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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爽:一位“星星”女画家的伤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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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5 15:10: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爽》

作者:李爽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3年6月

李爽
北京人。曾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从事舞美工作。“星星画会”创始人之一。1979年和1980年组织并参加第一届、第二届“星星美展”。1983年移居法国。图片左起:大儿子李爱盟(Edemon.Bellferoid)、李爽,二儿子李爱德(Armand.Bellferoid)。
  7月的傍晚,大望路SOHO现代城39层,56岁的李爽梳着一个大辫子,疏松地搭在胸前,略显疲倦地与记者聊着天。整整一天,她都在接受不同媒体的采访。
  望着落地窗外滚滚的车流与林立的高楼,李爽问我们不远处那条东西向的宽阔马路通向哪里。我们告诉她,那是通向天安门、西单的长安街,旁边的两栋褐色大高楼是国贸。
  离国30年,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李爽,已经对这座经历巨变的城市变得陌生。
  30年前,她坐上了飞往法国的大飞机,从此与故土分离。她的人生也被猛然截成了两段。前半段,是伤痕与激情;后半段,很长一段时间在“疗伤”。
  这本《爽》,记载的是她前半段的“伤痕史”。写完这本书,她自称完全“放下”,疗伤过程圆满结束。
  自卑与受伤的童年时代
  李爽的疗伤,是从童年开始的。
  3岁时,清华大学任教的父亲被打成了“后补右派”,北大西语系毕业的母亲,也被连累下放到长春吉林画报社。年幼的李爽被送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托儿所全托,5岁的姐姐跟随母亲去了东北。
  由于父亲是右派,幼儿园的阿姨对李爽特别不好。三岁的李爽不太会料理自己,大冬天阿姨就惩罚她站在门外。母亲回到北京,看到李爽的两只脚冻得肿大,棉鞋都穿不进去。
  “文革”开始后,李爽眼见着串联到北京的红卫兵,站在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游行。一位身着绿军装的苗条美少女,解下皮带,动作像电影里的女英雄,使出吃奶的力气,向校长抽下了第一鞭。校长凄惨地叫着,李爽闭上眼,从人堆里挤出来往家跑,惨叫声追着她的耳朵。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见到暴力。
  第二天,好朋友亚明一家,被批斗后扔上一辆卡车,遣送回了合肥原籍的乡村,接受农民监督改造。没多久,李爽一家也受到冲击。突然有一天,家里站满了十几个红卫兵,个个戴着红袖章、绿帽子,手里拿着棒子。有的红卫兵是父亲最重视的高材生,领头的是父亲教研组里的教师,多年来一直担任父亲的助手。
  父亲出去游泳了,躲过了这一劫。母亲的身影永远印在了李爽的脑海里——她歪着身体靠在门框上,看着别人随意在自己的家里乱翻,所有的隐私和珍惜,被陌生的人们以最野蛮的方式玩弄、唾弃、践踏、砸得粉碎。
  这一天,李爽没有同情父亲,因为家变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他是右派。有一天晚饭时,父亲没有回来,就这样失踪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被关在学校后面一座两层的灰楼里,正面对着李爽玩“埋宝贝”游戏的大花园。
  很多年以后,李爽也被关进了监狱。父亲来探监,告诉李爽一个故事:他被监禁了8个月时,天天琢磨着怎么自杀。一天,阴雨下个不停,他偶然从窗户板儿缝里看了看,一下子死的念头没有了,因为看见正在花园采蘑菇的李爽,死盯着窗户缝儿看着里面的他。他不敢叫,怕看守听见。
  李爽告诉他:“爸,那天我只不过觉得那扇窗户好奇怪,钉得这么严实,其实我并没有看见什么,只是感觉到您在!”
  又过了三十年,李爽对记者说,童年时不懂为什么会受到那些虐待,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出错了,感到很自卑而不爱自己,这样的伤害,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释放。
  “星星”唯一女成员的激情青春
  高中毕业,19岁的李爽背着自卑的包袱,去了顺义县和延庆县之间的高丽营公社一村四队插队。在这之前,时常逃学的她与一个什刹海滑冰场认识的小伙,在懵懂中甩去了处男和处女之身。三个月后,被姐姐发现怀孕的李爽吓傻了,脱口就问:“孩子是从哪儿跑进来的?”五个月时,终于找到医院做了人工引产。那一夜,李爽梦见往喜马拉雅山顶攀登,山顶上有张孩子的脸,孩子冷得快要死了。
  开始下大田,第一次接触大自然的李爽兴奋不已。磅礴的云,蔚蓝的天,苍穹的伟大让李爽感到从未有过的安全惬意。大自然激起了李爽画画的热情,自此,她终生养成了随时画画的习惯。
  迷上画画的李爽,春节回北京探亲,就到各大公园找个地儿画得天昏地暗。有一天在月坛公园,李爽正起劲地画着古柏苍松,突然一棵树说话了:“你画得很有诗意。”李爽转过头,发现旁边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那个人叫史铁生。
  电影学院落榜的李爽,幸运地成为了青年艺术剧院的美工,回到了北京。自此,她混迹于北京的地下文艺沙龙,结识了一大群画画、写诗的文艺青年。他们的处境大多相似——没有正式的工作,还有一个“右派”老爸。曲磊磊的父亲是《林海雪原》作者曲波,阿城是电影界首席大右派钟惦棐的孩子。高干子弟和臭老九子弟不期而遇,由于处在同一个生存环境而志同道合。
  有一天在北岛家,黄锐问她:“听说你是青艺搞舞台美术的,能看看你的画儿吗?我们想搞一个展览会。”“来吧,我的画都在严力家。”李爽回答。第二天,黄锐就来了,看了李爽的画,眼睛里跳跃着火星:“真不错,来吧,我们就缺个女的。”
  1979年9月27日,二十多个人的上百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墨、木刻版画以及木雕,悬挂在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铁栏杆上。上午十点以后,观众越来越多,以至拥挤不堪。它引发的轰动迅速传开:在美术馆东侧小花园里有一个罕见的非官方的、非常业余的、又非常前卫的民间艺术展览,叫“星星美展”!
  1980年,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星星第二届绘画展览”,李爽的参展作品包括《神台下的红孩》《希望之光》《盲女》等。
  “我们这群人当时就是不想再继续国画的传统,想学习西方的绘画,因为西方的绘画方式比较能实现个人理想,背后的目的实际上是很反叛的。”
  惊动两国领导人的“牢狱”爱情
  对于“星星”在美术史上的位置,成员是否成功,李爽并不是太看重,“最重要的是当年‘星星’所发的光,千千万万人向往自由、向往美的心愿,被这些人呐喊出来了。”
  作为“星星”唯一的女性成员,身在法国的李爽,被人们记住的另外一件更轰动的事,是她与法国外交官丈夫当年轰轰烈烈的恋情。李爽为此劳教入狱两年。
  “星星”时期,成员们经常与外国艺术家与外交官来往。李爽遇到了喜欢谈论共产主义理论的法国外交官白天祥(老白)。
  在一次法国大使家里请客的日子,老白在阳台上向李爽表白了,随后两人开始了小心翼翼的幽会。在一个老白出差的日子,偷偷住进外交公寓的李爽,下楼去见姐姐,在门口被埋伏在岗楼里的警察,抓进了三里屯派出所。经历三个月的审讯后,李爽以“流氓教唆犯”之名,被判劳动教养两年。
  在劳教所与世隔绝的李爽完全不知道,为了营救她,外面的世界已经乱了套。法国艺术界和政界人士,组织了一个营救李爽委员会,使馆和驻华记者站的记者都被卷了进去。法国市民与艺术家们,好几百人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前游行抗议,抗议者举着巨大的标语——李爽无罪!
  1983年,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面见邓小平时提及了此事。邓小平当即向部下询问,他以为这件事早就解决了。第二天,李爽就被放出来了。此时,离牢教两年期满,还有一个星期。
  11月26日,在法国机场,26岁的李爽像明星一般,受到了法国人的欢迎。报纸、电视纷纷报道这个东方“死里逃生”的美丽艺术家。李爽感觉自己有点像从一个笼子转到另一个笼子的猴儿。
  李爽在法国开始了她的疗伤过程。住在枫丹白露,每天画上三四个小时,种花、种菜,在树林里骑马。李爽觉得,她这一代人,心灵残疾的人有很多,但很少有人会这样深入探究。写完这本书,她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放开了,不再感觉是个受害者。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李爽与儿子走在北京街头,看到中国人跟外国人自由自在地手拉手,顿时有一种不知想哭还是想笑的感觉。
  李爽觉得,她的这段经历就像给后来人挖了一口井,让他们可以自由饮水了。这两年牢坐得真是值得。
  采写/新京报记者 邓玲玲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3/08/10/2776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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