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步兵学校史话——解放区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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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土改

是不是如实写出晋察冀土改这一段历史，我犹豫了好多天。我自知我的历史观点不大符合“中央”的精神。我前几年都被一些同事好心规劝过，与“中央”不一致的后果是很危险的。但不写土改，后面的许多故事都没法讲。于是我面临两难地步：或者“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或者“去他妈的”。如你们所见，我选择了后者。

在中共为夺取全国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最难评价的，就是中共的这个“土改”政策。土改，是中共战胜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不可缺少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中共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方针政策以前，中共在同国民党的交战中一直都居于劣势。兵源上、经济基础上都没有后援。

自1947年以后，中共在新老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运动，用残酷斗争、而不是用最初采取的和平赎买的方式开展土改运动。这种残酷斗争的方式直接导致了农村的流血土改，迫使农村不得不分化为两个阶级分明的阵营：地主富农和一切富人都被划到蒋介石国民党一边，贫下中农和一切穷人都被划到共产党一边。中共依靠这些新获得土地的穷人，也得到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依靠土改中从地主富人那里的强行剥夺，使自己得到巨大的战争财力。

就这样，中共战胜国民党军成为历史的必然。

平心而论，中共所提出的“土改”的方针政策，为夺取全国政权和巩固全国政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949年以后，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继续在新解放区全面推行土改运动，这一“耕者有其田”的国策，使得那些新获得土地的穷人牢牢地与新中国政权站在一起，也使得贫穷的新中国政权从土改中获得了不可计数的巨大物质财富。

根据中共的设想，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全国解放后的土改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3年结束，“共没收征收了约7亿亩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了约三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废除，‘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长期被束缚的农村生产力获得了历史性的大解放。”


解放初期，只有“土地法”实行了，其余法都成为摆设


但实际上，中共所采取的“耕者有其田”的国策，是一条策略上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国策上的长远之计。从中国获得全国政权的短短三年之后，1953年开始，中共逐步改变国策，从“耕者有其田”转变为“走合作化道路”，又开始逐步从获得土地的农民那里收回土地。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古今数千年来农民的土地先是划归集体所有，迄今为止，最终宣布全国的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但国家只是一个虚拟的形象，是由无数活生生的代表国家利益的政府官员所组成的，所以那些在各地执掌政权的党政官员才是现今事实中大大小小的新型地主。

事实证明，中共自食其言，违背了当初对全中国农民承诺的“耕者有其田”的诺言，是今天中国各地强拆、强占土地的一切社会矛盾的最基本根源。


晋察冀土改的领导人，看似是晋察冀根据地（解放战争中改叫“解放区”）的创始人聂荣臻，其实是中央工委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刘少奇是当年解放区土改运动的总负责人。看看刘少奇1947年4月离开延安后的行程和工作，大都围绕着土改运动来进行的。

4月8日，刘少奇率中央工委到达山西兴县后，在蔡家崖召开的晋绥边区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全国和晋绥解放区的形势，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意见。4月24日刘少奇、朱德致电中共中央，汇报途经晋绥地区兴县、静乐、宁武、崞县（今原平）等地所了解的土地改革情况。4月26日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委到达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27日-28日刘少奇、朱德在城南庄听取晋察冀中央局的工作汇报。同日刘少奇对薄一波2月18日所送的关于晋冀鲁豫土改情况报告作出批示。指出：“晋冀鲁豫农民群众的彻底的革命行动，应给我们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及领导同志以严格的、有益的教育，证明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群众运动的顾虑、惧怕、不敢放手，因而在指示和决定上规定一些限制和阻碍群众行动的办法是错误的。”

5月6日刘少奇、朱德就彻底完成冀东土改问题致电刘澜涛转中共冀东区委，指出：“冀东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已获得伟大成绩，但还未彻底。”“你们应当学习太行山的经验，组织群众的复查，继续深入反对地主的运动，完全割掉封建尾巴。”晋察冀据此开始了土改的“五月复查”。

从上面可以看见，老邓领导的晋冀鲁豫土改被刘少奇指定成为晋察冀的学习榜样。邓深得毛、刘的真传，关键时刻，绝不手软。所以中国现代史上诸如土改、反右、中越、六四这些大事件，凡老邓亲自决策的事情，哪一个不是血淋淋的？


5月24日刘少奇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并报中央：为准备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望注意研究几个问题：（一）在打倒地主阶级的运动中，各阶层农民的真实要求。（二）检查《五四指示》各项原则的正确性，并如何制定一个更完美的土地指示。（三）在运动中的右倾错误与“左”倾错误，等等。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在西柏坡附近的恶石沟西岸的小树林里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朱德、董必武在开幕式上讲话。


7月20日朱德致函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反映全国土地会议开会期间及会前了解到的各地土地改革情况。同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冀鲁豫代表团座谈会上发言指出，搞土地改革，就是为了打胜仗，打倒蒋介石。强调不改变干部的不民主、命令主义的作风，不先搞好党的问题，就不能搞好土地改革。

7月30日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与晋察冀代表团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晋察冀在土地改革中犯了右的错误，在复查中又犯了“左”的错误，最基本的原因是党内不纯。按照土地会议精神，先自上而下整党，肃清平分土地的障碍。平分之后，再进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改造与整顿党政，建立各种民主制度。

就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当着聂老总和晋察冀几乎所有党政军领导人的面，严厉批评：抗战胜利后骄傲自满，对国民党的斗争表现右倾，满脑子和平幻想，“你领导是干什么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当时坐在台下的聂荣臻面红耳赤，“双手捧着笔记本，再也无法记下去了。”（见李新回忆录）

山西的老解放区土改，其后果是很惨烈的。在《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中“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资料上写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土改中的大规模死人现象，终于引起了中央的重视。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土改问题指示各中央局、分局：要防止和纠正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贫农，坚决保护中农，正确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剥削制度。

1947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对土改运动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会议提出了纠正左的偏向的任务。

12月31日中共中央工委发出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检查本地土改工作，如已发生在划分阶级方面的“左”倾错误，应立即纠正、补救，如尚未发生应早加防止，不要使这种错误发展。指出，划分阶级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及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再提出其他标准都是错误的。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二月指示”，着重纠正土改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

注意：凡看到“中共中央工委”的字样，必然会与晋察冀解放区相联系，这个机构是刘少奇为首的在晋察冀的中共最高领导，跟延安的毛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双重领导机构。1947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中央工委根据中央的要求出面屡屡要求“纠左”，这说明，土改中出现的“左”确实到了一个危害到全局的地步，不得不纠。

而上面发出指令要下面“纠左”，到下面具体落实这项指令，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而这段转变时间和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这个具体部门最高领导人的理解觉悟和执政能力。如果这个部门的最高领导人觉悟的程度低一些，执政的能力也弱一些，这个部门就会陷入到散沙的地步。

中共的土改运动，从距延安最近的晋绥解放区开始，然后是太行地区，也称晋冀鲁豫解放区，但核心仍旧是山西。从山西过来，就是晋察冀地区。总结历史，当年中共发起的土改运动由刘少奇全面负责。智效民先生在《刘少奇与晋绥土改》一文中说得一针溅血。他说：“如今，大家都对刘少奇在文革中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殊不知在土改，‘四清’和文革初期，由于他的存在，惨遭迫害的人真是不计其数。这就提醒我们：一个暴虐时代的形成，还有许多无耻的帮凶，这固然是他们自己的可悲之处，也是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主要原因。”（见该书“引言”部分。）半个多世纪过去，刘当年埋下这笔历史老账没人提，也没见后人站出来说“清算”与“赔偿”。此事到此为止，仅存在于历史的记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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