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帆：谈谈文革十大谜案之二：“打劳改犯”谜案

阿陀

谈谈文革十大谜案之二：“打劳改犯”谜案

——此案中的死难同胞44周年祭

文革中广州的“打劳改犯”事件，虽说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事件，然颇能体现文革之动乱及民众心态，乃至颇能追寻文革的一些起因，所以文学家和史家对此都十分感兴趣。但虽然研究不断，却至今无解，仍是悬案。为把案情说清楚，我把自己以前写过的一段介绍引如下：
1967年夏天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如火如荼的打“派仗”时期。
如今的小青年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文革”中同是“造反派”也会打起来呢？其实如今看来“文革”中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难以避免的。这一年一月上海首刮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夺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权）的风暴，随即蔓延全国。权力永远是个令人垂涎的好东西，“造反派”中既有人夺了权，就有个分赃不匀的问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匀，而是极端的不匀，这样大家就会来争权，就会打个你死我活。这事情要是放到现在，人们依然会打个你死我活的，君不见如今单位为个小小的职务，人们也会明枪暗箭斗个半死呢。
但那一年广州的情况很特殊，恐怕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的：“派仗”并没有打得很激烈。这当然不是广州的“造反派”没有权力欲望，而是被“打劳改犯”一事给冲淡了，“派仗”并没有发展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
那一年我十二岁，应该说是在知事的年龄了。记得当时听到越狱的“劳改犯”将“血洗广州”的传言后，正荷枪实弹对峙着的“东风派”和“红旗派”就即时像抗日战争时的国共两党一样改为枪口一致对外。如今读《三国》读得多的人一定会怀疑，传出这谣言的人可能是不想打“派仗”的“阴谋家”。
但怀疑归怀疑，关键是要证据，不然就像如今我们法律所规定的：疑罪从无。
新近我上网乱点，竟进入了以前的朋友、广州作家叶曙明先生的博客，知道他近些年来颇留意广州“文革”史的研究，大喜。就在他的博客里，我发现了经他经年采访，对广州当年的打“劳改犯”事件，已弄得比较清楚。
据他说，关于“劳改犯”的一系列信息，最早都是源自当时的“官方”——市军管会（当然经民间流传，必添油加醋）。那信息最早不过是有人向市军管会报告，广州有两个劳改所无人看管。接着又有报告说，茶头有400多名犯人已逃跑，乃至报告说北江有1000多名越狱的劳改犯正乘船南下。最后得到的报告竟是：有3000多犯人已进入广州，穿着军装并动用了机关枪进行抢劫……市军管会一听如是，那还了得，当即报告了省军管会，省军管会又报告了中央，中央也赶忙将批示发了下来了——自然是对劳改犯格杀勿论了。
这事件发生在1967年八月武斗最激烈的时候，消息传来后两派即时罢了战，但整个广州城却处于更加恐慌之中。
这情况我是记得颇清楚的，市民们先是将商店中所有能吃能烧的商品都买光，然后拿起了农民起义时使用过的最老土的冷兵器自卫——几乎所有大街小巷都修上木桩排栅堵着，几乎所有大楼都门架木闸天台筑工事。晚上时有“劳改犯来了”的喊声传来，于是各家各户都拿起脸盆、水桶之类的家伙使劲地敲，自发组织起来的街道联防队就拿起水管、长矛、菜刀之类的冷兵器上街护卫去。往往在第二天就有宣布昨天打死了多少多少个劳改犯的，打死了的人就在电线杆上或大树上吊起来示众。叶曙明转述了当时的“红警司”（当时包括公安系统在内的派性组织）政委黄意坚的说法：几天后他们统计过死人数目，“约在187至197具之间”。接着他说，经当时的调查，打死的既不是劳改犯也不是武斗中的两派人员，甚至也不是广州市民（这说法与民间传说不同，民间是说死的也有广州市民）。那死了的是什么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外地来穗的无家可归的流窜人员了。上世纪90年代初女诗人郑玲从株洲过来落户广州，她就告诉我，她和丈夫曾在“文革”的那段日子里为躲避批斗流亡广州，所幸的是他俩没有被当作“劳改犯”给“打”了。
当时我家附近——上下九路、丰宁路一带也吊有“劳改犯”尸体，我和我的同学都是看到过的，被打得鲜血淋漓实在很难看很恶心。有个同学说，他看的时候人还没死透，手脚还在挣扎呢。
时局如此混乱，我的父母亲当即就拿主意，令我到舅舅生活的那个山乡躲避躲避去。
……
上引是我所写的小说《山人》中的一节，虽放在小说里，却完全是真实的记录，没有半点虚构成分（小说《山人》在本博“现代聊斋”栏目中可见到全文）。
这件事情发生在1967年8月，至今恰是44年，撰此小文试作研释，除为探索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外，亦为当年的死难同胞的44周年祭也。
引文中已说到，文革中广州的“打劳改犯”事件，发生得背景为夺权风暴和打“派仗”。从现公开的文献资料看，毛泽东对夺权是支持的，但对打“派仗”却不理解，甚至气愤。所以很快就出台了一个新管理模式：军管（紧接着的是大联合）。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旧的管理机器被砸烂，军管人员尚没有管理权威和管理经验，权力出现了真空，也就是出现了无政府主义状态，于是千奇百怪的事情就出现了。
社会不可无政府，民众中不可无权威，以前我们不懂这些，总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不然。文革的错误除了自上而下的发动外，还因为群众由下而上的盲动。最高领导自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确实存在魔鬼，这不能不说是与民众的素质有关——这个谜案就颇能说明问题。
最早报告的消息应该是真实的，文革中夺权，砸烂公检法，全国都一样，广州不例外，所以，报告说监狱无人看管，或者缺人手看管，是顺理成章的情况。但接下来传的，劳改犯出逃并且要血洗广州，越传就越无厘头了，而当时所传，也没有说劳改犯因何要血洗广州，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或者说，当时就没有人想追问这些，只一味地恐惧。夺权乃至发生武斗，毛泽东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是太相信群众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权即利益（人们总是“争权夺利”地连说），有利益而不夺，夺不到而不争，而不武斗，哪来的如此纯朴的民众！而危及到生命，利益又在其次了，所以“劳改犯血洗广州”的消息一传出，武斗即平息，共同对付“血洗”的生命危险了。
这在文革是一件意外的事件，与文革的“战略部署”没有一点关系，却照见了整个社会的心态。
当然，关键的是军管会形同虚设，是无政府状态。当听到第一个报告（监狱无人看管），一个有效的政权，当然会第一个动作就是派人去看管，至少去查明情况。而没有。消息越传就越无厘头，越传就越恐怖，仍没有去作这些工作，懂得做的工作只有一件，向上级（省军管会）汇报。说来也真奇到头了，上级也如此工作，也不调查核实。本来嘛，一是出发地点都在省范围内，理论上那些地方也应有报告啊；二是劳改犯既穿了军装，那是与部队有关，或被抢了，或是部队哗变，应该部队系统也有报告。但都没有思考，更没有调查，就向中央汇报。时中央正困于武汉武斗（全国都出现了激烈的武斗）的调停当中，很有可能是无暇顾及，于是出了“格杀勿论”的指示。
如果所汇报真实，这个指示无可挑剔。
但这个指示是没有往下传达的，换句话说，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如果往下传达了，老百姓信以为真，也是无可挑剔的——中央都有指示了，还能假？但情况却真的是秘而不宣的，当时派性头头们都不知道，可能就军管会头头知道（据叶介绍，20多年后有心者才从档案中检出）。只这里也还有个问题：军管会头头既知中央有指示，为什么不调动军队去镇压，而只放手让群众“自卫”？
恐怖笼罩广州，是因为谣传的结果。后来的情况很清楚，并没有劳改犯越狱，至少没有成群结队地越狱，更没有有组织有目的地血洗广州。
恐怖笼罩广州，导致人人自危，又导致人人“自卫”，又导致悲剧产生。
到如今，44年过去了，对在这场悲剧中死难的同胞，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到如今，44年过去了，这个事件不仅应该记录在广州的历史当中，更应当记录在我们民族的记忆当中，因为它很鲜明地突出了文革的一个特质，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记得文革的无哩头、恐怖和灾难性的乱。
  而今我们许多老人怀念过去，感情上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其中很大部分夹杂着可能的对如今贪腐的鞭撘。但是，他们的回忆却是不尽是真实的，甚至会误导后辈人。文革的掀起有种种原因，不完全是老人家的发动所致，或许我们都应该检讨自己，检讨我们的文化。虽然十分有难度，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防止文革再来！


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