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三洲：阎长贵与韩爱晶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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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4日，正逢“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我陪同曾任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后又被江青诬陷并遭受七年半囹圄之灾的阎长贵先生乘飞机前往深圳，去参加深圳书城与深圳市作协、深圳大学文学院合作举办的“周五书友会”讲座，此次讲座的主题是《从蓝苹到文革中的江青》，意即一个人由好到坏要有一个过程，而权力与制度是会腐蚀人的。

对阎先生，与我是同龄人的丁东先生有过评介，很能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对他的看法，不妨援引如下：“屈指算来，我知道阎长贵的名字已有47年。1966年，我还是一个初中生，阎长贵的署名文章就已经传遍海内。当时他是《红旗》杂志社的编辑，那年三四月间，在杂志历史组组长戚本禹组织下，他参与撰写了两篇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和戚本禹、林杰联名发表，被各种报刊转载，其知名度不亚于今天的明星。他说，自己当时心态是‘夺取政权，咱没赶上，保卫政权，决不能落后’。现在认识到这些文章是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对此深感内疚。‘文革’开始后，阎长贵先后进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央文革简报组、江青办信组工作，从1967年1月起担任江青秘书，11月底担任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1968年1月蒙冤，他被关进秦城监狱长达七年之久。改革开放以后，他冤案平反，重返《红旗》社杂志工作。退休以后，目击文革叙事中鱼目混珠的种种乱象，又开始了相关的回忆与研究。阎先生一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就显示出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特色。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研究历史的学者，同时也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这让他获得了一般学者所不具备的高层政治生态的感性体验，成为他还原历史真相、追寻历史疑团的基本参照。所以他的考辨文章，具有更高的公信力。2009年，他和王广宇合著的《问史求信集》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后，马上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几年间先后四次印刷。近来，他将若干新作结集为《钓鱼台忆往》，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这次去深圳，阎长贵谈及文革期间他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竟招致几近八年监禁与五年流放的往事，缘由是因为处理一个女演员给江青写的一封长信，说她自己解放前的艺名也叫江青，并因此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云云。阎长贵于是便把这封信呈送给江青，还附上了一张条子：“江青同志：这封信有您的名字。”意思是此人与此封信和您是不是有什么关系？结果引来一场灭顶之灾从天而降。第二天，江青就派人把他叫到会议室，当着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面就把信往桌子上一摔，怒声喝道：“为什么要把这封给我？目的是什么？”到后来，竟以“企图诬陷中央领导”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秦城监狱。 阎老师说过一句话，听来最是让人心酸，他说在七年多的单独囚禁中，无人说话，孤独的很啊，连被提审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临去深圳前一天晚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报家门说他是韩爱晶，问我是不是要陪阎先生去深圳讲座，说到了深圳住下后马上与他联系，他要去看望老熟人阎长贵。原来是阎先生不会发短信，把我的手机号告诉了了对方。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当年的韩爱晶也是一个大名鼎鼎、如雷贯耳的人物，搜索一下百度，上面是这样介绍的，韩爱晶（1945年9月14日—）江苏涟水县人，原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韩爱晶积极参与，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曾于1967年7月9日组织、参与揪斗、殴打彭德怀；1979年，因反革命等罪行被公安机关正式逮捕，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韩爱晶出狱之后在湖南省株洲市某兵工厂技术情报室工作，后调至该厂驻广东省深圳市办事处，于2003年内退，现在深圳居住。韩爱晶名声在外，连去年因为政治观点不同、动手打了一位老者而酿成公共事件的那位韩姓北航副教授，都被社会疯传是他的孩子。其实，韩爱晶的孩子于87年出生，那位韩姓副教授是67年人，二人的籍贯也是一南一北，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传闻。一路上，阎长贵几次说过，不管现在韩爱晶对过去的反思如何，他的观点如何，但这个人很实在，办事很认真，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有过长达五小时之久的谈话，在参加谈话者中，他的记录最多最全最可信的一个。2011年，他以“许爱晶”的名字在香港出版将近四十万字的《清华蒯大富》，内容详实，资料丰富，也是研究文革史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

下午来到深圳住下，马上给韩爱晶发了一个短信，告知住地酒店的名称。半小时后，有人敲门，原来是韩爱晶冒雨打车过来了。只见他个头瘦高，精神十足，比我这小五岁的人看起来还要年轻。顾不上寒暄，韩爱晶拿出自己带了照片、资料和图纸，来向阎先生讨教那些荒诞年月中所发生过的人与事，核对重大事件中的每一个细节，对阎先生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认真记录下来。第二天一早，他又来了，一个上午又是如此来回顾历史。韩爱晶说他想写一本个人经历的回忆录，力求要比《清华蒯大富》写得还要准确、真实，要努力做到公平公正地还原历史，给后人留下一部可靠的资料。问他为什么用“许爱晶”这个名字，他说我母亲就姓许啊。问及他现在的政治观点，他毫不掩饰地说，对右派来说，我是左派；可左派又常常说我是右派。文革中我打了彭老总一巴掌，被判了十五年刑，那是历史。我想说的是，文革是怎样会发生的？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为什么都会被如痴如狂地卷进去，这个运动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听到这些，让人想起了网上所流传韩爱晶的一句话，是谁明明了解彭德怀的历史，却异口同声地告诉青年们彭德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据文革史料披露，在五大学生领袖中，毛泽东对韩爱晶偏爱有加。就在那次接见时，陈伯达轻蔑地对韩爱晶说，你读过多少马列的书，你懂得多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则纠正说：“你们不要光说人家韩爱晶，他还小嘛，才二十二岁，你们就是不说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懂得多少马列主义？”当姚文元说韩爱晶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信心时，韩爱晶慷慨激昂地回答，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我认为历史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这时，毛泽东说了：“韩爱晶这个人好啊！他的性格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对的，就要坚持。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转眼之间，四十七年过去了，可就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随着时代大潮的涨起涨落，早已经被下一代人边缘化和遗忘了。此行有两个细节，足以说明这个现象。一是阔别多年的老同学住在深圳，来住地相见时，听说与阎老师对谈的竟是自己十五六岁就闻知大名的韩爱晶，不禁万分惊异，非要和他合影留念不可；另一个细节是晚上吃饭时，深圳朋友指着阎长贵老师的《问史求信集》一书勒封上“江青第一任专职秘书”的“江青”名字，专意问了几个服务员，知道不知道此人是谁？居然都是摇头笑笑，茫然不知。

如此看来，两代人之间不仅存有观念的代沟，还存有历史的鸿沟。过去的历史，连好多当事人尚在的当代史，照一句北京老话来说，都在这里“断片”了！


（刊载于2013年第五期《温州读书报》，此文曾投别处，屡屡被拒，实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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