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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群众造反运动，中国把它定义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那时的我正值年华18岁，虽涉世尚浅、意识朦胧，但业已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况且，又以特殊的角度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所以对运动的感受是直接的。1965年冬，我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一名新兵，并且在营部当通信员。1966年5月份，社会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运动的初期，军队是有规定的、军以下单位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不准介入地方的运动。军队纪律是严明的，军营里的官兵当时是与社会运动隔绝的。但是团部每天向各营、连发出的执勤“口令”必须由通信员徒步取回。我就成了团、营部之间的往返者。团部在繁华的城市中心，我就成了运动的见证者。那时的我，既不是各级领导班子里的革命领导干部，也不是走资派；既不是群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保守派；既没有参加大串联亲历毛主席的接见，也没有参加群众中各派系间的各种争斗；既没有迫害过别人，也没有受过迫害，所以既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余悸”、也不是所谓的“文革余孽”。随着中央对军队“三支两军”任务的下达，我们先后领受了“军管”和“支左”任务，包括对焦作电厂的军管、对焦作煤矿的军管、对湖北恩施革命群众的支左、对恩施农校的军训、对恩施各县区派出军宣队。名正言顺地介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运动有了更直接地了解和体验。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走资派夺权的政治运动。全国的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外国人为之震惊、愕然、迷茫。然而、中国人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呢？
现在、毛主席已经作古。运动也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后来继任者通过党的会议把它做了结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定义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加以“彻底否定”。他们至今仍然耿耿于怀、心有余悸，把曾参加文革的群众称之为“文革余孽”，加以防范，把毛主席发动文革定义为“毛主席的晚年错误”。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文革的前三十年，也经历了文革后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对比、实践、认识、提高、反思，再加之各种文件的解密和有关知情人的亲身回忆，不由得我们不考虑、反思，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毛主席真的是“晚年错误”、心血来潮、糊涂不堪了吗？
我们通过实践、认识、提高、反思、得出的结论是：
一、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论述是对无产阶级条专政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体现，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须手段，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创举，也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复辟的一场预演，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距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但是人们还在争论。觉醒了的人们说：“不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际体验，就不能真正理解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代表资产阶级的人说：“这是毛左、是文革余孽。”
当年，如果毛主席不发动那场运动，安享太平、直至晚年，那么就不会有现在的争论，在中国的词典里也不会有“走资派”这个名词。以毛主席建党、建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的丰功伟绩，以他博古通今的渊远学识，以他心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高尚品德，他将是中国人民上下公认的千古伟人，将永远不会“走下神坛”。然而、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积一生心血、用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政权，不是简单地政权轮替、改朝换代，而是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
他要按照马克思、列宁指出的方向来改造中国，走继续革命的道路。在建国初期，他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今后的路程更长、任务更艰巨、更伟大。我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我们有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他们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不做李自成”。建国以后，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党内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三反五反运动”中，革命功臣、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蜕化变质；“反右”斗争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求共产党下台、要“轮流坐庄”、“专家治国”；大跃进中，有人搞“浮夸风”、“大呼隆”；组建人民公社时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叫嚷“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后来又出现形左实右机会主义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另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还有帝国主义的政治家把对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主席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的路线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老虎，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主席绝不能容忍资本主义复辟，他明知发动文革的时机尚不成熟，但自然规律的法则不允许他再拖，对于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自知已经来日不多。他抱着不惜被人们误解的遗憾，抱着“被打得粉碎”的决心，哪怕牺牲自己的一世英名，毅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人常说“朋友遍天下、知己有几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有几人？所以，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诸多的不理解也就在其中了。
在阶级的社会里，不讲阶级斗争，怎么就能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时期执政的党，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怎么就能算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政党本身就是阶级的产物，它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公然申明它只为无产阶级服务。那些不讲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怎么就能贴着‘马列主义者’的标签去见马克思呢？见到马克思之后马克思让不让他进门呢？“造假”竟然造到马克思那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无产阶级当然是指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这个基本没有争议；对‘文化’的解释，关键的歧义就在于此。毛主席的本意是：运动要用“文斗”的方式、充分说理的方式，而不能采用“武斗”的方式，而资产阶级的代表把“文化”解释为“文化领域”、“文人”、“文艺”、“文学”、“学术”、“艺术”等方面的改革。“大革命”，毛主席是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向党内、政府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这就预示着“走资派”们政治上的末日来临，他们将失去他们的地位、权力、名利等既得利益。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俯首就擒，他们必然要进行拼死的反抗，利用手中的权力压制群众。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不顺利、遇到了重重干扰，甚至他们用资产阶级专政的手段镇压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以至于造成后来运动的群情激昂、轰轰烈烈、流血武斗、“天下大乱”的局面。这也是运动‘三分错误’的根本原因。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向党内、政府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当然是革命行动，是一场政治大革命。这就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定义内涵的界定。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定为1966年5月份，这是不对的。严格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在1965年10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在10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已经决定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且组建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不然的话，中共中央怎么会在1966年5月份发出《5、16通知》宣布撤销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由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副组长、以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1965年10月—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间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打倒了彭真。这一阶段文化革命的斗争仅限于上层。虽然斗争激烈，但社会层面上风平浪静，不为下层所知。但这一阶段是不能抹杀的。抹杀了这一阶段、就弄不清文化革命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地位仅次于毛、刘、周、朱、陈、林、邓的第八号人物。他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副主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长等职务于一身，又兼“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一职。这本来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但他却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对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进行干扰破坏，把北京市委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铁板一块，毛主席的指示不传达，毛主席部署的文章不发表，上海市发表了他还批评上海市委不向他请示、是无组织、无纪律。
在刘少奇的指使下，彭真组织制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是刘少奇黑司令部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刘少奇的授意下，彭真等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提纲》，毛主席对《提纲》作了尖锐的批判，并指出要保护左派、不要打击左派。汇报以后，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又造谣说毛主席已经同意把《二月提纲》发给全党。在刘少奇组织下、以中央的名义转发全国，并加上所谓“中央批示”，命令各级党组织“照此执行”，使之流毒全国，蒙蔽了很大一批干部和群众，这是使运动中大多数干部、群众根据此文件精神去“维稳”而成为“保守派”的主要原因。
毛主席多次同康生、江青等同志谈话，指出《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这个《提纲》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押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主席指示：“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周恩来同志说：“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在1966年4月9日—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的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指出：“彭真的错误是反对毛主席”。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撤销这个提纲，撤销五人小组，成立新的文化革命小组。4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首都各界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最强大的武器”。同时他还指出：“正在我国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5.16通知》。这个通知是经过中央书记处会议、政治局会议内部一系列斗争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指出：“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在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宣布撤销原由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重申“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角，极大地武装了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
到此，在这个时间段里，虽然社会表面上风平浪静，看不出有什么运动，但是上层的斗争却是激烈的、惊心动魄的，从这些激烈的斗争中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自从华国锋下台、邓小平入主“核心”以来，往后的每一届“核心”哪一届不要求下面各级都要与自己保持一致？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准有杂音？再看看毛主席时期，他们与毛主席保持一致了吗？不是杂音的问题，而是阳奉阴违，疯狂抵制、另搞一套。就这样，还有人污蔑毛主席是‘独裁’、‘封建暴君’，真是即无知又无耻的小人！
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5.16通知》下发——1966年8月5日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五十多天里，上层矛盾激烈化，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逐步公开化，毛主席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出：“……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大字报的用词来说是尖锐激烈的、前所未有的，情绪是愤怒的。那么，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五十多天里究竟具体干了些什么？以致使毛主席如此愤怒？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没有说。不弄清这个问题，就不会理解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那么激烈、那么轰轰烈烈、那么群情激昂，两派对立、大街小巷争相辩论，你说我受了蒙蔽，我说你受了蒙蔽，到底谁受了蒙蔽？受了什么蒙蔽？受了谁的蒙蔽？又是谁在蒙蔽？蒙蔽了什么？如果不弄清这五十多天的事、可能我们现在还在受着蒙蔽，还在争论文革的“是是非非”。
现在，根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为依据，将这一时段所发生的事件罗列出来。以供大家参考，大家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1966年5月25日：
在《5.16通知》的鼓舞和指引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七同志于下午三时在学校大饭厅贴出了大字报，毫不含糊地将矛头直接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深夜派人赶到北大，大讲“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内外有别”，反对大字报。
6月1日
毛主席热情地支持了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把它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当晚八时半，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北大校园沸腾起来，全校师生立刻行动起来，千百张大字报贴了出来。也就在当晚，刘、邓派出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妄图扑灭北大的革命烈火。一场激烈的夺权斗争开始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烈化了。
6月3日
刘邓利用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制定了镇压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毛主席“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要中央各部大力派出工作组，要团中央负责中学文化大革命，由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职责，“控制局面”。当天，刘邓还制定了“中央八条”，提出“内外有别、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等，竭力束缚革命群众手脚。
6月上、中旬。
刘、邓从中央各部委调动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北京各高等学校，镇压正在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
6月7日
北京大学工作组，忠实执行刘邓的“中央八条”，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联，不准相互支援，大字报分类保密，不让师生看。北大革命师生遭到工作组的排斥和打击，而黑帮分子却受到保护。
6月11日
刘邓发出黑指示：“在北京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他们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当成“右派”加以残酷镇压。清华大学工作组进校以后，始终把矛头对准革命群众，在干部问题上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全面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6月13日
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央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把斗争的矛头全部对准革命学生，说“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
6月17日
北师大女附中师生贴出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当晚，工作组策划了一场围攻贴大字报师生的“辩论会”。
6月18日
北大工作组诬蔑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反革命事件”，对革命师生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6月20日
刘邓以“中央”名义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批语，认定北大工作组在“6.18”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是“正确的”、“及时的”，要求其他单位“照此办理”。
6月21日
王光美奉刘少奇旨意，以工作组“顾问”身份到清华大学把八百多名师生打成“反革命”、“右派”。
7月8日—12日
刘少奇几次亲自到清华大学，指挥斗争革命师生，玩弄拉一派、打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利用干部整群众，以保护党内走资派。在刘邓指示下，把北京市中学教师统统集中起来，逐个检查，人人过关、大力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7月中旬全国各地的工作组大张旗鼓的到处“抓游鱼”、“反干扰”，无数革命小将遭受迫害。上海、西安、兰州、武汉等地的革命小将惨遭政治迫害，致使全国到处冷冷清清，文化大革命有被扑灭的危险。
中央《5.16通知》发布以后，毛主席离开北京到各地去视察运动，刘邓在中央主持工作，把文革的领导权紧紧地抓在手里，向各大院校派工作组，工作组以党的化身发号施令，把文革定性为1957年反右的继续，要抓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三十万到四十万右派”。邓小平在十天内连下三道指示，打击一大片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大肆利用打右派、抓反革命、关监狱手段镇压革命师生。
社会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并不代表运动没有开始，抹杀了这一阶段，就掩盖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对抗毛主席、压制运动、疯狂镇压革命师生的本质真相。也就不能解释以后的运动为什么会那么激烈、那么群情激昂、那么轰轰烈烈，两派严重对立、甚至于“势不两立”、“天下大乱”。事情的发展是有前因后果的。抹杀了这一阶段，也就给以后文革中出现的问题给毛主席扣在头上奠定了基础。因此是别有用心的。
7月29日
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同志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提出的文化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刘少奇在会上说：“革命怎样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诚心地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也不晓得”。“喊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人，也不能算反革命，并且要保护一下”。
8月5日
毛主席视察回京以后，看到北京的这种状况，于8月5日写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大字报里，对学校师生写出的大字报给予高度的评价：称其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写的何等好啊”，并以愤怒的心情、使用了前所未有的严厉措辞：“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尖锐指出了走资派的倒行逆施，可见毛主席是如何看重群众、保护群众的。
8月1日—12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次全体中央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个文件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十六条指出：这场革命的任务是：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能不能领导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标志，也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根本区别。
十六条指出，十六条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从以上资料的罗列来看，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5年10月份就已经开始，只不过是主动权掌握在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手中，他们推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二、他们制定的《二月提纲》妄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搞所谓“纯学术讨论”。
三、他们向各大院校派遣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镇压广大革命师生，是执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在毛主席外出视察、不在北京的五十六天的时间里，工作组就把北京各大院校的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制造了3.18事件，揪斗340多名教师，致使多人受辱自杀。这是毛主席所不能容忍的。
四、各大院校革命师生的所谓“造反行动”，只不过是给校领导和走资派贴出了大字报，而走资派对革命师生用的是专政手段，所以，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指责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不是凭空而说的。
五、“走资派”派工作组镇压革命师生在前，要说有‘文革余孽’也首先是他们。说文革迫害了这个、迫害了那个，首先受到迫害的是革命师生。革命师生就不是知识分子吗？
1966年8月10日
毛主席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见前来庆贺《十六条》公布的革命群众。毛主席对革命群众发出伟大的战斗号令：“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月18日
毛主席身穿军装登上天安门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
以后，在不到一百天的时间里，毛主席七次登上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被接见的红卫兵小将达一千三百万之众。就这样，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就以红卫兵的大串联开始而推向了高潮。在校的革命师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北京走向全国。这时，各地的工人、农民也开始介入到运动之中。遗憾的是，第一批工人、农民的介入并不是以支持红卫兵的面目出现的，而是走资派挑动起来阻击、围堵、打击红卫兵的，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都发生了走资派挑动当地群众围攻北京红卫兵的现象。
1966年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揭露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为了保护自己，挑动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斗争学生的阴谋诡计，号召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
8月31日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毛主席支持革命师生的大串联。全国的大串联进入高潮，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震撼世界。
9月6日
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十六个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组织联合组成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他们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发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以大字报为武器，对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烈的进攻。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决定》（《十六条》）的制定和发表和毛主席接连接见红卫兵，使这时的走资派们不敢与毛泽东明着对抗了，但是文件中并没有指明谁就是“走资派”，谁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并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地位和职务，他们仍然不死心，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开始变换手法，以党的化身暗箱操作，一是挑动各地的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阻止、围攻学生的大串联，在上海、武汉、重庆、青岛、长沙、西安都有发生；二是他们唆使自己的子女联络高干子女组织起文革“红卫兵组织”，例如“联动”、“西城纠察队”以及后来的“5.16兵团”，散布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等反动血统论，划分“红五类”、“黑五类”，限制出身不好的人参加红卫兵组织，实际上是组织“保爹保妈保皇派”。他们控制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纠集十四个学校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学在八月二十四大闹清华园，叫嚣“不许右派翻天”，强行撕毁所有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三是把运动引向“破四旧、立四新、砸庙宇、毁文物、剪辫子、抓破鞋、斗地主、抄老旧文人家、揪斗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干部（彭德怀、张闻天、李立三等）（当时的说法是“打死虎保主子”），矛头向下、转移斗争大方向；四是搅混水，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冲击中南海、企图揪斗周总理，火烧英国代办处，制造香港边界事件；五是煽动群众斗群众、制造群众对立、转移斗争大方向等。
9月11日
毛主席根据斗争的新动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师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
9月15日
毛主席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林彪在会上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周恩来在会上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知识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但是，由于《十六条》通知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指出谁就是走资派，所谓“走资派”只不过是一种泛指，倒是走资派自己在运动中的自我表演充分暴露了自己的走资派嘴脸，也给走资派留下了自我表演的空间和机会，他们利用自己在党内、政府内的地位和权力，运动刚一开始他们就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和干扰，采用多种手段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一是，把红卫兵运动引向破四旧、立四新、砸文物、拆庙宇、剪辫子、抓破鞋、揪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等，这就偏离了运动的大方向；二是，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解释为纯文化领域里的运动，把运动引向纯学术领域的讨论；三是；操纵、授意高干子女组成各种战斗队、实际上是组织保爹保妈保皇派的“联动”、“西城纠察队”等，散布“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反动血统论和“高干子女要掌权、要领导运动”的反动言论，他们控制了“清华大学红卫兵总部”纠集十四个学校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学在八月二十四日大闹清华园，以后还干一些极左的活动，火烧英国代办处，要求收回香港、围攻中南海、企图揪斗周恩来总理等，企图将水搅浑；四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惜向群众组织开枪,青海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打死170多人打伤200多人；武汉打死多人伤难计其数，还不惜向群众组织发枪。造成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流血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不赞成用武斗的方法解决路线争端，及时指示军队介入文革运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
军队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夹在两派群众之间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待群众不生气，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说：“三不很好啊、再加上一条、制止武斗不带枪”。从此以后，解放军官兵上街制止武斗时，仅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军队制止武斗不带武器，还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对待群众不不生气，真是前所未有、闻所未闻、举世无双的人民子弟兵。试问：古今中外、大小国家，哪个国家的军队有这样的风尚？哪个国家的统帅对自己的军队有这样的信赖？虽然中央上层的阵线分明了、但各省以下的地、市、县、仍在一片迷茫之中。
由于走资派大搞混淆视听、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分裂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名称五花八门、战斗队到处都是，大游行、大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斥学校、工厂、机关单位、街道、农村。这种全社会都被发动起来的轰轰烈烈的运动，被后来某些人称为“动乱的年代”、“十年浩劫”的年代。人们的观点不同、对领导干部的保、打不一，但却没有一个群众组织、一个战斗队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反而都是一口同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打倒走资派的。这可能就是后来某些人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原因吧。尽管那时斗争十分激烈、乱象环生、貌似天下大乱、社会极不稳定，但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北方的修正主义国家和南方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敢窥探中国，不敢蠢蠢欲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预计的成果。
一九六九年年四月一日，我党成功的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毛主席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锻炼了群众、暴露了敌人”。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工业战线、农业战线、科技战线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到七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工业已自成体系、跻身于世界六大工业国之一。农业连年丰收、八亿人口吃饭、穿衣等生活问题自供自足。两弹一星、核潜艇震惊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基本平衡，金融方面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是一身轻的国家。而那些所谓“把经济搞到频临崩溃边沿”的说法只不过是为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编造的蛊惑人心的说法。
对几个问题的澄清：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起止时间应是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份党的工作会议“任命彭真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至一九六九年的四月份党的“九大”召开，而不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份开始的。历时三年半时间，而不是十年。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次取得圆满胜利的运动，并非是“失败了”。因为，运动有始有终、毛主席的各项目的基本都已达到。打倒了走资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
三、新的领导班子“革命委员会”中，实行了“老、中、青”、“军、干、群”两个三结合，增加了人民群众在政权中的话语权，人民群众在领导班子中的比例达到了72%。
四、运动初期的“破四旧”阶段是走资派为了保自己而煽动高干子女组织的、干扰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的阴谋，毛主席只不过是借力打力、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妙办法及时扭转了方向。
五、文革中的武斗是从走资派暗中指使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向革命群众开枪开始的。当时打死打伤300多人。
六、关于“文革中的损失”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1994年版官方统计数据，1966年—1967年十年的递增额是7%，工业、农业、军工、科技成绩有目共睹。不再赘述。所谓“损失”再翻一百倍也抵不上“改开”以来国有资产的流失这个损失。
七、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时间是从一九六五年的十月份至一九六九年四月份“九大”截止，共三年半时间，并非十年。所谓“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是走资派为否定“文革”，进而否定前三十年而埋的伏笔。
八、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取得了圆满的胜利，毛主席做到了收放自如。阶段性目标全部达到。何来失败之说？至于以后的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入发展，并无运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对权力、自由、民主的充分体现，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对保证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不管走资派们如何咬牙切齿地发誓“决不能再让文革发生”，但历史的车轮是任何“蚍蜉、螳臂”也挡不住的。
(201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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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8 07: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