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兴：中国发展十字路口的左右之争

yangharrylg

本文系作者2013年5月2日，在波士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演讲稿

演讲人：周志兴（共识网和《领导者》杂志创办人）

主持人：麦克法夸尔（图左，《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

　　我想说明一点，我的这个演讲，尽量不用大道理和深奥的理论语言，尽量讲历史和事实。

　　一、要点：左和右，在中国有着很长的历史，看现在，要从历史着手，看到渊源。

　　说渊源，先从现在说起。

　　中共十八大之后，接着是三月份的两会，习近平占有了中国三个最有权力的和影响力的位置：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很多人都把注意力投向他，而其实许多人都还不太了解他。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当然也包括美国人，更是如此。

　　而中国，在当今世界上，不是一个可以小看的力量，就人口来说，是世界第一大国，就经济总量来说，是世界第二，而且，在看得到的未来，例如说2020年，也许是世界第一。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国家，很多人说，是个专制国家，这样的国家，极大的特点是能够统一号令，利用国家的力量，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调动起来，做一件事情，甚至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在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前，全世界都会为之震撼。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会受到全世界的瞩目。

　　而习近平上台后，面临的是什么呢？

　　当然他面临的有让他高兴的事情，例如，中国共产党还在牢牢地掌握着军队和政权；政府还是非常的富有；经济还在飞速的增长；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等等。但是，也有使他忧心忡忡的事情，例如：党内的贪腐现象的日益严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环境问题；由此带来的执政党的威信降低的问题；还有人们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的愿望。

　　改变现状，就是朝哪里走。

　　起码有两条路摆在面前，左边一条，右边一条。

　　中共领导在最近曾经说过，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又要向前走，到底选择那一条？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

　　中国有不少成语形容左右，我们可以选择三个，一个是褒义的，叫做左右逢源；一个是贬义的，叫左右为难；一个中性一点，叫左右开弓。

　　我看，着三个词用在习近平身上，都是恰如其分的。他希望左右逢源，所以在左右开弓，但是还是在左右为难。

　　今天，我们讲的，正是在前进的路上，中国遇到的左右之争。

　　说今天的左右，还是要追溯一下历史。

　　在上世纪初，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从那时开始，很多人在为争取民主和宪政努力。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社会精英是呈现左倾化的。他们希望改变中国，很多有钱人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家庭，投身到革命的道路。我们知道，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元勋都是富家子弟，他们都是受到左倾思潮影响的人。

　　这种左的思潮一直延续到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

　　那场文化大革命，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像那种惨烈，左的思潮，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表演机会。例如破四旧，立四新，不但打烂了私有财产的观念，还杀了许多所谓的黑五类。而立四新荒唐到把美国使馆前面的马路也改名为反帝路，因为美国是帝国主义。当然，还有不许化妆，不许穿漂亮衣服，那时，全中国的颜色主要就是蓝绿黑灰几种。

　　还有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等等，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左派掌权的国家。

　　当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倾发展到极致后，也有很多的危害，例如几次左倾错误，使得中国共产党一度到了全部覆灭的边缘，而因为左倾而误杀的自己人，更是数不胜数。

　　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掌权以后的一次时间长范围大的左倾运动，造成的损失除了经济上的，还有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很多中国传统的值得延续的观念和品质中断了，造成了断裂。例如，诚信，现在的中国，信用危机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告诉我们，思想上的变化也存在一种物极必反，或者说矫枉过正。

　　因为左的思潮造成了如此之大的危害，所以，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右的思潮开始占据上风。

　　我说的这个上风，主要是在知识精英的群体中，在媒体中。

　　中国的左右之争的源头，可以到历史中去寻找。从1980年到1996年，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16年，也有幸在中央档案馆看过不少的历史档案，确实有很多触目惊心的文字记载。

演讲现场听众，图前排左二系加藤嘉一

　　二、要点：左倾回潮的原因

　　如果说，经历了左的思潮影响，左已经成为人们所不欢迎不喜欢的东西，为什么现在又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共产党靠左倾思想掌权的思想传统，例如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思想，例如藐视私有财产，藐视个人思想自由的所谓共产主义思想，根深蒂固。

　　二是文革后，没有彻底清算左倾思想。邓小平说到左，也就是说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当前主要是反左。而反思文革时，更多的是说当权派受了多少批斗，没有检讨普通老百姓受到的波及。以至于很多人提到文革，认为是对当权派的冲击，而现在的当权派的所作所为，比文革之前不知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很多人希望再来一次文革。

　　可以想见，再来一次文革，不知要比上一次惨烈多少倍。

　　三是现在贫富差别的日益加大。过去，尤其在文革中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并没有大的贫富差别，工资差不多，穿的差不多，连住房也差不多。而现在，因为一部分人富起来了，因为一部分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暴富起来了，因为税收政策的不合理，使得一般老百姓得到的没有全社会得到的平均值高，所以，引起了依然在社会底层的人的强烈反对，所以，他们怀念毛泽东时期的那种社会主义，上学、看病、吃饭都便宜的生活，家家户户一样的贫穷。

　　这也是一种左派的土壤。

　　因为有了左的土壤，又有了还没有灭绝的左的种子，左翼力量生长起来就是不难的。

演讲现场

　　三、要点：左右之间的主要分水岭

　　左右之争主要表现在知识精英中。一般的普罗大众，更加关心的是生活水准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政治算在生活水准之外的话。

　　这里说的知识精英，要分为两部分。体制内和体制外。

　　说到体制，美国人很难理解，因为美国没有绝对的在野或者在朝，政党是轮替的，而中国，执政者是单一的，固定的，这样形成了所谓的体制。体制内，指的是掌权者，体制外，是掌权者之外。

　　我这里主要说体制外，因为他们表现的更为明显。

　　不是说体制内没有左右之争，而是体制内的人一般不会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在公开场合。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不说而已。

　　但是，体制外的左右之争一定会影响到体制内。程度不同而已。

　　有的时候，体制内的人会用左一点的姿态来显示自己的立场，尽管也许他们实际上也不那么左。原因在前面说过，左比右好，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左是方法，右是立场，立场错了，就成了敌人。

　　典型的例子是薄熙来。

　　2011年的九月，我受重庆市委之约请，到重庆和薄熙来有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后来，曾经有人撰文说，我是唯一一个和薄熙来当面辩论过的人。其实说不上辩论，只是我提了两个不同的观点，一是我问薄，当然很婉转，用美国有人问这样一种说辞，事实上我也是前一天刚刚从旧金山回国。我的问题是，重庆打黑据说打出了1000多亿，美国有人议论，这些钱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薄没有回应我。

　　第二个问题是，在唱红的问题上，没有必要如此意识形态化。

　　我说，我听了红歌会，很多不红，例如，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例如小提琴协奏《花儿与少年》，那为什么非要说是红歌呢？这样大规模地唱毛泽东，说要跟着毛泽东走，会让很多人因而会反对重庆所做的一切本来不错的事情。

　　这其实是左右之间的一个分水岭，就是对待毛泽东的态度。

　　薄熙来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他说，按道理，我应当不喜欢毛，因为文革，我父亲挨整十几年，我也坐过监狱，但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告诉我们，只能走毛泽东的道路。当然，我也不那么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

　　最近我才听到有关人讲，会后，薄特别问到，这个姓周的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请他？

　　左右之争主要围绕的还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美国，所以我把这一点放在第二来说，就是对于美国的态度。

　　左派一般是反对美国的，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警察，是世界麻烦的制造者，而美国人所标榜的普世价值，是谎言，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常常到美国来，甚至自己的孩子和家人定居在这个他们说是不喜欢的国家。而右派一般是尊崇美国的，认为美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是中国的榜样，甚至不惜自称为带路党，意思是假如美国军队要打到中国来的话，他们会为美国人带路。这当然也是极而言之的话。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很多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很多年的人回国后成了左派，他们列举美国的种种不是，而没有或很少到美国的人，却常常觉得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也许，很大程度是他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知道了美国社会的许多弊端，再就是有些人在美国受到过歧视甚至是不公正的待遇。

　　第三个，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貌似解决了

　　1981年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很清楚：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现在又有不少的人在拥护文革，原因是他们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质，需要再有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需要缩小贫富差别，还有那时所说的三大差别（工农、城乡、脑体）而文革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其实，中共在批判文革时，特别在影视作品中，犯了一个错误，过多渲染了官员受到的冲击，而没有充分说广大百姓也受到的损害，包括生活的，精神的折磨，以至于很多年轻人认为文革就是可以无法无天地整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地做任何事情。他们盼着这一天。

　　第四个，是对待改革。

　　很多左派认为，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很好，无论从医保、教育、环境还是社会安全，而现在，环境问题严重，贪腐现象、贫富差别、医疗、教育、住房等等，问题成堆。得出的结论是改革错了。

　　而右派则认为，改革势在必行，现在还需要深化改革，或者说要重启改革。

　　当然，左右之间的分水岭还有许多，例如，对待六四，对待胡耀邦甚至邓小平的看法，等等。

　　其实，现在往往是没有特别的观点分歧的时候，按照人来划线成为了一种倾向，只要认定你是右派，那么，左派上来是一堆砖头，反之亦然。

　　而左右之间，想要坐在一起都有点难了，更不要说观点的讨论了。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坐在一起，哪怕是只混个脸熟。不求共识，先求认识。中国人是讲人情的，熟人的话就容易听进去一些。

　　我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房子，起名叫共识堂，去年有两千人次去吃饭，今年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人次了，主要是三部分人，官员、学者和企业家，而左中右是覆盖这三部分人的。

　　简单的说，官产学、左中右都会在这里见面，一般讲，都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听人家把话讲完。我的想法是，先别想着共识，先认识行不行？

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先生同演讲现场听众热情交流

　　四、要点：习李新政下的左右之争以及可能对下一步政治走向的影响

　　习近平上位后，发表了很多言论，有些是右派喜欢听的，例如，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也做了一些举动，例如第一站去了深圳，到莲花山向邓小平塑像献花等等；也说了一些右派不爱听的话，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说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没有一个男儿。

　　不难看出，习总书记在左右之间做着艰难的平衡。

　　那么，对社会的左右之争有什么影响呢？

　　简单的说，大部分人还在观望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新君”到底在想什么，会走到哪里，但是有一点比较明确，很多人从开始的满腔热情和幻想多多，慢慢的现实起来。

　　我这样看：社会上的左右之争，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习主席，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习主席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很多是这个年龄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久前，我在上海约周瑞金先生吃饭，谈到这样一点，周瑞金先生说，他和胡锦涛是同龄人，受的教育差不多。我说，我和习主席是同龄人，早期的经历也差不多，其实，可以从中悟出许多道理来。

　　而习主席的最近的所作所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上的左右之争，大家也会揣摩新领导的真实想法。

　　总的说，大家都没有绝望，大家也没有了幻想，知道了，路还在一步一步走。

　　现在中国的知识精英，大致是这样几种心态：

　　有幻想的，占少数，认为新领导一下子就能如何如何。

　　绝望的，也是少数，认为中国没有希望了，就等着革命到来。

　　有希望，无绝望，占了大多数。

　　在北京，很多外国媒体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对习李体制怎么看？我的回答是，有希望，有不足，要给时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这样长久的历史，大一统和专制统治的时间这样长，一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大的变化，因为贪图快步走而乱了阵脚，酿成大乱，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

　　我的原则是三不，不幻想，不绝望，不放弃。

　　至于目前仍在继续的左右之争，我认为不是大问题，各种意见都有渠道发表出来，是好事。而新的领导能够在初期兼顾左右两种意见，也是好事。

　　我认为，各种意见各种观点都能发表，表现了社会的进步，希望不要动用强制手段来压制某些人或某些观点，这将是中国的执政者需要认真把握的。

　　这方面，我们看到了进步。

　　在左右思潮斗争下，中国下一步可能的走向，既不可能走向极左，也不可能走向极右，还是中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说的，像开汽车，左一下，右一下。而我判断，政治上、舆论导向上，将相对稳固，变化较小，而经济上，将加大改革力度。在执政党的党风建设上，反腐、整党、抓作风改变，将会是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我揣摩，用治标来争取治本的时间，是领导们最近的指导思想。

共识网负责人周志兴先生同演讲现场听众热情交流

　　五、要点：知识精英的问题

　　左右之争，有很多是观点之争，但是，也有许多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人。

　　A、在中国，很多精英是脱离实际的，也是脱离底层群众，他们往往满足于在书斋里做学问，说的话，写的文章老百姓看不懂，自然也没有影响力。

　　B、有不少的精英听不得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动不动给别人扣上一个脑残的观点，互相之间轻视、敌视，甚至坐在一起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少。

　　记得2011年我到重庆，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学者领导对薄熙来说：薄书记啊，我做过研究，全世界的民主制度，中国的最好，我可以和任何人辩论。在饭桌上，他对我说，右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我和某某写了文章，指名要十个右派学者辩论，他们谁都不敢。回到北京，我问有的右派学者，你们为什么不敢和他辩论？那学者一笑，那脑残，谁和他辩论！左派的问题就是不能面对现实。

　　其实，左右派能够坐在一起，能够互相听进去对方的话，才是达成共识的前提。

　　我在北京常常组织聚会，邀集左中右官产学在一起，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效果很好。我说，不能做到观点相近，起码做到关系相近。

　　C、和政府官员渐行渐远。有些学者，他们看到了官场的弊端和官员的问题，他们看不起官员，所以，有意无意地和官员保持距离，甚至是敌对关系。要我看，官员中集中了大量的精英，他们的想法和社会上的精英有很多相同之处，无非是因为位置问题，不能够畅所欲言。而他们有个长处是必须看到的，就是他们是具体的操作者，有的时候，他们的操作是遇到挫折后总结出来的。

　　在我家的聚会中，不难见到这种现象：学者慷慨激昂，说政府哪些哪些做的不对，应当如何如何，这时，看到官员淡淡一笑，说，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想到了，也试过，如何如何不能操作。学者就会说，原来如此。

　　就是说，社会上的精英不但要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也要和官员保持联系，汲取营养。

　　当然，有些时候，官员也是轻视学者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D、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很多精英没有实际操作能力，只会纸上谈兵。这个就不细说了。

　　E、责任感和纪律性的缺乏，很多精英，尤其是右派精英，缺乏组织纪律性和责任感，这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这一点右派会尤其明显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右派学者学名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然是自由主义，当然组织纪律性差些，为自己想得多些，而责任感也会差些。

　　我做媒体，约稿时遇到过一些右派学者，常常是一拖再拖拿不到稿子，最后甚至电话也打不通了，再见面时他们也不脸红，很坦然。

　　记得前年，北京有几次小规模的聚会，类似“茉莉花革命”，我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做过测试，问：大家赞成他们的活动吗？大家都举手，赞成。我再问，你们会去参加吗？大家一致表示，不会。

　　当然，不是绝对的，有很多精英也是有责任心有组织纪律性的，而且，并不是这些缺点会在同一个或者同一批人身上体现。

　　F、不懂得策略和战略。这个问题也是很突出的，这个策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说话的策略。有一次，我在深圳见到几个律师，给他们看了我的《领导者》杂志，其中一位翻了翻说：不过瘾。我问他，你要怎么过瘾呢？你说，是说十句话别人一句都听不进去好呢，还是你说五句话，别人能听见三句好呢？当然是后者。

　　有些人，总想把话说绝，总想说的激烈，有棱角，忽视了对方的接受能力。我有时看共识网上被删掉的稿子，常常会觉得可惜，很好的观点，很棒的文采，只是因为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爆粗口或者是激烈的指责，影响了文章的传播。

　　其实，我不是一般地反对所有激烈的文章。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这样的文字，但是，要掌握好度，也要分别不同的人。做自己的角色，这最重要。

　　中国处在变革期，也可以说在十字路口。左右两边都想把车拉到自己一边，也在试图影响决策层，所以，左右之间还会有长期的争论，谁战胜谁还未知，但是，这本身是进步，想当年，要求是统一思想的。但是，想强调的是，要全面看左右之争，这个全面，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而且在观点对立中，常常还有相同的东西。

　　这些，要浸淫其中才能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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