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按既定方针办”是如何出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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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既定方针办”还是“照过去方针办”，这六个字有三个字不相同，现在年
轻人都不太清楚其中的奥妙。这个问题也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１９７６年毛泽东
病逝后，“四人帮”提出并坚持“按既定方针办”，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但
有的报纸却写成“照过去方针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争论。最后华国锋在
政治局会议上出面否定了“按既定方针办”。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社
却发表社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粉碎“四人帮”后，这篇社论被看作
“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凡是参与此事的人大都受到批评或审查。

前几年，阎长贵老师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真相》，
说是１９７６年８月初全国计划座谈会结束时，华国锋讲话。担任会议记录的陈斐
章将华国锋讲的“照过去方针办”错记为“按既定方针办”，因为唐山大地震后十
分忙乱，没有向华国锋办公室核实就下发了，因而造成混乱。陈斐章说凡参与“按
既定方针办”一事的人都受到严格的审查，而他没有。

陈斐章，１９２７年生，山东潍坊人，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曾任中央办公
厅秘书室副主任。１９４８年５月参加革命，曾任随军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渡
江战役、进军西南，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社记者、重庆人民
广播电台记者。１９５４年到北京后，先后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中南海、国家计委
做秘书工作，担任会议记录。“文革”中到“五七”干校三年，１９７６年任国家
计委办公厅科长。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央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选派可靠的干部了解上海“四人帮”余党的活动情况，及时报告北京。陈斐章参加
了这个派遣小组，并以“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的名义，到上海了解情
况。他们八人于９日到达上海，当天就获悉上海已下达武装叛乱命令的情报，并及
时报告中央，使中央不费一兵一卒解决了上海问题。陈斐章没有受到审查与他到上
海有关。后来，陈斐章被提升为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处长。他还曾在中央顾问委员
会工作。

陈斐章记录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不错。但是，国家计委发
的文件怎么就有这么大的威力，能指挥《人民日报》呢？陈斐章的回忆只是涉及他
个人的活动，他并不了解“四人帮”的活动情况和当时中央与他们的斗争情况。

“按既定方针办”当时成为斗争的一个焦点。事实是不是像陈斐章所说，由他
负责呢？是不是那么简单呢？笔者一直很关心此事，查阅了一些档案，将所了解的
情况公布于众，以飨读者，欢迎批评指正。

◇　姚文元的笔记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却布置写“按既定方针办”的社
论

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
心中》第一次出现了“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这篇社论署名为《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简称“两报一刊”）编辑部。社论中这样写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
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按既
定方针办”这几个黑体字赫然入目。１９６６年“文革”以来，“两报一刊”经常
在社论中公布毛泽东的指示，都是用黑体字。读者此时看到“按既定方针办”这六
个黑体字，自然会相信这是毛泽东的临终遗言。大家都知道，当时政治局委员姚文
元分工负责宣传工作，这件事与他有没有关系呢？后来查明“按既定方针办”的社
论，就是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向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鲁瑛布置的紧急任务
。其实，早在１９７６年４月底或５月初，姚文元就知道毛泽东对华国锋讲的是“
照过去方针办”而不是“按既定方针办”。

１９７６年４月３０日，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讲到全国几个省的问题时
，毛泽东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招（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
”，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即时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前两条指示
。姚文元看了毛泽东的手迹，事后他在查看笔记本中记的华国锋的传达内容也是“
照过去方针办”。事情刚过去４个多月，姚文元就指示写“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
，这是对毛泽东指示的篡改。

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中央政治局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时，“四人帮”没有提“按既定方针办”这件事。《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中既没有提到“照过去方针办”，也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

９月９日，姚文元布置写这篇社论时心急火燎。可是稿子到姚文元手里后，他
却压下暂不发表，说要看看全国局势。

姚文元修改了社论。事后，人们查看了他修改的清样。初稿中写的是“毛主席
在病中嘱咐我们”，他在定稿时删去“在病中”三个字，给人造成是毛泽东临终嘱
咐的印象。

“四人帮”知道，毛泽东的指示是有具体所指的，是针对一定的问题讲的。他
们有意不提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提到的具体问题这个背景，而歪曲篡改成是
在一切领域、一切问题上的指示。

《人民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的当天下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毛
泽东悼词的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谁也没有提出要加上“按既
定方针办”的内容。由此可见，姚文元他们利用社论提出毛泽东临终遗言“按既定
方针办”，是见不得人的，是个阴谋。“四人帮”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把这
个他们伪造出来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塞进９月１６日的“两报一刊”的社论
中发表，以欺骗群众。

“四人帮”选择这篇文章在９月１６日见报，也是费尽心机。他们原打算在９
月１９日毛泽东追悼会后公布的。提前三天，因为１６日恰恰是在中共中央、全国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各
界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利用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无限
怀念和崇敬的心情，盗用“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突然公布一个所谓毛泽东的“
临终嘱咐”，必然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关注，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共
中央正式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９月１８日，各省、市、
自治区将同时举行追悼大会，各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都要在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四人帮”抢先公布他们伪造的临终嘱咐，给各地追悼会上的讲话定调子，并利用掌
握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现在看来，“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有人说
，这只是文字的差别，这两句话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当年，正如１９７６年１
２月１７日《人民日报》所指出的：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以华国
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
宣传者、捍卫者。这是一个政治大阴谋，这是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
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这涉及谁有权力传达毛泽东的
指示，涉及中共中央能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的指示，涉及谁真正继承、捍卫毛泽东
思想的大问题，涉及是“四人帮”听中共中央的，还是中共中央听“四人帮”的大
问题。华国锋为了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坚持原则，寸步不让
。只有这样，他才能团结中央政治局的其他人，打掉“四人帮”的气焰，才能使大
家敢于下抓捕“四人帮”的决心，才能动员大家进行抓捕“四人帮”的行动，才能
保证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不会出差错。而“四人帮”费尽心机，一定要篡改，一
定要发表，一定要动员一切力量扩大宣传，在全国、全世界造成“事实”，逼以华
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认可、就范。但是不明就里的人，不了解中共中央与“四人帮
”斗争的人，很难明白其中的区别。

◇ “按既定方针办”成为“四人帮”的宣传中心

“四人帮”十分重视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６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社论
。

１９８０年，《光明日报》原总编辑莫艾回忆说：“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５日下
午，我在人民大会堂为毛主席遗体守灵。在休息厅里，原《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
对我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中央已经通过
了，是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社）到报社（人民日报社
）取清样去了。’过了半小时左右，有人给他送来一大卷清样。他打开后给在场的
十来个人发了，也给我发了一份，这就是９月１６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
》杂志、《解放军报》的联合社论清样，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左上
角注有‘定稿’字样。”

社论发表的当天，“四人帮”通过他们严密控制的单位以座谈和学习社论为名
，进一步制造谣言，把“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嘱咐。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
去以后，有什么反映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
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遵照江青的旨意，从９月１７日起，姚文元紧锣密鼓地四次打电话给新华社，
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他们伪造的这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新华社电话记录，９月１７日，文元同志指示：国庆报道，强调主席嘱咐的“
按既定方针办”。

９月１９日，正当新华社编发各地召开追悼大会的综合消息时，姚文元给新华
社打电话：你们处理各省市区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
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
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

姚文元的电话指示适得其反，引起新华社领导的警觉，在《内部参考》上只有
１７日报道了上海及清华、北大学习“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１８日毛泽东追悼
会后，突出报道各地学习悼词的情况，再没有什么“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新华
社的许多领导都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他们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有敏锐的政治识
别力。他们明白悼词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注意到悼词中恰恰没有提到“按
既定方针办”。

姚文元对此十分不满，于９月２２日２时再次给新华社打电话：“补充一点，
以后你们要多反映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真正贯彻到实
际行动中去，化悲痛为力量，‘按既定方针办’这方面的内容。”

９月２３日夜，姚文元又打电话说：“你们要铭记主席对我们的关怀、鼓午（
舞），坚决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９月２３日夜，借江青给新华社写信的机会，姚文元给新华社打电话：“江青
同志的信对新华社的同志们是很大的鼓午（舞）。你们给江青同志写一信，表示你
们坚决按主席指示办。信写好后经我转。”

姚文元所说的信就是给江青写效忠信。

３０日凌晨３时，姚文元又打来电话：“３０日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
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主席
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我们以《人民日报》为例，看看“四人帮”是如何宣传的。１７日头版通栏标
题为《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上海马上跟进，发表学习“两报一刊”社论的消息，表示坚决遵照毛主席的“
按既定方针办”。

１８日，《人民日报》第二版通栏标题是《毛主席嘱咐激励着全国人民夺取更
大的胜利》。

２０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全国各地的追悼会的情况时，在标题中写道：“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遵照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２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八亿人民的誓言》，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

２４、２６、３０日，《人民日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１０月１日，《
人民日报》社论《学习毛泽东思想继承毛主席遗志》，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２５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署名池恒的文章《毛泽东思想永远指
引我们前进》。２８日，转载《红旗》杂志署名齐永红的文章《化悲痛为力量》。
２９日，发表《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联合写
的报道《八亿人民的战斗步伐》。这些文章中均提到“按既定方针办”。

在姚文元再三催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新华社《内部参考》和《人民
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
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９月１７日至３０日的不完全
统计，上述几种报刊发表纪念毛泽东的报道和文章共３９８篇，其中宣扬“按既定
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２３６篇，占５９％。引用“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只有
２１篇，占５。３％。上述各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制作成通栏大标题，登在报
头毛主席语录栏，《光明日报》连续九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一时间，气氛之
紧张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华国锋的悼词中没有提到“按既定方针办”。就在《人民日报》宣传“按既定
方针办”时，有的报纸并不执行姚文元的指示，而是根据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座谈会
上讲的，宣传“照过去方针办”。一时间报纸宣传很混乱，这个动向引起一些干部
群众的警觉。

◇　政治局会议讨论乔冠华的发言稿时，华国锋讲主席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
”。张春桥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华国锋一直忙于毛泽东的丧事，一直到９月２８日晚，才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并
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议程是讨论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有关问题，主要是乔冠华
在联大上的发言稿。华国锋在会上明确提出要删去其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因为毛泽东没有什么临终遗嘱。

张春桥、姚文元做贼心虚，在会上没有争辩，但是心有不甘。毛泽东逝世后，
他们原以为夺权的最大障碍没有了。可是短短２０天，就受到一连串的打击，好不
容易想出一个毛泽东“临终嘱咐”，还让华国锋识破了，不让宣传。照此下去，都
按照华国锋的意见办，什么时候能掌权？“四人帮”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进攻，
否则让华国锋在政治局占了上风，有朝一日还可能把他们赶出政治局。在这种思想
状态下，他们不仅完全没有心思向乔冠华传达华国锋的修改意见，也根本没有向下
传达“按既定方针办”是错误的。如果传达了，他们的威信扫地，战线马上就会崩
溃。“四人帮”仍然我行我素，准备在１０月８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按既定
方针办”的社论。

政治局会议后的１０月２日，华国锋提笔在乔冠华的报告稿上写道：

此系讨论乔冠华同志的定稿，现送请在京政治局同志审阅（其中引用了毛主席
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
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我也查了一
下计划会议我的讲话记录，他们记成还是“照过去方针办”。

写完后，华国锋认为，乔冠华９月３０日离京，１０月３日到纽约，不能让他
在联合国将“按既定方针办”讲出去，以免造成国际影响，引起更大的混乱。他对
秘书说：“通知韩念龙、刘振华，还有耿飚，今晚８点到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来，
我有事找他们商量（同他们谈话）。”然后，华国锋批件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
公厅。”

这份文件很重要，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当天就传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看。

张春桥看到这份批示后，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非同小可，说明华国锋寸步不让
，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提笔在文件上写下一段话，说毛主席过去向他
说过“按既定方针办”，但是没有给他写下来。张春桥写道：“国锋同志的批注，
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华国锋看到张春桥的批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春桥是做贼心虚。”

１０月２日，吴德看到华国锋的批示，找倪志福问他的记录是“按既定方针办
”，还是“照过去方针办”。倪志福找到记录后，发现记录的内容是“按过去的方
针办事”。

倪志福很警觉，既然搞不清楚，就不要宣传。北京市不能出事。他立即把市委
办公室主任陈一夫叫来，对他说：“从今天起，北京的报纸刊物一律不准再出现‘
按既定方针办’或‘按过去方针办’。”

◇　姚文元同鲁瑛密谋，变换手法，并推迟告知莫艾

１９７６年９月２９日，“四人帮”在政治局会议上围攻华国锋没有得逞。姚
文元见到华国锋１０月２日的批示后，自知闯下大祸。据说姚文元被捕后交代，吃
饭时，他对家人说：我可能有一天出去就回不来了。不谙世事的孩子批评他反动，
而他的夫人急得在一旁伤心地抹眼泪。

１０月３日下午，姚文元将《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找来，对他说：“现在报
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
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
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

鲁瑛是姚文元、张春桥从上海调来的，和姚文元交往甚密。这时，他手中还有
一篇文章，题目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
１０月８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这天，姚文元笔杆一摇，把送审稿
上的“按既定方针办”变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
政策办”。他大概以为，这样一改，既可以保留他们的原意，又可以应付华国锋。
姚文元这一手，恰恰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四人帮”的意图之一，就是
要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泽东的指示“照过去方针办”。

最后，姚文元还对鲁瑛特别强调：“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
鲁瑛深知这句话的分量。

鲁瑛听后心事重重，哪里还有心思向新华社的解力夫和《光明日报》的莫艾传
达。

９月１５日鲁瑛在人民大会堂向莫艾讲了中央已通过“按既定方针办”后，莫
艾当晚组织学习，并谈了下一步的报纸宣传问题。１６日上午，领导小组管业务的
几位同志决定派人到梁效处组稿，在路上具体商定了以“按既定方针办”为题向梁
效约稿。９月２４日写出初稿，９月３０日定稿。９月２７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
迟群、谢静宜。９月３０日下午，迟群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不
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

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下午６时，鲁瑛将莫艾找来，先谈
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之后，才慢腾腾地对莫艾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是（毛）主席患病期间讲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当
时莫艾惊讶地说：“哎哟！我们今天报上发表的梁效文章，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
”鲁瑛对莫艾这句话没有任何表示，继续往下说：“你回去亲自把把关，遇到这句
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如有，也不要用。这事你
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在亲自把关。”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光明日报》负责人莫艾隔离
审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对他的隔离，结束审查
。

□　《党史博览》２０１３年第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