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聲：毛泽东为刘少奇的覆灭设下了怎样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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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被当做桥头堡被毛泽东端掉以后，以刘少奇为首的“驻京常委”们便直接暴露在文化大革命的火力之下。但是，此外时刘少奇等中央常委并没有实实在在的把柄握在毛泽东手里，把炮口对准他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为此，毛泽东为刘少奇精心策划了陷阱，刘少奇竟然身不由已地一步一步根据毛泽东的意图走进了陷阱。我们不妨来看看毛泽东的陷阱是什么。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可视为毛泽东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信号，也可视为毛泽东向他的政治对立面发动主攻的号角。然而，虽然北京市委和彭真作为“中央一线领导集体”的桥头堡已被攻陷，主攻的炮火却仍无法直接倾泻到刘少奇等人头上。理由很简单，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只是同意、批准了《二月提纲》，并没有参与《二月提纲》的炮制。最多是个认识模糊、用人不当的问题。除此之外，他们还没有任何直接的把柄握在毛泽东手里。要打倒这样的政治对手，必须像“运动”彭真和北京市委那样，把刘少奇等人“运动”起来，让他们在行动中犯下“政治错误”，从而为毛泽东等左派丢下把柄和口实。于是，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奇特的现象，其一，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外地，没有与会，但会议议定的中心则是他4月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显然，这是毛泽东为刘少奇等人设下的又一个陷阱。其二，根据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全党面临的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就是说，尽管已经提出同时批判党、政、军内部的“代表人物”，但主攻方向仍然是批判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里的领导权。实质上，毛泽东是把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精心策划的一个八级地震级的政治暴力运动推到刘少奇为首的在京常委面前，看他们怎么办。而自己则在远处冷眼旁观，待机而动。这种奇特而迂回的攻势正是他置对手于死地的高明之处。

　　为了这场主攻，毛泽东在事前已做了大量的组织和铺垫工作。主要有：1、迅速培植一文一武两支“左派”力量。为了帮林彪扫清掌握军权的障碍和回报林对毛的全力吹捧、支持，毛泽东于1965年底帮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掉了总参谋长罗瑞卿；利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培植了中央和上海左派力量（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包括关锋、戚本禹等人）；2打倒了彭真和陆定一，清除了北京市委和文化部这两个“文化革命”的重要障碍；3、“迂回攻势”的最重要的一点：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掀起“天翻地覆”的风浪，必须为否定建国以来思想文化界的主要路线和主要成就制造理论依据和形成基本判断，这就需要一个机缘和载体。而仅仅靠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海瑞罢官》的作者是吴晗，通过批吴晗把火烧到北京市委和彭真头上，是可行的，但如果通过批判一个剧本来制造否定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多年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成就的理论依据，则是勉强的，难以奏效的。况且批《海》剧另有政治目的。于是，这个机缘和载体被人为地制造出来了，这就是所谓林彪委托江青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1962年2月，江青在上海主持召开了近20天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要求与会者“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对会后整理出来的“座谈会纪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决定把这一个莫名其妙的座谈会的纪要修改成一颗轰击全国思想文化界的重量级的原子弹。请看，经过张春桥、陈伯达和毛泽东本人反复修改的《纪要》是如何显示它那无以估量的“杀伤力”的。它认为整个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毛泽东亲自加上的话有：“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有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等。4月1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以上引文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章节）。这个纪要，为《五一六通知》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操作准备。

　　《五一六通知》通过以后，随即解散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之后，改组了北京市委。毛泽东返京之前，北京的政治局面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新的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已经开始超越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其骨干力量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北京思想文化界首先点火，以实现毛泽东在文化战线上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另一方面，这个文革小组又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当毛泽东不在京时，它自然应该服从在京中央常委的指挥。而以刘少奇为首的在京常委按照他们的常规思维是根本无法接受中央文革的“点火”方式的。这样，两者发生分歧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毛泽东期待的正是这种冲突。

　　冲突果然从中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发轫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大学怎样搞，显然带有典型引路的意义。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在5月14日的讲话中，根据在京常委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定下了调子：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要注意内外有别。北大不宜贴大字报，群众要贴，要积极引导。显然，高校和一切文化、学术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在单位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是在京常委们（林彪除外）一致的常规思路。这条思路和毛泽东决心颠覆文化界所有单位的领导班子，对他们进行夺权、彻底洗牌的思路相比，可说是天壤之别，背道而驰。5月20日，北大传达《五一六通知》。在康生夫妇的策动下，北大哲学系以聂元梓为首的7人于5月25日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北大党委。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突然转向批判一向具有神圣领导地位的党委，这样的急转弯对大部分师生来说，是一时难以接受的，以致双方发生了冲突。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北大党委都试图“调停”，无果。冲突惊动了周恩来。他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提出“注意泄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特别强调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原则，严厉批评聂元梓的做法。

　　毛泽东从康生那里得知此事后，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张大字报高度赞扬：“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北京公社的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毛泽东指示康生将大字报立即广播，6月2日见报。毛泽东的表态，震动了在京常委。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对聂元梓大字报的充分肯定，实质上是表明他对运动模式的选定：在波及全国的大批判运动中，各单位的党组织已经不是作为运动的领导核心，而是成为批判运动的首当其冲的对象了。无论这个转折多么令人难以接受，他们都必须接受这个现实。否则，他们也同样难逃一劫。但是，失去党组织的领导就意味着运动群龙无首，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而这种状态又是他们的职责和常规思维所无法容忍的。怎么办？变通的办法只有一个，向文化革命的重点单位派工作组。因为《五一六通知》下发以后在京常委成功地向《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派出了中央工作组，并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既然毛泽东也赞成派工作组，那么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出现，总不会铸成大错吧。

　　6月3日，新华社播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央向北大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电讯稿，毛泽东看了电讯稿表示同意。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运动中要注意“内外有别”等8条意见，并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去领导。会议同意李雪峰的意见。


从6月5日到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在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进驻的工作组，工作组一般以北京新市委名义派出。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做法对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而言，无疑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纷纷仿效北京地区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问题”比较多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由此，由中央或上级党组织派出工作组取代各单位党组织领导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已形成一个新的运动模式的雏形。但是，工作组究竟以什么方式领导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对单位原党组织及其领导和那些被冲击的“牛鬼蛇神”的立场、态度究竟是什么，他们要把运动引导到什么方向、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都是极其敏感的要害问题。北京大学发生的“6.18”事件，立即检验出了工作组领导的基本性质和在京常委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当天上午9时到11时，北京大学几个系的学生，将40多位干部、教师拉出来批斗，并采取了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等暴力行动。工作组发现后立即予以制止。显然，北大工作组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把运动规范在正常的秩序之中，矫正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在对人的批斗和处理中严格按照政策执行。至于要把运动向哪个方向引导，最终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自己并不十分清楚，只是跟着“常规思维”走。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又和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一线“领导”在各个领域、各级组织的原班人马先搞臭、搞乱、搞深、搞透，再彻底进行重新洗牌的本意大相径庭。要命的是，刘少奇的想法和北大工作组的做法一拍即合。6月20日，刘少奇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转发全国。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刘少奇等在京常委对北大“6.18”事件的表态，显然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立场及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观点发生冲突。从6月20日到7月中上旬，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等人在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数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并表达了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但均被在京中央常委否定。其间，各地都有造反群众驱逐工作组的事件发生。一直冷眼旁观的毛泽东觉得反击的时机到了。7月18日回到北京后，立即表示出对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不满。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而压制学生运动的恰恰是工作组。他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月26日，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陶铸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只得收回原来的意见。28日，由中央文革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发出。

　　从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7月底北京和各地撤出工作组，毛泽东把刘少奇等人在“一线”炉火上烤了整整两个月，终于烤出了一个“工作组”，这是刘少奇留给毛泽东的一个惟一的把柄。而且这个把柄是在处理混乱局面的无奈之中留下的。如何利用这个把柄，这个把柄能否把这个政治对手彻底整垮，或者用这个把柄整人是否能让全党信服，毛泽东开始心里并没有底。但把派工作组说成是“压制”群众运动，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这倒是水到渠成的事。这个要害，毛泽东是万万不会放过的。问题是，派工作组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不仅得到了党内大多数干部的认同，而且也得到了大多数群众组织的认同。把它说成路线错误强加在刘少奇等人头上，并以此为由在组织上对刘少奇等人作出相应处理，从而把这个与毛泽东分庭抗礼的“司令部”连根拔掉，在具体操作上是有相当难度的。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的预期，并没有太高的奢望，这从他仓促决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原定议程中就可以看出。原定会议开5天，议题有4项：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二、讨论的批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职务变动的决定。其一，这个议程并没有包括对工作组进行定性、上升到路线高度进行批判、并对刘、邓进行组织调整、对中央常委进行人事变动的内容；其二，这次会议所最后所作出的以林彪取代刘少奇党内二把手地位的决定，完全是毛泽东临时决断的产物，因为林彪会前请了病假，是会议中途被毛泽东紧急召回的；其三，会议延期了整整一周，实际上已远离原定议程，开成了批判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议，把党的核心层内尖锐的分歧公开化。

　　形成这个意外结局的原因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很大的必然性。会议召开后，刘少奇的抵触情绪固然激怒了毛泽东，然而，更主要的是相当一部分的与会成员的抵触情绪使毛泽东感到了强大的阻力和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不当机立断基本上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在党内形成一边倒的定势，在政治上将会留下无穷隐患，文化大革命很可能会因此中途夭折。而此时全党内外举国上下已经形成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狂潮，毛泽东任何超出常理的决断都会在这股狂潮的烘托下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而在此次会议上正是毛泽东临时作出的“石破天惊”的决断，使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大加快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请看，按会议原定议程，8月1日召开全体会议，中间3天小组讨论，最后一天通过有关文件。然而，事出意料，第一天开幕之后，由于许多与会者对工作组问题想不通，一时无法转入小组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于是，8月2日、3日下午继续大会发言，介绍情况，谈认识。这一次原定议程延期，是因为与会者“思想不通”所致。8月4日下午，原定继续进行大会发言，但临时议程改变，取消全体会，改开小组会。这一次议程改变，则是毛泽东对第一次议程“延期”所作出的激烈的反应了。原因是毛泽东要在福建厅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而这个扩大会的目的，是要把整个会议的方向扭转到解决刘少奇等人派工作组的路线错误上了。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尖锐而激烈：“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点，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还说，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毛泽东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刘少奇和在京常委，并在会上假以颜色。当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毛泽东还批评说，现在的民主是压出来的，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

　　毛泽东不仅想在工作组问题上一锤定音，而且把自己搞掉“刘邓路线”的意图和决心和盘托出，这不能不激起刘少奇强烈的对抗情绪。就在毛泽东批评最激烈时，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所谓“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这种决绝的对抗情绪显示了他这一次不向毛泽东低头和屈服的决心，或者和毛泽东对抗到底的意念。情绪虽然属个人性质，但以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政治影响以及在这次派工作组过程中获得党内外普遍的认同而言，这种情绪有极大的传染性，在党内尤其在党的核心层有着广泛的心理基础，一旦放任它，很可能在党内引起强烈共鸣，并演化为难以抗拒的政治阻力，任其坐大，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迅雷不及掩耳的政治决断，正是在这样的考虑中形成的。第二天，即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行动，把全会引向彻底解决“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1、写出了那张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把刘少奇等“一线集体”树为对立面，并公开宣战；2、下令撤销6月20日刘少奇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以激烈的方式全盘否定刘少奇在中央《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所做的工作以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针；3、针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了一条批注：“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收，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进行过抵制。”批注显然是针对刘少奇的；4、在修改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时，特意删去“全会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声明”一句，并将这一删改专门批示给康生阅知；5、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以及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意见。6、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本已请假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回北京出席会议。（以上引文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8月7日，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会议代表讨论，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会议由此扭转了方向，把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为全会的主要内容之一。8月12日下午，全会根据毛泽东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名列第二，取代了刘少奇的位置，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二位下降到第8位，原副主席朱德降到第9位，原副主席陈云降到第11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党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副主席，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和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以后再不提起，实际上使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党的法定程序把刘少奇从党内二把手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了下来，并基本上解决了刘邓等“一帮人”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的问题，这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预定的目标提前实现了，但全会上相当一部分与会者的抵触情绪，以及这次会议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只以微弱多数取胜，这些都在毛泽东的心理上投下了浓浓的阴影。怎样处理刘少奇和他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所犯的那些“错误”？是否要把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批判推向全党和社会？对刘少奇本人的组织处理是像王明、李立三那样，在党内留给他一个虚位，以示他毛泽东的宽容和大度，还是彻底打倒，把他往死里整？这些问题毛泽东不是没有考虑过。在那几个月中，从他对刘少奇本人的态度的一系列变化中，也可以看出他当初也曾产生过放刘一马念头。但是，事情远不像身临绝境时的刘少奇想像的那样简单：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老家或回延安种地。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众多中央委员对刘少奇及其工作组问题的暧昧上，毛泽东已经觉察到在党内的习惯思维中，潜伏着一股强大的、和他毛泽东“超常规”的所作所为相对抗的力量，这种力量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能量难以估计，对他和党内“左派”们构成的威胁是致命的。而刘少奇所受到的政治遭遇，已经把他推到这种力量的代表人物的位置上。因此，怎样处置刘少奇，则直接关系到能否对这种极其危险的潜在力量和思维定势实施摧毁性的打击。此时，刘少奇已成为这股潜在力量浮在水面上最大的标靶，对标靶的任何心慈手软或处置失当，都会直接导致潜在力量演化为政治现实的直接对抗。

　　对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请看，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的措施是怎样步步升级的。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被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做了检查。对刘少奇的检查，毛泽东似乎比较满意，在其初稿上作了表示肯定的批示。但刘的检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时，毛泽东的批语却被删掉了。尽管此次会议对刘的批判升了级，但关于刘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态度比较和缓，似乎不想一棍子把他打死，还提出刘的问题不宜弄到社会上去。

　　但是，毛泽东对刘的态度不可能不流传到社会上去，而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直接支持下，已成为毛泽东以政治暴力荡涤一切政敌的无所不在、“无坚不摧”的力量。应该说，党内“左派”们和声势浩大、“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运动在猛烈攻击毛泽东树立的政治靶子的过程中，无所不用其极的过火行为和走极端的方式有时是毛泽东本人也无法预料和控制的，但如果他想真心保护一个人，只要出面多打几个招呼而已。要想置一个人于死地，又不想脏了自己的手，则更容易，只需对“左派”和“暴民”们的极端行为睁只眼闭只眼就行了。在公开出版的官方史料中，迫害刘少奇的一系列行动似乎都是林彪和四人帮背着毛泽东指使红卫兵干的。如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头目蒯大富于1966年12月5日组织5000人在北京闹市区游行、演讲，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就是张春桥秘密授意蒯大富采取行动搞臭刘邓的。再如12月24日、27日戚本禹、江青分别对北京高校师生公开宣传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煽动打倒刘少奇。看来，中央文革成员如此行动一致地把批判刘邓推向社会，显然是有预谋，有部署的。这个策划事先有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或者得到他的默许？甚至是经过毛泽东本人的授意？总之，毛泽东的态度究竟如何？似乎没有任何可靠资料可以说明。从1966年12月下旬到1967年1月上旬，中南海造反派在中央文革成员的精心策划下开始批判、揪斗刘少奇、王光美，并步步升级。而此时毛泽东对刘的态度却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暧昧。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找刘少奇谈话，刘少奇再次向毛主动承担责任，提出辞职，要求回老家或延安种地。毛泽东不置可否，建议刘认真读几本书，介绍了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18世纪哲学家狄德罗的《机械人》。为什么向刘推荐这两本书，很难猜测毛泽东的真实意图。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的态度是温和的，不仅嘱刘“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而且亲自把刘送到门口。


此时的刘少奇已面临灭顶之灾，毛泽东的接见是最后的告别，还是动了恻隐之心，想拉他一把？或者在打倒和挽救之间，毛泽东还在举棋不定，犹豫不决？但从事态的前后发展来看，毛泽东即使想拉刘少奇一把，也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处于危机四伏的政治惊涛中，他必须打倒刘少奇，否则他只能等待别人打倒自己。只是这样的决心下得还不够坚定，时有动摇。早在66年12月18日，中央就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为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作了铺垫。这样的大事显然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但整刘少奇整到什么程度，是否给他个人一条出路，毛泽东仍在举棋不定。如1967年2月间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谈到刘少奇时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实录》第552页）毛泽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几分诚意，但也许是言不由衷。从良知上说，他应该这样做，但从政治潜规则考虑，这样做很可能是危险的。仅仅一个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同意康生的提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是他真的相信康生提供的关于刘少奇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的材料？以他对刘少奇的长期了解，他就这么轻信？其实，毛泽东历来以“路线”区分亲疏敌我，对身边人的历史问题，除了用作借口，一般不大计较。如江青，如张春桥，如姚文元。而这次毛泽东如此重视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说明他下决心把刘少奇往死里整了。刘少奇一旦成了叛徒，他的性质就整个地变了，那就不是当不当中央委员的问题，而是开除党籍、下牢狱的事了。

　　究竟是什么促使毛泽东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决心借用左派对刘下毒手的？在1967年1月到3月之间，发生了一件震动了中南海、激怒了毛泽东的大事，这就是左派们称之为“二月逆流”的事件。几个副总理和老将们大闹怀仁堂，公然和中央文革成员对抗，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这在毛泽东看来是文化大革命运动遇到了强大阻力的信号。同时毛泽东也醒地意识到，党内外潜藏的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实质上支撑着社会正常社会秩序的需要，你是根本无法扑灭的。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不要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只是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政治洗牌。既然是洗牌，就要先彻底打乱原来的牌序。因此，不暂时打乱原先的政治秩序，并且一定要乱深、乱透，彻底的政治洗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这股政治力量恰恰在才开始乱、乱得远不够深、不够透的关键时刻跳出来叫板，是要坏大事的。如此，只有牺牲这股政治力量的总代表——刘少奇了。

　　从1967年初到当年夏天，批判刘少奇的运动从中南海推向全国，进入了全民大批判的阶段。4月10日，经中央批准，在清华大学举行了30万人的批斗会，批斗王光美。7月13日起，由于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群众组织写的一个检查激怒了红卫兵，数百个单位的群众组织陆续赶到中南海的西门和北门，安营扎寨，组织“揪刘火线”，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只是正在南方视察的毛泽东传话予以制止，中央文革才被迫动员群众撤回。期间，刘少奇的境况日益险恶。由此可见，尽管刘少奇遭受如此劫难，受着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却没有伸手拉他一把的意思。当然，仅仅以路线错误来整掉刘少奇，是远远不够的。党内有惯例，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不会一棍子打死，起码要在政治上留出路。因此，真正能置刘少奇于死地、并永远不能翻案的致命一刀，是刘少奇的专案组，是这个专案组能否提供充分的材料证明刘少奇是叛徒。

　　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的官方史家都极力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听信了“左派”的谗言才批准专案组提供的材料和结论的。请看这一段记载：“由于康生所要求能使报告‘完满’的材料怎么也弄不到，所以尽管江青、康生等一再向专案组施加压力，综合定案报告还是迟迟写不出来。这样拖到1968年9月，专案组只得先将1925年、1927年、1929年三段历史问题写成三个材料，作为三个单件上报。”江青、康生、陈百达、林彪等看了材料后的表态自不必说，看看毛泽东是什么态度。“毛泽东也看了这些材料，但他没有明确批示意见，只是圈阅。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过程中，江青等人利用群众揭发和专案材料的名义，有计划、有预谋地报送所谓刘少奇的罪行材料，对毛泽东施加影响。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类报告，而且这些报告都是来自那些地位很高的人，终于使他听信了这些谎言。但应当指出，毛泽东对报来的材料也不是全信。例如1968年5月8日他在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经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其逊。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耍我们的。美国大批出兵，当时国民党都还不愿意呢。”毛泽东之所以出此言，是提醒专案组，这些材料太离奇，太荒唐了，弄出去是要闹大笑话的。然而，毛泽东如真有良知，如此笑话，他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的人难道不会举一反三，认真思索一下其他有关材料的真实性，或者指令专案组作实事求是的调查？其实，毛泽东难道真的猜不出专案组搞的那些材料有假，有讹，有“欲加其罪，何患无词”之嫌？其实，从他批准专案组成立时起，他心里就十分清楚那些“左派们”要把刘往死里整，会无所不用其极。他只是装傻，装着轻信，将错就错，否则，怎能达到把刘一棍打死的政治目的？这种假他人之手剪除异已的伎俩，中国历史上不知被多少帝王将相们用过，不足为奇！当然，玩这种借刀子杀人的权术是要受到良知的谴责和折磨的，毛泽东内心是否受到这样的谴责和折磨，不得而知。但他只圈阅，不表态，似乎传达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心理信息。（以上资料均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十年风雨〉》）

　　在中共“九大”上务必彻底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以便从根子上铲除“刘氏集团及其路线”，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权力洗牌，是毛泽东志在必得的政治目标。而对刘少奇的定性问题，又必须在“九大”前的中央全会上解决。“九大”召开的日期之所以一拖再拖，就是等专案组拿出足以置刘少奇于死地的结论。专案组材料实际上是在仓促之间定稿、作出结论的。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名义提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于10月31日批准了《审查报告》，同意《审查报告》提出的对刘少奇的处理意见。全会《公报》是这样作出对刘少奇的处理决定的：“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至此，终于从中共法定的组织程序和手续上，根除了毛泽东的心腹之患。

　　当然，八届十二中全会作为中共“九大”重要的筹备会议，为刘少奇定案固然是重头戏，但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内部进行政治洗牌打造出一个基本成形的格局，同样是重中之重。这个目标和打倒刘少奇连为一体，两者不可缺一。这个任务，全会也基本完成了。其标志为1、从与会人员的成分上看，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有52.7的人已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八届中央委员共97人，除去世10人外，应出席87人，但只有40人被允许出席，不足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有98人，但只有19人能出席。会议开始后，从候补中央委员中，根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有选择地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使中央委员超出了半数。这样，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超过总人数的一半。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全会对刘少奇专案组的《审查报告》的通过，另一方面也为中共“九大”“班子成员”的组织提供了一支“预备队”。2、全会先声夺人，一开始就发动了对“二月逆流”中的“干将”、“一贯右倾”的中央领导人的批判、围攻，这些人中有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心理攻势实际上是堵他们的嘴，防止他们像在二月碰头会那样突然发难，“大放厥词”。总之，为保证“九大”政治洗牌的最后成功，中共十二中全会可谓策划组织得别出心裁，“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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