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聲：毛泽东反击“二月逆流”和抓王、关、戚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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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靶子——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定位，毛泽东开始下决心对全国各级党政机构和领导干部实施“重新洗牌”。为此，他操纵着运动一步步向这个战略目标逼近。利用左派和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是毛泽东抵达这个目标的渡船。

　　1、从1966年8月起，毛泽东连续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的狂潮席卷全国。而红卫兵运动不仅点燃了教育系统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而且把“造反运动”引入社会各个领域。

　　2、10月，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同日，中共中央转发紧急指示。根据紧急指示的精神，红卫兵运动和造反派组织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央核心层内的“刘邓路线”和各级党政军领导，“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席卷全国。

　　3、11月，以张春桥支持上海王洪文策划的“安亭事件”为标志，文化大革命转入生产领域。以城市工人为主体的社会各业造反派组织加入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毛泽东为什么要支持张春桥肯定安亭事件，为什么要突破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的规定，就是因为他感到在对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的“洗牌”中，仅靠红卫兵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况且青少年学生无论在社会阅历上还是在政治经验上都显得明显不足。

　　4、11月中旬，聂元梓在“左派”的授意下率人赴上海点火，让造反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至此，各地造反派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党政主要负责人的风潮席卷全国。造势如此，毛泽东“全面洗牌”的意图开始实现。

　　5、1967年1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即所谓上海的“一月革命风暴”。上海夺权风暴正中毛泽东对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人进行重新洗牌的下怀，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支持。各地自然争相仿效。“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大批党政领导人被造反派定性为本地区、本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被批斗、停职、罢官，原有的党政机关陷于瘫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走向日趋明显：从中央到地方，要打碎所有的权力机构，进行重建；建国十多年来各级党政机关、权力机构的领导人甚至部分干部要进行彻底更换，其中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都要当做“走资派”被打倒、罢官。

　　当时建国不久，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基本上还是从战争年代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党、政、军干部，正是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统治着这个高度集权的年轻帝国。如今要全面打碎原有的权力机构，基本否定甚至打倒这支官僚队伍，更换他们，如此翻江倒海的政治颠覆不知比中国皇权时代君主滥诛开国大臣要广泛、利害多少倍，其遇到的抗争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二月逆流”，正是在这种触目惊心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

　　“二月逆流”是中共党内核心层的“开国大臣”们对毛泽东政治洗牌的“发难”。他们抓住了这样三个“原则”问题：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可以说，这三个问题，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毛泽东的政治意图都是击中要害的。其一，上海一月夺权风暴来得突然而迅猛，虽然正中毛泽东下怀，但又让他有点猝不及防。新政权以什么政治形式出现？就用“上海公社”吗？值得斟酌。新政权人员的构成成份怎样敲定？全用造反派头头吗？显然不妥，各地两派都在为进入新政权的名额争得不可开交呢。

　　其二，从各级党政机构瘫痪到新政权建立运行之间，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致使全国的经济生活、生产建设进入了无政府状态，如不加以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其三，军队的骨干和将领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从死人堆爬出来的，他们的资历、战功、经验、威望是军队组成的灵魂和中坚，也是军队稳定和忠诚的保证。如果在军队也搞“文化大革命”，也让军队内部的造反派夺将领们的“权”，势必造成军队全面崩溃的恶果。而军队不稳，全国的政治局面就无法掌控，甚至出现大乱子，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这一点，毛泽东是清清楚楚的。

　　其四，从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一代党政干部已成为建国十多年来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的中坚，他们的信念、能力、经验、威望同样是国家政治统治的基石。把他们全盘否定，全盘抛开，从他们手中全盘夺权，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点，毛泽东又何尝不知。文化大革命只是让他们在全盘冲击中更换观念，转换立场，把屁股真正坐到毛泽东所坚持的理论路线上来。就像延安整风那样，先大部打倒，再大部解放，等于把脑子洗上一遍。

　　“二月逆流”的先奏是1月19日、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等人和“左派”发生的争论。碰头会的主题是讨论军队是否搞、或者怎样搞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会上，文革小组成员江青、康生、陈伯达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三位军委副主席则坚决反对，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侵的重任。

　　在两种意见的激烈冲突中，叶剑英、徐向前都激愤得拍了桌子，老帅们和中央文革的矛盾开始激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林彪都赞成军队不能乱，站在了老帅这一边。为保持部队稳定的军委《八条命令》也由毛泽东批准下达。此刻，毛泽东正在为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未经他批准，擅自提出打倒中央文革顾问陶铸的事恼火。从文化大革命发家的“左派”们成了党内“老干部”们的直接对立面，不把“老干部”打倒，他们的“夺权”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到手的权力、连自家的政治生命都难保，因此，不择手段地把对手置于死地，是“左派”们政治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他们政治意识的本能反应。这一点，毛泽东也是清楚和理解的。

　　问题是，“左派”的“打倒一切”虽和毛泽东关于“洗牌”的重大步骤相吻合，却和“洗牌”的本意和最终目的相背离。因此，一方面利用、保护左派，另一方面要不断矫正左派的过激行为，以防把事情搞砸，这是毛泽东不得不采取的政治策略。然而，这样一来，就涉及到如何权衡“左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敲定批判、打倒“刘邓”路线以后，毛泽东就面临着如何权衡党内两派的问题。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中旬，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中央文革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这似乎传出了一个信号，“左派”们已经不再受宠。而毛泽东所以批评左派，是因为“左派”们“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毛泽东是不支持的。但“保守派”们误解了这个信号，他们对“左派”的反击一步步升级。2月11日，中央扩大的政治局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讨论“抓革命、促生产”事宜。

　　趁此机会，老帅们和中央高层的所谓“保守派”们就他们紧扣的三个“原则问题”向中央文革成员全面摊牌。叶剑英首先发难，怒斥陈伯达等人：“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还就上海1月夺权、迫害老干部及其子女等问题向“左派”展开全面反击。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召开。谭震林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来京保护问题和张春桥发生激烈冲突，引发两派争论达到高潮。

　　对造反派问题，谭震林痛斥道：“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激愤不已的谭震林，竟想拂袖而去。在这次碰头会上，谭震林震怒中脱口而出的话和另一位口无遮拦的陈毅的话，越过了毛泽东的底线，触怒了毛泽东。陈毅是这样说的：“这些家伙（指蒯大富等造反派）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到底是谁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


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支持并发动起来的，造反派们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党政领导也是毛泽东大力支持的“革命行动”，而那个“百丑图”则是人民大学红卫兵组织把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的一枚重型炮弹，谭震林骂造反派和蒯大富，实际上就是指着月亮骂秃子。尤其是说文化大革命是党内历史上残酷斗争最厉害的一次，这岂不是说他毛泽东不仅犯了和王明一样的路线错误，而且比王明还王明吗？至于陈毅的话，则是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整人的老底，讽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一味吹捧毛泽东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刘澜涛、薄一波等人如今落得个如此下场，大有讽喻毛泽东搞“鸟尽弓藏、兔死狗烹”那一套帝王权术之嫌。这样的诛心之论，毛泽东岂能容忍！事后，谭震林写信给林彪，斥责江青比武则天还凶，表示要和左派们斗到底。

　　毛泽东听取了“左派”们关于怀仁堂事件的汇报后，敏感地意识到这些“开国大臣”是冲着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来的，决定立即反击。张春桥等人16日深夜汇报，毛泽东18日深夜就通知参加碰头会的全体人员开会。会上，对碰头会上向左派们发难的人严加斥责。毛泽东怒不可遏地说：“你们就是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谁。十一中全会决议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对文化大革命发难。”他对代表林彪参加会议的叶群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我和林彪今天就走！更有甚者，毛泽东为发泄心中的怒火，竟说出这样偏激的话来：把北京留给他们，让他们来搞，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言为心声。毛泽东震怒中说出的这番话，说明他意识到当时党的核心层潜伏的危机。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虽然打倒“刘邓路线”已成定局，并在全国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中央党、政、军部门内部形成的权力格局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左派”力量并不足以控制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他们手中的权力的力量还很弱小。党、政、军内各项日常工作基本上还是由刘邓路线的拥护者控制着。而周恩来虽然不敢不追随他毛泽东，但他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大局的顶梁柱，作为在实践中保证毛泽东政治意图得以实现的无可替代的操作者，尤其是作为党内各派力量的调停人、协调者、平衡高手，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实质上并没有超越所谓“刘邓路线”及其拥护者的常规思维惯性。这一点，从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毛泽东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因此，如果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研究日常工作的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或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策活动仍能凌驾于中央文革之上，那么按周恩来的思维节拍和情感倾向，很可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和主持日常工作的“保守派”们串通一气，联为一体，其在党的决策层形成的权力定势不仅会对毛泽东的政治洗牌形成强大的政治阻抗，而且弄不好真能演变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因此，为了调整中央党、政、军决策层内部的权力失衡问题，毛泽东采取了如下措施：

　　1、发动左派，把大闹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人的政治气焰彻底打下去，但并不把他们一棍子打死，还要作必要的安抚。一方面这些老帅和开国大臣们对稳定全国的局势仍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另一方面暗示“左派”不要作出过火的行为，不要走极端；2、提高中央文革在中央决策层的地位，默许“左派”向周恩来要权，周恩来被迫同意由他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改为中央文革碰头会，仍由他主持。周恩来也不再在中南海怀仁堂办公，到钓鱼台和中央文革小组一块办公。中央文革实际上已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职能，中央政治局实际上也停止了活动。

　　但是，在“红卫兵运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和打倒各级党政领导”的问题上，各地造反派组织很快分成了两大派。虽然双方都拥护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都赞成造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的反，都拥护“夺权”，但对原党政机关和党政领导的态度上，双方在情感和立场上都有明显的区别。随着运动的深入及“夺权”的展开，两派的对立和冲突也不断加剧，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支左”，以稳定日益混乱的局势和化解两派群众组织的冲突。

　　一般来说，对于各地群众造反派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即对原党政领导采取同情和保留态度、主张解放一部分老干部进入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毛泽东仍然采取宽容的态度，一方面这些组织往往代表一个地方大多数群众的情绪，他们的常规思维方式和渴望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定势决定他们对原党政领导采取了认同的态度；另一方面，总的来说，这些群众组织虽然对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实现形成某种阻力，但对毛泽东本人同样也是狂热地崇拜的，他们对毛泽东的话，不管理解不理解，还是能听的，对毛泽东按预定计划推进运动进程，并没有形成大碍。但是，如果某些地方出现极端事件，并可能引发全国性的逆潮，那就另当别论了。武汉的“7.20”事件，就是一个典型。

　　武汉以“工人总部”为代表的群众组织，代表“杀”的一方，他们全盘否定原湖北省委，坚决造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反，当同情原湖北省委及其领导人的武汉军区支左后，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自然对工人总部十分反感，早在1967年2月在北京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军队支左大方向问题时，陈再道就公开表态：“什么造反派，都是些二流子，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人不投降台湾是鬼变的。”以陈再道的态度，武汉军区在支左时，自然不会支持“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当然不愿善罢甘休。他们在北京南下的军内外造反组织的支持下，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并多次围攻、殴打武汉军区支左的指战员，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

　　武汉军区支持的是另一派和工人总部对立的组织——“百万雄师”。这一派群众组织的观点是：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湖北省委。他们还认为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应该对干部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律打倒。“百万雄师的观点和武汉军区领导人的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在武汉军区的支持下，“百万雄师”发展得很快，到“7.20”事件发生前，已经达到120万人了。

　　从“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上看，非常典型：工人占48%，农民占18%，学生占19%，其余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武汉地区的党团员中有85%加入“百万雄师”。可以想见，如果以“百万雄师”的组织构成推想全国“保”、“巩”（巩固两派组织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字当头的群众造反组织，这种对文化大革命方式进行无意识对抗的“保守”势力在底层民众中占有绝对优势，如果他们在某些政治力量的牵动、引发下形成自发的、强大的政治对抗风潮，对毛泽东部署的实施将产生无法预料的威胁。

　　武汉工人总部为首的造反派于1967年2月占领汉口《长江日报》红旗大楼后，随即发表了“2.8”声明，声称要看准方向，“杀出一条血路来”。武汉地区动乱进一步加剧，造反派和武汉军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3月17日，武汉军区以贯彻《军委八条命令》的名义，抓了造反派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骨干分子400多人，并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成立了省、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解放了一大批干部。武汉军区的举动，完全是按照党内“保守派”们的常规思维进行的，这显然不符合毛泽东关于军队支左的指导思想。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月23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的5条规定非常明确：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还击；4、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5、在军队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可以说，当时全国各大军区都在积极落实上述决定精神，绝大部分的部队都在支持所谓的“左派”向当地党政领导夺权，武汉军区的情况，委实是一个“另类”，这不仅被党内“左派”们抓住了把柄，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4月16日，江青在一次接见军内外造反派的活动中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不久，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办法。‘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武汉的两派群众组织打得不可开交，并闹到北京时，毛泽东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亲自去武汉处理此事。为了做好陈再道的转化工作，毛泽东还亲点陈再道的老战友谢富治同来武汉。7月14日，周恩来、毛泽东先后来到武汉。周恩来这一次再次充当了调停人的角色。当晚，周恩来召见陈再道、钟汉华。周恩来说，“要你们做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把毛泽东临行武汉前的一句话告诉他们：“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此刻，周恩来深感事态的严重性，他急切希望陈、钟两人不要和毛泽东顶牛，主动大转弯，以免遭到灭顶之灾。

　　在15日、16日毛泽东召开的两次会议中，毛泽东强调，他要坐镇武汉，解决武汉问题。他对平和解决武汉两派和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问题抱有希望，他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保守群众组织，让谢富治、王力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然而，事情并非像毛泽东想像的那样简单。既然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把“工人总部”定为革命左派组织，难免支一派，压一派，这只能促成矛盾的激化。

　　武汉“7.20”事件还有一个偶然的因素，谢富治、王力在武汉看大字报时暴露了身份，两派群众都把两人视为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因此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着事态的变化和发展。7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武汉军区负责人和驻武汉部队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为武汉问题定性：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是，责任由军区领导同志承担。他建议陈再道、钟汉华要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周恩来强调，军区要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支持造反派。

　　既然毛泽东、周恩来定了调子，身份已经暴露、并被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宣布为中央派来解决武汉问题的代表的谢富治、王力，自然可以在公开场合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传达、宣传毛泽东关于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两人在各种场合公开支持“工总”为首的造反派，称他们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而对“百万雄师”则严加批评，公然称他们为“保守派”，并于17日逮捕了“百万雄师”总联络站十多名负责人，使两派对立情绪更加严重，矛盾进一步激化。

　　7月18日晚，谢富治、王力由武汉空军司令员刘丰陪同，在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发表讲话，大肆吹捧造反派，进一步表态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坚定不移支持他们。两人的讲话于次日被造反派向全市广播，在两派组织中掀起轩然大波。当天，声讨王力、谢富治的大字报，贴满了武汉的大街小巷。百万雄师的上百万群众义愤填膺，遭受不公正压制使他们忍无可忍，矛盾一触即发。而在两派群众组织情绪如此对立、一根火柴就可能引爆剧烈冲突的时刻，谢富治、王力仍不知收敛，而坐镇武汉的毛泽东明知事态的严重性，却仍然一意孤行，连周恩来提议武汉军区收缴群众组织中的枪枝他都表示反对，显然，他要以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在雄师”上百万群众为牺牲品，不惜一切代价给全国的“保守派”群众组织及其支持他们的党政军负责人一个当头棒喝了。

　　19日下午，武汉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请谢、王两人出面做部队干部的工作。谢富治、王力的讲话终于引爆了冲突，省直机关干部、独立师、29师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数千人从深夜开始冲进军区大院，要求谢、王接见他们，给他们一个说法。其间，冲突中群众冲击了军区大院王力的住地，王力被揪、挨打，并被打伤。20日到23日，百万雄师群众组织和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部分干部战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打倒王力，打倒谢富治，连中央文革的张春桥、江青、戚本禹都在打倒、靠边站之列。毛泽东处理武汉问题的初衷没有实现，反而弄得事情向反面转化，出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

　　面对武汉地区大规模的两派群众暴力对抗的局面，毛泽东已经束手无策。为了防止“百万雄师”造成的政治声势引发全国性的“保守群众组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对抗，只好任由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联手对武汉事件实施镇压了。镇压措施如下：7月22日由林彪主持、文革小组全体人员参加的会议上把“7.2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和反革命事件；

　　7月26日，武汉军区、独立师主要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等15人在中央扩大的碰头会上被批，次日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撤销陈再道、钟汉华的职务，任命曾思玉、刘丰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7月23日，中央文革向各地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声讨武汉“7.20”事件，一方面给武汉军区来一个下马威，另一方面给全国军队中类似的“保守派”们一个严厉的警告；

　　7月25日，首都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凯旋”归来，实际上是造成强大的政治声势对武汉的百万雄师进行弹压，并以此对全国和百万雄师具有同样性质的保守群众组织实施政治高压。次日，人民日报发表“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为题的消息稿，并配发社论《北京支持你们》，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

　　不久，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林彪亲自下令取消了这个部队的番号、代号，并撤离武汉进行改编，而“百万雄师”自然被打成反革命组织而被无情镇压。据湖北省统计，全省在“7.20”事件中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军人、群众多达18.4万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死600多人，打伤、打残6.6万多人。（上述资料均引自《尘封岁月》“武汉的怒涛”一章）

　　在武汉“7.20”事件的处理中，尽管中央文革的左派们捞足了政治资本，但得到实惠最多的却是林彪集团。林彪搞掉了武汉军区的原班人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基本控制了曾经是他心腹大患之一的武汉军区。用他自己的话说，还有一个心腹大患，那就是他眼皮底下的北京军区。而踏平武汉军区，为他端掉北京军区铺平了道路。除掉这两个心腹大患，对付军委原套人马中那些和他作对的老帅们就又多了几张底牌，他全面掌控军权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难怪林彪在处理武汉“7.20”事件中表现得那么“积极”，那么“热心”，又那么急不可耐。

　　其实，在处理武汉事件中，文革左派们的“张狂”和林彪的“渔人得利”毛泽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对他的“接班人”扶一把，他可以“忍痛”牺牲一个陈再道，外加一个钟汉华，为了让他的“朋友”了却心愿，他还可以再让一步，把文革中鞍前马后跟随他的“爱将”杨成武也“牺牲”掉，再搭上一个余立金，一个傅崇碧。这就是毛泽东的政治肚量，也是他的驭臣之道。

　　第五个回合——移动支点，以防倾覆，王、关、戚成了牺牲品。

　　在处理武汉“7.20”事件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其特殊的方式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一边倒的政治态度。这使林彪集团和文革领导小组中的左派们狂奋不已。因为有了毛泽东的撑腰，他们无疑会走得更远。但是，这两个文革中崛起的政治集团一个由军人组成，一个由文人组成，他们的政治目标和兴奋张狂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前者对军内实权的觊觎是步步进逼，志在必得，“一步一个脚印”地疯狂攫取；后者虽然也志在夺权，但他们在实现所谓超常规的革命理想时多少有点浪漫，有点异想天开，有点放浪形骸，有点“乌托邦”。而正是这点走极端的“浪漫”、“异想天开”、“放浪形骸”以及“乌托邦”，能使高速行驶中的政治列车嘎然脱轨，整体倾覆。这个危机，在霸王硬上弓地处理了武汉“7.20”事件后，毛泽东就清醒而强烈地意识到了。


搬掉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等原班人马这个障碍后，得意忘形、利令智昏的中央文革小组会在两个问题上走极端，已成骑虎之势。一个，是“乘”武汉“7.20”事件的“东风”，在军内全面开展“揪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另一个，毛泽东在处理“7.20”事件中鲜明的政治立场已经表明，造反派在上层建筑一切领域内的夺权行为，都是合理的，都会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就牵涉到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特殊领域，造反派的夺权及其理念、所作所为是否合适的问题。

　　对于前者，毛泽东的心理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在军队核心层，支持刘少奇、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保守势力的确很顽固，而且这种势力是由一大批战争年代过来的威望极高、战功卓著的将帅组成的，要让这些人屈从毛泽东的政治意图，必须支持军内林彪集团的政治力量对他们进行“批判”、夺权；同时必须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对“二月逆流”的反击，摧毁军内保守势力的堡垒；然而，另一方面，在国内造反派全面夺权、全国党政机构面临全面崩溃、瘫痪的严峻形势下，惟一能支撑局面、填补权力真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力量只有军队。

　　因此，军队不能乱，而军队不能乱就意味着对军内一大批持保守观念的将帅不能一味地批判、打倒，尤其不能把他们手中的权全部夺走。因此，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做出决断：军内不能像地方那样砸烂各级机关，不能搞夺权，“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不能提，更不能实施。对于后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想法非常清晰：凡是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机密和国际关系的领域，当然不能任由造反派为所欲为，必须由中央严密控制。

　　当然，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真实想法不宜公开阐明，更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是通过对人的处理传达这一意图的。在武汉“7.20”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出尽风头的王力，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他受伤后被举国追捧时流露出来的得意忘形，使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在上述两个问题上走极端的风流人物。7月25日，首都欢迎王力、谢富治等人凯旋、支持武汉造反派夺权的百万人集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正式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王力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公然表示赞同“解决军内问题”的提法，并默认蒯大富关于武汉“7.20”事件的后台是叶剑英、徐向前等人（见纪希晨《尘封岁月》第302页）。

　　8月7日，王力在病床上听取外交部造反派汇报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作了许多插话，其主要内容公然支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唯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们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

　　造反派把这些插话整理成讲话稿广为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此期间，外交部因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那一套畸形的理论思想用于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已经闹出了不少荒诞离奇的笑话，引起了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外交冲突，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孤立，国际关系日益恶化。而这些外交冲突一旦演变为军事冲突，国家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王力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由于他口出狂言，壮了外交部造反派的胆，他们于8月中旬宣布夺权，部党委政治部被封被砸，姬鹏飞、乔冠华等部领导被关押，并多次围攻外交部长陈毅。8月22日，被夺了权的外交部在对外关系上变本加厉地推行乱打乱冲，四面树敌的指导思想，从而引发了22日北京“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国家外交政策如再不加以调整、控制，会发生大乱子。8月底，忍无可忍的周恩来叫杨成武带上王力“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到上海向毛泽东告状。

　　两天后，毛泽东做出决断：抓王、关、戚。并指示在处理三人的步骤上，先关王力、关锋，暂缓抓戚本禹，以观后效。几个月后，戚本禹被关。王、关、戚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得力干将，是执行中央文革决策的前台打手，搞掉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无疑是一个重创。但这三人毕竟级别太低，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只算爪牙，还没有进入核心层，把他们作为牺牲品，对中央文革而言并非致命，也无碍中央文革继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大局。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实现自己政治意图的两颗主要棋子之一，由文人、毛泽东的政治心腹组成，他们从理论上和精神实质上或许比他的另一枚棋子——林彪集团更能领会毛泽东的政治理想。但是，毛泽东开创的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的超常规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理想，却是为他在党内斗争中所要实现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在毛泽东身上，浪漫的理想和堂皇的理论，与对残酷政治斗争深刻的清醒、高超的驾驭艺术融为一体。在党内政治斗争的每一步骤上，毛泽东都不会迷失自已现实的政治目标，都清楚用怎样的政治权术和手腕达到这个目标，但他又必须用冠冕堂皇的思想理论来阐释自己的所作所为，把他的政治行为上升到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上升到神圣的革命理想的至高境界，因为这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所必须的。

　　也许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清楚他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与他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手腕实质上是两回事，有些时候，所谓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理论是不能当真的。中央文革小组自改组后，虽然为了提高、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也借助于毛泽东的理论路线来铲除自己的政敌，但总的来说，其中的一些书生始终无法揣摩毛泽东现实的政治意图和他的浪漫的革命理论之间的真实关系。为取悦毛泽东和得到毛泽东的政治支持，他们往往从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每每强烈表达出来的理论思考和理想主义中寻求毛泽东真实的思路，并顺着他们自以为找到的领袖思路走向极端，这往往给毛泽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烦恼。这也许就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及后来的所谓“四人帮”始终不满的主要原因。

　　在中央文革小组中，没有一个人既能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又能准确、机智地摸清毛泽东真实的政治意图，并像周恩来那样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中掌握分寸、巧妙周旋、进退自如。如果真有这样一个人来掌控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会省掉不少麻烦。康生从延安时代就充当了毛泽东的政治打手，他像狗一样的敏锐嗅觉能准确嗅到毛泽东内心深处想要整垮的政敌，并能“该出手时就出手”，且出手就稳、准、狠，把对手往死里整，绝不让政敌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一点，深得毛泽东的赏识。

　　但康生缺乏驾驭大局的能力，他不懂政治斗争的节奏，不懂政治斗争也需要妥协、调停、斡旋，也要有轻重缓急有张有弛。江青身为毛泽东的夫人，当然可以为毛泽东充当一挺得心应手、火力甚猛的机关枪，但其骄横、狂妄，形同泼妇，且四面树敌，在政治斗争的谋略上远逊于所谓武则天，是一个大草包，她的横冲直撞，往往把事情弄糟。王、关、戚的狂妄有百分之八十是由江青传染的。张春桥姚文元（包括后来的王洪文）作为文革中脱颖而出的左派新秀，很得毛泽东的赏识，是毛泽东可以倚持的得力的笔杆子，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系统性的理论成果，必须由他们来帮助完成。

　　但他们在政界资历甚浅，在军界则毫无资历，在事关全局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根本不是毛泽东政敌的对手。至于一度主政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是毛泽东曾寄于厚望、而又极度失望的一个人物。作为毛泽东的资深秘书，陈伯达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党内权威的“老夫子”，理论家。陈伯达以此获得毛泽东的信任、赏识、重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陈伯达性格上的缺陷和他身上怪怪的“书生气”，使他屡屡迷失于高深莫测的权力斗争之中，使毛泽东大失所望。

　　陈伯达胆小，多疑，懦弱，且不善言辞，他找不到一种直率的方式和毛泽东进行沟通，只能靠揣摩来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取悦毛泽东。但是，不知是政治斗争、权术斗争的道行太浅，还是过于敏感，想得“太深”，他的揣摩总是不得要领，往往弄巧成拙，适得其反。长此以往形成的“投机”心理，使他和毛泽东之间的隔阂加深。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后，他的秘书出身、懦弱性格以及多疑、敏感，令他无法独挡一面。尤其要在康生、江青两人之间周旋，对他来说的确是非常尴尬、苦不堪言的事情。康生是毛泽东资深的政治打手，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江青则是毛泽东的夫人，“皇后娘娘”，飞扬跋扈，霸道专横，目空一切，野心勃勃，哪里把“老夫子”放在眼里。

　　陈伯达对他们是一个都不敢得罪，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对他们往往是唯唯喏喏，言听计从，那些“鬼主意”、“歪点子”闯了祸，惹怒了毛泽东，陈伯达又不敢言明，只得代人受过，做了替罪羊。毛泽东当初委陈伯达于文革小组组长的重任，委实是一个错误。但他此时可用的“权臣”中除了周恩来，的确再也没有能够驾驭康生和江青、善于揣摩毛泽东政治意图、且又能和毛进行巧妙沟通、并具有独立作出政治决断的能力和胆魄的人选。周恩来不合适，一方面他虽然屈从于毛泽东，但其政治态度和思想方式实质上是保守的；另一方面他承担在多方政治势力中充当调停人的重要使命。

　　抓王、关、戚，斩掉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严厉警告，也是迫于形势的“忍痛割爱”，无奈之举。他当然完全料到中央文革受到这一重创后产生的后果，会给“右派”留下把柄，会使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某些短暂的失衡，甚至会出现局面一时难以控制的危机，但这一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当头棒喝是必要的，他们的张狂和胡作非为再不有所收敛，会闯更大的祸，出更大的乱子，会使全速运行的政治列车轰然倾覆。为此，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怨恨更深。在王、关、戚等人得到康生、江青的支持而妄自越轨的情况下，陈伯达作为文革小组的负责人是出面和毛泽东进行沟通惟一合适的人选，而沟通后得到毛泽东的点拨，是会避免这种麻烦的。偏偏陈伯达不沟通，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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