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成胜：话说涪陵文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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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涪陵文革的特点

按：本文是应电子刊物《昨天》的办刊人何蜀先生之约而写作的命题作文（《昨天》由何蜀先生一人主办，以“抢救文革回忆积累文革资料交流相关信息促进文革研究”为办刊宗旨，至今已经出版十六期）。是在我的博客文章的基础上另写的。文章发表在最近出版的《昨天》第十六期上。

其实，后人看历史一般不外两个视角，一是用望远镜看历史，一是用显微镜看历史。虽然在这个时代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来研究历史。
我则以为，只有我们既用望远镜看历史——这样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做出错误的结论，同时也用显微镜来看历史——这样才不至于丢失大量珍贵鲜活的历史细节，才能看清历史发展错综复杂的真相，分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特点；只有当你用显微镜将历史还原，你才能看到鲜活的历史，你才可能对历史做出合乎当时历史背景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也只有用显微镜来看历史，才不至于使历史变得只剩下一堆简单枯燥的概念和一些干巴巴甚至有些武断的结论。
时下的中国，和这个世界一样，是多元的社会，因此，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看法有多么不同，真相却只有一个——哪怕就是面对错综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各派曾经不惜用石头、棍棒、钢钎、机枪大炮甚至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来争议，但真相仍然只有一个。而真相的揭示，更多的要靠显微镜来查看那错综复杂的历史细节。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涪陵文革的特点。
现在的重庆市涪陵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四川省的一个地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当年的涪陵地区负责管辖涪陵、丰都、垫江、石柱、南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等十个县；当时的涪陵军分区直接管辖所属十个县的武装部。所以，涪陵地区所在地的文革实践，对所属十个县具有最直接的影响。
毫无疑问，涪陵地区的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由于一些只有涪陵才具备的特别元素，使涪陵文革具有它自身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则对涪陵文革及涪陵文革的当事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为了不至于引起误解，我在这里还是先啰嗦几句，说说我在拙文《我的造反生涯》中早已表明的，我回忆和反思我的文革经历的基本态度。
我必须承认，在涪陵文革历史里我是一个处于风口浪尖的人物，我做过与涪陵“贸派”对立的涪陵“忠实派”红卫兵的总负责人（即所谓红卫兵司令），因此不管我自认为动机是多么“纯正”，也不管在所有的具体行为中是自觉或不自觉，我都对那场历史浩劫起过兴风作浪、推波助澜的坏作用；虽然我也在其中遭受过打击，遭到多次残酷的批判斗争，甚至两次身陷囹圄，但即使身处逆境，也仍然执迷不悟地“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正确的”，并“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从来没有从制度、体制的角度去批判性地进行过反思。
所以，对于历史，总的来说，我是欠账的。也正是从这一基本的判断出发，我再次表明，我对自己文革回忆的总要求是：即使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但绝不能说假话，作为亲历者，为了不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诉后人，要写真文革；绝不能只想自己所遭遇的冤屈和不公，更不能因此而文过饰非，甚至自我粉饰，自我陶醉，而要尽自己的觉悟程度反思，而且是真思索。

涪陵文革的概况
还是先让我们用望远镜看看涪陵文革。
在望远镜里，你会看到，涪陵文革和全国各地的文革，特别是和全国的那些中小城市以及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中小城市的文革进程差不多。而笔者亲身经历了它的全过程（详见笔者在网易博客中全文连载的拙作《我的造反生涯》）。
文革初期的1966年“十六条”下达之前的7、8月，批“三家村”；然后联系实际，将矛头对准教师，在校内发动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然后全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用暑假分别集中学习，他们中的所谓“权威”（教书教得好，在学生中威望高，但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点历史问题者）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开批判会，批斗会，甚至开所谓的“公判大会”将其中所谓“问题严重”者逮捕起来；然后组织“官办的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矛头对准所谓“封、资、修”文化，对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1966年“十六条”下达之后的9、10月，开始有外地造反派学生，如重庆“八一五”、成都“红成”、甚至后来还有“首都三司”（北京清华、北农机）的造反派红卫兵来涪陵串联，发动学生造反；到了1966年的11、12月，涪陵的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有很大力量了，工人的造反组织也在红卫兵的发动之下雨后春笋般组织起来，并已经普遍开花，将造反的矛头对准了地、县各级党政领导，即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直到12月下旬，原来由地、县党政当局组织的“官办红卫兵”“官办工人纠察队”的总部，涪陵“383联络站”被造反的红卫兵和造反的工人组织摧毁，涪陵成为造反派的天下。其中，“红贸军总部”，全称为“涪陵红色贸易军革命造反总部”——也即是后来涪陵文革中长期对立的两派之一的“贸派”（也称“红联司派”）的核心组织就是在1966年12月24日成立起来的。
到了1967年元月，全国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开始全面夺权，此时，涪陵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基本上与全国的进程差不多同步了，涪陵的造反派也于1967年1月底2月初开始了全面夺权；1967年1月底由“涪陵红贸军总部”和涪陵地区邮电局的“涪陵红色邮电军”（当年邮政、电信没分家，统称“邮电局”）等部分造反派组织发起，有绝大部分涪陵地、县造反派组织参加、并得到涪陵军分区支持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接着，这个短命的“涪陵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成立大约半个月后（1967年2月11日）就被当时涪陵最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总部”以“联合司令部是自上而下成立的官办组织”为由砸掉——在此之前三天，1967年2月8日，后来成为涪陵文革中长期对立的两派之一的“贸派”（也称“红联司派”）的核心组织“红贸军总部”也被“红卫总部”以同样的理由砸了——并从此开始了涪陵两大派的分裂和对立。
由于当时涪陵支左部队只有涪陵军分区的机关警卫连队和军分区直属独立营926部队，而当时的军分区是支持“红贸军总部”的，于是，在接下来的“二月镇反”运动中，反对“红贸军总部”的、在涪陵造反派中占有很大优势的“涪陵工人造反总部”、“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涪陵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涪陵红卫兵红卫总部”、“涪陵政法公社革命造反战斗团”等组织被取缔，其组织的头目纷纷被抓进监狱，来涪陵串联发动造反的“首都三司”的红卫兵被武装驱出涪陵。
——到这里为止，涪陵的文革进程和其他各地，甚至和邻近的重庆都差不多，无特点可陈。
接下来，1967年4月初，在“安徽五条”（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传到涪陵后，被取缔的造反派组织开始恢复；中旬，五名在“镇反”中被抓的造反派代表（笔者是其中之一）由中央文革直接点名、并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北京参加中央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即“四川十条”）下达；涪陵两派矛盾加剧，开始发生武斗，特别是在1967年6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下达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所属8342部队参加并主导了涪陵的支左工作（当时的优先考虑是为了保证“816工程”即核洞建设的安全及不受干扰），涪陵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涪部队支左领导小组。
然而，与全国的大形势一样，涪陵武斗开始升级，先后发生了“6·19”、“7·5”、“7·13”等大型的、双方都使用棍棒、钢钎、大刀等作为武斗工具的、双方都有死伤的武斗；直至发展到1967年8月5日由“贸派”实际总负责人赵树金一手策划了抢劫涪陵军分区军械库，“忠实派”也在支左部队支持下拥有了枪支（据当年成都军区政委、四川省革筹组组长张国华公开讲话中称，给涪陵“忠实派”发枪是报请中央批准的），两派武斗升级到使用枪支弹药，于是有了“8·8海战”、“8·11贸派袭击解放军”、“8·14忠实派反击战”将“贸派”赶出涪陵城，“贸派”在赵树金的主持下，在退出涪陵城之后的几十天里杀“俘虏”、杀农村中不同观点的群众；而“忠实派”则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经过“江南战役”、“江北战役”，最终于1967年9月底，在经过攻占“贸派”最后占据的丰都县栗子寨后，在经过最激烈的丰都县黄沙坝一战后，将“贸派”组织全面摧垮。
在“贸派”组织被彻底摧垮之后，“忠实派”在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按照“伟大领袖”的部署，在经过“大批判”、“大联合”之后，成立了只有一派掌权的各级“革命委员会”；
直到1969年，在“贸派”组织中一些不服输的人员跑到重庆，并在重庆“八一五”支持下，在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之后，终于在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后期，“贸派”（“红联司”）被中央承认为“革命组织”，于是“贸派”的一些新的代表人物（作为一派群众组织当时已经不存在）被作为群众组织代表“补台”进入涪陵各级革命委员会。
这就是我们用望远镜所看到的，1966年夏～1970初的三四年间涪陵文革的概况。这一过程和全国的文革进程差不多：最先从执政当局整群众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广大群众在“伟大领袖”的“造反有理”和“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伟大号召”之下，将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搞得瘫痪下来，并由造反的群众夺权；为了大局不乱，军队不得不介入控制局势，而面对因夺权发生分裂的两派群众组织，军队不可能将“一碗水端平”，于是支一派打一派的情况就发生了；两派的武斗升级了，两派都使用枪支大炮等现代化武器，群众甚至支左的军人都有更多的伤亡，局部局势一度几乎失控；但在涪陵驻军的强力干预下，“贸派”在组织上被摧毁，涪陵实现了“一派掌权”；由于被打垮的“贸派”一直不服气，于是最后由中央出面，承认“红联司”（即“贸派”）为革命群众组织，并硬逼两派联合（不服从的头头以办学习班自己检查、大会批判、甚至被定为“坏头头”抓进监狱），继续由涪陵驻军控制大局，造反派也从此退出舞台。——这就是我们用望远镜所看到的涪陵文革历史场景。
但是，如果我们用显微镜来看涪陵文革，你就会发现它更多更生动的细节，甚至会发现它具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特点。

涪陵文革的特点
下面我将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涪陵文革的特点。
首先谈谈涪陵文革中两大对立群众组织各自的特点，特别是“贸派”（即“红联司”）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必须明白并承认这样一个现实：由于1967年元月初全国全面夺权，原有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已经瘫痪，而1967年1月底2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得不正式介入支左以控制局势，所以就全国范围来说，地方各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直至各系统单位）的合法行政当局就是指实际控制各级各地局势的支左部队及其领导机关。而对于涪陵来说，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在中央一级即当时的中央文革，省一级即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1968年5月28日后即为四川省革委），地区一级就是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和1968年5月16日后的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涪陵“贸派”，作为一个拥有上万人的群众组织，在当时的特殊时期，其存在的合法性除了1967年2月到6月短短四个月的时间里得到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承认外，一直到1969年12月，整整有两年半的时间都不被当时合法的行政当局所承认，这一点和当时同属四川省的重庆、成都都不一样。
先说1967年4月中旬到5月初，中央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时（那次中共中央发了“四川十条”），“贸派”没有代表受邀参加北京的会，中央文革、周恩来在几次会议上都讲了重庆、成都的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各地区的问题由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解决。”
而1967年6月17日，成都军区竟然发了一个《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即“涪陵五条”附后），“贸派”的“保守组织”性质被成都军区正式确定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涪陵五条”，于是涪陵的支左部队按照成都军区的决定，将“贸派”作为保守组织对待；于是在涪陵1967年7、8、9月的大规模武斗中，用涪陵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名义所发的几十份声明、公开信等正式公文中无一不是要“贸派”解散其组织，要“贸派”的一般成员和“一小撮坏头头划清界限”；于是就有了驻军支左部队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以宣传贯彻中央指示收缴武器的名义，用“赶鸭子”式的方式（当时涪陵支左领导小组领导多次对我这样讲过）摧垮“贸派”组织——也即被“贸派”称为“围剿红联司”的行动。
再说1968年3月中旬到4月下旬，中央第二次解决四川问题时（那次先后有“3·15指示”和“4·27指示”），“贸派”仍然没有代表参加北京的学习班，中央文革、周恩来在几次会议上都只讲如何解决重庆、成都的两派的武斗即联合问题，会上会后成都军区及四川省革筹的领导都明确表态，“贸派”组织不能再恢复，不承认“贸派”组织存在的合法性。
于是，就有了在“贸派”被彻底摧垮后完全是一派的所谓“大联合”“三结合”，并经成都军区和四川省革筹批准成立了只有一派群众组织代表进入的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以及按同样的原则组建的涪陵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从而在整个涪陵地区从1968年下半年起开始了真正的“一派掌权”。
据可靠的文字记载，1968年8月24日成都军区在重庆召开的川东片区支左工作会（有54军、重庆军分区、涪陵军分区、万县军分区、达县军分区、江津军分区领导参加）上，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和副政委谢家祥仍然如此表态——谢家祥说：“对群众组织，已经垮了的，就不要扶持恢复。……涪陵‘红贸’组织没有必要再承认，……昨天张（国华）政委也这样说。”梁兴初接着插话说：“组织不能承认它，群众回到各单位去联合。”
所以，一直到1969年11月初到12月底，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时，由于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仍然有效，那个会议开始时“贸派”仍然没有资格派出代表参加北京的会。我当年的笔记记录是：“会议前十多天，涪陵只是一派的去，而且当时四川省革委核心小组的同志也肯定涪陵只有一派（谢家祥曾在涪陵组讲过两次），后来周总理表态要承认以后，省革委核心小组方才又统一口径做工作，涪陵红联司即派出两名代表（张晓和黄年福）赴京。”（见我的网易博客《第三卷〈我的造反生涯〉（69）——“贸派”组织的恢复（3）.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宾馆会议》一文）
目前几乎所有谈及涪陵文革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特点。要知道，这既是涪陵文革的特点，也是涪陵文革区别于重庆文革和成都文革的关键所在：重庆的“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打得全国出名，成都的“红成”派和“八二六”派也是对立的两大派，而且也打得非常厉害，但这些对立的两大派都是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中央文革承认的“革命组织”；而“红贸”派则是由当时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四川省最高行政当局成都军区发文（即“涪陵五条”）认定的“保守组织”。
当然，必须明确——也正如我在我的博文中表明的那样：“历史已经证明‘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有公正性的文件。”“那个‘涪陵五条’是一个不具备正义性的决定。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一书中所阐述的正义理论告诉我们，什么是正义？正义即公平。在罗尔斯那里，正义原则就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按照这一原则，‘贸派’就应当平等地享有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的支持；进一步说，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就根本不应该将群众组织划分为（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样对立的两大派。”（见《我的造反生涯（35）》）
1967年9月底，当时被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定为保守组织的涪陵“贸派”（“红联司”）的武装力量在丰都栗子寨被更加强大的武装力量摧垮，“贸派”组织就此集体溃败；“贸派”中的少数人逃到了有“八一五”派支持的重庆，更多的人则是被俘押回涪陵后，因不堪虐待而逃离涪陵到了重庆。这些到了重庆的“贸派”人员重新打出涪陵“红联司”的旗号，并积极开展活动。
一直到1969年12月底，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并发布“12·25批示”为止，“贸派”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政治生存空间、恢复涪陵“红联司”组织的合法性而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在为推翻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而进行抗争中，重庆成了“贸派”的基地。
“贸派”最终取得成功。涪陵“红联司”最终被周恩来亲自宣布承认为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最终被推翻。可惜的是，对于“贸派”群众这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在所有的涪陵“正史”里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更加叫人无法理解的是，在2004年出版的《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2003年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史研究室编）里，连1969年12月25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69）87、88号文件，即被称为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那可是“贸派”广大群众自1967年6月起两年多来最拥护的中央文件，也没有一个字的记录；相反，根据被这两个文件否定了的“四川十条”和由成都军区颁发的“涪陵五条”却可以在这个《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里找到记载。
其实，从对历史负责任的角度去思考，“贸派”的广大群众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在这两年多里所坚持的斗争是为追求正义而进行的抗争，因此，他们的行为也是值得称赞的；尽管他们的有些做法和策略是有问题的，尽管我当时也是完全站在和他们对立的一面，是和他们对立的“忠实派”的重要头目，并竭力去阻止他们的这种抗争。
我现在分析起来，“贸派”之所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不为当时的合法行政当局所承认，原因应该很多：
比如，1967年“二月镇反”前夕被驱逐的来涪陵的“首都三司”十来个红卫兵的作用——据我所知，参加第一次解决四川问题的那次会议的五个涪陵造反派代表（包括我自己）人选就是他们向中央文革提供的；
再比如，作为“贸派”实际总负责人赵树金的个人因素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赵树金是1966年11月（当时涪陵的造反派已经在开始组建造反的组织）才从涪陵军分区转业到涪陵地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主任的13级干部，其级别和当时涪陵地委书记一样——在当时他犯了“当权派直接插手并参加一派群众组织”的大忌；更何况他一手策划了在涪陵最先抢夺涪陵军分区军械库枪支弹药，导致涪陵武斗升级；更不用说他还亲手签字批准杀了33人并因此在1969年初即被判死缓等（关于赵树金的情况在我的多篇博文中都有记述）。
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涉及到当时特有的涪陵支左部队的组成——这也是我下面要说的涪陵文革的第二个特点。
涪陵支左部队的主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8342部队（即工程兵第54师），这是一支曾修建了酒泉核试验基地的部队，直属当时的中央军委工程兵总部；该部队两万多官兵于1967年初至1968年底先后进驻涪陵，其任务是要在涪陵县白涛镇乌江边的崇山峻岭开凿山洞，修建神秘的“816核洞”以建设原子能反应堆，该工程是“最高领袖”批准的、被中央军委视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的工程，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为了保护施工的安全环境，根据中央军委和工程兵总部的命令，部队参加并主导涪陵地区的支左工作，对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部队副政委黄鹤寿（后升任政委）担任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涪陵文革的历史进程表明，这支支左部队在涪陵文革最激烈复杂的1967、1968那两年里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涪陵两派的命运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涪陵支左部队的第二部分是团部设在原涪陵地区秀山县的成都军区独立团，其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7822部队。由于这支部队由涪陵军分区兼管，所以军分区首长的态度对其影响很大。
第三部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军分区机关及其所属的独立营，其编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926部队，总人数不到一千人。
至于涪陵地区各县的支左则是由涪陵军分区所属各县的武装部及武装部所属的县中队负责（当时还没有武警部队，包括涪陵专区监狱在内的涪陵各县监狱、看守所都是由独立营或县中队的军人执勤）。
因此，从隶属关系上说，涪陵的支左部队实际上是由两部分组成，即一部分是隶属中央军委工程兵总部的8342部队（有整整一个师的兵力，实际军人最多时达两万），另一部分则是隶属于成都军区的涪陵军分区（师级机关，但实际能指挥的兵力有限）。
这就是当时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七位首长：
黄鹤寿（工程兵8342部队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
李畔（涪陵军分区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
王永言（涪陵军分区代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任成宣（涪陵军分区副司令员、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杨登基（涪陵军分区副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李华禄（工程兵8342部队所属8042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薛春茂（成都军区独立团7822部队政委、涪陵支左领导小组成员）。
军队的事情当然是用实力说话。所以，当时还只是师副政委且是1942年才参加革命的黄鹤寿被任命为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组长（1968年5月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而1938年就参加革命并在延安抗大毕业、军内职务早就是师（级）政委而不是副政委的李畔只能被任命为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1968年5月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后也只能担任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虽然这样的安排好像不合理，但恰恰是这样的安排才维系了整整两年时间里涪陵的一派掌权；也正是这看似不合理的安排才造就了那既极具戏剧性同时也可叫做奇迹的一段涪陵文革史。
这就是涪陵文革的第二个特点。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人们，决不可小视工程兵8342部队及其支左的首长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这支建造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部队是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总部的，而工程兵总部的司令员是陈士榘上将，也就是说，这支支左部队在隶属关系上成都军区管不了，而且其直接上司的军衔比成都军区的最高首长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都要高。我在那两年就不只一次听到黄鹤寿政委及其身边的秘书等军人说过“梁兴初算什么”、“成都军区管不了我们”、“我们可以通天”等语。
由于这支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涪陵的“二月镇反”，所以该部队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的精神介入涪陵支左工作的，也就是说，他们从接受支左命令的那一天起就是被要求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支持涪陵造反派“忠实派”，瓦解涪陵的保守组织“贸派”。
你完全可以据此得出如下合理的推断——由于这支部队介入并主导了涪陵的支左，所以它处于这样一个占据优势的地位：该部是按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支左，如果支对了，有成绩，而如果支错了，成都军区有责任——因为是按你的命令在办；更重要的是，即使有错，也不能由成都军区来评判（或者不会听成都军区的评判），因为该部不属成都军区管辖，更何况其上司比成都军区最高首长（中将）还大（上将）。
正由于成都军区管不了黄鹤寿，所以梁兴初可以随便骂涪陵支左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畔，但绝不敢轻易批评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黄鹤寿的后台是上将陈士榘，而梁兴初则只是中将，正所谓“打狗也要看主人”；何况黄鹤寿的部队当时在涪陵有兵力两万，涪陵军分区全部兵力（加上各县县中队）不过三四千！——而“贸派”要想被承认，只有成都军区废除“涪陵五条”，这也只是你成都军区的错误，与我工程兵总部和支左的工程兵8342部队无关。
以后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前面我所谓的合理推断。正是这种微妙的关系导致了“贸派”迟迟不被承认，直到1969年底，在中央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的京西宾馆会议的后期，才由比成都军区和工程兵总部都更高一级的中央，由周恩来出面摆平了此事：成都军区承认自己错了，废除“涪陵五条”，由周恩来宣布涪陵的红联司也是革命群众组织，而成都军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程兵总部将在涪陵支左有功的黄鹤寿由副政委提升为政委；所以才有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只得把更大的怒气向涪陵军分区政委李畔发泄，因为李畔在涪陵支左时犯了错误（李畔为此在1969年的中央“12·25”批示下达后三个月就被撤职，被闲置在成都军区两年，直到1972年梁兴初因被中央定为“上了林彪贼船的人”倒台以后，李畔才出任西昌军分区政委）——而当李畔正在1970年的中央学习班为涪陵“剿匪”问题做“请罪”检讨的时候，领导涪陵“剿匪”的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却经批准担任了中共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

涪陵文革特点对涪陵文革进程及当事人的影响
其实在我上面说涪陵文革的特点的同时，已经把这些特点对涪陵文革的进程及文革当事人的影响做了不少记述，如涪陵“贸派”之被定为保守组织并迟迟不被恢复其合法存在的地位，如涪陵文革大武斗（特别是所谓“剿匪”）的基本情况，如涪陵文革当事人黄鹤寿、李畔的不同待遇等等。对此我再作如下两点补充。
首先谈谈涪陵文革的特点对造反派（也称“忠实派”或“涪陵二七”）的影响。
无疑，涪陵所特有的情况，对“忠实派”非常有利。“忠实派”的组织合法性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当局的认可，因此其组织成员在心理上没有政治压力，而且在摧垮“贸派”之后的“大联合”、“三结合”等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中都得利不少，直接导致了在全国都少有的造反派在1968-1969年里真正意义上的“一派掌权”：造反派的各级头头（只要是没有家庭出身、杀人等问题者）都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并握有实际权力——由于在涪陵武斗最激烈的时期，涪陵“忠实派”始终在强大的驻涪陵地区支左部队的支持下，所以“忠实派”里没有发生公开的杀俘虏等违法现象，这也使得在之后几年的大清理中“忠实派”的头头中为此而被清理的远远少于“贸派”；这样的“一派掌权”格局也直接导致了在当时的四川很少见到而在涪陵才有的所谓“安定团结”的局面。
1968年5月16日，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当时只有22岁的我被结合进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常委，并被安排为地革委政治部所属的学校组组长，具体负责管理涪陵全区的学校教育工作。
地革委学校组设在原中共涪陵地委大院内，办事员开始只有三四人，其中有原专署文教科的几个干部，后来还抽调了红代会一名红卫兵到学校组工作（和现在只管涪陵一个县的涪陵区教委有在职人员近200相比，当时还要管十个县的学校组是够精简的了）。
在我担任学校组组长期间主要直接负责办了三件事：
一是先后负责对涪陵地区中等专业学校1967级、1968级毕业生的分配，以及分配来涪陵地区的1967级、1968级大专院校毕业生（当年涪陵地区还没有一所大学）的安置。
二是于1968年8月10日至25日在武隆县主持召开了文革以来第一次全区教育工作会议。
三是于1969年4月14日至28日在石柱县主持召开了全区教育工作座谈会。
特别是第一件事，很具体，很容易引起矛盾，因为直接涉及被分配学生的工作地方和工作单位好坏的大事（特别是被分配的中专学生，因为当年的中专学生是按国家计划分配安排正式工作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涉及他们前途的大事。我自认为比较好地处理了各种纠纷，也比较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最后，我还想说一说我在查阅资料时，不经意间所发现的一个与那两年涪陵地区“抓革命促生产”大局有关的情况。
根据我手头的纸质文本资料（2004年出版、由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显示，在涪陵地区“一派掌权”后的第二年，即1969年，作为当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机关报的《四川日报》竟先后10次发表文章介绍涪陵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先进经验，而且《人民日报》也多次加以转载。而同样是据该纸质文本资料记载，以后五年的总和也达不到这个数量。
这些文章有（以下为《中共涪陵地区大事记（1949.11-1978.11）》原文）：
1月12日《四川日报》报道涪陵乌江航运社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自力更生建造一批船舶，使乌江客货运量飞速增长，1968年超过前两年的水平。该社还将航线延长61公里，深入到贵州施南等县，运去化肥、盐巴、汽油等物质，受到贵州人民的欢迎。
1月29日《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区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村革命干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了大春备耕热潮，至1月中旬，全区已上马的1600多处水利建设工程，已有700多处完工，农田基本建设、积肥造肥和小春田间管理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3月18日《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革委的领导深入到酉阳、秀山、黔江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即时总结经验，加以推广。在他们的带动下，武隆、彭水、石柱等县革委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走出办公室，深入第一线领导春耕生产。25日，《人民日报》就此作了报道。
5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四川省革委会调查组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涪陵县革委会和解放军支左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全县应解放的干部绝大多数已经解放出来。
5月29日《四川日报》报道，涪陵地区小春获得丰收。据统计，全区本年度小春粮食增产15﹪左右。豌豆、胡豆增产幅度更大，历史上小春产量较低的彭水、黔江、石柱等县，本年度小春产量都超过了往年。武隆、涪陵、丰都、秀山等县一些公社已超额完成小春征购任务。
6月13日《四川日报》发表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农村调查组的文章《心中升起红太阳，天大困难脚下踩》。文报道武隆县后坪公社贫下中农以大寨人为榜样，开展群众性的抗灾自救斗争的先进事迹。
6月17日《四川日报》发表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的文章，报道黔江广大社员踊跃交售夏粮。在短短的10多天里，全县超额完成了小春粮食征购任务。
7月22日《四川日报》报道，黔江县革委会一面狠抓粮食生产，一面充分发动群众储粮建仓。全县集体和社员个人储备粮共有240万公斤。92﹪以上的生产队有集体储备粮，80﹪以上的家庭有余粮。
9月23日涪陵地革委生产指挥组、武隆县革委生产指挥组在《四川日报》发表长篇通讯《人换思想地换装——记后坪公社“农业学大寨”先进事迹》
11月4日《四川日报》发表四川省革委生产指挥组交通组写的通讯，《秀山养路段公路越养越好》。
在媒体形式单一（当年无电视、无互联网，传统的平面媒体是最主要的形式），而且地处四川边陲、一向不被四川当局所重视的涪陵，1969年竟然得到《四川日报》的如此青睐，那么，对于这一我不经意间发现的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由于当年蜀地大乱未治，而唯独在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黄鹤寿、李畔两位首长治理之下“一派掌权”的涪陵地区却似乎相当安定。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记录的事实是，当时四川日报社还专门在涪陵设立了记者站，该记者站的负责人是陈文翼先生（老家垫江），我和他的私人关系也比较好。他曾不止一次告诉我：在整个四川，只有涪陵的造反派是真正掌握有实权的，在这一点上涪陵支左领导小组的黄鹤寿、李畔两位首长功不可没，所以你们自己一定要珍惜。

（2013.1.10.完稿）


附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
关于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对涪陵军分区当前支左工作的意见：
一、以涪陵军分区第二政委李畔同志为首，负责领导涪陵军分区部队的支左工作。
二、在军队内要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坚定的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彻底肃清其影响。
要认真学习、大力宣传、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派，虚心地、诚恳地接受革命派的意见和批评，同他们心连心，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三、对涪陵专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如：“涪陵工人二七战斗团”、“四川涪陵革命工人造反联合总部”、“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政法公社造反兵团”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平反工作，要认真进行一次全面审查，没有平反、释放的，要立即平反，立即释放，并做好善后工作，同时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组织。
四、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涪陵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要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联合通告》的精神，切实做好对保守组织的工作，使其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五、大力宣传、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有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六月六日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通令和军区执行这个通令的意见，并根据军区指示，作好贫下中农进城的工作，发现武斗前，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如发现武斗，要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成都军区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bc23760101k9ey.html