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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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画刊小报上关于成都“5·6事件”的文革宣传画

　　伤亡惨烈 震惊中央

“文革”成都“五·六”事件，是指1967年5月6日发生在成都132厂的大规模武斗事件，时称“五·六大血案”或“132厂大惨案”。

　　成都“五·六”事件，是文革早期成都地区乃至四川全省发生的规模最大、一次性伤亡最多，场面最惨烈的武斗悲剧。132厂位于成都市西郊黄田坝（文革时更名为“红旗坝”），是一家涉及飞机生产的大型军工企业（即现今研制“枭龙”战机和第5代隐形战机歼20而闻名于世的成都飞机工业公司）。1967年5月6日，该厂造反派和对立保守派群众组织“产业军”发生冲突，成都市各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包括北京和外省赴川红卫兵）紧急声援，由此引发大规模武斗。双方直接参与武斗人员达数千人之多，现场声援、助威、围观群众达10万人以上。场面壮观，战况极惨烈。造成当场死亡数十人，轻重伤者2000多人的“大血案”。其时，以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和省人民医院为首的成都市各大小医院100多辆救护车全部出动，川医附院太平间内摆满了死者遗体，所有病房（包括临时病房和过道）挤满急待救治的伤员。造反派、红卫兵自发组织的“志愿献血队”集聚医院大门，排队等候献血。这种惨景，中共建政以来在成都从未有过。一时，全城悲声，群情激愤。消息传出，全国哗然，高层震惊。

　　反应最激烈的，是已占据主流地位的以“五大领袖”为代表的首都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排名第一位的北大聂元梓，所控制的“新北大公社”，当天晩上就第一个发表《关于四川局势的声明》，强烈声讨“产业军”，表示坚决声援四川造反派。有“地派”之称的北地“东方红”，更是连夜组织万人集会示威，声讨成都“五，六”事件（有一赴川北地“东方红”战士李全华在当天事件中遇难）。其余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首都有影响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对成都“五，六”亊件表态，一边倒地声讨“产业军”及所谓后台，声援四川造反派。

　　一些激进的红卫兵造反派，还连夜采取行动，在赴京四川造反派人员的指认配合下，四处查抄打砸“产业军”一派在京机构及人员驻地，搜捕其成员（当晚就抓获数十人，其中据说有一名“军长”级人物）。

　　不仅如此，群情激愤的首都红卫兵，甚至要发起组织红卫兵“敢死队”，开赴四川与“产业军”及其后台“李井泉一小撮同伙”，决一死战。此议后被周恩来制止。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仅同意由北京医学院派出30人组成的医疗队乘飞机赴川，参加对“五·六”事件受伤人员的救治。

4月开始，在毛泽东发话并一直关注下，中共中央高层以周恩来为首，正在解决四川问题。其时，负责“支左”的四川军方（成都军区）领导，和一些造反派头头正在北京（有人是被中央指名从监狱放出直送机场的）。由此，惨案消息当晚即直达中央最高层（先是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后报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高层，迅即作出强烈反应。当天深夜，中央即电令成都军区派野战军部队进驻（此前该厂军管会是空军人员），全面接管132厂，逐楼搜捕产业军“红联”武装人员。其后在中央命令下，部队又接管了市郊的火葬场（据说怕“产业军”私下焚烧遇难者尸体，毁灭罪证）。再后来，还派出军队，加强对收治伤员的川医附院和省医院的保护（有小道消息称，产业军会来医院抢伤员）。

　　第2天，5月7日，以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紧急出台，并电告成都。这份《决定》共有十条内容，世称“红十条”。其中主要内容，一是宣布以李井泉为首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予以公开点名。二是全面改组了成都军区领导班子。

　　其最后一条即第十条，却是破例专言前一天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的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重要的专门案件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都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摘自文件原文）

　　据称，这份《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不仅经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而且还亲笔修改过其中某些字句，其权威性非同一般。不过，后来有消息传出，这个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的最初文本，竟是出自红卫兵造反派笔下。是由川大的一名学生造反头头，和一名“首都三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第三司令部）的笔杆子共同执笔起草。“五，六”事件当晚完成后，连夜送中央高层审稿定夺，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除其中的人事任免外，主要内容及倾向，反映造反派立场观点也就不奇怪了。中共中央文件，由学生红卫兵来起草，大概只有毛泽东搞的“文革”中，才会有此奇亊。

　　虽然与弥漫成都全市的过激舆论言词比较起来，谈及这次流血亊件，此《决定》语气比较温和。但实际上，已经给一天前发生的成都“五·六”事件定了性，也给事件参与一方的“产业军”定了性--间接宣判了“产业军”的“死刑”。

　　从此之后，号称有数十万之众，并一直受到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公开支持的“产业军”，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就此从成都地区的文革舞台上逐渐消亡了。正如同几个月之后武汉“百万雄狮”的命运一样。

　　背景之一：“产业军”及其他

“产业军”，全称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是文革初期成都地区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

　　关于“产业军”，有些文革著作中曾有记载。例如王年一先生所著文革简史《大动乱的年代》中，关于“产为军”，是这样提及的：“‘产业军’由工人和基层干部组成，他们坚决反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等口号。1967年4月15日，‘产业军’扬言要‘血洗川大，头断四川，血洒西南’。5月11日，‘产业军’把已经亮相支持激进派的西南局书记曾希圣抓走。”

　　应当说，这段关于“产业军”的简述，既稍嫌简约，又不甚准确，与当年“产业军”的史实真相，相去甚远。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几经串联，11月25日召开了第一次碰头会。两天后的11月27日晚上，在红照壁礼堂正式召开筹备会，有成都地区17个单位40多代表参加，最后选出21人组成筹备组织。其名称则是根据毛泽东那篇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到的“产业工人”这个词组，定名为“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

　　第二天凌晨，按当时流行做法，分别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两封“致敬电”。12月1日，“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在红照壁正式挂牌，并向全市散发成立《宣言》。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进入1967年，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在红卫兵造反派反复冲击下，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其时，以成都军区为代表的军方，就成了稳定和控制局势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在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以后，军方态度成了各派争夺的关键和核心。

　　与造反组织相比，“产业军”有“几多”：党团员多、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多、历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部队转业复员军人多。由于这种背景，成都军区主要负责人选择“支左”对象时，自然选择了“产业军”。而不肯支持成员复杂，反地方当局色彩浓厚的造反派。

　　从2月中旬开始，成都市和四川全省“文革”形势发生重大逆转。2月上旬，军方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并明确支持“产业军”。军方首先在军內逮捕造反派，取缔军内造反组织。并以“冲击成都市公安局”的“1.29亊件”为由，逮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街道分团”的头头和成员。在赴川首都红卫兵支持下，以川大8.26战斗团和“兵团”为主的学生红卫兵及造反派，在成都军区大门静坐示威，要求释放被捕造反派，包围堵塞大门，多日不退。

2月17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布了“2.17信件”（据称，此信其实是成都军区领导自已搞的，仅电话告知军委某副主席，就以军委名义发布）。2月18日，军区破天荒出动军用飞机和直升机，在成都及全省主要城市空投了80万份“2.17信件”传单。以此为转折点，军方开展大规模全省“镇反”。成都及四川各地市、县，相继发生造反派被群体性逮捕拘留、造反组织被取缔的事件。这就是四川文革史上有名的“二月镇反”。

　　这次“镇反”规模空前。从2月中下旬开始到3月底，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四川全省近10万人被捕。“文革”后，有文献对此有如下记载：

　　在军区的支持下，四川省公安厅于2月28日发布了《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布告》，在全省开展了“镇反”活动。据当时的材料，二、三月间四川在“镇反”中扣押了近10万人，包括不少造反组织的大小头目。（《当代四川简史》第19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

　　随着成都主要造反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为代表的造反派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遭明令取缔。“产业军”一跃成为成都“文革”的主流派，而且在军方和公安部门取缔“兵团”和“8·26战斗团”等造反组织、逮捕拘留其成员时，“产业军”起了相当作用。不仅逮捕人的名单多数是“产业军”提供的，后来发展到“产业军”自已扭送人到公安机关强行让对方收审逮捕。甚至“产业军”人员看谁不顺眼，比如发了几句牢骚的造反派家属或同情者，或是骂了他一句“保皇狗”之类，仅十二三岁的少儿，也一样五花大绑扭送公安局收监。由此，“产业军”在市民中大失人心。这也是后来在“五.四”川棉亊件中，市民自发设卡阻挡路口不让“产业军”援兵通过，以及“五.六”亊件中一喊“打产业军”，市民便一呼百应，纷纷跑往132厂声援造反派的原由。

4月初，形势发生了不利于“产业军”的转变。在中央（主要是中央文革）的干预和压力下，被捕的红卫兵、造反派成员相继被释放。全省范围内，造反组织重新崛起。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从北京传来，中央认为成都军区领导人“支左”犯下方向路线性错误，正着手解决四川问题，军方感到了极大压力，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新崛起的成都各造反派首先把矛头指向“二月镇反”中曾经打压过自己的“产业军”，从4月上旬起，两派对立越来越严重，小规模冲突不断。

　　背景之二：川棉“五·四”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5月4日，在四川国棉一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冲突，世称“川棉大血案”，这可以看作是两天后“五·六”事件的预演或序幕。

　　川棉一厂是成都市有数的国营大厂，有职工近万人。由于产业工人多，该厂又是当初成立“产业军”的发起单位之一，其在“产业军”内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业军”在该厂的组织是“川棉产业师”，系全市产业军的中坚力量。

　　厂内与川棉“产业师”对立的造反组织是“红旗战斗师”，人员及势力上，较前者相对处于劣势。由此，造反派重新崛起后，一批大学红卫兵（川大“8·26”和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成都地质学院、成都大学、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工学院的红卫兵）就应邀以“学习队”、“联络站”名义进驻该厂，倾全力支援红旗战斗师与“川棉产业师”作对。由此，两派经常引发摩擦和小冲突。

　　其时，两派在川棉的控制区分别为：产业军以“产业大楼”为主体，控制周围各幢大楼，“红旗战斗师”则主要控制该厂“生活区”。

　　鉴于外来红卫兵对自身构成的威胁和侵扰日益严重，4月30日，“川棉产业师”发布“勒令”，要进驻川棉的红卫兵当即离厂，否则后果自负。就此引发事端，拉开了武斗序幕。

5月1日清晨6时许，产业师出动人员抄了“红旗战斗师”总部。同时被抄的还有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川棉学习队及川大“8·26”联络站驻地，事端初起。下午，两派谈判未果，双方各自调集人马，暗作“决战”准备。

5月3日下午，冲突再起，两派互有人员受伤或被抓走，事态迅速扩大。成都军区闻讯，速派出4卡车解放军战士前往制止武斗，强令双方撤离现场。晚间，“红旗战斗师”及“兵团”人员退出战斗师师部大楼，双方暂时休战。零点以后，自知处于劣势的“红旗师”派人向颇有势力的工人造反组织“红卫东”等告急求援。

5月4日凌晨4时，制止武斗的解放军撤离该厂。4时50分，川棉“产业师”重新包围生活区，并逐楼清剿“红旗师”人员，冲突再次爆发。红旗师据楼退守，顽强抵抗。一些大楼被攻占，相继有红旗师战士跳楼及被俘。

　　上午8时，以“69纵队”和“82纵队”为首的二千多“红卫东”援兵，首先抵达川棉厂。即向产业军发起反冲击，救出被关押在“产业大楼”底楼的100多红旗师人员，并联合发起反攻。产业军退守各楼，以石头、铁器、水泥块还击。闻讯进厂声援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大批进城农民，纷纷持锄头、木棒、钉钯为产业军助阵。双方反复冲杀，互有攻守，战况呈胶着状。

　　下午，陆续赶来的造反派上万之众云集川棉。而“产业军”援兵，则被造反派和倾向造反派的市民阻于各路口、桥头，抵达川棉厂参战的是少数。“川棉产业军”顿成孤军，被分割包围在生产区几幢大楼内。

　　士气大振的造反派，用宣传车向守楼者喊话劝降，被拒绝。于是，各路造反派红卫兵在冲锋号激励下，呐喊着开始冲锋，分别向据守大楼的产业军发起总攻。

　　经过几个小时的逐楼攻坚，到天黑时分，人数占优势的造反派以轻重伤员不断增加，并开始有阵亡者出现的巨大代价，将产业军据守的各幢大楼逐一攻占。最后，仅剩“产业大楼”三、四层，及公路边一座防卫较坚固的大楼仍被顽强抵抗的产业军拼死据守着。

5月5日天明，以“红卫兵”为主的造反派，向“产业大楼”的三、四层守楼孤军再次发起总攻。攻楼者架起木梯作“云梯”，向三四楼强攻。“产业军”在楼顶上将几十斤重的水泥大瓦砸向攻楼者，终于将木梯砸断，攻楼再度受阻。

9时多，造反派弄来大型吊车，再次强攻三、四楼。经多次冲杀，终于将产业大楼全部占领，困守大楼的产业军全部被俘。蜂涌而上的各路造反派，纷纷将各自的旗帜插上楼顶，以示胜利。现场助战观战的造反派及围观者齐声欢呼，奔走相庆。

　　持续近2天的川棉“五·四”武斗，“川棉产业师”共有8幢大楼被攻占，以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它预示着成都区地武斗大规模升级。尽管这次武斗没有动用枪炮，但据事后造反派公布的材料，仍造成数人身亡，近千人受伤的恶果。而它更严重的后果是，直接引发了两天后的“五·六流血惨案”。

　　此外，“五·六”事件之前半个月，4月21日，也是在132厂，曾经发生过两派严重冲突的“四·二一”事件。该厂造反派及进驻的外来红卫兵，在事件中吃了亏。

“四·二一”事件过后，弥漫在132厂上空的火药味更浓，红卫兵和11.19派认为此事件中吃了亏，声称“革命小将的鲜血不会白流！”。“红联”则时刻担心和警惕着造反派的报复行动。厂内外又盛传着诸如“11.19派要血洗红旗坝”、“兵团和8.26从城外运大量木材，准备火烧全城”等等。各种传闻不断，小道消息满天飞。两派都防备对方有新动作，彼此防范森严，而这时发生的“五·四”川棉事件，就成了引发两天后“五·六”案件的直接导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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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围攻132厂

“川棉事件”发生的当天，5月4日清晨5时，132厂“红联”曾组织1000多人赴川棉声援“川棉产业师”。

　　中午，11.19派游行示威，抗议“红联”组织人离厂的声援行动，声称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产业军所属的“捍卫师”，将游行队伍强行冲散。11.19派为了声援“川棉事件”中的造反派，用重兵控制厂门，不让“红联”调人前往川棉支援。由此，两派又有冲突，各有人员受伤。

5日中午，产派人员包围202幢单身宿舍，冲击驻厂红卫兵和造反派。以首都红代会为首的“驻厂五湖四海造反兵团”再次游行示威。下午4时，造反派及驻厂红卫兵在厂内“造反有理广场”集会示威时，产业军人员将广场三面包围。造反派退至另一个广场继续开会，又遭“红联”冲击。厂内局势呈白热化。

　　当时，该厂造反派知道“红联”早有准备，怕吃亏，不敢回宿舍睡觉。两千多11.19派人员被迫撤离，坐于厂外铁道上过夜，部分人冒雨到几公里之外的成都中医学院“避难”。

5月6日当天的这场大惨案，实际是由一个小事件引发。上午9时半，川医九·一五战斗团8名学生红卫兵（7女1男），带一辆救护车进入132厂，声称来接运被打伤的造反派伤员。被“红联”人员拒绝入厂，事端再起。双方各不相让，导致救护车被困，8名“九·一五”人员均当场被打。后全部被俘，被“产业军”红联人员，送到该厂生产区39楼关押。

　　消息传出，全市各造反派组织反应强烈。加之头天晚上2000多造反派被迫离厂露宿通宵，更引起成都各造反派的怒火与激愤。造反派本身，从两天前的“川棉事件”的大获全胜中也尝到甜头。此刻，就决心趁势打掉132厂产业军这块坚固堡垒。顿时，造反派各路人马纷纷杀向132厂。

10时多，132厂各道大门，已被先后赶到的造反派红卫兵团团包围，更多的增援者，还在陆续赶来。

“红联”在厂区高处设立的“嘹望哨”，发现大批造反派队伍前来，立即通知人员紧急集合，并进入备战状态。对此早有准备的产业军，退至厂区围墙以内，将各入厂要道堵死。同时，厂区内“红联”的广播台，也立即发布紧急动员。并将“产业军”骨干力量，以及部分家属，安排到29号、38号、39号三栋防守准备比较充分的大楼据守。大门及厂区各要道均重兵把守，试图抵挡进攻。

　　造反派攻至围墙边，即被迎面劈头盖脸打过来的石头木棒击退，多人受伤。伤者的增多，及“产业军”的顽强态势，让造反派红卫兵更加激怒。加之，造反派和红卫兵声援的后续者，正源源不断涌来。人多势大，遂决定行强攻之势。

　　几番冲击下来，“产业军”招架不住，退至厂区内，紧闭大门据守。于是，攻防就在厂区三道正门外的开阔地上激烈展开。产业军以38、39号楼为据点，集于楼顶之上，居高临下，以石块、砖头砸向进攻者。

　　进攻方冲在最前头的，主要是一批十五、六岁的中学生红卫兵。伤者陆续被抬上赶来现场最展开救护的救护车送走。后来造反派弄来木板、桌子作“盾牌”，抵挡飞石，往厂门口步步推进。由此打来的石头更大，伤者更多，木板、桌面被大石头击中的巨大声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但进攻者人多，前赴后继，且续者不断，逐渐逼至大门。

　　一号中门处，有手擎“首都红代会北邮东方红”、“成都大学8.31纵队”、“四川大学8.26战斗团”等数面战旗的红卫兵旗手和敢死队员，奋不顾身舞旗而行，引领冲锋。在此引导下，造反派进攻者终于成功爬上正中大门两边门卫室小屋顶。

　　占领两边小房顶的红卫兵，返身用石头向“产业军”回击。“产业军”不甘小房失守，几次组织反冲锋，试图冲击夺回门卫室，均被造反派压制回去。

　　中午以前，战局呈僵持状态。此时的132厂，已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造反派层层包围。厂门外的宽阔大道和操场上，集聚着数万造反派和围观市民群众，不断摇旗呐喊助威。

11时，一辆宣传车从外面开来，车上喇叭高喊：“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为了避免伤亡，你们不要冲了！”

　　听到如此喊声，造反派暂停进攻，并稍往后退。

　　趁此停战之空隙，宣传车开展政治攻势，向厂内产派宣传一天前中央文革关于解决成都“产业军”和造反派武斗问题的电话指示（此指示对造反派有利，对“产业军”不利），以及该厂军管会的《紧急通告》。如此反复宣读后，宣传车又播放首都红代会对产业军的《最后通牒》。

　　此时，39号大楼各窗口据守的产业军，与厂外造反派隔墙相望。在大军压境的现实面前，以及造反派宣传车心理攻势下，“红联”部分人员似乎呈动摇之态。

　　然而，12时半左右，39楼房顶上又有数名产业军人员打破房瓦，当作武器，向墙外造反派打来。战火重开。

　　造反派见状，放弃劝降，重新组织力量，再冲击。下午1时许，造反派终于冲进厂右侧大门，并乘势一举攻下了38号楼附近29号大楼顶楼。在冲锋号声中，“兵团”、“硬骨头战斗团”、“红成”、“东方红8.26”等造反派团旗、队旗，在4楼平顶上迎风飘扬，参加围攻及观战助威的造反派一片欢呼，士气大振。

　　受此鼓舞，进攻的造反派当即发起全面冲锋，132厂左大门、中大门亦相继失守。造反派潮水般涌入厂生产区。据守的产业军支撑不住，大部分退至70车间及50车间。部分人员仍坚守38、39两幢大楼。而大楼东、西两侧马路上，少部分产业军退逃无路，举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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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2时多，从整个战况发展看，“产业军”败局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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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决策 同意发枪

　　其时，从132厂“产业军”内部来说，除了“红联”的负责人外，起核心和主导作用的是几位厂领导和军管会负责人。他们分别是厂长马诚斋（中央管的副部级干部）、副厂长晋川、赵玉生、政治部主任王德、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厂武装部部长冯瑞庭等。

4月以来，局势日益严重，他们曾经力图稳定厂内大局，而他们稳定的依靠对象自然是产业军。在眼看造反派的挑战和威胁越发逼近，对可能到来的武斗冲突也曾暗中作过准备。

　　据事后调查，4月20日前后，陈文瑛和军管会另一负责人陈学铭曾参与“红联”负责人制定“战斗计划行动图”和“火力布置图”。“四·二一”事件当晚，“红联”调来大批“贫下中农战斗军”进厂支援，大门警卫阻挡。陈文瑛示意放行，并斥责警卫说：“出了问题我负责！”

“五·四”事件发生后，眼见造反派下一个目标就是132厂，5月5日，又有郊区数百上千“贫下中农战斗军”欲进厂声援。此时，马诚斋不在厂内，“红联”负责人拿不稳，忙向陈文瑛请示，陈回答：“都到这时候了，你们还请示什么？”可见，此时的陈文瑛已意识到危险日益逼近，却没有更多的办法和选择可言。其与“红联”头头的心态一样，准备一旦造反派来攻，不惜守厂决一死战。

　　无论“红联”头头也好，包括军管会在内的厂领导也好，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可言。他们面临不外两个选择：要么彻底认输，举手投降，恢复造反派掌权的一统天下；要么固守待援，或固守待变。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离厂出走，但是他们显然不愿背上“弃厂离岗”、“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名。同时，更主要的，还有大批家属和孩子怎么办？因此，思考再三，还是选择了“固守”这种在他们看来比较稳妥、保险、也较可行的办法。

　　从4月中下旬开始人员“军训”也好，在大楼内大量储备铁条铁棍，抢运石块、砖头、石灰以及粮食、食品等生活物资、急救药品、甚至铁锅炊具等等举措，都是从“固守”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寄希望于自身还算强大的力量，以及精心而充分的准备，抵抗住造反派迟早可能发动的进攻。不过，当时，并没走到利用枪弹武装，保卫自身这一步。尽管作为大型军工企业，武库里就储备有大量枪支弹药。

5月6日上午10时，冲突初起，造反派红卫兵已逐渐云集，对厂区形成合围之势。几道大门被封锁，闻讯赶回的马诚斋与王德，由“红联”人员扶持下，翻墙入厂，坐阵应变。至中午，形势越发危急，面对数万造反派层层包围和不怕死、不要命的轮番冲击，“红联”产业军据守的几幢大楼及生产区被全面攻占，只是时间问题。

　　眼看两天前川棉“五·四”事件产业军全军覆没的悲剧，又将落到自己头上，无奈之下，副厂长晋川主持召集核心层紧急磋商，寻求应对之策。也就是这次高层碰头会上，几个人作出了一个致命的决策，立即给渐处劣势的“红联”人员发枪。

　　事件过后的5月7日凌晨，132厂武装干事度朝明，在厂武装部武器库内被奉命进厂全面军管的野战军部队挡获拘押。其时，他身上还插着两支上满子弹的54式手枪。审讯中，关于5月6日中午的这次碰头会，以及发枪经过，度朝明是这样陈述的：

6日中午，副厂长赵玉生来武装部通知武装部长冯瑞庭开会。会议半小时。二时许冯匆匆回武装部告诉他：“开了会，晋厂长已同意发枪。”并交代凭工作证和“红联”袖套拿取。随后就由冯、度二人主持发枪。当场共发出机枪10挺、步枪149支、手枪几十支。其中步枪每支配子弹5发，机枪、手枪子弹无数。事后，我们清点了领取枪支人员的工作证，共188个。度朝明还说，下午天刚黑，冯瑞庭匆匆赶回武装部，亲手交度手枪4支，并告之：“赶快撤离”。

　　另据当事者回忆，5月6日中午，正式发枪之前，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在开紧急会研究对策时，曾对“红联”头头说：

“赶快运石头，准备把家属和小孩撤到安全地方去，到时候，我们用武器对付他们……”

　　可见，发枪的决定，是5月6日中午情况紧急下，几位厂领导与“红联”负责人碰头时临时作出的。当然，事后证明，向产业军发枪的这个决定是错误决策，它给产业军和几个当事者的命运带来的后果相当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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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响第一枪

　　据现场目击者和对事件当事人的广泛调查，基本一致的结论是，第一枪是下午2：50分打响的。据称，开第一枪是132厂的一位中层干部。也有人说，是厂武装部一位干事，用手枪开的第一枪。

　　从“五·六”事件本身来说，这一枪是个信号，也是一个转折。犹如“潘多拉魔盒”的盖子，一旦被打开，事态的发展就不依其自身意志为转移，后果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自身力量能够控制的范围。而从四川文革武斗事件的角度来说，这一声枪响，就是一个分水岭，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从这一声枪响开始，四川文革武斗就由早期的冷兵器（棍棒、长矛、石块、砖头）武斗，逐渐演变成中后期的热兵器武斗（步枪、手榴弹、冲锋枪、机枪），直至双方动用大炮、坦克、炮艇、登陆艇的“全面陆海战争”。

　　目击者称，第一次枪响，是从39号楼窗户射下。枪声令武斗现场所有的进攻者都感到意外和震惊。不过，拼死向前冲锋的造反派（尤其是年轻的、年龄不足20岁血气方刚的红卫兵），已被一种空前的狂热所支配着，也被即将到手的胜利幻象所鼓舞着。同时，年轻的生命没有真正经历过真枪实弹的战场那般血腥的洗礼，也显然意识到不到近在咫尺的死亡之残酷。

　　所以，当听到刺耳的枪声响起，进攻队伍中有人高喊：“产匪开枪了！产匪开枪了！”为数众多的进攻者只是略有犹豫，连进攻的脚步也没有稍有停息。转眼这瞬间的犹豫，就重新被进攻的狂热冲得一干二净。于是，大片大片的人群再次高呼激烈的口号和毛泽东、林彪语录，或是高唱两位最高领袖的《语录歌》，拼死向前冲锋。

38号和39号楼前，“产业军”抵挡不住，已退进大楼，并用办公桌椅及其他障碍物阻塞了大门和楼口。有的“红联”武装人员，甚至顾不得关于保护国防机密和贵重设备的纪律和禁令，情急之下，退至安放高级精密仪器的处所，以其仪器设备作保卫屏障抵抗来势凶狠的进攻者。

3时左右，“砰！砰！”又是两声枪响。

　　再次响起的枪声，在进攻的造反派中引起短暂的骚动。“产匪又开枪了！”“产匪又开枪了！”进攻队伍中，许多人高喊着。然而，直到此刻，造反派大多数进攻者，也仅仅是心存侥幸地想，也许，产业军只不过个别头头有枪。而且天真地认为，产业军大势已去，败局将定，开几枪，不过是临死前的挣扎，吓唬吓唬人罢了，哪敢真正开枪杀人！

　　这时，一辆宣传车从厂正中大门开进武斗现场，停在39号楼楼前空地，向楼上“产业军”武装人员宣传喊话。宣传车喊话时，进攻者攻势稍减。

　　这辆宣传车由成都军区战士和红卫兵共同组成。车上共有解放军战士6人，其余分别为首都红代会下属的北地东方红、北航红旗、科大东方红、以及成地“解放大西南”、川大“8.26”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宣传车再次宣读厂军管会当天发布的，关于停止武斗的“紧急通告”。当那位名叫陈家铭的解放军战士，刚刚念完通告，就看见39号大楼三楼东端窗口旁边，有三个“红联”人员举枪瞄准宣传车。

　　情形危急，车上解放军当即对其高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来！”

　　出其所料，楼上高处几支枪却同时向宣传车射击。其中有苏式79步枪，也有冲锋枪。事后调查证实，据守大楼的产“红联”人员，将这辆喊话的宣传车，当成了当天武斗现场的“临时指挥车”，所以首先集中火力对其射击。

　　这次开火不同于前两次枪响，是数枪密集射击。宣传车位置靠前，目标明显，车上人员又比较密集，且无任何掩护，完全暴露在火力之下。

　　第一阵枪声响过，当即造成车上竟有6人伤亡的严重后果。

22岁的北地东方红红卫兵李全华，属于“首都红代会赴西南战斗团”战士，被一颗子弹击中喉部并从后颈穿出，当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个死难者。成地解大兵团26中女红卫兵程其逸，是一位文静秀气，模样俊俏的花季少女，她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也在宣传车上。第一批枪声响起时，不幸腹部中弹，亦当场身亡。其时，年仅16岁，她成了这次武斗悲剧的第二个殉难者。

　　当楼上枪声响起，密集子弹朝车上飞来，宣传车猝不及防，慌忙倒车后退，一面高喊：“同志们！开枪了！快退！快退……”

　　宣传车后退过程中，仍不断遭到枪击。退至厂外百货大楼处，楼顶上仍有产派人员对其开枪射击。宣传车再退。至安全区后，车上人员始得检视及抢救伤亡者。发现伤者中，除2名红卫兵外（其中一女红卫兵腹部中一弹，一男红卫兵肩部中一弹），有两名解放军战士受伤（一腹部中一弹，一大腿中二弹）。

　　宣传车遭枪击的同时，38号楼，39号楼各窗口和制高点，均有人亮出枪来，向楼下进攻者射击。更有甚者，有“红联”人员持枪下楼，冲到马路上向造反派开枪。一时，枪声密集，中弹者众。密集枪声过后，各处皆有人扑倒血泊中。

　　据造反派事后称，产派人员使用的子弹是“经过处理的特殊子弹”，有称是“弹头磨尖”过的，有称“开花子弹”。其时，有“战地消息报导”描述现场伤亡者的惨状：“……大部分使用的都是开花子弹。有的被击中头部者则脑浆迸裂，有的甚至半个脑袋都没有了。被击中胸部者则炸成一个碗口大的洞，击中腹部者则肝肠寸断……”

　　事隔多年，凡经历过这次事件的当事人都痛苦而心有余悸地回忆说，现场情景太可怕了，的确让人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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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场上的冲杀和反冲杀

　　当年，“五·六”事件中，先后云集132厂的造反派红卫兵队伍，多达十万之众，人数上对厂内的产业军及其支持者，处于绝对优势。因此造反派采用的是人海战术。方法上，实行层层包围，全面出击。当天，除集中冲击正中大门及附近的38、39号楼外，残酷的攻防激战还在生产区的其他地段先后展开。132厂的另一道大门，即铁路专线大门一带，也是一处重要战场。

132厂因特殊需要，自己有一条铁路专用线，平时用铁门护卫。造反派对该厂形成包围之势时，产业军在此亦设下重兵把守。攻击开始后，红卫兵“敢死队”冒着产业军抛来的砖头、飞石，拼死冲锋，几轮冲击，将产业军从铁门旁打退，造反派占领了铁门。然而铁门厚重牢固，一时无法打开而进入厂区，进攻的红卫兵造反派，就转而在正门与铁路之间的围墙地段，寻找进攻点，施行轮番冲击。大约半小时左右，冲锋得手，进攻队伍试图将围墙推倒或打穿。一些进攻者推进到围墙下面，开始用钢杵、铁棒，配合大圆木冲击围墙。
退守的产业军翻上围墙，用大石条、石块往下乱砸，奋力阻挡进攻者。但在造反派猛烈的反击下，围墙上呆不住，只好退进墙内。没多久，围墙终于被造反派打穿。进攻者试图从缺口涌过。却被墙内产业军情急之下用油毡木头阻住，并浇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用火引燃。立时，缺口处火光熊熊，浓烟滚滚，进攻的红卫兵造反派被阻于缺口之外。

　　进攻受阻的攻击者，又转向围墙其他地段，从几处同时冲击围墙。几经努力，围墙再次被冲开几个缺口。墙外进攻者齐声发威，依旧红旗引路，呐喊着发起冲锋。“产业军”实施反冲击，试图阻住缺口。造反派人多势众，再次发起冲锋，打退了产业军多次反扑，在墙内立定了脚跟。

　　此时，铁路专线旁的铁门也被冲开，造反派潮水般涌入，产业军眼看招架不住，往飞机场方向且战且走。

　　此刻，正大门被冲开，进攻的红卫兵造反派已占领了大门。但产业军退守大楼，居高临下，从两面封锁住大门。进攻者仅冲入小部人马，大部分被阻于铁门外。正在这时，从围墙突破口冲进来的大批增援部队（其中包括一度被迫离厂的132厂“11.19”派战士和其他单位工人造反派）杀过来，与第一批冲入者成“会师”之势。会师后，两股人马合在一起，进攻者士气大振。现场临时指挥者简单商量计议后，又兵分两路。一路从后面向正大门推进，去接应声援大门处的进攻者。一路往机场方向，追击已退守撤离的产业军。

　　这一路造反派往飞机场追击时，左边的道口突然驰出一辆大客车，高速向造反派队伍冲来。因发觉早，且视野开阔，造反派人员纷纷跳入道旁草木中躲闪，没人被碾压。被激怒的进攻者开始围攻客车。大客车飞逃，至一墙边，大客车开不动了。由此将驾车者擒获。

　　这时，大批人马发觉已追至飞机场边。从门口望去，机场内正集聚着大批产业军人员，黑压压有数千之众，均持械拿棍，一副激烈的欲拼死而战的架势。

　　追击的造反派见状，又慑于机场乃保密重地，不敢轻易入内，遂退。产业军趁势从机场内发起反冲击。飞击的石块击倒数名进攻者。造反派不肯示弱，又回头再次发起冲锋，将反冲击的产业军压了回去。并乘势冲进飞机场内。

　　没料，从东南方向高速冲出一部十轮大卡车，向进攻者迎面驶来。冲锋的造反派中一位成都部队的红卫兵躲闪不及，不幸被碾于车下，车轮从头部压过，整个身子被飞驰而来的大卡车带出10来米。

　　据说，这位属于“红成”下属的“成大8.31”的红卫兵，是整个“五·六”事件中死况最惨的一位殉难者。现场目击者称，其时，“脑浆飞溅至几米远，前额骨被压碎，整个头部被压成一寸多厚的圆饼，尸体被车子带了一丈多远！……”

　　这台重型卡车又调转车头，开足马力，呈“S”型路线，继续朝造反派猛冲。此时，双方犹如战场上已经杀红了眼的士兵，将对方视作仇敌，欲置其于死地，拼个你死我活方才甘休。转眼，发了疯一样狂奔冲压的大卡车，又将一小红卫兵倒于车轮下丧命。产业军见状，再开过一辆大卡车，两车交错冲击，向造反派队伍横冲直闯。

　　这就展开了当天武斗中最奇特、最动人心魄的残酷场景。平坦开阔的飞机场上，两台轰鸣着的大卡车，发了疯似的向一无遮挡的人群轮番冲击碾压，势不可挡。几分钟之后，另一位“红成”红卫兵不幸被轧，脚骨压断，产业军人马趁势猛压过来。造反派抵敌不住，只好退出飞机场。

　　据事后的5月20日，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支队，与川医附院革命造反总部联合公布的《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统计表栏目中，笔者查得死难者名单中，确有两位其“死亡诊断”系“头部汽车碾压伤”的死难者。两人分别是15岁的红卫兵杨正业和11岁的红卫兵李文君。前者系峨眉中学（即132厂子弟校）学生，属“红成”成大8.31战团。后者身份不详，仅注明为“红成小闯将”。

　　被枪声震惊的蓉城

　　应当说，第一声枪响之前，不管因进攻而遭枪击的造反派红卫兵也好，围观声援的市民群众也好，甚至包括开枪的“红联”产业军，对武斗中直接开枪杀人以及严重后果，都是缺乏应有心理准备的。因此，枪声真正一响，彼此更多感到的是震惊。接下来的是更深的仇恨，以及由仇恨引发的行动上更加的疯狂。开枪者是如此，被枪击者，也是如此。

　　而对整个成都市民来说，无论哪个阶层，也无论什么派别，都没意识到5月6日132厂的武斗会直接演变成“枪杀”事件。尽管自1年前“文革”开始以来，暴力事件不断，批斗、武斗引发的伤人、死亡事件时有发生，但，真正开枪杀人，对他们来说，绝对是突发事件，猝不及防，想也不会想到。尤其遭枪击的一方，是暂时并没有被用枪支武装起来而且又逐渐成为文革舞台上主流派别的红卫兵造反派。所以，当天下午，当枪声一响，消息传开，整个蓉城都震惊了，整个成都沸腾了。而从那一刻起，整个省城的民心舆论，差不多以压倒的优势，倾斜向了红卫兵造反派一边。

　　社会各阶层中，第一个做出反应的是省城各医疗单位。消息传来，川医附院、中医学院、省医院、市三医院、二医院，100多台救护车倾巢出动，往132厂进发。沿途又有无数客车、卡车加入到车流中。一时，通往西郊的主要公路上形成了一条尘烟滚滚的长龙。而更多的声援者和市民则是一路跑步前往。

　　在人们心目中，当时的132厂，已经成了块“革命”的战场，上“战场”自然就可能流血，甚至可能“牺牲”。因此，许多前往救援的人，内心已经作好了“光荣献身”的准备。

　　据说，省医院的一位中年女医生临出发前，就异常肃穆地对自己的两个小女儿告诫说：“孩子，妈妈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抢救阶级兄弟去了，如果牺牲了，不要难过，长大了要为妈妈报仇！”而在武斗现场，她表现得也的确十分勇敢，几次不顾个人安危，去抢救伤员。

　　有一些救援助威者，临出发前，甚至留下了遗言遗书，可见，当时受文革思潮支配，大多数人确实把两派武斗，当成了与革命敌人进行的“神圣之战”或“保家卫国”之战，一副视死如归，而且是表现出“死得其所”、“死得光荣”的气概。

　　而当时在造反派和年轻的红卫兵中，最流行的是毛泽东和林彪的两段语录。毛泽东语录是众所周知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林彪的语录是：“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这两段语录不仅当时红卫兵造反派中广为传播，影响深远，而且依笔者所见，它直接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维，支配了那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并转化为实际狂热的失去理智的行动。在两天前的“五·四”事件，以及这次“五·六”事件中，进而到以后全省、全国的大规模武斗中，都可以见到年轻狂热的造反派红卫兵们，高声朗诵着这两段语录或高唱着这两段语录谱成的“语录歌”冲锋，冒死向前，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不是枪林弹雨，皆在所不顾，在所不辞。

　　而最有讽刺意味或是有悲剧意义的是，拼死搏斗的双方，却是喊着同样的“语录”或高唱着同样的“语录歌”，去与对方搏斗拼杀，去赴死、去流血。

　　按笔者的观点，这两段语录简直成了文革武斗的“圣经”。也正是因为此，才有可能理解在“五·四”事件、“五·六”事件这类文革早期武斗中，那些差不多是赤手空拳的红卫兵，仅凭口中高喊这些语录，仅凭手里高举的红旗，仅凭手中拿着的那小小的所谓“红宝书”语录本，就敢于面对枪口冲锋，面对刺刀长矛搏杀。仿佛他们一旦头脑被“毛泽思想武装起来”就真正可以刀枪不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随着开枪次数的增多，伤亡者也越来越多，而伤者的增多，又反过来刺激进攻一方造反派红卫兵更不顾一切的冒死攻击冲锋，以消灭敢于向革命造反派开枪的“万恶的反动派”。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五·六”事件伤亡惨烈的重要原因。

　　陆续赶来的救护车抵达现场后，医务人员就会同造反派抢运救治伤员及阵亡者遗体。载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受伤者的救护车，立即返程往医院飞奔。车上，属于“红成”的川医“九一五战斗团”等单位医务人员，对伤情严重者，怕路途远，手术抢救不及，有的在车即开展手术抢救。不时，一个医务人员失声痛哭着，将一顶被鲜血染红的帽子或血衣，举在手里，让塞满道路两旁的市民观看。一会儿，又脸上挂着泪水，大声告诉路边行人，已经“又有一个阶级弟兄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了”。此举，自然又引来道旁围观群众的痛哭和悲愤之情。

　　总之，1967年5月6日的成都，上百万市民的情绪及整个社会舆论，就这样不断被一幕接一幕的场景、事件刺激着，强化着，诱导着，越来越对产业军不利。未及当天黄昏，起码是在市区范围，产业军在市民心理和人心向背上，已经失去了生存空间。包括部分以前对产业军暗存几分支持同情的军人在内。此刻心内天秤也已开始倾向红卫兵造反派一边了。

　　由此可见，“五·六”事件中，产业军“红联”派的发枪和以后的开枪，是一个致命的失策，因为此举让产业军彻底失去了人心，也就失去了得以生存的基础。

　　在这次事件中，另一个让产业军失去人心的，是向救援者（包括身着白衣的医务人员）开枪。可能是武斗现场残酷的气氛和身临危境的绝望心理交织在一起，让持枪的“红联”人员情绪失控近乎疯狂。按通俗的说法，就是“杀红了眼”，因之见人就开枪，见人就射杀。不管对方是真正的进攻者，还是仅仅为“救死扶伤”的使命和人类天性使然，义不容辞抢救伤员者。

　　据现场目击者称，那天的伤亡者中，有相当部分就是因奋不顾身抢救中弹者而自己也中弹或伤或亡的。事后的调查资料和报刊文章中（包括向中央提供的事件汇报材料），多有这方面的记叙与证词。

　　比如，川医造反派提供的一份材料中就有这样的记叙，一位医生在武斗现场接连抢救了6名伤员，产业军就向他射击，打断了他的双腿。一名“中8.26”战士受枪击倒下，两名川医九一五医务人员飞奔上前抢救。此时，枪声又响了，为保护伤员，他们当即飞身扑在受伤者身上，结果，三位战友的鲜血凝结在一起。另一位白衣战士正飞奔向前，成都十八中年仅16岁的女学生赵宗纯眼看产业军的枪口在向医生瞄准，立即奋不顾身跑上去，边跑边喊：“医生！医生！产业军在瞄准，卧倒！卧倒！……”话音未完，又是“砰”一击枪响，击中赵的头部，年仅16岁的女红卫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查《伤亡情况调查公告》，死者统计表中，第一个名字就是赵宗纯，死亡诊断系头部枪伤）。如此记述，在材料文章中比比皆是。消息传开，市民舆论更是大哗，认为产业军向抢救伤员的医生护士开枪。甚至是“不顾国际公法的规定”。由此，产业军更是大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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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战地自述：38号大楼攻坚战

　　红卫兵造反派当天围攻132厂的目的，就是要象两天前的川棉“五·四”事件一样，将其击溃并逐出该厂，以彻底清除产业军在成都这个最强大最有实力的堡垒。

　　而作为“红联”据点的38号、39号大楼，则是进攻的红卫兵造反派无论如何也得攻占拿下的目标，其志在必得，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因此，对两幢大楼的攻防战，就成了当天两派最后的焦点的一战。对38号大楼的攻坚战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枪前。这阶段，造反派对38号大楼的进攻较为顺手，冒死冲锋的红卫兵用乒乓桌顶在头上，再铺上木板，抵挡楼上打来的砖头、巨石、擂木等，由此得以进展。枪声响起之前，已攻进大楼，并逐楼上攻，很快占领二楼。产业军退守三楼，拼死抵挡。但毕竟渐处下风，这时，枪响了。

　　枪击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起码在武器装备上），38号楼的攻防战立即出现逆转，这可看做大楼攻坚战的第二阶段。

　　为了后世读者对当年武斗现场事实有一些生动、具体的了解，这里披露一份当时红卫兵的“战地自述”。是当年曾参与武斗并亲身冲进大楼，自始至终参与38号大楼残酷攻坚战的战地亲历记。这位叫方元喜的红卫兵，系成都大学831战斗团战士，他于事件发生的第2天即5月7日便记下这份“战地自述”，后以《“5·6”大惨案现场目睹侧记》之标题，刊载于1967年5月12日出刊的《11.19战报》新一期上，所叙详情生动而具体。

　　大血案开始了

　　我们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战友，刚调到厂门口处不久，产匪就从厂内38号大楼的顶上，石头如雨点向我们打来。石头大到碗口、小到鹅卵，一打下来，有的红卫兵小将头上就砸烂了一个窟窿，鲜血直流！打到脚上、手上和腰上当场倒下。老产打得狠，我们伤得多。后来我们出于愤怒，开始发起部分冲锋，石头不断从头上落下。我们成大“八.三一”和兄弟战友冲进38号大楼底层中间的过道上，只见楼楼烟雾滚滚，石头、木块，乒乒乓乓如雨下。我们冲不上楼，就把一张绿色的象乒乓球台的桌子，用手撑四桌脚，中间用人顶着，用木棍撑着，前呼后拥，向二楼上冲。红卫兵顶着桌子打前阵，戴藤帽、铁帽的工人和同学跟随在后，后面就是头上没戴帽子紧随跟来的人。产匪的石头、棍棒不断打下来，直到二十分钟左右，我们才冲上二楼。冲上二楼后，石头更大了，打得更密集，呼隆呼隆一响，三楼上的石灰粉在一个机器筒里冒出来，顿时楼梯道一片烟雾，什么也看不清。这时我们又加了两块木板，顶在头上，喊着口号往三楼冲。快冲上三楼，在四楼的扶梯上，就有枪口对准下面，接着枪就响了，顶板的战友头上就打一个洞，鲜血直冒，接着板子一翻，其他两块也翻了。正在这时，上面的石头、木块打的更加密集，一刹那，就有六人被打的鲜血直流。接着石灰粉又从机械筒中冒出来，枪一响，我们的战士退下来，有的横贯在三楼上，有的横贯到一楼上。横贯在二楼上的战士退到东端的房间中，产匪杀下来，截断中间楼梯和过道，前进无法上，下来也无法下，竟遭惨打。

　　“向他开枪”

　　当时，我退下来，横贯在一楼上，我们向东端撤退。我退到东端门口，落下的石头封着一门，我们出不去，我就退到北面倒数第二间房屋去。这间房屋的玻璃烂了，窗子开着。我就跳下窗，准备冲出去。我已准备冲，在38号楼一幢楼的东端的角落上，有一群人拿着枪，其中有一个对准我喊：“向他开枪！”我急了，忙又跳回原房屋，产匪似乎发现了这间屋里有秘密，就向这间屋的窗口拼命打石头。已冲出去和未冲出去的工人和红卫兵小将，几乎头上都被打得鲜血直流。产匪冲过来了。我急忙和战友们抬了张桌子，横堵住了这间房屋门。直到冲到最后，我才扯了一个窗帘布裹着头，跳出窗外，一股劲冲入防空壕，又翻上来，冲出墙外。

　　枪声更密集了 伤亡更惨重了

　　我和同志们撤出来后，在墙外躺下。这时38号楼东西两端都有枪声。枪声一响，马上就有人倒下，只见护士抬不赢。在三楼西端，伸出枪口，还架了两挺机关枪，一共响了两次，还有冲锋枪的响声。不久，在西端又爆开了一枚手榴弹，只见护士、医生抬着担架跑来跑去，我们和红卫兵小将还背着受伤战士。流血的惨象目不忍睹！枪声还在不断打来，无辜战友还在不断死伤。革命何罪？遭此枪杀？！我们必须向阶级敌人讨还这笔血债。

　　枪杀尾声

　　天，渐渐黑下来了。

　　正在这时，38号楼西楼的东端背后，还在打枪，而且打得更密集。产匪在打枪的掩护下“冲锋”了。这样一来，我们的伤亡就更重。于是，在统一指挥下，我们开始撤退了。

39号楼的陷落与产业军大撤离

38号楼被造反派攻克占领大约是下午5时左右。据目击者称，眼看胜利在望，各造反组织的“敢死队”、“冲锋队”，都高举各自的战旗、队旗，冒着被枪击的危险，争先恐后往大楼顶上冲，试图当第一个“举红旗英雄”。

　　当时的一份“战地报告”留下这样的记载：

“5时许，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的战旗首先插上了三十八号楼的三楼。无数革命红旗在高高的三十八号大楼顶上呼啦啦地飘扬。”

38号楼的失守，不仅让39号楼成了“孤岛”，而且意味着，产业军尽管有现代武器作后盾，也阻挡不了被愤怒和仇恨情绪支配着、潮水一样不断涌来的造反派的进攻。败局迟早会降临，这是肯定的。与其全军覆没，不如保存实力，暂避其锋芒，一退了之。以后等待机会再卷土重来也可知。想必，正是这种心理推动下，促使一直坚持据守的“红联”头头和支持他们的厂领导成员，终于最后作出了“大撤离”的战略性决策。

　　在38号楼失守之前，产业军内部曾经又一次发生过军心动摇，有人员临阵叛逃的事件。有“红联”人员从被困大楼冲出，被视为“叛逃者”遭产业军自己人枪击（身死或受重伤）。笔者接触过的多份材料中，均有记载。时间大约是下午4时左右，据说出逃者是两名女产派人员。有材料说是从38号大楼跑出，有说是从39号楼跑出，拼死往造反派那边狂奔。被发现，遭楼上的产业军枪击倒于半途。

“五·六”事件的大楼攻坚战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据说，枪响后，造反派为了拍摄枪击现场人员惨烈伤亡的真实情景，以便送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并向全国展示控诉，特请来一专业摄影师在现场抢拍镜头。当时枪林弹雨，摄影师随时可能被子弹击中丧命。为保护这位“英雄的摄影师”，在场的“红卫东”、“圣火”等工人造反派，自动组成一道人墙，为之阻住了子弹。结果，据说造反派们保护摄影师拍下了重要镜头，而他们却自己都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是，产业军作出撤离决定后，39号楼上据守的“红联”人员在枪声掩护下，从楼顶一侧的附楼梯或是用绳索吊下，陆续撤走。

　　枪声刚息，这边高擎红色战旗冲锋的造反派“敢死队”已冲上楼顶。放眼四望，已无人影，遂向楼下人群挥舞红旗，以示胜利。

　　没防对面一楼顶仍留有一“红联”狙击手，即举枪向挥舞红旗者瞄准。枪声响过，舞旗者立倒。又有造反派“敢死队”冲上，继续举旗挥舞。

　　对方狙击手已爬上水塔，又开枪，舞旗者再倒。继者再舞旗，再开枪，如此前赴后继，多次反复。

　　不多时，已先后有10余位“敢死队”倒在血泊中，非死即伤，而冒死舞旗者，仍是接连不断。用造反派当时的豪言说：“宁可自己牺牲，也不让造反红旗倒下！”当年，红卫兵造反派那份造反的执着和狂热而不惜作无谓牺牲的举动，确实让人扼腕而叹。

　　下午5点钟以后，产业军开始有计划地从厂区撤离。之前，产派指挥部已预先拟订有详细撤离方案。按预案，将主要由转业军人组成的基干民兵，编成班、排、连的准军事建制，并各自携带部分枪支弹药和少量必需生活物资，随同部分干部和家属，向市区外的郊县撤退。撤离前，部分群众尚存疑虑，有家园顿失，从此离乡背井之感。同时对未来前途感到渺茫担忧。对此，为首的“红联”负责人向群众及家属鼓动说：

“枪杆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和军区是有联系的，不会带错路……”

“红联”第一批撤离人员从厂区后门突围而出，沿飞机场往郊外小镇文家场方向撤退。谁知正和门外往里冲的一队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狭路相逢。后者打算拦截。

　　撤离队伍中，射出一排机枪子弹。竟是靠机枪开道，产业军撤离队伍方得以脱身。之后，又先后有数批产业军趁夜色掩护撤离132厂。

　　据称，当天撤离的“红联”人员及家属，人数在2000左右，大部分厂领导及中层干部都在撤离行列中。

　　从下午5时第一批人员开始撤离到晚上8点，厂内仍不断有枪声响起，直到当晚8点20分，武斗现场枪声才完全停止下来。

　　深夜12点左右，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部队奉令进驻132厂并全面占领厂区。野战军进驻后即开始在生产区全面戒严，并在全厂范围大规模清查搜索“红联”产业军人员及收缴武器。

　　两份有价值的调查统计资料

“五·六”事件之后，陆续向外界公布的各类材料为数众多。笔者以为，有两份资料因其内容较具体、准确，又涉及事件核心问题，对后世了解和研究“五·六”事件，比较具有价值。这两份资料分别是《“五· 六”惨案射击次数初步统计表》和《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前者系132厂11.19派现场统计整理（1967年5月17日公布），后者系由川医九.一五战团和川医附院革命造反派5月14日联合公布。

　　据这份《射击次数初步统计表》提供的统计资料，“五·六”事件当天从下午2：50分到晚上8：15分，共计开枪射击295次。其中特别注明：“以上开枪次数系厂外能清晰听见的枪声，厂房内开枪，外面听不见的均未计算在内。”

　　其中开枪最密集的有两时段。第一次是2：50分到3：30分，这个时段共开枪49次。第二次密集时段是下午6时左右，从5：57分到6：01分，仅数分钟共开枪射击40余次。从这两次时段上分析，第一次枪声密集，射击次数多是因其刚开始动用枪支，且38号楼一、二层已被攻占，“红联派”仅三层据守，情势危急，战况激烈，遂乱枪齐发，力图扭转战局之故。而第二次枪击密集，则是产业军大撤离开始后，为掩护撤退，杀开血路之故。此外，还有两次机枪连发，分别在下午4：40分左右及5：35分左右。

　　也还是这份“调查资料”称，38号楼被造反派攻占时，在其平顶楼上发现并缴获一门带有12枚炮弹的八二迫击炮。其时，该炮瞄准具已调好，因故未放。分析起来，“红联派”可能是毕竟怵于开炮伤亡太大，后果严重，已装好炮弹调好炮距，但最终未敢放。

　除此之外，当天武斗冲突中，产业军还向进攻方的造反派至少扔出两枚手榴弹（又有材料说是扔出3枚）。据现场当事人员称，其中一枚未响，爆炸并造成伤亡的仅一枚（或者2枚）。但这1-2枚手榴弹爆炸造成的伤亡可谓极大。

　　笔者撰写此文时，专门仔细查阅研究过那份公认比较权威的《成都“五·四”、“五·六”大血案中革命战友伤亡情况调查公告》。其中“死亡诊断”栏中，属于“头部火器爆破伤”的死难者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1、成都水力发电学校“8.26红卫兵蒋应庭（男，19岁）；2、四川师范学院”红成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学生候显亮（男，21岁）；3、成都无线电机校”东方红11.16战团中学红教工“战士李海滨（女，35岁）；4、四川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彭霓云（女，15岁）。此外，在轻重伤员中，注明因手榴弹爆炸伤的不少。由此，笔者推测，当天武斗现场爆炸的手榴弹，可能起码在2枚以上，否则，难以解释仅仅一枚手榴弹爆炸会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川医公布的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除54名死难者名单外，还公布有受治伤者人数。仅川医及其附院收治的登记在案伤员人数就达3100多人（包括川棉”五·四“事件受伤者）。到5月18日统计，尚留川医附院继续住院治疗的重伤员为190人，其中：钝器（木棍、铁棒、石头等）伤109人；火器（枪、手榴弹）伤71人；烧伤（强水、汽油等）10人。

　　从以上材料看，成都”五·四“、”五·六“武斗事件，确实是伤亡惨烈，后果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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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叹息的”死难者名单“

　　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详细列出了迄至当时为止的事件死难者名单（虽是包括”五·四“事件在内，但”五·四“事件死者极少，主要为”五·六“事件死者）。该名单列出有名有姓并大部查出身份的死难者共计52名，另有两名，系乘车前往土桥护粮时（怕产业军抢粮），不幸从车上摔下身亡的15岁”红成“红卫兵潘水金，以及在”五·四“川棉事件中头部遭击打受伤后，并发败血症身亡的成都17中红卫兵（”红成“战士），17岁的朱用金等两人未计入52人名单。

　　这份《伤亡情况调查公告》还附有一个”注“，其中说”本表系自五月六日至五月十六日送到川医病理科的革命造反派同志的遗体五十具，均系被产业军直接杀害“，”表中杨文柏同志于五月六日晚，自132厂经小路回九四信箱途中，被产业军绑架、活埋“，”唐福、徐建民同志于五月五日被产业军绑架，次日在成都机车车辆厂俱乐部发现遗体“。又说，”以前公布的初步调查材料，如与本公告有出入时，以此公告为准。“

　　据称，此系”五·四“和”五·六“事件死难者最详尽也是最权威的公告。

　　这份52名死难者名单，除去”注“中所提及的非武斗现场身亡的杨文柏、唐福、徐建民3人外，尚有49人属于直接死于武斗现场。其中枪伤致死41人，火器爆破（弹片）伤致死4人，钝器伤致死4人。其性别为男39人、女10人。从年龄分析，20岁以下（包括20岁）为31人，最小的死难者为仅注明”红卫兵小闯将“尚未查实具体身份的李文君，时年11岁。其中16岁以下（包括16岁）未成年者就多达15人，而年满30岁以上的死难者仅3人。

　　由此可见，”五·四“、”五·六“事件死难者，90%以上是年龄十多二十岁的学生红卫兵。他们正值青春年华，拥有着人生的”黄金时代“，却因文革思潮所煽起的狂热，卷入两派武斗事件而白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给父母、家人、同学、朋友，也给那个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创痛。

　　而尤其可悲可叹的是，这些政治上并不成熟甚至是有几分幼稚无知的青少年”红卫兵“，却自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当他们几乎是赤手空拳迎着飞来的枪林弹雨扑上去，冲锋过去时，几乎都是学着当年小说中或银幕上的”革命先烈“一样，高唱国际歌（或高喊毛主席语录），颇有点视死如归的气概。而中弹负伤或生命垂危之际，无一不高呼”毛主席万岁“之类革命口号，甚至是把身上唯一的物品，一本带血的《毛主席语录》或一枚带血的毛主席像章，作为生前遗物交给身边的”战友“或是救护者，挣扎着说几句很有光彩很”革命“的遗言，才慢慢闭上眼睛。

　　现在看来，这不过是在文革狂热支配下，对那些曾经献身的革命烈士言行之幼稚而表浅的模仿。他们自己将年轻的生命送上了”文革“的祭坛，却至死未悟，至死也没弄明白其中之真谛。这才是最可悲，最让人感叹不已的地方。

　　看来，这是那一代人的悲剧，也是那个大时代的悲剧。如今当笔者翻寻着尘封几十年，几乎被人遗忘的”文革资料“，看着当年作为”烈士遗像“陈列刊出的那一张张年轻、鲜活、神采飞扬、笑容灿烂的照片时，我的确感到心里一阵阵发紧，一次次阵痛。

　　为让读者对这些当年不幸的殉难者，有一些更直接更深入的了解，笔者特从中选出几位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五·六“事件死难者作一些简介。

　　李全华，男，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此系”五·六“事件中第一个遭枪击的遇难者，也是整个”五·六“事件中，唯一遇难的”首都红卫兵“。这位来自山东省潍坊省的一个贫下中农家庭的儿子，1964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一度比较活跃，在院通讯社成为中坚。文革初起，即成为当时著名的首都”地派“红卫兵，北地《东方红公社》的第一批战士（其头头为北京5大学生领袖之一的王大宾）。1966年11月，李全华赴成都组成”首都红卫兵赴西南支队“。1967年2月”镇反“时，因当初言行激烈，在成都被捕并投入监狱。3月下旬出狱返京。4月底受总部派遣，再度赴成都”支援四川造反派“。5月6日，下午2时50分，李随首都红代会宣传车到现场喊话。被据守大楼的产业军”红联“人员将此宣传车指认为”造反派“现场”指挥车“遭第一批枪击。李头部中弹当场身亡，时年不足22岁。

　　程其逸，女，16岁，成都26中学生，属红卫兵成都部队下属”成地解放大西南兵团“红卫兵。这位扎着两支着角小辫的女中学生是”五·六“事件死难者中最俊秀、最具女性沉静美的花季少女。5月6日，也在同一辆宣传车上，第一次枪击时，腹部遭枪击身亡，系成都红卫兵第一个遇难者。

　　潘美德，男，18岁，成都5中学生。据介绍，潘是该校最先喊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口号的造反派红卫兵之一，”五·四“川棉事件，及132厂”五·六“事件中，潘均属于打头阵第一批冲锋的”敢死队“队员。”五·四“事件，他第一批冲上”产业大楼“，脸上、身上均留下棒击伤痕。当晚，又参加过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攻击成电”红旗“（产业军派）的武斗，再次受伤。”五·六“事件发生，他带伤来132厂参战，随队冲锋时，与身边另一冲锋的红卫兵被一颗子弹同时击中，系该事件中极为罕见的一枪穿透两人的死难者。据现场目击者称，潘中弹后亦表现极为勇敢，”牺牲前，还英勇抢救了一个伤员。“

　　候显亮，男，21岁，四川师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红卫兵。据其战友介绍，这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外表很瘦弱，很文静的中文系学生，在132厂武斗中，竟迎着机枪枪口向对方喊话：“你们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开了枪，毛主席和广大人民是不会饶你们的！”但机枪并没停止射击，他身中3弹，子弹穿其头、胸、腹，当场死亡（注：川医《伤亡情况调查公告》中记载，候显亮为“头部火器”爆破伤致死，伤情略有出入）。

　　许敏，女，25岁，成都市工农兵相馆职工，该单位第一批造反派之一。5月6日当天，许下班时已知“五·六”事件发生，回家换了衣服鞋子，正准备去132厂。其姑妈看见，与其开玩笑说：“祝你到132厂多吃几块砖头，再到医院住几个月。”许敏朝姑妈嫣然一笑，也用玩笑的语气回答姑妈：“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是当时颇流行的一段林彪语录原文，本来是玩笑话。没想，这“玩笑”转眼竟变成了残酷的现实。下午6时多，在武斗现场，随着“砰”一声枪响，一位年龄很小的红小兵倒在血泊中挣扎，却仍处于枪击危险中。突然，人群一个身影跃起，将背包往后一丢，冲过去抱起受伤者正要往回跑，此时，枪声再次响起，这个救人者应声倒下，再也没爬起来。此人正是刚来到现场仅一刻的许敏。

　　秦劲松，男，19岁，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学生，属“红成”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红卫兵。“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秦曾孤身一人赴江油马角坝车站，在当地铁路工人和厂矿工人里作“造反”串联，颇得好评。5月6日132厂事件发生后，他得知消息，连饭都没吃，便匆匆赶赴132厂参战。武斗冲锋中，被子弹从腰部对穿而过，成一大洞当即身亡。当晚他一直未归，家人亦不知消息。直到开追悼后大游行时，其父秦仲藩从游行的灵车上发现写有“秦劲松”名字的尸体，才知儿子已于两天前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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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万人追悼大会

　　事件过后的第3天，5月8日中午，在成都市中心人民南路广场，成都地区革命派举行了空前盛大、隆重的追悼大会，追悼在“五·四”、“五·六”事件中死难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次追悼会都是规模空前。据悉有成都地区各造反派，红卫兵，解放军成都部队等军事单位，以及北京、西安、重庆等地造反派红卫兵，共计30多万人参加。

　　与会造反派红卫兵，部队干部战士，及各界群众等，均戴白花、举红旗，抬着各式花圈，从各通道进入会场。中午12时，全场起立，齐唱国际歌。之后，在哀乐声中，载有45具死难者遗体的由大卡车做成的“灵车”（当时川医附院仅收有45具遗体，其余7具是后送的），在川医九·一五医务人员护送下，缓缓驶入会场，每具死难者遗体上，覆盖着各自团队的战旗、队旗。

　　其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已经公布，根据这个《决定》，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代表的原西南局、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已被定性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在文革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正式撤职。而原成都军区主要领导，也被认为在“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军区领导班子作了重大改组。由原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原广州军区司令员梁兴初调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并由张国华、梁兴初，及前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挻，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等4人，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而此时，张、梁、刘、张等4人，均在北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会议未来成都。《决定》的公布也正式给“二月镇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平反，而对立派产业军因“五·六”事件也给定了性，由此，成都地区就此恢复了造反派的一统天下。因此，5月8日，声势浩大的“追悼会”自然由造反派代表--“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总部”（简称“地总”）的负责人主持，并致“悼词”。接下来，大会勤务组，川棉红旗战斗师，红卫兵成都部队，省级机关革命造反派司部（筹委会），川大8.26等代表先后讲话。

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追悼会上高呼的口号肯定是一边倒，带有明显的派性特点。其主要有：“向英勇牺牲的革命烈士致哀！”“为死难烈士报仇！”“誓与产匪军中的暴徒血战到底！”“打倒产匪军！”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代表死难者家属在大会上讲话的是，那位“美少女”程其逸的母亲尹淑女，她的发言中竟然有这样的话：“我大女儿在132厂的斗争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死，我感到的不是悲哀，而是无限的光荣和自豪！”

　　很明显，这些话，其实是造反派出于政治需要让她讲的。在非正常的年代里，不管作为死去女儿，还是作为在世的母亲，都是社会悲剧的牺牲品，政治祭台上可怜的祭奠。

　　追悼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次追悼会后，造反派在成都地区和四川省的主流地位和一统天下，正式得到确认。

　　据称，这次追悼会，是成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追悼会。其隆重壮观的场面，和沉痛严肃又壮烈的气氛，只有数年后的毛主席逝世后的追悼会可与之相比。

　　周恩来谈成都“五·六”事件

　　此前的5月7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领导，再次接见赴京参加解决四川问题的四川代表，并当场宣读了当天拟定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除周恩来外，当时的中央负责人（主要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江青、陈伯达、康生、叶群、肖华、杨成武、王力、关锋等。张国华及梁兴初等新成都军区领导班子成员亦在座。

　　接见时，首先由陈伯达代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之后，周恩来、江青、肖华分别讲了话。其中，江青、肖华讲话不长，内容亦不甚具体，一次也没提及“五·六”事件。

　　周恩来最后作的是总结性讲话，时间较长，内容也更多、更具体。根据现场记录整理的讲话来看，周恩来这篇也并不太长的讲话中，先后共有6处提到成都“五·六”事件及相关情况，其分别是：

　　第一处，原文是：“要估计形势。有的同志刚从监狱放出来，有的还没有出来，听了五月六日的流血事件，激愤是可以理解的，把形势看得很乱。可是，冷静点看，还是大好形势，是好转形势。”

　　第二处，原文是：“五月六日的事件要把背后操纵人，他们和李井泉的联系找出来，通过现象去看本质，找根源，这样斗争就集中了，革命组织就团结了。”

　　第三处，原文是：“五月六日在坏人操纵下，打了枪，造反派站在一起，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七红卫兵、028部队都是站在一条战线，证明是战友，是同志。过去的错误可以用自我批评解决。矛头对准谁非常重要，不要分散目标。”

　　第四处，原文是：“就讲这些，还有几个具体问题。五·六事件专案，责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回去以后就组成专案小组调查，吸收造反派参加，什么都能查清。”

　　第五处，当时谈话中，有人提到，北京红卫兵打算再组织人马，以“联络站”名义，重新杀回西南，支援四川造反派时，周说：“北京联络站、大专院校同学，新的不要再去了，已去的要逐步收回。四川造反派很多，一开始就起来造反，都来过北京，锻炼出来了，相信他们自己，七千万人等于一个大国，还不能相信自己能解放自己。”

　　又说：“北京医学院的同学自告奋勇，组织了医疗队，统一派30人去，代表党、政府、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慰问他们。”

　　第六处：“北地东方红牺牲了两个同志（笔者注：后证实北地东方红死难者仅李全华1人），尸体运回来干什么？可以把家属带去，把尸体烧了运回来。”

　　这时，有人插话说，产业军已经接管了火葬场。

　　周立即说：“请梁兴初、张国华同志，马上打电话请野战军接管火葬场，把骨灰运回来。”

　　其后，成都及郊县各火葬场，均被军方奉命接管，以防止传说中的被产业军“偷偷毁尸灭迹”。

“五·六”事件的余波、影响和反思

　　成都“五·六”事件，虽是文革中的一个突发性事件，但是造成的影响及后果，却都是冲突的双方始料未及的。其影响从以上所述，震动了成都，震动了四川，也震动了全国，而后果，却是悲剧性的。对事件的双方同样都是悲剧。

　　先说余波。“五·六”事件后，产业军及其相同观点的组织派别（即“三军一旗”）普遍受到打压和围剿。在成都市区再无立足之地，先后退至成都郊区或其他县区活动，以求生存下来，“以农村包围城市”。

　　但市区内关于产业军的传言、小道消息不断。相当一段时间内，成都各街巷、茶馆酒肆，都流传着关于“产业军在××地方操练人马，耀武扬威，叫嚣要杀回成都”、“产业军月底要血洗成都”、“产业军从132厂撤走时，带走各种枪支2000多支，子弹50万发，最近要杀回来，血洗黄田坝”、“产业军核心已转入地下活动，扬言进成都易如反掌”等等。弄得市民人心惶惶。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有传言说，“老产在城郊蠢蠢欲动，妄图血洗川医，劫走伤员。”对此，军区领导和省革筹小组负责人均不敢大意，当即派出野战军部队，全副武装进驻川医及其附属医院。在医院所有大门及通道均布置了岗哨，并派出巡逻队，在川医各要道，日夜巡逻，以防意外。

　　成都各造反组织，如“兵团”、“红卫东”、“硬骨头战斗团”等，亦有战士，手持木棒，自动前来川医协助守卫受治伤员。就连街道居民也组织起来，从10来岁的“红小兵”、“小闯将”到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太婆，也日夜站岗放哨，把守要道，设置路障，严防“老产偷袭”。

　　这种戒备森严，草木皆兵，日夜提防，“大打人民战争”的做法，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直到6月中旬，川医及其附院的一些要害地方也仍由野战军部队驻守。

　　不久，由川医“九·一五”战团发起，主办了一个“成都五·六血案牺牲烈士遗体展览”，对外开放，组织各造反派及成都市民参观。据造反派称，“这个展览效果很好，参观的人很多。整个参观过程极端严肃，以血的事实教育了人们”。

　　至于“五·六”事件中132厂的几个主要人物，其结局却很带悲剧性。

　　厂长马诚斋，属于副部级高干，“五·六”事件当天突围后，与政治部主任王德等人与大队伍失散，行至郊外一河沟边，喘息方定。马当时对事态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估计和认识，为鼓励下属，他再三叮嘱跟随左右的一位中层干部（产派“决战决胜”负责人）：“要保存实力，要保存实力！”马此时对今后产业军的恢复和东山再起，尚抱有一丝希望。两天后，他和王德两人在“红联”人员掩护帮助下，乘火车欲往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并状告“造反派冲击攻打国防保密工厂”。途经郑州，停留转车时，在街头看到传单抄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尤其是最后第十条对“五·六”事件的定性及追查幕后策划者的文字时，方知事态严重，大祸临头。据称，马当即面色苍白，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后，马一直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产业军黑后台”双重身份被长期揪斗、迫害。

　　厂军管会负责人陈文瑛，原系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即成都空军司令部）负责干部，系空军高级将领。“五·六”事件后，被造反派定为“五·六血案的策划者”。但陈因军队干部身份，被军方多方保护。造反派几经交涉，要求将陈弄回132厂批斗处理，未如愿。造反派不甘心，最后闹到张、梁首长那里，迫于造反派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在王力、谢富治视察132厂后，张国华政委亲自接见造反派，违心批准“二陈”回132厂接受批判。

　　二陈回厂后，受到无休止批斗、折磨，处境极险恶。其中陈文瑛不堪忍受，曾试图跳楼逃跑，不幸将腿跌断未果。送医院治疗时，成都空军指挥所以“交送军事法庭”的名义，才将已成残废的陈文瑛弄出，后送往重庆学习班学习。陈学铭后来也设法逃回空军指挥所，被军方以“接受战备重任”名义保护下来。后造反派又多次到军区要人，均因原54军政委后升任成都军区副政委的谢家祥的暗中保护，而免遭于难。由此，在1968年反击右派翻案风时，军内外造反派还因“二陈问题”给谢家祥政委算上了一笔“罪状”。

　　因“五·六”事件后退出成都市区的产业军大部，在一度时间内，在郊县占绝对优势的同情者--贫下中农战斗军支持下，曾试图走当年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将根据地建在广大农村，与占据城市的造反派抗衡，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然而，毕竟大势已去。失去军方强有力支持的产业军，终于难成大的气候。随着“红十条”宣传贯彻的深入，各市、县、区、乡（军区部队及造反派不断派出人员车辆组成宣传队下乡镇宣传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产派在基层的势力也相继瓦解。原支持同情者有的被打压，有的倒戈。到当年6月以后，作为一股政治势力的“产业军”，在成都地区及四川“文革”舞台上，基本上销声匿迹。

　　而成都造反派内部，此时已经发生重大分裂，因过去争夺“文革”运动主导权的固有矛盾，和“二月镇反”中的不同处境引发的分歧，由原来“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已变为誓不两立的死敌。学生红卫兵组织中，“红成”和“8.26”严重对立，工人造反派中，“地总”与“兵团”誓不相让。于是，以“红成”和“地总”为一方，以“兵团”和“8.26”为一方，两派矛盾分歧由于对立派“产业军”的消失而公开化，先是互相攻击的“文斗”，到后来由冲突演变为“武斗”。双方如同当初与产业军对抗一样，各自武装，抢夺地盘，争权夺利，大打出手，武斗不止，伤亡不断。到1967年6月以后，成都地区所有武斗事件，均是造反派内部对立两派之间发生的，与“产业军”及其支持者无关。

　　由此，再回过头反思“五·四”、“五·六”事件，更是引人深思。那些在两次事件中不幸遇难的死难者，其自身的悲剧色彩也更显得意味深长。

　　两个月后，当时作为中央要员的谢富治、王力，以“中央首长”的身份在受命巡视四川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时，特意到132厂的视察，可以看作是成都“五·六”事件最后的尾声。

　　值得注意的是，在谢富治、王力视察132厂后的第4天，也就是7月10日，“11.19”派终于如愿以偿地将一直被造反派视为“五·六事件元凶”的原厂军管会副主任陈文瑛、陈学铭揪回厂里批斗。当天下午，“11.19”派在厂足球场召开“控诉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罪行大会”，有厂内外4000多造反派战士参加。就在这次会上，以“五·六事件元凶”的罪行，第一次揪斗了原厂军管会负责人陈文瑛、陈学铭。

　　成都“五·六”事件，这才算是划上了一个句号。

　　（此文原载四川省社科院《当代史资料》2012年第1期。此次发表时略有修订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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