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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张朝凤5岁，她妈妈回家了。一个月之前，妈妈去别人家里做保姆，这次带回了一个月的工资：几张蓝色的民国纸币。张朝凤把那些纸币举起来，拿到房间里唯一一盏煤油灯跟前仔细查看。但她靠得太近了。随着‘轰’的一声，脆生生的纸币着火了。”
西方学者涉及中国女性的研究不少，大名鼎鼎者包括史景迁以一个失贞私奔的妇女为中国明清之际民生缩影的著作《王氏之死》。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历史学教授贺萧（Gail Hershatter）这本《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与中国集体主义历史（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则以农村妇女的口述史为一手材料，通过妇女的回忆透视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情景。
为了写这本书，贺萧准备了15年，在陕西省搜集大量农村老年妇女的口述资料，征集她们对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变迁的记忆。她从女性视角出发，用学术化的语境记载了农村社会转变对于妇女生活产生的影响。
书中记录这些女性对战争的回忆、在新旧婚俗之间的挣扎、在土改中的希望与失望、饥荒时代的生活。通过这些故事，作者似乎在探究中国女性内心深处的东西，如儒家思想中尊卑次序的观念等等。
贺萧这本书的目录似乎是那个时代能够标记女性的种种角色排列：寡妇、活动家、农民、接生婆、母亲、模特、苦力、讲故事的人。每一章节所讲述的都是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承担特殊角色的女性回忆。这种内容编排丰富了人们对于时代的认知，也体现了这些独一无二个体回忆的重要性。
在所有故事中，贺萧强调一点，即女性总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带有评判色彩美德束缚。希望受到家庭和周边人们特定积极评价的心理直接影响了女性在大历史背景下的所做的抉择。很少有女性不珍惜自己的好名声，因为在那个时代，这种好名声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晋升乡村政府“管理层”或在家庭中处于有利地位。
那个时代，新的道德观念来到乡村，但这些观念与既有传统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做了妥协。例如，在乡村中，很多寡妇即便受到基层妇联的压力也不愿意再嫁，因为她们认为，与新式婚姻观念习俗相比，“从一而终”能够提高社会地位、赢得尊重。而性别平等的观念得到妇女的认同，因为同样下地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的价值得到了彰显。
这些老年妇女们的回忆为人们揭开更多那时农村的社会细节。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妇女开始倾向于支持避孕、计划生育等政策。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农业生产导致妇女更少从事织布、纺纱和刺绣等家务，更少留在家中；同时，卫生条件的改善反而使她们有了更多孩子，生活的压力更大。这种不断怀孕并体会带大孩子的艰难经历，对后来的农村社会影响不小。
不少书评注意到，贺萧在《记忆的性别》一书中的时间描写独有特点。她直接引用了大量农村妇女的时间表达方式，如“某个孩子出生那年”或“丈夫死去的那年”，这种人生中大事件带来的转变很多时候比“政治二分法”所用的词汇——如“解放前后”——更具表达力和说服力。另外，贺萧在书中提到，很多人的回忆可能会因为时代转变发生变化，不少人受到电视宣传的影响，可能在“修正”自己的回忆。换句话说，“现在”影响着关于过去的个体回忆。
贺萧常年关注中国女性历史研究，除《记忆的性别》外，她所著《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也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学术著作。在那本书中，她把妇女问题与民族意识、政治权力关系、商业和经济利益、强国方针、社会改革、民族心理、欲望和恐惧、社会性别构造等联系起来，其洞见值得关注。
【参考文献】
Gail Hershatter, 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8
http://cnpolitics.org/2013/08/gender-of-memoy-rural-women-china-cllective-pa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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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9 18:49: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