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庆祥：四川文革中的“知情人员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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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载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四川史编辑部、当代四川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史资料》2010年第1期（总第37期），作者原为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1967年被中央批准作为四川省第二号“走资派”打倒）的秘书。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诬陷、打倒原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一大批老同志，1968年秋，省革委把这些老同志原来的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集中起来，举办了一个“秘书学习班（后改称知情人员学习班）”。我作为廖志高（原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秘书被通知参加，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尽管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却给我留下了一段挥之不去和一言难尽的回忆。

学习班成立的背景及经过

1967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后简称“红十条”），由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撤销了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职务，实际上是以省革筹小组取代了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两级党组织和政府。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所有书记都被当作“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冲击和批判斗争，有的还被“群众专政”失去人身自由。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全省地、县各级党政许多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揪斗和打倒。
1968年5月初，省革筹小组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建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宣称：“终于摧毁了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把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一个一个揪了出来，取得了四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经中央批准后，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于当年5月31日正式宣告成立。西南局、省委原来一直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中，李大章、天宝两人经中央指名任省革委副主任，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其余均属李井泉的“一小撮同伙（后称‘李（井泉）、廖（志高）死党’）”，有的被押送北京，有的被送到成都昭觉寺监狱关押，省革委相应成立了若干专案组，对他们逐个立案进行审查。
省革委举办的“秘书学习班”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主要是为多个专案组提供材料，以便他们伪造“罪证”，彻底打倒这些老同志。
最初举办的“秘书学习班”，参加的人数不多，除我以外还有：
李井泉的历任秘书陈振寰、冯希尧、黎本初、王夫合；
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
杜心源的秘书陈钟光、卢子贵；
赵苍璧的秘书陈玉昆、卜太江；
杨超的秘书向嘉贵、包叙定；
杨万选的秘书杨中虎；
苗逢澍的秘书李月春；
程子华（西南局书记）的秘书胡克新；
闫秀峰（西南局书记）的秘书岳忠；
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的秘书饶趣；
还有受“彭德怀反党集团”牵连被贬到四川任副省长的邓华将军的秘书谢公贵等，共有十多人。
“秘书学习班”搞了一个多月后，又改名为“知情人员学习班”，陆续增加了：
原省委的三位副秘书长周颐、贾丕绩、贾光后；
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李定邦、裘尧铿、蔡明德、刘传荣；
曾在省委办公厅后又调西南局工作的林凌；
李井泉、廖志高的警卫员吴桂清、刘寿祥；
省公安厅警卫处干部高占庭；
李井泉夫人肖里（当时也被关押在昭觉寺监狱）在轻工厅的秘书舒志兰和该厅工作人员李解、王××等。
加上原来的秘书，整个学习班，总共也只有三十多人。
学习班的地点，先后在成都市的罗家碾、实业街、东城根街口的几处招待所，到1969年秋结束，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学习班的主持人是文革初期成都有名的军队造反组织“空字028红总”一位姓沈的干部，工作人员和各小组正副组长都是从“空字028”、西南局和省级机关造反组织抽调来的造反派骨干。

施加政治压力，开展“揭发”工作

1968年8月，“秘书学习班”刚开始的第一天，省革委副主任刘结挺（文革前任宜宾地委书记）专门来同大家见面和谈话，他同我们这些秘书过去交往很多，都十分熟悉。这次见面，尽管当时在座只有十几个人，但他装着都不认识，摆起架子，身后还站着一位背枪的解放军战士，如临大敌。他讲话时也俨然以首长作报告的姿态，居高临下，极力强调：“当前在四川，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李、廖死党’反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十分尖锐，你们站在哪一边是政治方向和立场，甚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学习班领导向我汇报，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思想顾虑，主要是怕自己被划到‘李、廖死党’反革命路线上去。”然后威胁说：“依我看，你们本来就是这条反革命路线上的人嘛！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认真揭发‘李、廖死党’及其一小撮同伙的反革命罪行，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争取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揭发工作，也是对你们的挽救。”刘结挺这个讲话充分表明了省革委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和任务，同时也给我们施加政治压力，从政治路线上给我们定了性，使大家非常反感。
后来，学习班组织大家座谈讨论这个讲话时，都从暴露自己思想的角度，程度不同地表达了抵触不满情绪。我在发言中说：“我给廖志高当秘书是组织上的决定，不是我个人要求去的，我同他纯属工作关系，同路线问题完全是两码事，说我本来就是他那条反革命路线上的人，我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现在也想不通。‘李、廖死党’的反革命罪行当然要彻底揭发，我也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绝不隐瞒，我在廖志高身边工作十多年，他在各种场合的言论，我的工作笔记和办公厅以及有关单位的会议记录可查，但现在单靠我个人凭回忆思考确有一定困难，希望学习班把省委办公厅造反组织抄我家时拿走的几十本工作笔记退还给我，以便查有实处，能把问题找准，真正作到实事求是。”
我的发言当场受到学习班负责人的严厉斥责：“你是借暴露思想为名，歪曲和对抗学习班即将开展的揭发工作，特别是你讲的揭发问题要实事求是，实际上起了动摇军心，拉其他秘书后腿的坏作用。”
后来参加“知情人员学习班”的人员，听了刘结挺讲话的传达后也非常反感，发牢骚、讲二话发泄不满情绪。轻工厅保卫干事李解说：“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派’，走资派、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没有想到这个讲话把我这个小小干事也划到走资派的反革命路线上去了。”公安厅警卫处的高占庭说：“李井泉下乡我才临时被派去作保卫工作，一年没有几次，时间也很短，实际干的又是开车门、端茶杯、打雨伞、提尿壶的工作，找错了对象。”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蔡明德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李、廖死党’开会时，负责发通知、布置会场、装喇叭、排座次……既不参加会议，也没作过记录，要我来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是赶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因此，他们也被说成是抗拒揭发、散布消极抵触情绪，在其他知情人员中造成不良影响，受到严厉批评。
学习班开展揭发工作的具体作法是：首先要求每个人认真加快思考，也允许互相酝酿交流，然后召开小组、联组或全班大会进行口头揭发，最后以个人名义写出书面揭发材料，直接交给学习班。口头揭发过程中，每个秘书和知情人员必须以各人原来工作或服务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对象，“对号入座”，及时提供揭发材料。比如，我的主要任务是揭发廖志高，凡是在小组、联组或全班大会上，只要有人在揭发中提到有廖志高参加的会议和他的某些言论或活动，我就必须当场“拿话来说”，如果讲不出来或者讲不到点子上，主持会议的学习班领导就会当场批评我隐瞒、包庇廖志高的罪行，并且发动大家对我进行“帮助”，实际上是开展变相批斗。其他秘书和知情人员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遭到批斗。这种作法，实际上是把我们每个人同原来工作或服务的对象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休戚相关，命运与共。
最典型的是邓华的秘书谢公贵，由于邓华是犯有“错误”被贬职下放到四川任副省长，分管农业机械工作，很少参加西南局、省委的一些重要会议，同李井泉、廖志高等平时接触也不多，谢公贵给他当秘书的时间又不长，因此揭不出什么问题，只能讲一些邓华家庭情况或生活琐事，因而被作为抗拒揭发，“已被邓华彻底收买”“中毒太深”的典型，经多次进行“帮助”和大会批斗，始终过不了关。一个多月后，1968年10月中旬，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当时关押在昭觉寺监狱的邓华突然被通知去京参加这次会议（据史料记载是毛主席点名要他参加的），回来后立即解除关押，予以解放。进学习班不到两个月，一直被作为批斗重点的秘书谢公贵，也立即被学习班宣布为“已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放回机关不再参加学习了。
学习班这种“对号入座”和多次开展“反揭发”批判斗争的作法，使我们增加了极大的思想压力，被迫写出的揭发材料也花样百出，很难达到多个专案组的要求。不久，因为我写的揭发材料很不像样，就被作为“坚持‘李、廖死党’反革命立场”和“反揭发”的典型，成为继谢公贵之后的重点对象，多次遭到批斗。为此，学习班领导找我个别谈话并提出警告：“你和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三个人当秘书的时间最长，但你们的揭发材料都很不像样；特别是你还经常讲一些反揭发的言论，比如你一再强调揭发要实事求是，但实事求是也有阶级性，你揭发的问题可能都是事实，如果立场不转变，阶级觉悟不提高，你就抓不到这些事实的要害，也写不出像样的材料，甚至会出现错误。”
为了促使我提高觉悟、转变立场，事后他又要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一份阶级觉悟高、能抓住要害的揭发材料，要我认真学习和思考。这份材料（揭发人的姓名用纸条蒙上了）是揭发李井泉有一次打麻将，摸到一张没有用处的东风牌，就气愤地甩了出去，还谩骂：“去他妈的东风！”揭发材料就此上纲上线说：这件事情虽小，但充分暴露了李井泉“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本质”。我看了这份材料，尽管觉得生搬硬套令人哭笑不得，但确使我受到一些“启发”。不久，我经过回忆和思考，在全学习班大会上揭发了贺龙和廖志高的“罪行”，事情的实际情况是：1966年春，廖志高陪同来川视察的贺龙去三线建设地区的渡口（现为攀枝花）市，途经西昌地区时，看见沿途地里的庄稼长得很孬，还有一些荒芜的土地，贺龙因此发脾气，训斥了廖志高和地委书记李占林，并且责令省委尽快从内地调人来西昌抓好农业生产，廖志高立即告省委研究后决定调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武胜县委书记苏林到西昌提任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我就这一事实上纲上线说：“贺龙到处发脾气，随便训人骂人，充分表现了他‘土匪恶霸’的本质。”同时说“廖志高完全秉承贺龙的黑指示办事，充分说明他是贺龙的‘同伙’”。当时我自认为能抓住问题（比李井泉打麻将这类小事更有价值）的要害，说明我的阶级立场已有所转变。没有想到这个揭发却被主持会议的学习班领导当成毒草，遭到批判：“第一，贺龙是全国闻名的大反革命，他能关心生产吗？你这是小骂大帮忙，给他搽胭抹粉；第二，廖志高同贺龙是一丘之貉，你揭发他被贺龙训斥，实际是为廖志高开脱。”最后的结论是我“顽固地站在李廖死党的反革命立场，为贺龙、廖志高翻案”，从而使我不知所措，心灰意冷，再也不敢写成上交学习班的书面揭发材料了。
不久，学习班在揭发“‘李、廖死党’及其一小撮”个人罪行的同时，开展了贺龙搞“二月兵变”的专题揭发，还印发了省革委从北京搞来的关于贺龙企图搞“二月兵变”的罪行材料，要大家联系四川的实际进行揭发。为了进一步给大家施加压力，学习班领导极力强调：“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是贺龙搞兵变的后方基地，‘李、廖死党’必然在这方面犯有许多罪行，你们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思考、揭发，拿出像样的材料来。”
在学习班的压力下，大家被迫东拼西凑、生搬硬套，揭发出了许多牵强附会、荒诞离奇的“罪证”材料。比如：把贺龙在晋绥老区和湘西的老部下李井泉、已故多年的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和后来继任的黄新廷，都说成是贺龙为“二月兵变”后方基地组建的领导班子核心成员，位于××县山区为备战修筑的大型防空洞（当时属绝密军事工程）成了贺龙兵变后方基地的地下司令部，贺龙几次来川在成都等地区参观视察132厂等国防兵工厂，以及1966年春去西昌时曾讲过当地有名的“建昌马”虽然体形不大，但行走平稳，宜于跑山路，要大力发展等，都说成是贺龙处心积虑为兵变准备武器和军事装备。
由于我前一段揭发贺龙在西昌因农业生产搞得不好发脾气的事遭到批判，还心有余悸，因此在揭发“二月兵变”的大小会上我很少发言，学习班领导又专门找我个别谈话，要我把贺龙发脾气的事同兵变联系起来考虑，还启发诱导说：“搞兵变打起仗来需不需要储备粮食！？”我只好又把这件事拿出来改头换面，说成是贺龙企图为兵变准备粮草，还画蛇添足，把廖志高陪同贺龙去渡口市途中停车休息小便的事，说成是实际上是为兵变“视察地形”。
其他没有同贺龙接触过的“知情人员”，也因揭不出什么问题或说不到点子上受到批评，思想压力很大，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予以应付。如林凌只好把大家在下面酝酿或会上口头揭发的一些事实，运用他善于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搞“技术加工”，从国际、国内形势和当时的背景进行分析来突出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得以蒙混过关、免遭批斗。
对于这些生搬硬套、牵强附会的“罪证”材料，究竟有多少价值，许多同志都心中有数，会后大家还在下面互相评论甚至开玩笑。我曾嘲笑林凌揭发的材料是危言耸听，貌似“钢鞭（指像样和有份量的材料）”，实际上全是水分，一文不值；刘文珍的秘书饶趣也嘲笑我揭发廖志高陪同贺龙去渡口市途中停车休息小便说成是为兵变观察地形的材料，是“耍魔术，廖志高屙尿也成了二月兵变。”
参加学习的秘书和知情人员，过去长期接触和交往，互相了解和相处一直很好。来学习班后，在学习班施加的强大压力下，有些同志因揭发的问题不像样或有“反揭发”言行时，大家就必须按照学习班的部署，对其进行“帮助”和批斗。尽管大家在会上对这些批斗对象声色俱厉，无限上纲上线，但彼此都心照不宣，这是在学习班压力下不得已而为之，并未因此产生任何芥蒂和个人恩怨。相反，会后在下面仍然一如既往，互相关怀和爱护。我曾多次被作为重点遭到批斗，但每次会后都有不少同志对我进行安慰，要我正确对待，不要背包袱，以缓解我当时的思想压力；有的同志还冒着风险帮助我摆脱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至今仍然记忆较深的两件事：一是按学习班规定每隔两周才有一天假期，有一次我被批斗后责令继续留下考虑问题，不准回家，许梦侠的秘书丁家骥在自己短短一天的假期中挤出时间去我家，对我爱人说明情况进行安慰，回学习班后又悄悄告诉我家里的近况，要我不要担心。二是廖志高专案组对我写交的揭发材料很不满意，专门来学习班撇开我召集了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和各小组少数学员参加的会议，介绍了我以揭发为名实际是为廖志高开脱的许多具体问题，准备第二天对我进行有针对性的批斗。杨超的秘书包叙定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当天晚饭后的休息时间，冒着风险私下给我透露了专案组讲的全部内容，还特别指出他们要追查我“转移私藏”廖志高办公室挂的军用地图的去向问题（实际情况是1966年11月，社会混乱，造反学生进驻省委机关时，我已连同军区送给廖志高的一些重要文件，退给成都军区有关部门了），从而使我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第二天的批斗大会上，我对他们提出的种种责难和追问，都能说明实际情况，一一作了回答，使他们只能对我上纲上线进行批判，无法再纠缠下去。
学员之间这种相互关怀爱护的事例还不少，按学习班的部署，每天早晚要集合大家歌唱革命歌曲，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毛笔字写得好）有一次为学习班抄写歌单时，粗心大意，把歌词中“亲人解放军”抄成“敌人解放军”，幸被苗逢澍的秘书李月春及时发现作了纠正，他也一直未将此事向学习班的任何人透露，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1969年秋，学习班突然召开了两次大型批斗会。一次是针对一位秘书×××，因为他来学习班前已参加机关造反组织，没有把学习班工作人员和其余学员放在眼里，经常不遵守班规、迟到早退；有时还在自己揭发问题时乱点其他人的名，积怨甚多；因此被作为“违反班规纪律，给揭发工作制造混乱”的典型，在全学习班大会上进行批斗。另一次是针对李井泉的秘书陈振寰，来学习班前是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已经是被打倒的郫县“头号走资派”；来学习班后，由于思想压力大，加上粗枝大叶的习惯，来后不久写交的一份揭发材料中，引用“红十条”中“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时错写成“以毛主席为首的一小撮”，黑字写在白纸上，证据确凿，被学习班作为“现行反革命”进行大会批斗，郫县也被通知派了人来参加，最后在一片打倒声中被代上“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押回郫县进一步批斗。
这两次批斗会的内容，都是学习班早已掌握了的，推迟到最后才召开，主要是对我们的利用价值已经告罄，再也挤压不出什么东西了。因此，这两次批斗会的第二天，学习班就宣布结束，我们中绝大多数人也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枉费心机 事与愿违

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中，省革委成立专案组和举办“知情人员学习班”，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妄图搜集和伪造“罪证”来打倒西南局和四川省当时被立案审查的老同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枉费心机，事与愿违，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以后，所有这些老同志都相继被解除监护，恢复名誉，重新担任了多项领导职务，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贺龙同志，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彻底平了反。事实充分说明：西南地区和四川省，根本不存在“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同伙”和“李廖死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如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知情人员学习班”对我们施加的政治思想压力，以“帮助”为名的种种变相批斗，以及长达一年的困难处境，至今令人难以忘情。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使我们更加珍视当前的政治民主与社会和谐的气氛，心情也更加愉快。尽管我今年已八旬有余，但仍然抽出时间和精力，把它整理出来，供研究四川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部门和同志参考。


选自《昨天》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