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

bluesky

《书城》2013年第01期　





【序与跋】

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从叶昌明的《工作笔记》看“工总司”

金光耀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6月说过：“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而在当时代表能上海工人这个队伍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工总司”）。“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影响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迄今对“工总司”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这些成果主要依据两类资料：一类是“文革”时期的传单和报纸，另一类是“文革”后当事人的交代材料。这两类材料当然十分重要，但又有着明显的缺陷。前者在“造反有理”的政治环境下，以“文革”话语渲染、强调“工总司”的造反精神及辉煌战绩，旨在突出“工总司”作为造反派的“光辉形象”；后者则是“工总司”主要成员在“文革”结束后作为犯人在关押和受审期间的罪行交代。显然，这两类材料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和主观色彩，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因此，对“工总司”的进一步研究，发掘上述两类资料之外当时的原始资料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历史研究求真是第一位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第一手资料的支撑。
这里要介绍的叶昌明的工作笔记（以下称《工作笔记》）就是研究“文革”初期的“工总司”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叶昌明1944年3月出生，“文革”开始时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室工人。1966年11月上旬参与组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工总司”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后任“工总司”常委。参加“工总司”并成为主要负责人后，叶昌明记有工作笔记，现有五本存世。这五本工作笔记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第一本起自1966年11月12日，第五本止于1967年7月24日，涵盖几近八个半月的时间，总共约13万字。其中第一本为32开笔记本，第三本为32开黑色硬面抄，第二、四、五本均为当时十分常见的64开工作手册。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召开于1966年11月9日，紧接着就发生了“安亭事件”。草创之初的“工总司”发起人员来自全市十七个厂，组织架构并不完整，当然不会有任何文书制度，也就没有留下什么正式的文字资料。因此，单从时间上看，叶昌明从“工总司”成立大会后第四天开始记的工作笔记就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工作笔记》是在工作状态中的实时记录，主要记录领导讲话、会议发言、讨论结果或做出的决定、他人反映的情况及“工总司”总部或下属组织的机构和人员情况等，与传单、小报等资料相比，更接近原始状态，史料价值也就要胜出一筹。
总体而言，对于成立之初的“工总司”总部、它的主要负责人、“工总司”与其他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上海文革初期的情况，《工作笔记》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不少为现有的历史叙述中所未提及或叙述有误，因此为我们了解“文革”初期的上海政治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造反初期的“工总司”总部

“工总司”的成立大会和紧接着的“安亭事件”，将在全市范围内的造反派工人聚了起来。但“工总司”最初的发起单位有十七家之多，来自这些厂家的人原先相互间并不认识，虽有相同的“造反”目标，却缺少必要的信任，而且组织架构一开始也不完善，因此最初总部内的状况可说是相当混乱。现有的历史叙述，对成立之初的“工总司”均集中于成立大会和工人造反派拦截火车，而对总部内的状况却缺少记载。11月14日，即在“安亭事件”结束，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要求的次日，“工总司”在其总部所在地巨鹿路691号有过一次会议。此次会议在“工总司”于1967年编写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中没有记载， 也不见于其他叙述，而《工作笔记》中记下当晚8点在总部有一次“群众会议”。据叶昌明多年后回忆，所谓群众会议，也就是所有当时在总部的人都可参加。 《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次会上所提出的37条“意见”（第5—7页）。这些意见中不少是表达对总部的不满：“总部不能发动广大群众，工作没做到家”（第16条），“总部五人意见不统一，行动不统一，引起损失”（第21条）；也有针对要调换总部人员而发出的反对声音：“把原来的筹备人员都调了，谁来承认你们”（第17条）。有对加强总部提出建议的：“总部人员一定要严格审查，不要被政治扒手钻空子”（第5条），“总部发特殊工作证，防止坏人入内”（第28条）；也有为总部领导设定标准的：“领导核心是最敢造反的”（第31条），“在大风大浪中能坚持的人才能是我们的领导人，最坚强的革命左派才能做领导”（第25条）。还有对当前任务发表看法的：“筹备开曹荻秋检讨大会”（第1条），“中心任务应抓张春桥的五点，以书面材料大量散发，驳斥陈伯达的电报，越快越好”（第6条），“揭露市委的欺骗行为”（第7条）。从这37条意见中，不难想见这次会议召开时七嘴八舌的情况，折射出总部成立之初的乱象。不过，这些工人造反派对混乱的场面还是高度警觉的，所以会反复强调防止坏人和政治扒手，还提出要“整顿好组织”，“纯洁队伍”，“我们的队伍一定要个人成份，革命观弄清”。强调阶级成份也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工作笔记》在记录那些到总部来反映情况的人们时，首先写下的是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而在决定“工总司”的纠察时，也规定了要由复员转业军人来负责。（第5页）
“安亭事件”通常被看成是“工总司”与张春桥结盟的起点，而《工作笔记》则显示“安亭事件”刚结束时工人造反派对张春桥并非就完全信任，更不要说言听计从了。从安亭刚返回上海后，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等“工总司”核心人员在总部讨论下一步怎么办，其中一条就是要“‘抓’住张春桥，叫他承认这是革命的组织革命的行动”，表明他们对张春桥在安亭已经口头答应的条件还不完全相信，怕他回上海后要赖账。（第2页）即便在13日下午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后，工人造反派中还是有人对其持怀疑态度，认为“张春桥来沪：他来是有阴谋的。”（第7页） 显示出工人造反派中害怕上当受骗的思想，由此也可以知道工人造反派最初与张春桥关系的复杂性。
“工总司”刚成立时总部的组织架构是不完整的，且总部人员变化又大。由于缺少文字资料，目前关于总部组织及人员构成的叙述都根据事后回忆，而不少回忆还是很多年之后的，因此总部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有各不相同的说法。 《工作笔记》则在1966年11月中旬至年底间留下了三份总部机构和人员的名单。
第一份名单没有日期，但在笔记本中列在11月14日晚总部的“群众大会”之前，因此当在12日晚与14日晚之间写下。名单中首先列出了筹委会委员三人：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据叶昌明回忆，这个筹委会负责筹建工总司的总部机构）。然后列出总部设立的宣传组、总务组、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和联络组共五个组，每组若干人。在最初的设想中有过组织材料组和秘书组的设想，但在笔记本中被圈掉了。从笔记本中多处被圈掉来看，这份名单应是在讨论过程中记下来的。（第3页）
没过几天，约在11月16日或17日，叶昌明又记下了一份名单：

筹委会：
十七人：叶昌明、徐美英、丁德法、缪南生、黄文海、范佐栋、张伯生、黄金海、王洪文、孔繁胤、蒋周法、陈金星、蒋财良、陈阿大、潘国平、张潮生、戴立清
筹委会执委：
组织分工：
秘书材料组：范佐栋、黄文海、叶昌明、张伯生、王汉清
组织保卫组：孔繁胤、陈金星、王洪文
总务组：徐美英、岑麒麟、王廼元
宣传组：潘国平、黄金海、朱泽民、李林、王湘伯
联络组：丁德法、缪南生、蒋财良、谢鹏飞、蒋周发（第10-11页）

这里筹委会的17人，来自“工总司”最初的17个发起单位，其中代表上海标准件二厂的戴立清替代了该厂最初出席11月6日会议的王汉清。筹委会执委相当于常委，但人名空缺，即实际上当时并没有确定人选。总部内的五个组与前一份相同，但人员已有变动。这份名单比第一份显得更正式、完整，可看作是“工总司”总部成立一周后确定的工作班子。
在第二本《工作笔记》的最后几页，叶昌明记下了第三份“工总司”总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构成的名单（紧接着这份名单还记下了“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二兵团和同济“东方红”、“炮司”等上海造反组织以及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等外地造反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联络方式及联络人，甚至还有当时华东局、上海市委领导人魏文伯、梁国斌等的联系电话，可称是“文革”初期上海造反派的一张“联络图”）：

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系统）
核心领导小组：
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蒋周发、范佐栋、陈阿大
秘书材料组：
范佐栋、戴立清、房佩仙、黄文海
宣传组：
张伯生、丁德法、王腓利、王廼元
总务组：
陈阿大、徐美英
保卫、接待组：
耿金章、陈金星
联络组：
叶昌明、蒋周法、蒋明才、缪南生
各区联络站工作组：
王洪文、潘国平（第60页）

据叶昌明回忆，这份名单是在1966年11月下旬至年底间写下的。与前两份名单不同，这份名单有一个核心领导小组，王洪文列在首位，其成员也就是后来“工总司”的常委。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原先还写着耿金章，但后来被划掉了，当在耿被抓之后。总部机构中秘书材料、宣传、总务和联络四个组仍存在，但人员均有变动，而组织保卫组调整为保卫、接待组。此外，新设了各区联络站工作组，由王洪文和潘国平直接负责，表明区级组织的整合成为总部关注的重点。上述这三份名单，清晰、完整地记录下“工总司”早期的组织架构和人员构成，以及它的一些变化，是“工总司”早期组织状况的十分重要的史料。

造反派的革命话语

“安亭事件”后，“工总司”因为张春桥同意了五条要求而成为得到承认的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在向所谓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的同时，其对草创时期总部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予以极大的关注，而在已有的历史叙述中对此也是缺乏的，《工作笔记》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11月26日，即“工总司”成立刚过半月，“安亭事件”结束尚不到两周，“工总司”总部就召开了第一次内部整风会议，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就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参加者除7个常委（即核心领导小组成员，此时还有耿金章），还包括各组的组长。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他在开头就表示：“各种思想存在，各种人都有，有政治扒手。不能抱有私心杂念来搞运动。”在接下来的发言中，“工总司”常委蒋周发指出：“总部很乱，有人在争权夺利”，并批评“有些人在南京吃大鱼大肉，走修正主义道路。内部争权夺利，形成舆论被动。”“在南京吃大鱼大肉”，指的是“工总司北上返沪一兵团”的戴祖祥。作为“工总司”第二把手的潘国平在指责戴祖祥“搞大鱼大肉吃”的同时，也针对有人说他自己穿军大衣，坐小轿车，把一卡车东西留下来等事情作了辩解，并提出“司令部暂停三天接待，整顿内部。”而被众人批评的戴祖祥则辩解道：“在南京我没有坐小汽车，我弟弟病了把他送到医院，我身上还没有钱。”（第19—20页）
这样的内部整风会，《工作笔记》中记有多次。这里再举一例，即1967年4月2日和4日两天，“工总司”总部连续召开的整风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总部成员检查自己思想、工作和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每个发言者都做了自我批评。王洪文在发言中说：“工司成立后最大的缺点是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没有抓，有单纯的军事观点，没有政治领导，开会也很少谈政治，说明了我本身没有突出政治，造成了总部工作被动。没有关心同志的进步”，此外“没有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有许多问题的决定是武断的，独断独行。客观上是碰头少，主观上是自己说了算，单干，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是不相信同志。常委集体研究处理问题少，个人处理问题多。总之我没有当好班长，没有发挥左右手作用。”潘国平的自我批评是：“组织上的混乱问题我也有责任”，“有养尊处优的思想”，“由于地位发生了些变化，因此思想上也有了些变化”。另一名常委陈阿大说：“我比较主观、片面，容易冲动。安亭事件后，我对老王、小潘有些怀疑，发牢骚。”会上也有对他人提出批评的。蒋周发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总部已经表现出来，如用小汽车问题”，“有人挥霍浪费，开了汽车到饭店去吃饭等”。蒋周发没有点名的批评指的是王洪文。当时上海警备区给了“工总司”总部一辆吉普车，以示部队对工人造反派的支持。这唯一的一辆车归王洪文使用，他常坐车从外滩的“工总司”总部到静安寺附近的部队开办的延安饭店去吃饭。王洪文对蒋周法的批评丝毫没有辩解，而是虚心接受，承认“在一月革命之前没有车子是经常走的，后来有了车子就不大想走了，在思想上有了变化”。上海警备区驻“工总司”支左小分队负责人康宁一在对这两天的整风会进行总结时，强调了两点：第一点是造反派本身思想的变化，“在我们常委和组长里，地位的改变，思想上没有跟上去”，“我们现在不要忘了一个工人的本色”，“原来的造反派脾气在逐步消逝，坏风气成长”。第二点是内部的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形成，“没有形成集体领导，各自形成山头，这是很大的危险。没有顾全大局，为革命利益着想”。（第70—75页）
康宁一强调的两点，正是“工总司”总部内几次整风会议所要“整”的重点，尤其是所谓地位改变后保持工人本色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坐小汽车、吃大鱼大肉在当时的造反派内被视为“养尊处优”，“走修正主义道路”，理所当然地遭到严厉的批评；对其指责和鄙视，甚至还超过正在滋长的头头们独断独行、各自形成山头这类工作方面的严重问题。《工作笔记》中的这些信息，展现了“文革”初期“革命造反派”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对“革命造反派”往往只是强调、突出其“造反”的一面，其造反的动机一般被认为是在基层单位受到了压制。其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确还有“革命”的一面，比如此处显示的时刻警惕地位变了思想发生变化，时刻不忘保持工人的本色，而坐小汽车更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象征性标志。这反映出当时流行的革命话语不仅仅是口头上喊喊的空话，而是确实成为大多数造反派认同的评判人和事的“革命标准”。但另一方面，尽管革命话语十分盛行，由于没有制度约束，获得权力的造反派还是难以抵挡权力的诱惑，也因此坐小汽车这类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事例会不断地出现。
工人造反派内在的复杂性的另一表现在于他们对于“党”的态度。造反派起来造反，其矛头所指大体上先是所在单位的党政领导，然后升级至上海乃至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在冲击、批判党内走资派时，造反派表现出对本单位和本地区党政领导权威的蔑视，但同时党在他们的心目中却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叶昌明的《工作笔记》在这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在1966年11月26日“工总司”总部第一次整风会议上，针对总部内部的乱象，就有人提出“要有党的领导”，并建议发动党员“参加核心领导”。（第20页）事实上，王洪文能够从最初十七个厂的发起者中脱颖而出，成为“工总司”的司令，起决定性作用的正是他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在造党内走资派反的同时，强调党的领导和相信党员的作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正是理解“文革”初期千百万工人、学生充满热情投身运动的关键所在。而此种思维方式一直在延续。1967年5月，“工总司”在整风后，要从基层抽调人员充实总部，考虑人选时党员仍然是重要的标准。在《工作笔记》中记下的5个从基层抽调的人员中，3个是中共党员，其中从上海电机厂抽调的金祖敏就此步入权力圈，“文革”后期还调至中央组织部担任要职。（第197页）
内部整风会中王洪文的发言，当时满大街散发的传单和小报中并无记载，《工作笔记》对此却是实录。应该说，此时的王洪文虽已贵为“工总司”司令，但在“工总司”内部整风会上，还是力图按毛泽东所说的“两个务必”、按当时的革命话语去行事，对自己行为上有出格处如坐小汽车去吃饭等毫不掩饰地作自我批评，至少在口头上是如此。这与“文革”结束后揭批“四人帮”时我们看到的他到北京后的骄奢并不一样，只能说是权力腐蚀人的又一例证。《工作笔记》中对王洪文的记录颇多，这让我们对这位后来被毛泽东称为集工农兵于一身并因此被钦点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工人造反领袖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有了一些贴近的观察。比如，1967年5月9日，“工总司”举行成立半周年庆祝大会，遭到徐景贤以及《文汇报》社论的批评。“工总司”内许多人如潘国平等对此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但王洪文的态度却有所不同。5月22日他在“工总司”内讲，“从我们最近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文汇报是批评得对。我们应该自我检查”，同时还批评了“工总司”内的几种错误思想，如“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怀疑到张春桥，想到北京去告状”。（第174页）其他工人造反派大都是从“工总司”本身的立场来考虑问题的。王洪文与他们不同，他常常能超越“工总司”本身的立场，这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确比其他工人造反派要“成熟”些。
《工作笔记》对“工总司”另几位头头也有不少记录，例如对排名仅次于王洪文的另一位司令潘国平。1966年11月下旬，叶昌明记下了几个工人造反派、红卫兵私下议论潘的言论：“对潘国平原来我很佩服，但安亭事件中及总部混乱的情况使我对他来了个180度的转弯”；“我在7日就发现潘国平不是一个真正革命者，他做联络是联一些知心朋友”；安亭事件时“他住在第一列车厢，吃住都比一般人好，进出坐小汽车”；“潘是混进我们队伍里的人”。显示了还在造反之初，潘国平的能力与人品就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第15—16页）对潘国平的批评《工作笔记》中记有不少，尤集中于对其生活作风的批评，如“对小潘坐小汽车一溜烟跑有意见”（第157页）。坐小汽车被工人造反派不断地看成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重要标志。

形形色色的造反派和造反组织

叶昌明在“工总司”总部中，除一小段时间外，都在总部负责处理各种事务，包括接待许多到总部反映情况、寻求支持的基层厂家的工人。《工作笔记》中记录下许多基层工人来反映的情况，这是了解“文革”初期基层工厂状况和工人为何起来造反的重要资料，这里摘录几例。
1966年11月中旬，义大染织厂一位徐姓工人前来“工总司”总部反映情况，叶昌明写下其名字后，接着写下“工人，有十四年工龄。出身：伪职员”，显然问了其成分和家庭出身，显示出当时的流行做法。徐表示，他因为认为刘少奇关于党内斗争的言论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所以在“文革”初写了大字报，但却被单位扣上反革命帽子，因此要求与张春桥面谈。（第7页）11月下旬，上海绒布厂一位童工出身的缪姓女工来反映，她因为到市委去告该厂的党委书记，在9月初被厂里组织起来的人剪掉头发，并被游街和挨打，两天一夜没有睡觉和吃饭，同厂还有十多个人被打成反革命。（第21页）也是在11月下旬，长宁建筑修建服务队的王姓工人（家庭出身也是工人，1953年受过一年刑事处分）来反映，他在7月下旬与人合写了一张揭发单位领导的大字报，被领导发觉后撤去生产和学习组长职务，随后被宣布监督劳动，接着被剪头发，反绑游街，手被打伤，在11月初又被强制押送回乡，乡下无法接受后才重回单位。（第22页）
这些“诉苦”集中在1966年的11月中、下旬，诉苦人都因为写大字报，主要是写本单位领导的大字报，而遭到本单位领导组织起来的批斗并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折射出部分基层单位领导与群众的紧张关系。这些来总部“诉苦”的人当然是将“工总司”看作救星以寻求其支持的，而我们藉此也可对“工总司”最初的基干队伍有一较为直观的了解。
除了诉苦，11月中、下旬许多到总部来的基层厂工人是来讨“工总司”袖章的，少到几十只，多到上千只。基层厂工人对“工总司”的红袖章的需求十分迫切，因为袖章一戴上就是正宗的造反派了，就像辛亥年辫子一剪就算革命党了一样。而总部对发放袖章却十分谨慎，因为按叶昌明几十年后的说法，发袖章就像发委任状，表明总部对基层造反队的承认。
“工总司”是上海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而当时上海各行各业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工作笔记》对“工总司”与其他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也留下了不少记录。
1967年5月26日，“工总司”根据张春桥的指示开门整风，请其他造反组织来给自己提意见，当时被称为“九小司”的财贸、教育、科技、医务等其他系统的九个市级造反组织都出席了。“工总司”作为工人造反派的组织，按理只应在工厂里发展造反派，但此时它在财贸、科技、小教等系统内都建立了自己的下属组织，由此与“财革会”（上海财贸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科司”（上海市科研单位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小教司”（上海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产生了矛盾。即使在没有设立下属组织的系统如公安，也与该系统的造反组织“公革会”（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关系紧张。因此这些组织对“工总司”插手本系统普遍表示不满，批评“工总司”有“大国沙文主义”。如“财革会”指出“工总司”“老大思想多”、“看到地位没考虑到责任”；“科司”说“工总司的基层组织砸了我们好几次”；“小教司”也抱怨“助长了工司教攻击小教司”，这都反映出“工总司”一支独大后与其他造反组织间的紧张关系。（第190—192页）次日，“工总司”自己开会，总结前一天各组织提出的意见，相当虚心地接受了他们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许多事例上表现了‘工总司’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他组织不够尊重，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其他组织交换意见，商量工作不够，不能倾听不同意见，爱听好话，不能区别真正的朋友”，因此“‘工总司’的核心应该整顿”。（第193页）
如果说在与“九小司”这些造反组织的关系中，“工总司”是以大欺小，“大国沙文主义”的话，那么它与“机联站”（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关系则要复杂得多了。“机联站”是原市委写作班造反后成立的，其成员主要是市级机关的干部。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回上海后，实际上将“机联站”作为他们的秘书班子来使用，使得它凌驾于各造反组织之上，其头头徐景贤也因权势仅在张、姚之后被称为“徐老三”，从而引起其他造反派尤其是工人造反派的不满和反感，并自感被冷落了。而在“机联站”这方面，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机关干部对工人“大老粗”从心底里是多少有点看不起的。因此，“工总司”与“机联站”之间在“一月革命”夺权后关系开始紧张，积怨逐渐加深。《工作笔记》记下了1967年5月4日晚徐景贤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出席“工总司”整风会议时的情况。徐景贤在讲话中提到与“工总司”的关系时承认：“与工总司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见面太少了，不管怎么忙总应该开个会，交换些意见”，“特别是（与）工人组织一起讨论形势、工作不够，有了些意见，这方面主要由我们负责”。虽然作了自我批评，但通观徐景贤的整篇讲话，他的口气是居高临下的，并反复多次提到张春桥，以表明“机联站”的特殊地位。如他说，1967年1月初张春桥和姚文元“二位一回上海，使我们的组织处于一些特殊的地位，找人也通过我们，形成特殊现象”。但“工总司”对徐的发言并不买账，黄金海马上当着徐景贤的面表示，对“机联站”的秀才们“确实是存在着意见”，抱怨说“为什么从市革委会到下面，机关造反队就是和我们合不拢，机关造反队在排挤工人组织，有些事情都是通过原来一套班子布置下去”，还指出“徐景贤同志除王洪文外不大爱搭理”。“工总司”另一员大将戴立清也直截了当地表示：“机关造反派和工人造反队合不拢”。（第114—117页）
徐景贤所谓的自我批评反激起“工总司”更大的不满，其高人一等的姿态也反衬出工人造反派的失落，这正是他们在5月9日大张旗鼓地搞“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纪念大会的主要原因，以期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徐景贤受邀很不情愿地出席了这次大会，但次日他就在另一场合公开对此作了批评，还语带嘲讽地说：“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于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工总司”派叶昌明与王秀珍等专程到南京去向正在那里的张春桥报告此事。叶昌明在《工作笔记》中写下了准备汇报的要点：“（1）形势大好（与全国相比），但阶级斗争复杂，最近武斗风日益严重。（2）工总司的情况。（3）我们对目前情况的看法（和机联站的分歧）。（4）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121页）反映出对“机联站”的极度不满。但他们到南京后，张春桥避而不见。不过，《工作笔记》又记下了张春桥回上海后5月20日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张一方面批评半周年大会“有些铺张浪费，这点我不大满意，我们的同志太不朴素了，这样是不能重振军威的”，一方面又安抚“工总司”，说“那天大会，你们要么不给我打招呼，打了招呼总要说几句。你们心情我知道，总是有些困难了，才开了大会。”（第180页）张讲话后，徐景贤的口气也就变了，他对“工总司”表示，“有一些话是不应该讲的”，是“不严肃的不负责任的”。（第189页）这些记录对于理解“工总司”的“大老粗”与“机联站”的秀才们间的关系，以及张春桥对待两者的态度，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研究“文革”的新史料

《工作笔记》中有许多内容是叶昌明作为“工总司”负责人参加各种会议时的记录，这中间包括中央文件或中央领导讲话的传达，张春桥、姚文元的讲话，以及其他关于上海文革的重要信息，其中一些内容为已刊布的资料中未见或罕见，极具史料价值。
1967年6月27日，徐景贤传达中央文革宣传小组会议精神，其中提到：“主席讲，各地报来武斗的情况，死伤多少，讲得都很严重。武斗有，但查下来都没有那样严重，好像过去虚报灾情，好多领粮食一样，好得到支持。”（第225页）查大陆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传》等以及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等，均不见毛此句话。从这段话来看，毛泽东对当时已在各地蔓延的武斗事件并不认为很严重，所以稍后他就决定去武汉亲自解决问题，结果武汉的“七二0事件”证明了他判断的失误。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将他认为的夸大武斗情况与虚报灾情来相比，可见毛一直不承认大跃进后发生的严重灾情。
与武汉、四川等地的武斗相比，上海的武斗规模要小多了。但上海的武斗规模究竟如何？《工作笔记》提供了一组数据。
1967年6月8日上海市革委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两天前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六六通令”。会上，政法指挥部介绍了最近两个月上海武斗的情况：4月有87个单位发生武斗（无受伤人员统计）；5月有174 个单位发生武斗，共894人受伤；6月1日至4日有36个单位发生武斗，共542人受伤。“有些地方打、砸、抢、抓很严重，私设公堂。有些单位武斗时间较长（师院、轻工校、一0一厂）”。针对“六六通令”第二条反对抢夺档案文件，王洪文在会上讲，“抢材料过去和现在都是二种情况：一种是造反队内抢材料，一是坏人抢。坏人抢必须严肃处理。”言下之意，造反队抢可以不予追究。徐景贤接着发言虽说，“对档案都不能抢”，但他又强调这个通令是“支持好人，而不是束缚好人手脚的”，要“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第204页）对于贯彻中央通令，王洪文与徐景贤分歧倒是不大，还是大同小异的。
《工作笔记》还记录了1967年1月3日在锦江小礼堂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当时上海因为工厂工人纷纷外出造反，正常的生产秩序根本无法维持，面临着所谓“三停”（停水、停电、停交通）的可能性。对于“三停”，各种关于这一时期上海文革的记叙都要提到，但就我阅读所及，似乎均未提及1月3日这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参加者，造反派方面有“工总司”的潘国平、叶昌明及红卫兵“炮司”的周谷声等，干部方面有上海市副市长梁国斌以及公安局、公用事业管理局、邮电局、海运局和市计委的负责人等。据叶昌明回忆，会议由梁国斌主持，潘国平坐在梁身边，整个会议实际上是由“工总司”主导的。计委的负责人在发言中说，上海“煤的库存下降很厉害，有的电厂存煤只有两天了”。各局负责人以及副市长梁国斌都表示要站到工人左派也就是“工总司”这一边，并努力确保正常的生产秩序。会议记录显示了上海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面临的严重危机，以及市、局领导干部在运动冲击下对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交通大学红卫兵杨小兵在会上建议以造反派为主协同各局党委组成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以“保卫抓革命促生产”。此建议得到梁国斌的支持，认为可以“试一试”。（第47—51页）稍后，上海的造反派就以工人为主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
当然，《工作笔记》的史料价值并不仅限于前面所揭示的几个方面。比如，“工总司”初期在总部下是区一级的分部或联络站，“一月革命”夺权后强调归口闹革命，基层造反队归口于各工业局系统。于是那些区的造反派头头因失去权力而产生抵触情绪，叶昌明负责去化解这一矛盾，对这一情况多有记录。再如，“联司”问题是上海文革中的一件大事。《工作笔记》在1967年6—7月间对此有许多重要的记录，反映了“工总司”和市革会对“联司”的态度，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
新史料的出现必将推进对相关课题的研究，这是史学发展的规律。《工作笔记》对于“工总司”和上海文革历史的研究，也必然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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