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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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沉浮(代序)
陈再道 上将
1966年至1967年的文化大革命，像一股来势凶猛、持续奔涌的狂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冲直撞，泛滥成灾。然而，林彪、江青等一伙人，则利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使这场悲剧持续了十年之久。
在这里，着重回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特别是1967年发生在武汉的“七·二○事件”。这个事件明明是林彪、江青等一伙人煽动挑起并加以利用的，而我和钟汉华，却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这个事件曾经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当时在国内通过地上纷飞的报纸，天上飞传的电波，在一片声讨的巨大浪潮中，我便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在国外，各国电台纷纷报道说：“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曾有效地控制了武汉”云云。数年之后，我已经重新出来工作了，国外仍然有一些报刊把“七·二○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
在谈及文化大革命问题之前，考虑到整个回忆的连贯性，我先谈一谈到武汉军区任职的情况。
1955年2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国由6个大军区改划为12个军区，其中的中南军区分划为广州军区和武汉军区，我被任命为武汉军区司令员，还挂着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接到任职命令后，带领一班人马，立即离开郑州前往武汉。
同年5月1日，武汉军区正式成立，由王任重任政治委员，李迎希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谭甫仁任副政治委员，叶明任政治部主任。
我们着手创建武汉军区，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遇到了不少困难。但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创建武汉军区十分关心和重视，我们除了依靠部队本身力量外，还得到了鄂豫两省地方党政领导和有关方面给予的大力帮助，很快把武汉军区的摊子支起来，步入了工作轨道，担负起一个大军区应尽的职责。
在建立武汉军区之后的十年间，也就是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我们武汉军区党委的一班人，按照上级各个时期的工作指示，通过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带领全区部队基本上完成了各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当然，如果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衡量，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有的工作是做对了，有的工作就做错了。但是，主流是好的。从我们的内心来讲，当时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的，是尽心尽力地工作的，从未敢对应尽的职责掉以轻心。
没想到，就在我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第十个年头，突然爆发了触目惊心的文化大革命。从此，我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中沉浮，几乎被这股持续十年之久的狂潮所吞没。
现在，让我从文化大革命前夕讲起。
我首先说明，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派组织的广大群众，我是不想责怪任何人的。因为就绝大多数群众来讲，无论当时属于哪一派组织，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在回顾这个事件的时候，难免要谈到各派群众组织，这只是为了说明当时的情况，并无意责怪任何一个人。
我写武汉“七·二○事件”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时，我正在故乡麻城乡间一所小学里读书，虽说少不更事，但对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将军却是景仰的，因为他不仅是我的麻城老乡，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记得那日早晨去镇上赶集，看到沿途农舍墙壁上新贴了大幅标语：“坚决支持陈再道司令员的革命行动！”“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待到晌午回家时，发现原先的标语被更新的标语所覆盖，书写的内容却是：“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打倒陈大麻子！”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心里一直犯嘀咕。
直到1975年秋天，我参加工作到了县公安局，从一些归队的所谓“旧公检法”人员茶余饭后的闲侃中，才支离破碎地听到了有关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些片断，大致知道武汉“七·二○事件”让我的英雄老乡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至于为什么会出现那样一场惊心动魄、声势浩大的革命，其内幕我始终没有弄清。
1992年冬天，麻城市委党史办鲍邦林先生为编写麻城党史人物，撰写了一篇有关陈再道与武汉“七·二○事件”的史料文稿，较为翔实地记叙了陈再道将军在武汉“七·二○事件”中的危难境况，读后令人感慨万端。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文字资料触摸到武汉“七·二○事件”的真相。后来，征得邦林同意，我对该资料作了一些裁剪和整理，正式发表在1993年《湖北档案》第5期上。嗣后，又相继被《报告文学》等多家报刊选载。许多读者读罢此文后，或打电话找我询问武汉“七·二○事件”的一些细节和人物近况，或写信与我探讨武汉“七·二○事件”的成因。从这些社会反响中我感受到，武汉“七·二○事件”虽已伴随岁月的烟云远去，但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却沉重而悠长。特别是那些从事件中晕晕沉沉走过来的人们，就像从恶梦中醒来一样，总想把梦中的情景弄个清楚明白。
于是，我产生了写武汉“七·二○事件”的念头。
后来，我调到乡镇工作，成天忙于计划生育、综合治理、防汛抗旱、税费征缴之类的琐碎事务，根本无暇写作。直到2000年，由于特殊原因，有些闲暇时间，写武汉“七·二○事件”的欲望再次涌上心头。于是，我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寻访当年经历过武汉“七·二○事件”的社会人士，几个月下来，收集的资料、图片和采访笔记足有一尺多厚。在掌握了大量历史素材的基础上，我闭门8个月，终于写成了一部约15万字的反映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事件”的长篇纪实文学。2001年底，我特意把陈再道将军之子陈南平先生请到麻城进行了长谈，并请他审阅初稿，陈南平先生给予了许多鼓励和肯定。
2004年仲春，《麻城文史资料》（内刊）以专辑形式出版了这部长篇纪实，题名为《风雷陈再道》。承蒙《中华传奇》厚爱，使这部纪实作品能够公开与广大读者见面。他们在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的甑别、增删工作，其态度之认真、慎重，令我感动。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力先生晚年反思武汉“七·二○事件”时，留过这样一段话：“历史是一面镜子，温故是为了知新。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悲怆；不是为了吹捧，也不是为了辱骂，而是为了作为今天借鉴，作为未来借鉴。”
我写武汉“七·二○事件”的动机，与王力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
第一章 山雨欲来
●徐向前说：“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不然，整个局面就不好收拾！”
1967年1月，春寒料峭。
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很低，从西伯利亚袭来的寒流，使武汉三镇气温骤降。阴冷潮湿的西北风，把电杆上的铝线刮得呜呜作响。
元旦刚过，武汉军区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要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即日起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
傍晚，北风裹着雪糁呼啸而至，落在地上，蹦蹦跳跳，宛如热锅爆起的豆粒。顷刻，雪糁掺进了丝丝细雨，怪冷的。渐渐地，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陈再道、钟汉华来到机场，已是一片浑浑。
走下送站的轿车，陈再道望着漫天飞雪，心里骂道：“他妈的，什么鬼天气！迟不下，早不下，偏要今天下，真不识时候。”
飞机在夜空穿行。陈再道坐在机舱窗口，凝视苍茫夜色，忧心忡忡，思绪万千。
自从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以来，全国政治形势急转直下，部队军事业务上的一些事情，处理起来还不算棘手，可那些跟形势的工作，却使人疲于应付，你不理解，也得硬着头皮去干。稍有不慎，说不定就是弥天大罪。

一天，陈再道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司令部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拿着一张报纸走了进来：“首长，这是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面刊登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有时间您可以看一看。”
陈再道扫了一眼报纸上的大标题，问：“什么内容？”
“是批判吴晗写的《海瑞罢官》的。”
“哼，又是那些文人们无聊，打笔墨官司，不管它。”
“首长，这篇文章好像有所指。”
“管它纸(指)还是笔，我们自己干自己的事。”陈再道把报纸简单浏览了一下，就扔到一边去了。
大约过了十多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先后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指出，要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而《解放军报》在编者按中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这些，并没有引起陈再道的注意。他认为，这些文墨官司是文化界的事情，同部队关系不大，充其量涉及到军区宣传部、文化部、文工团之类的部门。
然而，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简单。196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的报道中，彭真的名字突然消失了。接着，中央又宣布改组北京市委。这时，陈再道才有所醒悟。
1966年5月16日，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正式宣布，撤消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建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领导、指挥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五·一六”通知后，全国各大报刊有关文化革命的文章、社论连篇累牍，上级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讲话纷至沓来。按照上级的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军区到基层部队、院校，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一场难测的革命，轰轰烈烈地闹腾起来。
6月13日，武汉街头出现了揭发武汉大学“三家村”的大字报，指控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朱劭天、何定华“与北京‘三家村’反党集团遥相呼应，企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于是，以批判武大“三家村”为突破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武汉拉开序幕。
8月下旬，“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人总部或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操纵一批人马，冲进省委大院，把张贴在省委办公大楼侧墙的“打倒王任重(原湖北省委书记)、抢救张体学(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省长)”的标语，换成了“打倒张体学！”并在省委大院搭帐篷，架喇叭，安营扎寨，扬言：“张体学不倒，决不撤兵！”闹得乌烟瘴气，省委被迫停止工作。
12月，武汉学生组织头头杨某带领一群红卫兵，以查“黑材料”为名，抢走湖北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存放在东湖客舍的机密材料2箱，存放在武汉军区机要仓库里的资料5箱27帆布袋，这些材料，是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机密。杨某劫持后，组织人员翻阅、拍照、复制。后在军队干预下，虽有部分资料追回，但仍有大量机密材料遗失和扩散。
年末，朱鸿霞在北京参加冲击中南海活动后，回到武汉，把已调中共中央中南局任第一书记的王任重揪回湖北，先后三次在汉口新华体育场召开数万人的批斗大会。批斗大会后，又将王任重、张体学揪到“工人总部”关押。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上海滩上掀起了一场“一月革命风暴”。张春桥利用工人、学生造反派力量，夺取了上海的党权、政权和财权，成立了所谓“上海公社”。这场夺权斗争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了贺信。很快，全国造反派掀起夺权风暴……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吗？陈再道思来想去，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机窗外，灯光闪烁。一阵飞机落地滑行的轰鸣声，扯断了陈再道的思绪……
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后，首先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会上，围绕军队是否开展“四大”问题，以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为一方，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文革派为另一方，针锋相对、争论不休。随后，又发生了批斗杨勇事件，使军队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这时候，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斥责为军队中“地地道道的典型的刘邓路线的代表”，撤消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职务。不知什么原因，把徐向前推了出来。
徐向前是一个干什么事都十分认真的人。他走马上任后，看到一片混乱的局面，心情异常沉重。于是，他到处大讲：
“军队不准乱，要稳定！”
“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
“军队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
江青原以为徐向前身体不好，经不起风浪，只想让他挂个名，利用他的名望，装装门面，没料到徐向前真的干起来了。
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时，规定属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再请示军委。可是遇到问题时，中央文革的人却避而不见，不仅找不到江青、陈伯达、康生，就连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找不到。徐向前气愤地说：“这是有意挤兑我，当这个组长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架在半空受挤兑。”
一天，在京西宾馆开会遇到江青、叶群，徐向前抓住机会在三楼一个会议室开会，专门要江青、叶群参加，直接听听一些问题。坐了一会儿，江青、叶群见徐向前沉着脸，急得要发怒的样子，有些胆怯。没等徐向前宣布开会，就一块站起来说：“徐帅，我们有事，这个会就不参加了。”
徐向前气冲冲地一拍膝前的茶几，大声说：“你们给我坐下！我今天就是要讲讲，要你们听听，要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这样下去我这个组长干不下去了。我说话没人听，怎么办好？请示你们中央文革，又避而不见，我今天要讲讲问题。”
江青、叶群被徐向前这一举动怔住了，重新坐了下来。徐向前随即宣布开会，提出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最后，徐向前又强调说：“这样下去没法工作，你们中央文革对这些问题如果再不理睬，我就要直接找林彪同志。”
江青、叶群在徐向前跟前，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唯唯地说：“一定，一定，请徐帅放心，不要发火，伤了身体。”
江青、叶群当着徐向前的面搪塞过去了，转身对全军文革小组的事却仍然不理不睬。
全军文革小组不断接到各大军区告急，徐向前被逼得无法，只有去找林彪。徐向前说：“这样乱下去不行，军队要稳定，要搞几条规定，不然，整个局面就不好收拾！”
林彪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才同意发一个文件，并当即拟了七条。叶剑英、聂荣臻看了七条，表示赞成，建议以军委命令下发。文件底稿几经周折，总算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经毛泽东提议，又提交在京西宾馆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表示拥护七条。同时，根据大家的意见，又增加了严格管教子女一条。这样，原来的七条就变成了八条。
1月28日，毛泽东圈阅后，作了批示：中央军委命令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军委八条命令”公布后，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负责人感到心中有了底，腰杆子也硬起来了。大家表示：只要中央态度坚决，我们一定能够把工作做好。
一天，毛泽东来到京西宾馆，参加军委碰头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从毛泽东的讲话中可以听出，他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十分反感的。毛泽东说：“这样做，里面一定有坏人！”
毛泽东告诉大家：“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陈再道想：毛泽东的讲话，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讲究斗争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如果退避三舍或退避四舍还不行，那就要来硬一点的办法，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

“军委八条命令”和毛泽东的讲话，使军队扬眉吐气。
谁知，按下葫芦又浮起了瓢。
2月14日，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议一开始，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让我带来个意见，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有经过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呢？”
叶剑英反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吗？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你们想干什么？”
陈伯达还没来得及答辩，徐向前接着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呢？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了。要蒯大富这帮人来指挥军队吗？”
陈伯达又一瞪眼。叶剑英忽然想起上海夺权一事，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为上海公社，这样涉及到国家体制的大问题，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干什么？”他以讽刺的语气接着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理论水平低，向你请教一下，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怎么回事？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被老帅们质问得哑口无言。
2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又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谭震林在会议室门口遇见刚从上海回来的张春桥，问他：“陈丕显同志来北京了吗？”
为了保护一些地方领导，毛泽东曾指示，把一些省、市第一书记接到北京，并委托周恩来具体部署落实。
此时，张春桥正沉浸在当“上海王”的兴奋之中，大模大样地拉长声调说：“群众不答应啊。”
谭震林对这种轻慢的态度不快：“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张春桥更加得意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哦！”谭震林和张春桥并排走进会议室，侧头望他一眼，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
走进会议室后，似乎是自然惯例，周恩来坐在会议桌中间，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以及余秋里、谷牧坐在右边；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王力坐在左边。江青今天没有到场。
一坐下，谭震林正式提出：“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高傲地说着风凉话：“群众起来了，这些事都要跟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的意见嘛……”
“什么群众！”谭震林打断了张春桥的话，怒斥道：“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他手指着对面的几个，“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几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震林拍着桌子，“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怒不可遏，起身离席，拿起皮包，边穿外衣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急了，叫他：“你回来！”
“不要走，就在里面斗争。”陈毅也叫谭震林回来。谭震林气呼呼地回到原座位，陈毅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当时，总理也是被整的一个。”
康生不阴不阳地插了一句：“我是整人的。”
陈毅说：“这个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陈毅话里有话，“斯大林搞出了一个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延安整风搞出了一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意思是现在又搞出一个林彪当接班人，今后又怎么样？既把矛头对着林彪，也是批评毛泽东。
“斯大林死后，就出了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他比谁的调子都高。现在是斯大林的晚年！”李先念说。
“你们不能这样讲。”周恩来制止道。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谭震林说：“许多老干部，战争年代受了伤，现在又遭残酷虐待。”
余秋里身受其苦，他愤怒地拍着桌子：“许多老干部被揪出来斗，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谢富治插空说了一句：“中央文革做了很多工作，经常讲谭震林同志的好话。”
“你不要和稀泥！”李先念驳斥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现在全国范围内大搞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高干子女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女就揪，这不是反动的血统论是什么？这不是形而上学吗？”他越说越气愤，指着对面的几个人说，“我说渔船出海不能搞‘四大’，你们连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谢富治又插话说：“江青同志多次保你！”
“她当我面说的。”谭震林道，“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李先念说：“《红旗》第13期社论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全国就乱了！”
周恩来对康生说：“《红旗》第13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送给我看看。”
康生说：“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看。”
周恩来又问陈伯达。陈伯达睁着眼睛说谎：“我也没有看。”其实，社论标题就是陈伯达改的。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了三次。哭都没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再次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顾全大局。”
“我哭不是为个人，是为整个党！”谭震林说，“我从井岗山到现在，你们查一查，有哪一点反对毛主席？”
会议开到晚上7点，不欢而散。
散会半天，姚文元才清醒过来，他看着还在发呆的王力，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
张春桥把姚文元、王力约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我们把情况对一对。”三人边核对各自的记录，边回忆补充，边整理，边分析，同时，也边往内添了些油，加了些醋。“怀仁堂事件”经过江青策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很快报告了毛泽东。起初，毛泽东并没当回事，笑着说：“几个老兵，发点牢骚，我没听见，你们也装没听见，算了。”
后来，张春桥讲到陈毅发言时，毛泽东立即变了脸色。一阵沉默过后，他指示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18日深夜，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开会。林彪因病不能参加，派叶群作代表。会上，毛泽东大发雷霆：“我马上走，林彪也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找上余秋里，再找上薄一波、安子文这些叛徒当组员。力量嫌不够，把王明、张国焘也请回来！力量还嫌不够的话，干脆请美国、苏联一块来吧！”
毛泽东一发怒，整个形势急转直下。“怀仁堂事件”成了“反革命复辟逆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几个闹得凶的“老兵”，被毛泽东指定“请假检讨”，受到严厉批判。全国很快掀起了一场“粉碎二月逆流”的狂潮，各地群众造反组织与部队武装冲突事件频频发生。
陈再道、钟汉华几乎每天都接到武汉军区打来的电话，报告武汉形势日趋严峻，而且不断威逼军区。造反派到处冲杀，到处抓人，并对不同观点的群众进行批斗、游街、示众，把武汉三镇搅得乱糟糟的，许多干部和群众惶惶不可终日。

陈再道气得火冒三丈，“娘卖×的！我是武汉军区司令员，我没有表态，谁敢以驻军名义支持他们！”他命令军区支左指挥部要旗帜鲜明，不得支持造反派。
2月21日，工总、二司等造反组织发动几万人向武汉军区示威，并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辱骂他们是“保皇兵”。
造反派的这些行动，引起了武汉观点对立的军民的不满，强烈要求军区对他们发表的声明和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以“罢工”对此表示愤懑。这些干部找到军区副政委叶明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就不干了！”
恰好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知说：
中共中央认为，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
陈再道看了中央的通知后，乐得眉头舒展开来。他将袖子往上一撸，说：“好啊！那些反军乱军的反革命份子都跳出来了！我们有中央的尚方宝剑，现在可以收拾他们了！”
2月28日，武汉军区发表了《严正声明》。声明说：工总、二司等组织炮制的2月8日声明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精心筹划的。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护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队某些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人民解放军。
军区发表的《严正声明》，是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在《严正声明》产生的过程中，军区党委十分慎重，不仅交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过讨论，而且向全军文革小组作了汇报。徐向前表示：“同意！”在京开会的陈再道、钟汉华圈阅后，也批示：“完全必要！”
会议即将结束时，周恩来把陈再道和钟汉华找去，谆谆告诫他们：“你们回去后，要集中精力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校的复课闹革命。”最后，周恩来还满怀忧虑地说：“季节不等人，不搞好生产，是没有饭吃的。”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武汉，立即召开了军区党委会，研究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副司令员孔庆德汇报说：“有些人打着闹革命的幌子，成天造反闹事。一个千把人的工厂，有600人脱产闹革命，再这样闹下去，我们国家就完了！”
副政委叶明说：“前几天，我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下生产问题，造反派批我，说我是以生产压革命。”
“什么造反派？都是一些乌合之众！”陈再道激动地说。“孔副司令，明天开始，由你指挥，把那些打、砸、抢分子，尤其是那些血债累累的造反派头目，统统给我抓起来，我看他们还敢不敢翻天！”
3月16日晚，孔庆德遵照陈再道的指示，在洪山礼堂主持召开了军区军人大会，宣读了立即解散“古田战斗队”、“丛中笑”、“铁军”、“105红色造反团”等29个军内造反组织的命令。孔庆德双手叉腰，将衣扣解开，声音如同千钧雷霆：“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乱军分子×××！”
这时，台下一位女军人高声喊道：“打倒孔庆德！孔庆德镇压造反派绝没有好下场！”人们的视线“刷”地射向这位姑娘。
这位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孔庆德的女儿。她脸庞棱角分明，眼睛大得灼人，高高的鼻梁，嘴角刚毅而有力，橄榄绿军帽压着齐耳短发，红星闪闪发光，她和父亲的视线交锋时毫无畏惧，显示着她和父亲一样的气质和个性。
人们望着台上、台下的父女，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孔庆德发怒了，吼叫道：“抓起来，抓起来！”战士们都知道这是孔副司令的女儿，也不是这次要抓捕的对象，没有行动。
孔庆德将拳头狠狠往桌上一擂，麦克风在桌上跳得老高。他指着持枪的战士：“我命令你们，把她抓起来！”执行任务的战士这才动手，抓住他女儿的双手，“咔嚓”一声将手铐扣上，押出了会场。
与此同时，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奉命配合公安机关，以“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逮捕了朱鸿霞等一批地方造反派头目。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迅速解放了一大批地方领导干部，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学校开始复课，工厂开始生产。陈再道、钟汉华、姚喆、孔庆德、杨秀山、韩东山、叶明等军区领导，还分工协作，到各地(市)检查督办，使动乱局面缓和，生产蒸蒸日上，各项工作出现转机。
●江青说：“还有个武汉问题，你们知道吗？抓了不少的人，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可以冲一冲！”
时间一晃到了三月下旬，街道两旁树上的枝条长出一串串新绿，院中花坛里的草木争芳竞妍，姹紫嫣红，春天的气息弥漫了整个江城。
一天上午，武汉军区党委成员刚刚开完党委会，接到中央军委电话通知，要陈再道、钟汉华到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
大家听说军委要召开扩大会议，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军委这时召开扩大会议，不知解决什么问题？”
“我估计是部队‘三支两军’问题。这段时间，报纸上一直在强调这件事。”副政委杨秀山猜测说。
“也可能是解决稳定问题。现在地方这么乱，农民不生产，进城‘闹革命’，将来要饿死人！”孔庆德说。
“不管什么问题，我看一定与当前形势有关。”叶明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你们在北京开会，一定要把武汉的情况认真汇报一下，争取中央重视。会议有什么新精神，尽快传回来，使我们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能够跟上中央的部署。”
“对。”陈再道望着七嘴八舌的战友们，苦笑地点了点头。下午，陈再道、钟汉华登上了北行的列车。列车从武昌南站徐徐起动，陈再道和钟汉华坐在软卧车厢内，神情黯然。除了吃饭、睡觉外，面对车窗，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文化大革命，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文化界和文人们的事情，是一场文明、理智的文化革新。而今，却演变成了一股席卷全国的狂潮，而且把军队推到了风口浪尖。毛泽东不是很爱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吗？怎么能让军队成为众矢之的呢？陈再道想，当初，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执行上级命令，可以说是仓促上阵，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现在，从面临的形势看，并不像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如果说眼下存在的问题很多，那么，今后出现的问题更多。部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如同正在平地上行军，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立即进入一条狭长的谷地，忽闻雷声大作，暴雨滂沱，山洪突发，汹涌而来……
望着窗外变幻的景物，陈再道心头不禁浮现出一幅幅画面：他仿佛看见“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在晃动；仿佛看见造反派强占汉口红旗大楼后欣喜若狂的神气场面；仿佛看见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在批斗会上弯腰低头、挨打受辱的惨景……
渐渐地，他想起了去年与徐向前元帅晤面的情景。
那是去年8月中旬，陈再道从北戴河疗养回武汉途经北京，他决定去看看老首长徐向前。徐向前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29年夏天，被中央派到鄂东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时，陈再道是所属部队的一个班长。
徐向前在住地接待了他。
一见面，陈再道向老首长表示问候。接着，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谈了对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陈再道告诉徐帅，这次路过北京，很快就要回武汉参加运动了，问徐帅有什么指示。由于当时情况复杂，徐向前的谈话，既深刻中肯，又不失分寸。
当时，陈再道信心十足，认为武汉军区没有什么问题，即使搞“四大”也不怕。“要搞就搞吧，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人没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就是查祖宗三代，我也不在乎！”
徐向前听完，一阵沉思，然后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军区没有问题，‘四大’一搞起来，问题就会成堆的。他(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中开展‘四大’的。”

“是，徐帅！”陈再道顿有所悟。
这次见到徐帅，虽然他的话说得不多，却指出了当时问题的要害。但是，陈再道那时想得太简单，没有完全理解徐帅话中包含着深刻复杂的内涵，以致在后来的工作中，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
列车驶过芦沟桥，窗外的景物逐渐模糊起来，大风卷着飞扬的尘埃，搅得燕赵大地一片昏沉。
陈再道、钟汉华走出北京站，由一名接站的军人领着钻进了一辆军用轿车，沿着长安街驶向京西宾馆。
坐在汽车上，陈再道凝神注视着窗外的一切。只见天上黄蒙蒙的，地上也是黄蒙蒙的，远去的建筑物淹没在风沙中，近处的楼房也隐现在沙雾里，整个北京城都被风沙笼罩着。一些五颜六色的碎纸片，彩蝶般地随风乱舞。街道两旁的墙壁上，不时掠过一幅幅标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坚决反击二月逆流！”以及由此而被点名打倒的一些党政军领导人。一跨入这座城市，人就置身于一种异常紧张的政治氛围之中。
按照预定时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如期召开了。
军委扩大会议期间，中央文革小组为了“促一促军队”，从北京各大院校抽调了一大批造反派，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武汉是这次“调查研究”的重点地区之一。
北京南下造反派一到武汉，就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挂上了钩。武汉的造反派把他们视为钦差大臣，唯命是从，恭敬如宾，不断向他们递送材料，汇报情况。这些南下造反派把“调查研究”占有的材料进行加工，直接报送中央文革。因此，北京南下造反派是武汉造反派与中央文革联系的一条地下通道。
北京南下造反派的另一项任务是煽风点火，他们多次召集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开会，声言“武汉保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武汉军区和陈再道。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社论发表后，武汉被摧垮的一些造反组织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恢复了“元气”。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一名成员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见到陈再道，挑衅地说：“这篇社论就是警告和批判武汉、成都军区的，你知道吗？”陈再道回击说：“我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打击革命小将，我们镇压的是反革命中将和大将！二十好几了，胡子垃喳的，什么小将！我看是吃了烂肠的辣酱！反革命的残兵败将！”4月6日，林彪口授，秘书记录，炮制了一个与“军委八条命令”针锋相对的“军委十条命令”。“军委十条命令”明确规定“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秘书整理后，送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斟酌，关锋找到王力、戚本禹，一起对文字做了一些修改，内容原封未动。
林彪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像对待“军委八条命令”一样，很快批了：“很好，照发。”
“军委十条命令”发表后，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枝弹药，从城市到乡村，闹得一塌糊涂，打得难解难分。
各地群众组织与军队磨擦和武斗的情况反映到了北京，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提出要拥军爱民。毛泽东说：“八条”叫拥军，“十条”叫爱民，“八条”与“十条”要结合，“八条”不是不要了。
4月20日，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要江青在大会上讲“拥军爱民”。毛泽东说：“八条以后部队神气得不得了，十条以后群众组织又神气得不得了，现在都要。”
毛泽东试图挽回眼前的局势，但是，形如水火的两种观点和两派组织，怎么能相容结合呢？
陈再道回忆说：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我看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军委十条命令”，觉得与“军委八条命令”相比可以说是南辕北辙，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对于这样重大的事情，这样事关全局的命令、指示，不能朝令夕改，变化不定，否则，将给下面的支左工作造成困难。
果然，这两个东西出来，搞得军区非常被动。军区在家的同志打来电话说，武汉地区的形势出现了反复，前一段时间抓的坏头头和骨干分子，大部分人都放出来了。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挑战，还违反中央规定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我这个“武老谭”，把矛头直接对准武汉军区。
陈再道是一个心里窝火就往外冒的人。小组会上，他忍不住发言放了一炮：“军队支左是主席的决策，我们表示完全拥护，而且尽心尽力把工作搞好。但是，从爱护军队的观点出发，为避免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我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点，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进去，以便让各地都有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给工作造成损失。如果这个方法不行，也可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总之，既要把支左工作搞好，也要避免军队犯错误。”
陈再道的发言记录整理出来后，秘书问：“陈司令，您的发言要不要登简报？”
陈再道想了想说：“登，提个建议嘛！”
于是，陈再道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没想到，这一炮竟打中了“马蜂窝”。“七·二○事件”后，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把陈再道的这次发言说成是“妄图改组中央文革”。
4月16日，陈再道的秘书拿着一份传单，神情紧张地走进他的房间说：“首长，这是我找来的一份传单，上面有江青同志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的讲话，讲话中谈到我们武汉问题，您抽时间看一看吧！”
陈再道接过传单，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起来。江青这次讲话的内容很多，看着看着，一行文字映入眼帘：“还有个武汉问题，你们知道吗？抓了不少人，都是最早起来造反的群众。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你们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愕然，思索良久。
为了不至于使事态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陈再道拿着传单来到钟汉华房间，商量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陈再道说：“武汉的情况，与成都有所不同，问题也没有成都那么严重。但是，她为什么把武汉和成都相提并论，可能是听了一面之词，不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我们应该把武汉的真实情况向中央作个汇报，以便把出现的问题处理好。”
钟汉华看了传单，表示同意陈再道的看法，决定请示周恩来，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情况。
周恩来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让他们作好汇报准备。
4月19日，陈再道、钟汉华接到通知，到钓鱼台汇报武汉的情况。
这次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陈再道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在汇报过程中，江青不断地插话。陈再道还没有说完，江青问：“武汉有5万人绝食，有没有这回事？”
陈再道如实回答说：“没有这回事。”
江青笑着点了点头，说：“没有绝食就好，看来我是听信了一面之词，我错了，可以向你们检讨。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比较多，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工厂里，情况很复杂哟！”
听完武汉情况汇报，在座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最后，周恩来要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代表，江青当即表示同意，并安排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21日接见。江青还明确表示，这次接见她不参加，理由是她的身份不同，如果她参加接见，会抬高造反派的身价。
陈再道、钟汉华见江青考虑如此周到，说得又那么郑重其事，心里非常高兴，觉得这样处理有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可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当面一套，背地里又是另一套。
第二天下午，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江青派人送来了一份当天的《文革快报》。这份快报上所载的内容，出自中央文革小组驻武汉的“记者”之手，它以“情况反映”为文章题目，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询问有关指示是否属实。

在“情况反映”左上角空白处，江青批示：
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
陈再道、钟汉华看了“情况反映”和江青批示，感到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从批示的严厉措词分析，这个女人看了“情况反映”后，大概是怒目相视，大发雷霆了。可以想象，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惹怒了江青，就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二人商量由钟汉华给军区在家的领导同志打个电话。
当天晚上，钟汉华和军区一位领导打了电话。原来，19日的汇报会后，钟汉华怀着一番好意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钟汉华在传达时还特别强调，只传达到军区党委常委一级，绝对不准再往下传。武汉记者所反映的情况，是负责支左的一位干部在列席军区党委常委会后，向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吹风时得到的。军区并没有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去压武汉地区造反派的意思。
事情真相查清后，钟汉华立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书面报告。按说，这件事可以结束了，可江青还是不依不饶。
21日凌晨两点左右，总政一位干部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来到陈再道、钟汉华下榻的宾馆，收回了19日的会议记录。中央文革小组还让这位干部转告，不准再提19日汇报之事，原约定21日的接见也被取消了，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了。
果然，中央文革小组“说话算数”，自发生这件事后，对武汉军区的请示报告，他们一律不予理睬。
4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参加会议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接到了总参谋部邀请留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通知，唯独给陈再道、钟汉华下了一道逐客令：“会议完了，没事了，你们可以回去了！”
陈再道、钟汉华怏怏离开了北京。
●周恩来兴奋地对办公室秘书们说：“好，陈、钟可以控制武汉局势了。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武昌南站，一片狼藉。
陈再道、钟汉华一下火车，便看见站台上一堆打着五颜六色旗帜的男女，正在吵吵嚷嚷。一个身穿草绿色军服、腰扎军用皮带、臂佩红色袖箍的青年女子，站在人群里的一张木凳上，用夹着浑厚汉腔的普通话高声演讲：“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龟峰山上云欲立，龟峰山下呼声急。”此刻，毛泽东诗词中的“白云山”，在演讲者的开场白中，变成了武汉的龟峰山。
“一个多月以来，以陈再道为头目的武汉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秉承主子的旨意，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解散我工人总部，逮捕我革命战友，扼杀我新生力量，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接着，有人领喊口号：“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
陈再道走过站台，心里暗暗骂道：狗日的，我离开武汉一个多月了，怎么我制造了一起起血案？狗扯羊精！
从火车站到军区大院，一路上，只见原来街道两旁“彻底粉粹二月逆流！”“坚决回击三月黑风！”“揪出武汉地区的武老谭！”之类的标语，被一些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覆盖了。
这些新的标语、漫画、大字报，明显比过去增强了针对性，而且，有的火药味甚浓。
汽车驶过大东门，只见对面一座高大的建筑物上，画着一幅漫画：陈再道满脸麻子，青筋鼓暴，杀气腾腾，如一个青面獠牙的凶神恶煞，身后还站着一群高举“铁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在漫画旁边，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陈再道，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扒你的皮，
看你还保不保刘少奇？
陈再道苦涩地笑了笑，心想，你们要揪我可以，怎么又扯到刘少奇头上了呢？真是张冠李戴。
陈再道也确实为刘少奇“打抱不平”。
那是年初的时候，武汉街头巷尾到处出现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大幅标语。陈再道想，刘少奇、邓小平都是革命几十年的党内领导人，他们一直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如果说在工作中有某些失误，违背了党中央或毛泽东的意图，那也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早就说过，应该运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怎么动不动就要打倒呢？
军委碰头会期间，陈再道向几位与会的战友谈了自己的看法，在那种政治气候里谈这些，轻则是认识问题，重则是立场问题。战友们真为他捏了一把汗，劝他不要向外人讲，更不要在公开场合流露，免得惹出塌天大祸。可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心直口快的陈再道，仍然在一些场合自觉或不自觉地“走火”。
陈再道、钟汉华回到军区司令部后，立即召集军区支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座谈，大家汇报的情况，证实了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5月初，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委托秘书Ａ，在北京接见了武汉造反派头目张某。Ａ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场斗争较原来揪地方的走资派，更加尖锐复杂。因此，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起来。”
Ａ指名道姓地说：“武汉的谭震林就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
接着，Ａ吐露：“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和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张某回到武汉，迅速传达了Ａ的谈话内容。很快，武汉街头出现了针对武汉军区的大游行。
随着运动不断深入，各大群众组织围绕“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否正确”这一焦点问题，争论不休，按照各自所持观点，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组织。
5月16日，拥护武汉军区的“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三字兵”、“职工联合会”、“乌兰牧骑”等群众组织为了表明自己所持立场，成立了“百万雄师”。他们一亮出观点，立即得到了广泛响应，使“百万雄师”的势力迅速扩大，最鼎盛时，竟达120万之众。
“百万雄师”认为，在文化革命前的17年中，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成绩是主要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能不加分析地夺权和打倒；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认真执行党中央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更不能任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所有人员应遵循中央指示，在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而不能随意“杀向社会”……
与此相反，以“工人总部”、“新华工”、“新湖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农”、“钢二司”为主的造反派组织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17年来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是“刘、邓黑线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武汉军区在文化革命中，屁股坐到了老保(保守派)一边，大方向是错误的。因此，他们提出“打倒一切，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口号，主张“冲出重围，杀向社会”。
这些造反派组织在北京南下造反派的支持下，甚至把“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作为他们的行动纲领，多次与执行支左任务的部队战士发生冲突，不断挑起事端，冲击军事机关，制造武斗事件，一步一步地向武汉军区加重压力。
6月初，几个造反派组织在湖北省公安学校内制造了一起绝食事件，公开打着为“工总”翻案的旗号，威逼武汉军区支持造反派，声称“军区不转弯，我们就要斗争到底！”
一天，一群造反派冲进武汉军区机关，把钟汉华绑架到湖北大学进行围攻，他们说：“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你们为什么不支持我们？”
钟汉华说：“现在，武汉地区群众组织繁多，情况复杂，谁是革命左派，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辨别。”
造反派逼着他代表军区作支持性表态，钟汉华回绝说：“军区是集体领导，没有讨论研究，我个人不能代表军区表态！”

“顽固不化！”造反派骂骂咧咧，把他从湖北大学弄到公安学校，进一步围攻和批斗。
钟汉华本身患有高血压病，由于一天水米未沾和过分劳累，傍晚时分，他面色惨黄，额流虚汗，突然昏倒在地。经医生现场诊断检查，血压高达240/110。
“装熊！”造反派仍不放他回家。
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心急如焚。万般无奈，他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乱弹琴！”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要通了武汉一个造反派头头的电话，指示他们迅速放人，钟汉华才免遭一死。
为了顾全大局，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军区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能为“工总”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要求各群众组织在新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按照中央的部署，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
这个《公告》发表之后，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百万雄师”认为：《公告》软弱无力，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丧失了军队的尊严。
造反派组织认为：武汉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公告》的实质是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
双方都不买帐，武汉军区陷入难堪境地。
“百万雄师”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但人多势众，力量庞大，且与武汉军区的观点相容。造反派虽然势单力薄，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因此，双方互不相让，由最初的互相辩论、互相指责，发展到互相打斗、互相抓人，最后互相动刀动枪。
一天，“新华工”一群造反派在汉口航空路抓到了几名“百万雄师”的成员，准备押回“集中营”审讯，刚上长江大桥，与“百万雄师”的援救大军相遇，双方展开激战。武汉军区支左人员闻讯后，奉命赶到现场劝和，但无济于事。最后，“新华工”不仅“俘虏”被劫走，而且还有战友伤亡，“陪了夫人又折兵”。他们恼羞成怒，责怪支左人员“扯边仗”，一拥而上，把留下的两名支左部队干部揪上了汽车顶，架成“喷气式”，招摇过市，一路高呼：“武汉军区支保吃左，罪责难逃！”“彻底砸烂武汉军区！”“坚决砸烂陈再道的狗头！”
毛泽东气愤地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群众组织随意抓人关人，私设公堂的作法。他要中央文革小组到各地去看看。“凡有这种地方，一律解散，一律把人放了！”他严厉地说：“不管什么人，打人都要受刑事处分！”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了七条《通令》：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相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以上各条执行，自即日起，对违犯上述各条的，都要严加处理。对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产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视情节轻重，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然而，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已久的动乱局面，也不是一纸《通令》就能够平息的。──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辆飞奔的列车，在它运行的轨道上，依然显示着强大的惯性。
从6月17日起，汉口六渡桥、汉阳轧钢厂、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武汉电车公司连续发生大型武斗，造成人员伤亡，交通中断，工厂停产，社会秩序混乱。
武汉军区支左部队前去制止，却常常受到伤害。在武汉电车公司，支左部队的战士像抗洪堵水一样，手拉着手，试图用身体把冲突的双方隔开，那些打红了眼的斗士们，又从战士的头上爬过去，继续向对方进攻。有的派别输了仗，一时找不到发泄的地方，干脆以战士作为武斗的目标，把战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一些造反派的女斗士们，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绝招，她们手里攥着缝衣针，若无其事地走到战士跟前，猛不防地伸手刺去，许多战士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却不知她们使用的是什么“新式武器”。
那些年轻的军人们，血往地上流，泪往心中涌，忍受身心的侮辱，仍然恪尽职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小组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份电报，电报称：“最近，武汉市发生大规模的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在电报未发出之前，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记者，把电报拿给武汉造反派驻京联络站的负责人看，以此向武汉造反派打招呼，并且说：“这份电报是经康老亲自批准的，现在中央急需有关武汉军区的材料，希望你们注意收集，每天向中央汇报一次。”他还煽动说：“从电报中，你们完全可以看出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汉军区的态度，希望武汉造反派要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电波传到武汉，混乱的局面更是火上加油。
“百万雄师”受到电报点名批评，满腹委屈。他们认为自己一派在武斗中，一直是招架挨打，中央文革怎么良莠不分，黑白颠倒，把武斗的罪过归咎于被动一方呢？当晚，他们在洪山礼堂前的墙壁上，贴出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究竟要干什么？
造反派自恃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更加恣睢。不仅不放下武器，反而在街头筑工事，建据点，招兵买马，企图酝酿更大的流血事件。
为了稳定局势，武汉军区根据电报精神，在原来派出2000名指战员参加支左工作的基础上，又充实了一批新的力量，深入到各派组织，一方面做稳定工作，收缴武器，平息武斗事件，同时对少数顽固分子采取了拘捕措施；另一方面，组织各派选出赴京代表，作好汇报准备工作。军区经过研究，也确定了赴京汇报人员名单。
很快，赴京汇报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
7月初，陈再道给周恩来打电话，简要汇报了武汉的情况。陈再道说：“近20天来，经过军区支左人员的艰苦工作，武汉没有发生什么事，两派之间的武斗已基本停止，武斗的器械也都上交了。”
周恩来说：“好，这样利于武汉问题的解决。”
陈再道接着说：“按照6月26日的电报精神，我们已经做好了赴京汇报的各项准备工作，可以到北京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说：“你们先不要急，等我们研究以后，再打电话告诉你们。”
放下电话，周恩来兴奋地对办公室的秘书们说：“好，陈、钟可以控制武汉局势了。解决武汉问题，依靠力量还是武汉军区。”
第二章 鱼龙混舞
●毛泽东听完武汉的情况汇报，起身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1967年7月13日下午，中央文革碰头会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自从2月谭震林和几位老帅大闹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便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而代之。
会议仍然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步履矫健地走进会议室，紧靠周恩来坐下。周恩来另一边坐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

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开宗明义，宣布他的战略部署：“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笔尖在纸上摩擦的沙沙声。不等与会人员完全领会这段最新指示的含义，毛泽东又说话了：“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他侧望着周恩来那边的杨成武，语气比刚才轻松了许多。“成武啊，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杨成武点了点头，用眼睛瞟了一下周恩来。
周恩来明白杨成武的意思。前两天，就听杨成武讲过，毛泽东几次说：“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哟！”他知道，毛泽东是想南巡，到武汉游泳，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可现在“天下大乱”，尤其是武汉，情况更为复杂，毛泽东怎么能去呢？他曾婉言相劝毛泽东：主席一身系天下安危……
周恩来望着毛泽东，他在寻找发言的时机。直到毛泽东又说了一句：“15号可以到武汉游泳去！”周恩来才用商量的口气说：“主席，长沙、武汉都比较乱，我们已经商量，请武汉军区和武汉各群众组织代表来京汇报，解决问题。”
周恩来一开口，其他人也跟着发言，一致反对毛泽东外出。毛泽东未置可否，却明显表现出不悦的神色。
“主席想游泳，地方很多么。北京有的是好水，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官厅水库都可以游，这些地方水都不错。”周恩来略作思考，明知无效，还想最后一试。
“我哪里也不去。”毛泽东将大手一摆，“天下的水只有武汉的好！”
毛泽东执意南巡，大家不再做声了。
接着，议题转为谈论全国文化革命的形势。毛泽东听完武汉情况汇报，起身对周恩来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凡是毛泽东决定的事，是任何人也难以改变的。周恩来当即电话通知陈再道：“武汉各群众组织代表可以不来北京了，我们要到武汉去，在武汉解决问题。”并特别嘱咐：“主席可能要在武汉游泳，你们要做好准备。”
毛泽东要杨成武随他南下。周恩来给杨成武明确了两项任务：第一，负责毛泽东与他之间的联络；第二，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
当晚11点钟，周恩来通知杨成武到怀仁堂西大厅。周恩来问：“准备得怎么样？”
杨成武详细汇报了准备情况。周恩来没有马上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表示，他在仔细思考毛泽东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环节，他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万无一失。
“我先到武汉，乘飞机。”杨成武盯着周恩来，真心佩服他的忠诚和缜密。他明白，周恩来这是要亲自为毛泽东南下打前站，实地作出妥善安排。“我14日晨可以到达，你们15日到。”周恩来深思熟虑。临行前，周恩来给在重庆处理四川两派争端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打了电话，要他赶到武汉，保卫毛泽东的安全。
与谢富治一起在重庆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得知这一消息，急忙与在京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通了电话，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要求王力以“中央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一起到武汉。周恩来考虑到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武汉的造反派与中央文革小组联系甚紧，为了有利工作，便同意王力与谢富治一道来汉。
14日凌晨，吴法宪用电话通知武汉空军副司令员刘丰：“刘丰同志吗，有一架一级专机已经起飞，要在武汉机场降落，你要亲自出马，做好迎接专机的工作。”
武汉空军司令员是傅传祚，因为说“他是贺龙的人”，靠边站了。武汉空军的实权实际在刘丰手中。
“吴司令，是哪位首长？”刘丰问。
“别问了，到时你就知道。”吴法宪神秘地答道。
刘丰不敢再问，放下电话，他简要布置了安全保卫工作，便匆匆赶到机场。
东方已露出一片鱼肚白，一架伊尔─18飞机从头顶旋降。飞机刚停稳，周恩来神情严肃地走出机舱，随同人员有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以及海军、空军的作战部长。
刘丰一阵惊慌，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周恩来与前来机场的接待人员握手后，便乘车随刘丰到了武汉空军司令部。
稍事休息后，周恩来问：“武汉军区怎么没有人来？”
刘丰支支吾吾。
周恩来说：“你立即把陈再道、钟汉华同志找来。”
陈再道接到周恩来到汉的电话，心里很纳闷：总理到武汉，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们呢？又为什么不到武汉军区而到武空呢？
陈再道、钟汉华赶到武空，周恩来正在用早餐。他站起身来，连忙吩咐接待人员拿来餐具，让陈再道、钟汉华一起就餐。
“东湖那边怎么样？”周恩来边吃边问。
“东湖宾馆现在乱得很！服务人员分成了两派，把房子搞得不像样子了。”陈再道带着情绪回答说。
周恩来从容大度地点了点头，像拉家常话一样：“把它打扫出来。”
由于毛泽东来武汉后要住东湖，周恩来吃完早饭就先行到了东湖宾馆。
风景秀丽的东湖宾馆，此时一片狼藉，脏乱不堪。繁茂的树木枝叶因没人修剪而疯长；庭院里杂草丛生，树叶和垃圾满地。进房间里一看，家具陈设东倒西歪，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工作人员或三三两两扎堆聊天，或臂上戴着红袖箍在院子里闲逛。周恩来是个十分怕热的人，其时室内闷热得厉害，清晨八九点钟，室温已达30多摄氏度。
“房里的这些空调机能不能用？”周恩来问。
“空调机都可以用。”陪同的宾馆负责人答，“由于电厂的工人和我们不是一派的，不给宾馆送电，空调机都不能转。”周恩来一边察看，一边沉重地点着头。
陈再道、钟汉华吃完早饭赶到东湖宾馆，周恩来已把两派服务人员召集到一起，正在讲话：“你们说，人一辈子跟谁拌嘴多？我看还是两口子。因为是一家人么。可是如果来了客人，两口子大都会一起迎客，共同维护这个家。你们吵得厉害，说是两派，我看首先因为是一家人，不是冤家不聚头。一家人就不要再说两家的话，不论哪一派，大家赶快行动，把房间打扫出来。”周恩来说话并不多，但非常奏效，很快两派都被说服了。大家有说有笑，分头寻找工具，高高兴兴地打扫房子去了。
让总理做这些琐事，陈再道感到不安。他赧颜走到周恩来面前，喃喃道：“我们事先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陈再道的话，低声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周恩来稍作停顿，然后加重语气说，“要为主席游泳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
陈再道心里一热，领会了周恩来的心意。
中午，谢富治、王力以及空军政委余立金和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张某，“北航红旗”的造反战士井岗山、尹、吴、胡一起从重庆飞临武汉。
王力是这样叙述他们到武汉后的情况的：
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说还要游泳，实际上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的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一查，果然过去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
会上，周恩来认真分析了武汉的形势，并强调指出：“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和表态，因为中央一旦公开明确态度，局势会更加恶化，要对双方做政治思想工作。”
谢富治、王力当面点头应允，背后却另作文章。晚饭后，他们指定刘丰带路，上街看大字报。
王力在车上问刘丰：“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
刘丰没有马上回答。
坐在车上的一位武空领导人，忙替刘丰回答说：“有不同意见。”

汽车行驶到湖北大学门口，谢富治、王力有意下车，同一群造反派谈话，公开了他们的身份。
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快速反应，连夜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敲锣打鼓放鞭炮，张贴标语呼口号：“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解决武汉问题！”
这一行动，使武汉军区和地方的领导同志感到非常震惊。一大早，韩东山气呼呼地闯进陈再道办公室，放开嗓门吼道：“这是搞什么名堂！谢富治、王力到了武汉，我们都不知道，他们造反派却一清二楚。难道我们这些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不如那些毛头造反派可靠！”“不要激动。”粗中有细的陈再道，这时反而安慰他的老搭档了，“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嘛，自然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昨天，谢富治、王力确实到武汉了，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就来了。”陈再道拍了拍脑袋，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对了，你要马上准备材料，他们可能要听我们的汇报。”“这回他们的态度如何，不会是带着框框来的吧？”从小参加革命的韩东山，也是一副炮筒子性格，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不绕弯子。“现在还很难说。”陈再道很喜欢自己的这个副手，许多事情，两人都是心有灵犀。“工总、二司天天喊着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现在，中央文革的人来了，我倒要看怎样个支持法！”韩东山把头上的军帽一摘，丢在桌子上，气鼓鼓地说，“他们天天说人家‘百万雄师’是保皇派，什么保皇派，不就是替领导说了几句公道话吗？我看我们的支左方针不能变，而且要更加明朗些。”陈再道苦笑地叹了一声：“事情恐怕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啰！”隔壁机要室的三部电话几乎没有停，秘书有些应接不暇。电话全是下面支左部队报告造反派组织欢迎游行情况的，询问谢富治、王力是否真到了武汉？陈再道有些不耐烦了。他把电话记录本退给秘书，说：“告诉各支左部队，消息可靠。没有接到军区命令，不要擅自表态和处置！”周恩来听说谢富治、王力闯了祸，脸色“刷”地变得铁青。精心作了这么多保密工作，一下子让他们全给破坏了。他灵机一动，将计就计，说：“这样也好，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正好说谢富治、王力到了武汉，要就地解决问题，以便掩护主席。”
周恩来处处考虑的是毛泽东的安危。自从中国共产党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他一直以对党的忠诚来对待毛泽东。
晚上9时，毛泽东抵达武汉。随行人员有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据说，还有江腾蛟。
江腾蛟因事要回南京，他和毛泽东告别，毛泽东风趣地说：“江腾蛟，蛟龙要顺江而下了！”
毛泽东住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谢富治和王力则住在百花二号。
为了方便工作和保证安全，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住在南山附近的一栋平房里。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陈再道和钟汉华到百花一号。周恩来说：“主席已经到了东湖，你们要认真作好汇报准备。前段时间，军区由于对文化革命理解不深，没有跟上主席的战略部署，在支左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汇报时，要作自我批评，要检讨。”
听说要武汉军区检讨，陈再道抵触情绪很大。“总理，我们都是按中央方针办的，错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他把嘴鼓得老高，“要我们检讨，我想不通。”
周恩来眸子里流溢出一种同情、怜悯和无可奈何：“你们不承认错误，他们是通不过的。”陈再道知道周恩来说的“他们”是指中央文革那伙人。
周恩来见陈再道、钟汉华情绪低落，心事沉重，便反复解释和开导：“要你们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他稍作停顿，劝慰道：“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
听了周恩来的话，陈再道、钟汉华情绪缓解，表示一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实汇报情况，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决策。
●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
7月15日上午，东湖宾馆梅岭一号。
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和四川问题。毛泽东很关心部队和部队的干部，连续询问了各省的军管情况。最后，他表态说：“要着重做军队的工作，给他们开脱。”
7月16日上午开始研究武汉问题。听了谢富治、王力的汇报，毛泽东对其夸大其词的说法不以为然。他点燃一支烟，随便地伸展两腿，语气轻松地说：“有那么严重吗？湖北的问题，我看也不难，比湖南、江西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王力做着笔记，深为毛泽东的态度着急，再说下去，很可能就要表态支持武汉军区了。他长期与毛泽东接触，知道毛泽东听得什么，听不得什么。于是，他大讲特讲“三新”、“二司”和“工总”几个造反组织如何受迫害，如何想念毛主席，如何在高压之下坚持革命造反，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武汉军区打击压制造反派，解散工人总部，抓了人家的头头和那么多群众，民怨很大。”谢富治帮腔说。
王力接着说：“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没人听，老太婆、小孩子都进屋说造谣。三新、二司的报纸出来都抢着买，有广播，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听。”
这番话起了作用。毛泽东一皱眉头，身子正了正，手掌击着沙发扶手：“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压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下令：“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他沉默一阵，心情平静了些许，语气也变得宽宏：“陈再道呀，政治上落后了，不用脑子，这下要动动脑筋了。”
“他的错误很大。”王力急抢一句，生怕毛泽东宽容。
“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毛泽东却愈加宽容，似乎王力的态度引起他什么警觉，故意显出轻描淡写的样子。“陈再道要检讨，转得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毛泽东望望谢富治，谢富治没表态，也不好表态。毛泽东淡淡一笑，“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保驾，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毛泽东吸了两口烟，接着说：“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公开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工支农。军训怎么样？”
“军训全反过去了！”王力有些耐不住性子了。“三支”是支工、支农、支左。毛泽东一下子就肯定了武汉军区的“两支”。
“反过去有什么要紧？反过来就行了。”毛泽东更是显得心平气和，“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保守组织。”谢富治替下王力，“前段造反派受他们压，压得厉害，现在开始全线反击……”
毛泽东联想万里。他打断谢富治的话，说：“全线反击是中央苏区的口号，结果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敢相信！”毛泽东挪动一下身子，“百万雄师是一个群众组织，要继续保持名称，做工作，搞入正轨。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还是主席讲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杨成武的任务与武汉地区谁造反、谁保皇，支持谁、反对谁并无直接关系，他参加汇报会也只是听听，所以讲话不多，只是在关键时刻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我们应该做大联合工作，不要再给两派煽风点火。”
“我跟成武是一致的。恩来啊，还有你。”毛泽东把大手一划，将坐在两边的周恩来和杨成武同他画在一个弧里，“我们都主张大联合。”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尽快落实主席的战略部署，促进各派大联合。”毛泽东脸上溢出了一层笑容，兴奋地把手指在沙发扶手上弹了弹。周恩来见该说的话都说得差不多了，侧过身请示毛泽东：“主席，你看其他同志留在这里协助你，我是不是可以回北京了？这个月还有几次外事活动。”王力急忙插话：“我看总理还是不能马上走。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我们都不太熟悉，协助主席工作难免会出差错，还是请总理多住几天，帮我们把大政方针决定下来再走。”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周恩来，“你看呢？”周恩来思索了片刻，说：“那我就再住几天吧，把军区领导同志的思想工作做通了再回北京。”“很好！我同意！”毛泽东对在座的人打着手势说：“中央确定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要先从解决部队同志们的思想认识着手。军队的思想通了，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就都好做了。这次各兵种负责人都到了，大家一起搞促进，我看问题不大。你们说对不对？当然啰，有人要搞促退，那就不好了。”周恩来凭着他的政治敏锐，很快意识到解决武汉问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这是领袖亲自坐镇指挥处理文革问题的一个典型，武汉问题解决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全国局势的稳定。周恩来说：“我想今天下午就开始召开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他们的汇报。我们中央来的同志，除主席外，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都参加听一听。”对周恩来的意见大家都点头称是。毛泽东笑着说：“还是恩来办法多，善于解决各类矛盾。”他喝了口茶，又说，“不过，我要说明一下，任何时候都不要否定我们的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周恩来插了一句。毛泽东继续说：“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出了伟大的成绩，没有人民解放军，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有像刚才你们讲的那样的好形势。”毛泽东侃侃而谈，不时来两句幽默，“军队是有很大成绩的。前一段，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主要是没有经验，没有教育。我们共产党人，不能不教而诛嘛！”“主席说得好，我们一定照主席的指示办。”王力表态说。“恩来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猛吸了口烟，说：“你告诉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主席，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结束后，您是不是接见一下陈再道和钟汉华？”周恩来合上笔记本，建议说。

“好么。”毛泽东望着周恩来，猛吸了口烟，“恩来啊，你也做做武汉军区的工作，告诉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就会拥护陈再道。”
从7月15日开始，每天下午，周恩来就在百花一号召集谢富治、王力等人及武汉军区和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开会，落实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措施。
7月16日下午，会议如期进行。陈再道代表武汉军区党委汇报支左工作：“我们军区党委最早响应毛主席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号召，介入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半年多来，我们各级支左办公室经受了考验，作出了巨大的成绩……”
“把工人总部这样的革命组织打成反革命也是成绩吗？”没等陈再道说完，王力出其不意地发问，“请陈司令回答这个问题。”
“根据调查摸底，我们发现工人总部的头头确有很多问题。”
“有问题不等于不革命嘛！”谢富治打断陈再道的话，粗暴地说，“工人总部虽然有错误，但他们最早起来造王任重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
钟汉华忍不住，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觉得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以来，还是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我问你，你说的左派是哪些组织？”王力问。
钟汉华回答说：“当然指的是百万雄师啰！他们成份好，听话，生产骨干和积极份子多。所以，我们的支左方针不能变，而要更明朗。”
“你坐下！”谢富治挥了挥手，盛气凌人地说，“你们不是支左，你们扶持的都是在文革初期死保湖北省委一小撮走资派的保守势力。”
“你这样的结论我们接受不了！”陈再道气愤地答道。
谢富治恶狠狠地说：“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他站起来用手比划着，“现在，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
“正因为我们不是几岁的娃娃，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谁好、谁坏。”
“你叫什么名字？”谢富治板着面孔瞪着刚才说话的人。
“我叫韩东山，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哼！”谢富治冷笑一声，“你就是韩东山啦，真是久闻大名。黄石市共有30多个革命造反组织，都被你勒令解散了，还有的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你有句名言，叫‘武汉有个屌工人总部，黄石有个屌联络总部，不管你几十万，我一个通令叫你完蛋’。是不是这回事？”
韩东山额头渗出了汗珠，打了个愣怔，“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革命群众可都记得！”
“他们反军，要揪武老谭，违反了军委八条命令，性质当然变了！”
“造反派揪武老谭，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完全正确。”谢富治拍着桌子吼道，“你们要来个180度的大转弯。不转弯，后果你们自己考虑！”
王力冲着陈再道、韩东山笑了笑，不阴不阳地说：“你们是军人，应该懂得对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热血涨红了韩东山的脸，他脖子上的青筋鼓得老高：“‘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
谢富治听了，气得眼睛都瞪圆了，大声喊道：“你反对林副主席？”因为林彪曾经有话：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在理解中执行。
陈再道汇报一条，谢富治、王力马上反驳一条，双方唇枪舌剑，争辩不休。每次相持不下，总是周恩来出面调和，才使汇报得以继续进行。
7月16日晚，天热得像蒸笼似的，四周没有一丝风。王力独自乘车到了华中工学院。华中工学院是“新华工”总部，王力一进大门，就高声宣布：“华中工学院现在是武汉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新华工’是真正的造反派。我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向你们表示慰问！”
困守在这里的所有造反派勇士们，全都哭了。热泪在脸上横流，热血在心中翻滚。他们把王力抬起来，在校内欢呼、游行。“胜利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了！”口号震天。
王力进一步说：“工人总部必须翻案。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释放。”他亮着嗓门高喊，“武汉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表态后，造反派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7月17日夜间，谢富治、王力来到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对“百万雄师”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一到，就让总站的负责人立即开出了一张“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之后，谢富治看了看，装进了口袋。
到了7月27日，这张名单上的13个人，全部以种种罪名逮捕了。其中8个，一直关到1972年，才被批准“保外就医”出狱。
王力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负责人说：“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负责人解释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一回去就挨打，是被逼得才这样。现在，中央代表团让我们回去，我们表示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去。”
王力听到这里，说：“你们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你们怎么管得了别人呢！”
“那你的意思是叫我们单方面撤退，是不是这不叫制止武斗，是让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负责人态度很强硬。
“谁让你们投降？你们想一想，你们把对方当成了什么人！这是对敌人使用的语言，你们把自己的同志当作敌人对待，这是中央代表团绝对不同意的。”王力激动得满脸通红，“过去，你们把人家当反革命看待，就凭这一点，你们就是错误的。”
“中央代表团不能偏袒一方，各群众组织都是平等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负责人内心有些发毛，表面还是忍了下去，“希望中央代表团要平等对待，一碗水端平。”
第二天，“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向所属各组织传达了王力的讲话。不传达则罢，一听传达，“百万雄师”都跳了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王力多次同“北航红旗”四个造反派谈话，声称中央要对武汉问题公开表态，“百万雄师”和四川“产业军”是同类型的保守组织，对他们当中搞武斗厉害的头头要处理。
王力煽动说：“陈再道的问题严重，1967年还在保刘少奇，认为刘少奇是人民内部矛盾。支左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作检查。武汉问题这么严重还算好的，其它省的问题更严重，这主要是军队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王力把毛泽东7月16日、17日的谈话记录，擅自拿给“北航红旗”的尹某看。尹某便把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办法全部泄露给了武汉的造反派。
武汉的造反派听到这些消息，欣喜若狂。到处张贴大幅标语：“坚决拥护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向王力同志学习，致敬！”
“百万雄师”也不示弱，针尖对麦芒地贴出了大幅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之后，还公开点出了王力的名字。“王力下连当兵，工农群众欢迎！”
由于谢富治、王力在多种场合错误表态，支一派、压一派，武汉两派群众组织的对立情绪不但没有缓和，反而一天比一天加剧。
7月18日，武汉军区汇报工作结束，中央代表团举行总结会。
下午3时许，周恩来身着短袖衬衣，在谢富治、王力、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的陪同下，步履矫健地走进会场。顿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同志们！”周恩来双手交叉抱臂，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和善地扫了一遍与会者，语调深沉地说：“我们中央代表团经过四天的调查研究，听取汇报，已经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尽管武汉的武斗比较厉害，走了许多曲折的路，但这并不能阻挡武汉人民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胜利前进。”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与会者的心情都很紧张。因为周恩来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

“总的来说，武汉军区在对待革命造反派组织工人总部，在逮捕革命群众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错误，甚至很严重。”周恩来打着手势说，“这些错误不应当推给广大支左干部，应由军区主要负责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主动承认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人总部平反，迅速放掉工总头头朱鸿霞，支持造反派……”
钟汉华脑壳轰地一声，血压骤然升高，眼前一阵发黑，他挪了挪身体，用手紧撑着前面的桌子。陈再道看着他激烈而又痛苦的神情，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捶了捶头。
周恩来继续照着提纲讲话：“我们可以预料，工人总部起来以后，可能会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做。武汉区的大联合要以‘三钢’、‘三新’等革命组织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像‘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组织，中央认为不需要压，他们自己会起变化的。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也要进行整风，大家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提高认识和觉悟，这是文化大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大多数与会者默默地记录着。这几天，虽然他们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他们一直以各种和缓的方式抗争着，解释着，希望中央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到头来，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我希望，军区的同志们都要面对现实，虚心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周恩来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把目光停留在陈再道脸上，很诚恳地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许多参与者，包括我自己，由于缺乏经验，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错误并不可怕，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中央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武汉军区党委，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嘛！对此，中央心中有数。此外，我还要说明一下，武汉军区领导同志犯错误，我也有责任。他们解散了工人总部，可能是受了我一次讲话的影响。我希望同志们也能体谅他们。”
周恩来最后的一段话，使与会者大为震惊和感动。陈再道的心猛地一揪，激动地望着周恩来那和蔼可亲的黑瘦面容，泪水夺眶而出。多少年来，他参加过党内许多次路线斗争，谁要是扣上党内“路线错误”的帽子，轻则罢官、撤职，弄不好还要蹲监狱。而总理在批评别人错误的同时，还主动承担责任，这是多么亲切的关怀啊！
据说，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是他亲手拟定书写、毛泽东审阅同意的。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性情豪爽的陈再道，由于思想拐不过弯来，直话直说。
7月18日晚，苍穹瓦蓝，繁星闪烁。
8时许，周恩来领着陈再道、钟汉华去见毛泽东。走进梅岭一号，毛泽东正在会客室里等候，谢富治、王力、杨成武、李作鹏坐在毛泽东对面。
周恩来侧让一步，将陈再道、钟汉华让到毛泽东面前，说：“主席，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来了。”
“嗯，你们好啊！”毛泽东与陈再道、钟汉华握手，示意他们坐在自己右边的沙发上。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另一侧。
毛泽东望着陈再道、钟汉华，问道：“你们怎么样呀？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性情豪爽的陈再道，由于思想拐不过弯来，直话直说。
“哈哈！”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手包罗万象地一划，又一兜，“都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听毛泽东这么一说，陈再道沉重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急忙表态说。
“那可不行！”毛泽东捶着腿说，“你们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上得了台下不了台啦！我看，你就写下检讨什么的东西，到处去发。你们看这个方法好不好？”
陈再道、钟汉华笑着点头，连声说好。
坐在对面的谢富治朝陈再道摆了摆手，陈再道望着他感到莫名其妙：“么样的？”
谢富治说：“我是提醒你注意听。主席讲话，不要插。”
陈再道发了毛：“主席问我不说啊？主席保我我不该表个态呀？”谢富治一脸尴尬。
毛泽东望着陈再道的憨态，忍不住笑了。“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就集中到军队身上了。”他指了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湖北与河南、江西相比，还没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2月28日八条命令下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毛泽东弹了弹烟灰，接着说，“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些组织。4月6日10条命令出来后，你们的日子不好过了，造反派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军委下的。你们这里是中等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小报，他们有约束了，下了命令，不要乱放枪。”毛泽东吹了吹下唇，补一句：“河南还在打。”
谢富治插话：“我们去湖北大学、三钢、三新看了，他们对中央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
王力说：“也去了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的据点。”
毛泽东将手一摆：“你们去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方。”
谢富治和王力同声解释：“我们都平衡了。”
“武汉问题怎么解决？”毛泽东突然问了一句，然后用手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你们的话。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他打了一个手势，“三方要开好会，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要有一点时间，军队的人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要冲你的……”
李作鹏插话：“百万雄师对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有点冷淡。”
王力点头：“也有点慌的样子。”
“告诉他们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嘛。”毛泽东望一眼王力，“不能说他们都是坏的吧！”
杨成武接了一句：“百万雄师大部分是产业工人。”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深深地吸了口烟，用左手打了个手势，“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一派工人是革命的，那一派工人就不革命吗？招待所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他们说不出来。我看他们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够合起来？总要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就是急。”
周恩来解释说：“后来推迟了三个月。”
“不必忙，世界上的事情，不忙可能好一些。”毛泽东用手指地，是讲东湖宾馆，“这里加入工总的也说有错。”他把烟头灭了放在烟灰缸里，“不是打倒。‘三新’那么厉害？有些话不能全信。什么打倒、枪毙了，绞死、油炸了，全线出击哟……”毛泽东身子靠向沙发，像干完活儿歇口气的样子。
“如何解决武汉问题？”少顷，毛泽东又重拾话头。“你们主要还是要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
“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要中央文革讲话才行。”陈再道突然冒了一句。
王力以为陈再道将他的军，满脸涨红，“百万雄师不听中央文革的。”
毛泽东息事宁人地摆一下手，“军队就有这个好处，讲直话。讲出来有好处，转过来总有一个过程嘛！不能要求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的干部战士。我问招待所的小胡、小黄，他们说，军区第一有功绩，第二有错误，不是打倒。”他指着谢富治和王力，“要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好思想工作。”
“我们马上照主席的指示安排。”谢富治和王力同时表态。
毛泽东再转向陈再道和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马上又再转向谢富治和王力，“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告诉三新、二司，注意别翘尾巴，注意内部可能发生内战……”

毛泽东疲惫地向后一仰，伸出两条腿，缓缓垂下眼皮。他似乎谈得很累。
汪东兴进来报告：“主席，北京来电话，有人把刘少奇揪到群众大会上批斗。”
毛泽东蓦地睁开眼睛，“对刘少奇不能这样搞法。这样搞捞不到什么油水，没水平，仓促上阵，搞不好成为武斗。要他承认反党，死也不会承认。我不是给刘少奇说话，是怕群众下不了台。”他重新坐直身体，收回两腿，“还是背靠背好。”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在茶几上，习惯地往前一推，作了一种结束谈话的姿势，“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各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候，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领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二次革命，黄兴的参谋长就是章士钊，调和复国论。”毛泽东语言连贯，但跳跃性大，有时省略许多内容，不知内情的人会以为前言不搭后语。他侧过脸，望陈再道和钟汉华，“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大约10点钟左右，毛泽东谈话结束。他站起身来，很客气地把陈再道、钟汉华送到走廊上。
这时，恰遇几位服务员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指着陈再道对他们说：“认识不认识？这就是你们的司令员。你们要打倒他，我是不打倒他的。你们握下手。”
服务员们纷纷同毛泽东及陈再道、钟汉华握手，说：“不打倒了。”
毛泽东望着陈再道，风趣地说：“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不打倒你！”
听了毛泽东的话，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参加接见的人陆续走出了梅岭一号。周恩来和杨成武留在走廊上。周恩来马上要离汉返京，他要向毛泽东告别。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恭敬地请示。
“文化革命搞了一年了，明年春天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九大’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邓小平要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的声音如二月的春风，透着一种和煦。周恩来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接着说，“贺龙、乌兰夫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稍停，他似乎记起了什么，问：“他现在在哪里？”
“在象鼻子沟。”周恩来回答，“安全问题，杨成武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忠负责。”
“你们要保护好贺龙。”毛泽东交待，“还有乌兰夫，少数民族的代表。”
“乌兰夫也保护在象鼻子沟。”杨成武报告说。
和毛泽东握别后，周恩来与杨成武向门外走去。
“问题基本解决，按主席讲的方针，要搞好大联合。”周恩来说着，要和杨成武握手告别。
杨成武说：“总理，我送你去机场。”
“你不要去，外面很乱，你去了怕回不来。”
“不要紧，总理，我不看到你起飞，我不放心。”
周恩来和杨成武边走边谈来到了大门外，陈再道和钟汉华仍等候在门前的草坪上。周恩来与他们握手后，再三叮嘱：“按主席指示，要搞好大联合，要稳定局势。”
“我们听总理的。”陈再道和钟汉华诚恳地说。
周恩来走上汽车，按下车窗玻璃，向草坪上送行的人招了招手，离开了东湖宾馆。
送走了周恩来，陈再道信步向南山住所走去。轻柔的夜风吹拂着小径两旁的草木，一丝丝凉意沁人心脾。远方，偶尔传来几声鸟鸣。多么宁静的夜晚啊！
陈再道回想起这几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心情变得开朗。毛泽东慈祥的笑容，周恩来真诚的告慰，驱散了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他想了很多很多，想得很远很远。渐渐地，毛泽东那高大的形象又浮现在他的心头。一些过去的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掠过：
1952年，陈再道在河南军区任司令员，军区机关设在河南省会开封市。一天，河南军区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视察黄河途经开封，打算停留几天，要河南军区作好接待准备，特别是安全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那时候，古老的开封百废待兴，毛泽东住在哪里，考虑再三没有合适的地方。最后，陈再道决定把自己居住的红洋楼让给毛泽东下榻。这座红洋楼是解放前外国人到开封时，一个邮电局长修建的住所，在当时的开封，要算条件较优的住处。
毛泽东到开封后，住进了那座红洋楼。这是陈再道第一次同毛泽东直接接触，所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由于陈再道的临时住处和红洋楼距离很近，他经常到红洋楼去看望毛泽东。在一次次的交谈中，毛泽东问他的家庭，问他的出身，问他的经历，问他的工作，他都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听了以后，赞叹地说：“你这个放牛伢，现在当了司令，可真不简单！”然后，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
毛泽东还对当时的工作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毛泽东说：“你们在做好军区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参加地方的生产建设。”他还特别叮嘱，“要同地方党政机关一起，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1956年，陈再道在武汉军区任司令员。5月31日清晨，毛泽东从长沙来到了武汉。
毛泽东一下飞机，在王任重、张体学、陈再道等党政军领导的陪同下，登上了“武康”轮，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工地。下午2时，毛泽东游兴甚浓，下到江中游泳。他安详地躺在江面，时而舒展双臂侧游，搏浪前进；时而潜身入水，隐进万顷波涛；时而望天仰游，翘起“二郎腿”，悠闲自得，浮在波峰浪尖上。
陈再道被毛泽东的游技吸引，再也稳不住了。他换上游泳裤，纵身跳入水中，随着“嗵”的一声，只见江面上两只手在上下左右乱扑打，一蓬黑发在赭黄色江面一起一伏。陈再道忘了自己是个旱鸭子，在浅水塘里也许能扑腾几下，一到大江里就被冲翻了。几个护游健儿见状，箭一般地游了过去，把他推上了小木筏。
毛泽东这次来武汉，曾三次畅游长江，写了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
1958年9月，毛泽东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来到了武汉。
次日下午，陈再道来到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晋见了毛泽东。陈再道向毛泽东简要汇报后，请毛主席接见参加武汉部队党代会的全体代表。毛泽东欣然应约。旋即，驱车前往武昌傅家坡军区大礼堂，接见了党代会的400余名代表。又到大操场合影留念。
张治中感到犹豫，对同车的曾希圣说：“希圣同志，这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不是中共党员，不必参加了吧？”
“我也不准备参加。”曾希圣说。
烈日烤得大操场滚烫，地上像要冒火。毛泽东顶着酷暑等候在那里。
陈再道和叶子龙跑过来说：“主席等你们一起照相呢。”
张治中、曾希圣疾步走到毛泽东面前。
“我不要照了吧？”张治中有点为难。
“为什么？”毛泽东微笑着劝道，“文白，1956年八大时，我们不是邀请了许多党外朋友参加了照相吗？”
“你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呀！”陈再道补上一句。
大家在谈笑中留下了愉快的一瞬。
1961年9月，秋高气爽。在武汉的毛泽东，陪同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乘坐汽艇游览长江沿岸风光。陈再道和湖北省的负责同志，也陪同他们登上了汽艇。
毛泽东见陈再道走过来，向蒙哥马利介绍说：“这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
通过身边的一位翻译转述，蒙哥马利紧紧地握住了陈再道的手。
毛泽东接着介绍说：“他是农民出身，没读过书，打仗很勇敢。”
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战场赫赫有名的元帅，听了毛泽东的介绍，使劲地摇晃着陈再道的手，注视的目光中带着几分钦佩和惊异。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年夏天，毛泽东在广州小住，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相约去看望。毛泽东在一个室外游泳池旁搭起的篷子里，接待了三位从大别山走出的上将。
天气酷热。三员战将个个汗水淋漓，倾听毛泽东谈天说地。忽然，陈再道望着那池碧水，招呼也没打一个，将身上的军衣一脱，穿着大裤衩子，“扑通”一声跳进了游泳池。

毛泽东愣住了，不再侃天下，望着陈再道玩水。许世友和王建安也愣住了，大概他们觉得，在领袖面前不能太随便了。
陈再道游了一阵，毛泽东高兴地站起来，对在座的将军说：“我也要下水了。”说完，便笑容满面地下到了游泳池中。
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看得出，他对陈再道“不拘小节”的举动，是没有丝毫介意的。
游完泳，毛泽东又留三位将军一起吃饭。这位历史的伟人，对工农出身的将领向来是宽厚的。
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我们这些跟随他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未曾动摇的将领，为什么现在一个个都跟不上节拍，掉队落伍，而且动不动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陈再道百思不得其解。
第三章 江城风雷
●“别跟他们罗嗦，拉到军区大院去！”说着，后边那些人把前面的人挤到一边，“王力呢？哪个是王力？”
谢富治、王力到机场送走周恩来，连东湖宾馆都顾不得回，迫不及待地溜到了“工人总部”所在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顿时，学院里欢声雷动，一片沸腾。
造反派的激情感动得谢富治、王力热泪盈眶。他们毫不犹豫地戴上造反派的袖箍，在头戴柳条帽，手持木棒的“文攻武卫”队员的护卫簇拥下，先视察了造反派的据点、工事，接着又慰问了武斗负伤人员，最后，直奔操场旁的“红水院”体育馆。
望着如潮的人群，谢富治热血涨红了脸。他高声喊道：“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你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你们放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
紧接着，王力的声音又在体育馆内回荡，他几乎是在喊叫：“武汉问题一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制、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王力叫喊的余音未落，谢富治又让刘丰表态。
刘丰是一个善于观人脸色行事的政治投机商。几天前，他还主张要“多抓几个造反派”，此刻，他却判若两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我是一个小学生。过去，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向你们道歉！”他昂首挺胸，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接着说，“今后，我们一定要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做你们的坚强后盾！”
体育馆像一锅刚开的水，沸沸腾腾。
7月19日凌晨，武汉三镇的楼顶、树顶、杆顶、龟山、蛇山、桥头、码头，凡是有一定高度的地方，造反派都架起了高音喇叭，反复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实况录音和王力的“四点指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武汉军区按照事先的计划，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议，通过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下午，在军区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听中央代表团传达中央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
在上午的常委会议上，首先宣读了陈再道和钟汉华的检查，然后，请与会人员提出补充修改意见。大家沉默不语，木然而坐，心情异常沉重。好像坐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上，随时都有被风浪颠覆的危险。
下午，军区党委扩大会在军区小礼堂举行。参加会议和旁听的有武汉部队师以上的干部和支左单位的负责人，也有少数群众组织的头头，还有部分省、市被群众解放出来的领导干部。由于会议内容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所以，与会人员早早来到了会场。
会议由陈再道主持。他简要说了几句开场白，就宣布由谢富治传达中央领导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谢富治谨慎、缓慢地传达了周恩来7月18日的总结报告，他很会审时度势，在人多势众的场合下，从不张牙舞爪训斥别人，特别是在人们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他善于借用中央或集体的意志解脱大家对他的责难。他讲了一个多小时，尽管字字句句如同炸弹一样，强烈撞击着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大家对他本人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恶感，似乎他只是一个传达者或执行者而已。
王力坐在主席台中央部分，他将头上五角星军帽摘下来，放在讲台桌上，不时打量着台下听众的情绪，心里盘算着会议结束后，人们将何去何从。尽管他知道参加会议人员的对立情绪很大，但他竭力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架势，让人们知道他是中央代表团的铁腕人物。
本来，会议之前，谢富治、王力商量，会上只由谢富治传达中央领导指示，王力不作讲话。可是，谢富治讲完话，王力突然提出要讲一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
“同志们，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意见，已由富治同志讲过了，我不再重复。在这里，我想给大家讲一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问题。”王力直了直身子，习惯性地环顾了一遍会场，开始讲演起来，“你们学过今年第10期《红旗》杂志社论吗？标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器》，这是专门为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光辉著作发表10周年而写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阐述了党的基本路线，系统地整理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老人家的重要思想，对指导今天的革命和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接着，王力以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礼堂一片哗然。有的表示不解，有的表示愕然，更多的干部则被激怒了。他们有的欲言又止，想站起来质问王力；有的欲起又坐，想即刻离开会场；有的怒目相视，想看看王力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坐在台上的王力，眉飞色舞，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这些，没完没了地讲得津津有味。他从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到1967年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讲到“二月逆流”……
“武汉的工人联合会，也就是百万雄师的前身，一开始就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点燃了武汉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因而，我们要大树特树工人总部。”王力结合武汉的情况，表明了态度。
接着，他别有用心地宣称：“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发表了《二·一八表明》、《三·二一通告》，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王力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嘴角流出了白沫，一直讲到夜晚11点多钟才收场。就连谢富治也听得不耐烦，先行回到了东湖宾馆。就在王力在军区礼堂大放厥词的时候，“百万雄师”似乎从最初的打击中清醒过来，以最大的势头开始反击。一时间，声讨谢富治、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震天呐喊响彻江城。
晚饭后，湖北省直机关的一些干部和部分解放军战士，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王力接见和回答问题，并要王力解释清楚在水利电力学院的“四点指示”究竟是什么意思，居心何在？
会议结束时，军区大院门口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为了王力的安全，陈再道只得派人把王力从后门送出。
这时，“百万雄师”和部队的一些战士，采取了非常的造反行动，他们乘坐几十辆拉着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一起涌入了军区大院，愤愤不平地质问军区：
“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那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
“军区支左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观点相同的军区机关干部和家属们，纷纷前来送茶送水，以表示对自己这一派战友的慰问和支持。

陈再道得知这一情况，心急如焚。他一边安排军区的几位领导到现场做群众工作，遏制事态发展，一边驱车赶到东湖宾馆向中央代表团汇报情况。
谢富治已经入睡，王力独自坐在房间。陈再道一进门，急切地说：“王力同志，百万雄师听了你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情绪很激动，要求你和谢富治同志接见他们。”
王力装出一副道貌岸然、若无其事的样子，阴阳怪气地冷笑了几声，他既不叫醒已经睡觉的谢富治，也不采取任何工作措施。
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北航红旗”、井岗山听到外面的呼喊声，感到事态严重，再三要求，王力才慢吞吞地叫醒了梦中的谢富治。
此时，“百万雄师”已经来到了东湖宾馆外。
回到住所，陈再道心神不定，坐卧不安，望着窗外磷火般闪烁的星星，不敢合眼。
7月20日清晨，陈再道顾不得洗一洗满身的疲惫，焦灼地到百花二号找谢富治，研究如何控制眼下的局势。
陈再道刚到谢富治的房间，“百万雄师”200多名代表就愤然冲了进来。他们挤在门口，吵吵嚷嚷。“把王力交出来，让他回答问题！”人群里有人喊道。顿时，后面的人也七嘴八舌地嚷叫起来：“对，让王力出来，回答问题！”
王力就在隔壁房间，外面吵闹，他听得一清二楚。他躲在房内，一动不动，连粗气也不敢出。
陈再道见状，快步迎到门口劝道：“大家到外面去，有什么问题好说。”
“不行，我们要见王力。把王力揪出来！”门口的人群直往楼道里涌。
谢富治整了整衣服，戴正军帽，走出房间，沉着脸说：“我是谢富治，你们要干什么！如果你们要造反，好，先把我打死好了！”
这一举动，“百万雄师”的代表都被震住了。一个个瞪着大眼珠，望着站在对面的谢富治。在这位大名鼎鼎的公安部长面前，人群停止了喊叫，不再往前迈进一步。
“为什么非要这样呢？我相信，你们今天在场的，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是真心诚意想把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既然我们的目标一致，就应该心平气和地讲嘛。有什么天大的事，不好商量呢？”谢富治说着，走过楼道，“走，有什么问题，我们到外面谈！”
谢富治把挤在楼道的“百万雄师”代表领到了百花二号后门的一片草坪上。
谢富治、陈再道席地而坐，也招呼“百万雄师”的代表坐下谈问题。他们坐的坐，站的站，有的还靠在左右两侧的玉兰树和樟树上，把陈再道和谢富治围在中间。
谢富治、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举行了一次“草地谈判会”。
“谈判”结果很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百万雄师”的代表得到谢富治的许诺，同意立即离开东湖宾馆。
墙内有耳。躲在房内的王力，听到外面的气氛缓和，佯装镇静地走了出来，和谢富治、陈再道坐在一起。
这时，在军区大院等急了的军人和“百万雄师”群众，旋风般地向东湖宾馆涌来。把守东湖宾馆大门的8201警卫部队，正好与他们观点相同，便不加阻挡，敞开大门。人群如长江分洪，飞流直泻。
谢富治见状，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对陈再道说：“这是什么局面？你下命令，所有人员，立即撤出！全部撤！马上！”谢富治过去是陈再道的部下，现在却像是他的“太上皇”。
“事情是由你们中央文革引起的，我怎么插手！人又不是我调来的，我怎么让他们回去？这回可要靠你们做工作了！”陈再道停了停，还是不想得罪谢富治，“他们认为我是投降派，不听我的，我无能为力。”
说时迟，那时快，这些愣头愣脑的战士，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气呼呼地冲了过来。他们没有了理智，上前便揪，便抓，便打。一阵拳脚枪托，首先把陈再道打倒在地。陈再道躺在地上，呼喊叫嚷：“我是陈再道，我是你们的司令员，乱弹琴！”
混乱中，王力趁机溜到了他的房间。
几位半军半民的“百万雄师”铁杆分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走廊，高声喝问：“王力在哪里？出来见群众！”
眼看着逼到了跟前，王力为了不失中央首长的面子，从房间走了出来：“我就是王力，你们要干什么？”
“跟我们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
“我不去。”王力说，“有什么问题，等下午接见你们代表的时候再谈。”
“群众在等你！”先冲进来的，后拥上来的，把王力紧紧围住，立地形成龙卷之势。扯的扯，推的推，几个旋转，一彪人马都拥到了楼前的草坪上。
就在这个时候，保卫人员厉声喝道：“不许打人，有话说，有理讲！”
那些挥动拳脚、枪托的人员怔住了，一时出现了片刻的平静。
谢富治不失时机地向在场的群众说：“我们是中央代表团的成员，是代表中央来处理武汉问题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提。但是，不能搞武斗。谁搞武斗，谁就是对抗毛主席！”
有人问：“武汉地区，谁是革命左派？”
“谁是保守派？”
“军区支左的大方向错在哪里？”
谢富治、王力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后面有人喊：“别跟他们罗嗦，拉到军区大院去！”说着，后面那些人把前面的人挤到一边，“王力呢？哪个是王力？”
陈再道见势不对，强力支撑起受伤的身体，去阻拦向前涌动的人群，被一个彪形大汉一把拽到了一边：“投降派，走开！”
王力这时才感到后悔，不该轻率地从室内出来。此种场合，无论怎样能言善辩，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对方需要的是屈服和投降，而不是别的。他瞪着眼，毫无底气地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见状，急忙挤过来，手挽着手，紧紧护住王力，大声喊道：“同志们，大家要警惕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大家要提高警惕，提高警惕！”
“你们说，谁是坏人？谁是坏人？”不喊还好，一喊就如火上泼油。几个武装人员骂骂咧咧地还击：“他妈的，支一派压一派的家伙才是坏人！国民党才是坏人！”“百万雄师”的队伍一拥而上，推开谢富治和“北航红旗”四名造反派，七手八脚，把王力揪上了汽车。
在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汽车往军区大院驶去。在车上，有人把王力戴在头上的帽徽揪下来，把领章扯掉了。
群众大会搞起批斗来，便无所顾忌。到了军区大院，先是围攻，后是批斗，接着，就是坐“喷气式”。
就在王力坐“喷气式”的当口，他支持的“新华工”造反派派来一名“探子”，那人化装成8201部队的一般干部，乘混乱之机，挤到王力跟前，也似批斗的模样，低声告诉王力自己的身份，并请示说：“要不要我们调力量，冲进这个大院，把你抢救出去？”
王力紧张地嘱咐：“千万不要，你们千万不要插手，千万！”
王力想：事到临头，只能这样挨着，果真另一派再冲来，乱军之中，死于非命，那才叫惨。
一直到中午时分，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才利用吃饭的机会，设法将王力悄悄弄出军区大院，转移到了小洪山北侧的29师师部6号楼。
这一天，武汉三镇像炸开了锅一样。“百万雄师”调出500辆大卡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排成四路纵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人也参加了游行队伍。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几万军人全副武装，带着“百万雄师”的袖箍，刺刀上枪，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整个市区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他们一路上张贴标语，高呼口号：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
“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
“打倒王力！”
长江在咆哮！江城在怒吼！
●吴法宪紧急给空中发电：“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专机不能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

20日上午，林彪避开在北京的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危言耸听的信。写完后，叶群又叫秘书送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这是林副主席的意见。”
戚本禹看完信后，觉得事关重大，不敢擅自作主，又去找陈伯达、关锋商量和修改。最后，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的落款处，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林彪、江青的一番策划，决定派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乘专机飞往武汉送信，张春桥飞往上海，迎接毛泽东。临行前，江青交待说：“邱部长，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邱会作自然不敢轻视，为了防止出现意外情况，他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庄严得近似宣誓：“首长放心。我在，信就在，一定送到主席手里。”
下午两点十分，邱会作到达武汉。一下飞机，他找到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毛泽东转移到哪里最合适。由于张春桥已去上海，邱会作胸有成竹，所以商量结果自然是上海最为安全。
5点多钟，邱会作见到毛泽东，说明了来意，把那封信交给了他。邱会作说：“外面形势很不好，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对主席的安全很担心，建议主席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毛泽东“嗯”了一声，一边看信，一边笑了。显然，毛泽东将信将疑。
对于是否立即从武汉转移走，毛泽东一时没有拿定主意。如果走，到哪里去？是到长沙？是到上海？还是到南京？
周恩来得知武汉的情况，深感事态严重，他当机立断，决定速飞武汉。
下午3点54分，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飞机离武汉100多公里时，有25辆大卡车满载“百万雄师”，开进了王家墩机场，不知是欢迎，还是要闹事？吴法宪接到报告后，紧急给空中发电：“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持总理！专机不能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改降山坡机场。”
同时，吴法宪又给林彪办公室打电话：“武汉有几十辆汽车冲进了机场，要劫持总理。武汉军区有鬼，研究时军区有人参加，要不，消息怎么传出去的请向101(林彪)报告一下。”
接着，吴法宪又给刘丰打电话：“总理的专机要在山坡机场降落，你马上派空降部队抢占山坡机场，要保证总理绝对安全！”
中国当时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恰恰驻扎在湖北武汉。这支部队能征善战，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黄继光式的英雄。部队接到命令后，快速反应，抢占并封锁了山坡机场。
山坡机场离武汉市区约60公里，是一个军用机场。周恩来的专机降落时，机场内外已是一片刀光剑影，壁垒森严。
20年后，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了那次到武汉的情景：
我们随周恩来乘车到西郊机场，看到周恩来的专机已停在那里，同时，还有两架未起飞的飞机，机门已经关闭，但从机窗仍可看到那些熟悉的8341部队指战员，我预感到情况复杂，毛主席可能有危险，不然，怎么叫周总理亲自去武汉，还带了部队！周恩来再次赶飞武汉是为毛主席解围，救出王力和谢富治。
周恩来的座机在武汉王家墩低空盘旋时，见到机场上黑压压的人群，红旗招展。此时，见机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说了些什么，飞机又拔高朝另一方向飞去。大约十多分钟后，我们便降落在一个军用机场，后来知道叫山坡机场。飞机着陆时大约近5点钟，打开机舱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解放军战士好像比我们先到达几分钟，他们一个个浑身衣服都湿透了，但仍队列整齐，荷枪实弹地站着，作好了战斗准备，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这些8341部队的战士，为保卫毛主席，他们会不避枪林弹雨，立刻向前冲去。形势是相当紧张的，晚霞笼罩着寂静的山坡机场。
周恩来走下飞机舷梯时，就有人迅速引他走进一个临时支起的帐篷里，同当地的负责人通电话及谈工作去了，我们在帐篷外静候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只听见有人招呼全体人员再次登机出发，我们上了飞机后，我给周恩来及时服了治冠心病的药物，约飞了十来分钟，又回到王家墩机场降落。下机后，周恩来被引进机场会议室开会，里面已聚满了人。他们向周恩来汇报发生事件的详细经过……
为了不暴露目标，待到天黑后，周恩来穿上便服，戴上墨镜，他指定成元功、张树迎和高振普等警卫人员与保健医生及护士等少数人员随同，分乘两辆吉普车，由空军派人引路，开往东湖宾馆。
周恩来一到东湖宾馆，立刻召见了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研究事态可能发展的程度，商量毛泽东转移的方案。
“你们说，事态这样发展下去，最恶劣的结果是什么？”周恩来问。
几双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断定，谁也无法断定。
杨成武说：“群众绝大多数是好的，是热爱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但也不排除有坏人混在里面，万一群众不明真相，冲上梅岭，坏人再在其中活动，那就会出问题……”
谢富治说：“群众受蒙蔽，情绪这么大，万一被坏人煽动，被坏人利用，酿成兵变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打人、抓王力都是部队里的人干的。”
“为了万无一失，还是要劝主席离开武汉。”周恩来当机立断，向在场的人扫了一眼，“走，我们一起去见主席。”
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五人挤上一辆吉普车，驶到梅岭一号。一见面，周恩来便说：“主席啊，外面形势比较紧张，为了安全，是不是暂时离开武汉？”
毛泽东大手一摆：“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
周恩来使了一个眼色，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各诉理由，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武汉。大家谈武汉的混乱局势，谈“百万雄师”和部分军人的激愤情绪，谈矛盾的复杂性。谢富治说：“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阶级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主席，你多次讲过，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武汉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看清、能解决的，旁观者清，离开一下，可以从容调查解决。”毛泽东摸出一支烟，叼在嘴上，划着火柴点燃，猛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了一半烟圈，叹道：“唉！落荒而逃，恐怕不是好现象哟！”“你留在这里危险太大。我倒不太相信陈再道、钟汉华会造反，但不能断定群众组织中没有坏人。如果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制造事端，铤而走险，后果很难设想。”周恩来分析道。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不时从茶几上取出稿纸扇风，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主席，中央的同志都主张你暂时离开武汉，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为党负责，为国家负责，就这样决定吧！”周恩来见毛泽东沉默无语，相机劝说。
一直谈到晚上8点多钟，毛泽东才同意离开武汉去上海。“唉！”毛泽东感叹中充满了遗憾，“想到长江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众人总算松了口气。周恩来把杨成武叫到走廊，特别嘱咐：“你随主席去上海。一路上，你还要作先锋，走在最前面，如果有人堵车，你就说：不许堵，我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如果他们不听，你第二步可以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我这里，你们如果不听劝，我就不客气了。这时，如果有坏人敢动，你可以采取非常措施，消除危险。一定要保护主席安全到上海。”
“请总理放心，坚决完成任务！”杨成武浑身热血沸腾，立正行了一个军礼。
凌晨两点钟，毛泽东在杨成武、余立金的陪同下，坐着武汉空军的汽车，由刘丰护送，军用大卡车开道，从后门离开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飓风般地转移到了王家墩机场。
飞机紧急起飞。毛泽东在机舱里默默俯视着大地，依稀可见一条贯穿东西、闪闪发亮的玉带，那是长江，毛泽东曾经18次畅游过的长江。他微微闭上眼睛，心中荡起了深深的眷念。
据说，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后，最懊恼的一次旅行。
毛泽东到上海后，神情懊丧，心事重重。陈再道从一个放牛娃到将军，南征北战几十年，即使是在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也未曾听说他有过动摇，怎么一下子就要搞兵变呢？如果他真的搞兵变，我们从武汉走得了吗？

毛泽东久久思索着。
晚饭后，毛泽东单独叫来杨成武，相随出楼，沿着虹桥宾馆草木间的那条小径散步。他突然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后才认识的。”杨成武回答说。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您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的。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反剪着双手，不时显出些许焦虑的神态。他又问杨成武：“你知不知道陈再道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
“你去问问总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毛泽东思索片刻，接着对杨成武说：“你告诉总理，让他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接到北京。”
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牵挂。
●王力来了威风，他一改儒者风度，满脸肃然地对刘丰说：“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我看陈再道就是要变天！”
毛泽东顺利离汉赴沪，周恩来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下来。他望着朦胧的夜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过身来，他严厉命令武汉军区：“迅速把王力同志找回来！”
当晚，韩东山和叶明匆匆赶到29师6号楼，王力却无踪无影，不知去向。韩东山、叶明急得满头大汗，派人到29师师部询问，值班的师部参谋支支吾吾，只说王力已经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就是不肯透露具体地址。
原来，王力转移到29师6号楼后，“百万雄师”的队伍，就像汽车卷起的烟尘一样，尾随而来。
29师政委张昭剑窥测形势，认为有机可图。他推开王力的房门，恐吓说：“首长，不好了，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在搞暴乱，现在已经包围了29师师部，外面的喊声就是要抓你的……”
王力不禁打了个寒颤，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你看怎么办？”
“走，上山！”张昭剑想了想，果断地说。
“上山？”王力发现自己的呼吸困难了，上哪里的山呢？外面的形势果真那么凶险，以至到了只有上山打游击的地步了吗？如果真是要爬山越岭，像自己这样的身体，成功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张昭剑见他误会了上山的含义，忙解释说：“山上有我们的哨所，比较隐蔽。”
“行，我们快点走。”王力紧张得坐不住了。张昭剑亲自率领两个半连队，马不停蹄，把王力护送到了6号楼南侧的小洪山上。但是，不到10分钟，“百万雄师”又包围上来了。
张昭剑乘包围圈没有紧缩的时机，把王力转移到附近的珞珈山上。他在这极其危险的关头，为王力寻到了片刻安全。
但这样终究不是个办法。张昭剑又找到一个分散执勤的小分队驻地，把30名干部、战士集合起来，作了紧急战地动员：“同志们，现在有一个光荣伟大的任务要交给你们，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一位首长，他的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我们是毛主席的革命战士，我们能够不挺身而出吗？革命战士头可断，血可流，决不能对不起伟大救星毛主席！”
战士们为得到这样的信任，深深感动了。他们都失声痛哭，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毛主席万岁！下命令吧！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人，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王力被安排在这个小分队驻地。
“首长，回北京见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要代我们问好，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张昭剑40多岁，正是奋发向上的最佳年纪。他不断寻找机会，与王力套近乎，想为自己日后青云直上作铺垫。
王力的思绪仍停留在高度的紧张之中，眼下他不想说话，也不想回答任何问题。对张昭剑的不断唠叨，他只是轻轻地点点头或淡淡地一笑，算是答复。
王力被29师藏着的消息，不知刘丰是怎么知道的。21日上午，刘丰窜到29师师部，他一见张昭剑，就破口大骂：“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什么人？都是一些乌龟王八蛋！你他妈的不要奴隶主义。我问你，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再道、钟汉华的？”
张昭剑被刘丰骂得昏头昏脑，狡黠地说：“我听空军的！”
于是，张昭剑交出了惊魂未定的王力。刘丰派空降兵部队的两个班，把王力转移到了洪山一个雷达站。也就是刚刚转移出去不大的工夫，那个小分队又被包围，并有人发觉晚了一步，连声喊道：“王力跑了！王力跑了！”
王力来到雷达站，换上蓝裤子，变成下山买菜的给养员，几个人撇开大路，踏着荆棘，潜行到山下。几经辗转，才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这时，王力一改儒者风度，满脸肃然地对刘丰说：“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我看陈再道就是要变天！”
接着，他又摆出了“钦差大臣”的架子，教导刘丰：“主席早就说过：‘不破不立’。旧的势力不砸烂，新生力量就不会成长。你们不但要敢于革命，而且还要善于革命，特别是对于人武部，不能掉以轻心。这次武汉事件，我看到了基层一些旧势力的猖狂性和顽固性。你们要采取彻底革命的方针，努力创造一个革命的大军区。”
刘丰很虔诚，像小学生听课一样，连连点头称是。
中午，“百万雄师”举行了20万人集会，愤怒声讨谢富治、王力。会间，先后收到陕西、辽宁、四川、贵州一些群众组织和湖北30多个地、市的声援电。
黄冈地区“大别山红色司令部”给“百万雄师”的声援电说：
欣闻反革命两面派谢富治、王力落入“百万雄师”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感到无比的兴奋。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你们英勇战斗的结果。我们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意！并向你们表示强烈的声援！
大别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引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根据地，是陈再道司令员的故乡，大别山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你们的钢铁同盟。我们誓死与你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红卫兵成都×××部队”给陈再道的信说：
敬爱的陈再道同志，我们坚决支持您老人家的伟大革命行动，希望您用足您现在的权力，把那些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文明、世界上空前的独裁分子从地球上彻底消灭掉。要知道，他们是想像割蒜一样，把参加几十年革命的老干部清除。一不做，二不休，您大胆地干吧，我们愿作您的啦啦队，为您鼓与呼。为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复仇！为成千上万被游街示众、被残酷斗争的革命老干部复仇！……
集会结束后，“百万雄师”举行示威游行。800辆载着全副武装军人的卡车开道，高举红旗、毛泽东画像和谢富治、王力漫画像的群众紧随。前面看不到队伍的头，后面看不到队伍的尾。
午饭时，从黄石市、黄冈地区、孝感地区又赶来了200多辆汽车，加入了游行队伍，把示威游行推向高潮。
武汉三镇，漫天飞舞着五颜六色的传单；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带着血腥字眼的标语：“毛主席受蒙蔽！”“炮打中央文革！”“油炸谢富治！绞死王力！”……
游行队伍经过汉水桥时，不知从哪里窜出十几个头戴安全帽、臂佩“钢工总”红袖箍的汉子，把一辆旧“解放”卡车横在桥上，试图阻挡奔流的人群。开道车上的一群年轻军人跳下车，冲了上去，与他们撕扭。游行队伍毕竟人多势众，几声怒吼，连车带人掀到了桥下。随着桥下“轰隆”一声巨响，马上有人领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示威游行的洪流，犹如滚滚长江之水，汹涌澎湃，势不可当……
7月22日凌晨3点多钟，王力由李作鹏、刘丰护送，以暮色为屏障，踏着星光，从武空司令部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王力到山坡机场后，刘丰很快给吴法宪通了电话：“吴司令吗？我是武空刘丰。王力同志已经安全转移出来了。”
“怎么转移出来的？”吴法宪问。
“我带人从29师接出来的。”接着，刘丰像讲传奇故事一样，绘声绘色地认真表白了一番。

“王力同志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转移到了山坡机场。”
“为什么要到山坡机场呢？”吴法宪不解地问。
“现在武汉形势很紧张，游行队伍很多。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刺刀的步枪……”
“我告诉你，王力同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好最好的学生，你们一定要保证他的绝对安全！如有任何不测，都要军法从事！”没等刘丰讲完，吴法宪严厉地说。
吴法宪放下电话，当即向林彪作了汇报。
7月22日，太阳一出山，便刺得人心里直发毛。上午，周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谢富治、李作鹏、刘丰和叶明、孔庆德等人开会。走进会议室，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站起来的与会者一一握手，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手势，便坐在会议室中央，亲切、慈祥、沉静地依次观望了每一个人，就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
“同志们，自从中央代表团到武汉以来，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辛苦了！”周恩来讲话的语调，轻松而温和，没有半点令人不安的语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始终认为，驻武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支左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是第二位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克服的。”
周恩来说：“关于7月20日绑架王力同志事件，中央认为这是极少数人制造的事件，与驻武汉的广大人民解放军没有关系，也和军区的广大干部没有关系。”周恩来环顾了一下与会人员的表情，接着说，“我们中央代表团离开后，摆在武汉军区党委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组织学习和贯彻毛主席在武汉的重要指示和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促进两派大联合，坚决制止武斗，夺取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鉴于陈再道、钟汉华两位同志在这次事件中负有重要责任，中央决定武汉军区工作暂时由叶明、孔庆德两同志主持。”周恩来望了望叶明和孔庆德，关切地说，“由于军区内部秩序目前不够稳定，建议叶明、孔庆德同志住到29师师部去。同时，希望你们转告陈再道、钟汉华同志，要尽快表态，跟上中央的部署，争取主动。这样，中央才好说话。”
最后，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武汉部队各兵种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的话，与大军区保持一致，不要随便表态。”
周恩来的指示，李作鹏和刘丰置若罔闻。
散会后，李作鹏在王家墩机场“三军指挥部”保密室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的名义，用密码电报通知海军驻汉各单位：
“7月20日，陈再道、钟汉华等一小撮混进军内的走资派，发动了一场罕见的反革命兵变。他们策划百万雄师一小撮暴徒，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同志，殴打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同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时至今日，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还在张贴反革命标语，进行反革命串连和游行。事态在继续着，海军党委要求你们公开表态，旗帜鲜明地支持以三新、三钢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打倒陈再道、钟汉华！”
李作鹏还授意曾经保卫毛泽东横渡长江的舰船发表《严正声明》：
“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中央文革，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我们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广大指战员从内心发出的钢铁誓言。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林副主席，谁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反对中央文革，谁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谁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不管他职位多高，资格多老，我们都要坚决地把他打倒！……我×××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
刘丰也与吴法宪串通一气，声称武汉空军也要对“七·二○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周恩来发现后，及时进行了制止。他们不仅不听周恩来的指示，反而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林彪。
吴法宪打电话告诉刘丰：“武汉军区的问题很大，不是一个简单的陈、钟问题。‘七·二○’是林副主席派邱会作来处理的，你们要多向邱部长汇报请示，少与武汉军区接触。武汉军区有鬼！”
刘丰把吴法宪的电话内容透露给了张昭剑，张昭剑立即在师部操场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
骄阳如火，整个操场像要燃烧似的。张昭剑站在台上，大汗淋漓地作了动员：“同志们，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彪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我们广大指战员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信仰毛主席，无限崇拜毛主席。现在，以陈再道、钟汉华为首的一小撮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红色司令部，反对中央文革，公开煽动、操纵百万雄师进行反革命叛乱，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台下数千名军人齐声回答。那时候，“毛主席”这个最亲近的字眼最能激发人们的思想感情，只要说谁反对他老人家，马上就能激起众怒，“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张昭剑擦了擦汗，继续叫喊：“我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谁热爱毛主席，我们就和谁亲；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谁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29师广大指战员，决不能奴隶主义。我们要坚决与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划清界限，彻底砸烂旧武汉军区这个‘贼窝’！”
张昭剑话音未落，台下就响起了一片口号声：“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彻底砸烂旧武汉军区！”
接着，张昭剑宣布29师脱离武汉军区，并向全军发了通电。
散会后，几个军人义愤填膺地冲进办公大楼，把叶明、孔庆德赶出了29师师部。叶明离开29师师部后，被地方造反派抓走，险些被打死。
下午，周恩来冒着酷暑，赶到山坡机场为谢富治、王力送行。一见面，王力一头扑到周恩来的怀抱：“总理！”接着，孩子般地嚎啕起来。
周恩来紧紧拥着王力，用他满是胡须的脸腮贴住王力的脸，泪水不禁流了下来。这种激动，既有总理对下级人员的关爱，也有对这起事件出现这种良好结局的欣慰。他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你吃苦了，我们没有很好地保护好你，对不起你！”
“不，不不，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没出任何意外，我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王力说这样的话一串串的，“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作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我庆幸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让党和人民考验我！”谢富治望着周恩来和王力，表白说：“王力同志被抓走后，我和余立金同志几次试图去营救，都被暴徒驱赶出来了。”
“谢副总理也差点遇刺！”刚从上海赶来的余立金补充说。
“总理，我向党中央郑重建议，刘丰同志和29师政委张昭剑同志在营救我和这起事件中，都立了大功，希望中央能对他们的表现给予表彰。”王力建议说。周恩来点了点头。
简单交谈后，周恩来把谢富治、王力和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某，“北航红旗”的井岗山等四个造反派，一起送上了返京的飞机。
飞机在机道上滑行，几个头戴钢盔、手握枪刺的战士，凝视着这架神秘的飞机，训练有素地行了一个注目礼，目光中射出了几道冷峻和警惕。
飞机徐徐起飞。谢富治坐在机窗旁，望着日光下那些莽莽苍苍的峰峦，依山而建的村庄以及明亮如带的溪流，一脸沮丧。那是他的家乡大别山。35年前的一个秋夜，他随红军队伍离开大别山时，蜿蜒崎岖的山道上，站满了打着火把，提着茶壶送行的乡亲。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者，站在一块岩石上高喊：“孩子们，勇敢地往前走吧，为大别山争光！”西风萧瑟，队伍走了老远，他回头看见人们还站在山坡上，久久不肯离去。那情景，实在感人。而今，这块曾经哺育过自己，并曾将自己引以为骄傲的土地，竟无自己的立足之处，甚至连当年亲自指挥过的千军万马，也汇成了一股股愤怒声讨自己的浪潮。多么尴尬和狼狈呀！唉，“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千年古训，不可忘啊！

王力上飞机后，一直紧绷着脸。现在，似乎来了精神。他对“北航红旗”造反派说：“这下子，要抓住武汉事件解决军队问题了。”
“文化大革命由地方转向军队，是不是中央的统一部署？”“北航红旗”尹某开始请教。
王力没有正面回答。他思索了片刻，说：“应该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或者说，是运动向着纵深发展的标志。”说完，嘴角露出了一丝诡笑。
送走了谢富治、王力，周恩来留在机场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也登机离开了武汉。
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制造气氛，扩大事态，组织首都数万人到西郊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光荣回到北京”。
本来，周恩来乘坐的专机比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在山坡机场晚起飞半小时。谢富治、王力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后，林彪要吴法宪通知他们在天上绕圈，故意让周恩来的专机先行降落，以迫使周恩来参加欢迎仪式。
《人民日报》第一版以《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的通栏标题，报道了这次欢迎仪式的盛况。报纸中间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谢富治、王力在机场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合影；另一幅是谢富治、王力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陪同下，同首都数万欢迎群众见面的镜头。
两幅照片，一种视觉：江青穿着崭新的军装，昂首挺胸地站在中间，左手挽着谢富治，右手挽着王力，神情严峻，泰然自若，很有点像样板戏中视死如归的烈士们。──江青在演戏，她在960万平方公里的舞台上演戏。真不愧为演员！
当天，林彪之子林立果等人炮制的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声称“打倒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打碎他们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最根本的是依靠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依靠毛主席领导我们创建起来的无产阶级政权……”
据笔者所知，这是中央级党报上首次提出“军内一小撮”的概念。
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报刊，以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揪军内一小撮”为主要内容，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社论、评论、文章、照片。有人作过统计，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后的短短三天时间，仅《人民日报》一家，就发表、转载了22篇社论，其中，最多的一天，一期报纸登了4篇，整张报纸都是这些玩意儿。
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新闻电影制片厂下达了硬指标，要求在半个月内，把反映中央文革小组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新闻纪录片《北京支持你》搞出来。陈伯达指示：“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拷贝，最高的质量。”
江青说：“关键是要用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感情最深的人员！”
中央文革如此重视，新闻电影制片厂自然不敢怠慢。他们日以继夜，加班加点，仅用10天时间，就把这部片子赶制出来，用专机送到武汉进行了首映。
22日晚上，林彪亲自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听取谢富治对武汉“七·二○事件”的汇报。
谢富治添油加醋，扩大事实，甚至危言耸听。整个汇报充满了恐怖。
听完谢富治汇报后，林彪决定，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处理“七·二○事件”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以中央名义调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看他们敢不敢来？如果不敢来，就证明有问题。第二个步骤，起草一个关于处理“七·二○事件”的中央文件；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各地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会后，林彪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处理武汉问题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和第二步要错开，以免造成打草惊蛇。但第二步应当马上着手准备，向武汉、郑州地区的群众进行宣传的传单和报刊宣传的材料，现在就应该开始起草。起草好之后，先经中央文革小组研究，然后再报请毛主席审查修改，主席批准之后再印发。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普通的情况，应当报告主席。为了打击反动的头子，争取受蒙蔽的群众，提高左派的威信，在传单中需要点哪些人和哪些组织的名，也请你们考虑，报告主席。”
根据林彪的指令，中央文革小组连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示威游行，声讨武汉“七·二○事件”。
据《人民日报》载，各地闻风而动，行动迅速。
北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陆海空三军驻京机关、部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的画像，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浩浩荡荡，汹涌向前。游行队伍走到哪里，哪里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愤怒声讨武汉‘七·二○事件’！”“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上海。驻沪部队和群众20万人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工农兵和红卫兵小将代表以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在集会上讲话，他们一致表示，深信“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会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斗倒斗垮。”会后，20万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军人端着枪刺，群众戴着安全帽，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
呼和浩特。驻呼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25万人，举行了声援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誓师大会。大会宣布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时，全场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大会声讨了武汉地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宣读了呼和浩特市63个群众组织给《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支持电》。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
南昌。驻赣海陆空三军指战员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师生、红卫兵小将15万人举行集会，声讨武汉“七·二○事件”。会后，军人乘坐架着机枪的卡车，扎着腰带，与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和语录牌的群众一道游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游行示威一直到深夜。
哈尔滨、太原、乌鲁木齐、西宁、天津、青岛、兰州、福州、南京、郑州、长春、长沙等地和北京、成都、福州、南京、济南、广州、昆明、兰州部队以及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黑龙江、贵州、陕西、广西、湖南等省驻军，都分别举行了盛大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和部队还向毛泽东发了致敬电；向谢富治、王力发了慰问电；向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发了声援电。
第四章 黑云压城
●叶群深入到造反派中，狂叫：“要插红旗、占位子、静坐示威，连续搞它几天！”
一片乌云遮蔽了一弯残月，几颗星星似睡眼惺忪的眼睛，无精打采。夜色朦朦胧胧，远方，偶尔传来隐约的枪炮声，给江城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息。7月23日凌晨3时，中央给武汉军区发电，通知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等15人去北京“开会”。看了电报内容，陈再道知道此去北京，凶多吉少，但不管是“文开”还是“武开”，都必须去。不然，就是黄泥巴掉进裤裆──不是屎也是屎。
清晨5点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谢富治、王力“胜利回到北京”的消息，为了提高这条消息的效果，连续播了三遍。
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后，由张昭剑带领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战士护送，陈再道、钟汉华一行来到了王家墩机场。一路上，反对谢富治、王力的游行队伍不断，“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口号此起彼伏……

在王家墩机场，其他进京开会的人员也陆续来到。刘丰神气十足，俨然是这里的首领。他不断发号施令，出出进进，忙碌不停。他把进京开会的人员分别安排到各房间，宣布了不准离开房间的规定，还采取了一些诸如防止逃跑、自杀等事故的防范措施。
接着，刘丰又在机场召开了进京开会人员的秘书和保卫干事会议，动员他们划清界限，“揭发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罪行”。
子夜时分。在机场软禁了一天的进京开会人员接到通知，要他们迅速离开房间，到指定的地点等候飞机。
这是一个星斗满天的月夜。月光下，警戒战士的枪刺，随着战士的脚步在闪动，不时发出刺眼的光亮。
突然间，飞机发动起来了，传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声响。陈再道带着去京开会的人员，一个挨着一个，走上了舷梯。
陈再道站在飞机的舷梯上，举目眺望，茫茫夜色像一片无垠的大海，武汉三镇似海浪中的一艘巨轮，震荡着，颤抖着。远方，闪闪烁烁的灯火，犹如一双双眼睛，深情地向他投来，似乎在向他诉说什么。他凝视着这片熟悉的热土，好像理解了他们的诉说，默默地点了点头，快步走向了舱门。
飞机离开跑道，呼啸着冲上天空。月光下，东北方那条蜿蜒起伏的山脉，宛如一条卧龙，若隐若现。陈再道俯视窗外，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涌上心头。
那是大别山余脉的木兰山。
1927年12月，黄麻起义失败后，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决定出境游击，陈再道等72名指战员，在起义军负责人吴光浩的带领下昼伏夜行，转移到木兰山。
木兰山位于武汉东北，海拔600多米，纵横60多平方公里，山上有连绵数里的庙宇，住着100多个和尚和道人。由于周围都是一些低矮的山丘岗峦，所以木兰山更显得巍峨挺拔。相传，古代女扮男装的木兰将军就出生于此。
突围部队上山后，经常遭到敌人的骚扰，环境异常恶劣。起义军派联络员几经辗转，在武汉找到了湖北省委，省委指示把突围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从此，大家犹如浪迹天涯的游子回到了母亲的怀抱，72名指战员就像72颗不灭的星火，在木兰山上熊熊燃烧。
当时，陈再道在三分队当班长，每次执行任务，他总是冲锋在前。一天，他下山“拔钉子”回来，队长郑道涵找他谈话：“再道同志，党组织根据你在革命困难时期的表现，决定吸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刻，真的要变成现实，他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郑道涵把他带到党代表江子英住的一间瓦屋，江子英在墙壁上挂了一面崭新的党旗，领着他庄严地宣读了入党誓词：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机身一阵颠簸，打断了他的沉思。过了一会儿，又渐渐趋于平稳，陈再道又进入了思索之中：
说实在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种搞法，他思想深处既不赞成，又不理解。而且总抱着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想法。总以为过去打了几十年仗，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现在管他造反不造反，我不怕。对待各派群众组织，也尽量站在公正、原则的立场上。说他操纵“百万雄师”打造反派，这实在是荒唐。就在5月中旬军区召开的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上，他在总结发言中还说道：“对新华工、红三司、新湖大、新二司、新华农、工人造反司令部等革命造反派组织，我们要明确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并多次同他们的负责人谈话，遇事同他们商量。反过来说，对“百万雄师”，直到7月20日为止，他还从来没有和他们的负责人打过一次交道。他们姓甚名谁，长得啥子模样，全然不知。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他们的观点相吻合，完全是自发的。
再说，尽管自己在思想上对文化大革命有不理解的地方，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行动上，还是努力争取跟上党中央部署的。否则，自己在北戴河疗养，就不会主动写报告，要求回武汉军区参加运动，回来了也不会去“介入”，完全可以找个借口，一走了之。但是，他总想，这样岂不是临阵脱逃吗？
想到这儿，他顿时醒悟了：人家要整垮你，你积极也好，不积极也好；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怎么做也要挨整，就是你有三头六臂，也是逃不过去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既然如此，那就听其自然吧！思来想去，最后，心情反而平静了许多。
7月24日凌晨3点多钟，飞机到达北京，汽车把武汉赴京开会的人员一溜烟地拉到了复兴门外的京西宾馆。
一进宾馆，陈再道和钟汉华就被送到了第九层楼。
当天上午，北京文艺口的造反派，声称要找陈再道辩论，几百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京西宾馆。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一见情况紧急，立即派人把陈再道和钟汉华叫出房间，让他们藏进电梯。尔后，把电梯开到两层楼半中间停了下来。周恩来十分担心，亲自给吴法宪打电话，要他和戚本禹做好文艺口造反派的工作。吴法宪不仅不做工作，反而给周恩来打电话说：“三军革命造反派要求批斗陈再道、钟汉华等人。”
因此，北京文艺口造反派刚刚撤出京西宾馆，“三军造反派”又很快包围上来，其速度如同部队换岗一般。
为了给“三军造反派”撑腰，叶群还让林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三军造反派”的游行示威。她还亲自出马，邀江青、关锋、戚本禹等人，到京西宾馆“观阵”，让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陪同，乘坐几十辆小车，围着京西宾馆兜圈子，以表示对“三军造反派”的支持。
叶群深入到造反派中，狂叫：“要插红旗，占位子，静坐游行示威，连续搞它几天！”
在叶群、吴法宪的操纵下，京西宾馆周围，“打倒陈再道！”“火烧钟汉华！”“揪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24日晚上，中央文革小组为了执行林彪的“第二步骤”，召开了紧急会议，专门研究“七·二○事件”的宣传口径问题。
会议决定：各种报刊不点王任重、陈再道的名字，只提“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百万雄师”中的一小撮“坏头头”要在报刊上公开点名；7月25日下午，召开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光荣胜利回京”；按照筛选条件，确定出席参加欢迎大会的人员名单。
会后，中央文革小组迅速向林彪作了书面报告。
晚20时10分，在刘丰的操纵下，武汉军区以电报形式向中央报送了一份反戈一击的《通告》，把陈再道推向了火海。
林彪看了武汉军区的《通告》后，嘴角露出了几丝得意。他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央名义，迅速起草一份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连同武汉军区《通告》，一并送毛泽东审阅。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口号声惊天动地，震得整个广场嗡嗡作响。标语、条幅、大字报和各种传单，形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狂潮翻腾的杂色海洋。上午9时，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对下午百万人欢迎大会的议程、口号、发言次序和各层面领导人站的位置进行了最后审定。会前，周恩来征求林彪意见，林彪提出身体不适，不参加下午大会。下午3时，林彪突然打电话通知中央文革小组，说：“我经过仔细考虑，认为今天下午的大会，我拟参加为好。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的瓦解。所以，我觉得参加利多。”
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关锋听说林彪要亲自出席欢迎大会，高兴得手舞足蹈。江青说：“林副主席的意见十分英明，一定要请林副主席参加。”
关锋还建议：“为了壮大声势，我建议请在京汇报的黄永胜、冼恒汉也参加大会，至于住在西山的那一位，就可以不参加了。”关锋说的“住在西山的那一位”，指的是叶剑英元帅。
林彪得知后，非常赏识关锋的意见，夸奖说：“关锋同志的意见很好，应当壮大声势，并使这个声势扩大到全国去！”

果然，下午的欢迎大会，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几位老帅排斥在外。
下午5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拥挤得水泄不通，两排警戒线上每相隔一米就站着一名卫兵，沿着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一直站到长安街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碧绿成带的金水河上，横跨七座洁白的汉白玉石桥，桥上站满了形形色色的新闻记者和摄影师。河岸两侧那精雕的石狮上，贴着大字标语。城门前后那两对汉白玉雕成的蟋龙华表上，吊起了四个大气球，气球飘展着巨幅大字标语，前面两幅是：“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后面两幅是：“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光荣回到北京！”“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
天安门城楼上，被通知来的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成员济济一堂。臂上戴着各种袖箍的造反组织负责人占了整个城楼人数的一半多，使得那些老将领、老干部在人群中显得很不自在。最引人注目的是坐在轮椅上的王力。几天不见，他似乎换了一个人样。他变得白胖、红润，和蔼可亲，不时微笑着和每一个走过来向他问候的人握手。以至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重要人物走上城楼时，许多人还没有发觉。
“林副主席来啦！”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几个学生造反领袖立刻拥到林彪身边。蒯大富眼明手快，捷足先登，把一幅“井岗山”的袖箍戴到了林彪的左臂上。刹那间，天安门上清华大学的人马迅速传告：“林副主席成了我们井岗山的人喽！”
林彪显得很激动，他紧紧握着蒯大富的手，高兴地说：“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你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接着，他以领袖的姿态讲道，“事情发展到坏的顶点，就要向好的方向转化。从前我们做文章，但没有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抓住大做文章。”林彪的话，意味深长。蒯大富、韩爱晶等几位学生领袖心领神会，不住地点头。
大会开始，林彪被工作人员扶到了观礼台前。蒯大富挤到王力跟前，说：“王力同志，我想请教两个问题，全国‘老保’如此一致，中央有没有黑手？”
王力深藏不露，似乎所问非所答：“至少，武汉事件与徐向前是有联系的。”他想了想，补充道，“徐向前与陈再道，还有南京的许世友、福州的韩先楚，他们都是原四方面军的。”
“原四方面军的将领，是不是都听毛主席的话？”蒯大富问王力。
“有的听，有的不听。”王力答道。
“现在，是不是到了解决军内问题的时候了？”蒯大富接着问。
“应该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了。”王力回答说。这时，“北航红旗”井岗山雄赳赳地走到扩音器前发言，愤怒声讨武汉“七·二○事件”。林彪紧绷着脸，对江青说：“武汉问题不单是武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各个地方都有像陈再道一样的人物。”
江青挺认真地望着林彪，钦佩地点着头。
林彪接着说：“估计最近一个月，将是全国矛盾激化的一个时期。”
江青扶了扶眼镜架，答道：“对，林副主席就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分析得十分透彻！”
大会结束时，全场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林彪站在观礼台前，当着百万人群高高举起了赞同的手臂。
林彪为什么要如此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呢？用毛泽东的话说：“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陈再道和钟汉华，都曾经无意中得罪过林彪。
林彪是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人，与陈再道的家乡麻城只隔50公里，两人是正宗的大别山老乡。解放前，林彪家是地主，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还有几十台织布机。不知林彪听谁说的，红军时期，陈再道曾带领部队抄过他的家，把他家搞得家败财散。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可林彪多年来一直信以为真，记恨在心。
林彪与钟汉华的过节，则是因为叶群。在延安整风时期，钟汉华负责审干工作，发现叶群在历史上有问题。她在国民党电台当过播音员，参加过国民党战地服务团训练班，还加入过“三青团”。当审查叶群这些问题时，她本人痛哭流涕，林彪也大发脾气。钟汉华坚持原则，如实地给叶群作了结论，林彪对此也一直耿耿于怀。
1964年，军委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陈再道在一次发言中说：“主席的指示，是1960年战略方针在新形势下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过去的方针，今天看是有缺陷的，当时看也有缺陷。”陈再道的发言，主要是批评林彪的作战思想。当时，在会上还引起了一场风波，黄永胜等人表示不满，对陈再道进行了围攻：“你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原来的方针对立起来。否定原来的方针，就是否定林总。”这是因为，1960年的战略方针，是林彪主持制订的。
同年，林彪为了整罗瑞卿，派叶群出马，到广州军区调查大比武的情况。调查后，她们把大比武说得一无是处，并罗织了“拼凑尖子”、“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冲击了政治”等一大堆罪名。陈再道认为：任何事情都要客观公正，用“两分法”看待。他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主席看过大比武，没有说大比武不好嘛！怎么有人偏偏要一笔抹杀大比武的成绩！我们不是天天喊‘两分法’吗？怎么轮到具体事上就不分了呢？”陈再道的观点流露出来后，又一次得罪了林彪。
1965年，林彪到武汉，陈再道因为在外面检查工作，未能及时赶回来迎接。而当时在广州的黄永胜，为了讨好林彪，不辞千里赶到武汉接驾。相比之下，陈再道对林彪就有失恭敬了。因而，林彪在武汉大骂罗瑞卿的时候，别有用心地问道：“你们武汉有没有罗瑞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湖北省军区给武汉军区写报告，要把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修成像韶山一样的“圣地”，还要修一条能并排通行四辆大卡车的柏油公路。陈再道看了这个报告后，考虑再三，最后，为了顾及社会影响，还是把这个报告压了下来。
所以，林彪一直把武汉军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七·二○事件”后，在一次讲话中，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全国各地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文化大革命，让各种坏事暴露出来，把各种隐患诱发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造反司令”蒯大富说得更直白：“林彪当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人不服，他们人多力量大，‘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部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康生把那张驴脸拉得老长，恶狠狠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看毛主席称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7月26日上午，武汉赴京开会人员接到书面通知，下午列席中央常委扩大会，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的复电。
陈再道看了这个通知，开始感到有些蹊跷。
从造反派冲击京西宾馆和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的势头看，林彪、江青一伙是非要把他打倒不可的。那时候，打倒就意味着成了敌我矛盾。可是，在这个书面通知上，为什么又称他为同志呢？
他仔细一看，才有所领悟。
原来，在这个通知后面，附有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复电的原文，所以才称以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电如下，请酌定。
中央复电的原文是：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仍然可以站出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革命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央复电第二条提到陈再道的名字时，原本没有称同志，毛泽东批阅时，毅然加上了“同志”二字。
毛泽东称陈再道为同志，本是从矛盾性质上定位。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却不甘罢休。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硬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
下午3时，讨论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常委复电的中央常委扩大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偌大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主席台上，坐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10余人。
武汉赴京开会人员的座位分成三排，面向会场，斜向主席台。名为讨论，实则受审。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五人被指定为第一排。他们一走进会议室，刚想在指定的位置坐下，便听到一声厉喝：“不准坐，你们站着，站着听！”大会一开始，谢富治急不可待地放了第一炮：“武汉‘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谢富治话音未落，吴法宪马上抢着发言：“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是刘、邓的打手、干将和帮凶，是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吴法宪气势汹汹地接着说：“陈再道同贺龙、陶铸、刘志坚有密切关系，是中国的苏哈托，是现代的张国焘，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蒋介石办不到的事情，陈再道办到了。陈再道盘踞的武汉军区是一个奸贼窝！”
吴法宪越说越离谱，简直像一条疯狗，乱扑乱咬。在场的周恩来实在听不下去，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请讲主要问题。”
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元帅发起攻击：“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听听，有错误都不倒，是打不倒还是不许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原来，就在这天早上四点多钟，叶群打电话急着找吴法宪，要吴法宪在开会之前，先同张秀川串连一下，在发言的时候，一定要涉及徐向前，同徐向前划清界限，让徐向前对“七·二○事件”表态，把揪徐向前的旗帜抢到手，不能给“三军造反派”抹黑。
在场的徐向前气得浑身发抖，他颤巍巍地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说罢，徐向前写了张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鼓着嘴，怔了怔，突然醒过神来，这不是示威吗？那一腔火气无处发泄，眼睛一瞪，盯住了陈再道，猛冲过去：“你反革命！反革命！你逼得毛主席半夜离开武汉，总理的飞机都不得落地！和我们不共戴天！深仇大恨！”说着，他左右开弓，扇了陈再道两个大耳光。
江青拍着桌子向陈再道叫喊：“你把头低下，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交待你的罪行！”
陈再道被逼急了，只是说：“错了，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错的。”
江青吼道：“这是暴乱！是反革命兵变！这是武汉地区的匈牙利事件！”
批斗的调子一个比一个高。渐渐地，有人推，有人吐唾沫。
陈再道申辩说：“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承认，说我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你们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没等陈再道说完，就指使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地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陈再道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许你狡辩！”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实在看不过去，也悻悻离开了会场。
会议中间休息时，周恩来慢慢走到吴法宪身边，伤心地对他说：“你怎么动起手来了？又不是小孩！”
江青来到吴法宪身边，心花怒放，说：“吴司令，不错，是造反派的风格。”她转脸见陈再道在椅子上喘息，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斗他呀！轮流作战！你们看他，比我们健康多了，斗不死。斗他！”
刚才批斗时，站在圈外的秘书、警卫人员和宾馆工作人员，现在一哄而起，拳脚飞舞，表示了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害怕出事，迅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
“真是荒唐！”周恩来气愤地说。他快步赶了过来，那些工作人员已闻讯跑光了。
这边，江青、康生、叶群又向各军兵种首脑们作了进一步动员。
康生说：“气氛不足，关系到毛主席的安全，无产阶级革命感情问题，要猛，要狠！”
江青站着说：“要对王力同志表示慰问！这次斗争会不同以往，要揪后台！”
叶群插话：“后台就是徐向前！”
康生猛然间被提醒，他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继续！陈再道‘八大’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就对党怀恨在心！”
于是，这次中央常委扩大会越开越恶，你推我搡，你喊我叫，乱哄哄的一片。
夜幕降临时，会场还在吵吵嚷嚷。陈再道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小时，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抬头看见康生正襟危坐在主席台上，神情冷漠，一声不响，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心里想，康生年岁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如果他能讲一句话，也许能让坐下的。
陈再道大声喊道：“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快60岁的人了，念我革命40年……”
没想到，没等陈再道把话说完，康生把那张驴脸拉得老长，恶狠狠地训斥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看毛主席称你‘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30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接着，康生又逐条解释了中央5条复电的内容，说：“你先不要自己解放自己，注意这一句，‘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之后’，懂了吗？有的人直到死都没有得到群众的谅解。你现在就高兴起来了，不是早了点吗？”
陈再道一阵晕眩。经康生这么一解释，他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而那必须得到的“革命群众所谅解”，却是无边苦海，渡也乏舟。
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逼着与会人员发言，表明自己对武汉“七·二○事件”的态度，进行了一次别有用心的政治测试。
7月27日，“无产阶级司令部”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表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说：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解散‘工总’这个革命组织，并且把它打成‘反革命’；他们逮捕很多革命组织的群众，也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这些都是绝对不容许的，应当坚决平反，一律释放。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他们利用“百万雄师”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用造谣欺骗的手段，颠倒黑白，把他们引入迷路。
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
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
对于策划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的一小撮坏人和打人凶手，必须立即追查，依法严办……”
信的结尾，是当时最时髦、最响亮的几句口号。同日，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消陈再道司令员、钟汉华政委职务；调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连升三级，如愿以偿地坐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的交椅。

●林彪说：“革命的力量总是要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不管怎么反动，总是顶不住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
8月8日上午，汉口王家墩机场，人头攒动，燥热如灼。数万人打着各式各色的旗牌，手捧红彤彤的“红宝书”，站在广场的草坪上，翘首眺望着被骄阳灼烧得惨白的苍穹。10时许，一阵飞机的引擎声由远而近，人群开始躁动。渐渐地，飞机棱角清晰，有人挥手，有人舞旗，有人领呼口号。
飞机刚刚着地，放下舷梯，新任武汉军区负责人和武汉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从休息室内鱼贯而出。顿时，广场上一片喧腾。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风光满面，以胜利者的姿态，一边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一边走向机舱。这架军用专机，是吴法宪奉林彪、江青之命，亲自安排，到武汉接运这些“反兵变”的功臣们，进京接受中央首长接见的。
飞机一到北京，北京马上沸腾起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和黄永胜、吴法宪分别驱车赶到住地，进行“亲切接见和重要谈话”。
陈伯达以“文革王”的身份说：“你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康生以理论权威的口吻说：“主席教导我们，要解决矛盾，首先要揭露矛盾。这次武汉出现反革命叛乱，矛盾得到了充分暴露。使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谢富治说：“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采取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七·二○事件’是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吴法宪也跟着狂叫：“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紧接着，中央文革小组把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吴法宪与武汉造反派头头们的谈话，整理成一册《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散发到了全国各地。
8月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飘荡着激动人心的欢快气氛，深红色的地毯，在耀眼灯光的映照下，十分醒目、庄严。新任武汉军区负责人和武汉各大造反组织头头们站在巨幅彩绘山水画下，脸上溢满了幸福的光彩。
3时，林彪在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陪同下，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那种固定笑容，右手机械地摆动着秘书为他准备的那本《毛主席语录》，缓缓走进大厅。
大厅里立刻掌声如雷，不知谁领头高呼了一句，众人马上齐声响应：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
林彪高兴得合不拢嘴，不断地向大家挥动着手。声浪稍息，他挪到队列前面，与前排人员一一握手。接着，激动的人们按照排列的位置对号入座，参加中央文革小组举行的座谈会。
听了曾思玉、刘丰和武汉各大造反组织代表发言后，林彪接过秘书递过的杯子，喝了口水，清了清嗓子说：
“你们讲了很多情况，我没有你们熟悉。各地区的问题由总理、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解决。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方法。武汉问题已经请示过主席。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林彪干咳了两声，拖着很长的音调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坏事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好事。武汉事件是很坏的事情，现在变成很好的事情，对全国各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的推动，教育意义很大。这一次，把一些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暴露了，把反对革命路线一方暴露出来，革命一方，也表现出来了。这里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激烈、最紧张的地方。”
林彪浓黑的扫帚眉拧成了两个疙瘩：“过去，我们对个别军区有些不放心，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事物的规律是坏到了顶点，就要向好的方面转。革命的力量总是要前进的，反动的力量总是要失败的。某些人(指陈再道、钟汉华)不管怎么反动，总是顶不住革命洪流。隐藏不如暴露，坏人坏事，暴露出来就是好事，与其包着脓包，不如让它穿头。”他抬头扫了一眼，正好与刘丰的目光相撞，刘丰迎合地点了点头。“毛主席指示，烂透了的就可能迅速好转，不痛不痒的就会拖下去。坏人不完全暴露，就没有理由把它打下去。……”
“这次文化大革命胜利很大。真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最大。表面看来很乱，乱，把反动路线搞乱了，把反动阶级搞乱了，把他们都暴露出来，把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倒了。”武汉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不停地记录着林彪的讲话内容，眸子里溢出了激动的泪花。“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不乱，反动的东西就不能暴露。我们敢于这样做，正是因为有毛主席的最高威信和解放军的力量。有这样的条件，不让他们暴露什么时候暴露呢？乱，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不怕的。”
接着，林彪总结说：“乱有四种情况：(一)好人斗坏人，应该。(二)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是我们可以间接利用的力量。(三)坏人斗好人，像北京军区、海军、空军、总参、总后就有过这样的情形，好人挨整，暴露了坏人，锻炼了自己，好人吃点苦头，但尝到很大的甜头。(四)好人斗好人，这当然不好，有误伤，有损失，但可以从中得到教训。这四种情况，前三种都有利，只是第四种差些，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容易解决。”
“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总后当权派中的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彪望着邱会作，邱会作一动感情，眼圈都红了。接着，林彪又把目光移向李作鹏和吴法宪，“海军的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也是被整。吴法宪同志也是这样。过去你们吃了苦头，现在尝到了甜头。”
“军区、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的干部，要按照毛主席指示分期调来集训，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取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林彪似乎讲得很累，他喝了一口水，缓慢地说，“要把错误当教材，来接受经验教训。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也可以调来集训。过去的党政人员思想不通的，也要进行教育。”
“毛主席指示，向坏人专政问题，专政机关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右派组织的群众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林彪具体讲述了“以毒攻毒，间接利用力量”的办法，“在保守组织中的坏头头和坏人，我们专政机关不要抓，解放军不要抓，让右派内部群众发动起来去抓，这样能促进内部分化。”下午5时，林彪讲话在一阵海啸般的欢呼声中结束。
中央文革如此之高的礼遇，使武汉各大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受宠若惊。“工人总部”一个头头在日记中写道：“来北京后，多次受到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和鼓舞，我的心情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特别是听了林副统帅的重要讲话以后，使我心更明，眼更亮，进一步认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性、疯狂性。我决心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献出自己的青春热血，直至自己的生命。”
“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几名头头咬破手指，在一张白纸上，联名书写了一篇《誓与陈再道之流决战到底》的血书，张贴在住所大门旁的醒目处。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新任武汉军区负责人和各大造反组织头头的讲话传到武汉，一片混乱的局面犹如火上浇油，愈烧愈烈。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群众专政指挥部”，扯起“揪党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公检法内一小撮和百万雄师内一小撮”的大旗，到处抢夺抢支弹药，随意抓人关人，街头枪声不绝，随处可以听到捆绑吊打的喝斥声和受害者的呻吟声，武汉陷入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为了把武汉之火燃向全国，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学生造反派头头杨某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武汉组织一批造反派力量，到全国各地介绍、推广“揪四个一小撮”的经验。杨某接受任务后，连夜飞回武汉，召集十几个学生造反组织头头开会。
“战友们！”杨某激动地说，“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王任重、陈再道为头子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让我转达对大家的问候！”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会议室内，人数不多，但声音如雷一般响亮。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党内、军内的走资派还十分猖狂，我们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难道能坐视不管吗？”杨某环顾了一下大家的表情，神情庄重，语调深沉地说，“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我们，要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专班，奔赴全国各地支左。这是中央首长对我们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肯定和信任！”
在座的一些造反派头头血气方刚，正为深得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任而热血沸腾，他们激动得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分派任务。会后，武汉造反组织向全国24个省(市)派出了上万人的小分队，搞“全国支左”。仅沈阳一地就派去了300多人。
武汉“揪四个一小撮”的祸水很快殃及全国。一时间，陈再道的名字成了“四个一小撮”的代名词，到处都在揪“李再道”、“王再道”。特别是军队系统，许多领导干部被打成“陈再道式的人物”，戴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帽子，遭到监禁和迫害。甚至连人民公社的武装部长、大队民兵干部，也被打成“陈再道式的小人物”，被批斗和关押。尤其是武汉军区所辖的湖北、河南两省，比别的省(市)搞得更为厉害。在陈再道的家乡湖北麻城县，造反派的口号是“揪出麻小陈”，大搞所谓“群众专政”。
徐向前元帅、徐海东大将因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将帅，便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蒯大富手下的一批人马为了搜集证据，抄了徐向前、徐海东的家，抢走了徐帅五铁柜机密文件。后来，在周恩来的强令追逼下，造反派才被迫送回。
彭绍辉上将因为有个外甥参加了“百万雄师”，加之说过陈再道“那是一个老同志，好同志”，被诬陷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遭到无端的揪斗。
当时身陷囹圄的陶铸、王任重，也被指控为“七·二○事件”的幕后操纵者，长期受到残酷迫害。
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部队番号、代号，分别撤到应山、洪湖、黄陂整训改编；在东湖宾馆担任多年警卫任务的部队，被武装押送到农场劳动。
120万人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被打成“百匪”、“反革命组织”；“百万雄师”的亲属被打成“匪属”、“反革命家属”。
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七·二○事件”以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184000余人，仅武汉市就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000多人。
面对反军乱军、全面内战的局势，在上海的毛泽东忧心忡忡。8月14日，秘书送来了第8期《红旗》杂志和林彪办公室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毛泽东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随手点燃一支烟，翻开了《红旗》杂志为纪念建军40周年的两篇社论。这两篇社论是由关锋主持起草、王力审定、陈伯达签发的，文中“揪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满目皆是。看着看着，毛泽东眉头紧皱，脸色阴沉，提笔愤然批示：“大毒草！”
接着，他将林彪送审的下发部队的文件理了理，从第一份翻起，逐页审阅，凡有“揪军内一小撮”之类的字样，统统一笔删掉。删到后来，他终于耐不住了。稍为停顿了片刻，挥笔写道：“不用。退林彪处。”
消息传来，林彪、叶群惊恐万状。毛泽东像这样干脆拒绝，毫不客气地将原件退回，过去似无先例。
气温热得像火烤似的，叶群拿着那叠文件，不禁打了个寒颤，感到沉重得手托不住。她抿了抿嘴，忙将保险柜打开，把文件锁了起来。
她打开房门，吩咐工作人员：“你去他们秘书那里看一下，老虎在不在？叫他到我这里来一下。”
“老虎”是她儿子林立果的小名。他一进门，叶群便说：“你给江青写封信，要赶紧写。就说‘红尖兵’那篇文章里‘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文没有，是后来别人加上去的。”
林立果性格颇像父亲，平时与母亲关系不好，他斜眼望着叶群，一脸茫然，冷冷地站着一声不吭。
叶群急了：“哎呀，我告诉你吧，一号发火了，首长(指林彪)送审的文件批了‘不用’，不许提‘揪军内一小撮’。”她紧接着说，“你要马上写，小事不谨慎就可能要出大事。你知道吗？这是政治！”
林立果漫应了一声：“知道了。”悻悻而去。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钓鱼台，中央文革起了内讧，互相咬了起来。先是11号楼的江青跑到康生的8号楼，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表白自己与这两篇社论无关，然后开始抱怨陈伯达。
“《红旗》是陈伯达管的，他怎么这么糊涂！”康生埋怨说。
“这事只能怪老夫子，书生气、书呆子。”江青推诿道，“《红旗》那两篇社论是他负责签发的，反正我没有签。”
“我也不知道。”康生也想洗白自己的身子。
“主要责任就在陈伯达身上！”江青怨气冲天。
事情不是简单地埋怨几句就能了事的。不久，上海传来话，毛泽东要追究责任，查个来龙去脉。
中央文革慌乱一团。陈伯达是文革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他把几个“秀才”集中到16号楼。他首先讲：“武汉出事后，林副主席在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春桥、文元、关锋、戚本禹，说到‘带枪的刘邓路线’，说‘今后寄希望于你们了’。7月22日，林副主席召集咱们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谢富治、王力都回来了，参加了，确定解决军内问题是第三战役的重要内容，对吧？”
陈伯达扶了扶眼镜，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各报刊声讨‘七·二○事件’，这是没有错的，开百万人欢迎大会错了吗？支持武汉造反派错了吗？都没错。问题是《红旗》这两篇社论，那是关锋主持起草的，是王力改定的，对不对？……”
“文章我是看过，”王力抢着说，“可‘揪军内一小撮’不是我加的，是文章里本来就有的。”
“哎哎，康老，当初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我们请示时，你不是表过态吗？”关锋一急，把康生的“马脚”抖了出来。
的确，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研究“七·二○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曾振振有词地说过：“为什么不能提军内一小撮呢？”他是主张“揪军内一小撮”的。
“我表过什么态？”康生一脸冷峻，佯装不知。
“康老，那天晚上，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给汪东兴打电话请示了主席，主席既同意召开百万人欢迎大会，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吗？”王力当面揭露说。
“我根本没有这样说！”康生出尔反尔，“我请示主席，主席只同意开欢迎大会，根本没有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
江青接过话题：“不能搞错误人人有份！这件事老夫子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他。”
陈伯达松了口气，取出手绢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
“主要责任在王力和关锋。”康生赖得一干二净，似乎他是个局外人。接着，他摆出了一副“一贯正确”的架子，“你们要有个认识，要作深刻的检查！”
王力、关锋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相视无言，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
不久，毛泽东在上海让杨成武传话：“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钓鱼台召开会议，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王力、关锋等几个“小爬虫”，以害人开始，害己告终，从大红大紫的政治舞台，走向了世人嘲弄的人生末日……

第五章 将军蒙难
●一阵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黄永胜声色俱厉地说：“陈再道，你老实交待你们搞兵变的计划！”
陈再道自从到达北京后，便进入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日子，时常遭受一些造反派的揪斗、逼供和凌辱，不仅肉体受到折磨，而且精神也受到摧残。
中央常委扩大会后，陈再道被押送回房间，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武汉“七·二○事件”，明明是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使两派之间矛盾激化，才引发出了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可林彪、江青一伙硬要栽赃为“反革命兵变”，并把他打成“兵变”的罪魁祸首，而把谢富治、王力标榜成“反兵变”的英雄。陈再道怎么也想不通。
窗外，夜风轻拂。不远处那片黑压压的松林，不时传来阵阵轻柔的涛声，他感到十分熟悉和悦耳。———多像大别山的松涛啊！
1909年1月，陈再道出生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小时候，母亲常对他讲：“儿啊，从你呱呱坠地时，娘就一半欢喜一半愁。”“为什么？”他睁大稚气的眼睛，不解地问。“唉，生你那天，是个冷得透心的日子，长大以后，你得吃一辈子苦哇！”一提起他出生的日子，母亲脸上总是蒙着一层忧郁的影子，好像出生在寒冷的季节，就是一个不吉祥的兆头，注定一辈子要吃苦受罪。母亲所说的这番话，本是宿命的迷信思想，但是，一连串的不幸遭遇，却印证了她心中的忧虑。儿子3岁时，痨病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接着，姐姐因病无钱治疗，猝然离去。11岁那年，母亲积劳成疾，含泪离开了人世。8年时间，一个5口之家，就有3人被贫困和病魔夺去了生命。
3位亲人离去后，只剩下他和叔父了。叔侄两人相依为命，苦度难熬的岁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除了给人家放牛，下田干农活外，还学会了做篾匠手艺。1926年秋天，家乡来了共产党。一天早晨，他正蹲在院里编箩筐，叔父要他去镇上割肉。他出垸走过那条长冲，拐上一道山坡，忽然听见对面石河寨上传来一阵嘹亮的歌声。这是他前几天参加农民协会时学到的一首歌，歌名叫《农民快觉醒》，他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起来，随着歌声爬到了寨顶。寨顶上有一座庙，庙里庙外站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大家唱完歌，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从庙里走了出来。听人说，这年轻人叫王树声，原是乘马岗初级小学校长，如今是共产党员。王树声挥动着手臂对大家说：“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还要组织农民义勇队，要拿起手中的刀枪，保卫革命胜利进行！现在，自愿参加义勇队的同志，到庙里报名填表。”王树声的话音刚落，许多青年都争着往庙里挤。陈再道也跟着人群挤了进去。左摇右晃，好不容易才挤到登记桌前，负责登记的那个青年看了看他，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程再道。”“年龄多大？”“17岁。”接着，那个青年一一问清了他的住址、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可是，在登记时，由于口音和谐音的关系，那个青年把“程再道”写成了“陈再道”。后来，他发现当初的名字写错了，要更改还得写报告，在戎马倥偬的紧张岁月，他不想给组织上增添麻烦。所以，将错就错，一生就叫陈再道了。
参加义勇队十几天，上级来了命令，要他马上去河南会馆报到，参加军事训练，打击民团和地主武装。接到通知后，陈再道立即上路了。就在这一年，他的叔父又因病溘然去世。从此，他孑然一人，以营为家，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漫长的革命征途……
从大别山到大巴山，从嘉陵江到漫川关，三过草地，两过雪山，转战冀南平原、桐柏山区和中原地区，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可文化大革命这座“火焰山”，怎么就翻不过去呢？
凝视窗外残月余辉，陈再道一片怅然。他翻来覆去地想着，渐渐地，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乎有所领悟。
自己之所以翻不过文化大革命这座“火焰山”，原来是没有能立时生风的“芭蕉扇”，如果低三下四地去乞求“铁扇公主”，将那把“芭蕉扇”哄到了自己的手中，也许能一路顺风地翻过“火焰山”。可那种苟且偷生、出卖灵魂的事，他陈再道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挨着就挨着吧，“是好说不坏，水退石头在”。是非曲直，历史总会还原于本真的。可是，眼下这派那帮的纠缠，又怎么能摆脱得了呢？
翌日清晨，陈再道刚起床，忽闻一阵急促嘈杂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他未来得及作出判断，门被“砰”地一脚踢开了。一群佩带红袖箍的军人，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他们自称是“三军造反派”的人马。
一个腰扎皮带的大个子，跳到陈再道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梁喝道：“陈再道，你罪大恶极，知道不知道？”
“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
还没等陈再道说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吼道：“少跟他废话，把他揪上去！”
“走，跟我们走！”在一片厉声厉色的喝斥声中，这帮人不问青红皂白，连揪带扯，你推我搡，把他弄到了11楼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满了戴着红袖箍的军人，一双双怒火燃烧的眼睛，放射着灼人的光芒。陈再道被一推进门，会场上“嚓嚓”几声，所有人都自发站了起来，扯着嗓子，跟着领呼口号的人高喊：
“打倒陈大麻子！”
“陈大麻子搞兵变罪责难逃！”……
满世界都闹腾着喊“陈大麻子”，其实，见面没有谁能看出陈再道脸上有麻子。只是在盛怒、激动之时，他那肌厚肉重的脸上，才隐约显现出几颗泛红似的点状物。
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也被推了进来，那领呼口号的人，又立即根据揪进来的对象改变了口号的内容：
“打倒陈钟牛蔡巴！”
“陈钟牛蔡巴，大家一起抓！”
“陈钟牛蔡巴必须老实交待罪行！”……
随着主持人一声喝令，陈再道被推到台前低头弯腰地站着。趁会场振臂高呼之机，他向台下瞟了一眼，只见黄永胜、邱会作道貌岸然地坐在前排位置，一边跟着高呼口号，一边盯着台上，眼角纹处，隐藏着几缕不易被人察觉的诡笑。
一阵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黄永胜声色俱厉地说：“陈再道，你老实交待你们搞兵变的计划！”
陈再道与黄永胜多年不和，他轻蔑地斜了黄永胜一眼，心里暗暗骂道：娘卖×的，报复诬陷，卑鄙！
“对，你说，是谁指使你搞兵变的？”
“交出你搞兵变的黑后台！”
会议室内乱哄哄的一片，声浪冲出了房顶。吼叫声稍弱，陈再道说：“如果你们让我交待支左中的错误，甚至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都可以认认真真地交待。如果你们硬要我交待搞兵变的罪行，以及搞兵变的黑后台，我无论无如何也交待不出来。”
“为什么交待不出来？”
“因为事实上不存在，我们没有搞！”
“不老实！”“反动透顶！”几条大汉冲了上来，强按着他的头，强扭着他的手臂，把他架成了“喷气式”，逼道：“你老实交待，说！”
在那有口无法辩，有理无法讲的时候，他能说什么呢？如实说吧，说你不老实，招来一顿拳打脚踢；顺杆爬吧，他们当然求之不得。但是，自己不能为免受皮肉之苦，而出卖灵魂，将无说有，将黑说白。
不管造反派怎样逼供，陈再道始终实事求是。造反派恼羞成怒，把他打倒在地，揪起来，又打倒在地，又揪起来……来回不知折腾了多少回。他的鼻子、脸、眼睛被打肿了，脚打瘸了，腰打得直不起来，仍然被强迫低头弯腰站在台前，血肉模糊了衣服，汗水一滴一滴地从头上淌下，把脚前的地板浸湿了一大片。
不管造反派如何折腾，始终没有捞到半根稻草。于是，他们又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企图单个突破，获取“武汉兵变”的证据。
一天，“三军造反派”在京西宾馆礼堂召开批斗会。会议一开始，主持人走向台前，高声宣布：“把陈、钟、牛、蔡、巴押上台来！”

话音刚落，几条大汉分别揪着陈再道、钟汉华、蔡炳臣、巴方廷，脚不沾地，架过人群，推到了台前。
牛呢？台下人员用疑惑的目光搜寻着，怎么也不见牛怀龙。此时，牛怀龙被另一帮人弄到了后台。不知主持人是“陈钟牛蔡巴”喊顺了口，还是有意提示前台后台一起批？
在后台的一个角落，“三军造反派”的一彪人马把牛怀龙围在中间，一个“马脸”单刀直入地问道：“牛怀龙，7月份陈再道给你交待了什么任务？”
牛怀龙一听就明白了他们的意图，故意答非所问：“他让我增派100名战士参加支左，保证群众组织之间再不出现武斗。”
“胡说八道！”“你装佯！”几个造反派在一阵叫骂声中，把牛怀龙打倒在地，“马脸”用脚踩着他的脖子，恶狠狠地逼道：“说，陈再道是怎样布置搞兵变的？”
“没有，我不知道！”牛怀龙坚定不移。造反派恼怒了，几个人上来，把他五花大绑，吊在后台的一根大梁上，拉上去，丢下来，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直到牛怀龙昏过去了，他们才骂不绝口地结束这次分而治之的批斗会。
从那以后，批斗会接二连三，经常不断，早上批，晚上批，地方造反派斗，部队造反派斗，特别是逼供信的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巴方廷曾作过回忆：“头一个月是最难熬的。江青把我们交给首都的大专院校（还有部队）轮流批斗。他们给我们挂的黑牌子有30公斤重，90度大弯腰，架“喷气式飞机”，打嘴巴，扇耳光，用皮带、桌子腿抽打下身，用膝头根顶腰眼和尻部。没几天，我们每个人的大腿和屁股就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武汉“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们在北京被揪斗的情况，很快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据说，周恩来为了保护陈再道和钟汉华，曾经费了不少心思。他想以“看起来”为理由，使他们避开造反派无休止的揪斗。
究竟送到哪里“看起来”？周恩来反复斟酌。起初，他想把陈再道、钟汉华送到中南海，但又担心造反派借机到中南海捣乱，思来想去，还是西山橡皮子沟好。
陈再道、钟汉华被一辆汽车拉到了橡皮子沟，住进了工兵部队的营房。就物质条件而说，这里一切都很差，但环境气氛，比北京城里好得多。虽然他们是以“看起来”的名义送到这里来的，但部队的干部、战士并没有把他们当成外人，而且尽量从各方面给予照顾，尽管这些照顾是非常有分寸的，仍然使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人间真情。
“革命没有世外桃源”。造反派并没有因为陈再道、钟汉华被周恩来指定“看起来”而罢休，他们宣称：“要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痛打落水狗！”
每当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他们就从城里派来汽车，把陈再道、钟汉华拉到京西宾馆11楼，继续进行批斗。这样的批斗会，一般从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才结束。
有一次，钟汉华挨完批斗，面色惨白，举步维艰，豆大的汗珠从额头、脸上一串一串地往下掉，他扶着墙壁，一声不吭地走到汽车边。陈再道见状，知道他又是血压升高了，赶忙过去把他扶上了汽车。
到车上，钟汉华汗流不止，眼睛微闭，十分吃力地喘着粗气。陈再道让他靠在肩头，一边给他擦汗，一边关切地问：“老钟，怎么样，不要紧吧？”
“不要紧，老毛病。”钟汉华睁开双眼，说，“这一夜低头弯腰，大概是血压又上来了。我感到心里难受，脑袋发晕，四肢无力，浑身颤抖。”
望着钟汉华的病容，抚摸着他汗水浸透的衣服，陈再道一阵鼻酸，心痛地说：“老钟，坚持坚持，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你放心，我能坚持住。”钟汉华紧紧握住陈再道的手，凄然一笑。
陈再道、钟汉华在京西宾馆揪斗了一个多月，中央文革觉得还不解恨。江青说：“‘七·二○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社会上肃清流毒，消除影响。”
根据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三军造反派”又用汽车把陈再道、钟汉华轮番拉到解放军三总部、空军、海军大院，去接受批斗和示众。
有一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揪到一个军种大院批斗，一上台，造反派使劲地按住陈再道的头，要他低头认罪。可他怎么也低不下来。因为这个军种机关有许多领导，在战争年代都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如今，有的老同志也跟着乱弹琴，实在令人心痛。他抬起头，望着老将军们指责自己时振振有词的样子，心如刀绞，不禁发问：是什么原因，使我们昔日极为珍视的同志情、战友谊荡然无存呢？
残酷的斗争，扭曲了人的灵魂啊！
9月中旬，气温逐渐转凉。周恩来让杨成武派车把陈再道、钟汉华接到了京西宾馆。杨成武来到他们下榻的房间，传达了毛泽东的三条指示：有错误就检查；注意学习；注意安全。
9月26日晚，陈再道接到通知，要他去11楼会议室参加集训干部大会。他想，什么集训大会，还不是去听他们乱喊乱叫地批一通，他从心理上已经适应了这些巧立名目的会议。
走进会场，气氛似乎与过去有些不同，袖箍上印着各种组织标记的军人手捧“红宝书”，坐得整齐有序，目光中流溢着一种渴望与兴奋，过去批斗会场上那些横七竖八的标语也不曾见到。这是怎么的呢？陈再道满腹狐疑。
少顷，毛泽东穿着那套人们早已熟悉的灰色中山装，在林彪、周恩来的陪同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顿时，全场自发起立，欢声如雷。毛泽东频频挥手，一脸灿烂。
原来，是刚从大江南北巡视回京的毛泽东接见参加集训干部会议的全体人员。
掌声逐渐稀落，毛泽东朝着台下搜寻张望。一阵落座的椅子错动声之后，全场出现了片刻寂静。
毛泽东望着台下，高声问：“陈再道来了没有？”
全场好像被这猝不及防的询问惊呆了，整个气氛犹如凝固一般。
“主席！”陈再道高举右臂，站了起来，声音带着一种惊喜、激颤和凄凉，“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好、好，”毛泽东微笑着点了点头，向他挥了挥手，“来了就好，不要泄气，要继续革命。你坐下吧！”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是保护、安抚陈再道的。
林彪站在毛泽东身旁，毫无表情地注目台下，恰好与吴法宪的目光相撞。吴法宪惊恐地望着林彪，林彪很快避开了他的目光。吴法宪眨了眨眼睛，沮丧地低下了头。
尽管毛泽东、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安抚陈再道和钟汉华，但是，由于林彪、江青从中作祟，他们的厄运并没有多少好转。
在京西宾馆住了一段时间，不知什么原因，又把他们送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
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一开始还是经常被揪去批斗，参加批斗的人员除“三军造反派”外，还有根据林彪指示，从湖北、河南调来北京集训的人员，他们当中，既有“一反到底”的造反派，也有“反戈一击”的保守派。据钟汉华夫人白之芳调查披露：“陈、钟在京期间，大大小小共被揪斗不下200次，有时，一天要轮番揪斗四五场，连休息时间也不能幸免。”
1968年底，天气阴冷，寒流袭人。陈再道、钟汉华又被指令搬到了总参海运仓招待所，住进了那座后小楼。
后小楼是一座建造别致的红色小楼房。由于当时“七·二○事件”是通天大案，两个主要案犯都住在这里，造反派称它为“黑小楼”。陈再道听到后，感到人格受到了侮辱，气愤地说：“明明是红小楼嘛，么样叫黑小楼？我看他们是红黑颠倒！”
“对，就叫红小楼！”钟汉华也不服气。
以后，无论在什么场合，他们都称这幢小楼为红小楼，久而久之，红小楼就这样叫开了。
起初，偌大一栋楼只住着陈再道和钟汉华，除偶尔有些揪斗和审讯的造反派进楼来闹腾一阵外，平常显得十分清冷。为了解除心头的寂寞和苦闷，两人把时间安排得紧张有序，早上跑步锻炼身体，中午做卫生，下午去阅览室读书看报。生活虽然比较孤苦，但比以前安定多了。

陈再道、钟汉华的“闲适”生活，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满。一天，招待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到红小楼查房，见他们躺在床上看书，鼻子“哼”了声，讥讽地说：“清闲自在，这样的反革命当得！”
陈再道一脚跳了下来：“你怎么这样讲？主席指示我们好好学习，我们看书有什么错？”
造反派头头自知理亏，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宋任穷、秦基伟、王必成、李成芳、张秀龙先后来到了海运仓，住进了红小楼。红小楼成了一个“收容站”，收容了一大批在文化革命中被削职的高级将领。
人多信息量大，气氛活跃多了，大家在一起可以谈心聊天，分析形势，传递信息。可是，招待所的管理也严了。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搞“早请示”，大家立正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报告一天要做的事情。晚上，要搞“晚汇报”，大家集合在毛泽东的画像下，汇报一天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这些，现在想起来滑稽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十分虔诚认真的，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陈再道出房下楼，朝招待所大门走去，远远望见一个背着小包的女孩伫立在门口雪地上，脖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宛如一面旗帜，在寒风中飘荡。还没等陈再道认出，只听见一声：“爸爸！”
1969年初春，一场奇异的大雪过后，阳光煦照，万物复苏。一天，陈再道和几位难友在房间“侃大山”，接待室传话说：“门口有人找。”
陈再道出房下楼，朝招待所大门走去，远远望见一个背着小包的女孩伫立在门口雪地上，脖上系着一条粉红色的纱巾，宛如一面旗帜，在寒风中飘荡。还没等陈再道认出，只听见一声：“爸爸！”
小女儿江平一头扑进了陈再道的怀中，眼泪如断线的珍珠，簌簌地流了下来。
陈再道惊喜交加。自从离开武汉后，他无时不惦念着家，惦念着妻子和儿女们，可是，他们却音讯全无。几回回梦里，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中，与家人欢聚一堂，一觉醒来，自己仍是孤零零地躺在房间，不禁热泪满面。此刻，女儿像从天而降一样，站在自己的面前，他觉得恍如梦境。
陈再道端详着女儿的面容，千言万语涌上了心头，但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伸过手，抖落了江平发梢间的几缕残雪。
“你妈妈、哥哥、姐姐都好吗？”
陈再道不问则罢，一问反而引起了女儿的伤心。江平眼睛一眨，泪水夺眶而出，抽抽噎噎地向爸爸诉说了母亲和家中的遭遇。
自从陈再道离开武汉后，老伴张双群便成了他在武汉的“替罪人”，经常遭到造反派的揪斗和欺凌，5个子女也因此受到株连。
那时，张双群在湖北省直属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家住在武昌茶港新村。这里住的都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物，除武汉军区的几位负责人外，还有湖北省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文化革命前，进口设有岗哨，一般老百姓望而生畏，颇感几分神秘。住地内，大家也客礼相待，互敬如宾，哪怕是每天见面，相遇都要亲热几句。整个新村显得和睦、友爱和温馨。
文化革命开始后，这块宁静的土地撕开了往日的神秘，经常有一些戴着红袖箍的人冲进冲出，今天要“火烧”张三，明天要“炮打”李四，闹得乌烟瘴气。“七·二○事件”后，更是天翻地覆，每天都有游行队伍在这里集会、示威，张贴标语和大字报。街邻们也一改往日亲热的面容，互相戒备，疏而远之，即便是走促了面，也低头擦肩而过，就像没有看到一样。
张双群经常遭到揪斗。由于陈再道的关系，她被勒令从茶港搬到了军区第三招待所。有时候，湖北省直机关揪斗省委书记、省长，也要把她揪去陪斗。
16岁的女儿江平再也不能抑制上北京寻找爸爸的念头，她和姐姐、哥哥作了简单商量，背着母亲，只身一人，偷偷登上北去的列车……
听着女儿的诉说，陈再道的眼眶再次潮湿了。
1969年7月20日，正是“七·二○事件”两周年。张双群经所在机关支部批准，被“解放”出来，总算获得了行动自由。她和钟汉华的妻子、同样多次遭受批评的白之芳商量好，二人结伴而行，到北京看望陈再道和钟汉华。
临行前，张双群说：“咱们在两个老头儿面前，一定要坚强一些，谁也不要掉眼泪，行吗？”
“对，我们应该高兴些。”白之芳赞同地说，“有眼泪就往肚里吞。”
两个“难姊难妹”很守诺言，到北京后，有说有笑，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
无论张双群怎样强装笑脸，眸子里还是难免流露出忧郁和悲怆。望着她饱经风霜的面容，陈再道一阵酸楚，心头又浮现出了那张清秀俊俏的脸庞。
1938年春，陈再道率领东进纵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在河北南宫县整休。县妇救会长张双群年轻活跃，经常带着姐妹们为部队洗衣做饭，深受战士们的尊爱。后来，经纵队参谋长卜盛光介绍，与陈再道结为连理。那时的张双群，年方十八，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浑身透着永远释放不完的青春英气。
“这些年来，你吃苦了！”陈再道心酸地说。
“没什么。”张双群理了理花白的头发，有意避开陈再道的目光，问，“这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我的日子过得还好。从武汉到北京后，先住在京西宾馆，后来搬到了部队营房，再后来住在政治学院。前不久，搬到了海运仓招待所。”陈再道说得很轻松。他怕张双群悲伤，尽量不揭心头的“伤疤”。两位老人谁也不愿勾起那些不堪回首的事情，但从对方的眼神中，他们都意会到了对方的实情。
由于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张双群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而且每况愈下。到北京后，她一方面求医治病，一方面陪伴着陈再道，尽量从精神上安慰他，从生活上照顾他。招待所对这些“斗争对象”很刻薄，平时伙食清汤寡水，遇到节假日，一天只开两餐饭。如果不到开饭时间，只有饿着肚皮等饭吃，张双群来了后，想方设法到街上购了一些食品，让陈再道在肚饿时充饥。生活虽然很清苦，但夫妻在一起，总算有个照应。
转眼到了国庆节。尽管几年文化大革命，把国民经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民，还是搞了个“穷热闹”。街头繁花似锦，五彩缤纷，各家各户都挂出了国旗，人们载歌载舞，狂欢在天安门广场。
陈再道也显得格外兴奋。他对张双群说：“你把我的领章和帽徽给我戴上。”
张双群问：“你戴这些干什么？”
“他妈的，凭什么扒掉我的领章和帽徽？”陈再道不平地说，“今天是国庆节，我要来个自我解放！”
陈再道穿着军装，整了整精神，昂首阔步地在院中转了一圈。那高兴劲，就像当年检阅部队一样。
●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两名“护送”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列车启动出站，陈再道回过头，见张双群孤独地伫立在站台上，不停地挥动着那枯枝一样的手臂：“一路多保重！”
1969年10月中旬，林彪背着毛泽东，以防止敌人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为借口，擅自发布“一号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同时，指令在京“有关人员”进行紧急战备疏散。
10月18日，天空阴沉沉的。海运仓招待所一位负责人把陈再道、钟汉华通知到办公室，满脸冷峻地说：
“根据林副统帅‘一号命令’，军委办事组研究决定，你们两个到福州军区报到，然后，去江西部队农场参加生产劳动。”他朝桌子上一张公文看了看，“时间很紧，明天必须离开北京！”
陈再道说：“我们在北京呆了两年多了，这样不明不白地叫我们走，算什么？”
“是啊，这样稀里糊涂地赶着走，我们想不通！”钟汉华接着说。
“什么想不通？革命需要嘛！”那位负责人狐假虎威，打起了官腔。
陈再道瞪了他一眼，不满地说：“如果真是革命需要，我们坚决服从，哪怕是让我带着全家男女老少回大别山老家‘修地球’，我也心甘情愿。可现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那位负责人冷冷地冒了一句，便起身送“客”，“就这样，你们回去准备吧！”
陈再道回到房间和衣躺在床上，两眼凝视天花板，思绪乱成一团。他想，“七·二○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应该一清二楚。现在，在没有任何结论的情况下，让招待所传达命令，把我们驱逐出京，送到江西劳动，这不分明是发配吗？
他越想越气愤，恨不得痛痛快快地骂一顿，才解心头之恨。
按照军委办事组命令，陈再道、钟汉华晚上必须离京。
傍晚，突然刮起了北风，街道上，风沙弥漫，行人寥落。陈再道与钟汉华在两名“护送”人员的陪同下，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张双群送到车窗下，千叮咛，万嘱咐，总觉得放心不下。
列车启动出站，陈再道回过头，见张双群孤独地伫立在站台上，不停地挥动着那枯枝一样的手臂：“一路多保重！”
顿时，陈再道泪水溢出了眼眶。
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10月23日清晨，陈再道、钟汉华到达了福州。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接待了他们。
韩先楚是湖北红安人，与陈再道既是“黄麻同乡”，又是多年战友。1938年4月，陈再道在冀南任东进纵队司令员，韩先楚曾奉命率115师689团从太行山区开赴冀南，与陈再道并肩作战。1964年，军委在广州开会，讨论战略方针问题，黄永胜等人围攻陈再道，说他反林总（林彪）。韩先楚当时勇敢地站出来说公道话，支持陈再道的意见。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二人志趣相投，情谊深笃。
这次陈再道、钟汉华逃难到福州，韩先楚依然像接待老朋友一样，亲自把他们送到招待所。中午，还设宴为他们洗尘。
陈再道考虑自己的处境，担心韩先楚过份热情，会招来“界限不清”之祸。他说：“韩司令，我们的情况你清楚。上级既然有指示，你就按上级的指示办吧，不必多添麻烦了。”
韩先楚望着陈再道，一脸忧郁，沉默不语。在福州住了两天，陈再道、钟汉华由专人“护送”，到达了南昌。经江西省军区安排，陈再道分到省军区独立团农场，钟汉华分到安义县部队农场。从此，两人南北而去，天各一方。
省军区独立团农场座落在高安县境内，距南昌有100多公里。四周群峦起伏，树木葱茏。一条由西向东的锦江，从农场中间缓缓流过，汇入滚滚赣江。
流放到这里的，还有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李志民上将和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副部长金忠藩少将。陈再道到农场后，为了不暴露身份，化名叫陈新，与金忠藩一起分配在二营机枪连，李志民分配在另一个连队。时间长了，机枪连的战士们知道陈新就是那个骁勇善战的陈再道，对这名赫赫的大将军也格外钦佩和敬重起来。大家相处得十分和谐融洽。
●九届二中全会后，韩先楚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中央对他们的三点指示：一是恢复政治待遇；二是好好学习和休息；三是住院检查身体。
1971年初，煦风吹散了山峦的雾霭，锦江上一块块横七竖八的冰排，摇摇晃晃顺流而下。沉睡了一个冬天的山水，逐渐开始苏醒。陈再道在锦江农场接到江西省军区通知，要他马上去福州军区听传达中央指示。
陈再道心情一阵激动，自从流放到农场后，自己就像一块遗弃在山间的石头，任风摧雨蚀，无人问津，而今，这块“顽石”总算被人记起了。但是，此去福州军区，到底是领教什么指示？他反复思索和猜测着，怎么也找不到答案。
早饭后，他简单清整了一下行装。刚刚收拾完毕，江西省军区派来的一辆“北京”吉普，就开进了农场大院。
汽车披着春日的阳光离开了农场。公路两边层峦迭嶂，田畴很少，弯弯曲曲的山道不是夹在山沟之中，就是穿山而过，感觉很是闭塞。陈再道打开车窗，阵阵清风扑面而来，馨香、潮湿的气息，使人心旷神怡。
汽车迤迤南行。陈再道望着直往后退的山峦，心头不禁涌起了几缕惆怅和眷恋。
不知不觉，吉普车驶进了福州。陈再道来到军区干部部，值班的一位干事打量了半天，问：“你是———”
“我是陈再道。”他的声音还是雷一样地响亮。
“啊！”那位干事一阵惊讶，眼前这位身材魁梧，面色黑黄、穿着一套没缀领章和帽徽旧军装的老头，就是叱咤风云的陈再道。小干事立即回过神来，客气地说：“韩司令知道您要来，在办公室等了半天，刚才有点事出去了，一会儿就回。这样吧，您先去招待所住下。”
那位干事打电话要来了一辆“伏尔加”小车，把陈再道送到了福州军区招待所。临别时，他说：“您先休息一下吧，具体怎么安排，待会韩司令回来，要和您谈的。”
陈再道在招待所刚住下，钟汉华也从南昌来了。两个难兄难弟，久别重逢，倍感亲切。两人顾不上清洗一下旅途的疲惫，坐在床上，互相倾诉离别后的苦乐和思念，总觉得满肚子的话儿说不完，叙不尽。
自从南昌与陈再道分别后，钟汉华被送到了安义农场，分配在机枪连。安义农场原是地方的一个劳改农场，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中，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才把犯人迁走，办起了“五·七干校”。后来，成了部队管理的大学生军训营地。江西省军区的领导还算不错，给连队下达指示，只说来了一名老兵，年纪大了，是下来锻炼的，干活能干多少算多少，不能勉强，生活上要尽量给予照顾，不得歧视和刁难。这个连队的政治素质不错，从连长到普通战士，都很敬重这位老兵。
钟汉华从到西山被“看起来”，就化名劲松。到农场后，一直延用这个名字。开始，战士们感到很奇怪，有的说：“《百家姓》上没有姓劲的，他一定是个大官，用的是化名。”有的说：“中国有欧阳、欧阴、上官复姓，劲松可能也是复姓。”还有人煞有其事地说：“听说劲松本来姓金，在井岗山时，毛主席给他改成劲松的。你们听他的口音，是江西佬，是咱们的家乡人。”于是，有的战士问钟汉华：“您到底是姓劲还是姓金？”钟汉华顺水推舟地说：“金劲是一家，不分彼此嘛！”从此，大家直呼他“老金，金老兵。”时间长了，大家知道了一些底细，就称他“金老革命”，“金老功臣。”钟汉华幽默地说：“革命倒是干了几十年，称老革命不敢当，喊老功臣更是绝对不可的，那要折寿哟！”
在连队，钟汉华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十分融洽。钟汉华有一技之长，能写一手好毛笔字，会识谱，懂几种乐器，在周末文娱活动中，他吹拉弹唱，样样能干，连队的领导和战士们都喜欢和他在一起，他自己也有一种水乳交融的感觉。
“说实话，入城以后，我们的生活过得太优越了。恰如白乐天说的‘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通过和战士们在一起，身体力行地参加劳动，洗刷了自己思想上的陈锈和污浊，深感浑身清爽。当官的人，如能经常免了官，参加一个阶段体力劳动，是保证身心健康的重要手段，我看比住什么疗养院都强。”钟汉华边说边用手比划，越说越激动，惹得陈再道哧哧直笑。
两人谈兴正浓，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韩先楚微笑着推门走了进来。陈再道、钟汉华不约而同站起，高兴地招呼道：“韩司令！”
“你们辛苦了！”韩先楚与陈再道、钟汉华握过手后，详细询问了他们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接着，简要介绍了庐山会议的情况。他长长舒了一口气，感叹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搞阴谋诡计暂时可以蒙骗一些人，但最终还是要露马脚的。”
最后，韩先楚向陈再道、钟汉华传达了中央对他们的三点指示：一是恢复政治待遇；二是好好学习和休息；三是住院检查身体。没过几天，陈再道、钟汉华住进了福州军区总医院，开始全面的身体检查。医院里，住着许多老同志，有老熟人，也有新相识。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被罢官和靠边站的。因是“同病相怜”，所以，大家走到一起，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心头长久压抑的情绪得到发泄后，感到了一阵轻松。

陈再道过去患有肺疾。“七·二○事件”以后，由于心中憋气、烦躁，经常大量抽烟，对肺部损伤较大。晚上，时常咳嗽不停，胸闷难忍。这次检查，身体其它各个部位运转良好，仍然是肺部有些毛病。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病情基本控制，他就出院了。
陈再道出院后，韩先楚把他安排住进了汤井巷招待所，这是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合办的一个接待处，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在福州条件算是一流的。罗瑞卿、张爱萍在福州休养时，也住在这里。
起初，招待所里住的人不多，显得很清冷。陈再道住在这里，成天无所事事，感到有些寂寞和无聊。为了解除心中的孤独和苦闷，他写信让张双群也来了。老两口在一起，说话有人答腔，做事有人帮忙，心情爽朗多了。
不久，李志民、金忠藩也来到了福州，招待所住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每天除集中听传达中央文件外，闲下来就是摆龙门阵。偶尔间，招待所还组织看看电影，洗洗温泉。有时候，还相约去逛逛大街，管理不再是那么死板和严格。大家犹如冲出牢笼的鸟，一种回归自然的快意油然而生。
●林彪事件后，中央决定给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任副职。韩先楚说：“老陈的能力和为人我们都清楚，欢迎他到福州军区工作！”
1971年9月13日，林彪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9月20日，韩先楚来到陈再道的房间，并把李志民、钟汉华、金忠藩都请了过来，向他们透露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大家先是震惊，后是庆幸，最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狂呼：“毛主席万岁！”
韩先楚也显得十分兴奋，他站起来，紧紧握住陈再道、钟汉华的手说：“老陈啊老钟，你们吃苦了！从‘七·二○’到‘九·一三’，林彪走完了他反军乱军搞乱天下的路，你们两个立了头功哟！”
李志民和金忠藩也奔过来，五双大手重叠在一起，使劲地摇晃着，眸子里溢出了晶莹的泪花。
韩先楚走后，陈再道提着两瓶酒、一条腊鱼到钟汉华房间，进门便喊：“老钟，来，我们今天干几杯！”
钟汉华本来不饮酒，破例与陈再道频频举杯。酒过三巡，钟汉华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陈司令，我们值得！”
陈再道袖子一捋，举杯一饮而尽，孩子般地欢呼：“对，我们值得！我们的党有希望，我们的国家有希望，我们自己也有希望了！”
短暂的欢悦过后，陈再道又陷入了久久的沉思。18年后，他对当时的心情作过陈述：得知林彪自我爆炸的消息，使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所以这样，完全不是在于个人的恩恩怨怨，我想的是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在发生“七·二○事件”之初，在整我们的全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一直是态度鲜明地保护我们的。但是，林彪、江青等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提出“揪军内一小撮”，首先就是拿我们开刀的。他们或明或暗地勾结在一起，瞒上欺下，颠倒黑白，对我们又是揪斗，又是打倒，又是改造。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保护，制止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迫害，恐怕我们早就被整死了。现在，既然林彪已经自我爆炸，就应该重新审查“七·二○事件”，分清是非，为我们作出正确的结论。
又是一年芳草绿。转眼到了1972年春天，陈再道在招待所里仍然没有等到任何消息。韩先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经常到招待所看望“闲置”在这里的一些老战友。每次来到陈再道的房间，总是嘘寒问暖，关心备至，可就是没有谈及“七·二○事件”。
一天，韩先楚又来到招待所，他串了几个房门后，来到了陈再道的房间。陈再道趁谈话停顿的时候，开门见山地说：“韩司令，我身体早就检查完了，下一步怎么办？”
“这个？”韩先楚沉吟了片刻，说，“上面没有新的精神，恐怕还得回农场去。”
“林彪都死了，我们的问题也该弄清楚了。”
韩先楚咬着嘴唇，默默地点了点头。
陈再道接着说：“我不回农场了，你向上面报告一下吧！”
“好，我按你说的办。”
“谢谢，谢谢你！”陈再道紧紧握着韩先楚的手，眼睛有些发潮。
陈再道怀着复杂的心情，苦苦地等待着。
一天，陈再道外出散步，见罗瑞卿拄着拐杖，在房后的一片树林旁来回踱步，他马上凑了过去。
陈再道和罗瑞卿虽然个人交往不多，但罗瑞卿富于传奇性的人生经历和敢作敢为的大将风度，令他深感钦佩。1965年，林彪、叶群一伙陷害罗瑞卿，说他“搞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陈再道、皮定均等一批高级将领为其鸣不平，提出对大比武怎么看的问题。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引用了陈再道的话，“七·二○事件”后，造反派批陈再道，说他“与罗瑞卿一唱一和”。文化大革命的风浪，把他们推到了一条船上，成了一根藤上的苦瓜。来到汤井巷招待所后，他们经常在一起回顾历史，分析形势，探讨未来，更加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感情。
两人沿着林荫小径走进树林，坐在一条石凳上。一阵沉默过后，陈再道向罗瑞卿倾吐了内心的苦闷，特别是林彪对自己的迫害。罗瑞卿听后，深有感触地说：“林彪一直是盯你的。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1965年套级时，叶群找我和徐立清说，林总(林彪)的意见，陈再道的级别不能搞高了。没有办法，我们只有照他的意图办了。”陈再道既为罗瑞卿这种不文过饰非的坦荡心怀所感动，也为林彪排除异己的行径所激愤。他抿着嘴点了点头，说：“林彪打击我是由来已久的。级别受压我倒还无所谓，政治受压确是使人感到很闭气。”
“闭什么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们这些人好歹还活着，他却成了异域他乡的野鬼！”罗瑞卿把拐杖往树干上敲了敲，语气里带着几分自信和嘲弄。接着，他开导陈再道说，“共产党的天下没有白日的黑事，是非曲直，总有一天要真相大白的！”
不久，韩先楚把陈再道的情况反馈到了北京。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送走外宾后，让办公室打电话找总政治部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田维新。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听说周恩来有事找，急忙驱车赶到了人民大会堂。
田维新一到，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我今天找你来，主要想谈一下干部问题，光和你一个人不好谈，你再找一个人来吧。”
田维新立即用电话找来了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想谈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主席很关心。要给‘七·二○事件’作个结论，尽快解放陈、钟，给他们安排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田维新和魏伯亭回到总政后，调阅了武汉“七·二○事件”的相关资料，并找有关人士进行了座谈，认为所谓“反革命叛乱”和“兵变”纯属乌有。他们把调查情况迅速向中央政治局作了书面报告。
总政曾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级相当的职位。可是，在提交政治局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特别是江青，当初打倒陈再道时，她是急先锋，现在要解放陈再道，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在会上，她不顾总政调查的事实真相，给陈再道扣了一大堆帽子。无奈，最后决定给陈再道配一个大军区副职。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商量让陈再道到那里担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回答说：“陈再道?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那么短短一句，但意思十分明白，让老上级当副手，工作不好开展。当时，由于林彪倒台，一大批军队干部获得解放，各大军区职数暴满，弄得陈再道竟无处可去。
后来，田维新找到韩先楚。韩先楚接到电话，当即爽朗表态：“行，老陈的为人和能力我们都清楚，欢迎他来福州军区工作！”
6月的一天中午，一只喜鹊在招待所房顶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韩先楚来到招待所，径直进了陈再道的房间，欣喜地说：“老陈，中央军委来了命令，让你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这样，咱们又要一起搭伙计，一个锅里抡马勺。我这个人是半斤，是八两，你是了解的，希望你多帮助我。”

陈再道高兴地说：“这首先要感谢你啊！”
“还感谢我?你没有意见就好?”
“现在，我是急于想干点工作，如果说有什么意见，也等以后再提吧！咱们搭伙搭定了，请司令员今后多多帮助。”
“同志之间，何必客气。”
陈再道重新出山的消息，宛如一缕清风，传遍了汤井巷招待所。住在这里的伙伴们既感到高兴，也感到不平。
“老陈，我祝贺你。难后出山，必有作为！”
“是值得祝贺，可就是多了一个‘副’字。”
“让我说，多一个字少一个字没有多大关系，能够复出，就值得祝贺！”
“那不对，这多一个字不比少一个字，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什么，不就是降职使用吗？那又有什么要紧？总比‘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好！”
“对，要是在战争年代，加一个字是常事儿。”
“现在，不是战争年代，完全是两码事！”
“什么两码事？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命令。”
“老陈，你不是呆得发慌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走马上任为上策，好抖抖这几年的霉气！”陈再道听了大家的议论，心中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子，怪不是滋味。他想，蒙冤落难四个春秋，如今能够重新出来工作，这确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但由司令员降为副司令员，这意味着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或者说还留有尾巴，他本是一条视功名利禄淡如水的汉子，可是这样的结论，他想不通。
一晃到了七月中旬，陈再道接到中央军委通知，邀请他赴京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目的是让他在报纸上与大家见一见面。那时候，报纸是一道政治分水岭，某人在某次活动中上了天安门，名字见了报，就说明他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人。否则，就被打入了另册。
陈再道到达北京，住在北京饭店。北京街头繁花似锦，秩序井然，到处呈现出一派庄严、热烈的气氛，使人的心情感到格外开朗。
庆祝活动结束后，周恩来约见了他。端详着这位隐遁四载的将军，周恩来眼睛湿润了。他紧紧握着陈再道的手，殷殷地说：“再道同志，‘七·二○事件’主席作过多次指示，那是王力他们搞的。现在，中央让你出来工作，你要放下包袱，甩手大干啊！”
望着周恩来慈详而憔悴的面容，几多委屈，几多辛酸，几多怨尤，一齐涌上了陈再道的心头。
“总理……”陈再道声音有些哽咽，欲言又止。
周恩来明白了陈再道的意思，他斜靠在沙发上，沉思了片刻，宽慰道：“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中央了解你！”
陈再道沉重地点了点头，把一口苦水咽下了肚。从北京回到福州，陈再道就报到上任了。
8月中旬，中央军委安排钟汉华任广州军区副政委。一下飞机，军区领导就把他接到了军区礼堂。据说，江青在广州，要接见广州军区师以上的干部，并点名一定要等到还在路上的钟汉华参加。钟汉华走进会场，刚落座，江青就到了。她一进门就喊：“钟汉华同志来了没有？”钟汉华站起答：“来了！”接着，她开始表演起来：“钟汉华同志，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陈再道同志。我也是受害者，我上了林彪的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的声讨大会，目标是对准毛主席的。他上了天安门，我也跟着上了天安门，我很后悔。林彪当时是要一箭双雕，通过‘七·二○事件’，既要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揪军内一小撮反对派，也是为了谋害毛主席。归根到底是为了谋害毛主席，篡党篡国。现在，我在这里当着大家的面，正式向钟汉华同志道歉。还请你给陈再道同志写一封信，转告他，我也正式向他道歉。先书面的，等我见到陈再道同志时，再当面向他道歉。”江青声情并茂，演得就像真的一样。
会后，钟汉华根据江青的意思，给陈再道写了一封信，全文照转江青的台词。唯恐这个女人说了不算，再反诬是借她之口“假传圣旨”。钟汉华把信写好，交江青过目签上“同意”二字后，才寄给陈再道。陈再道接到信，不敢轻易相信这个女人，为了防止她变卦，把这封信转呈给了中央军委叶剑英副主席。
陈再道就职上班后，韩先楚分工他分管后勤、空军和海军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几年，突然走进办公室，一切是那么熟悉，一切又是那么陌生。他毕竟是担任过多年军队高层领导的老将军，干起来轻车熟路，各方配合得心应手。一年之后，各项工作在全军颇有影响。
陈再道重新走马上任，引起了江青一伙的不满，特别是他的工作政绩，使她妒火中烧。江青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女人，她说：“陈再道站出来三天，又翘尾巴了！”并不断给他念“紧箍咒”，弄得他在福州不得安宁。
1974年3月，中央为了解决福建、江西等省的派性斗争问题，决定在中央党校举办第三期学习班。陈再道出山不久，又是副职，与地方联系不多，解决两省的问题，应该说与他毫无关系。不知什么原因，中央却通知他到北京参加学习班。
这一期学习班是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亲自主持的。开始，陈再道被分在省(市)混编组学习，不久又把他调到了单独编成的上海组。
上海组的大部分成员，是王洪文、张春桥打算在四届人大时塞进中央的骨干。他们当中，有在上海红极一时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等。王洪文把陈再道调到上海组，主要是想把他作为“反面教材”，使上海帮们“学有目标，批有靶子”，以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
陈再道不是任人揉捏的泥巴。他想，既然中央让我出来工作，就说明中央对我是信任的，你们凭什么摆弄我呢？所以，他根本不吃上海帮那一套。
陈再道在学习班的态度，使上海帮大为恼火，他们把状告到江青那里。江青说：“这个陈再道，就是不肯改悔！你们要批，要狠狠地批！”
通过“七·二○事件”，更加提高了陈再道的斗争策略。在学习班里，他软硬不吃，明暗相斗。上海帮对他恨之入骨，但仍然无计可施。
在中央党校学习几个月，陈再道感到度日如年。学习班宣布结束，他就匆匆赶回福州，一头扎进了工作之中。
1975年8月，陈再道调到北京任中央军委顾问，一辈子拼拼杀杀，风风火火，突然间换个清静赋闲的事儿，他感到很不适应，常跟身边的人开玩笑：“是呀，你们看我官职高了，可这是顾问。顾问顾问，顾得上就问，顾不上就不问。脑壳闲得发木了。”他感慨地说：“看见别人干得欢，自己赋闲，就好像有仗捞不上打，心里直发痒。”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文，批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七·二○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1976年，一代伟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全国人民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却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中国的命运进入了异常严峻的时刻。
江山垂泪，举国担忧。
10月7日，陈再道接到军委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立即赶到西山小礼堂，参加紧急会议。
陈再道驱车直奔西山。一下车，只见山坡上、礼堂旁站着一组组端着枪刺的军人，人们的眸子里，流溢着冷峻的目光。这气氛，很像当年王家墩机场的情景。他预感到，一定有大事。
会议由当时负责军委工作的陈锡联主持。陈锡联通报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以异常果断、迅速的行动，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抓起来了。
听到“四人帮”垮台的消息，陈再道又一次雀跃、欢呼。回到住所，他让管理员买来酒和螃蟹，请来几位老友，一醉方休。朦胧中，他把一只螃蟹五马分尸：“我看你还横行霸道不？”接着，他把外套脱下甩到沙发上，举起桌上的青铜杯，一饮而尽，把空杯重重地击在桌上，“娘卖×的，‘七·二○事件’该有希望了！”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已是旭日临窗。他戴着老花镜，再次向中央写了请求重新复查武汉“七·二○事件”的申诉信。
信寄出后，陈再道就像当年盼望前方侦察人员的信息一样，苦苦地企盼着。
那时候，百乱待理，百废待兴，全国该有多少个“七·二○事件”等待着复查平反啊！
1977年金秋，根据邓小平提议，中央军委决定陈再道出任铁道兵司令员。接到命令，他为讨回的一份公道感到欣慰，但是，“七·二○事件”仍然没有着落，就像一条无形的鞭子，不时重重地抽打着他的心灵。
白天，他像当年一样，扎着腰带，打着背包，下部队，跑工地，为发展铁路事业和铁道兵的正规化建设而劳累奔波。晚上，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他常常想到“七·二○事件”。有时，甚至搅得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1978年8月，陈再道与在北京开会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陈丕显进行了长谈。陈再道说：“1967年，我在武汉军区工作时，有个‘七·二○事件’，不知你知道不？”
“我怎么不知道？‘七·二○事件’发生那天，我在上海被关押着，听那些看守我的造反派说，‘胜利了，陈大麻子垮台了，百万雄师都是一窝反革命’。我当时感到很迷惑，哪有100万个反革命啊！”陈丕显讲得绘声绘色。“我心想，你们不要高兴太早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把百万雄师压下去，心很虚。说要预防可能发生什么事，要我整理好行装，准备把我们转移。”
“这件事明明是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挑起并加以利用的，后来，却把我和钟汉华诬蔑为筹划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陈再道介绍说，“这个事件曾经轰动一时，震惊中外。在国内，通过地上纷飞的报纸，天上飞传的电波，我便成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人物了。在国外，各国电台纷纷报道说，‘武汉发生了反毛叛乱’，‘陈再道上将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等等。直到现在，国外仍然有一些报纸把这件事说成是我扣留了谢富治和王力，发动了一次反对中央文革的‘兵谏’，简直玄乎其玄。”“我来湖北工作后，看过有关‘七·二○事件’的书和报纸，作过一些研究，也请人作过专门调查，事实真相真不是原来听说的那么回事了。”陈丕显侃侃而谈，“就我所知，林彪垮台以后，省委也曾几次向中央建议平反，但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所以，平不了反。”
“现在，林彪、四人帮都垮台了，这件事就该有个说法。”陈再道托付说，“请省委继续给予重视，做些工作，争取早日解决。”
陈丕显表态说：“这件事发生在湖北，湖北省委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拨乱反正。”
陈丕显从北京回武汉后，多次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研究“七·二○事件”平反问题。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将“七·二○事件”前后经过摆出来，就清楚地看到此案是由林彪、江青一伙在北京遥控指挥，林彪死党吴法宪、刘丰等人密谋策划炮制的，中央对“七·二○事件”的定性，也是在刘丰等人提供的片面情况下作出的。常委们表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要敢于面对事实，要对武汉和全省人民负责。最后，大家形成共识，一致认为，“七·二○事件”并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而是林彪、“四人帮”为“揪军内一小撮”，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蓄意制造的一起大冤案。现在，既然林彪、“四人帮”打倒了，完全应该澄清性质、正本清源。
此后，凡是中央领导人来湖北，省委和武汉军区的负责人都要提及这件事。国庆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来武汉视察，陈丕显反映说：“武汉有个‘七·二○事件’，下面要求平反的呼声很高，中央应当重视。”
王震对“七·二○事件”早有所闻，听了陈丕显的意见，他明确表示支持。第二天，湖北省委在洪山礼堂召开省直机关处级以上干部大会，陈丕显邀请王震为大会讲话，老将军欣然应邀，他讲到平反冤假错案时，联系到武汉的“七·二○事件”，激动地说：“我那时候要是在武汉，我也是个百万雄师！”
顿时，鸦雀无声的会场，掌声雷动。
11月19日晚，华国锋在京西宾馆约见陈丕显，主要谈武汉“七·二○事件”平反问题。华国锋说：“你们那个报告，中央已经作了研究，‘七·二○事件’是点了名的，百万雄师受了压，十几年没有解决。”说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了报告，“中央准备批准同意你们的报告，报告中有些细节和口径需要作些修改。”
接着，华国锋对报告的修改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说：“具体问题你可以找有关同志议一议，然后，着手布置平反工作。”听说中央准备批准“七·二○事件”平反的报告，陈丕显兴奋异常。与华国锋谈话一结束，他连夜安排人员修改报告和代中央起草有关文件。然后，他把王任重、赵辛初、杨得志、王平、陈再道请到下榻的宾馆，商量研究平反的具体事宜。
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华国锋根据各小组提出的问题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研究的意见，讲了9个问题。其中，第9个问题是：(九)、关于一些地方性重大问题。最近，有些地方提出了某些重大事件需要重新处理，比如，武汉的“七·二○事件”、河南的“七·二五问题”、四川的“产业军”问题等等，中央决定，这类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
11月26日，中央正式发文批准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为“七·二○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当天下午，华国锋打电话给陈丕显：“丕显同志吗？你们那个‘七·二○事件’的报告中央已经批了。”
“批了，我们看到了，这得感谢华主席啊！”陈丕显激动地说。
“中央要求，‘七·二○事件’的经过和平反决定，不要登报，不要广播。”华国锋强调说，“当前，阶级斗争很复杂，国际上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的稳定，要防止阶级敌人借机生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陈丕显说：“‘七·二○事件’在湖北乃至全国影响很大。现在，中央批准平反，这是湖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打算作些必要的宣传。”
“宣传要讲求社会效果，中央的批示、省委的报告，你们可以内部印刷散发、张贴，但不能对外宣传。”华国锋慎重地说。
11月28日，陈丕显、杨得志、李成芳向大会请假，赶回武汉，在武昌洪山大礼堂召开了全省有线广播大会，收听人员多达1700万人。会议由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韩宁夫主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顾大椿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发［1978］7号)文件：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各人民团体党组：
中央同意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现转发你们。“七·二○事件”应予平反、昭雪，但平反昭雪的决定和“七·二○事件”的经过，不要登报和广播。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要教育广大干部、革命群众、广大解放军指战员，顾大局，向前看，加强革命团结，不要纠缠历史旧帐，把广大干部群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顾大椿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掌声稍息，他接着宣读了中共湖北省委、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顾大椿离开讲台，李成芳走到麦克风前，行了一个军礼，宣读《陈再道给湖北省、武汉市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一封信》，浑厚的黄麻乡音把整个会场压得一片寂静：
亲爱的同志们：
在华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央批准了湖北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我和同志们一样，欢欣鼓舞，非常高兴。
十一年前，林彪、“四人帮”为了破坏毛主席、周总理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全国煽动反军乱军，挑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以便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指使谢富治、王力等，制造了“七·二○事件”。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在“七·二○事件”后惨遭迫害、深受歧视的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平反昭雪，这对于进一步深揭狠批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力以赴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为“七·二○事件”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平反、昭雪，是华主席、党中央抓纲治国的英明决策。我希望同志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坚持党性、胸怀大局，团结一致，跟着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把湖北、武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我因工作不能赴汉，谨在此向同志们表示深切的问候和崇高敬意！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到武汉看望大家。
此致
敬礼！
陈再道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至此，沉冤11载的武汉“七·二○事件”，终于以其本来面目昭示人间。
在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历经苦难、战难和磨难的陈再道将军，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4月6日，这位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百折不挠，刚直不阿，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段革命家、军事家，走完了他84载的人生历程。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江泽民强忍悲痛，挥毫泼墨：勇猛无畏，英名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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