１３年５月，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余汝信编著的《“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笔者很快就收到余先生从香港寄来的样书，拜读之后颇有一些个人的体会，愿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一、披露原始状态的史料

　　有关林彪事件的史料和书籍，在过去已多有披露和出版。官方最早的资料是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１９８０年的“两案”审判后官方陆续出版了《历史的审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纪实》、《历史的审判续集》。这些官方的材料都是按照党的意志和政治上的需要制造出来的。特别是在邓小平主导下，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化大革命这段复杂历史简化为毛泽东犯错，被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这成为日后林彪和林彪事件研究的指导思想，此后国内出版的大大小小的相关书籍、文章也是按照这一思路而进行，鲜有突破和进展。本世纪初以来，有关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外有了迅速和深入的开展，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刚刚问世的这本《“九一三”回望》可算是最新的成果之一。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资料汇集，第二部分是对相关历史的探讨和分析。

　　此书披露的有关史料有四件，１９８０年３月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申诉材料原稿影印件、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年叶群两次写给毛泽东的检讨、《“５７１工程”纪要》原件影印件和１９７１年８月到９月毛泽东南巡谈话纪要。

　　林豆豆写给中纪委的申诉材料此次虽然并非首次公开，但此书却是首次公开了林豆豆当年书写的手迹影印件。这份申诉材料最早见于李晨所著的《世纪风铃》一书，但该书披露的内容并不完整，也没有交代这份材料的来源和真实性，此后这份材料在互联网上不径而行，还被收入《华夏文摘》增刊的“文革博物馆通讯”。日后史学研究者在探讨“林彪事件”时多以此份材料为主。２０１２年９月，舒云整理的《林豆豆口述》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完整地披露了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

　　《“九一三”回望》披露的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份材料最原始的状态。以往人们写文章或材料时，由于没有电脑，只能全部手写在稿纸上，再不断修改、润色，增删数次，几易其稿，最终定稿后再全部誊写出来，送交相关的机构。林豆豆这份材料也不例外。笔者相信，林豆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理之前应对“九一三事件”有过自己的思考。据国内出版的《特别审判》一书披露，“两案”审理的工作在１９７９年夏即已经着手进行，起诉书的增删、修改前后竟然达４９稿，到１９８０年５月起诉书已经大致完成。林豆豆的申诉也恰恰作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份手稿誊写日期是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０日。

　　《“九一三”回望》不仅披露了林豆豆的原稿，还将其中修改、增删的部分也同时公开于众，读者和研究者可以一窥这份申诉材料的原貌。惟笔者认为，无论是林豆豆的原稿，还是后来的修改稿和誊清稿，均应视为林豆豆和张清林的共同回忆，因为这些增删或修改之处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完成。这好比学者写作的一篇文章，在经过初稿、二稿，乃至若干稿之后确认了最终定稿，读者在阅读这份公开发表的文章时不会刻意追索学者最初那篇原始稿是什么样子。此外，我们似也不必过分追究这份最终定稿中的修改和增删部分，哪些出自张清林之手，哪些出自林豆豆之手，因为这其中的过程很可能是，林、张二人共同商量、讨论，而由　张清林执笔完成了补充、修改，最后再由林豆豆完成誊清稿，送交中纪委。他们二人共同的经历、遭遇和苦难是一致的，他们所表达和申诉的思想也是一致的。所以，笔者认为，过度追求原始稿和最终的誊清稿之间的差别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九一三”回望》中另一个较有价值的材料是叶群在１９７０年１０月和１９７１年４月呈送毛泽东的两次书面检讨。　以往官方的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叶群的这两份书面检讨，在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人们可在毛泽东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的注释中看到叶群检讨信的片言只语。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由于林彪带头批评了文革极左派的张春桥，引发了绝大多数与会者一片“揪张”的浪潮，为了保护张春桥和维护文革大业，毛泽东抛出陈伯达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在会议之后又揪住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等人不放，逼迫着几员大将作检讨。叶群正是看到了汪东兴在庐山上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无关痛痒的检讨后过关，也想仿效以求得毛泽东的宽容和谅解。但是叶群不是汪东兴，毛泽东揪住叶群的检讨予以狠批，实际上批的就是林彪，叶群的检讨实际上也是林彪检讨的代名词。由于林彪采取了“软顶”的策略，拒绝公开检讨，毛泽东也只能抓住叶群的检讨予以狠批，惟此时的毛泽东还不能立即与林彪翻脸决裂，还要一步一步地迫使林彪就范。叶群的检讨恰恰反映出庐山会议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面临的尴尬处境，同时也可看到毛泽东是如何对林彪步步紧逼的。

　　《“５７１工程”纪要》在世上早有披露和流传，无论是公开的出版物还是互联网上都可查到。《“九一三”回望》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原文影印件公布出来，让研究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林立果和他身边的几位有识之士的大胆之想。一向以来，有些读者和研究者怀疑这份资料的真实性，认为这其中也许有官方的编造成分或故意嫁祸于人。但是笔者认为，这份颇具闪光亮点的材料不是后来官方人士可以编造出来的，比如其中的遣词用语就具有林立果等人的明显的特色，如称毛泽东为Ｂ－５２，称自己的人为“舰队”或“联合舰队”等，这些都与林立果等人当时看过的一些战争片有关，一般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有这种语言和思维。更何况，即使官方要造假也大可不必写下那么多对毛泽东严厉谴责的批判话语。由此之故，笔者认为，这份《“５７１工程”纪要》应出自林立果和他身边人周宇驰、于新野之手，这份原始资料的影印件颇具史料的价值。

　　毛泽东１９７１年８、９月的南巡谈话纪要的官方版本可以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找到，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在那短短２９天行程中的主要谈话内容。中共中央称毛的南巡谈话为“纪要”，是因为这是经过加工和整理后的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并非毛最原始和最完整的谈话记录，甚至也远远不及汪东兴在其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叙述的那般详细。从这一“纪要”和汪东兴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精心策划一幕“倒林”的大剧，那就是通过南巡谈话，为林彪量身定做一项“想当国家主席”而达到“篡党夺权”的“谋反”大罪，毛泽东谈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将地方大员们尤其是军队将领们统一到毛泽东倒林的步骤上来。无论是毛的谈话“纪要”还是汪东兴的回忆，都没有涉及到毛泽东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的一段谈话。据刘丰日后向邱会作透露，毛泽东公开鼓励刘丰在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向林彪发难。邱会作日后就曾直言，这是毛在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也是毛惯用的手法。笔者认为，无论现在官史如何为毛涂脂抹粉都无可否认这个事实：毛泽东南巡谈话所揭示的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才是真正玩弄阴谋诡计和搞分裂的人。

　　二、揭露专案制度的黑暗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大致写作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和１９８０年上半年期间，主要针对中共中央主导的“两案”审判。由于这是林豆豆个人的回忆，这份申诉无疑具有相当的分量，值得研究者们的重视。

　　（１）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揭露了中共专案制度的黑暗。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发布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对林豆豆的定位是：“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然而，恰恰是“为党立功”的林豆豆在此后受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豆豆和张清林即被秘密关押监禁，专案组负责出面审讯的人就是毛泽东的亲信－－谢静宜。谢静宜采取的审讯方式就是逼供信，强迫林豆豆和张清林“提供所谓林彪‘两谋一叛’的罪证”。林豆豆说，负责林彪专案的纪登奎更是“多次专门作指示，定调子，划框框，派他的人逼我们按他的调子写材料，翻查、审问和逼交我向周总理写的材料，甚至勒令我们停止给周总理写材料，而只准给他们写材料。”有关各种逼供信式的审讯，刘家驹在其《我写林彪传的遭遇》一文中有具体的描述：谢静宜奉毛命要求林豆豆交待“‘九一三’事件的经过；林彪手令怎么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幕后；林彪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关系；特别要追查９月１２日晚上叶群和周恩来通话的内容”等。当谢静宜得不到她所需要的内容时，“不得不天天来施压，争吵”，后来谢“想出新招软化张清林，把她俩分开，各住一座楼。要张清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跟她合作……三人苦争苦斗了半年，张清林被迫起草了一份交代，谢静宜修改后交豆豆重抄，送给了毛泽东过目。”“豆豆回到空军，空军派出著名女飞行员诸惠芬等三人来轮番地予以“帮助”。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三天两头来查案情。……豆豆被视为林彪留下的“钉子”，由空军报组织人大会批、小会斗。”（刘家驹《我写林彪传的遭遇》，载《炎黄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３期）如此逼供信而来的揭发交待材料是个什么样的货色，对文革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不过就是黑暗的专案审查制度的产物。

　　（２）林豆豆作为“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其申诉书较为完整地叙述了９月７日到１２日北戴河林彪住处发生的事件，虽然有若干情节的细微之处还应与其他当事人回忆综合起来加以考证。这份申诉书中大约有１５０００余字直接涉及“九一三事件”，而重点的内容则是９月１２日当晚所发生事件的整个过程，其中涉及到叶群、林立果的想法和活动，林豆豆为何通过中央警卫团－－即８３４１部队反映情况要求警卫部队保护林彪的安全，林彪在当天晚上的状况，林豆豆和林办工作人员为阻止林彪一行出走所做的工作，８３４１部队在北戴河负责人的态度，“中央”对８３４１部队的指令，林彪一行人出走时的具体情况等。从林豆豆这份申诉材料来看，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从林豆豆当晚１０时左右向８３４１部队报告到林彪一行人离开北戴河这大约２个小时的时间里，林彪的警卫、秘书、内勤和８３４１部队的主要负责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这起事件。林豆豆先得到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负责人的积极回应，但是在后来却一反常态，以要听中央命令为名拒绝林豆豆的再三请求，中央也没有向８３４１部队下令采取任何措施拦阻林彪一行，最终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行仓促离开北戴河前往山海关机场。日后我们知道，当时周恩来通过吴法宪向专机驾驶员潘景寅下令不准起飞，及通过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调度室下令没有周恩来等四人的放飞指示飞机不能起飞。惟这两项措施实际上都未起任何作用。如果８３４１部队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令阻止林彪出走，他们完全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林彪一行无论如何也走不成。

　　（３）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完全否定中共中央多年以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阴谋集团”，从事了“反革命阴谋政变”、“谋害毛泽东”，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俩面派、叛徒、卖国贼”。林豆豆说：“作为我及张清林，有自己不少的错误、缺点和失策，政治上非常幼稚、天真，走了不小的曲折弯路，对党和人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莫须有三字，无以服天下’！康生、‘四人帮’他们及其一伙践踏实事求是的原则所强加于林彪一身的诬蔑不实之词，以及对我们的诬陷和迫害，正如我们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日给中央的信中所表示的，我们一概不接受！”　林豆豆和张清林强调说：“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的总和，我们认为：林彪根本不是所谓搞‘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不是所谓‘阴谋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这只不过是坚持我们原来的观点而已。在九一三事件之前、之中和之后，我们不仅明确无误地说过这类观点的话，而且我们在九一三事件中合乎逻辑的言论和行动也毫不含糊地更有力表明了这一点。不仅我们确信无疑地这样认为，而且原‘林办’工作人员和８３４１部队的不少干部和战士至少在北戴河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基于这种认识和我们的请求而激发和表现了他们为党和国家负责的主动行动，尽管这种行动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林豆豆申诉材料集中体现的一条主线就是，林彪并非“反革命集团主犯”，并非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也从未预谋“政变杀毛”，更没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等，那些加诸在林彪身上的罪名不过就是“莫须有”而已。

　　三、剖析申诉材料的问题

　　作为一份个人的申诉，林豆豆的材料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天穹在《研究林立衡材料的几个切入点》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从这篇文章来看，作者天穹是一位比较了解林豆豆及林彪家庭的圈内人士。因此，天穹在分析林豆豆、林彪家庭以及林彪在文革中的具体活动有独到的见解，值得人们予以重视。

　　首先，天穹分析了林豆豆与叶群的关系。林豆豆与叶群关系不睦，这在以往林办秘书们的回忆中多有涉及，其主要原因出自严慰冰的匿名信，这些匿名信挑拨林豆豆与叶群的母女关系，无中生有地造谣叶群不是林豆豆的生母。这些匿名信给林家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也对林豆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致使林豆豆与叶群之间的关系产生深深的隔阂与猜忌。天穹指出，叶群作为生母，在关心照顾林豆豆的生活、学习、工作方面可说是尽了母亲的职责，有时甚至是溺爱。天穹在文中举出很多事例，有些也是笔者所知的。天穹认为，林豆豆与叶群之间产生如此的矛盾不能说林豆豆完全没有责任。这应该是一个中肯之言。天穹认为，林豆豆在申诉材料中对叶群的一些叙述不符合实际，如叶群长期欺骗和控制林彪，叶群是“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的祸首等。天穹进而指出：“叶群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夫人，是军委办事组成员，是政治局委员，是能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中共顶尖人物近距离接触的人，我们要在这个范围内衡量叶群才有意义。”“妖魔化”叶群“是要影响到对叶群在文革中的政治作用的判断的。”

　　其次，天穹分析了林豆豆与林彪的关系。林豆豆是林彪的女儿，生活在这样的帅府家庭中，耳濡目染自然会了解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甚至一些中央高层的内幕，这从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中可以找到很多。但是这种了解的来源和渠道是什么，这些了解又深入到什么程度，其可靠性如何，都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的。有些来自林豆豆的亲身经历，如有关罗瑞卿的问题，还有的也许来自林办或其他知情人士等。但是林彪会否向自己的女儿做出什么政治方面的嘱托则是大有疑问的。天穹由此质疑林豆豆在申诉材料中所言“代表林彪”，“并执行他的意志以及他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病重时对我的嘱托。”天穹进而指出：“林彪在家庭生活中曾经表示过对林豆豆某些方面支持的只言片语，被演绎成林彪对叶群政治立场和对大是大非的态度，肯定是错误的。”

　　再次，天穹用了很大的篇幅探讨了叶群和林彪的关系。针对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说，天穹表示了不同意见。天穹指出：“叶群没有中央分配的独立工作，她的工作几乎就是中央和林彪的联系人、军委办事组和林彪的联系人　，叶群不参加军委办事组办公……叶群在文革的重大问题上几乎没有单独的意见和态度，林彪的利益和荣辱就是叶群的利益和荣辱，这点叶群很清楚，也是叶群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因此林彪和叶群的‘政治’关系，‘革命’关系是好的，这是林叶关系的基本点。”天穹在文中举出了大量的实例证实林叶政治关系上的一致，诸如文革中反对军内的造反，对军中老干部们的保护，反对中央文革插手军队等，乃至在１９７０年８月的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发起的对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的批评。最后叶群不得不代林彪受过，向毛泽东作检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与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几员大将们一起被毛泽东作了政治结论：“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天穹认为：“把林彪在文革中的错误，归结成是叶群对林彪‘欺骗和控制’而误导了林彪，使林彪说了错话，做过错误的决断，甚至‘九一三’事件也是叶群（及林立果）对林彪的欺骗造成的，林豆豆的杜撰本身就是政治上无知的表现。”笔者认为，天穹的这一看法应该说是有相当道理的。叶群在某些问题上对林彪有善意的欺骗，特别是生活方面，但是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叶群与林彪是一致的。现在我们回首这段历史，叶群在政治上的表现确有很多可议之处，诸如缺少严酷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历练，缺乏内敛和深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林彪言路的堵塞。尤其是叶群在政治斗争面前沉不住气，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六神无主、一时间惊慌失措，乱了方寸和手脚，最终有了“九一三事件”惨剧的发生。笔者认为，在“九一三事件”中，无论是叶群、林立果，还是林豆豆，他们都想替林彪作主，甚至主导林彪的行为，都以为只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会取得最好的结果。殊不知，他们都没有应付党内重大政治斗争的经验，在老谋深算的毛泽东面前，他们的政治思维不过就是小儿科。如果，林彪依旧按兵不动，毛泽东要想拿下林彪还要费很大的气力。只要林彪还有一口气在，林在毛的身后仍有机会翻盘，而不致落的身死蒙古大漠的地步。

　　此外，天穹的文章还涉及文革期间林彪的医疗保健问题，贺龙倒台的问题，文革中林彪对彭真的态度，汪东兴与林彪、叶群的真实关系，以及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等。天穹着重指出：“文革中，林彪哪些错误是跟着毛泽东和中央的路线犯了错误，哪些是讲了违心的话，哪些是对毛泽东吹过了头，哪些是伤害了一些干部，又有哪些是对林彪的栽赃，哪些从过去看、现在看都不是错误，这是要下功夫的。”天穹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有助于人们对林彪、对毛泽东和文革史的进一步的思考。笔者在此还愿对此加以补充，即我们在探讨文革及其历史人物时，还应对中国政治制度予以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在这种皇权专制的统治下，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实为君臣关系，君主可以提拔臣子为“接班人”，赋予“副统帅”、“亲密战友”这样耀眼的头衔，让你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是君主也可以在一夕之间变脸，将臣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历朝历代这类的事例屡见不鲜。历史早已证明，在中国这种传统的专制政治体制下，所谓的革命友情、亲密战友是靠不住的，臣子也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更不能“僭越”君主，一旦被君主所不喜，臣子随时都会被安上一个“谋逆篡位”的大罪，立有杀身之祸。林彪的倒台就是当代史上最鲜活的一个例子。如果我们不能从政治制度上找到原因并予以彻底改变的话，林彪被“诬以谋反”的这类情节就会不断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重演。

　　天穹在文中对林豆豆颇有一些批评，笔者认为有些批评是语重心长，恨铁不成钢的，但是有些批评似乎还是言重了。比如天穹认为“林豆豆爱说假话”，“从基础上（林彪、叶群、林豆豆之间的关系）就编假话，大事小事都在编”。林豆豆申诉材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林豆豆本身思想认识问题，有些是历史局限性问题，还有些是言不由衷，不能一概而论地指责林豆豆故意编瞎话。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中国民众的思想还受到长期以来党化教育的束缚，其解放程度也远远不像现在这样开放，林豆豆长期被关押与世隔绝，手头也没有什么资料，全凭自己的记忆和过去的感受。此外，林豆豆急于为父申冤而在申诉过程中缺乏严谨的思考等。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其申诉材料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简单地指责林豆豆编谎话显然不够客观，还是应该作具体的分析为好。笔者认为，林豆豆的申诉仅仅是当事人留存下来的史料，史料不应与真实的历史简单地划上等号，研究者应该对照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

　　四、“九一三事件”考疑

　　《“九一三”回望》一书中有两篇文章对“九一三事件　”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一篇是韩钢先生的《“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另一篇是余汝信先生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这两篇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围绕着林豆豆的申诉材料作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和分析，值得研究者们的关注和进一步探索。

　　韩钢在文中特别强调，虽然林豆豆的申诉材料是“记忆性质的史料”，也属于第一手材料，“但不宜简单采信，而需要与其他史料比对和参照，或证实，或证伪，或存疑。”针对林豆豆的申诉材料，韩钢重点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１）林立果同林豆豆谈了些什么？
　　（２）林彪对毛泽东的南巡谈话有何反应？
　　（３）林彪到底要去哪里？
　　（４）林彪是如何从９６号楼出走的？
　　（５）林彪想“外逃”苏联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并未有只言片语的透露，只有林彪的警卫参谋李文普以及林立果当时的未婚女友张宁的一些回忆。但由于此二人都不是当事人，他们转述的内容也还要有林豆豆的出面证实。韩先生还引用了原空军政委高厚良的口述，高指出林立果向林豆豆披露了他的想法，即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谋杀毛泽东。韩钢认为，高不是当事人，也没有指出材料的来源，高的说法难以作为参考依据。笔者认为，高厚良是原空军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的说法应该来自当年那些专案组逼供信搞出来的材料，那个年代为了迎合中央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当然要在材料上“坐实”林立果的“政变计划”。惟这类专案组的材料可信度极低，现在的史家自然难以选用并相信他的说法。

　　关于第二个问题，林彪对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真实反应。迄今为止竟然没有任何“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披露相关的史实。韩先生推断，亲历者完全不知道林彪的态度；亲历者虽然知情，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愿披露；林彪没态度或深藏不露；林彪根本不知道毛南巡谈话。韩钢的结论是，“只要史料不充分，很难确认林彪主谋或参与了杀害毛和‘南逃’的策划。”笔者认为，据各种资料，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实际上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北戴河林彪处，叶群也由此而变得惊慌失措，林彪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证实林彪知道毛谈话后主谋策划杀害毛泽东或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实际上，林彪当时在北戴河的行止是更加沉默寡言，消极以待，没有任何反常的举动，这与毛泽东的积极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共日后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必须要给林彪安上这样一个“谋反”的罪名。

　　关于第三个问题，林彪到底要去哪里？韩钢根据几位当事人的说法，林彪、叶群都曾说过要去大连，也商量过去广州，而去大连似乎又是林彪一行临动身时的目的地。韩先生认为“叶群说去大连，很可能是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连，是同样掩人耳目还是仍旧坚持原意呢？又是一个悬念。”笔者认为，林立果和叶群在知悉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内容后，深知毛下一步的整肃步骤一定会接踵而至，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一走了之。但是逃到哪里才安全恐怕也还没有完全想好。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要逃亡就必须有林彪的首肯。对林彪而言，不管逃到中国哪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的，大连、广州与北戴河又有什么区别？唯有逃到国外方保无虞。然而这恐怕也是最难说服林彪之处。笔者推测，在说服林彪离开北戴河问题上，叶群和林立果是一致的，只要林彪上了飞机，飞机掌握在林立果的手上，到时候林彪也不得不承认飞到国外的既成事实。

　　关于第四个问题，林彪是如何走出自己的住所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说法。韩先生引述了这两种说法。一是林豆豆和张宁的说法，林彪是在服用安眠药后睡眠时被叶群等人从床上拽起来而走的。另一个是李文普的说法，即林彪是自己主动出走的。此外，还有林彪的两个内勤在“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揭发材料，这些揭发材料也说林是主动出走。韩钢认为林豆豆的说法是个孤证，张宁的说法更让人生疑。笔者认为，这里涉及到谁的说法更可信以及是否允许这些仍然在世的人开口说真话。我们知道，中共的专案组最通常的手段是先定罪名，后搞证据，也就是罗织罪证。具体到林案，同样也是中央５７号文件定性林彪为“狼狈投敌，叛党叛国”在先，日后专案审查的方向也必然是按照这个罪名收集证据。据笔者对张宁的采访，当时林办全体工作人员被关押在“亚疗”，专案组面对面细审林彪出走前的一举一动，当时林彪的两个内勤都说林彪是服用了安眠药在睡眠时被叶群、林立果拽走的。至于内勤的那些揭发材料，不排除他们不得不按照专案组的口径而写，类似的揭发材料在文革中屡见不鲜，不足为奇。至于李文普所述的情况，专案组以三项条件换取了李文普的那句林彪在汽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李文普按照官方口径描述的“九一三事件”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据笔者所知，林彪的两个内勤都还在世，但是他们却都三缄其口，从不接受采访。如果他们敢于开口说话，林彪出走时处于何种状态应该不难搞清。

　　关于第五个问题，林彪想外逃苏联吗？关于林彪想外逃苏联一说，只有官方版本的李文普说。韩先生认为李的口供成了孤证，考证起来已经十分困难。但是韩钢还是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如李文普在跳车后为何不主动向上级报告，及至林彪飞机起飞后李仍未报告。这些都是疑点。其实笔者认为，我们应该把李文普的“跳车”、“自伤”和后来的“交代”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李文普在危急时刻跳车，放弃了自己保卫林彪的职守，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如果李文普知道了林彪要外逃，作为共产党多年培养的警卫人员，他应该挺身而出，与之斗争，而不是临阵脱逃。即使当时没有这么做，那么也应该在事后立即向上级报告。但是李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跳车后自伤，摆明为自己找了后路。后来李在专案组的压力下作出了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这一孤证，成为林彪“主动外逃”的唯一证据。　这一“证据”又有多少可信度？相信研究者心里都有答案。

　　韩先生在《考疑》中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是“九一三事件”中的要害问题，韩钢虽然对上述所提出的问题并未给出具体、明确的答案，但是却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的思考。笔者认为，“九一三事件”的当事人在事后的回忆、揭发、交代等要做综合的分析，回忆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乃至各种错综复杂的厉害关系面前，他们提供出来的说辞必然受到相当的影响，更不用提现在国内的政治环境仍然不能让这些人在没有压力的条件下畅所欲言。因此，我们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就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当事人在关押审查状态下的揭发交代材料，大都带有明显的专案组逼供信的痕迹，可信度并不高。此后，一些当事人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回忆依然受到这类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回忆在出版时被删削、修改和加工，凡不符合官方说辞的“回忆”是无法问世的。反而倒是那些在港台出版的回忆更能说真话，如吴法宪、邱会作和李作鹏等人的回忆录。

　　五、林豆豆的作为与失策

　　林豆豆是“九一三事件”中的关键人物，既是该事件的重要当事人，也是林彪一家唯一的幸存者。林豆豆的个人回忆和申诉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如何判定林豆豆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官方在林彪事件后发布的５７号文件的宣传口径，林豆豆“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坊间一些人士的评论也大都将林彪出走而最终罹难于蒙古温都尔汉归咎于林豆豆的举报。以往史学界就这一问题的论述并不多，余汝信的《〈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余先生认为，林彪的被迫出走首先来自于毛泽东的步步进逼。由于林彪在１９７０年的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毛泽东的文革红人张春桥，触动了毛泽东的文革底线，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反击。毛泽东明里批的是陈伯达，实则将矛头对准林彪和其麾下的军委办事组，叶群在毛的压力下不得不作检讨，毛对叶群的检讨作了极其严厉的批示。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１９５９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其实，毛表面上狠批叶群，实则是狠批叶群背后的林彪。林彪则以沉默对待之。毛对林彪的进一步的进逼就是１９７１年８月的南巡讲话。在８月１５日到９月１２日这短短的２９天里，毛巡视南方，与各地领导人，尤其是大军区首长们谈话，将矛头对准林彪。很明显，毛的南巡讲话是在为“倒林”做好舆论和组织准备，下一步将会在９月份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揭盖子”。余先生指出：“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已将林彪逼到墙角。就看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如何整治林了。”可以说，毛泽东的步步进逼是因，林彪一家逃亡是果。笔者对此深以为然。

　　余先生对林豆豆材料中所言“代表和执行林彪的‘意志’和‘嘱咐’”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也认为，搞清楚这一点才是搞清楚林豆豆在“九一三事件”中的所作所为的关键点。余先生指出，林豆豆的申诉材料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林彪的‘意志’”，林豆豆在那几天中也没有直接了解过林彪的态度，甚至连“直接沟通的尝试都没有”。此外，林豆豆也夸大了林彪的“病重”状态。余先生认为，林彪的“身体状况和思维能力都与常人无异”。笔者认为，林彪有病确实不假，据林办的秘书和医生所言，林彪除了原来就有的一些较为严重的病症外，还患有相当严重的抑郁症。　但是林彪是否患病到失去自主意识则是大有疑问的。林豆豆之所以在申诉材料中持有这样的看法，也许更多的是为自己在申诉材料中叙述“九一三事件”中的作为预作铺垫和解释。换句话说，林豆豆强调了林彪的“病症”与无助，“九一三事件”中出走的责任就可以归结到叶群和林立果身上，也为自己在９月１２日当晚竭力设法阻止林彪被裹挟出走的行为作了恰当的解释。当然，在林彪出走问题上，林豆豆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还需要研究者作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林豆豆的申诉材料的叙述主要是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７日起，而９月１２日当晚发生的事情则是其重点论述的内容。余先生就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１）林豆豆从林立果处了解一些情况，知悉了林立果的一些想法，由此找了部分警卫人员打招呼，防止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劫持到外地，但是林豆豆并未采纳警卫人员的建议向上级报告。林豆豆自己耽误了从９月７日到１２日这整整五天的时间。

　　（２）叶群曾向林彪提出“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林彪对此没有表态。这说明叶群在设法出走的问题上并未欺骗林彪。因此，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当晚出走的目的地应该是国外，只有到了境外，才能彻底摆脱毛的控制。

　　（３）林豆豆编织了“林彪被骗”的神话，是因为林豆豆面对官方给林彪戴上“叛徒、卖国贼”的帽子而不知所措的反应。

　　（４）９月１２日当晚，林豆豆已经明白，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与毛泽东决裂的态度是一致的，林豆豆向８３４１警卫部队报告是因为她自己已经“不可能在林家内部阻止这一决裂的过程”。

　　（５）林豆豆希望自己能够将事件局限在北戴河，并试图将林彪与叶群和林立果分离，以为这样即可保住林彪，这实在是对党内政治斗争天真无知的表现。林豆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现实的。

　　（６）根据林彪内勤和警卫的揭发材料，林彪离开北戴河住地是主动而为，林彪也是自己从飞行员的简易舷梯爬上飞机的，由此也可证明林彪的自主能力。林彪应该清楚，这次并非是正常的出行，而是一次“前途未卜的仓皇逃命”。

　　（７）“九一三事件”并非是毛泽东、周恩来设计出来的阴谋，而是一起突发事件。８３４１部队既无经验可供借鉴，也无处置预案可遵循，在没有上级明确命令情况下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因此也就谈不上有什么阴谋了。

　　余先生对“九一三事件”作了如此细致和深入的分析，其中一些看法笔者也有同感。笔者感到这里还有几个问题值得继续探讨：

　　（１）林彪的出走，有几分是主动，几分是被动？林彪是否在出走前就已经完整地知悉叶群、林立果的逃亡计划？如果林彪事先就已知悉叶群的逃亡计划，林彪对此又是什么态度？林彪又做了哪些必要的准备。在国内不管到了哪里：无论是广州还是大连，与待在北戴河殊无二致。如果要逃亡，唯有国外才安全。但是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林彪并无任何表示要到国外避难，也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准备。专案组经过多年的审查也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仅凭个别林彪内勤偷听来的叶群说话的片言只语似乎还难以论断林彪同意或默认了叶群的逃亡计划。李文普在审查期间交代的“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要多长时间”应是专案组逼供信的产物，不足为信。其实，官方如果真的掌握了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地压迫李文普作伪证？

　　（２）以林彪对毛泽东多年的了解，林彪应该知道毛泽东南巡讲话的目的何在，那就是要对林彪下杀手了。叶群的表现是惶惶不可终日，林立果则更像一个“愤青”，无厘头地要“奋力一搏”。那么林彪是否知悉林立果在北京的活动？目前也没有材料证实林彪知悉林立果的活动和《“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个林彪的“九八手令”居然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且来路不明。官方所言的林彪要搞政变和杀毛，都属天方夜谭。从林彪一直处于被动和沉默的状况来看，林彪被叶群和林立果裹挟出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惟林彪的出走客观上表现出林彪与毛泽东和平分手，林彪的出走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步骤，使毛泽东的文革神话波灭，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宣告了文革的破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彪的出走具某种积极的意义。

　　（３）现有的官方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叙述，大都是围绕在前台处置此一突发事件的周恩来、汪东兴和北戴河８３４１部队的活动，却几乎没有关于毛泽东的态度，似乎只有林彪的飞机快到中蒙边境时周恩来向毛汇报，才引出毛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句话。除此之外，毛似乎没有任何其他表示。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蹊跷。北戴河的警卫部队要向北京的上级汪东兴报告，汪向周恩来报告，周面对如此之大事只能向毛泽东报告。面对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周恩来绝无可能自行其是，自作主张。那么林豆豆在北戴河得到的“中央”指示：“与林彪等人一起上飞机”，又是来自何人呢？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还有待研究者下功夫予以深入探讨。

　　（４）林豆豆在整个事件中的作为的确有一些可议之处。笔者认为，林豆豆的失策是，没有及时与林彪沟通，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以为在自己的布置下就可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这也是对中国上层政治斗争缺乏认识的结果。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九一三事件”归咎于她的报告，毛泽东的“倒林”是既定之策，没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还会有其他事件，林彪难逃被整之厄。事实上林豆豆也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受害者。即使没有林豆豆的报告，林彪的政治结局也好不到那里去，高岗、彭德怀和刘少奇的殷鉴不远，叶群等人焉能不怕？三十六计走为上应是叶群、林立果的首善之选，林豆豆以个人之力是无法阻止的。

　　最后还想多说一句。有关舒云女士整理的《林豆豆口述》一书，近来国内有些批评之声。笔者认为，舒云这些年来探索林彪和林彪事件，自费走访了很多当事人和知情人士，出版了《林彪事件完整调查》等多本著述，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著述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不宜以此全面否定舒云的辛劳和贡献，对《林豆豆口述》一书也应该站在客观、理性和善意的角度予以评论。

　　笔者认为，无论是韩钢先生的文章还是余汝信先生的文章，实际上都否定了官方多年以来强加给林彪的罪名：篡党夺权、阴谋政变、另立中央。《“九一三”回望》的出版将林彪事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在该书《序言》里所说：“历史学者们掌握史料越多，就越来越不信任官方提供的版本。”诚哉斯言！

　《新史记》２０１３年８月　总第１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