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传斌：风雨苍黄三十年

阿陀

      风雨苍黄三十年
        ——我和赵紫阳的交往
       武传斌

        代序
一个气冲牛斗，如日中天的学生哥，造反派头头，正半睡半醒，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虎落平阳的省委书记通宵达旦喋喋不休的自辩——简直是一幅绝妙的历史漫画！虽然针锋相对，各藏心机，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一位就始认识对手的“真”，另一位也感应到了对方的“善”。初识自此。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角色对换，轮到造反派虎落平阳。没有落井下石，冤冤相报，而是以善报善。身份不同，不可能有开诚布公的交谈，但几次短暂交往，三言两语的对话，彼此都心照不宣。一个“造反派”，一个“走资派”，竟在鬼使神差的历史碰撞中找到交汇点，因而相惜！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走资派向造反派“借烟”的那个细节——一种看似不经意的close，一下抹去了彼此的鸿沟，接下来问如此敏感的政治问题，却又在轻描淡写的笑声中彼此彼此……
真正推心置腹是在度尽劫波以后：走资派权倾一国时，造反派没有上门（要批条），如今无权无势，门可罗雀，幽禁深宫，自身还被“控制使用”的造反派居然敢冒风险赴京“上访”，走资派怎会无动于衷？也正是到这个时候，彼此的身份才相对“扯平”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和另一个普通人的30年交往后第一次真正坦诚相见！从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读作是一位垂暮革命老人对历史的痛切反思。因为谈话对象是这么的一位历史对手，这段关于64的谈话便赋有了特殊的意义。
                                         ——阿陀



                       一、“一月风暴”，不斗不相知

1966年11月中，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当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亦是“三司”的主要成员），
广州红一司，广东省委及人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和首都三司等在广州体育场召开“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当时作为造反派头头之一也在主席台上（那时一般群众也都可以随便上主席台）。当场有人给他戴上高帽，他并不反抗。我上台批判赵的言词也非常激烈，但我不同意给赵戴高帽，摘下了他的帽子，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他一直在认真作笔记，没有发言作辩解，满脸一副“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赵紫阳。之后，我还带队冲击过省委，冲机要室，抢黒材料，并多次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批判“刘、邓、陶”，批斗“陶、赵黑店黑线人物”等大型群众大会。
1967年元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史称“一月风暴”。
1月21日下午6时左右，赵紫阳在省委接受机关造反派的批判后，我们以传达中央精神为名，把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和寇庆延等五人拉到中山大学。我们“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把赵单独软禁在八.三一的总部大楼，由我负责和赵谈夺省委的权的问题。
首先，我要他交待如何死跟刘、邓、陶，特别是陶铸路线的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赵紫阳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但是，我有严重错误。接着他便侃侃而谈，从他参加南下工作团谈起，一谈就是3-4个钟头，几乎通宵。期间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因为我对那些不大感兴趣，一心只是等他把权交出来——“醉翁之意只在印”。
赵紫阳当时也只是抽象地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思路清晰。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赵说看了。我就安排他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时许，中大红旗公社社长陈家吉和我，还有我们八.三一派出的夺权代表蔡登望三人再单独找赵紫阳谈。陈家吉宣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载《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后说，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夲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我问赵有什么意见？赵回答，我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支持造反派夺权。赵还问我，夺了权，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们只知道联合一些造反派组织去夺权，然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邀功，等待承认。所以我强调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这句话原来是《红旗》杂志林杰向我们中大红旗，八.三一的驻京代表王斌林刚刚说过的，我是借用。
赵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尽力配合。之后,在我们的要求下,赵紫阳给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夲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
陈、蔡等人拿着条子就去找林李明了。由于林李明坚持要等中央表态才肯交印,我们就把林李明、韩宗祜和张云都拉到了中山大学。我说,现在就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你们在场的已超过书记处的半数,全部签字就有效。结果,除赵紫阳己表过态外，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张云和寇庆延都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签了字。
  省革联夺权后,我们派出陈家吉,蔡登望参加勤务组。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懂业务,于是我们决定请赵紫阳担任顾问。赵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经常被各种群众组织批斗,连吃、住、睡都不正常，不但人格被污辱,工作成绩被抹杀,还要戴上“陶、赵黑线”的高帽……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被打成“黑后台”的危险,同意担任省革联的顾问,如果他心中不是装着全省人民,焉至于此？
1967年4月18日晚,周恩耒总理在广州军区的珠江宾馆接见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时,在讲话中说：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一个要印,一个让印,这是让权。在这里,赵紫阳耍了个小聪明。
文革后,我回头看,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也把权让给了中央文革了吗!

二、“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副主任之一。
在会上,赵紫阳先是问:“武传斌来了没有?”我站起来答：“来了！”赵向许介绍说：“武传斌是咱们的小老乡,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审查,现在(审查)结朿了。”许大声说：“清查五。一六，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在南京也搞了,现在查淸了,(武传斌)不是(五.一六)份子也就祘了。”赵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让许世友出面讲话为我平反,实属不易,因为在专案组为我所列的罪状中,虽然当时已经删除了“反军、乱军”这一指控,但还是重奌保留了“整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中央”这一条大罪。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大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 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

三、渡尽“风波”，患难吐真言
    1989年底我上北京,以老乡的身份到富强胡同赵家看望赵紫阳。当时,富强胡同的两头各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赵家大门口也同样有两名武装士兵。大院内，一进的厢房还驻有大约一个排左右的解放军,表面看,他们都三三两两无所事事,二进以内就看不到有驻军了。
一位军人把我带进正房客厅,梁百祺大姐就迎上耒了,把我让进客厅坐下。我说：梁大姐,我就是耒看看总理和您的。梁大姐笑容满面地说，好,我去叫紫阳出来。待军人把茶端上来之后,梁大姐进了西屋,军人则从正门退了出去。之后,赵紫阳从里屋走了出耒,我连忙起身迎了上去，用双手握住他的手,看着他满头的灰白头发说:“总理,您好!”赵的气色看来不错,依然笑声爽朗:“你这个武传斌,这个时候来你来看我了？！你怎么能进来？”
我告诉他，我在胡同口确实看到军人挡住了几个想进来的人,我交出身份证并说明来意,等他们请示后，就放我进来了。我还说：“我们是老乡,而且,广东很多人都很关心你,我来是应该的,您能接见我,我很高兴,您看上去还不错……”
赵紫阳很关心地问了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转了话题之后,他就自我调侃说：“我这个总书记会反党,分裂党,真可笑。”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一级的中央文件。在谈话中我说：“您主张基层党组织都不应该脱产，您还说共产党再多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党派,党的专职干部的工资等只能从党费中开支,而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这些是否构成(你的)问题？”
赵紫阳一挥手答：“我不认为那是问题！”
我们谈起不久前的“六.四”事件。我说：“广东很多人都从香港电视中看到了军队开枪镇压的场面,有人统计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倒台,历届政府的军队杀死示威学生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这次多,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也没有开枪。”讲到这里,赵紫阳有些激动了,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绝对不同意人民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他接着说：“那个四.二六社论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我去朝鲜之前,(定好)不是这样的,这个社论在我出访期间发表,对学生运动上纲上线加以定性,我不能同意！”
在谈话临结朿时,赵告诉我：“(长子)大军他们都没有回来,（女儿）雁南每天回来照顾我,现在身体很好,请大家放心。”我说：“请总理保重！”
最后，赵紫阳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只适合当总理,当初我就明确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1992年5月上旬,我第二次去到赵家探望赵紫阳。胡同口和家门口的警卫一如上次,只是前院里的战士更散漫了些,有几个甚至还在树下打扑克牌。在这次去赵家之前,我风闻中央要“解放”赵紫阳,所以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总理,听说您现在可以比较多地外出打(高尔夫)球了？”赵紫阳笑着回答说：“只要我提出去,就可以去,虽然有一队人跟着,那是正常的。”
我趁势提出：“我可以以广东某个球场的名义邀请您去吗?”赵依然笑着说：“我离开北京可以,但是不能去广东。”随后我试探着问：“听说,只要您承认‘错误’,作一个检查,就可以‘解放’了,是吗?”  赵的神情顿时凝重起耒，“是的,我可以检查我工作中的严重不足，但是,我有三个问题是不会检讨的：第一，四.二六社论夲身是有问题的,不通过我同意就发表这样的社论,更加不对！第二，对六.四的处理方式方法我不同意,解放军不该开枪！第三，我这个总书记没有也不会分裂党！我所说的党的真正掌舵人是邓小平,那是事实,而且是早已公开的事实。除了以上三条,都可以检查。至于‘解放’出来干什么,那都无所谓。”
在这次谈话中,还从我的工作谈到了国家当前经济改革的情况,赵强调：目前我们还是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歩解放生产力。那天的见面达两个多小时,中午吃了一碗汤面,据端面进来的战土说,这是梁大姐做的。我说,“真香!”赵紫阳笑了，说：“当年(指67年1月21日在中山大学)你请我吃腊肠饭,我现在请你吃肉丝面,平了！
  1994春节,我打电话去给赵紫阳拜年,梁大姐接的电话,然后转给了赵紫阳听。赵告诉我说,身体很好,其他方面也还是那样,并要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祝贺。
  1994年5月,由于车祸我住进了广州南方医院惠侨楼,在那里我遇见了也在惠侨楼住院的前海南省省长梁湘。在文革中,梁湘曾被打成我们的黒后台,文革后,彼此一直没有再联系。在六.四中,梁湘由于通电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罢官。这次见面,梁湘亦很感慨。他十分关心赵紫阳,我便向他详细谈了我探望赵紫阳的近况。他说：“按照我对紫阳的了解,他至死都不会检讨(那三条)。”梁湘还表示非常认同赵紫阳的话：“他真的不适合做总书记,只适合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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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已身在加拿大,我不停地拨电话去赵家,却一直不通，无奈,我偕我太太刘炜只好参加了多伦多民间举办的赵紫阳追悼会,以献上我无限的追思……
                                         稿成于2012年

(文章刊于北京《记忆》杂志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本文为原文，和《记忆》版本略有不同。)


编者说明：
广州文革学生造反派“三面红旗”的两位代表人物武传斌和高翔，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总书记赵紫阳都有过不一般的个人长期交往。2012年某方面计划出版纪念赵紫阳的文集，曾分别向二人邀稿。稿成后，出版之事却为某种原因无疾而终。笔者早阅过原文，边读边对蕴含丰富的历史细节击掌感叹，为了不让这段宝贵的历史被刻意湮没，便主动和两位作者再联系，协同对原稿作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公开发表。
感谢北京《记忆》杂志刊登了武文。需要说明的是：
1、 文中的“小序”为笔者所撰，投稿时疏忽没说明，在此注明为阿陀“代序”。
2、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忆》在尽可能刊登原文的同时，不得不作了两段删节。现把原文被删节的部分补上，并用蓝体字标明。
阿陀
2013年10月2日于加拿大边陲小镇SERN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