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文革初期毛泽东对待邓小平微妙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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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谲波诡、变幻莫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戏剧性的场面，而作为“文革”发动时主要斗争目标之一、“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在“文革”后期又重返政治舞台，并一度被委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恐怕是这个时期最有戏剧性的事件。由于“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党内一言九鼎的至高权威地位，邓小平此时的政治命运显然与毛泽东的态度有直接关系，而“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对处理邓小平小平的真正态度，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奇迹般的升降起伏的一把钥匙。本文试图在充分利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说明，“文革”发动初期毛泽东在如何处理“邓小平问题”上微妙态度。

　　一

　　在中共“打天下”的历史中，邓小平的个人能力、历史功绩和地位是很突出的，建国之初作为西南最高领导而成为“五马进京”之一的他，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工作中也颇有建树，特别是在反对高岗、饶嗽石的斗争中的表现更让毛泽东满意，而且在政治、军事、思想方法和处事风格，甚至在历史上“犯错误”的渊源上，邓小平都与毛泽东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的政治基础。正是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充满赏识和信任，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史达林事件后，为防患于未燃，毛泽东把邓小平考虑为“防风林”的接班人之一，并在1956年的中共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推选邓小平为总书记。到了六十年代初，邓小平和刘少奇被毛泽东内定为共同担负一线领导工作的接班人，来共同主持中央具体工作1。

　　在纠正“大跃进”错误的进程中，为制止灾难的扩展，从事实际、具体工作的一线领导同志必须深入调查、正视困难、实事求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他们逐渐从“大跃进”运动时的头脑发热中冷静下来，对毛的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理想开始产生怀疑，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他们认识到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这样，他们的调整工作很快超过了毛泽东的设想和限度，实践的洪流很快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原有的条条框框。大规模的调整措施所引发的结果，在客观上无异于对1958年以来“左”的错误一次又一次地批判。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各个领域的知识份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彭德怀，对“三面红旗”有所怀疑的现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震动和疑虑，他渐渐对“一线”领导失去了信任，愈来愈多的埋怨他们。在国际上，中共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愈来愈大，在毛泽东看来，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已经整个变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本质，事实上是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对内妥协于资产阶级。由于对中国党内务实力量深深的猜疑和赫鲁晓夫的“背叛”给他的强刺激，导致毛泽东开始了同时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作战。他不断给阶级斗争加温，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这就导致他最终选择“文革”这种非常方式来解决他所担忧的问题。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自然是针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但轻重缓急还是有区别的，他最为不满、怀疑的是处于他的接班人地位的党的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自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坚定地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而他与刘少奇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在1965年在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与刘少奇与他当面争了起来，刘少奇成了继彭德怀之后敢于冒犯毛泽东权威的又一个领导人，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他就是这个时候下决心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的2。

　　另一个担负一线领导邓小平此时也逐渐从“大跃进”运动时的头脑发热中冷静下来，开始比较注重实际，强调所面对的现实国情，注重发展生产力，对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上，也愈来愈趋于实事求是，这与毛泽东的坚持自己的理想模式，着眼于生产关系，把矛盾和问题归结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是明显不同的。在具体工作方法上的毛泽东与邓小平分歧主要事件有邓小平赞成了罗荣桓的意见，反对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甄别平反工作上主张“一揽子解决”；主张“猫论”；支援农村自发地“分田单干”；调整知识份子政策，肯定知识份子是劳动人民一部分；主持制定教育工作条例，反对过火的高教和文艺方针，等等。这样导致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意，认为邓小平对他“不尊重”、搞“独立王国”、“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在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讨论《二十三条》，毛泽东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其中一个就是指邓小平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3。在196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说：邓小平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邓小平从来不找他，自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他汇报工作4。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与对刘少奇的不满有根本的区别，用毛泽东的术语形容，就是邓小平的问题是不同于刘少奇那种“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他并不把邓小平看成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批判邓小平所谓“严重错误”的同时，毛并不排斥邓。我们从1964年毛泽东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便可窥见一斑：在1964年11月，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作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麻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还是你（指刘少奇）挂帅，小平做秘书长”。这些话都反映出他对刘少奇影响上升而自己的影响似乎下降的不满，以及对邓小平对刘少奇工作的配合不满，这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刘少奇与对邓小平、周恩来的不满在程度和性质上的显着差异。下面两则史料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1965年秋，周恩来曾受“毛主席的委托”与王稼祥进行过一次重要的讲话。王稼祥后来说：“那次周总理来和我谈话，是毛主席委托他来和我打招呼的。他肯定了我对革命有贡献、有功劳，还谈了我党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路线斗争。这时，周总理谦虚地说，你比我更早地站到毛主席一边，与王明等人作斗争。又告诉我，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5

　　（二）就在“文革”即将发动的1966年5月5日，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外地作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说：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一百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百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6。

　　1965年毛泽东派周恩来打招呼的内容，说明在当时，毛泽东认为不能交班给刘少奇，而中共党内，林彪、邓小平是符号自己接班人条件的。在距离“文革”正式发动的“五一六通知”仅仅几天时间里，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讲话，也反映出他在“文革”发动前毛泽东对邓小平有所不满的同时，仍对邓小平还是有赏识和信任的，并没有打倒邓小平意思，甚至有更重用邓小平的意图。至少不是打击的主要目标。

　　二

　　同样是一线主要领导人，但把邓小平的问题看成是不同于刘少奇那种“敌我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究其深层原因主要有：

　　（一）邓小平在党内也没有与刘少奇那样有逼近毛泽东的地位、威望和影响，邓小平本人也小心谨慎、沉默寡言，从来没有“犯忌”去触犯毛泽东的权威，不去直接评判毛泽东的错误做法。自1962年以来，邓小平对毛泽东做法和想法也有许多不满和怀疑，但鉴于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对毛泽东的尊重，邓小平只能消极的抵制毛泽东的错误做法，而且一旦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见时，邓便不再坚持，只是在心理上与他拉开距离──“不去贯彻毛泽东的错误指示，并且常常『忘记』向毛汇报情况。开会时，为避免毛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而总是坐的远远的。”7刘少奇与邓小平不同的做法和态度旧极具象征意义的体现在有关键性影响的“七千人大会”上，这次会议毛泽东不得不做自我批评的，毛泽东刘少奇的讲话使毛泽东开始怀疑刘是“潜在的赫鲁晓夫”，而邓小平的讲话则谨慎的没有使此时“憋了一肚子火”的毛不高兴，所以毛泽东的批示为：“邓小平同志：全文看过，很好。”8凡此种种，使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错误”主要是“不尊重”，说穿了就是认为邓小平不那么听他的话了，这显然只是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心理上与他拉开距离而不满的气愤之词。但他还是认为邓只是“不听话”，仅仅是对他“敬而远之”，没有刘少奇那样否定自己，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

　　（二）历史上所谓犯错误的渊源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和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些共同之处在毛泽东脑海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从“文革”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并且内容大致相同的肯定邓小平的话，就可以这种印象影响之深。这些“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的之类的话，集中体现在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所写的批示上9。特别是邓小平在30年代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代作为“所谓的毛派的头子”遭到批斗的经历，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一种患难之交的感情，而且邓小平由于在艰难的局面下执行一条正确的路线而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毛泽东在以后不断的谈及，譬如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说“反邓小平、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小平、毛、谢、古死了三个人，邓小平你要为党争气”。正是这种信任，在组建八路军时，邓小平被派到主要有反对毛泽东的张国焘所领导的第四方面军组成的一二九师做政委，而在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淮海战役、渡讲战役中，作为总前委书记的邓小平承担着毛泽东“我把指挥交给你”10的重任，这些历史，在记忆力惊人的毛泽东脑海中也都是难以磨灭的。

　　（三）从延安时代开始，中共党内便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一个人犯各种“现行错误”都还可能留有政治余地，而一旦有“历史问题”，诸如有叛徒、特务等历史，就会被彻底打倒，并且永世不得翻身。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干部同志，由于经常与国民党直接打交道，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一些“左”和右的错误指导，同时也由于在险恶的环境下，有时为了保全同志，共产党中央也曾有过一些权宜之计等等原因，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同志特别容易被诬陷为有“历史问题”。刘少奇就因为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而惨遭政治上被“永远开除党籍”，人身上被迫害致死的厄运。不同与在“白区”长期工作的刘少奇等人，邓小平虽然曾经在“白区”工作过，时间却相对较短，其间也曾多次遭遇过危险，却没有被国民党逮捕，没有发生过诸如脱过党等事件，也没有被国民党诬造过“自首”。没有“历史问题”，充其量只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严重地脱离了领导”问题，是邓小平能够避免了刘少奇等人那样的悲剧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尤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最忌讳、最担忧的“赫鲁晓夫问题”上，毛泽东与邓小平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就是在对待赫鲁晓夫问题上的毛与邓的一系列共同立场。众所周知，毛泽东对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大骂史达林是不满意的，当时邓小平以副团长的身份出席苏共的二十大，回京向毛泽东汇报时，说报告主要是从史达林个人性格方面讲的，但个人性格不能说明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党、这么长的时间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确不对，但不能说错误都是史达林的，没有大家的份，功劳是大家的，没有史达林的份，这两个片面性都是不对的。邓的这些意见与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意见是一致的11，说出了毛泽东想说而没有说的话。在1960年11月，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访苏过程中，与毛泽东认为的“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面对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次斗争，让毛泽东非常满意，毛泽东在会后评价说：“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并且用赞许的口气说：“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论者注：邓小平1959年腿部骨折，参加莫斯科会议时拿着一根手杖）”，“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几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1963年，邓小平率团赴莫斯科，在苏共召开的祝酒会上，赫鲁晓夫要求停止争议，停止在报刊上攻击。邓小平表示：“我们要表示态度。”12会谈从7月6日到20日，由于邓小平坚持原则斗争，没有任何进展。7月21日，邓小平返京，在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隆重欢迎。毛泽东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违原则的协定，这次代表团做了一件好事情。”邓小平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就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斗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可以想像出，在60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因为大跃进失败而受到国内国际的压力情况下，邓小平在莫斯科旗帜鲜明的维护毛泽东的形象的言行一定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邓小平的好感。毛泽东晚年最为警惕和反对的就是“中国出赫鲁晓夫”，发动“文革”重要目的是“防止中国出赫鲁晓夫”，而在这个毛泽东视为原则的问题上，他认为邓小平与自己是毛泽东一致的。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